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四年

纳沙泰尔[1]，九月

最精彩的东西，就是由疯狂提示而由理性写出的东西。必须处于两者之间： 梦想时紧靠着疯狂，写作时紧靠着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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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理解了歌德的这句话：
“我宁愿做出一件不公正的事，也不能容忍一种混乱。”

 

我觉得《帕吕德》是一部病人的作品，现在感到很难修改。这倒从反面证明现在我的状态甚佳；抒情的热忱一刻也没有抛弃我，而我写得最费力的，就是极力要缩小的这部作品。总之，推动我写作再也不是件苦事；这是一种发掘。

 

纳沙泰尔

即使此地，秋天也有其魅力。今天傍晚，我一直攀登到俯瞰这座城市的树林： 我沿着一条大路走去，只见路的一侧排列着橙黄色的椴树和核桃树；核桃树的叶子几乎完全脱落，有人用长竿子打核桃，一股碘化钠的气味，从孩子剥落在地的果皮中散发出来。暖风吹得很猛。林子附近有人在耕地。行人彼此高声打招呼，而孩子的歌声，仿佛从更远的地方传来。我想到库沃维尔和拉罗克，想到我不在场的丧葬。此时此刻，想必我的亲人也在观赏林边的美景，脚步徐缓地往家走。点亮的灯已经放到他们的桌子上，烧好了茶，别人的书籍……

我还要接着阅读放下来的莱布尼茨[2]，三年中每年秋天我都阅读，先看了所有短论和一些信件，然后看了《神正论》第一部分；现在，我开始读《新评论》。一连两年秋季，我也读了费希特[3]的作品，今年还会有时间吗？有备无患，我随身带了《科学原理》。每年秋天，我也阅读狄更斯、屠格涅夫或爱略特，尤其狄更斯的作品，我总爱在傍晚时分，从树林长时间散步归来之后阅读： 我换上拖鞋，坐在炉火旁边喝着茶，而且总坐在拉罗克的这把绿套太师椅上。

还有晚餐的铃声、我母亲坐在大餐桌旁阅读的身影……这一切难道就会结束？

在这个时期，我从前的全部虔诚和热忱的一种老调，重又活跃起来；我也重又变得明智而沉默寡言了。

现在我思考一个小时，要胜过他们思考整整一个星期。我思考，我几乎不再胡思乱想了，也就是说我的思想不再飘忽不定，模糊不清了，而是立即形成明晰的轮廓，手头如果没有纸笔写下来，我就会坐立不安，于是一字一句记在心里，等回到住处立刻做笔记。

我求人从德国给我弄来拉瓦特尔[4]的一小卷书。歌德说他是“不可替代”的人，而诺瓦利斯[5]躺在病榻的最后几年还读他的作品，这样炽热、这样深情的一个人，为什么没有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呢？要让人读到这样一段话，应当置于我的译文[6]和蒂克[7]的序言之前：

“每年过生日我都要讲，我生活的每天都要想： 思考自身是生活的生活；而我们思考得多么不够啊！我们多么难得为生活来安排我们的生活啊！”(这句话无法翻译： Wie selten machen wir unser Leben zum Leben！[8])

这一句引语可收入我的诗集：

“亲爱的，让我们尽量生活吧。”

 

一种道德既不准许，也不教我们最大限度地、最绝妙和最自由地运用和发展我们的力量，我就再也不愿意理解了。

 

有些人，即使在讲真话，也是矫揉造作的；而我们，必须诚恳，哪怕到了说谎的边缘。

 

天才是件惶恐的事儿。
一件事物弄复杂了，绝不会毫无代价，总要丧失几分它原初的纯洁。

 

纳沙泰尔，十月

莱辛[9]传。伏尔泰对待他似乎有失厚道；玷污这个形象的东西，在我看来还没有超过这个萨克森钞票的风波[10]。莱辛到达莱比锡，也着实喜人： 他才十七岁，只有书本的生活，见到这个活跃的上流社会不免惊奇；他是个学者，但不谙世道，还受自己学问的妨碍。他是没有影子的皮特·什莱米尔，都不大敢同人打招呼。他前来修神学，同时学习击剑和舞蹈。

