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青年之家的房間，當年（一九七○年代末）主要是男女分開的多人房，似乎沒有單人房、雙人房，或家庭房等。一些青年之家，房間裡設有幾套雙層床。另外也有一些設計猶如傳統的日本旅館，客房全是鋪滿了榻榻米的和式房間，到了晚上房客自己從櫃子裡拉出被褥來，套上床單後躺下來睡的。我雖說是獨自旅行，每天早晚都跟同屋房客聊聊天，在餐廳裡一起吃飯，從不覺得寂寞。而且當時的日本青年之家，房東用英文自稱為parents，也就是房客雙親。工作人員一般是資深會員，常客出身的，感覺猶如一家人。晚飯結束後，每晚都舉行聯歡會，大家一起唱唱歌呀，玩遊戲呀，吵吵鬧鬧到熄燈時間。

離開了金澤以後，我坐車去能登半島，在小鎮七尾、輪島遊覽。早上逛農貿市場選購帶回東京的禮品；下午租自行車去附近的農村訪問當地民家，買票參觀幾百年流傳下來的古董陶瓷、漆器等；傍晚在夕陽西下的海岸上，面對著海風，一個人拉開嗓門唱唱歌。就那樣，為期一週的獨自旅行，很快就結束了。

隔一個星期回去的東京，跟之前沒有兩樣。可我自己，從此再也不是同一個人了。經過第一次的獨自旅行，我似乎獲得了另一個身分似的，是不同於平時的我，家人、同學們都不認識的另一個自己。那感覺非常新鮮，特別過癮。於是一回到東京，我馬上開始計劃下一次的旅行了。年底年初，學校有放假；可是，天氣會太冷，而且對日本人來說，元旦是一年裡最重要的節日，還是非得在家過不可吧。那麼，下一次的旅行，要等到第二年三月底的春假了。去哪裡好呢？高中生去旅遊，只能趁學校假期。而且手頭上的錢有限，只好在國鐵設定的周遊券範圍內，住在廉價並包兩餐的青年之家。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自己獲得了很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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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上高中二年級的春假，我買了張「名古屋?岐阜迷你周遊券」，往名古屋、岐阜、犬山（國寶城堡）等地，去了第二次的獨自旅行。那年暑假拿到的「東北wide周遊券」，則有十天的有效期，讓我能夠去仙台（青葉城堡）、平泉（中尊寺金色堂）、盛岡，還有青森縣下北半島的靈地恐山山地。甚至，我和在那裡的青年之家認識的一批來自大阪的大學生們一塊坐渡輪到北海道函館去，吃到了特別新鮮的生魷魚絲。真好吃，真好玩！回到東京，馬上想的自然是下一趟旅行了。那年秋假，有個女同學也想去旅行，於是兩個人一起去了滋賀縣琵琶湖（日本最大的湖泊），結果我覺得還是沒有獨自旅行自由。於是快上高中三年級的春假，我又是一個人購買有效期十天的「山陰wide周遊券」，先從東京搭夜車往西到京都，然後換坐山陰本線往北至日本海，泡泡城崎溫泉、爬爬鳥取沙丘、參觀古都松江穴道湖、參拜追溯到神話時代的出雲大社，也觀光山口縣的「小京都」萩市。

到了高三，日本學生一般都集中精神為第二年的大學入學考試做準備。可是，我偏偏忘不了獨自旅遊的快感。夏天又一次拿到「東北wide周遊券」，這次走了前一年沒能去的東北地區西部：角館、田澤湖、弘前、津輕半島，也乘坐了海浪沖上鐵路軌道的五能線。在東北地區的偏僻漁村，當地人說話的口音特別重，用的詞彙也跟東京人不一樣，我往往聽不懂別人在說甚麼，只好含糊地點點頭，或歪歪頭。八月中旬，我想到東京的同學們應該都把自己關在圖書館裡埋頭學習，忽然焦急起來，跳上了開往東京的長途列車。

就那樣，我高中時期的單獨旅行告了一段落。雖說全在日本國內，也基本上沒有離開本州島，但是所走過的總距離還是不下幾千公里吧。當時我沒打工，去旅行用的錢全來自每年正月父母和親戚們給的壓歲錢。好在當年物價不貴，只要有四、五萬日圓，買張周遊券，在青年之家住宿並吃兩頓飯，玩一個多星期是滿輕鬆的。

