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约束的传统习俗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其他人都会走右边，那么大家都会走右边。如果在听音乐会时每个人都认为别人不会在演奏间歇鼓掌，那么基本上就没有人会在这时鼓掌。

多数单行道标志不需要警察来执法，在这里指挥人们行为的——或者说提醒人们行为的——就是自我约束力量。许多法规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这样的法规是好是坏，有总比完全没有法规强；通过人们的预期实现的习惯是非常有用的。（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字母顺序的时代，该是多么糟糕的事情！）但是自我约束力量有时候也会误导人们的行为。一个糟糕的单行道系统与一个良好的单行道系统所产生的自我约束力可能是一样的。男人和女人、白人和黑人、学生和老师、雇主和雇员之间存在的细微差别也具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尽管有时候他们的一方或双方不喜欢这种传统，但是只要明显的例外并不存在，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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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交通信号的人一定有化繁为简的天赋。[8]他认识到在两条街道的交叉处，因为人们互相影响而会出现混乱和时间损耗；也许出于个人的经验，他发现行人的自律和相互礼让无法解决这一通行问题。在这里，即使那些很礼貌的人也会因为相互等待而耽误时间。而一旦人们对自己过马路的时间判断错误，就会引起碰撞事故。

他以高度的概括性将所有行人分成两组，一组行人是东西向的，一组行人是南北向的。他把交通问题转换成了一种交互模式。人们过马路时不需要买票，不需要时间表或者事先约定。所有必要的指令都简化成了两种信号：绿灯和红灯；在这个十字路口平面的所有行人都能看见信号；一个简单的信号转化机制就能控制两组交通灯。不需要事先的计划安排，对信号灯和行人都不需要和其他活动进行统一协调，甚至也不需要执行：一旦行人习惯了交通灯的指示，他们就知道，逆交通流而行是很危险的。交通灯创造了一种秩序，不遵守秩序就会受到惩罚。同时交通灯对每个人都是不偏不倚的：它们不对行人区别对待，也不会因为给予某些人好处而伤害另外一些人的感情。

社会管理者可以从交通信号灯的例子中得到很多启示。交通信号提醒我们，尽管计划管理往往与控制联系在一起，协调通常才是关键因素。人们需要根据他人的行为，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事实上，人类社会最具有创造性的一种计划，有可能就是把时钟和日历进行统一的机制。我不用每天早上起床时都把时间拨到零，并让它按照十进制运行一整天。我的表和你的表所显示的时间是一样的，有了统一的时间，我们可以轻松地与所有其他人进行协调。谁也无法欺骗时间。

每年入夏的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的表向前拨一个小时来实行夏令时，这实际上是对这种协调的一种称颂。对于政府来说，要求每个人干每件事情都把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实际上是一种干预，这与人们的自由选择权利相冲突；我们都不得不每次检查谁实际上改变了时间安排，而谁又没有。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上同时把我们的表都拨快一个小时，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夏令时本身是一个出于良好愿望的武断决定。为什么正好是一个小时呢？难道是因为当古中东人按照与十二宫图和旧式货币中的便士与先令的十二进制（而不是按照我们最初用十指计数从而采用十进制）相一致的方式，将一天划分为24个部分时，他们已经预见到了1 000年或2 000年之后，城市工业化社会将每天的活动日程正好提前1/24吗？就像母鸡下的鸡蛋大小通常正好能和一杯面粉调在一起一样，是不是某种目的论原理决定了计算时间的单位正好等于夏季天黑前将高尔夫球打入9个球洞中的时间？

我知道这样一个人，他曾经计算过时钟应该调快1小时35分钟，而另一个人的习惯是在8月假期里将表拨快40分钟，这样在某个特定时间正好使太阳越过船的横桅杆。我想他们永远都不会让当局通过这一法案——正如一个以秒表（stop-match）计算的最快的87码跑的运动员不可能获得奥林匹克组委会的认可一样。

