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和争先恐后

在道奇镇（道奇附属俱乐部春季集训所在地）的美国二级职业棒球队员采用自助形式就餐。“队员们可以随意入座”，总经理说，“我们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如果一个白人队员不想和别的肤色的队员坐在一起吃饭，他可以出去自己买饭吃。这样做迄今还没有出现任何麻烦。”[9]

一级职业棒球队员们在就餐时并不一定要在指定位置就座；尽管白人和黑人混合而坐的桌子也不少见，但也并不是必须要这样做。如果我们假定一级和二级职业棒球队对于种族的态度差别不大，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餐厅里的种族倾向还是存在的，不过这种倾向弱于就近就餐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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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还存在另外一种选择：白人和黑人运动员也可以在排队就餐的时候，就站在与自己肤色相近的队员旁边，这样在他们端起盘子入座以后，就会“无意”中跟与自己肤色相近的队员坐在一起了。但是很显然他们没有这样做。试想一下，如果他们要这样做的话，那就必须设定一种排队方法。也许我们可以依此得出结论，尽管对肤色的偏好可能会使队员们在就餐时分隔开来成为一般规则，但是其力量还不至于强大到使队员们在拿到饭前就愿意花费精力来接近与自己肤色一致的人。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即队员们会预先制止就餐时插队的行为，以使其不能成为一种寻找座位的手段。

不过，即使是二级棒球职业运动员们也应该提前几码就知道，是否前扑就可以把球队的比分提高。很难想象，如果一群队员们想坐在一起就餐的话，他们不会想到在排队前就聚集到一起；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因肤色而导致的分离。

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外一些假设。一种是队员们消除对肤色的敏感，随意就座；另外一种选择是，队员们可以忽略、接受甚至喜欢不同肤色的人混合而坐，但是当一个圆桌上的某种肤色过于一边倒时，他们会变得不舒服，或者会认为同桌的队员们不舒服。在一个有6个白人或是黑人在座的桌子旁就座本来是一件很随意的事情，但是如果新来的第7个人跟他们的肤色不一样的话，这种差异就会使每个人心中产生一种异样的自我认知，因而，会打破餐桌上融洽的气氛，从而形成彻底的和持久的分隔。

举办鸡尾酒会的女主人们肯定熟悉这样的尴尬局面。在酒会上，先生们和女士们随意地站在大厅里对话，气氛很友好，但是如果某种随机的原因，或者可能由于一些男士或女士在某个专门话题上聊得太久，就会形成男士或女士分别扎堆的现象。这样，选择性活动就会导致类似于道奇职业棒球队餐厅就餐那样的鸡尾酒会。有经验的女主人掌握了类似于二级职业棒球队员餐厅排队的规则：她们会让不同性别的来宾在餐桌上轮流就座，或者牵着来宾的手臂以使他们在酒会上来回走动，或是为来宾们沏上咖啡，让他们自助取走，从而打破这种性别分隔。

不过有时候事情恰恰相反。在飞机上和其他封闭的公共场合，将瘾君子和不吸烟者分隔开来是一件好事；出于安全考虑，将游泳者和冲浪者分隔开来通常是很有必要的；在公路上，让行驶速度较慢的机动车靠右边行驶也是很有必要的。这样的二分法很多是不对称的：抽雪茄的人很少影响到不抽烟的人；冲浪者不希望自己的甲板撞到别人的头上，而有的人则更不希望如此；在公路上，当一辆慢速行驶的卡车超车时，这辆卡车的司机对于他后面的车的认识，肯定不如后面的车的司机对于他的车的认识。不同的人行为方式也不同：冲浪者们喜欢挤在一起，并在没有规章制度约束的情况下一起冲浪；冲浪爱好者喜欢分散性的和运动性的运动；而且很少能跟游泳爱好者分享水域。

这些分离、分隔、共享、混合、分散甚至追逐等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尽管这些过程的后果是总体性的，但是对它们的决策却是完完全全由个人做出的。那些尽量避开冲浪运动员聚集的海滩的游泳者们，以及那些聚集在冲浪滑板数量较多的地方的冲浪者们，对环境会作出个体反应，而环境又是由那些做出同样反应的个人组成的。这种结果可能是无意识的，甚至是不被觉察的。不吸烟的人们可能会聚集在列车上较少有人吸烟的车厢；当这些车厢变得比较拥挤时，那些瘾君子就会选择到人较少的车厢吸烟，不管他们是否注意到，也不管他们是否喜欢，他们会发现他们在一个不太拥挤的地方，集体吞云吐雾。

更为重要的现象当属对于居所的选择以及其他诸如职业选择、城市之间的迁徙、学校和教堂等相关选择，在这里，分离和组合涉及具有持久影响的关系。那些在道奇镇就餐的二级职业棒球队员们，他们没有像在自助餐厅排队那样的机制来选择他所居住的家庭住址；即使他们的住所是随机分布的，他们中的白人和黑人也不会随机地混住在一个住宅区中，因为这种混住的居民区很少存在，而且对于白人或是黑人而言，他们对于住房的选择一般情况下也是要么在白人区，要么在黑人区——除非连这样的选择权都被限制。

要从那些集体选择现象中得出驱使个人做出各种决定的动机是什么，以及这些动机有多强，并非易事。飞机上的瘾君子也许并不知道坐在他前排的乘客对烟草味很敏感；滑水者可能很愿意呆在离岸四百码的海面滑水，如果不用给其他滑水者留出最佳滑道的话。在鸡尾酒会上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可能也厌倦了在同一性别的人群里扎堆，他们都希望女主人能将这种僵局打破，但是如果没人组织，任何人都不能做什么。那些喜欢在英语和法语双语环境下工作的人士，如果发现自己所说的语言正好是某个工作环境中较少使用的语言时，他们会感到很不自在；而他们一旦有了抽身而出的念头，就会恶化这种情形，使自己最后不得不离开这个工作环境。

如果人们经常会做出“极端化”的选择，比如选择一个都是白人或者都是黑人的居住社区，选择一个都讲法语或者只讲英语的俱乐部，选择一个很少白人或者很少黑人的学校，等等，而经常以这样的方式进行选择又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极端特性。他们这样做并不表明他们喜欢被分隔，而只是因为在分隔已经存在的前提下，人们只能在非此即彼的人群中做出选择。人们更喜欢跟与自己相似的人而不是不相似的人在一起。

这种选择的机制并不都是让人一目了然的。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连锁反应、被夸大的感知、滞后的反应、对未来的预测以及或成功或失败的组织力量。三个具有同一特征的人可能会单方面解除房租合约、搬出公寓而没人察觉；但是如果他们在同一星期搬出来，那么就会有人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加以评论。社区里的其他居民就会很警觉地注意看看是白人、黑人、老年人，还是有小孩的家庭或无小孩的家庭在搬走，从而形成他们认为他们预知过的少数派状态。

这种少数派的形成过程可能是消极的、系统的或者是无意之中完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可能不是不偏不倚的。如果公司里空缺的职位通过口头方式招聘，或者公寓里的住房都由大楼里住户熟悉的人居住，或者男士们只娶自己认识的女士，而自己只认识讲同一种语言的女士，那么一种带有偏向性的沟通系统就会形成，从而强化某种已经起主导作用的同质性。

注释

[9] 参见Charles Maher,“The Negro Athlete in America,”The Los Angeles TimesSports Section,1968 03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