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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王朝带来的传统文化的顽固
好吧，下面我将梳理一下中华民族文明演变的进程。我重点要说的是跟义和团运动发生大背景有关的对外交流，就让我们从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的那个朝代——商说起吧。建立商朝的人是“殷人”，而殷人是“九夷”中的一支，在当时，“夷人”指的是生活在东部沿海的人，到了大清朝，指的就是从海外来的人了，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洋人一开始是被称作“夷人”的。
而殷人是一个面向海洋，十分愿意走向海洋并且航海技术十分先进的部落。史料记载，他们当时的远航能力，竟然能够达到一年以上，完全可以到达今天的北美、南美、非洲等地方。后来有历史学家提出了“殷人东渡美洲”的概念，认为印第安人（包括神秘的玛雅人）的先祖，很可能就是在商朝时期东渡到美洲的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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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秦帝国时期，秦始皇虽然在国内搞过思想封锁，但他从来没有锁过国门，更不会限制海上来往，虽然动机有点不纯（想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但他对大洋总是充满着无尽的好奇与向往，除了派徐福出海，他还不辞劳苦地几次从咸阳来到大海边。在他远眺大海的地方，后世留下了“秦皇岛”这个名字，估计这哥儿们只是因为他那份工作不好请假，要不然他早驾起一叶扁舟冲出去了。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公元166年（延熹九年），西方的罗马帝国派使节来到了大汉。这是史料中有明确记载的东西方海上交流的开始，从此以后，地球两端的交流逐渐频繁。继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之后，“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大汉出现。在后来的工业文明席卷全球之前，中华民族也曾有一次将先进的农业文明全球化的过程，丝绸、瓷器、茶叶，包括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印刷术都是通过这两条陆海“丝绸之路”传给西方。
到了唐朝，包容、开放的宏伟气象让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两条“丝绸之路”更加热闹非凡。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流和传播，因为大唐并不拒绝任何的外来事物，而在这些“外来事物”中，有一种被大唐的人们称为“景教”的、经中亚的波斯传进来的西方宗教——基督教的一支聂斯托里派。这是它第一次来到了中国大地。
大唐之后的两宋，在东西方的交流方面又达到了另外一个高潮，特别是南宋，它虽然连北方的国土都不保，偏安一隅，但国家却是极其开放的，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甚至还远远超过了大唐！由于开放，南宋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自由也最发达的经济体，商税收入也首次超过了农税收入，而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就来自于沟通东西方的三大港口——广州、泉州和明州（今宁波）。经济自由也带来了言论自由，大宋帝国是中世纪最为尊重人权与最讲究言论自由的国家，皇帝不能以任何言论罪迫害读书人，文官经常在金銮殿上公开对皇帝说“不”，其实包大人能出现在大宋也是有这方面原因的。
而真正使东西方交流和国家的开放达到顶峰的，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朝代——元。
作为不种地的游牧民族，蒙古人只能以物品交换才能生存，于是这是一个天然重视商业和交换的民族，不仅是在陆上，也在海上。在元以前，南方的漕米一直就是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往北方的，而元朝把河运改成了海运，因为他们的水师在从海上南下征伐南宋的过程中，早就熟练掌握了从江南到北方的运输航线。后来，元朝派往中亚的商队被刺杀了，于是蒙古人发起了西征，一直打到中亚，当时中亚的很多国家都试图“闭关锁国”，但蒙古人的铁骑踏开了他们的国门——你必须和我们进行物品交换，必须“通商”！
在短短的时间里，大元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不止是疆域辽阔，更是贸易发达，大元帝国就像是一个处于地球中心的磁铁，将全世界的财富和贸易都源源不断地被吸引到这里，波斯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等都在大元帝国的版图里和平共处。泉州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而在另一大港口城市广州，仅仅是来这里做生意的阿拉伯人就已经超过了12万！