应当摘录他这些精彩的话：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他掌握，或者自认为掌握的真理，而在于他为赢得真理而付出的真诚努力。因为，人根本不是通过拥有，而是通过追求真理才增长才干，才逐渐完善的。假如上帝右手握着全部真理，左手握着对真理的永世渴望，即使人在追求中总失误，假如上帝对我说： ‘选择吧！’那么我会谦卑地抓住他的左手，要这样回答： ‘给我这个吧，天父；因为，纯粹的真理只为你而设。’”[11]

 

不知是哪位教皇，临终时刻看见上帝，而上帝对他说：“现在，我要把你带入我的荣耀中。”教皇则回答：“噢！主啊，我在研究你的三位一体，几乎找到了一个新的论据。有一小时就够用了，再容我研究这一夜晚吧。”[12]

 

真理属于上帝，思想才属于人。有些人将思想和真理混为一谈。“其实，先有思想，然后才产生真理，难道不是吗？”（莱布尼茨： 《新评论》）

 

十月十三日[13]

“上帝派给你的诱惑，无一不是符合人性的；而且公平的上帝，也赋予你战胜诱惑的力量。”[14]思想就是诱惑，是来自上帝的诱惑，但不是上帝派给我们的，而正是产生于对上帝的探索。这类诱惑应当战胜，既然是可以战胜的。其他诱惑，称为欲望恐怕更贴切些，同样不是来自上帝，而恰恰相反，在我们瞻仰上帝的时候，是从我们背后袭来的，要转移我们的瞻仰；这类欲望，我不相信能全部消除，而且我也不理解，有什么必要过分长时间硬性全部扼杀，至少这种企图持续时间过长，不利于意志的某种锻炼；不过，这种情况仅限于青少年时期，否则的话，这些欲望就会过分牵制我们的精力，过分显示其重要性。人无法摆脱，在欲望中，心灵开头颇为勉强，随后很快就会消耗殆尽。这是些天生的欲望，年轻的心灵抵制较长一段时间，才有权利产生自豪感，主要应当注意让欲望缄默，或者为我所用，因为，欲望有益，欲望的满足也有益；然而，抵制过久会刺激欲望，这就不好了，只因会让人乱了方寸。

至少，我今天是这么考虑的。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解放心灵。高尚的心灵应从事更为崇高的事。我知道有些心灵非常高尚，对上帝的爱要比任何别的欲望更炽烈；这种天使般的热忱，似乎吸纳了另一种火焰；可是这样一来，燃烧得太快了，理性就要大为骇异。这往往是一种狂热，更常见的是一种无知。从前我就向往这样的狂热，现在就不这么考虑了。我要以我自身的各个部分敬奉上帝，从各个方面寻找他，丝毫也不减免，哪一部分都颂扬；我觉得祈祷并不好。祈祷是颂扬上帝，而我们的全部生活，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祈祷，任何别的祈祷我都不予考虑了；我们的生活可能是爱情的、痛苦的或者屈辱的。我希望它仅仅是爱情的。痛苦和屈辱来自一种颓丧的理性；我再也不愿意让理性沉默，好准许心灵说话。我的心灵自然要说话的。我的理性被选定来歌颂上帝，同我这个人的其余部分一样；它不是上帝内在的东西吗？不是悄然地接近上帝吗？

上帝引诱考验的是我的理性，这是他对理性谈话的方式。如果理性不再受到引诱，那么对它来说上帝就好像沉默了；在无所作为的恐惧中，它就想方设法自我诱惑，这可就是一种试探上帝的冒险行为了。

 

上帝的诱惑表明心灵的遴选。我的心灵喜欢受诱惑。这样它才有信心。
向玛德莱娜讨回关于我们时期的趣味的一小段残简。

 

主啊，这一点，我必须向其他所有人隐瞒；然而有些瞬间，有些时刻，我觉得世上一片混乱，无可救药了，我的头脑虚构出的和谐无不解体；要寻觅最高的秩序，哪怕想一想我也不胜其烦；看到贫困的景象，我就心神不宁，我旧时的祈祷和过去虔诚的忧伤，重又浮现在心头；卑微者消极和克己的品德，我重又觉得是最美好的了。

 

主啊，给我力量吧，好能向别人只表现我的恬静、奇妙而成熟的思想。

 

有些时候，我就这样思忖：“我无法解脱。人也不可能解脱。主啊，教导我吧！”

