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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我们生活的多角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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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与美日欧等经济强权的对垒已经进入白热化，市场的残酷性、持续性将让每一个中国家庭明白美元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是一场严酷的失业、贸易战、死亡、破产以及地区性军事冲突的过程，会让99.999%的中国人、美国人，甚至欧洲人不知所措。
◆“9·11”时代在今天产生的溢价对许多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国家来说，与日本人在1989年面临的“冷战溢价”没有什么区别。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今天全球的人们热议的不负责任的格林斯潘与不负责任的美国华尔街，只是利用一大堆美国次级债券所产生的拥有全球财富的快感，保障了美国人未来40年之内的世界石油话语权的美国文明战士。
◆未来20年内，美国如果能够建立全球最环保与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空间来吸引全球富有的退休老人们，那将是一笔15万亿～20万亿美元的生意。到2020年，卖汽车与钢铁的是穷人，卖医疗与法律服务的是有钱人，卖洁净空气与水源的是富人。奥巴马是第一个知道等地球老了，美国“婴儿潮一代”的7800万人也老了，该如何去做的人。
第一章 多角世界的博弈
全球化的文化天堂
今天在浩瀚的海洋上来回穿梭的巨型油轮，纷纷按照最优分配的命令，把全球各地以美元计价的商品发送到各种人群之中。世界的运输能力自“二战”以来增长了25倍。以每桶70美元的油价来算，全球每年需要为目前各种交易模式与消费模式支付2.3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全球政府为石油工业每年补贴的3000亿美元。
现在更有趣的交易模式是，印度的棉花运到日本，制成布料，再运到中国被制成成品，然后由沃尔玛出售给美国人，变成他们从头到脚的行头。而一艘装载美国大豆的巨轮抵达中国港口后，这些美国大豆迅速被运输到中国的大豆加工基地，加工成豆油与豆粕。豆油进入了中国餐馆，而豆粕到了中国农业养殖户手中；再随后更重要的是，中国农业养殖户和加工厂迅速把制造出来的大量鸡肉装上巨轮，快递到美国人的餐桌上。同样，日本的造纸商大量消耗了中国木材后，再以具有附加值的方式把纸制品出口到中国。一架飞机在每吨货物上的能源消耗是轮船的50倍，中国的大蒜与鲜花通过空运到达日本，日本的化妆品再通过这种方式到了中国女性的手中。
总之，全球化带来了更明确的生存理念——大量本土农业的消失，跨国公司的生存空间，水资源、医疗设施、土地等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媒体角色倾向性的转变，世界范围内的无声军备竞赛，对冲基金价值观的全球控制力，全球农业领域的“孟山都”的最终奋斗，垄断医疗与私人保险业的第三种力量，生物物种单极化的倾向。
中国现在每年消费的2/3的大豆需要由全球市场供应。如果中国人要做到大豆供应全部自给自足，那就需要增加2.5亿亩土地与大量水资源。现在中国人已经成功地占用这2.5亿亩土地与大量水资源，完全改造成了世界制造业出口基地，制造出比大豆更有附加值的钢铁、电冰箱、服装、电机、水泥等多种产品。美欧地区的确是太“可爱”，每年向各自的农场主们提供高达1000亿美元的补贴，拿发达国家所公认的低附加值农产品来参与全球化。
今天人类从未面对过而又即将面临的，是承载人口的能力问题，地球与地球上的水资源，今后到底能够供养多少人口？1999年10月，人口突破60亿，到2020年将突破80亿。不过美国的货币主义的创造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倒是提供了一个较优的水资源分配方案——谁出的钱多，谁就应该获得水资源。
中国人现在承包了全球制造业的加工环节，印度人承包了呼叫中心、医疗服务、软件设计等服务业，美国人则从事金融产品开发与农产品供应。现在全球近70%的水资源消耗用于农业灌溉，如果要解决20年后的人类粮食需求，那20年后用于农业的水资源将在目前的基础上翻番。2001年，我曾上书中国高层，希望中国能建立以石油、黄金、森林、农田、水资源以及稀缺矿藏为储备的人民币货币支付体系。现在美国人用玉米提炼出乙醇来开车，欧洲人用棕榈油来发电，丹麦人开始向纳税人收取“二氧化碳税”。美欧政治家们现在开口闭口都在讲的“环境货币”将在未来发行。到那时，长期获得美欧政府几千亿美元补贴的农业，就是新技术型“环境货币”产业了。9年前，我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叫《种桑养蚕》——
很久以前，一个大国的皇帝命令大臣们都必须穿丝制衣服，而在自己的国家内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这个国家的丝价就猛涨。于是，其他小国就纷纷种桑养蚕而不种粮食，乐得卖蚕丝赚银子。过了几年，这位皇帝又命令大臣们只能穿布衣，并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这样一来，这些小国的人就纷纷饿死，而这位皇帝就轻易“赚取”了这些小国。