交通信号和夏令时这两个例子反映了在诸多社会决策中导致人类行为趋同的强制力。度量衡的制定、螺丝钉的斜度、十进位币制、靠右驾驶等行为，都不是某个人能够影响得了的。即使对于政府来说，很少有什么决策比控制人们夏天什么时候起床更简单。先进的钟表工艺使夏令时的推行变得异常容易，它比通过换掉公路指示牌和路标来使另外一边的所有车辆都在同一时刻注意到这种改变更容易。货币流通比螺丝和螺帽的流通可要快多了。如果我们要清除我们所有五金器具中的螺纹端面角，那可需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十进位币制和靠右驾驶也许值得集体努力。历法改革或许可行。字母拼写改革也有过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要全国人民都讲另外一种语言，这可能是一个专制政权，也可能是某种宗教的狂热，或者原有语言的口音太过杂乱而易混淆，使得新语言的形成成为可能。

在这些社会决策中，有些惯性是非常强大的，有时甚至是惊人的。人们学会用双手使用打字机之前，打字机键盘就已经产生了。打字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对它加以改进的意见，而实验也证明确实还有更有优势的键盘，而且容易掌握。改变打字机键盘上的键的成本并不高，甚至更换一台打字机也没多少钱，特别是当一幢大楼里不同楼层上的打字员可以使用不同的键盘，且不相互影响。尽管如此，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不管他们生活多久，与食指相比，都会更方便地使用他们的无名指打字。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一个与夏令时类似但是更加复杂的问题，即在遥远的过去对标准键盘的设计如果发生在遥远的未来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预见到某些社会决策的惯性所在。美国普遍实行5天工作制，但是人们可能还想多些闲暇以带来生产率的增长，少花点时间在生产金钱可以购买到的物质产品上，这样来看，4天工作制可能会很吸引人。没人保证四天工作制可以得到实施——对物质产品的需求可能是具有弹性的——而且无法认为这一较短的工作时间就已经达到了一周工作时间的最短极限。（如果四天工作制确实是最短极限，一天工作9个小时可以使一周4个工作日更容易接受。）那么你想在一周中的哪一天休息？你认为最后会是哪一天休息呢？

这里至少有3个不同的问题：（1）作为个人来说，如果一周之内确实还可以休息一天，那么哪一天是我们各自想要的？（2）总体来看，如果我们所有人的休息日必须一样，哪一天是我们都愿意接受的第二个星期六？（3）如果我们要测算一下2030年时的工作日情况，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测算呢？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你愿意休假的那一天可能取决于别人愿意休假的时间。工作日是去看牙医的最好时间，除非牙医们不在同一天上班。周五是去郊外的好时间，可以避开周六的交通高峰期，只要不是所有人都在周五休息就行。如果周三是孩子们不上课的时间，那么周二就不是去海滩的好时间；但是如果孩子们在周二放假，那么这天最好还是和孩子们一起过。把休息日错开可以缓解高尔夫球场和购物中心的压力；但是如果一周当中每天都有1/5的学生不来上课，那会大大挫伤老师和班级的积极性；如果四年级的学生周二放假，而五年级学生周三放假，家长们会感到很困惑；老师放假的那天学生们也不能很好地去上学；如果牙医放假了，带着孩子们去海滩玩耍，老师们也不能去看牙医。

从总体上看，一个重要的可能性是我们还是喜欢错开工作日的，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缓解各处的交通堵塞和上班高峰，但是我们都会更愿意在选择周五休息的20%的行列中，因为这样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周五去看牙医，并且在不需要看牙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去度一个三天的周末。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无法把我们自己的休息日在一个星期的几天内错开；我们只能把周五安排作为共同的假期——这样周五就成了交通拥挤的日子，总体上说这时周五休息还不如在周三休息。路上又出现了拥堵，高尔夫球场或滑雪场排着长队，开门的商场不多，购物也不划算；我们一起把周五这一休息时光给破坏了。我们在周五出现的拥堵就好像公共牧场一样，是随意做出我们每个个体的独立选择的结果。

每个人都希望生态平衡，希望有更高的集体理性，希望有一个目的性的进化过程。但是这并没有使错开高峰期这样的事情起任何作用，这实际上根本不受政府影响。我们似乎不能把二月的每一周设成不同地区庆祝华盛顿生日的日子，以使这一天的飞机航线和高速公路的旅行比滑雪场运行得更平稳。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至少赐予了我们统一夏令时的能力。

注释

[8]根据鲁塞尔·L·亚当斯(Russell L.Adams)在《伟大的黑人,过去与现在》(Great Negroes,Past andPresent)(California Stat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acramento,1973)中的记载,格雷特·A·摩根(Garrett A.Morgan)在1923年发明了“自动的禁行标志”，并将专利权以40 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通用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