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地

几年前格雷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经选择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名词来描述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有关动机的结构，它正在逐渐成为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他曾经做了一次题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演讲，演讲稿刊登在《科学》（Science，Vol.162,No.3859,December 13,1968,pp.1243～1248）这一杂志上。现在有关公地的参考书比比皆是它与，“乘数”“、噪音”“、零和”“、临界质量”或“”从众这些词一样，正在成为某种现象的代名词。十年前，“囚徒困境”走出了博弈理论的领域，而变成了描述两个人之间某种常见关系的代名词，即这两个人如果分别做出了自私的选择，那么他们对各自的伤害就甚于对各自的帮助，但是如果他们都不从自己的角度进行选择，结果对两人都会更有利。哈丁所讲的公共放牧场则是研究具有同一行为动机结构的一种特殊的多人情况。

下面的比喻可能让人难以接受。每次当我们驶入拥挤的高速公路时，都可能会使我们想起在拥挤的公共草场上过度放牧的情形。那些在会议上高谈阔论却又言之无物的人们，可能看上去就像牧场上的牛一样，他们一边吃一边践踏另一头牛正在眼巴巴地看着的草。经济学家研究公地已经有很长时间的历史了，这个名词的流行既不是偶然的，也不能说是格雷特·哈丁个人天赋所致，现在这个词已经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在公共水域倾倒污水的行为，在公共石油层开采石油的行为，在公海猎捕鲸鱼的行为，甚至于将地球和地球上的资源比喻成一个公共养殖场，人类在其中过度繁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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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地”这个词现在用来描述这样一种范式，即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相互之间会产生利益冲突，如果他们能够进行自我约束，他们的整体福利会得到提高，但是如果某个人进行自我约束，他的个人福利并不会有所改善。英格兰或新英格兰殖民地的某个村庄的公共牧场不仅仅是村民们的共同财产，而且对村民们的牲畜也是无限制开放的。在这片牧场上放牧的牛（或羊或别的牲畜）越多，每头牲畜能够获得的草料就越少——而且被践踏的草地也越多——但是只要在公共牧场上放牧还有一点好处，村民们就会继续这样做。在草场上放牧300头牛比200头给主人们带来的收益会更小，而且在同一片草场上300头牛可能比200头牛产肉和奶的数量还要少；但是对于一个家里有两三头牛需要在草地上放牧的人来说，他只看到他自己的牛的肉产量和奶产量，而不关心所有奶牛的平均产量下降1～2个百分点，或者全村产量的下降。如果他意识到包括他自己的所有牛的产量小于他把自己的两三头牛退出公地的情况下的产量，他知道这也适用于所有其他人将两三头牛退出的情况，他也知道就算他自己不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结果还是一样的，而他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

计算起来大概是这样的：假设牛奶是我们生产的主要产品。最初在公共牧场上放牧的牛很少，每头牛每季可以产1 000夸脱奶，牧场规模具有这样的性质，即每增加一定数量的奶牛，每头奶牛的产量就会减少，直到最后牧场上如果有1 000头奶牛，尽管都可以存活，但是牛奶的产量就变成了0。如果牛奶产量的减少是线性的——这个假设可以简化我们的计算——2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800夸脱奶；4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600夸脱奶；6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400夸脱奶；800头牛时，平均每头牛产200夸脱奶。计算一下每100头牛的产量，如果有100头牛，总产量是90 000夸脱；200头牛，总产量是160 000夸脱；300头牛，总产量是210 000夸脱；400头牛，总产量是240 000夸脱；再往后分别是250 000夸脱，240 000夸脱，210 000夸脱，160 000夸脱，90 000夸脱；1 000头牛时总产量变成了0。这样看来，如果牧场上超过500头牛，我们还不如把多余的牛宰杀掉剥牛皮，因为500头牛的产奶量比600头牛的还多。但是即使牧场上已经有800头牛了，我自己的牛每头还可以产200夸脱奶，而公共牧场不花我一分钱，如果把我自己家里的10头牛处理掉，我个人就要损失2 000夸脱的牛奶产量。（即使这种做法可能会使其他牛的牛奶总产量提高不止2 000夸脱。）

公地是一种广为普遍的现象中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这种情况又无处不在，人们的行为的成本或损失超过了他们自身的掌控范围，他们要么不知道这种成本或损失，要么根本不关心。污染、疾病传染、乱扔垃圾、噪音、危险驾驶、随意玩火或者囤积短缺商品都是这样的行为。人们可能会自觉使这些行为服从于集体约束，因为这种行为对个体来讲应该不受约束，但是对集体来讲都是有成本的。