真实的未来世界会发生什么？那也应该是全球化天堂中的事情了。
“9·11”之后的全球化
日本著名的学者辜朝明写了一本叫《大衰退》的书，书中指出，在1990年后日本经济面临的严重通缩问题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的大萧条都是企业资产负债表的问题。这本书在日本很是热卖，日本人从1990年进入大衰退到2009年，用了20年时间都还没有搞明白日本经济是“冷战溢价”与“制造业溢价”的殉葬品。
1988年5月，苏联士兵从阿富汗地区撤军；1989年底，日经指数不得不与近4万点的高位离别，向20年后现今的1万点迫降。
1995年，有一个美国年轻人在网络上宣布融资规划，计划通过网络向全美国的小学生们销售铅笔，几天后几十亿美元进入了这家网络儿童服务公社。
1995年，东盟地区、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电子产品开始挤压日本电子制造商的生存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制造商面对的是美国的“301条款”、强劲升值的日元以及来自亚洲其他地区的同类产品的恶性竞争。
1997年，全球电子产品的产能严重过剩，迫使大量资本逃离东盟，东盟地区的货币在1997年夏季迅速被摧毁。1997年底，很多日本金融机构无法承受大量来自本土与东盟地区的坏账，被迫倒闭。另一道风景线却是1997年后的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乘上了全球资本包围形成的上升浪潮。
什么叫企业资产负债表？麦当娜开一场演唱会进账几千万美元，这就如同企业优质资产；一个没落歌手向放高利贷的商人借钱，这就形成了负债。20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抛弃了日本，所以日本经济必定体现出恶性负债的表象。在20世纪90年代，世界资本预期冷战的结束将让美国腾出大量财力，包括使大量军工技术开始向民用转移，所以美国经济必定体现出一种巨额资金推动下的垄断技术带来的进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是英国人，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人是德国人与美国人。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失去领导地位的英国人同样进入了严重的负债体系。世界资本预期的结果是，领导者被捧上天，落后者被送入地狱，这也是伴随着世界技术进步的资本现象。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丧失经济地位的日本，最终也是被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双重货币与财政政策推进了系统性的不可化解的负债体系（本书后面再详细讲述这一点）。
格林斯潘时代是全球化“高速”前进的时代——请注意“高速”这两个字。格林斯潘离任时，美国全部债务是GDP的350%，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顶峰时期的1933年的纪录为290%。任何批评格林斯潘的人士，都可以从美国目前高额的负债中轻易找出让全世界学界人士共同相信的经济理由——格林斯潘的货币政策不负责任。在格林斯潘任期内，苏联解体了，日本经济垮台了，东盟地区的经济格局被彻底清洗过了。更重要的是，格林斯潘还资助了老布什与小布什发动的两次对伊战争和一次对阿富汗战争。
在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小布什开始了反恐战争，2003年美军进入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随着美军对伊拉克地区的全面控制，让小布什与美国传媒再也无法高举反恐大旗的问题是，美国人找不到伊拉克的化学武器制造基地。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美国政府无法让当时的美国人支持越南战争。
残忍的世界有时候的确需要金钱的安慰。2002年11月，美国经济总管格林斯潘把联邦基金利率降到了1.25%，并耐心地将这个水平维持了一年以上。世界范围的美元桑巴舞狂欢开始了，美国大批的黑人、拉美裔兄弟们被格林斯潘请进了标准公寓居住。
2003年，美国的房价开始加速上升，对住房拥有率近70%的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发财了，美国狂欢式的消费浪潮让世界也为之振奋。
2006年格林斯潘退休时，美国的经常账户赤字高达8000亿美元，在美国GDP中所占比例近7%。格林斯潘在他离开美联储的最后一天，大笔一挥，将一年8000亿美元的封口费支付给了全世界与美国各阶层，为的是保障美国长期战略垄断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拉克的石油供应。
格林斯潘留下的“财富”包括：
（1）全世界有钱人出钱购买了大量美国次级债。
（2）美国的房屋供应大量过剩。
（3）美国石油商们瓜分了对全球第二大石油资源储备国伊拉克的石油资源分配权。
（4）美国的农场主们垄断了世界粮食供应。
（5）美国人向外国人欠下了大量以美元计价的债务。
