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

空中交通服务单位曾经报道过波士顿东南高速公路上的一个奇特现象。如果早上向南的线路上发生了一起反常的或严重的交通事故，那么向北的道路上的汽车车速比发生事故的道路上的汽车车速下降得还多。因为人们会纷纷减慢车速，想看看车道另一边发生了什么。好奇心在这里起到了瓶颈的作用。甚至一个晚了10分钟到达事故现场的司机可能会感觉他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即使他眼前的道路已经没有拥堵了，但如果没看上一眼，他会不甘心的。

最后大多数司机为了看10秒钟事故现场而多花了10分钟的开车时间。（更可笑的是，现场可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他们仅仅因为前面的人可能在看什么，而觉得好奇，于是放慢车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一些本来可以快速通过的司机，可能出于好奇停留了一会儿；多数司机凭借多年的开车经验，知道当他们到达现场时，他们看一下大约要耽误10秒钟的开车时间。然而当他们到达出事现场的时候，10分钟的延误已经是沉没成本了；而他们仅花了10秒钟匆匆看了一眼。在他后面慢慢爬行的几十辆车上，所有人也额外多花了10秒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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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花了10分钟时间看了一眼，但是他们为自己花了10秒钟，却为前面司机的好奇心多花了9分50秒。

这真是不划算。

更正确地说，这个不好的结果是因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作为一个整体，司机们绝对会做出的选择是不损失这么多时间，如果每个人少看这10秒钟，那么每个人都能在高速路上节约10分钟。然而因为不存在组织协调，他们都受一种分散记账体系的约束，在这种体系下，司机对他后边的人造成的损失并不在意。

仅仅因为从某个回城的货车顶上掉下了一个床垫子，周日下午从好望角回来的汽车被耽误了超过一英里距离的时间，在路上缓慢爬行。没有人知道有几百辆车在一英里之前就开始减速，5分钟后才到达这个遗失的床垫那里，等待交通畅通，并且在恢复速度之前还逡巡了半天。最后可能有人把车停在床垫子前边的紧急停车区，走下车把它挪开了。如果没人这样做的话，没准这个床垫子到下个周日还在那里放着。

这里同样不存在讨价还价。在没有司机愿意做这样的好事的情况下——在炎热的高速公路上带着一群饥肠辘辘的孩子的人，是没有这样一种心态的——某个人必定是被选定做此事，或加以补偿后才做此事。挪开这个床垫对于已经开过去了的司机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开过去之前也没有人会去挪开这个床垫。

如果有人在高空直升机上看到了这一情况，他可能会建议后面的100辆车在他们经过那个挪开了床垫的人的时候，每位司机从右车窗给他扔下10美元。这实际上等于将清理了的公路的产权给予了清理人，使清理公路的这个人的投资有所回报，并使后面的消费者都能受益。但是长长的车队的共同点只是他们的路程一样，在他们通过床垫时无法进行声音交流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动态集体会议的情况下，他们无法进行合作。因此我们只能感谢那些时常会出现的个体记账系统，其中会有人认为不计名利地做好事是值得的。

东南高速公路上的好奇心和通过床垫堵塞路段之后的归心似箭，都说明了有关个人决策和集体利益的一种普遍情况。人们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都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着其他人。在没有适当组织的情况下，个人行为产生的后果可能是相当不令人满意的。人们很容易就此谴责“人性”；但是，如果承认多数人对自己的事情比对别人的事情更关心，而且多数人对自己的事情也比对别人的事情更了解，我们就会发现人性本身不如社会组织更重要。这些问题常常可以得到解决，而解决的方法取决于一种人为设计的组织或是自发产生的组织，一个长期组织或者一个临时组织，一个自愿的组织或者一个强制性组织。

在一种情况下——即停下来看看事故现场的情况——问题是要使人们放弃做那些需要别人承担成本的事情。在另一种情况下——即把床垫子从路上拉开——问题是需要某个人麻烦他自己来做这件对他自己毫无好处但是对其他人非常有利的事情。

