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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又一位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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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最后两位见证者，他们都制作毛主席瓷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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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现年六十多岁，喜欢喝茶。他与妻子生活在景德镇，就住在雕塑瓷厂的大门内。他的作坊是四个堆满毛主席瓷像的房间，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在几位兴高采烈的农民的扶持下，体格健硕的毛主席游过长江；毛主席挥舞着红宝书；毛主席把巴基斯坦代表团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一群工人。你不敢相信，一袭大衣、身材魁梧的毛主席瓷像居然如此之多。我不禁想到，倘若你不能确定人体的比例，那么给人像穿上大衣是个简单的办法。
我询问他在这里生活了多久，于是他讲了自己的故事。他说，“文革”爆发时他才十五岁，在读高中。他们对老师做了些“坏事”，但“没那么恶劣”。他接着说，他当过红卫兵，这意味着他会正确地刻画军服；他擅长刻画军服。
制作毛主席像章的工人，黑龙江省，1968年
我们谈着往事，他的情绪稍稍平稳下来，神色变得比一开始轻松。
他向我讲述了那几十年间的风云变幻，我向他问起市场的情况。熊猫瓷塑在毛泽东晚期很流行，此后十年销声匿迹，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卷土重来。毛主席瓷像的需求却惊人地稳定，他说，瓷像在1993年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达到了最高点，那是销量最好的一年。邓小平总书记的小雕像和纪念瓷盘也曾一度热销，但他做得不顺手。瓷盘上，邓的脸庞像一颗古老的行星高挂在香港的摩天大楼上方。不过，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向我推荐几个做得好的人。
我望着搬运工把新近上过釉的毛主席瓷像拿起来，准备送去包装厂。它们将从包装厂去往上海的商店，在那里，你还可以买到长征招贴画、“文革”的怀旧物件，用来装饰耸立在灰色半空中的新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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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傅现年七十岁，我采访了他两个小时，我们喝了茶。
他的手指很长，说话时不停地比划。眼睛呈淡褐色，略带一丝嘲讽的神色。他住在雕塑瓷厂的一处院子里，四周都是果树。他从1963年起就住在这里，从学生、学徒、雕塑师、经理直至厂长。他是一名幸存者，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
这儿过去是一座山，他对我说，1955年考虑建立雕塑瓷厂时，只有几名工匠。你中学或者大学毕业时，有人告诉你去哪家工厂报到。“因为我会画画，就被分配到了这里。”那时候厂里的条件很恶劣，他并不想来。但他也发现这是个学习制作雕塑的好地方，因为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人在制作一头牛或者一尊佛像。
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讲到这里，他用左臂把右胳膊托起来。他的女儿坐在他身边，等着听他说下面的话。
我们被命令砸烂模具。我们照办了，数以千计的模具，全都是观音、孔子和古代诗人的经典人物瓷塑。那些模具很旧了——是清朝传下来的。红卫兵监督我们，看着我们把它们砸烂，又检查工厂，确保没有遗漏。工厂成了一片废墟。我们这里改成了乳胶手套厂。人们需要手套。但是人们更需要毛主席瓷像！所以我们四五个人被命令制作瓷像。我们必须小心翼翼，谁也不想出什么差错。
有人拿来一帧大幅照片，轻轻地把它放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桌子上。照片上，刘师傅站在他的雕塑旁边。
这就是我制作的瓷像，他指着照片说。
这就是那尊著名的毛主席瓷像，软白釉，神色泰然，造型少见。领袖很年轻，身材高大。他穿着草鞋，一只脚略微抬起，踏在石头上，左手捧着一张打开的地图，目光很是专注。我意识到，这尊塑像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是某种自画像。数以万计的其他塑像由于象征意味过浓而失去了生机。这尊瓷像仿佛就是创作者自己，一个刚刚起步的年轻人，要获取世界的尊敬。
“我也做这个。”他说着又拿出一尊瓷塑。一个老农慈爱地把胳膊搭在一个学习播种的年轻女人肩上，底座是打漩的绿色田野。他们赤脚站在肥沃的中国大地上。这女人身穿相当漂亮的方格衬衫——看起来就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研究生，而且是人文学科——我不由得分了神。我问他，当年跟他一起工作的还有谁。他提到一个人，现在在一家制盒厂附近的饭店干活。那人曾经是教授，在厂里从事彩绘，后来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
我见过这个人。他用粉笔在墙上写口号，又把它们用水洗掉，接着再写。饭店给他米饭吃。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一位幸存者。又一位见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