我們都是時代的孩子，以為自己選擇做的事情，其實往往由特定的時代環境造成的。例如我當時每次旅遊都利用的日本國鐵周遊券，在我讀高中的一九七○代末，發行種類最為豐富。到了八○年代，國鐵因虧損而進行民營化，慢慢取消了折扣率高的周遊券。還有當時的社會氣氛。一九七八年谷村新司為大紅星山口百惠寫的（好日，起程）一首歌，成為國鐵「discover japan」那年推銷活動的主題歌，在日本全國特別流行，共賣了八十九萬張唱片。她用稍微寂寞似的聲音唱道：「啊，日本某處有人在等待我。好日，啟程，為了尋找幸福，曾在母親背上聽過的歌做我的旅伴。」也就是說，一九七○年代末是日本鐵路旅行的黃金時期。在那樣一個時代環境裡，浪漫傷感的文學少女如我，如何能不起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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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出國的機會

 

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出國的機會來臨了。目的地是意想不到的中國。更沒想到的是，再過兩年，我將開始前往大陸各地揹著背包天南地北單獨旅行。

我從小嚮往遠走高飛，想一個人自由自在地闖世界。初中時候愛看的書，有很多以日本人在海外的經驗為背景，例如：五木寬之寫東歐、蘇聯的《索非亞之秋》、《再見，莫斯科阿飛》，森村桂寫新克里多尼亞的《離天堂最近的島嶼》、《志願留學》，連大學教授寫的《西班牙語入門》也能夠燃燒我的外國夢。但實際上，當年在我周圍幾乎沒有人去過海外。

戰後將近二十年，日本政府都禁止國民去海外旅行，因為國家外匯有限。一九六三年解禁以後，一個人能帶出去的外匯限於五百美金，除非海外有人提供資金，連短時間的旅遊也不可能。所以，在那年代有出國經驗的日本人屬於要嘛極少數的精英分子或者極少數的幸運兒。

一九三二年出生的作家小田實屬於前者。他二十五歲在東京大學念研究所的時候，考上美國的fulbright獎學金去哈佛留學，順便揹著背包，到加拿大、墨西哥、西歐、中東、印度等總共二十二個國家走走，回國後一九六一年問世的遊記《甚麼都要看》成了長期暢銷書。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指揮家小澤征爾則屬於後者。他二十三歲時，從神戶港坐貨船出發，經過菲律賓、新加坡、印度、非洲、蘇伊士運河、希臘、義大利等地，花二十三天到達了法國馬賽；然後，騎著富士重工公司為了宣傳免費借給他的小型摩托車，名副其實地闖世界；到歐洲各地報名的指揮比賽連續得獎；兩年半後當上紐約交響樂團副指揮，參加赴日演出衣錦還鄉。他一九六二年發表的《我的世界音樂練武》至今在日本擁有無數讀者。

到了一九七○年代，受到經濟高速發展的影響，參加旅遊團去夏威夷、歐洲觀光的日本人迅速多了起來。跟前一段時間不同，這回只要有錢誰也可以出國的。當時由於田中角榮首相提出的日本列島改造計劃，農村地價提高，各地出現了百萬富翁，他們參加農協主辦的旅遊團，跟導遊一起觀光世界名勝古蹟。不懂西方禮節的東方農民忽然登上國際舞台，當然處處出醜；據傳說，他們為了防盜，常把錢包藏在褲子裡，在國外商店買東西的時候要當眾解開腰帶把手放進裡面，嚇壞了售貨員，甚至被報警處理，總之出盡洋相。

「農協旅遊團」至今在日本是沒文化暴發戶遊客的代名詞，也代表在西方人眼裡的醜陋日本人。當然，跟團去海外的不僅是農民。據一項調查，一九七七年結婚的日本新人有三分之一到海外度蜜月去了，最多人去的是關島，其次則是夏威夷。

