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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性行为
需要注意的是,在所有这些假设中,都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即人们都拥有偏好、追求目标、尽可能少费力或减少尴尬、使视野或舒适程度最大化、寻找或避免伙伴,或以我们称之为“目的性”行为的其他方式行动。并且,这些目的要么与其他人及其行为直接相关,要么受到由同时也在追求自身目的的其他人构成的环境的限制。这种偶然性行为——即依赖于其他人行为的模型就是我们常常拥有的行为模型。
在其他学科中,比如有时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形象地把行为归于动机,因为有些行为看起来就是要达到一种目的的。水寻求其自身平面,大自然厌恶真空,肥皂泡使表面张力达到最小,光在不同的媒介中行进速度不一样,不过,都会沿着行进时间最短的路径行进。但是,如果我们将水注入一个J形的试管中,并且封住较低一端,试管中两端的水则无法达到自然水平,这时,没人会意识到此时水处于不自然的状态。如果打开试管的较低一端,水就会洒到地上,这时,没人会认为这是因为水要实现自身水平而洒到地上。我们多数人都不认为光的速度快是因为它很忙碌。近来有些人认为向日葵如果不是朝着阳光就会枯萎,我们也知道,树叶寻求在树上的位置,以在它们之间分配光源来使光合效应最大化。如果我们从事木材生意,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希望树叶能够这样生长,但不是为了树叶本身;我们甚至不能确认树叶的这种行为到底是主动的,还是仅仅在酶的驱使下才产生的,抑或是一个我们完全无法用“目的”和“寻求”这样的词来归类和评价的化学系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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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就不一样了。当我们分析人们逃离火灾现场的行为时,我们的意思就是人们确实会试图逃脱,而不仅仅是表现得“好像”不喜欢被烧伤。人不同于光束或者水,我们通常会认为我们的行为是在追求或近或远的目标时有意识的行动或适应性行动,是在所获知的信息范围内和在对如何克服所处环境的限制以达到自己目标的理解下所进行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常常可以将此归结为人类解决问题的某种能力——即对如何从一点到达另一点进行估算和直觉观察的能力。如果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在试图解决问题,并且我们认为他确实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我们也能解决,那我们就会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并按照我们认为他能理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种方法叫做“代理问题解决法”,是微观经济学中大多数理论的基础所在。
在研究“寻求目标”的无意识的物质时,比如寻求自身水平的水,或者生物学中进行自我保护和扩散的基因时,有一个优点是,我们时刻记得我们所谓给予的动机不过是为了表达的方便,是一种具有启发意义的类比物,或者是一个有用的定式。而对人类来说,我们却会陶醉于自己对寻求目标或解决问题的想象中。我们可能会忽视人们会追求错误的目标,或者根本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有时会沉浸在或经历一些与他们的目标背道而驰的潜意识过程。我们还常常会在人们实现了(我们所认为的)他们追求的目标时夸大他们的成就。
尽管如此,无可否认这种分析模式有待评价。如果人们在采取有目的性的行为时,不对结果的有效性格外挑剔和在意的话,我们很难得知他们是如何选择行为的。社会科学家更像是森林里的护林员而不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关心导致物种灭绝的原因是什么,而不关心这种物种是否灭绝。(如果一种物种已经灭绝了上百万年,他自然不会去考虑。)而护林员关心的是美洲野牛是否会消失,以及如何使它们与周围的环境保持一种平衡状态。
这种评价的有趣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在于需要对群体行为的总体后果进行评价,而不仅仅是单个人在限制性环境下的行为问题。在一栋着火的大楼里,跑是比走能更快到达最近出口的方式,尤其是当别人都在跑的时候;然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如果每个人都采取这种对自己最安全的行动,也就是每个人都跑的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安全离开大楼。来听我演讲的每个人在进入大厅时,选择的可能都是在他们进来时看来是最好的座位。(在所有800人都就座后,当看到别人所坐的位置以及知道有多少人到达时,有些人可能会希望他们能坐在更靠前的位子上。)然而,最有意思的问题并不是有多少人在看到其他人的就座位置后想和别人换座位,而是是否存在其他不同的座位安排能够更好地满足多数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的需要。
个人如何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与他们从他们集体营造的社会环境中所得到的满意程度,并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