“9·11”恐怖事件急速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在这一急速推进的过程中，无数的利益阶层主动或者被动地通过再分配分享了巨额财富。同样，在1950～1989年西方国家与苏联冰冷的“冷战”对抗中，日本获得了以“冷战溢价”与“制造业溢价”为特征的对财富再分配的权利。而这种特定时代的财富必定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彻底消失，这就是日本从20年的失败中都无法领悟的道理，而这么简单的道理却可以彻底摧毁一个民族。这或许验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将欲弱之，必固强之。”“9·11”事件后的财富再分配到今天已经终结，而现在是到“9·11”事件中的利益获得者之间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了。
在今天全世界都在谈论美国愚蠢的次级债的时刻，我们看一看在2003年底美国人布雷默[1]在伊拉克签署的“第39号命令”中的几个条例：
（1）私有化：法令允许伊拉克全部国有企业私有化。
（2）100%的外资所有权：法令规定在除了石油、采矿、银行和保险业之外的全部行业中，允许出现100%的外资所有权；
（3）国民待遇：法令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伊拉克将得到不低于伊拉克本国投资者所得到的待遇，伊拉克政府不得给予本土投资者、产业和供应商优惠待遇。伊拉克政府无权要求持有价值上10亿美元重建合同的美国公司雇用本地承包商。伊拉克政府不得为发展本国经济规定本国公司在承接合同方面享有相对于外国公司的优先权。
（4）无限制的利润流出：法令允许外国投资者随时可以将投资的相关资金汇出伊拉克，包括出售股份所得、利润或分红。
（5）40年约期：伊拉克政府和产业被锁定在上述法令中，维持40年不变，并且约期可以不断延续。
这是一项标准的“9·11”时代的法令，它将保障在伊拉克的美国公司可以拥有任何产业，实施任何垄断，并且将它们的任何资金汇回美国本土。另外，“第40号命令”与“第37号命令”使得伊拉克银行业彻底向美国人开放，伊拉克银行50%的股份可以由美国人持有。摩根大通的伊拉克贸易银行将是伊拉克银行业大规模私有化的起点。
上述这项标准的“9·11”时代的法令包含了什么？伊拉克的石油储备不低于2000亿桶，美国的石油商如果获得30%的份额，那就是600亿桶石油。按今天的石油消耗量计算，世界上的石油将在40年后全部耗尽。到2020年，如果石油价格是每桶100美元，那对美国石油商而言就意味着6万亿美元的收入；如果石油价格是500美元，那美元就将彻底统治地球。所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全球化与“9·11”就像准备用石油与粮食长期食利的一大群人的开场白。“9·11”时代在今天产生的溢价对许多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国家来说，与日本人在1989年面临的“冷战溢价”没有什么区别。而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今天全球的人们热议的不负责任的格林斯潘与不负责任的美国华尔街，只是利用一大堆美国次级债所产生的拥有全球财富的快感，保障了美国人未来40年之内的世界石油话语权的美国文明战士。
未来的通货紧缩
菜价、汽车价格、理发价格、土地价格、政府债务、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等一切商品价格和债务支出等可以完全合并成一体——自然商品价格。而工资收入、债券收入、股票分红、租金收入等一切收入也可以合并成一体——工资价格。在正确的市场中，商品应当有一个自然形成的合理价格，而自然商品价格必定会与工资价格形成一致，这样产业、就业与物价就会都处于自然产出、自然就业与自然物价状态。
当自然商品价格出现非正常的相对于工资价格的高估时，市场上会出现通货紧缩。当自然商品价格出现非正常的相对于工资价格的低估时，市场上会出现通货膨胀。所以当出现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会提高利率，让大量工厂停业，而大量工厂停业必然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这样一来，被高估的工资价格就会迅速下降，而非正常的被低估的自然商品价格就会从逐步上升转变成逐步下降。最终，在市场上的自然商品价格与工资价格充分达到均衡后，通货膨胀就会逐步消退。
但是在通货紧缩中，是自然商品价格相对于工资价格被严重高估，而中央银行注入的货币与政府大量的财政支出会以一种债务的形式在短期内推高或稳定自然商品价格。所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会让自然商品价格建立大量负债而被迫稳定或高企，而此时工资价格最好的表现只是出现降幅趋缓。这就形成中央银行与政府支出大量以债务形式，人为阻拦了自然商品价格与工资价格快速靠拢，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债务型崩盘会再次发生。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从1990年以后不停地注入货币，不停地扩大政府支出，而最终并没有看到货币主义者预言的扩大货币供应与财政支出后市场上会出现的通货膨胀的情况。