公元1291年（至元二十八年），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也慕名来到了元帝国，他原本只是想来这里走走看看的，没想到一来到大元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国家，在这里整整生活了17年，给后世留下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他描写的东方的元帝国为“天下最繁华之所”，以至于后来欧洲王室举办化装舞会，参加者不约而同地装扮成中国人，以显示自己别样的高贵，而只有身份高贵的王公贵族才有资格穿上一件来自中国的丝绸，其他人只有站在一旁观看的权利。
然而，在元的对外交流和国家开放都达到顶峰之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开始盛极而衰了，因为接下来，中国进入了一个“万古如长夜”的朝代，一个有史以来最为黑暗的朝代，它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专制，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封闭，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僵化——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
作为史上唯一一位由赤贫起家的皇帝，朱元璋对专制有着无比的痛恨，但在痛恨的同时，这种专制也深深地融进了他的血液里，他领导起义军推翻了大元，却又建立了另外一个更为专制而封闭的王朝——远远落伍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由于元朝的残余势力一部分逃往漠北，另一部分逃往了海上，为了巩固专制王朝的政权，朱元璋一改千年以来重视开放与交流的传统，开始真正的“闭关锁国”。他干了两件事：一是修北面的长城，直到把修长城作为“祖训”，他的子子孙孙都修了下去，将这条抵御外敌但也隔绝外商的城墙一直修了将近200年。
另外一个，就是——禁海。公元1371年（洪武四年），朱元璋正式发布禁海令，这个禁海令后来被总结为“寸板不许下海”（“禁滨海民不得私出海，片帆寸板不许下海”）。延续了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此断绝，虽然继任的朱棣曾经派郑和率领巨船下西洋，但朱棣的目的可不是为了继续发展海上贸易，要么是为了寻找他的政敌建文帝，要么就是为他篡夺而来的政权搞搞形象工程——威福四海，胸怀远人。如果是为了通商，开辟航线，发展贸易，是不需要这么大的船的，而“郑和之后，再无郑和”（梁启超语）。明朝的历代皇帝都彻底停止了远航，朝廷甚至连对造船都规定了尺寸：谁要是造出超过尺寸的大船，谁就是犯罪！
东西方的陆上贸易横亘着一条延绵万里的明长城，海上贸易则彻底停止，大明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世界的文明潮流正在酝酿着农业向手工业、工商业最终向工业演变，管理国家的手段也正在从土地管制向通过贸易管制、金融管制最终向市场管制推进。本来通过汉、唐、宋、元的不断发展和积累，中国是处于这个潮流尖端的。而明朝的封闭自守生生斩断了中国再次领先世界文明的可能性，让这一切都成为了永远的泡影，再加上“横空出世”的八股文，大明朝自始至终通过土地管制和思想禁锢来管理国家。中华民族从此与外界彻底隔绝，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创造发明出现，丢掉了过去那一千多年形成的进取、包容、开放、血性的“海洋性格”，退化为以明为起点的封闭、内敛、内斗、懦弱的“小农性格”，而对外面的世界浑然不知的每一个中国人都还生活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
然而，被大明抛在一边的西方人自然还是想继续“发财”的，还是会想尽一切办法重新打进这个巨大的市场，“贸易全球化”的潮流不可抵挡。此时，基督教已经成为了西方世界最强势的宗教，可大明在禁海时顺便也把基督教的传播之路给切断了，于是乎，“传教先行”，通过“传教”来撬动这个越来越封闭的东方大国不仅是基督教自身传播的需要，更是后来西方列强政府的“共识”。
1506年（正德元年），一个叫方济各?沙勿略的人出生在西班牙，为了在全世界更好地推广基督教，沙勿略后来参与创建了一个后来很重要的组织——耶稣会。1540年（嘉靖十九年），35岁的沙勿略奉命前往人口众多的东方传教。
在向东方远航的途中，沙勿略认识了一个日本人，此时的日本也是比较悲催的，由于大明禁海，一直以中华为师的日本也跟着禁海，一直禁到了后来的明治维新。而这个大胆的日本人估计是收了沙勿略的钱，带着沙勿略一起潜回了日本，沙勿略由此成为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基督教传教士。但是，他在发展日本教民时遇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你们的教义这么好，但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中国人不知道？”日本人总是看着那十字架向沙勿略发问。