这两个例子的另一个区别是，第一种情况涉及了所有人，而第二种情况只涉及某个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把挪垫子行为反转过来，使它成为一种由于不小心而伤害他人的行为，而不是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善良行为。那个绑床垫子的人可能考虑到了如果绑得太随便的话床垫子可能会遗失，但是他不可能考虑到有上千个家庭也许因为他没有绑好床垫子而耽误了回家时间。所以，我们也可以抛开司机们那莫名其妙的好奇心不谈，而去假设人们都在正常驾驶，且考虑着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并不急迫，但是他们后面的某个人可能会有急事在身，事实上也可能有很多司机都着急赶路。如果要这个不紧不慢的司机加快速度，或者选择另外一条路，可能需要花费大家的时间，甚至金钱。可是他自己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他可能甚至还认为那些想要赶路的司机应该为他让路的行为付给一定的报酬。如果没有组织化的沟通，他可能根本就不会意识到后面的人有多着急，而且也不在意后面的人有多着急。

社会组织的很大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之所以称之为社会的那部分——就是一些制度性安排，这些制度性安排可以克服个人所感受到的利益与某些更大的集体利益之间的偏差。有些社会组织是市场导向的——所有权、合同、损坏赔偿诉讼、专利权和版权、期票、租赁合同以及各种通信系统和信息系统，等等。有些社会组织和政府有关——用以提供公共服务的税收、对人的保护、气象局（如果气象信息不能成为市场商品的话）、单行街道、禁止乱扔垃圾的法令、在向南的线路上的事故现场清理人员和在向北的线路上指挥交通的警察，等等。更多的社会组织是选择性组织——如工会、俱乐部、社区等——它们可以建立一些激励性机制和制度来帮助人们做一些个人无法完成但集体可以做的事情。道德可以取代市场和法规促使我们有时候凭良知做事，但是从长期来看，人们只有在肯定能够得到互惠的情况下才会做这样的事情。

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在个人独立行为动机与集体行为之间通常存在的偏差。考虑一下夏天的限电措施。我们总是被告知说，如果我们在盛夏时不限制用电量，系统可能会超负荷，后果将不堪设想，如出现突然断电或持续电力不足以及其他无法预计的后果。有些时候我们会听到水资源短缺的警告，水龙头漏水是水资源浪费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都被要求使用新型节水装置。只要我们的多数人（即使不是所有人）都形成顺手关灯的习惯，或者减少一些对空调的使用，修好家里漏水的龙头，让家里的草坪变得更黄些，让自家的车更脏些，从而降低一点对公共用水和公用电力的需求，那么毫无疑问的是，我们都会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遭受到更严重或更不可预期的结果——在用量超过负荷，或不得不实施某种糟糕的紧急配给制度时，空调可能会在最热的那天因为断电而无法工作，所有的电灯可能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熄灭。

但是把我的空调开小点，或者在我离开房间的五分钟内关掉电灯，以及修好我家里漏水的龙头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需要的电力或水力能源不过是很小一部分，而当把我的行为所造成的微小差别乘以受此影响的人数时，我自己的行为对成本的影响也可以忽略不计。