总之，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大量货币供应与大量财政支出，如果是以债务形式使得自然商品价格被迫稳定，那么未来的经济必然陷入长期恶性通货紧缩，而非货币主义者所预言的通货膨胀。日本人真有耐心，他们坚持了20年的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就是不明白自己上了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当。
衰老的世界：奥巴马的选择
克莱斯勒与通用汽车破产了，如果奥巴马从国库中拿出2000亿美元，让美国汽车制造巨头生存下去，那么全世界就不太会产生美国工业不行了这样的群体性思维，而这2000亿美元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烧钱的规模相比，根本是九牛一毛，不值一提。这里出现的问题就是，奥巴马为什么选择了会让全世界产生美国工业不行了这种印象的做法。
再过两年，也就是到2011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将开始进入大规模退休程序。20年后，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这7800万人将全部完成退休程序。这是全世界最富有，也最乐意大量消费的一代，他们退休后的世界会如何？到2030年，美国、德国的老龄人口比例将迅速上升到26%左右，而日本的这一比例将高达30%以上。
人退休了需要什么？医疗服务、护理、休闲活动、宠物、宗教信仰，以及最蓝的天空。所以退休的人会压缩在汽车、工业制品上的消费，包括压缩负储蓄。在美国，现在3.9个年轻劳动力对应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到2030年这个比例将是2.4：1，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比例将是2.5：1。未来5年，全球发达国家成年劳动力的税负将大幅上升。如果未来5年内主要新兴国家中国、印度等国不能大幅提高国内总需求，也就是使工资收入大幅上升，那到2015年，全球汽车制造商、钢铁制造商中至少将有50%会被骤降的世界总需求拖垮。
所以奥巴马选择让美国汽车制造巨头们进入一个小批量生产时代。同时节约出来的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投到打造全球最蓝的天空、最清澈的水源与一流的医疗体系及一流的法律体系的开拓中。因为到2020年，全球发达国家中到处可见大批富有的退休老人们为自己寻找最环保的生活环境、一流的医疗服务以及一流的法律保障体系，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长期趋势。
现在中国是旗帜鲜明地于2009年上半年在汽车工业、船舶工业、钢铁工业、水泥工业等制造业投入了9000亿美元信贷，并且有价值不低于1万亿美元的道路、桥梁、铁路等政府工程开工。在中国的南方地区，一座大桥的工程负责人激动地向周围的人们宣布，这座耗资100亿美元的大桥将在2015年建成，届时它将提高货物运输速度，使运输过程从目前的4小时缩短到40分钟，周围的人们也在这种激动人心的数据与语气中激动万分。
到2015年，全球发达国家成年劳动力的税负将大幅上升，为此，发达国家成年劳动力会大幅减少消费；到2015年，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已经大批退休在家，为此，这大批退休老人也会减少消费；到2015年，印度、越南的劳动力成本会比我们更有竞争优势。到2020年，全球最流行的职业是养老代理人，他们将到处穿梭在富有的退休老人之中，向他们推销最蓝的天空、最环保的水源、一流的医疗服务、一流的法律体系。未来20年内，美国如果能够建立全球最环保与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空间来吸引全球富有的退休老人们，那将是一笔15万亿～20万亿美元的生意。到2020年，卖汽车与钢铁的是穷人，卖医疗与法律服务的是有钱人，卖洁净空气与水源的是富人。奥巴马是第一个知道等地球老了，美国“婴儿潮一代”的7800万人也老了，该如何去做的人。
所以，奥巴马思想的惊人之处在于他从群体性思维对立面看到的垄断性的财富。
我是如何提早判断出2008年大萧条的
2007年9月，伯南克领导的美联储开始大幅降息，来平息美国部分地区的次级债风波。在这次降息前，我认为美联储决不会降息。所以在伯南克降息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伯南克降息的举动，会让世界陷入一场大灾难。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已退休的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打破常规，猛烈批评了伯南克在2007年9月采取的降息政策是极不负责任的，但是伯南克这位货币主义猛将却继续上演着降息大戏。
首先，大家必须明白市场结构是错综复杂的，并不是说美联储大幅降息，货币就会被有效地注入市场——有可能伯南克大量注入货币的举动，会引发市场上本来存在的货币被迫从市场的缺口处逃离。这样就可能出现注入货币的流量还远不及逃离货币的流量，于是市场上就会出现短暂性的货币数量实际上是在大幅减少的现象。如果出现逃离货币数量远大于注入货币数量的失血现象，那毫无疑问，经济体系就会面临系统性崩盘。我在2008年2月撰写的《股灾先生——伯南克与短暂的大萧条》一文指出，“伯南克先生将是今后全球的股灾先生，他正在把世界经济带进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结果在2008年9月，世界性大萧条爆发。