不过，这是一种暂时精神状态的呼叫。

 

宗教的怀疑： 平庸。别人向我讲述他们的怀疑，总让我感到厌烦和别扭。这些怀疑来自怯懦的思想，以为目光一从麦加方向移开，就看不见上帝了。

 

将自己天性的两部分置于对立的状态，要同自己的天性为敌，这当然可以迎合自尊心，有利于激发诗情；然而，这样有悖情理。明明白白地理解上帝，那就会乐于顺应事物，顺应自身。这比抵制要难得多，至少要求更大的智慧；这样做要以聪明为前提，而抵制的态度，就用不着聪明了。（聪明人）不以聪明侍奉上帝，就意味着以自身的一部分侍奉他。

法律和道德，主要起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也就具有暂时性。任何教育，自然都有一种趋向，争取摆脱法律与道德，还有一种趋向，就是自我否认。法律和道德是为童年状态制定的；教育是一种解放。一座城邦、一个完全明智的国家，法官头脑里都装着规范，生活和审判用不着法律。明智的人．生活遵照智慧，无需道德。我们应该尽量达到无道德的崇高境界。

有些人将思想和真理混为一谈（参看莱布尼茨的《新评论》）。真理总是好的，而思想，要表达出来往往是危险的。有人会说，思想就是对它自己真理的诱惑。但是诱惑别的真理就不好了。上帝根据每人的能力分遣诱惑。向他们提供他们战胜不了的诱惑，这样做既不好，也不够明智。这就是为什么笨拙的教育非常可怕，为什么不应当调门过高地宣布自己的思想，只怕哪个弱者听不懂。

真理可以向所有人宣示；谈思想要有分寸，视每个对象的能力而定。

 

任何关系中，都寄寓一种影响的可能性。

 

上帝这个付酬者、公平的监督……尚年轻的心灵最好要领悟，无论转向哪一边，视野里都不能失去上帝。

苦恼的可能性： 心灵以为错爱。

（《克莱尔小姐之死》[15]。）

 

认识上帝，就是寻找他。帕斯卡尔通过基督的口说：“你不会寻找我的，如果你不是已经找到了我的话。”[16]这是因为一旦见了，就总有进一步的要求，想到处都重见可敬的上帝的形象。我再也不想以别种方式，但求通过研究各种事物来认识上帝。别人所说的“感恩”，我认为就是我的赞赏。这种赞赏，要按照我的希望越来越明了，它给了我对职责的热爱。自然法则就是上帝的法则： 认识并遵循这些法则的人，就能得到幸福；“十诫[17]”有什么用呢？摩西十诫是永存的；这些规诫在我们心中。它们由摩西打碎，就存在下来了。自觉遵从这些规诫的人就是智者；大自然逼使狂人服从。你履行职责，因畏惧而皱着眉头所做的一切，我则出于爱，带着爱的微笑，要微笑着去做。我爱上帝，只因上帝就在我心中；我赞赏他，只因为他很美。须知上帝就是一切，而对于善解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美的。

我对你讲这番话，我觉得是不用祈祷凳的一种托词。不过，高尚而坚强的人无需讲这些话。他们的崇拜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兴高采烈，甚至上帝这个字眼儿都不再挂在嘴边。然而，他们并不傲慢无礼，倒是很顺从，很虔诚，如果你把接受一种从属地位的激情称作虔诚，把服从最聪明的法则称作顺从的话。

 

我的心灵： 一个工地。

美德与邪恶的一种努力。成为林叩斯[18]。

 

过去的历史，就是人所解放出来的所有真理的历史。

 

尽可能确保人性。这才是好路子。

 