在家里我们通常在周五晚上简单地冲个澡，以节省热水，而不是自己先洗澡，并恨不得把热水用光。这是因为我们会相互照顾家人，或不得不假装我们相互关照，或我们可以相互观察，并给每个人的洗澡时间计时。但是要照顾其他人或被其他人照顾则要难得多，如那些我不浇草坪他就可以更有效地洗车的人或那些我不洗车就能使草坪更绿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一个强制性的社会契约。如果别人都遵守这个契约，我也会遵守；所有人都采取合作行为而不是各自为政，我个人的福利就能够得到改进。就好像在紧急情况时一样，美德和榜样的感召往往使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恪守共同的黄金准则。对集体具备认同感，并且相信别人也与我们一样。我们愿意面对当前的问题，并且为这种美德与集体感到骄傲。许多社会道德实际上就是一种行为准则，如果人们都遵守这种准则，这种行为就是值得称道的。（尽管个人可能不能从遵守行为准则中获得好处。）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令人鼓舞的英雄主义；如果需要做的事情非常麻烦费事；如果人们与其他通过水管相联系的大多数人没有集体感觉；如果人们坐在房间里需要不时调整空调的温度，或者需要不时地出去检查一下水龙头是否需要维修；尤其是如果人们怀疑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遵守这些规则，多数人就会三心二意，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这样做。当他们看见水龙头在淅淅沥沥地滴水，直到没有水流出，或者看到尽管一再号召人们少用空调，电力短缺问题却还是没有解决，那么甚至连那些不情不愿的行动都会被放弃。

当人们晚上走到房子后院，竖起耳朵，听到夜色中其他人家的浇水装置滴滴答答的漏水声时，心中的不满就会更强烈。因此，他可能会一边谴责缺乏强制性的节水措施，一边把自己家的浇水装置也打开了，从而使大家共同违反规定。

人们一边谴责他人，一边自己重复同样的行为，这对他来说并不矛盾。他希望执行强制性措施，但是如果没有执行这样的措施，他会浇自己家的草坪，特别是其他人都这样做的时候，他对为其他人做好事不感兴趣，而这些是他根本不认识的人，他不希望因此而使自己的草坪枯萎；但是他愿意遵守社会契约，如果别人都能不灌溉自己的草坪，他也能不灌溉草坪，这样他们在淋浴、使用洗衣机、冲厕所和用水池的时候都能少受到一些限制。

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使这种社会契约固定下来。能在每天用水的最高峰时候调节快慢的水表，以及将每周的用水费率或用水配给量在每个夏天都公之于众，将无疑会有助于人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豪华的水表很昂贵，而且用水费率的不断变化，不仅会带来麻烦而且难以监控；大家庭通常要洗一大堆脏衣服，他们会抱怨配给的水费太高，而没有小孩的家庭还可以用水来洗新买的车。在我们还来不及设计并公布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时，潮湿而阴冷的秋天已经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制定一套规则以强制性地在某些公路上使用雪地防滑轮胎，以防在早到的暴风雪突袭时，因为我的车在上坡时滑向路边，而使后面的所有车都受阻，从而造成交通混乱的情况出现。我可能会为了等圣诞节后的大减价而迟迟不把我的车换上雪地防滑轮胎，这等于是我在用我的晚餐时间和轮胎的价格进行赌博。

有时候只要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能够解决问题。如果用电负荷只超出不多的几个百分点，有一半人可能就会执行自愿的用电限制，从而避免断电情况的出现。另一半人不进行自我限制，这会使我们感到非常气愤，更让人气愤的是这另一半人因为电力紧张而造成的忧虑心情刚刚消失，他们就开始放松警惕，大手大脚，把所有的灯都开着，因为他们知道，为了避免断电，我们关掉了我们的电扇。尽管如此，即使我们不对这样的行为处以重罚，而让我们当中的一半人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契约仍然可以称为一个好的契约。“免费搭车者”比我们获得了更大的福利改善，但是对于采取合作行动的一半人来说，我们也获得了福利改善，因为我们自己减少了所用电力。

然而，有时候只有几乎所有人都参与行动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首都的垃圾桶上都写着“乱扔垃圾可耻”，但是真正破坏公园和马路的是开始的垃圾，多十倍的垃圾会使环境变得糟糕，但不是十倍的糟糕。只要一辆割草机就足以破坏周日宁静的早晨，使宁静的社区像喧闹的工厂一样。确实，一旦第一个人大胆开动他3.5马力的割草机并破坏了周日的宁静，其他的邻居也会纷纷开动他们的机器，因为他们相信没有人会谴责他们，因为很明显，仅仅关掉其中任何一台机器根本不足以提供一个宁静的周日。