于是，沙勿略认识到：日本等国都深受中国的影响，“东方基督化”的首要问题，是“中国基督化”，沙勿略最终下定了到大明传教的决心。
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因为颁布禁海令的大明禁止除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之外的一切海外人士进入，沙勿略并不死心地乘船抵达了距广州30海里的上川岛（今属广东省台山市），这里是当时的葡萄牙商人走私的据点，人迹罕至、野兽出没。沙勿略在岛上制订了秘密潜入大明的计划。然而，他的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当年就在岛上染上重病去世，享年46岁。他后来被罗马教廷封圣，称为“圣方济各”。
在沙勿略去世的这一年，有个叫玛提欧?利奇的意大利人出生了，他后来也成为了耶稣会的一员，同样接受了到东方传教的使命，有了沙勿略的经验，玛提欧?利奇深知前往大明传教不容易。1580年（万历八年），玛提欧?利奇先前往葡萄牙人另外一个走私据点——澳门，学习汉语，为潜入大明做更好的准备。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
经过3年的努力学习，1583年，利玛窦终于从澳门进入了广东，他对大明官员自称来自“天竺”（即今天的南亚大陆）。利玛窦发现中国社会的官方正统思想是儒家，于是，他脱下了教袍，穿上了明士大夫的装束，说着一口带口音的汉语（“华语儒服”），抓住了儒家最敬“上天”的特点，先是用“天主”来翻译基督教中的“God”（唯一真神）——以至于利玛窦传播的基督教在后来也被称作“天主教”。
很显然，这种有意迎合儒家思想的方式是很有利于传教的，而随着传教的进行，利玛窦逐渐发现用科学和文艺才是迅速开启传教之门的好方法，因为被钳制在八股文中的士大夫既缺失精神上的信仰，又需要物质上的征服。利玛窦开始学习和阅读更多的中华文艺经典，他从《诗经》和《尚书》中发现了“上帝”这个名词，于是，现学现用又拿来重新翻译，从此，英语中的“God”等于中文中的“上帝”。
而“科学”是现成的，大明朝的读书人早就钻进了八股文的死胡同，重农抑商的现实早将很多具有创造力的天才扼杀在幼年，利玛窦从西方带过来的很多随身物件就成了“天朝上国”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产品”，比如三棱镜、星盘和自鸣钟等，由于这些东西实在让人大开眼界，许多人还传言利玛窦会炼金术，可以点石成金。
在成为“著名人物”之后，利玛窦还成功地发展了朝中大臣——徐光启为教徒。在徐光启成为“科学家”的过程中，利玛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他们就合作翻译了欧洲的《几何原本》，从此，“点、线、面、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几何、星期”等新名词被创造出来并逐渐走向大众。利玛窦还根据他的航海经验，单独绘制了当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这张图上，依然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中心”，但已经标注了其他的大洲和大洋，这应该是中国人第一次了解世界地理。而这张图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终于发现在他们的“中华老师”之外，世界也是如此之广啊。
名气越来越大的利玛窦终于惊动了北京的万历皇帝，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利玛窦于中国的南方辗转了整整18年之后，万历皇帝特意下诏：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利玛窦由此成为朱元璋禁海之后，首位进入北京的基督教传教士，正式成为一名“北漂”。当然，他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把基督教打扮成与儒学并不冲突的“科学”进行传教。1610年，利玛窦病逝于北京，本来按照朝廷规矩，是应该移葬澳门的，但万历皇帝也比较喜欢这个知识丰富的人，特意为利玛窦“赐葬”于北京。如今，利玛窦墓仍然保存在北京。
去世之前，利玛窦写了一部《中华传教史》，告诫后来的传教士：在中华帝国传教要遵守两个原则：尽量不要与官方正统的儒家思想相冲突，然后通过科学和文艺的方式传教。利玛窦自己总结为“驱佛补儒”“合儒超儒”，只有先让基督教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补充和助手，替代佛教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超儒”——实现“中华大地的基督化”。万历之后，来大明的传教士基本上都遵守了这个原则，因此他们的成就也是不小的，传教一度传进了皇宫，崇祯皇帝在吊死之前，他的皇后就曾写信给罗马教皇，请求援助。
