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奶、新农业与模式的命门

2008年10月19日，本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星期天，却因为一则突如其来的新闻而变得不正常了。

这一天，媒体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全文。该文件由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该文件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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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中提到，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而就在一周前，以农村改革为核心议题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公报上对于“土地流传”还只字未提，只是泛泛地说：“我们将推动农村改革，继续解放思想。”

或许是因为现有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己到30年大限之期吧，然后总书记又亲自视察了1978年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安徽小岗村，于是，外媒和学界最近都在热烈讨论“新土改”，但大会后就鸦雀无声了。谁也没想到被杀了一个回马枪。

笔者出生于城市，过去多年也没有从事过与农业相关的工作。我叔和婶虽是湖南邵东的地道农民，但随着子女相继考学进城后，他们也长期住在娄底市区。户口本上的身份虽然此生难以改变，但老家只剩空空无人的二层小楼一幢，两亩多责任田早私下转包给同组人，以卸缴公粮之责。

之所以突然对农村土改问题产生兴趣，是因为最近连续发生的两件大事。

其一是朱新礼打算将自己一手打造的汇源出售给可口可乐。而一旦出售获批就将坐拥数十亿元现金的老朱，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居然是全身心投入上游原料的浓缩果汁领域，从建设果园开始，改良果树、收购果实再到加工果汁。相比竞争激烈的终端果汁消费市场，水果生产种植环节几乎还没有什么成规模的经营者。

农村干部出身，当年为了给老家沂蒙山水果找出路而下海的朱新礼，有段话让我印象很深刻。“2008年，中国水果总产值将达到1.8亿吨，在欧洲、美国水果的加工量大约占到40％～60％，一半鲜果做加工了，这意味着每年将有9000万吨水果进入加工环节，但目前中国连10％都没有，根本没有这样的加工能力。谁能好好消化中国的水果，谁能为这1亿多吨水果、为农民找出路？我觉得这又是一个商业的蓝海，而且将大有作为……”

他觉得这正是机会所在，“没有上游怎么保证下游，我现在把可口可乐引进来做下游，就是为上游寻找出路，确确实实转了一大圈，16年之后我又回来了”。我不认为他是在矫情。汇源食品饮料集团（非上市公司的部分）在重庆万州投资的一个果源基地，已经运作了7年，亏了数千万元。

其二则是“三聚氰胺毒奶事件”。从国内第四大乳业集团三鹿被举报开始，这场危机很快波及了几乎所有国内知名乳品企业。舆论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企业的丧失底线、政府的监管不作为。此后，亡羊补牢的“救市”举措纷纷出台。

但是，市场仍在以一种最坏的方式进行集体惩罚。三鹿集团已基本破产，蒙牛、伊利和光明市值大幅跳水，订单比高峰时下滑了60％～80％，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至于上千万的奶农，则是受害最深的群体，“成桶成桶的奶，哗啦哗啦地倒掉”，他们不得不忍痛卖牛、杀牛，整个乳业至少倒退5年。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为什么一场质量危机，居然引发了全行业的系统性崩盘？全线产品，从奶粉到液态奶再到冷饮制品无一幸免。产业链上的每个参与者，从领袖品牌到奶站到千万农户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下。

在发达国家，食品安全事件同样也时常发生。但问题大多局限于一两款产品、一家供应商或者一个品牌企业。问责的只是当事人、当事企业以及主管官员罢了。就在前一段时间，日本某家“问题大米”厂商的老板还引咎自杀，但也没听说日本人民不吃大米。

我们可以骂三鹿的田文华，骂牛根生，骂潘刚，骂无良奶贩和收黑钱的政府官员，这样的道德审判固然很解气，但可能也是最无力的。今天整个中国乳业的危机，不是一个道德黑洞，而是一个制度缺陷的问题。是农村落后的产权制度，导致了“公司十奶站＋农户”的模式无法有效满足市场的巨大需求，进而导致整个乳业产业链严重畸形化。

癌变

为什么这么说？

田文华和牛根生等人是今天国内乳业主流模式的缔造者。20世纪80年代，田所在的国有企业三鹿率先砍掉了自建牧场，把奶牛养殖交给农户，通过自建奶站来控制奶源。而到了1999年，完全民营的蒙牛诞生，一起步就采取了盘活社会资源，完成了“轻资产运营”的杠杆战略。一方面，他们高价收购散养农户手中的原奶，并租赁亏损的小乳品厂进行加工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又倾全力打央视广告搞营销，开发低价量多的“利乐包”常温奶，以市场销售来拉动上游生产。