道德和善良可能会起作用，无论合作性行为的技术是什么——是否所有乱扔的垃圾都破坏了环境，或者只是一开始的几件垃圾破坏了所有的环境——那些愿意与其他人一样恪守职责的人们，那些愿意遵守共同社会公德的人们，还有一些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共同的自私特性的人们，他们不能容忍甚至不愿意提到有些人违背社会契约，背弃社会公德，不能容忍有人嘲笑那些尽量减少往河水里抛洒剩余洗衣粉的人，或者嘲笑那些把落叶扫走而不是一烧了之的人。

尽管如此，有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共同的社会契约中获得福利改进。有些人得到的多，而有些人得到的少，有的甚至不能弥补他遵守社会契约而放弃的东西。关掉空调，以使电灯和重要的家用电器正常工作这样的协议对于那些对花粉过敏的男人或女人来说，就不是一个好交易，因为他们宁愿在黑暗中有一个干鼻子，也不愿意在灯光下不停地打喷嚏。禁止人们在室外使用水尽管有点不近人情，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对以浇洒他们的花园为乐的夫妻就无法接受这样的条款。在出了事故的高速公路上警察突然出来维持秩序，宣布所有的车都应全速前进不允许滞留，这对于那些本来还要缓慢爬行一英里才可能到达事故现场的人来说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消息，然而那些已经缓慢爬行了十分钟而且马上可以看到事故现场的司机们可能就会不高兴了。如果十分钟前宣布这个消息他们都不会生气，但是十分钟前他们前面的有些司机就会不高兴。

如果参与社会契约需要一致同意，那么为了所有人都能参与，可能需要对那些收益不能弥补成本的参与者进行补偿。不过，补偿会使这项社会契约变得更加复杂，当那对爱好花园的夫妻在得知他们的花枯萎后可以得到补偿时，他们的邻居就可以知道他们究竟有多热爱他们的花园。

在经济学中，与这种一般现象最相似的情况涉及某些缺乏供给弹性的稀缺资源和商品，它们对所有人都是自由供应的，直到供给被用完为止。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美洲水牛，内战结束的时候还有2 000万头或3 000万头美洲水牛在密西西比河西边的草原上徜徉。野牛肉当时还没有在市场上销售，而且铁路运输还不能把鲜活动物直接送达美国西部。因水牛舌头味道非常鲜美，价格也很高，故在几年的时间里，水牛舌的买卖都很兴旺，最后留下了成千上万吨没有舌头的腐烂牛肉。后来水牛皮又成了抢手货，这导致更严重的后果，在大约六年内200亿磅的水牛变成了腐尸。当时，货运火车为了回避腐烂的水牛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都绕道而行；地上每增加5磅水牛肉，就有人从水牛皮的买卖中获得1美分的利润。15年后，牛肉可以销售了，在任何利息水平上，鲜牛肉销售都可以带来更多的收益。但是，这对过去一天宰杀50头水牛的猎户来说，没有任何好处。他不可能宣称对一头水牛拥有产权，并拥有在15年后出售它的后代的权力。

鲸鱼和电力，水牛和供水，都是这个社会的稀缺品，但是只要还存在，它们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免费”的。从小的方面来说，如果6个商人进餐时要求侍者将所有费用都写在一张支票上，这种现象就会发生。他们为什么会为了集体节约6美元而吃汉堡，而如果点牛排，点菜者只要多付出1美元？若宴会提供免费饮料，人们往往会喝得更多，而每个人的花销是在最后来计算的；相比于他们能支付的来说，这种方式通常能使人们消费得更多，而宴会通常也会推荐这种方式。但是，俱乐部经理将告诉人们，每个月的饮食开销只需要所有成员平均分摊，这将是毫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