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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個時候，一九八四年初的一天，我聽說日中友好協會不久要舉行留學生選拔考試，正在接受報名。如果成績好，就會有中國政府發給的獎學金，能夠以公費生資格免費去中國留學兩年。這應該是老天爺送給我的禮物了。經過前後兩次的短期中國旅行，我的普通話有了點進步，對中國社會文化以及人的興趣也越來越深。趁機學好中文，同時在廣大的中國大陸無憂無慮地旅遊兩年，對「延期償付的小飛俠」來說，難道不是最理想的出路嗎？
時機對我很有利。一九八三年，當中國政府把國內三十一個地方指定為對外開放城市以後，日本有家出版社馬上派一批揹著背包的小飛俠去中國大陸走個天南地北，把他們帶回來的旅遊訊息經整理編成一本書出版了。那就是diamond big社一九八四年刊行的《地球的步行法「中國自由旅行」：一九八五至一九八六年版》，乃戰後日本頭一次問世的中國大陸自助旅遊指南書。當我順利地通過日中友好協會舉辦的留學生考試，八月底以公費生身分從東京往北京出發的時候，隨身行李之中就有這本書了。後來，我在中國留學的兩年裡，每次去外地旅遊都一定帶著《地球的步行法》和倉石武四郎先生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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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背包客的守護神
一九七○年代離開日本的年輕人，一到海外就發現：其實做海外旅行不必是百萬富翁，反之在西方，越是沒錢的年輕人越要去長期的旅行。
世上很多事情往往都同時同步地發生，也就是心理學大師容格所說的synchronicity（同時性）吧。當中國逐漸向外國遊客開放國門，也正當我這個「延期償付」的小飛俠要向廣大世界起飛的時候，日本旅遊業也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以背包客（back packers）為對象的各種服務陸續誕生。一方面有自助旅遊指南書《地球的步行法》系列開始刊行；另一方面有專門出售廉價機票的旅行社在東京新宿開張了。
背包客是買張廉價機票出國，穿著牛仔褲和運動鞋，揹著背包走世界的。跟之前買定價機票，穿著西裝、皮鞋，戴帽子，體面地走上了飛機階梯，然後向親朋好友揮手告別的精英分子不同。也跟之前乖乖地跟著陪同導遊走的蜜月旅遊團，﹁農協﹂旅遊團不一樣。背包客雖然沒有很多錢，但有的是時間，因而特別重視活動自由。
diamond big社（以下簡稱db）從一九七九年開始問世的《地球的步行法》，是日本最早以背包客為對象的旅遊指南書系列，由最初的歐洲版、北美版、中美版開始，陸續擴大範圍，直到如今在日本大型書店書架上始終擺著一百二十多種的地步。
db當初主要從事的是針對於大學生的就職諮詢業務，後來進入了海外旅遊業。在一九八○年前後的日本，大學四年級學生的畢業旅行逐漸流行了起來。他們嫌團體旅遊的拘束，反而嚮往漂泊，憧憬冒險，卻缺乏相關的經驗和能力。於是由db組織旅行團，帶一批大學生去海外某一個城市（如：倫敦、洛杉磯），給他們提供開頭兩晚的住宿和個人旅遊所需要的詳細訊息，然後叫團員自力更生往各地（如：歐洲大陸、北美大陸）出發並自由旅遊一個月左右，在約定的日子在約定的地方（如：巴黎、紐約的中央火車站）大家再集合，一起回日本去。這樣的半自由團正符合當年日本旅遊市場之需要，很受大學生和他們家長的支持。
為了鼓勵多數學生參加，db要收集並累積大量有關海外各地，既詳細又最新的旅遊訊息。為此目的而策劃的《地球的步行法》系列，從製作方法起就跟傳統旅遊書不同：它不是派一個或幾個記者去採訪後書寫，而是向不特定多數的自助遊客募集投稿，把他們提供的內容編成書出版的。好在db每年組織多個半自由旅行團，各團員在各地收集的訊息，雖然質量不一定高也不一定準確，但是強在訊息量特多，絕對壓倒任何傳統旅遊書。再說，第一版問世以後，從翌年起，帶書出國旅遊回來的讀者，不請自來糾正舊版的錯誤，也為新版提供訊息。《地球的步行法》剛開始的幾年，就是這樣更換內容的。
