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从傀儡皇帝到变法先锋

1891年光绪皇帝下诏，要求善待外国传教士。诏书中称：西洋宗教旨在培育民众的品德修养。中国人虽信仰西洋宗教，仍为我中华子民。中国人完全可以与洋教和谐相处。——查尔斯·丹比《中国与中国人》

中国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人物莫过于光绪皇帝了。他是个天才，但同时也具有天才所有的与生俱来的弱点。他的文笔气势纵横，颇有凯撒的文风。他大笔一挥，那些最不可一世的总督们为之胆战心惊，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员们也许就因此被罢免了。也正是这支笔发动了一场变法运动，其影响之深远，是中国人连想都没想过的。然而，他对慈禧这样一个女人却十分畏惧，像躲避魔鬼一样躲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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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评论光绪说他是一个天才，也有人说他是白痴、傻瓜。我们姑且认为他没有天分，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要解释清楚，为什么他把所有精巧的玩具都买进宫里，西方过去二三十年的发明创造，除了x光射线机和液态空气，都被他请进了宫里。我们还要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白痴在被废除王位之前把西洋著作的中文译本都买到宫里；从1895年到1898年他发动变法的三年间，为什么这样一个白痴在无人帮助、无人辅导、无人指教的情况下坚持研读他所购买的西洋书籍？为什么在此期间他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君主还颁布了一系列非常了不起的诏书？这个白痴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之内颁布了一系列的诏书，为什么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变法图强的精神在这个白痴颁布的诏书里都得以体现？

1895年到1898年，光绪皇帝对中国年轻人思想的深远影响超过了中国有史以来所有的皇帝。这种影响可以追溯到二三十年前外国传教士所办的教育机构以及官办的学堂。很多学生毕业后活跃于商界、政界，上自满清官员下至普通百姓都看到了西洋教育的优势。当时的中国海关设立了一家皇家学堂，专门培养外交及其他相关方面的人才。毕业生中后来有不少人出使欧洲及美洲的许多国家。

当时中国许多年轻人都争相阅读光绪读过的西洋书籍。

这对中国通商口岸的出版商们可算是一种考验，而一些出版商也惟恐书籍储备不足而措手不及。上海的书店里竟然出现了很多盗版西洋书籍，售价只有原书的一半。这些西洋作者为了保卫自身的利益，迫使盗版商人交出盗版所用的印版，不然则诉诸公堂。从1895年到1898年这三年间，光绪皇帝始终在研读西方的著作。而全国上下数以万计的年轻读书人也都视光绪皇帝为楷模，纷纷阅读西方的书籍。皇帝读完这些书后，不管他会突然构想出什么挽救国家的措施来，这些年轻人都是“有备无患”了。

有一年初春的一天，一个“亟求兴革”的中国年轻人来找我，让我给他列一张清单，介绍一下英美一流的报章杂志。我问他原由，他说：“京城里支持变法的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旨在推动变法的团体。这些人中有懂英语、法语、德语的，也有懂俄语的。我们打算找这些国家主要的报章杂志研究、探讨。

我们已经租下了一处房子，收拾好了几间屋子，打算办一个变法社团，空闲的时候可以聚在一起切磋、讨论、读书、演说，做一些能有助于实现我们的目的的事情。”

“那么，请问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问道。

“在中国建立一种新政体。在甲午海战中我们被日本人打败，足见我们的政体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我们要发起脱胎换骨的变法，否则我中华将永远不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这在北京城里算是件新鲜事吧？”

“在京城里这算是新鲜的，可在其他地方却并不新鲜。

全国各地的大城市、省会都建立了类似的变法团体。在西安，上至总督下至贫寒的读书人都争相购买翻译过来的西方著作。有些达官贵人甚至办起了一些洋学堂，聘请洋人担任教习。除了一些顽固的老学究外，不少人都抛弃了孔孟之道。

国家形势已变，思想也得变。读书人就要发动一场思想运动，一个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要时刻为它的诞生做好准备。”

领导这场变法的是一个广东青年，他就是康有为。康全面透彻地研究了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且将明治维新这段历史撰写成了两本书，敬献给了光绪皇帝。

在康的家乡广东省，人们都尊称他为“变法君子”、“圣人为”。

他被任命为工部主事。由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都阅读过西方的一些书籍，康有为就在光绪帝的一个贵妃的哥哥的引荐之下，去见光绪皇帝。康有为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慷慨陈辞长达三小时。他敦促中国效法日本，建议撤换老朽保守的总督、大臣，由那些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取而代之。这些年轻人可以每天和皇帝商讨各种各样的变法措施。后来，康有为的这次演说被恭亲王和荣禄报告到光绪皇帝那儿。这两个人都已老态龙钟，其中的一个还是最顽固的保守派，所以很难想象他们会赞同康有为的这番言论。然而，光绪皇帝却让康有为呈上奏折，详述他的观点，后来又亲自召见康有为，并把他请到宫中辅佐自己筹谋已久的变法。康有为热心于改革，但他并不是政治家，否则光绪皇帝也不会被废黜了。