现在，大众的理解都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可怕的1.3万亿美元次级债是其背后的几十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惹出的祸。毕竟，一张衍生品合约的产生是建立在一个做空者与一个做多者的价值对立中的财富转移过程。衍生品是一个没有逻辑上的错误程序的市场，而一个没有错误的被滥用的程序就足以摧毁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吗？
那为什么在2000年后，美国网络技术股票市场的崩盘与随后产生的10万亿美元财富损失并没有引发当时世界性的同步崩盘呢？而在1990年后日本股市与房市的15万亿美元市值消失也没有引发那时的世界性同步衰退。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世界主要央行在2007年9月至2008年8月这个时段犯了相同性质的错误，让世界上的全部交易者与制造商面对一致性账面损失与流动性趋紧，从而产生集体被迫抛售性大萧条。
在伯南克先生就任美联储主席后，我非常怀疑美国经济会出现重大问题，因为伯南克的整个思想体系说明他深深迷恋于美国货币主义创造者弗里德曼的学说。而弗里德曼最重要的理论来源是其对1929～1938年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评估，以及对当时货币现象引发的结果的评估。1929～1938年美国货币体系的货币紧缩现象，是中央银行产生的，还是股票市场产生的，抑或是债券市场产生的，又或是资本外逃产生的？弗里德曼是从一种货币表象解释了中央银行的问题，而市场的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大量的研究人员往往喜欢把问题简单化，让货币表象来对应表象下的事物，也就是说货币主义只是弗里德曼先立题后推理创造的学说。
我们姑且不去谈论弗里德曼针对1929～1938年的推理是否正确，今天是信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衍生品全球化的时代，这都是在1929～1938年不可想象的要素。在经过了80年的全球化变革后，伯南克对货币主义的痴迷程度以及其拥有全球重要决策权的角色，必然会让世界饱受货币主义临床试验带来的创伤。
在今天的信息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衍生产品全球化中，每时每刻都存在着一个资本央行，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套利者央行”。
在2001～2006年，日本央行采纳了货币主义学者克鲁格曼的建议，推出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种政策立刻制造出一群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这些交易者的模式是大量从日本借入廉价日元，迅速转换成高息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新西兰元、俄罗斯卢布等货币，再投资高息货币地区的房产、债券、股票与衍生品。也就是说，在2001～2006年，日本央行注入日本经济体的日元货币在1秒钟后就出现在美国的次级债对冲基金或波兰一位普通家庭购房者手中，这种资本流动现象在1929～1938年是不可想象的。
2001年以后，随着小布什采取的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举措与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军费的上升，美国经常账户赤字急剧扩大，由此产生的中国贸易顺差转化成的高储蓄被中国央行大量投放进美国债券市场，美国长期利率被强行拉低。随着全球长期利率的走低以及大量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的进场，高息货币地区澳大利亚、新西兰、挪威、英国、西班牙、俄罗斯与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盛宴开始了。
2004年6月，美国的中央银行进入了小幅加息周期，美元与日元的利差开始放大，美国的次级债迅速成为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眼中的抢手货。请注意，在对货币主义的解释中，中央银行加息，市场上的货币应该紧缩，但市场上存在“套利者央行”，所以在2004年6月美国的中央银行加息，反而使美国本土货币供应大量上升，难得出现了美国的中央银行加息后，长期利率反而走低的现象。事后，伯南克解释说这是中国储蓄过剩造成的，而正是伯南克这种存在严重错误的解释，为其货币政策造成2008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埋下了致命基因。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在全部抵押贷款市场中所占比例从2001年的5%，迅速上升至2006年的20%，高达6000亿美元的次级债在2006年被销售一空。非常明显，日本央行、中国央行与美国央行，这三大全球主要央行是美国次级债的共同创造者。这样一来，美国次级债就有了一个非常重要，或者说非常致命的生存条件，那就是日本央行、中国央行与美国央行不应根据本国经济确定货币政策方向，而应建立世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方向和目标。