廉價機票出現於日本，也幾乎在同一個時候。直到一九七○年代末，一般日本人去海外的途徑只有跟團。一方面，普通日本人在海外的活動能力確實不高；另一方面，市場上也沒有零售廉價機票。當年單獨出國的日本人非得按定價買機票，但價錢貴得只有百萬富翁負擔得起。然而，同一時期在歐美市場上已經有的是廉價機票，西方嬉皮就是利用那些機票繞行全球的。一九七○年代離開日本的年輕人，一到海外就發現：其實做海外旅行不必是百萬富翁，反之在西方，越是沒錢的年輕人越要去長期的旅行，因為國外物價會比本國便宜。
一九八○年，首都東京的嬉皮，在新宿開張的his是日本市場出售廉價機票的先驅者。即使在最初，他們賣機票的價錢是定價的一半而已。his是以批發價格採購團體票，然後以零售價格分給個人旅客的。之前，航空公司批發機票的客戶只有組團的旅行社，但是如果到了最後規定人數還不滿的話，飛機只好留著空位子起飛；好浪費。his就把那些剩餘的機票買下來，不僅為個人旅客帶來方便，而且給航空公司、旅行社都帶來利益。於是生意越來越好。後來his也開始經售市場上名氣相對低的第三世界航空公司的票，價錢更便宜了。
記得有一天，我在大學看到牆上貼著「超平機票」的傳單，下課以後去新宿打聽有沒有去中國的票。當時的his還創辦沒多久，公司位於新宿西口老舊大廈的二樓，裡面只有兩張辦公桌和一支電話。該公司創辦時期的主要顧客群是背包客大學生。他們的頭腦比成年人開放，對新型服務的接受能力強，而且由於錢不多，更願意買廉價票。相比之下，成年人不信任新出現的行業，他們說：「怎麼會那麼便宜？一定是騙人的吧！」也難怪，當時his經售的機票是起飛當天在機場櫃台方才拿到的。總之，那天接待我的工作人員（說不定就是創業老闆）很熱情。但是，去中國的個人機票當時仍只由被授權的幾家特定旅行社經售。「去香港的票則有很多，最便宜的是印度航空公司的，如果你不怕深夜到達的話。」他對我說。
his是hide international tours的簡稱，hide是老闆澤田秀雄的名字中「秀」字的日文讀音，我猜也是他的英文通稱。不過，看起來跟英文的hide（躲避、保密、隱瞞）意思一樣，我覺得頗好玩。雖然那天沒有買到去中國大陸的飛機票，但是在我大學畢業之前，去香港幾次坐的飛機票，都是在his買的。當時沒想到我妹妹幾年以後開始在his工作；也沒想到該公司將成為日本旅遊業界屈指可數的大企業，不僅在東京股市上市，而且收購海外飯店，也辦起自家的航空公司
（sky mark airlines）來。
冷戰末期的北京留學生
一九八○年代是冷戰末期。台灣還沒有解嚴，台灣人不能直接去大陸。台灣或大陸好比是二者擇一的考題；取了一個，得棄一個。當時因《龍的傳人》一曲走紅的侯德健我就選擇了大陸。
從一九八四到八六年，我去中國大陸留學兩年。第一年在北京外國語學院進修現代漢語，第二年則轉學到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我是參加日中友好協會舉辦的留學生派遣考試，被選拔為公費留學生的。免除學費、房費以外，每月還可以領獎學金，乃中國教育部所發給的。一個月兩百塊人民幣的獎學金比當年中國多數人的月薪還多。在當時的中國，「內外有別」是公認的國策。貨幣也不例外：本國人用人民幣，外國人用外匯兌換券。有些地方，如友誼商店或外資酒店，只接受兌換券。在兩種貨幣之間，中國政府規定的交換率為一比一，但是在「黑市」，一百塊兌換券最多能換到一百八十塊人民幣。在一九八○年代的中國，外國人最常聽到的英文是：「change money？」
中國還沒有金融卡也沒有信用卡，卻有「白卡」。擁有這卡的是領取中國政府薪金的外國人，如外國專家或部分聯合國組織職員等，公費留學生也包括在內。當我們花人民幣的時候，只要出示一下「白卡」，就買得到本來非付兌換券不可的東西。「白卡」也允許持有者免稅進口各種家電，如彩電、錄音機、冰箱等。記得有位大學教授的夫人多次請求我用「白卡」替她從香港進口一台洗衣機，也為了這點幫忙，她還請我吃過幾次飯。但是我膽子小，怕麻煩，始終沒有同意，教她失望了。
