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晚清政治舞台上的袁世凯

在中国，引导并控制公众舆论的，既不是农村的农民，也不是朝廷高官，更不是皇上，而是那些受过教育的文人，他们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每年的科举考试都使这个阶层进一步壮大。

他们处在社会阶层的顶端，国家所有的官员都从这些文人中挑选出来。他们是复杂的行政机构的基础。他们有各种办法使国家收支保持平衡。他们的这些方法如果稍加修改，并且与西方现代生活观念相接触的话，是很容易赢得世人赞叹的。一切斯特·霍尔考姆《中国的真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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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京城里一位亲王府中的大太监来我家。在我的书房里，他说：“快过年了。贵国是不是也有新年？”

我说：“有，只是我们的新年和你们这里不太一样。”

“你们也放爆竹吗？”

“对，我们也放爆竹。在这一点上，我们两国过年的方式是一样的。”

“那你们是不是也在年关还清所有的债务呢？”

“我们不是。我们过年时可没有这么一项。”

“我家王爷今年过年还要再娶两房侧福晋。”我没问他，他自己就这么说。

“噢，我想王爷已经有三位侧福晋了。”

“对啊，可是王爷可以有五位侧福晋。”

“我以为，一个男人有这么多女人，家中可就不会有什么安宁了。”我试探着说。

他把手一挥，就是中国人常用的表示“别再提了”那种手势，说：“这事很难说。王爷的一个女人看到王爷跟另外一个女人说话，包准是要吃醋的。”他这话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中国王公大臣家中难缠的家务事。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这样一个规矩，满族的王爷只有娶五位侧福晋，而且每位侧福晋都给他生一个儿子，才能拿到朝廷发放的全部俸禄。

光绪维新变法失败后，慈禧重新训政。这期间，朝中重臣是庆亲王、肃亲王、溥伦。自从恭亲王倒台后，庆亲王始终统领八旗子弟，他“尽管不蒙皇上恩宠”，却十分得太后的赏识。

在太后的极力保荐下，他做过各种高官。1884年，他出任外务大臣。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他从未被贬，也没有丝毫失宠于太后。他个子不大，缺少李鸿章、张之洞、恭亲王等大人物所具有的气质。可他一贯的特点是圆滑，正是这种圆滑使他成为同太后关系密切的重臣之一。此外，1900年义和团围攻京城时，外国公使馆之所以能够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也是他从中周旋的结果。

肃亲王是朝中八位世袭亲王中惟一一位因任职关系和洋人打交道的王爷。义和团围攻北京时，他在自己的王府中腾出一些房间来，收留外国基督徒。义和团运动接近尾声时，他被任命为正监督，在京城门口征税。以前所有的监督都没有像肃王一样上缴过那么多税收。这使得其他官员十分嫉妒。

他们都说：“要是肃王再当上一段时间的海关总长，别人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他们就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理由非难肃王。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肃王的一条过失。在保守派眼里，肃亲王坐洋车，住洋房，买洋家具，为孩子聘请英国教师，为府中女子开设学堂，这些都是指控他的证据。肃王海关总长的职务也就因此被罢免了。多亏了摄政王醇亲王，加上他所施行的改良政策，肃王才又被任命为海军统领，而庆王也不过只是个海军顾问罢了。

在所有的王公大臣中，有一个人在朝中举足轻重。他就是袁世凯。袁世凯是河南人。河南省位于黄河以南。这条堪称“中国心腹之患”的黄河每年泛滥都会殃及河南。袁世凯年少时，读书勤奋。他饱读诗书，也读过不少从西洋文字翻译过来的书，却从没有学过外语，更没有到过国外。这或许就是袁世凯的过人之处。他不懂外语，不懂西洋的法律，却在中国的朝廷中担任要职，为国家掌握航向，引导国家不仅躲过保守派的暗礁，也躲过了激进的变法派的暗礁，在一定时期内把国家引向了安全的港湾。

他始终是李鸿章的学生，按中国人的说法，他是李鸿章的“徒弟”。袁世凯很有可能就是从李鸿章那里学来了从政的艺术。他一直是李鸿章的宠儿，这一点绝对是可以肯定的。

袁世凯年纪轻轻就开始在官场上走运，很有可能就是李鸿章从中起的作用，因为袁世凯简直就是飞黄腾达，其他官员同他无法相比。

袁世凯从朝鲜回来以后继续官场得意。后来他开始统领京城的卫戍军。在德国人的帮助下，他终于按照欧洲人的样子成功地训练出了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队伍。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光绪皇帝开始构思施行那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惊世骇俗的变法——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改变四万万中国人四千多年来的保守思想。例如：

当时连钉子都不会造的中国人开始修筑铁路。

一向惟恐惊动神灵而不敢深耕的中国人，现在开始开采金矿、银矿、铁矿和煤矿。

在过去四千年始终不知道建造一所像样中学的中国人，现在在全国各省的省会都建一所大学。

以上只是三个简单的例子。在短短的几个月之内，光绪要把几十个同样困难的问题都解决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京城里组成了一个维新派，成员多是激进甚至鲁莽的年轻读书人。这些年轻人没有一个人真正具备政治家的素质。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才华横溢，但却被变法的热情冲昏了头脑，他们忘记了掌握国家大权的是统治了中国四千多年的那些思想保守的人。