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在美国次级债市场投机，其收益会大致来自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固定收益层面，也就是美元与日元之间利差带来的稳定无风险收益，这层是属于金字塔底层。第二层面——低收益层面，也就是优质AAA级债券，这属于金字塔中间层面。第三层面——高收益层面，也就是高风险债券或可能的违约债券，这属于金字塔顶层。这种金字塔式的投机模式，是有一定的抗市场风险能力的。
但这种模式的问题是，如果风险从顶层开始扩散，这种模式抗市场风险的压力是存在的。对这种模式来说，遗憾的是，如果风险从底层扩散，那这种投机模式将是致命的。而2006年的问题就在底层发生了，当年7月，日本央行结束了零利率政策，将短期利率调高至0.25；2007年2月，日本央行再次将短期利率调高至0.5%。在2006年日本央行为什么要结束量化宽松日元货币政策，而结束量化宽松日元货币政策会对当时美国与欧洲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日本央行与伯南克到今天也不得其解。
日本央行从底层冲击进行日元利差套利的美国次级债组合的效果立即产生了。2006年下半年，美国房市出现回落，到2007年上半年这种回落的态势还是相当平稳的。但2007年初，美国的次级债公司已经出现了倒闭的现象，用房价回落来解释这些小批量的次级债公司的倒闭应该是不成立的，因为2007年上半年，美国楼市还有过不错的表现，以做空美国次级债闻名的约翰·保尔森的基金在那个时候是亏损的。所以这些美国次级债公司在2007年初倒闭的主要原因是日本央行从底部冲击了进行日元利差套利的美国次级债模式，部分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离场的举动，严重损害了部分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美国次级债公司，从而引发部分公司倒闭的现象，这也说明了从底层冲击这一做法的杀伤力是致命和有效的。还好，日本央行的行动规模有限。在2007年上半年展期的高收益债券的收益率表明，投资者估计的违约率只有1%，这说明投资者对市场的长期表现是非常有信心的。
花旗、美林在2007年第二季度的财报可以用“漂亮”二字评价。在2007年9月发生的事情真正应验了，当上帝要摧毁世界时，他会派出合适的人选——伯南克开始全力降息了。现在摆在伯南克面前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美联储于2007年9月大力降息的过程中，美国大型银行当时出售的“资产支持型商业票据”的利率反而急速上升近20%？为什么二级市场上的价格说明，在2007年10月、11月美国次级债市场将出现价格崩盘？因为就纯次级债交易的杠杆率所体现的风险来说，在2007年9月、10月伯南克向市场注入的大量货币，会让次级债交易商们迅速补充到新的资金，会让次级债价格至少不必在10月、11月出现崩盘。这只能说明在伯南克于9月、10月大量地向市场注入货币时，美国市场上的货币供应反而是引发大量货币逃离，而逃离的货币量在短时间内远远大于伯南克注入的货币量。
伯南克在2007年9月以后采取的货币政策，有效而致命地消灭了美国市场上的全部次级债交易商。2008年初，花旗、美林公布的2007年第四季度财报均出现了100亿美元的亏损，而这种有史以来的最大亏损都出现在伯南克掀起的一片降息浪潮之中。
进入2008年，伯南克让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加速向零利率的目标冲刺。在伯南克发起的冲刺中，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疯狂地从美国、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俄罗斯、冰岛、巴西、韩国、中国等国家逃离。据最保守估算，在2001～2006年，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从日本地区拆借的资金规模在5000亿美元，按最保守的杠杆率计算，全球市场规模也在5万亿～10万亿美元。虽然伯南克领导的是全球最大的中央银行，但即便当时全世界全体中央银行迅速作出反应，集体向全球市场全力注入货币，它们也不可能抵御日元利差套利交易者让5万亿～10万亿美元资金疯狂逃离全球市场而产生的杀伤力。
中央银行的重要责任是什么？美国中央银行的重要责任是什么？那就是防止全体市场参与者出现同步性一致行为。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石油输出国保持的剩余产能为每天200万～300万桶，2007年9月伯南克的降息行动，迫使大量投机资本为了对冲通货膨胀风险纷纷涌进石油市场，全球石油价格从2007年9月的每桶90美元急速上升至2008年7月的每桶140美元。石油价格急速上升，让本已陷入通货膨胀的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都备感艰难。