认识到公地的这种特殊性质是很有用的，因为这有利于我们进行比较研究。公地模型的应用广泛而随意，公地模型既有广泛的也有不那么严格的相关应用。将公地模型的严格模式和一致相关的模型加以区分是值得的。严格地说，公地具有两个显著特征：（1）只有使用公地的人受制于他们使用公地的方式以及他们对公地的使用程度；（2）使用或过度使用公地的成本与获得或损失的收益同向变化，比如，前文中牛奶产量减少的例子。相对于另一些问题，比如噪音、污染、公共安全等来说，这种模式更符合“交通拥堵”或“野蛮开发”等类问题。除了公共牧场问题，同样的还有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上车流速度未必比旁边小道更快的情况。此外，在异常拥挤以至于使人们后悔到这里来的沙滩上，在水泄不通的以至于你真恨不得自己去买书的图书馆里，也都存在这种问题。另外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情况：在公共石油产区，上十家独立的石油公司在这里拼命钻井，疯狂地开采石油，而根本不考虑环境保护，因为他们知道，开采的石油就是自己的，而他留下的则是属于别人的。

对“公地”更宽松的定义包括两种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分析结构。把图书馆里的书储藏起来；独占繁忙机场里的收费电话；为保住座位，休息间歇一直坐着；尽管他愿意搬走，并且也没有别的什么优势，但仍会握着有租金约束的公寓的长期使用权，等等，这些例子都是对于稀有资源的“浪费性”集体占用。为了处理烟尘、垃圾和废水而过度使用的风能、水能和土地，就像过度使用了当地的公共卫生处理场一样——在国家的每个地方，这种“公地”普遍存在，是很好的现代实例——然而和严格的公地模型不同。在这些情况下，由于过度使用或不正当使用产生的不利后果并不局限于当事人本身。当我把车驶入收费的高速公路时，这种效果就好像把我的牛赶到公共牧场上一样，我也阻挡了其他司机的前进；但是我的车所排放的废气给住在高速公路周围的人的眼和肺造成了影响，尽管他们并不使用这条公路（而那些坐在装有空调的轿车里的司机们却并没有受到废气的影响）。

公园、海滩或路边的噪音和垃圾比较接近严格定义上的公地情况——公园、海滩和道路本身是免费使用的公地，噪音和垃圾主要影响使用这些公地的人。拥挤的机场，就像拥挤的道路和海滩那样比较接近公地情况；而飞机噪音则主要影响居住在机场附近的人，而不是机场的使用者，并且，与海滩上或公园里收音机产生的噪音不同，机场噪音属于另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受众是他人，而不是对公地的其他使用者。

通过对公地的数学计算可区分三种公地的使用强度，最为典型的包括：放牧牲畜、猎捕鲸鱼、参观博物馆、在高速公路上驾驶以及使用风来驱散烟尘等。公地的某个使用水平表示它得到了最经济的利用：限制使用不仅没有好处，有时反而带来损失，虽然公地的使用减少了平均收益，却使总收益增加到某个水平。（在前面的例子中，这个使用水平就是500头牛的水平。）超过这个使用范围，尽管每个使用者仍能获益，但是过度使用却使总收益下降。在一个公平的限制系统中，公地的使用者都能从中获益，任何人想要增加对公地的使用都会造成其他人的损失。此损失会超过他自己的收益。但是，在这两个区域之间找到一个分界线却并非易事，不管是对拥挤的博物馆还是对最佳的牛奶产量，结果都一样。如果人们对于拥挤程度的敏感度差异比奶牛产奶量对于草料质量的敏感度差异更大，或者人们的驾驶水平影响交通拥堵状况的行为差异比奶牛践踏草坪的行为差异更大，那么找到最佳分界线就更加困难。

当公地的使用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比如1 000头奶牛）时，就会出现使用强度的第三个水平，这个水平会使公地完全丧失价值——高速公路上车太多，以至于车速不比小道上更快；海滩上或音乐厅里人太多，以至于后来的人只看了一眼就回家了；几乎所有人都不能获得更大效用。这不仅仅是公地由于过度使用而几乎完全丧失价值的点，而且还是使现有使用者不能获得效用改进的点，因为只要公地使用还有正的价值，现有使用者所做的改进就会为他人所享有。如果限制高速公路的使用者每周只能使用三天，这样每个人的使用频率降低到原来的3/5，高速公路上的车流也会减少到原来的3/5，这样所有人都会更好；但是如果那些以前因为公路拥挤而放弃走高速公路的人，发现交通状况有所改善也来走高速公路的话，他们就有可能成为那剩下的2/5，从而减慢公路上的交通速度，使原来那些限制自己使用频率的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