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教育交流，當年剛恢復沒多久。一九七二年邦交正常化，七八年改革開放後，才有了日本留學生去中國念書的。在八○年代的北京，接受外國學生的院校有幾所，除了我被分配去的外國語學院以外，還有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以工科為主的清華大學，來自第三世界的留學生占多數。留學生人數最多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學中文的外國人很多都用過這所大學出版的課本，所以感覺上特別熟。我在北京碰到過一個義大利女學生。她事前沒做任何安排，就離開義大利、搭上西伯利亞鐵路、跨越歐亞大陸來到北京，拿給的士（當年叫做出租汽車）司機看了語言學院刊行的課本，也不知有意還是無意地從鬆寬背心的袖孔裡，展現著沒戴胸罩的豐滿乳房和繁茂的金色腋毛。總之，她是要直接去語言學院辦入學手續的。
一九八○年代是冷戰末期。台灣還沒有解嚴，台灣人不能直接去大陸。台灣或大陸好比是二者擇一的考題；取了一個，得棄一個。當時因《龍的傳人》一曲走紅的侯德健我就選擇了大陸。北京的大專院校理應沒有台灣學生。中國跟韓國之間都還沒有建交，北京院校也沒有韓國留學生，街上都沒有韓國遊客商人，更不用說韓國街了。當時的北京人對「韓國」很陌生，仍稱之為「南朝鮮」，想都想像不到十幾年後會出現韓流。在八○年代的大陸，如果聽到了韓語（也確實常聽到）則一定是北朝鮮人講的。
我在北外（北京外語學院）的同學裡，人數最多是北朝鮮留學生，約有七十個人，占總共一百五十名留學生的差不多一半。他們年紀在十六和二十二之間，男女比例為八比二，似乎都是來自平壤的高幹子弟，到了北京後先學好漢語，接著插入外國語學院的本科班，跟中國籍學生一起學習五花八門的外國語，如斯里蘭卡語。
留學生樓的第二大群體是日本人，大約有五十名，從十八到三十多歲，有公費生、自費生、企業派遣之別。其中一位男同學，是某家公司的職員。他叫新婚妻子從日本過來，另付房租在留學生樓裡跟他同居，並且每天用小電爐專門為他煮的三頓飯當然是日本菜啦。他們要在其他留學生面前展開黏糊糊的新婚生活，因為當年到大陸的留學生一律得住在大學宿舍而不可走讀（通學）的，猶如中國大學生全住校一樣。反正外邊也還沒有私房出租。日本有些大企業，把將來預計擔任中國市場主管的年輕職員送出去留學兩年，第一年在台北學習打基礎，第二年則轉到北京練發音。校方為了方便那些人，特地把廁所叫做一號、二號等，教其他人摸不著頭腦。
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留學生樓在遠離中國學生宿舍，隔了條西三環的西院最裡頭。在那兒，北朝鮮學生住在二樓，日本學生住在三樓。一樓的住戶則有蘇聯人、柬埔寨人、波蘭人，均來自當年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裡的友邦國家。他們都是國家派來的，有國家賦予的任務，也有對國家的責任。相比之下，日本留學生從小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長大，往往把留學當作逃避生活迴避現實的手段，對他國的社會主義體制理解有限，對各國歷史的研究也不夠，難怪跟其他國家的學生之間常常發生了小摩擦。
青春，北京的搖滾份子
我在北京的一年，交上的中國朋友很多，他們自稱為「八○年代現代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搖滾青年，當時住在首都劇場裡面，白天排練英美港台日的搖滾樂，傍晚出去吃飯喝酒打架，深夜回到劇場裡睡覺。
當大陸文化界開始出現懷舊一九八○年代的潮流之際，我才發覺，那年代的中國，尤其是北京，原來對大家都是美好的記憶，而不僅對我本人如此。雖然我在北京待的時間並不長，只有一年而已，但是後來一直當她是第二故鄉，因為在那兒過的日子實在教人懷念不已。一九八四年初秋，我到北京的時候，中國首都的氣氛跟兩年前我去短期留學的時候已經很不一樣了。街上開始出現個體戶小餐廳或雜貨店，西單、西四等地方很熱鬧有活力。好像一切都要從現在重新開始，中國人對未來很有信心的樣子。