2007年9月，中国央行与欧洲央行被动采取了更进一步的紧缩货币政策，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年中，中国央行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让中国股市从2007年10月6000点的高位迅速下挫至2008年8月的2000点以下。中国股市崩盘早于美国次级债危机爆发的2008年9月。我们由此可以充分看出，2007年9月伯南克的降息举动，反而把欧洲央行与中国央行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全球经济政策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首次出现这种状况：当一个主要工业化国家陷入衰退时，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提早采取高度紧缩货币政策。在2008年发生的之所以是百年一遇的危机，是因为这是全球第一次让货币主义者们彻底有机会进行一场理论实践实验。
伯南克第一次在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时，让欧洲央行与中国央行进一步紧缩欧洲地区与中国地区的消费需求来压制全球经济；同样，伯南克第一次让世界上无处不在的“套利者央行”在2008年解体。2008年是人类进行货币主义理论验证实践的一年。那明天我们的世界还会让货币主义者们创造出破产者与失业者大军吗？答案是肯定的。
工业革命的启示
人类应该是天生适合从事贸易的动物。最初形成的贸易模式是南北美洲生产原料，非洲提供劳动力，亚洲负责供应香料与丝绸，西欧人与阿拉伯人负责运输。上帝有意地把少量黄金埋藏在世界各地。渐渐地，商业贸易向商业革命转变，商业革命又点燃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后，财富的生成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英国，1714年羊毛价格的上涨引发了英国贵族们的“圈地运动”，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大批失去土地的悲惨的农民被迫向城市地区迁移，对大批土地的集中管理提高了农业产量，而大批失去土地的悲惨的农民无形之中也为资本提供了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再加上英国地区富足的煤炭储备，英国人迅速建立起了规模巨大的城市工业中心。
在以生产技术为发展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人的优势已彻底转变成为沉重的包袱，美国与德国的教育优势开始体现。科技创造新型工业的模式让美国与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导者，而更重要的因素则是在1870～1914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黄金矿藏在1848年被发现，到1859年，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产区开始大量运出黄金。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掀起的技术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蒸汽机、纺织机、汽车、铁路、石油、汽油、煤油、润滑油、阿司匹林、消毒剂、摄影用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化肥、潜艇、飞机、电、电报、电灯、电影、电话等，今天人类取得的大部分发展还是完善在那场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中被创造出的技术。1910年，一个美国教授的年薪大约为3500美元，这笔收入可以让他轻松购买一幢宽敞体面的房子、夏天的冰镇啤酒、冬天烧得很旺的火炉、每天丰盛的食物，雇两个全职仆人以及惬意地旅游。一个周薪为25美元的熟练工人，如果没有特别的不良嗜好，也完全可以让自己以“上流社会成员”的方式，雇用一个全职女仆，享用丰盛的食物、冰镇啤酒和火炉。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那个时期的政府，它们算得上真正的无税收主义者：它们对一年的净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人士征收1%的税，单身人士的起征点是净收入3000美元，已婚人士是4000美元，一个已婚人士只需为其1万美元的净收入缴纳大约60美元所得税，如果净收入为2万美元，他只需缴纳160美元所得税。一个大学毕业生可以迅速找到一份年薪为5000美元的工作，进入“上流社会成员”的队伍，政府、银行家只管喝茶聊天。
那个时代也的的确确存在大量低收入人口，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再到贫困的非洲地区，失业大军的队伍不也正以分钟为单位在扩大吗？今天，财富人士们聚集在全球各地的摩天大楼里，大量的大学毕业生面对的则是昂贵的生活用品、被食利者抬高的房价、政府税务员的铁面以及低廉的报酬。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体现的技术创造力不可能不震撼目前人类社会中参与再分配的人们。或许，最佳的方案是让全球各地的大学毕业生们享受1910年无税收、无银行家、无房地产商与高工资的生存环境，看看这部分大学毕业生在这种环境中是会创造奇迹，还是会继续现在停滞不前的技术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