纳沙泰尔，秋

如果说我过冬的计划在逐一实现，那么我也应该重新拾起日记了。日记丢下这么长时间，原因就是小事大量涌现，生活复杂起来，还有旅行。事情稍停下来，我就可以重新拾起来了。
好长一段时间，我生活放任自流，凡事随其自然，期待从经历的事情中得到教益；到一定时候就该沉下心来，审核一下新的收获，进行筛选，将好的整理出来，牢牢把握住。
我少年时期特别勤奋，后来就可以盼望从外界接受新教育了；当初我只了解自己，后来就可以旅行，发现事物，关注事物超过我自身；将其写下来，当时就觉得前景不大乐观，我需要全面回顾，需要更多的时间思考，这样，整个儿就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在这小村庄里蛰居，没有一个熟人，也没有任何景点可观赏，总之一点消遣也找不到，我只能自得其乐，自我关照。
关照自己而恰当，不就是提高自己吗？
当地景物欠佳，季节又差，我就埋头工作，要长时间关在屋子里。
写日记为了完善，当作镜子照一照，有时会看到自己所希望改变的模样儿；于是思忖道：“原先我是那个样子，现在这样我也不愿意了。”日记能催促某些坏思想加速过去，探究疑虑，确认好的思想。这是一种有意识的、深思熟虑的自我启发。

 

很不好，不宜保留。违背我的思想。且看1894年10月21日写给玛德莱娜的信。

 

10月21日给玛德莱娜的信的抄录。

 

我重又拾起我想是中止了四年的日记。持续不断的内省，终于危害了我的自由而正常的成长，我对此厌倦了，就想投身到物欲中，效法泛神论和斯宾诺莎学说的信奉者，将我的教育重新交给万物。现在，我受了你一点影响，这里又有环境幽静的有利条件，我就愿意恢复一种自我教育，重新注意我自身，不再放任自流地生活了。总之，如《传道书》所说：“一段时间要获取，一段时间利用收获。”我也像冬天的旱獭，要靠自身的脂肪生存。（到了春天，我该有多么饥饿啊！！）
因此，我又开始记日记……还有什么更好的时期呢？户外的生命全部沉默下来，惟独我的思想在伴随我。我逐一写下来的时候，就觉得我赋予这些思想以更真实的存在；从中我看到我那时的状态，就更加明白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了。

 

十月十九日

近几日极度兴奋，现在疲惫不堪。头十分沉重，里面一团乱麻。无法很好地工作。惟一明智的做法，就是去散步，然而，有些信件亟待回复，我写了一上午信了。昨日一整天，我就已经全用来写信，还未来得及寄出去。怎么也得等到状态完全正常了，才开始写这日记；但不知这种麻木状态还要持续多久。
这四天去日内瓦和第戎旅行[19]，我想就是这个缘故。还有安顿的种种麻烦事。
今天早晨，钢琴运到了。为了能站着工作，我让村里的木匠在工作室的墙壁上安装三块大搁板。一块放《帕吕德》的手稿，另一块放诺瓦利斯的译稿[20]，第三块要大得多，放其余的书稿。木匠在钢琴上方还给我安了一块放书的搁板。
书放得远远的，伸手够不着，惟恐打扰我的写作。
工作效率很差，傍晚时分我也累了，就出去振作一下精神。头疼，种种感觉很虚，也很淡漠。在稀薄杉树林中游荡许久；天空黯淡，景物黯淡；由于近来下了几场雨，高大的山金车都腐烂了；有几株龙胆还在开花；蚁穴张着大口；球状蘑菇一碰破就散播粉末。
没有产生一点独特的感奋，也没有产生一个念头。
我坐到一棵伐倒的树上，又开始回忆比斯克拉[21]的花园。在这一时刻，萨代克·布巴卡尔总来坐到我的火炉旁边，一言不发，只是抽着他那麻秆儿小烟斗。保罗下工，由阿特曼和巴奇尔簇拥着回来。我会有耐性在此地一直等到春天吗？
今天晚上，搁板全安好了。我的书能取出来了，乐谱和书稿也都摆好。我又重新开始生活了。笔记积累了不少，要抄录整理出来，怎么也得一周时间。

 

拉辛的《费德尔》[22]。

 

迄今为止，我见到的法国作品无一例外，缺乏结构和臆想的完整布局，正是谬误的标志、破产的缘由。

 