那是鄧小平、趙紫陽、胡耀邦領導中國的年代。我到北京後一個月，就遇上了建國三十五周年的大典禮。當局透過學校通知：留學生也可以參加。於是十月一日當天，我們一批留學生到人民大會堂北邊的西長安街，在史達林肖像的下面排列等待中國領導人出面。老師事先教過我們，當鄧小平出現時，大家得齊聲喊：「首長好！」那就是陳凱歌拍成影片「大閱兵」的大遊行。有個日本女同學，在外國語學院的留學生樓住在我隔壁房間，她那天在史達林肖像下面認識了清華大學的巴基斯坦留學生，後來一直保持來往，畢業後在北京結婚生活，直到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兩人雙雙去了美國。
我在北京的一年，交上的中國朋友很多，他們自稱為「八○年代現代派」。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一群搖滾青年，當時住在首都劇場裡面，白天排練英美港台日的搖滾樂、流行歌曲以及自己創作的曲子，傍晚出去吃飯喝酒打架，深夜回到劇場裡睡覺。樂團的名字叫「不倒翁」，就是跟當年中國領導人的外號一樣。成員有好幾個：丁武、王力、李季（小季）、閻綱、王迪、臧天朔（小臧）等。可稱為他們大哥的孫國慶當時已經有點名氣，拍過電影甚麼的；常帶小號來玩的老崔是後來的搖滾天王崔健。北京許多人還穿軍裝的時代，他們打扮得好前衛，在別人看來滿奇怪，瘋瘋癲癲的。留長頭髮的丁武，以前是中學的美術老師。他說「我母親說，我以前是傻子，現在又成了瘋子」，教我笑個不停。 誰會想到幾年後他當主唱的唐朝樂團將成為全中國搖滾粉絲的偶像。
一九八四到八五年，中國最早的搖滾樂團不倒翁還完全沒有演出的機會，收入有限，大家都窮得可以，甚至有人因營養失調而全身起疹子。可是，有理想的年輕人是滿快樂的，而且他們也施行一種共產制度：誰有錢，由大家來花。樂團成員中多數是四川人第二代，特別愛吃辣，經常光顧西單南邊的個體戶川菜館，在路上擺的摺疊桌子上每次都少不了大盤的魚香肉絲，也一定擺滿了綠色瓶子的北京啤酒。他們也喜歡到西四延吉冷麵館吃辣狗肉。至今聽到青春一詞，我首先想到的永遠是當年的北京搖滾分子。
八四年到八五年，在北京名氣最大的日本人是山口百惠。她和三浦友和飾演男女主角的「血疑」等「紅色系列」電視連續劇，當時正在中國播放，連小孩都會哼主題歌。還有「一休和尚」等日製卡通片也相當紅。社會上常見到的日本產品有卡西歐的電子鍵盤，特別在小規模舞會上，隨著它的伴奏大家跳交誼舞。八五年夏天，由於抗戰勝利四十周年的緣故，電視上開始重複地播放文革時代的抗戰電影，如「地雷戰」「地道戰」。大家都看老舍原著改編的連續劇「四代同堂」，也是以抗戰為背景的。記得有一次去南苑空軍幹休所的丁武父母家，跟他們家人一起吃飯的時候，電視放著「四代同堂」。我當時還聽不大懂中國話，對電視節目也不怎麼注意，卻對桌子上他母親蒸的苦瓜特別有興趣，中間洞裡塞著肉甚麼的。忘了是誰，總之有人忽然發覺了似地問我：「小三子，你是鬼子嗎？」我一時放下苦瓜，歪著頭，有點傻乎乎地反問：「你說甚麼？」
一路上單獨行
記得當時每次去旅行，我都揹著在東京買的紅色大背包，好像本來是為滑雪客而設計的，兩邊有能裝放一雙滑雪靴的大口袋。我在那裡放迪士尼花樣的塑料暖水瓶，是當年中國旅遊的必需品。
前後兩年的中國留學期間，我做了六、七次的長線旅遊，大部分都為單獨行。所去過的主要地點如下：
一九八四年十月（國慶節假期）：天津。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元旦假期）：大連、旅順。
一九八五年二月（春節假期）：上海、寧波、紹興、杭州、福州、泉州、廈門、汕頭、廣州、深圳。
一九八五年五月（勞動節假期）：瀋陽、撫順、長春、哈爾濱、海拉爾、滿洲里。
一九八五年八月（暑假）：銀川、酒泉、嘉峪關、敦煌、烏魯木齊、喀什、阿克蘇、庫車、庫爾勒、吐魯番、蘭州、西寧、格爾木、拉薩、成都、上海、蘇州、杭州。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元旦假期）：香港、海口、三亞。
一九八六年二月（春節假期）：昆明、景洪、樂山、大足、成都、重慶、長江三峽、武漢、上海。