明朝灭亡了，大清并没有吸取朱元璋禁海带来的教训，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封闭自守带来的巨大危害，禁海政策被自然而然地传承下来了，而大清还要对付流亡到台湾的郑成功王朝，于是又将禁海向前推了一步——迁海。朝廷曾经三次颁布迁海令，把沿海的居民全部迁往内地，沿着海岸线建立纵深30里的无人区，严防死守“郑氏逆贼”和“夷人”上岸。在入关前，满人正是大明口中的“夷人”，明军从荷兰人手中学习过来的“红夷大炮”，被清军缴获后，因“夷”字犯了他们的忌讳，改为“红衣大炮”，现在刚刚建国，别的没学到，封闭和僵化竟然比大明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仍然在遵守着“利玛窦原则”的传教士倒是和大清朝廷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1623年（天启三年），德国籍的传教士汤若望来到北京，帮助大明修订历法和为前线明军制造火炮。但清军入关时，汤若望又将他参与编纂的大明历法加以改造献给了多尔衮，多尔衮的人经过研究和验证后认为：这部历法“很科学”！命令在大清推广执行，汤若望也被任命为大清天文气象台台长（钦天监监正）。虽然我国自夏商时期就有自己的“农历”，但它与太阳年（即真正的“一年”的时间）还是有细微的差距，而汤若望修订的这部历法，是与太阳年完全相吻合的农历纪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行农历的修订者，正是德国人汤若望！
汤若望还用自己的西医医术治好了孝庄太后侄女的病，孝庄对他很感激，认他为“义父”。1661年，顺治因天花病危，在确立皇位接班人时，孝庄特意派人征求“义父”汤若望的意见。孝庄喜爱聪明过人的皇三子，而汤若望认为未来的大清领导人必须是一个已经出过天花的皇子，而皇三子恰好已经出过天花，于是他的接班人之位就被确定了——这就是后来的康熙皇帝。后来，意图篡政的鳌拜还对汤若望进行过政治迫害，汤若望被捕下狱并判第二年凌迟处死！孝庄亲自出面救下汤若望。
1666年（康熙五年），汤若望病死于寓所，被安葬在利玛窦墓的旁边。1669年（康熙八年），康熙在扳倒鳌拜后，当即给汤若望平反，并任命汤若望的继承者、比利时人南怀仁继续担任钦天监监正，后来南怀仁去世，他又被安葬在汤若望墓的旁边。
总之，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和大清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因为他们已经打入了高层。然而，就在融洽的关系在继续时，教廷内部却对“利玛窦原则”有了看法。他们认为，按照这种方式传教严重影响了基督教的纯粹性，特别是中国人好“讲礼”，把祭祀祖先和尊孔子为圣人当作传统，这就严重动摇了基督教最根本的教义“上帝是唯一的神”，这种“原则性问题”是不能够妥协的。于是1645年（顺治二年），罗马教廷在内部批准：禁止大清的基督徒祭祖和祀孔，反对“利玛窦原则”派占了上风。以这个禁令为起点，教会内部关于如何向中国传教的“礼仪之争”正式开始！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教廷的这个做法实在是“太官僚”了，利玛窦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后世的基督教传教士定下规矩，自然有他的道理，其实并不是一味妥协，而是为了解决在中华大地传教的首要问题——本土化。
为什么基督教一到中华大地就要碰到“本土化”问题？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而老百姓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又是一种与现实联系得比较紧密的“世俗化”的思想，用另一句话来说就是带有一点“功利性”。或许正是因为跟百姓们的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中华文化如此根深蒂固又特色鲜明，以至于外来者提到“中国人”时，他们想到的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中华文化对外来思想文化甚至是宗教的改造和同化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比如犹太教是世界上最牛的宗教之一，它在对外的传播过程中都是独立的，犹太人走到哪里都保持了他们民族的独立性，唯一的例外就是来到中国后。大约在宋时，犹太人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饮食禁忌和回族相近，宋朝人误以为是回族的一支，称他们为“蓝帽回回”——而后来，这支在中国的犹太人真的被同化，最终变成回族一支。
当然，这种“本土化”的过程又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是拿佛教来举个例子吧。
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华大地时，一开始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因为它的原旨教义和儒家思想严重对立。比如佛教宣扬“众生平等”，但百姓头脑中其实是很讲究尊卑贵贱的，大人就是大人，咱老百姓见了官自动矮三分，这个规矩糊涂不得，一糊涂就有可能在现实中给自己招来祸事。