儘管如此，到了一九八○年，我家人親戚中還沒有一個人去過海外。同學裡，倒已經出現了一些人暑假去美國參加一個月的英語進修班，並在當地家庭住幾天，增加國際知識、提高溝通能力等。我八一年考上了早稻田大學的時候，母親答應送我一樣東西當作紀念獎品，我研究了旅行社推出的﹁紐約自由旅行一個星期﹂方案，是提供來回的機票和住宿的，價錢三十七萬日圓。但是，十九歲的我勇氣不夠，最後沒有去紐約。至於獎品，則請母親買了日本近代文學館仿製的名作初版本全集。

未料，一九八二年，我第一次出國的機會來臨了。目的地是意想不到的中國。更沒想到的是，再過兩年，我將開始前往大陸各地揹著背包天南地北單獨旅行。 

 

一水之隔　　

 

一九七○年代，若有日本人去了中國大陸，絕對是參加甚麼代表團被邀請去的。一水之隔的中國，感覺上卻比歐美還遙遠。不過，就是因為遙遠，不少日本年輕人更加憧憬中國。

　　雖然我從小夢想單槍匹馬闖世界，但是從來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去中國自由旅行，因為我的小學、中學時代，中國正處於文革時期，「竹子窗簾（the bamboo curtain）」聞名於世。直到一九七○年代，若有日本人去了中國大陸，絕對是參加甚麼代表團被邀請去的。一水之隔的中國，感覺上卻比歐美還遙遠。

　　不過，就是因為遙遠，不少日本年輕人更加憧憬中國。有一本書叫做《旅行的技術：亞洲篇》，一九七六年在東京出版，內容是四個日本大學生單獨去亞洲各地旅遊的報導。其中一篇是東京大學中文系的研究生，從橫濱坐蘇聯籍船舶貝加爾湖號，花五天四夜去香港，在羅湖邊境遠望大陸的紀錄。七○年代價錢平民化的海外遊只限於團體旅行，個人旅行仍舊相當昂貴，因為廉價機票還沒普及到日本來。對當時的年輕人來說，船舶往往是離開島國唯一的交通工具。那位研究生是一九五二年出生，大我十歲的藤井省三，七九年作為最早期的日本留華（大陸）學生之一到上海復旦大學念書，後來成為著名的中國文學家，任教於東京大學。

　　我自己八一年上早稻田大學開始學中文，也到位於飯田橋的日中學院上夜班一週三次。當時在日籍老師裡，去過中國的人還不多。有位老師陪同旅遊團去新疆烏魯木齊，贏得了全校師生的羨慕。

　　記得有一晚課間休息的時候，有個同學談起山口文憲寫的《香港：旅遊的雜學手札──出街、街坊、享受》一書，我也馬上買來津津有味地看，後來藏書多年。一九七九年問世的那本書，是無業日本青年山口在七○年代初住在香港一年的紀錄，充滿著香港平民生活的氣息。他屬於「團塊世代」（日本戰後的嬰兒潮一代），一九六○年代末的全球性學運挫折後離開日本，在巴黎漂泊一年，回國的路上偶然停留在香港，被東方之珠迷住的。《香港：旅遊的雜學手札》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作者請一個當地小姐打開書包，把裡面的私人物品全部拿出來擺在地上拍照。圖片中竟有避孕片，對日本讀者的衝擊可大了，因為保守政治家掌權的日本當時還沒有解禁這魔法藥。山口在書中介紹的香港平民食品，如叉燒飯、油雞飯等，讀起來挺有吸引力，教我口水流個不停，很想跟他一樣去香港天天吃。但那只是香港，而不是大陸。

一九七○年代初，有些日本青年跟山口一樣流浪世界。他們的聖經是小田實的《甚麼都要看》。一九四九年出生的紀實作家澤木耕太郎，在七四年忽然想起「從印度德里坐公共汽車去英國倫敦會怎麼樣？」而帶著全部財產一千九百美元離開了日本， 他的第一站也是香港。澤木後來把前後兩年的歐亞大陸旅遊經驗寫成長篇遊記《深夜快車》共六冊（台灣版《深夜特急》三冊），八六年問世後引起日本年輕人的背包旅遊熱。但那是稍後的事情。而且那一代的流浪青年還進不了中國大陸。