那是還沒有手機也沒有網路的時代，普通中國家庭連電話都沒有。在大陸兩個城市之間打電話，都要到長途電話局去掛號，更不用說國際電話了。當時，我們留學生去外地旅行，根本沒有預訂這回事。反之，要買車票就直接去車站排隊，要住旅館就直接去櫃台等服務員上班，全都要當場交涉談判的，而在那社會主義年代的中國，外國遊客最常聽到的漢語句子竟然是：「沒有！」
話是這麼說，在當年的中國內外有別，外國人還是處處被優待。買票常常有「外賓」專用櫃台，雖然價錢會比當地人貴幾倍，但是排隊等待的麻煩則免除了。再說，中國也特別重視國際體面，若有本國人對﹁外賓﹂進行犯罪行為，即使是輕微如小偷的罪行，所受到的懲罰會滿嚴重。那是中國還經常舉行公開槍斃的年代，警告的功用特別大。所以我一個女學生去旅行，只要強調外國籍身分，一般就會避開麻煩危險的場面。
記得當時每次去旅行，我都揹著在東京買的紅色大背包，好像本來是為滑雪客而設計的，兩邊有能裝放一雙滑雪靴的大口袋。我在那裡放迪士尼花樣的塑料暖水瓶，是當年中國旅遊的必需品。除了用來喝水喝茶時，還有些想不到的作用。有一個嚴寒日，我在浙江紹興看到路邊到處都有賣酒的小攤子，馬上拿出那迪士尼暖水瓶買了二兩花雕酒，然後邊舔邊走，不僅身體慢慢暖和起來，而且不知不覺之間整個人都醉醺醺，真是舒服極了。
紅色背包裡也始終有《全國鐵路旅客列車時刻表》、日本個人遊客的聖經《地球的步行法》和我當時愛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倉石武四郎先生編的這本辭典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所有的詞兒都按照發音的羅馬拼音排列，結果看起來像英語辭典，而不像漢字辭典。對中文根底淺薄、聽力又不好的初學者來說，這是再方便不過的辭典，因為當我們聽到漢語生詞之際，若手頭上只有傳統漢字辭典的話，很難知道該在哪個母文字下進行搜尋為好。然而，有了倉石先生的辭典，則可以全按照發音去查詢，結果真是跟變魔術一般，十之八九竟能找到語義。
個人旅行重要的攜帶品，還有萬能藥。當我離開日本之際，姥姥叫我帶了當藥吃的自家製梅乾。後來，我也發現廣東名藥保濟丸很管用，胃腸感到不舒服就服用一下，一般都會解決問題的。不過，對水土不服，最好的對策是請教當地人。當我在絲綢之路上吃了太多哈密瓜拉肚子的時候，有個新疆人告訴我：「你吃西瓜吧，會止瀉。」果然如此。我剛從乾燥的北京搬去潮濕的廣州時也一時適應不良，當地菜也吃不慣。就在那個時候，有人告訴我：「吃豆腐吧。換了地方，該吃豆腐，身體才會適應過來的。」結果呢，果然如此。
涉外飯店
當時外國人不可住民房不說，連中國人住的旅館也不接受外國人。所以，留學生到了外地，一般得住在國際旅行社等專門接待「外賓」的飯店。
雖說是在廣闊大陸上的個人自助旅遊，但是在一九八○年代的中國，外國旅客能享受到的自由還是很有限的。感覺像是如來佛手掌上的孫悟空。例如，當年中國的簽證有入境簽證和出境簽證兩種。當我們去中國留學之際，先得申請入境簽證，到了中國後則馬上要辦理外國人居留證，乃合法逗留的證明書。然後，每次想要離開，都得在居留地公安局辦理出境簽證，否則拿機票去了機場也不得出國。
留學時代的我，遠走高飛的念頭特別強，於是到外地旅行也不想去普通遊客雲集的名勝古蹟如西安、桂林，反而專門跑滿洲里啦、喀什啦、景洪啦，中國跟鄰國之間的邊境地區。但是，我每次離開居住地以前，總會忘記辦理出境簽證，所以到了滿洲里、喀什也沒能過境去當年的蘇聯，到了景洪也沒能進緬甸。在西藏拉薩，其他遊客都要坐車去尼泊爾加德滿都，我只有目送的份。最糟糕的一次是，從北京老遠到了深圳，忽然想起香港有個老朋友，很想過去看一下，但是到當地公安局打聽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你得在居住地辦理出境簽證」，而我當時的居住地是兩千公里之外的北京！
另外，外國遊客能住的地方也受限制。當時外國人不可住民房不說，連中國人住的旅館也不接受外國人。所以，留學生到了外地，一般得住在國際旅行社等專門接待「外賓」的飯店。但是，在每個開放城市只有幾家涉外飯店的情況下，如果都客滿了，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