1898年夏，变法的关键时刻到了。我当时正和全家人在海滨度假。一位在我任教的学堂里学习多年的翰林也随我们一起去度假。当时我们正在合作翻译一本心理学著作。他每天都在看北京出的一份官报，还时常发些议论。6月23日，报上突然登出来一条圣旨，称：

……乃近来风尚日漓，文体日弊，试场献艺，大都循题敷衍，于经义罕有发明。而浅陋空疏者，每获滥竽充选。若不因时通变，何以励实学而拔真才？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一律改试策论……总期体用兼备，人皆勉为通儒，毋得竟逞辩博，复蹈空言，致负朝廷破格求才之意。

我问这位翰林：“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这可是大清有史以来最大的变革之举了。”这位翰林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变法者，然而他和满清的许多官员一样都在关心着这个国家的存亡。沧海桑田，两河流域、巴比伦、埃及、古希腊、罗马等地的文明都已湮没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虽然历经风吹雨打，虽然只是在艰难中缓缓前行，但还算是存留下来。像他这样的进步官员在晚清的满朝文武官员中从来都是不多的。

北京的官报每天都登载变法的消息。没过几天上面就登出了二十七道上谕，从六月十一日到九月二十日上谕共下了一百一十多道。下面我简要地列举一些光绪皇帝的上谕，读者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他变法自强的雄心壮志：

1.设立京师大学堂。

2.派宗室的王公大臣出国游学，研究欧洲、美国的政治制度和情况。

3.鼓励发展艺术、科学和现代农业。

4.光绪皇帝表示愿意倾听保守派对变法和维新的反对意见。

5.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

6.严查企图阻挠创办京师大学堂的人。

7.加速修建芦汉铁路。

8.采用新法训练海军、陆军。八旗、满、蒙、汉军也一律采用洋枪，“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

9.在各省设立农务学堂，让农民学习改进耕作方法。

10.命令学习引进西方的专利和版权法律。

11.命令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报军事改革的情况。

12.鼓励发明创造和科技著作。

13.保护、鼓励工商业。

14.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兼授的学堂。

15.设立铁路、矿务局。

16.鼓励办报，禁止官吏阻挠言路。

17.设立水师学堂，修造训练船只。

18.要求各部大臣及地方官员辅助皇帝的改革事业。他甚至是在哀求他们尽力去理解他的变法措施并能辅助他变法维新的努力。

19.中国驻外公使须设立学堂，方便中国学童在外国学习中华文化。

20.在上海设立招商局，鼓励贸易。

21.裁撤京城里六个无用的衙门。

22.广开言路，官民愿意上书者均可将奏折密封后呈奏给皇帝。

23.两位礼部尚书以及四位礼部侍郎因私自拆开奏折，违背圣旨而被革职。

24.裁撤督抚同城的鄂、滇、粤三省的巡抚，精简机构，节省开支。

25.设立学堂，传授茶叶栽培、蚕丝制作技术。

26.撤驿站，在北京设立邮政局。

27.学习西方，改革财政，编制预算、结算。

以上我简要列出了光绪皇帝当时颁布的诏书。对清政府这次维新变法运动感兴趣的人可以从中看到光绪皇帝多年的学习对他的思想产生的影响。这些诏书在很短的时间一古脑儿地颁布下来，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些措施真正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假如光绪皇帝能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就像他成功地设立京师大学堂一样，将这些诏书逐一付之实施，而且假如朝中要员及各省官员都能真正奉旨行事，真正理解皇上“欲图之大事”，那么中国在学习西方这个问题就不会落后于日本了。

圣旨一道道颁布下来，我这位翰林朋友的害怕、担忧也与日俱增。皇上训斥了那些企图阻挠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大臣。

一天，我的翰林朋友来找我，告诉我他必须离开京城了。

“为什么这么快就走？”我问他。

他说：“皇上如果真的这么突如其来地变法，肯定要惹大麻烦的。”

这位翰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光绪皇帝刚刚颁布了这二十七道上谕的第六道。假如光绪皇帝的亲信谋士都有敏锐的洞察力，能预见到皇帝仓促行事所带来的后果，那么他们当初会不会力谏皇帝谨慎行事呢？中国一直雄踞东方诸国之首，对这样的一个泱泱大国，有些国家愿意与之亲善，有些则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然而，在甲午海战中这样一个泱泱大国为日本所挫败，尊严扫地，昔日辉煌已荡然无存，好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巨人。想想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对恢复大清帝国昔日的荣耀那么急切了。