 

 

 

 

一九八二年北京之夏

 

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有生以來第一次從上空看到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白熾燈橙色的光線給人的感覺暖呼呼。

一九八二年，大學二年級的初夏，我在日中學院聽到早稻田大學中文系的同學們正要自己組團去中國，是趁暑假到北京進修四個星期漢語，而且團員名額還沒滿。當時的中國不為外國個人遊客發簽證。但是參加一般旅行團的話，活動自由一定受限制。去北京短期留學一個月，應可多少接觸到實際的中國吧？我忽然興致勃勃了。因為上了大學以後，日本國內的鐵路旅行不再引起我的興趣；我想去更遠的地方了。能去中國一個月多好！總費用是三十多萬日圓，等於早稻田大學半年的學費。幸虧那時候我家經濟還行，父母願意資助。就這樣，我領全家之先申請護照，跟一批同學們從成田機場搭上了中國民航班機。

當時，中國跟韓國沒有邦交，民航班機不能飛越韓國領土，只好先飛過黃海到上海，再向北去北京。那晚，我平生第一次坐飛機，有生以來第一次從上空看到的萬家燈火是上海，白熾燈橙色的光線給人的感覺暖呼呼。十多年後，我有機會在香港藝術中心觀賞中國解放前的上海電影「萬家燈火」，就想起了一九八二年夏天從上空看見的上海。

剛改革開放不久的北京，連長安街上都沒有汽車的影子，反而有許多待業青年沒事幹地蹲在路邊，晚上趁黑在大街上踢起足球來。當時的北京人還沒有穿牛仔褲的。他們一看我們打扮的樣子，馬上知道是國外來的，但想不到是日本人。「華僑吧」他們彼此說。「不是啊，是日本人呢！」我們用日本腔的普通話說。「唉，真由美！」那是一九七○年代在中國公演的日本影片「追捕」裡，中野良子飾演的女主角名字。

我們誰也不是華僑，但是位於阜城門外的北京華僑補習學校還是樂意接受了我們，大概是市場經濟化的先驅了。不過，除了我們團員以外，其他學生都是來自美國、日本等地的華人學生，從小學生到大學生年齡相差很大。他們是兩個人住一個房間。我們是四個人住一個房間，大概是人數多的緣故吧。在水泥地板上安置了鐵管床，從天花板掛下蚊帳，在擺設樸素的房間裡，還有畫著金魚的琺瑯洗臉盆和牡丹花圖樣的玻璃製暖水瓶，在日本學生眼裡倒有新奇的美感。

在北京的四個星期，上午上課，下午複習，週末有校方安排的活動，如：八達嶺、十三陵遊。但是，好奇的日本留學生如我，總是找機會溜出去逛街，想要盡可能接觸到當地的實際生活。已忘了怎樣認識的，我們跟清華大學的幾個學生一塊去北海公園划船。後來，我也跟當地年輕工人交上了朋友。記得第一次單獨約會之際，他在西單大街南邊的素食餐廳請我吃飯，因為他點的菜餚很多，我以為還有別的朋友要來，其實並沒有，只有我們兩個人。就那麼一頓飯，他花掉了四十塊人民幣。我當初沒有明白，但那數目等於他三個星期的薪水，果然第二次約會的時候，他的錢包已經空蕩蕩，問了我：「你有錢嗎？我只有糧票呢。」

北京給我的第一印象好比是冷淡的帥哥。他不是說著甜言蜜語伸開臂膀的類型，卻有獨特的魅力令人難忘。不過，當時的北京也確實有很多帥哥，我覺得比東京至少多三倍。一來北方人個子高、皮膚白。二來外國人有異國情調。最重要的因素是當年北京沒有胖子，大家都高瘦苗條得跟時裝模特兒一般。日本媒體說，那是中國人常喝茶自然減肥的緣故，於是日本市場上一時流行茉莉花、普洱等中國產的「減肥茶」。後來的二十多年裡，北京男人的平均體重增加了多少我不得而知，總之到了現在很清楚：喝中國茶會自然減肥之說是胡說八道。只要熱量攝取得少，誰都不會發胖的，事實就是這麼簡單。