我们先天就是狂人。我可望用小说证明这一点。有人过分将现实主义和实证主义混为一谈，而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就迷途不返，总争论作品中粗俗成分的多寡。其实，这仅仅是一个词汇的问题。所谓的现实主义者，就是直白地称呼卑鄙无耻的东西，而人们赞赏的还是迂回的手法。
如果谈的是实证主义，那么很快就会达成一致。
不能说实证主义小说就违反了自己的主张——龚古尔先生的几部作品就是明证——不过却存在大谬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现在，小说应该证明它可以成为别种东西，而不仅仅是沿途移动的一面镜子。它将证明它从法兰西传统脱胎而出，却不大像样，证明它可以成为用各种部件拼凑的艺术品，不是琐碎小事和偶发的，而是高级的一种现实主义——如莫克莱尔所说的，是理想现实主义——比所谓现实事物还要真实，不要现实，就像数学的三角形，比测量员不完善的三角尺更现实和更真实一样。至于一部作品的各部分关系，每个部分也必须证明别的部分的真实性。无需别种证明，龚古尔先生所提出来的那一套，就比什么都令人气恼。他亲眼所见！他亲耳所闻！就好像必须以实事为证。就好像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毫无差异，小宇宙和大宇宙不是体现同样的法则。一个肯定，另一个靠不住……
小说将证明，除了现实，它还能描绘别种东西——直接描绘感情和思想；它将表明在事情经历之前，它能够推演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它能够构思到什么程度，能够成为艺术品。
它还将表明……

 

我觉得法国小说，由龚古尔两位先生所断定的整个实证阶段，是一种长时间的谬误。这种谬误在法兰西思想迎合……（请看上一页[23]）。

 

皮埃尔·路易认为，我写的东西可供消遣的不多，并抱怨这一点。首先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让人消遣，反而应当集中注意力。其次，我有这种抱负，能写出极为有趣的东西！我情愿以绝大多数人的厌烦，只换取我能给予某个青年读者的激情，因为那个青年会铭记在心。

 

对我而言，我的渴望，就是我愿意给予别人的： 一种激赏。

 

十一月二十二日

他们就不能马上让我们清静点儿，别让我们看到这类对马拉美先生讥讽式的批评、这类荒谬的嘲笑！这类东西会让人变得凶狠。如果说有哪个人，无愧于一些人恰当地给予他的敬佩和激赏，那么就是他。如今，我们没有更伟大的诗人了（兰波似乎已经去世[24]）。不错，“马尔戈并不哭泣”，但是我完全清楚，我们读这些诗时，曾经泣不成声：

 

……
各种金属给了我年轻的头发，
厚重气派和一种宿命的光华！

 

奢华！唔，乌木黑色[25]……

 

等等。
我真的不知道引这几行诗。但我知道有些夜晚，我甚至不能谈论，只因一想起这些诗句铿锵的音节嗓子眼就发紧。
这些诗句，我们在记忆中携带，如同旅途携带的食粮，要走死亡之路、特别荒僻的朝圣之路——还有波德莱尔的一些诗，或者《醉舟》，我们能背诵上一整天也不会厌倦，就像嚼烟叶一样。
有些人资质不高，读这些诗没有什么感觉，那也没法儿，为他们惋惜，公然要批评这些人，就未免有点太天真了。这么做了的人，该得一个蠢事文凭。
我完全明白，这些话毫无理由放在此处，可是有的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不拘吐到哪里，就像喊叫或者扔垃圾那样。

 

这些话，我情愿讲出来，因为，我并不认为对马拉美先生就狂热而盲目地赞赏。我也不可能同样欣赏他的诗和散文，或者同样欣赏某些诗和他的所有诗篇。
我推想是在诞生之前，大自然就提议：“我要给你这个，从你这儿我取走什么呢？”
满怀激情的诗人则高声答道：“大自然！从我身上取走你要的所有通常的东西；给我一点罕见的东西吧。”

 

我又捧起维吉尔的《牧歌》。我原以为都背诵下来了，可是却觉得从未读过；奇妙的天赋，就像诗人的新作。其余的一切，思想和数量，可以掌握，学会并记住，然而诗句的这种和谐，色彩、线条和音韵的这种和谐，则始终保留一点难以理解的东西。记忆在这方面毫无作用；这是外在的东西，就在我们对面，而我们每次观赏，都感到一种新的惊愕。
在所有诗人中，维吉尔最令我陶醉；甚至在舍尼埃的诗里，我也没有找到这种乐趣。特奥克里托斯[26]，我不了解他，尽管从前我同埃利·阿莱格雷一起读过他的诗（当时我很不理解）。我得跟德鲁安谈一谈。

 

从纳沙泰尔到巴塞尔[27]的途中，只见由夜幕衬托的大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