光绪皇帝急于变法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列强争相蚕食中国国土。就在维新变法前不久，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

德国人以此为借口，派出舰队侵占了山东港口胶州湾，并且强占了五十英里的土地。他们似乎还意犹未尽，又要求在山东修筑铁路，开发矿山，并强迫中国向被杀传教士的家属做出赔偿，重新修建被毁的教堂和相关房舍。中国遂求助于俄国，俄国也表示将保护中国对付一切入侵之敌。然而，俄国不仅没有帮助中国，反而要求中国割让两年前没有割让给日本的两个港口及周边领土。英法两国也不甘示弱。法国要求中国割让广州湾和周围的领土。英国要求中国割让威海卫，因为英国人认为，威海卫是防守渤海湾对岸“俄国熊”必不可少的据点。至于为什么英国人还要中国割让香港周围四百里的陆地、水域，光绪皇帝就觉得很难理解了。

慈禧太后把权力移交给了她的侄子光绪皇帝时，就像在险象丛生的路上教儿子学开车的父亲一样，她手里握着缰绳跟在后面。很多大权仍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例如，不论她在宫里还是在颐和园里，光绪每隔五天必须向她请安。她手里还攥着一些大权，这样朝中大员除了“谢主龙恩”外，时刻也不敢忘记还有一个太后。光绪十八岁时或许还听任慈禧的摆布。到了二十七岁的时候，他开始觉得厌烦，要求自主地处理国家大事。慈禧太后表面上也答应了。

我们已经看到光绪皇帝是怎样行使自己的大权的。也许作为一个变法者，他的某些做法很不明智。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光绪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因为他开了风气之先，他是晚清历史上真正想变法自强的皇帝。他与咸丰皇帝截然不同。我们知道，咸丰驾崩之前把摄政大权交给了八大臣，而他自己却荒淫无度，与大国之君应有的样子相去甚远。

光绪皇帝也有一些弱点，但他绝不是疏于国事、荒淫奢侈的亡国之君。他把朝廷的安危、百姓的祸福时刻放在心上。

光绪皇帝感到，要想了解反对意见，看到事情的正反两个方面，实非易事。于是，他在第四道上谕里要求保守派呈上对变法主张和措施的反对意见。为广开言路，光绪皇帝还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他惟恐这些还不能让人们畅所欲言，又在第二十二道上谕中要求大臣上书言事，并要求呈给他的折子必须原封不动地交到他手中。

恰在此时，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言事，建议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立基督教为国教，设立国会，并请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到日本游历。两位礼部尚书拆开奏折，对王照出言之坦率深感惊讶。他们把王照找来，命令他收回奏折，王照不答应。他们于是伙同四位礼部侍郎在王照的奏折中夹进“私货”，将其串通拟就的奏疏交给了皇上，并控告王照“登堂咆哮”，对皇上不恭。

或许因为礼部六堂官未原封不动地进呈王照的奏折，或许因为他们企图阻挠士民上书言事，总之光绪随即又颁布了一道圣旨，说明他为什么要求上书言事者要原封不动地进呈，并责令礼部六堂官解释“登堂咆哮”为何意，就好像他没有看懂奏折一样。然后又命令将这六堂官交给部议处审理，相应定罪，并告诫部议处，如若惩戒不够严厉，皇上将迁怒部议处。

部议处最后决定将礼部六堂官降三级调用，而光绪皇帝重新裁定了这一决定，将六人全部革职。然而，这一裁决是光绪变法夭折的开始。

在维新变法前的两个月，正当光绪为了推行他的变法措施步履维艰地拼命挣扎的时候，慈禧太后一直在颐和园逍遥自在地避暑。对光绪皇帝所做的一切，她不发表言论，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好像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对变法的意思。

只要光绪皇帝致力于启用新人，来自保守势力的阻挠就不会那么大，变法维新之士当然也会竭尽所能拥护皇上。这场变法运动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实在是很难估计。由于光绪皇帝采取了一系列变法措施，在抵抗洋人入侵情绪很高的湖北省修建了一条连接大江南北的铁路。山西省的矿产资源和满洲里的木材资源得以开发。在变法期间修建的铁路已成为全中国贸易和运输的主要干线。

光绪皇帝颁布的第五道上谕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启用新学。这道上谕一经颁布，信件、电报就如雪片一样从全国各地飞向京城，要求进入京师大学堂读书，有些信件还附寄上了学费。在这些趋之若鹜要求到京师大学堂读书的人当中，有光绪皇帝老师的孙子，有已经通过了科举考试的读书人，有身居官职的人，还有那些尚未通过科举考试的富家子弟。