一九八二年的夏天，北京街上還到處看得見文革時期留下來的紅色大標語。雖說改革開放已有幾年，但是集體所有制仍非常鞏固，中國首都還沒出現民營企業、商店。當時，整個北京城的飯莊、食堂，只有中午和晚上固定的幾個小時才開門，如果錯過了時間，就得挨餓。但即使在午飯晚飯時間，沒有糧票的話，有錢也不行，吃不到飯。可憐的外國人只好在路邊的副食品店買塊乾巴巴的麵包塞進嘴裡。當時的北京也還沒有普及冰鎮的飲料。啤酒是從公共浴池那麼大的桶子用塑膠勺子舀起來喝的。有橘子味的常溫汽水一瓶賣三毛錢，相比之下擺在專用冰櫃裡的可口可樂一瓶賣八毛錢算貴的了。當時，除了北京飯店、民族飯店等國營飯店以外，中外合資的建國飯店已經開門，去那裡就可以吃到外國食品。不過，我們留學生倒覺得吃喝跟中國老百姓一樣的東西才酷。連服裝、髮型都要模仿北京姑娘，甚至女同學們互相幫忙梳辮子一塊去照相館拍了中國味道的照片。

在那一個月裡，除了學校安排的郊遊以外，我也毅然實行了一次單獨旅遊，是坐長途公共汽車往盧溝橋。雖然地點在北京郊外，但是我第一次一個人離開了北京市區，而且當年盧溝橋據說屬於未開放地區，橋邊真有解放軍士兵帶槍守衛著，教人緊張至極。

我第一次在北京的時候，「教科書事件」（即日本教育部把歷史課本上有關「侵略中國」的記述改成「往中國進出（發展）」而引起中國政府抗議的事件（第一次發生了。當時，我還不大會看中文報，也聽不大懂新聞廣播，但是有個高年級同學從街上貼的報紙瞭解到了事情的大概。到底對我們會有甚麼影響？誰也不知道。有個同學出去回來報告：外頭有人罵日本鬼子，並把蔥頭甚麼的往他扔了過來。可是，對我本人，事件倒沒有直接的影響。

八月底，我們從北京起飛，在回國的路上停留於上海、蘇州、杭州三地，總共遊覽了五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上海第一百貨大樓，商品豐富且時髦，連牛仔褲都有賣。跟南京路繁華的市容相比，北京第一條街王府井遜色多了。還有，江南人說的話跟我們剛在北京學的截然不同。當我說「謝謝你」，對方馬上糾正道：「謝謝儂。」

 

 

 

 

 

 

 

 

 

 

 

 

 

 

 

 

上海偷渡客

 

他用藍色鋼筆寫的方塊字不能說很漂亮，但是內容的真誠打動了我的心。

我跟改革開放的中國顯然有緣分。一九八三年，我讀大學三年級的時候，中國政府宣佈：第一批三十一個城市對外國個人旅客開放了。這麼一來，去中國不必參加旅遊團，也不必把短期留學當藉口，光明正大地可以自己去玩了。那年，我跟同學們辦的校園雜誌賣得很好，到了年底手頭上有了十萬日圓的閒錢，恰好跟去上海自由旅行一個星期的價錢一樣。之前，我深信日本最重要的節日元旦非得在家跟父母一起過不可。但我都是二十一歲的人了，國外旅行的吸引力比家人大得多了。

於是我到旅行社報名，要參加開放後第一屆的上海自由旅行團。十萬日圓的費用包括簽證費、機票費和一個星期住在上海賓館的房租。團員總共十來個，男女老少都有，但是我跟他們幾乎不來往，每天在賓館餐廳吃完早飯以後，馬上一個人上街了。

好像就是剛到上海的第二天上午，我在南京路上一個人溜達溜達，在華僑飯店一樓的咖啡廳認識到了三個帥哥：阿成、阿德和阿鵬。他們說普通話的口音很重，尤其是阿成、阿德兩個人。我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他們倆是香港來的。穿西裝的阿成皮膚白皙，穿運動裝的阿德則皮膚稍黑。他們倆和當地小伙子阿鵬好像也剛認識不久。我們四個，加上一男一女兩個上海中學生，在後來的幾天裡玩得非常愉快。