再有，佛教的原旨教义要求修行者离家出走（出家），剃个发，断了结婚生子的念头。而百姓们却把家庭伦理看得比什么都重，所谓“父母在，不远游”“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不结婚生子，那不仅是问题，还是罪过。更加难办的是，佛家弟子是不拜任何凡人的（包括皇帝），他们只拜佛，这与不论任何人见了皇帝就得下跪的传统怎么协调？
最后的结果是传到中土的佛教做出了让步，当然这种让步是相当灵活的，比如结过婚、不出家的也可以信佛，这种人称作居士。至于你成了佛家弟子还要跪拜皇帝，那就拜呗，你只要在跪拜之时在心中默念一句：皇帝啊，您是未来佛！所以我拜的还是佛啊——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为了传播的需要，佛教接受了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核心的“忠孝”观念，扫除了进入中土市场的主要障碍。中土人口众多，也就是说，潜在的信徒很多，市场前景广大，为了开拓这一市场，佛教先以“自我改变”消除了对立，大家认为这很厉害吧，但这还只是“本土化”的第一步。
因为接下来，佛教甚至对与中国传统观念并没有冲突的教义都做了某些调整和改变。比如按照原旨教义，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信佛的，能信佛的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有权供佛、修筑寺院传播佛教的也只能是特权阶层的人，而这些人必须严守清规戒律，不做邪恶之事，按照一定的程序修行，可能（不保证）你会涅槃“成佛”。
但面对中土广阔的传教“市场”，传到中国的佛教迅速调整了，无论是信佛还是“成佛”，它都不搞特殊、不搞歧视、降低门槛，人人可信佛，人人也可以“成佛”。总之，传到中土的佛教不拒绝一切“弟子”，不放过每一个“招收对象”，正所谓“佛门广大，普度众生”。
有的地方喜欢搞性别歧视：“男生可以，招收女生吗？”
“行。我们这里有善男信女，和尚尼姑，也有女菩萨。”
“天天就想着喝酒吃肉，按照身体的本能实在是守不了清规戒律的人不行吧？”
“行。参考智深同志。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工作压力太大，万念俱灰，不想活了，想把自己拿去喂狗的人行吗？”
“行。如果要成佛，你不要喂狗嘛，可以去动物园喂虎——‘舍身饲虎’以成佛。”（《贤愚经》）
“从小三观不正，有特殊癖好的人行吗？”
“行。不要滴蜡，你先燃指供佛……”
“好吧，那我是犯过罪的，杀过人的，总不行了吧，哼哼？”
“行。大哥您成佛比别人还方便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以上是为了证明佛门到底有多“广大”而举的一些极端例子，其实对于中华大地众多的普通大众来说，“成佛”离他们其实还是很遥远的，但佛教又有一个很贴近他们的东西——菩萨保佑。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正是由于几千年来“正统思想”过于顽固，基本上外来的任何思想、理论或者宗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都不能带有固有的“原则和傲慢”，都必须要放下架子，主动走向大众，搞点与大家的传统观念暗中契合（通俗易懂）、令人向往（有利可图）又易于口口相传（方便省事）的东西（符号），比如佛教，它是“菩萨保佑”；道教是“长生不老”；儒教看上去很正经，实际上也是抓住了人们想成名的心理——“人人皆可为尧舜”。没办法，所谓“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
应该说，在《中华传教史》里，利玛窦对中国社会是有着深刻的了解的，他那两个原则并不是随随便便就提出来的，他也并不是被“中华文化俘虏”而有“叛教”嫌疑。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正是把基督教当作了一个需要在大清这个广阔的市场进行传播的“产品”。他们不远万里来传教，就相当于我们“去跑业务”，难道就不应该对“客户”的具体情况照顾得周到一点吗？因为这个，利玛窦才提出了不与官方正统思想相冲突，以对大清百姓有实际好处的“科学”和便于传播的“文艺”作为传教的“符号”，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教效果，希望基督教能够取代佛教成为中华民族最广泛的信仰。只可惜，那些远在万里之外的教廷人士实在是很“官僚”啊。
而连利玛窦也没有想到的是，教廷禁止清国教民祭祖和祭孔，也大大地惹火了朝廷。几千年以来，历代的王朝表面上只有“思想”，而没有“国教”，其实无论哪个王朝都有一个没有说出来的“根本大教”——礼教。
对于专制王朝来说，最根本的就是确定并保障统治的等级秩序，而礼教就是把宗教、法律、教化和风俗等都混在一起，作为“朝廷王法”之外的思想武器来确定和保障等级秩序。历朝历代虽然没有一个专门的部来管外交，却基本都有一个专门的部（礼部）来管“礼仪”。于是，“礼仪”这个词也成了王朝时代给人印象最好的一个词（王朝教化的结果）。事实上历朝历代教化的“礼仪”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文明礼貌”实在是两码事儿，王朝的礼仪就是“规矩”，就是条条框框，你只能站在那个框框里面，“不讲礼”不行，那是逆臣贼子；而讲过分了竟然也不行，王朝专门为这种“讲礼”过多的人创造了一个字——淫。兄弟你愿意别人说你“淫”么？