很多官宦人家来请我们的毕业生去教英语。一位毕业生被请去给李鸿章的孙子教英语，还有一位被请去教宗室王公的儿子们学英语。

然而，就像上谕第二十一、二十四、二十六道所宣布的那样，光绪皇帝裁减机构、冗员以压缩开支，革除抗旨犯上之顽固官吏时，举国上下一片抱怨之声。按照第二十三道上谕，被革职的礼部六堂官，连同为他们求情的其他一些官吏，一起到颐和园找慈禧太后，把情况向慈禧一一禀报，说皇太后一手扶起来的光绪皇帝如今竟然要把大清帝国引向灭亡之路。他们请求太后再度训政，掌管国家大事。

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听着他们的禀报。别人向他禀报什么事情时，她一向这副郑重其事的样子。然而，听完了这些人的禀报，她就打发他们回家了，至于她是什么态度，要采取什么措施，她没有任何暗示。

光绪听说这些人到慈禧那里禀报了，便立即派特快信使召袁世凯进宫。袁世凯进京后，光绪命令他火速赶回天津，除掉他的上司，直隶总督荣禄，并把他手下的一万两千五百人的部队火速调到北京，包围颐和园，不准任何人出入，囚禁慈禧太后，以便皇上能够继续推行他的维新变法大业。袁世凯在光绪皇帝面前把自己装成一个忠臣，对光绪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缜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他想给皇帝造成一种假象，把泄密的责任推给别人。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光绪在政治手腕上跟慈禧太后相差有多远。当初，慈禧任命袁世凯时，就任命顽固派的荣禄为袁世凯上司。这样一来，袁世凯虽掌握军权，但并不敢轻举妄动，他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禀报荣禄，并征得荣禄的同意，因此光绪皇帝这道命令就很难实施了。假如袁世凯一味按照光绪的旨意行事，他就会犯下谋杀上司和叛国这两条“十恶不赦”的大罪。他看在慈禧太后一手提拔他的份上，又考虑到慈禧太后已经统治中国达三十七年之久，假如他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囚禁了慈禧太后，他绝没有好下场。不仅如此，假如他奉了光绪之命，守旧势力会说他图谋造反，觊觎帝王之位，然后顽固势力就会以此为借口，集结一支十倍于他的部队，将他和他那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碾成齑粉。

对袁世凯来说，只有一种选择是明智的。当天傍晚，袁世凯只带一个士兵，匆匆赶回了天津。他立刻去见荣禄，并将上谕呈给荣禄，还说皇帝让他带兵冲进颐和园，在乱兵中结果了太后的性命。没有荣禄的首肯，袁世凯无权轻举妄动。荣禄让袁世凯将上谕留下。袁世凯一走，荣禄就立即动身乘火车赶回北京。到北京后，先拜会了庆亲王，然后又到了颐和园，将光绪的上谕呈交给慈禧太后，示意皇太后立即起驾回宫，好好教训一下光绪。慈禧太后来到光绪皇帝的寝宫，十分愤怒地诘问道：“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谗言，要加害于我？！”光绪皇帝则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过了好久才嗫嚅着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慈禧然后唾了光绪一口，说：“你今天想谋害于我，明天还会有你的好下场吗？”于是，她传出懿旨，说光绪皇帝身体每况愈下，无法日理万机，她自己要重新垂帘听政。

在维新变法的那个夏天，慈禧太后一直表现得十分老练圆滑。她好像要给光绪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施展他的治国才能。在那段时间里，她丝毫没有干涉朝政。因此，慈禧得知光绪要囚禁她的时候，自然是十分恼怒的。当荣禄和庆亲王这两位朝中重臣来清求慈禧再次回宫执政时，慈禧便命人备轿，起驾回宫。她没有带一兵一将，随行的只有宫中的太监。

这些太监都是慈禧的亲信。万一宫中有变，他们的人数之多足以抵得过光绪的亲信太监。

慈禧手下的这帮太监每逢大事就显得至关重要。这一点在慈禧回宫训政后不久就看出来了。她一回宫，就立即处死了光绪的几个贴身太监。

光绪得知慈禧太后回宫的消息后，立刻派人给康有为送信，让他逃跑。光绪又想办法，企图力挽狂澜。他自己打算在外国使馆避难。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逃走，就被慈禧捉住了，侍卫太监说奉太后之命，引光绪皇帝来到瀛台，也就是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主宰国家命运的生涯结束了，而他的幽禁岁月也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