实事求是地说，蒙牛的崛起带动了整个内蒙古乳业上游的发展。蒙牛出世前，呼市奶价全国最低，有所谓“限量收购卡”，超量部分要么不卖，要么就卖低价。而此后6年，蒙牛带动内蒙古及周边地区新增奶牛80多万头，奶业链条辐射约200万奶农。据说当地有民谣云：“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蒙牛最先发明了“社会合作建奶站”。企业首先从合作奶站中获取奶源，当地奶站从中收取管理费，高峰时这样的合作奶站超过3000个。牛根生深谙基层社会的运行逻辑，他曾这样解释：“每一个自然村庄里，每一个养牛的区域里总有有钱的，也总有有权的，有钱的和有权的加起来以后，完全可以做这个奶站。”

最初，这一商业模式表现出了极大的先进性，蒙牛从零起步，5年内就成为全国第二大乳业巨头，并成为全行业争相效仿的对象，如同零售业的沃尔玛、PC业的戴尔一样。伊利、三鹿等先后放弃了自建奶站的模式，光明也在上市前剥离了自建的城市牧场。

品牌、营销和价格战成了各家乳业上市公司竞争的关键，而上游投资却严重不足。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散养模式下的奶农，既没有多余的土地，也缺乏资金实力去扩大再生产，更无钱培育更优良高产的品种，以致根本无法跟上乳品企业超高速发展的需求。为了争夺奶源，伊利和蒙牛的人员甚至为此发生过流血冲突，缺乏监管的私人奶站甚至无证“奶霸”也大量出现。

落后的农业生产与发达的商业零售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2006年起，席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使产业链最底端的奶农们腹背受敌。政府为了控制通胀，对奶制品限价，迫使拥有产业链主导权的企业将压力转嫁到上游，而有钱有势的奶站进一步把重担压在分散无组织的奶农身上。结果就是从奶农到奶站再到奶企“层层造假”，形成了谁也无力改变的“囚徒困境”。

根据内蒙古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钱贵霞的研究，在整个奶业纵向产业链中，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投入比通常为7.5∶1.5∶1，利润比则为1∶3.5∶5.5。其中，原奶生产环节成本最高、利润最低、风险也最大。正是由于目前奶农投入和产出的巨大悬殊，每次出问题受害最深的也是奶农。

这表明，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以来的工农“剪刀差”，在不对称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出现了。

而在现行国家所有、个体租赁使用的产权制度基础之上，“公司＋农户”已经成为中国这些年所谓现代农业的主流模式，也是“一号文件”所极力推广的模式。

乳业的悲剧，再清楚不过地展现了：在一个落后的产权制度下，一个好的商业模式也会变成坏的商业模式。

命门

那么，今天乳业所面临的问题，是孤立存在的吗？

我相信绝对不是。如果读者诸君记性还好的话，应该不会忘记山东的“嗑药多宝鱼”和河北的“苏丹红鸭蛋”，过程与结局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农户散养＋公司收购”，下药下到当地人都不敢吃，最后东窗事发，整个产业掉入深渊。

下一个又是谁，是敌敌畏菜、瘦肉精猪、避孕药黄鳝还是抗菌素大闸蟹？

其实，不仅是少数不法分子，几乎所有从业者都在干着以邻为壑的事，区别只是多或少的问题。农民的诚信只限于本乡本土，出了村子就管不了那么多。也不全是政府监管不力或者检测标准有漏洞，我们的行政执法队伍已经是全世界最庞大的，总不能每一片水池、每一头奶牛身边都站个检验员，这样的权力更可能滋生腐败。

归根结底，是衔接农业产业与下游产业的产业链出现了问题，是形成产业链的“公司＋农户”这一模式出了问题，而这一模式又是在现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形成的。

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是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

毋庸置疑，农业产业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市场经济中最弱的一环。当中国的工商业企业早已经从厂长承包责任制进化到了今天的有限责任公司制、股份公司制甚至有限合伙人制，农业的主体经济形式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国家所有，个体租赁经营。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户经营带来的是低水平无序竞争，无力抵御市场风险和天灾疫情；一盘散沙没有组织的农民改变不了议价能力弱的现状，好处基本上都被中间商和下游终端行业拿走了；因为没有土地所有权，农民没有抵押物，农村金融难以发展；农业的投资回报低，为了养家糊口，农户不得不离乡打工。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认为，尽管中国农民现在的人均粮食产量比1980年高50％，但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是不够快，无法满足城市越来越多、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的粮食需求。其部分问题在于：中国的农场规模通常为0.6公顷。匈牙利和波兰为6公顷，而美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为173公顷。

而朱新礼告诉我们的一个数字是，目前中国的柑橘，亩产仅为1吨左右。而巴西平均是3～4吨，以色列4～6吨，就是同样一亩地，人家种的柑橘是我们的3～6倍。而同样一亩苹果，美国的一亩地收入价值是我们的20倍。

没有农业产业现代化，城乡差距只会继续扩大。这些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不仅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过去11年来农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只有2006年、2007年超过了7％），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来自进城打工的收入提高和农业税的减免。