不仅方式规定了，连火候都有规定，王朝所教化的“礼仪”的确是禁锢头脑、僵化思想的另外一大利器，因为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又是一代传一代潜移默化的，所以还远超八股文的“功效”，用鲁迅先生总结的那句话来说就是：吃人的礼教！
而既然是专制王朝维护统治的利器，那么必然为王朝历代统治者死命维护，这和他们个人喜好没有关系，而是他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康熙皇帝在宫廷中深受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知识”的影响，喜爱近代的天文、地理、数学等，多少具有一点“世界性眼光”，由于“科学知识”是基督教带给他的，他甚至还写过希望皈依基督教的诗句（“我愿接受神圣子，儿子名分得永生”），南怀仁相信康熙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中国皇帝（“东方的君士坦丁大帝”）。
然而，康熙首先是大清皇帝，是专制王朝的皇帝，他作为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所能够接受的，仅仅是那种不会破坏王朝的统治稳定的“利玛窦式基督教”，当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波及大清，要撼动专制王朝的统治基础“礼教”时，禁止传教就是必然的结果。
接下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又过了六十年，到了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教会内部的“礼仪之争”终于争出了一个最终答案，罗马教皇颁布教令：严禁清国的基督徒祭祖祭孔，并勒令在大清的各教堂摘去康熙御笔的“敬天”匾额。两年后，这个教令传到了大清，火冒三丈的康熙立即对在大清的传教士颁布上谕：对凡是不遵守“利玛窦原则”的人一律驱逐出境，不准在大清传教（“自今以后，若不遵守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大清住，必逐回去！”）。“礼仪之争”自此正式由教廷内部的争论转向西方宗教势力与大清朝廷的冲突。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康熙皇帝和罗马教皇真可以称得上是你来我往，针锋相对。教皇多次重申他的教令，而康熙也屡下严旨，一直到他去世。到1724年（雍正二年），持续了将近一百年的“礼仪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继位的雍正皇帝虽然和他的父皇康熙一样，个人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多恶感，宫廷里继续留用一批传教士担任御用学者和文艺家（比如著名的宫廷画家郎世宁），但是迫切需要集权的雍正颁布了比康熙更为严厉的“禁教令”：在大清的国土上彻底、全面地禁止传播基督教，教堂改为关帝庙，传教士送往澳门，严禁再潜入内地。接下来的乾隆、嘉庆、道光都把“禁教令”当作了一项基本国策。
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礼仪之争”就这样结束了，它以大清皇权的表面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说是表面，因为这种胜利包含着极大的不幸：由于要禁教，大清王朝把原来的海禁又往前推了一步——顺便把主宰近代文明的西方科技也给禁掉了（那被称之为“奇技淫巧”）。本来大清的人们还有从传教士这个窗口来了解西方最新科技成果的机会，在海禁关上国家的大门之后，连这扇小窗也被紧紧地关闭了。而一旦闭关锁国，禁锢思想又可以变本加厉，文字狱、重农抑商、打压知识分子和商人，专制集权达到了顶峰。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在康熙皇帝去世的这一年，大清的人口首次突破一亿，短短68年之后（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人口突破三亿。在农业文明时代，人口的猛增其实就是农业生产力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农耕文明达到顶峰的产物，因为要收获足够的粮食才能养活这些人口。当时前来“朝贡”的使节不无羡慕地说：“他们播种时省下来的粮食，就足够养活一个我们小国的人口！”——这一时期，史称“康乾盛世”。然而，我们知道，所谓的“康乾盛世”不过是土地红利的结果，基本上谁拥有如此广袤的国土和丰富的资源，只要不出大的乱子，都是可以创造这样的“盛世”的。而在“盛世”的背后，大清正在一步步地落后于世界，而大清的人们似乎永远地失去了一个使近代国家能够真正富强的东西——创新能力。
而通过近代科技逐步强大起来的西方国家是不会放弃通过贸易“发财”的，既然传教士无法撬动这个封闭的大国，那么他们就只好由政府出面了。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在雍正颁布彻底的“禁教令”整整70年之后，西方国家派来了试图撬动大清的新一批人——通商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