我們去古老的國際俱樂部打桌球、游泳。解放前留下來的建築特別有風格，而且不知怎地沒有其他客人，像是我們包了全場。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我們在上海賓館頂樓的迪斯可舞廳參加了除夕晚會。另外，還分別到兩個上海中學生家去作過客。那年代的上海公寓是沒有暖氣的。我們去女孩子家的時候，她母親大白天躺在床上，我還以為人家有病，其實她是鑽進被窩裡取暖的。她母親看見我們進來，匆匆起身張羅的糖水煮雞蛋，在當年中國算是奢侈品，但是我吃不慣而剩下了一大半，後來被阿成譴責「沒禮貌」。男孩子的家則相對貧窮，一家人住在大雜院的閣樓，在房間裡燒水得用蜂窩煤。

幾天後，阿成和阿德坐火車離開上海，我和三個上海人一塊到車站送他們。再過幾天，我也要走了。二十來歲的阿鵬好像是個待業青年，沒有工作也沒有錢。兩個香港人走了之後，他要求我帶他一同去友誼商店。我給他買兩條三五牌香菸當禮物。記得阿鵬說：「中國很落後，趕上日本需要五百年。」誰料到，九○年代以後的上海迅速發展，其實五十年都用不著，有些地方已經超越了日本。

回日本以後，我寫信給在上海認識的那五個中國朋友，也收到了一些回信。其中，阿德寫來的信最長，是寄自廣州的。在薄薄的航空信紙上，他用藍色鋼筆寫的方塊字不能說很漂亮，但是內容的真誠打動了我的心。他在信裡向我坦白：原來阿成和他都是廣州人，是偷渡去香港的。阿成運氣好，弄到了身分證，做的士司機，但是他自己一直屬於黑戶，在香港躲躲閃閃地心情總是不好。年初離開上海後，兩個人到了廣州，阿成一個人回香港，他倒決定留在廣州，目前寄宿於母親家。兩個偷渡客在一九八三年底的上海到底做甚麼，我至今不知道。

至於待業青年阿鵬，我過一年再到上海時，根據信上的地址找過他。在舊市區雜亂的弄堂裡，找來找去才碰到了一個老太太知道阿鵬的名字。她好像就是阿鵬的奶奶，但是只會講上海話。別人幫忙做翻譯，我才明白：阿鵬被送到新疆去了。我不敢問老太太，她孫子是否做壞事給判決「勞動改造」了。 

 

 

 

 

 

 

 

 

 

 

 

 

 

 

 

 

 

 

 

 

 

 

 

 

 

 

 

 

 

 

 

 

 

 

 

 

 

 

 

 

 

 

 

「延期償付」的小飛俠

 

大學三年級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其他同學們都開始準備寫畢業論文，也馬上要著手於就職活動了。但是我自己呢，倒老夢想去海外漂泊一段時間。

有個英文詞叫moratorium，本來是經濟學上延期償付的意思。一九八○年代初期的日本，心理學家小此木啟吾寫的《moratorium人的時代》一本書很受歡迎。他指的是到了大學該畢業的年齡也不想馬上出社會工作，反而想辦法延長自由自在的青春時代，要暫停承擔社會義務的年輕人。把經濟學術語用來形容這代人心態的做法，當初是美國的精神分析家開始的。經小此木介紹到東瀛來，日本不少年輕人覺得，這個詞描寫自己的心理狀態恰到好處。恐怕是一個國家的經濟水平寬裕到一定的程度以後，就出現這麼一批年輕人的。小此木後來也引進美國的通俗心理學概念，探討社會上有一群年輕人永不想做大人的問題，即「小飛俠（peter pan）症候群」。

我本人大概也屬於八○年代初「延期償付的小飛俠」之一。大學三年級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其他同學們都開始準備寫畢業論文，也馬上要著手於就職活動了。但是我自己呢，倒老夢想去海外漂泊一段時間。都二十二歲了，由別人看來是十足的大人了。跟我同歲的朋友當中有不少是高中畢業以後就出社會已經工作了四、五年的，也有女同學早就結婚做了母親。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還沒有學夠，也沒有玩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