而农业现代化的问题，首先是一个农业能否实现规模经济，能否促进更多投资和更高生产力，能否创造正向稳定回报的问题。而这一切又回到了文章开头的原点—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农村的产权制度能否有所创新突破。能不能把农民长期使用的农地给予市场化的估值，让他们可以用来入股、抵押、转让等。

一旦农村土地改革启动，也就扣动了整个中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扳机。土地集中度将会上升，相当一部分农民将转向城市，这对中国的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将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求变

有意思的是，每一次产业环境的震荡变化，都会给一些新物种带来勃兴的机会。

乳业危机最大的受益者，也许就是一家名为“内蒙古奶联社”的小公司。正是名不见经传的它在2008年9月16日之后，频频以正面形象出现于《财经》、《南方周末》、《21世纪》、《第一财经日报》等媒体中。

其商业模式的设计初衷是奶农直接以奶牛入股，类似国外合作社形式。但目前实际采取固定分红的模式，相当于奶联社一次性买断奶牛，分5年向奶农支付固定收益。奶牛的配种、饲养、挤奶、送奶全部由奶联社完成，原奶直接供应伊利集团，中间没有奶站环节。

创始人李兆林称，入社一年后每头牛年产奶5.23吨，平均增产1.11吨／头。奶农也有更多的收益，一头入社奶牛年收益率20％左右，奶农因给奶联社种植青贮饲料玉米，一亩地增收100元。由于内部监控相当完善，奶联社所产原奶平均价格每千克要比散户高出近1元。

但目前指望它来拯救整个乳品行业是不现实的。在发展过程中，奶联社始终面临着资金和政策的困境。自2004年成立至今，奶联社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外国政府贷款。由于缺乏抵押物，4年来，奶联社只从国内银行贷出了170万元，规模扩大受到限制，目前资产不到1亿元。现在，包括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商务部的人都在这里调研。深创投这样的VC也希望能够投资它。

如果打开眼界，你还会发现新型农业已经成为风险资本高度关注并积极尝试的领域。高盛投资养猪场，红杉投资福建利农（种菜），达晨创投和美国泰森投资福建圣农（养鸡），今日资本投资德青源鸡蛋，深圳创新投投资鼎济农业、丽都花卉和龙生茶业，盘龙云海投资龙润茶业等。

深圳创新投的董事长靳海涛在最近的深圳高交会上，更明确提出了具体投资方向，即农业产品改良、农副产品深度加工、规模养殖业、农产品与农需品连锁经营、循环经济型农庄、对现有农业资源整合的新模式。

这些都说明，农业产业化的拐点很可能正在出现，集约化、标准化的现代农业将成为下一步趋势。

更重要的是，上述被点名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突破了传统的“公司＋农户”的模式。比如，龙润茶业集团已经成立了担保公司为茶农提供小额贷款担保。这是林毅夫教授、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提出的“四位一体”农村发展模式，即“龙头企业＋银行＋担保公司＋农户”。

福建圣农与当地农户的合作方式是让农户以土地折资入股，成为种植或养殖基地的劳务股东，年终固定分红；农户不承担疫病和价格等技术和市场风险。其创始人李文迹说：“一定要用科学养殖的基地来带动农户，才能控制质量。”

曾创下A股市场“第一高价股神话”的獐子岛，推出的是“公司＋政府＋金融机构＋科研院所＋养殖户”五合一模式。全岛海域4万公顷，作价1.1亿元的资本，全属于獐子岛公司。岛民都是股东，董事长吴厚刚是最大股东，占10％的股份。

这些新模式的关键都在于通过更加紧密的利益纽带，把分散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提升他们的效率，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贷款担保，帮助他们科学生产，保护好他们的产权，让他们分享工业化的福利。

当然，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这些模式的设计者大多会主动把乡镇基层政府的利益考虑进去，由他们组织农民整体转让土地使用权，这才能保证长治久安。

一个商业模式能否长久健康运作下去，取决于交易链条中的各个利益相关者能否不断创造正面价值。如果一方的价值最大化必须以另一方的价值被榨取作为代价的话，最终结果就是一损俱损，大家一起玩完。

今天，当我们讨论“耕者有其田”，把资本引入农村土地自由交易时，很多人是心怀恐惧的。就像8年前，人们对于入世的种种担心一样。但后来事实证明，洪水猛兽并没有进来，我们唯一恐惧的或许就是恐惧本身罢了。

 

 

本文写于2008年10月。大量资料引用自《财经》、《南方周末》、《福布斯》（中文版）、《三联生活周刊》、《新财富》等值得信赖的媒体，在此一并感谢。落后的产权制度制约了商业模式的进化。两年过去，中国乳业没有变得更好，奶粉甚至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微博一问：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前，国有品牌奶粉的市场占有率是60％，到2010年，进口奶粉已经与国产奶粉平分秋色。中国这么多乳业品牌，目前还有谁是值得你信赖的？如果国内品牌被洋品牌收购，你会关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