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不叫的狗

战争对中国和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至关重要，却少见于拉丁美洲；为什么在拉美激发国家现代化的因素非常弱；拉丁美洲经历较低水平的暴力，我们应否感到遗憾

 

要说拉丁美洲的先天缺陷是社会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等于什么也没说。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始于1808年，其时，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享有经济和社会的高度平等。除了比较自由的英国和荷兰，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是农业秩序，执政的是享有盘根错节特权的封建精英。中国没有封建主义，但有强大的威权国家，一个地主阶层，以及大批依赖他人的穷苦农民。其他所有的农业大帝国，如印度、土耳其、波斯和东南亚王国，也都如此。北美是世界上少有的无须受困于这种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平等的地区之一，至少对它的白人人口而言是这样。除了法国，还没有哪个地方拥有现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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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有些国家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发生演变。普鲁士、丹麦、荷兰、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跟随法国，建立起韦伯意义上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法国大革命不仅释放出了大众对政治参与的要求，而且提供了认同的新形式，即共享的语言和文化。对新兴的民主大众来说，它成了认同的核心纽带。这种现象被称为民族主义，导致欧洲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以语言族群团结为原则的国家，取代因通婚和封建义务而连在一起的王朝国家。法国大革命的国民征兵制，代表这些趋势的首次汇合：巴黎的革命政府能调动相当数量的强壮男性来捍卫法国。在拿破仑的统率下，这支动员起来的国家力量征服了欧洲的大部。

拉丁美洲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有趣之处，与“不叫的狗”有关。可以说除了智利这个例外，像法国和普鲁士那样的强大国家从未在拉美地区出现。它的民族主义和爱国热情，也没以欧洲的形式喷涌出来。在欧洲，整个人口可能会在愤怒中觉醒，奋起反对他们的邻国。除了一二例外，拉丁美洲国家从未获得支配和调动自己人口的能力。在许多方面，从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赢得解放的新独立政府，与前殖民政府非常相像。旧政权西班牙的特点是弱的专制主义：国家是中央集权和专制的，但在能力上相对孱弱，无法支配自己的精英。许多独立后的拉丁美洲新政府在名义上是民主的，但从未能发展出中等以上的国家能力。作为未能建成现代国家的特征，拉丁美洲国家无法从自己人口征得相当水平的税收。结果，政府像旧政权西班牙一样，只好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应付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是变相的税收，造成居民不得不承受的许多扭曲和不公。与其他任何地区相比，通货膨胀更成了19世纪和20世纪拉丁美洲的标记。

为什么强大的现代国家不能像在欧洲那样在拉丁美洲出现？如果有能解释这结果的单一原因，那就是，新大陆相对缺乏国家之间的战争。我们看到，战争和战争的准备是中国、普鲁士和法国创建现代国家的关键。甚至在美国，20世纪驱动国家建设的，仍是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欧洲自1945年以来一直处于和平之中，但先前几个世纪的特征却是国家之间频繁激烈的暴力。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重新划分欧洲版图的主要政治行为——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战争——都包含高度的暴力，高潮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

拉丁美洲当然也有大量暴力：今天，贩毒集团、街头帮派和游击队组织的残余，经常在当地出没，所有这些给当地人带来莫大痛苦。但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上，与欧洲相比，拉丁美洲一直是和平的所在。对它来说，这是上天的赐福，但同时也留下了制度上的问题。

和平的大陆

社会学家米格尔·森特诺（Miguel Centeno）通过资料显示，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拉丁美洲一直比欧洲、北美和亚洲更为太平。以累积的战斗死亡数（见图13）、死亡率、为战争而动员的人口百分比和战争强度（即一年中的伤亡率，见图14）为标准，这个结论是真实的。他还指出另外两个事实：第一，暴力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下降，使拉丁美洲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太平的地区之一；第二，拉丁美洲的暴力往往发生于民间，而不是在国家之间。森特诺进一步指出，拉丁美洲的战争发生时，在性质上往往是有限的，很少涉及整个人口的大规模动员，如法国大革命之后和两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那样。[1]

拉丁美洲确实经历的战争有两波。第一次是从西班牙独立出来，导火索不是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而是法国对伊比利亚半岛的占领，以及拿破仑让哥哥约瑟夫在西班牙登基，在1808—1810年之间取代波旁王室。葡萄牙君主将政府所在地从里斯本搬到里约热内卢，一俟拿破仑战败后再搬回半岛。合法权威在宗主国的崩溃，引发克里奥尔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和墨西哥北部的起义。一开始，保皇势力还能成功镇压。波旁王室的斐迪南七世在1815年重回西班牙王位。随之，第二波起义爆发，导致几乎整个南美洲在19世纪20年代中获得独立。

拉丁美洲独立战争比美国大革命持续更长时间，给基础设施带来更大损害，使经济在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时期出现倒退。这些战争最显著的特征是，很少触动社会中的阶级结构，对国家建设带来极为有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