这些维新派人物把康有为引荐到宫里给光绪皇帝做顾问。这一点我以前曾经提到过。康有为因此成了维新派的领袖，这对中国的读书人来说可算是天大的一个好机会。人们都把他视为“年轻的孔圣人”，可惜他的名气维持的时间并不长，因为他缺乏政治家的素质。他能让年轻的光绪皇帝在很短的时间内颁布二十七道诏书，但不能让光绪皇帝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解决二十七个难题。这位既缺乏政治家素质，又极容易激动的“年轻孔圣人”，因为袁世凯没有参与这件事的策划而大骂袁世凯是个投机分子、叛徒。

光绪一连罢免了两位保守的礼部侍郎，两个总督，还有几位无用的保守派大臣。这些人就图谋推翻光绪。于是他们去请求慈禧太后将光绪废黜，并请太后重新回朝训政。他们说：“皇上不过是太后的侄子、外甥，是太后将他扶到宝座上的。

所以，太后有责任弥补皇上所犯的错误。”他们恭维慈禧太后说，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太后训政充分显示了太后是一个有谋有略的政治家。慈禧如醉如痴地听着他们的恭维，没有表示出任何要再次出山的迹象。

与此同时，光绪和那位“年轻孔圣人”是不是就无所事事了呢？当然不是。他们想出了一条计策：既然对保守派进行道义上的劝告不行，耍政治家的手腕也对付不了他们，那么就要对他们施以武力。于是，光绪就传旨，派人去把袁世凯请来。我在前面讲过，袁世凯统领着一支训练有素，堪称全中国最棒的军队。因此，皇上命令袁世凯火速来京，把太后围困于颐和园，使之不能插手国事，以维护皇上的变法。

光绪皇帝知道，如果控制不了军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

当时军政大权掌握在与慈禧太后关系密切的荣禄的手里。荣禄是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是个顽固派。袁世凯手中掌握着一支一万两千五百人的军队，但是，如果袁世凯一味听从皇上的命令，而不通知自己的顶头上司荣禄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犯了杀头之罪。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皇上的诏书到荣禄那里去。荣禄立刻找到庆王，两人一起到颐和园西苑，在慈禧太后面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慈禧立刻起驾回宫，当面斥责了皇帝，从皇帝的手里拿回玉玺，并将光绪囚禁在瀛台。康有为这个“年轻的孔圣人”也逃跑了。可慈禧派人逮捕了康有为的弟弟以及其他五位爱国的年轻维新人士，并将这六人在北京当众砍头。

袁世凯不但没有将慈禧太后囚禁起来，反而保护了慈禧，将国家大权再次交到了慈禧手中。对袁世凯的这种“明智之举”，这种“政治家的才略”，慈禧当然是十分欣赏的。因此，她任命袁世凯为护理直隶总督。后来，山东总督因为与义和团有牵连而被革职，慈禧太后又任命袁世凯代理山东总督。

亚瑟·H·史密斯说：“袁世凯和被革职的山东总督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倘若无人插手，完全让他一个人去干的话，他很快就能将义和团消灭掉。但是由于受到来自宫中的‘密令’的阻碍，他只能贴出一些措辞委婉的声明，骂一骂手下人罢了。”

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期间，有些义和团的首领去拜访他，希望他能够像前任总督一样同情义和团运动。他们讲义和团法力无边，刀枪不入，即使敌人的子弹也穿不透他们。袁世凯耐心地听着他们的讲述，显出十分感兴趣的样子，并且邀请他们

同他以及其他官员一起进餐。

餐桌上，袁世凯把话题引向了义和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勇猛。这些义和团首领就又一次给在座的官员讲述他们是如何法力无边，刀枪不入的。袁世凯让他们美餐一顿后，提议让义和团首领给在场的朋友演示一下他们的法力。这些义和团首领刚才还把自己宣讲了一番，现在当然不能拒绝袁世凯的提议了。于是袁世凯就让他们站成一列，又叫来了军中几个最好的神枪手，让义和团拳民进行演示。当时朝中很多亲王都相信义和团拳民法力无边。假如慈禧太后召集这些亲王们商议是否利用义和团来防止外国人支持光绪皇帝时将袁世凯请去，那么慈禧很可能就不会在1900年蒙受耻辱了。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在涉及到个人的政治前途时，袁世凯不仅不会遵皇上的圣旨，也不会听太后的“密令”。

他的任务就是统治自己所辖省份的百姓。由于袁世凯在山东省任总督，在1900年那个多事之秋没有一个外国人遇害，而且连“受到伤害的外国人”也几乎没有。

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件显示出袁世凯和另外两个朝廷命官张之洞、刘坤一的性格的事。张之洞现任军机大臣，刘坤一是两江总督。大家都知道，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认为他们能将洋人赶出中国，所以她就下了很多道旨意，杀害各省洋人。袁世凯和他的这两位同事张之洞、刘坤一私自下令，只要外国士兵远离各省港口，不管太后下达什么旨意，都应与洋人相安无事，保护洋人。因此，当宫里传来密令，让他们杀戮洋人时，为了赢得时间，他们假装不相信这是宫里下达的旨意。他们声称，这是义和团造的谣言。后来，他们派特使一路赶到京城，从太后手中拿回圣旨。这时，他们才“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还私下告诉特使要想方设法看到圣旨的内容。倘若圣旨上说的不符合他们的意思，特使就可以在路上耽搁时间，直到义和团运动结束或是直到洋人全部从中国撤走。正是这三位汉族大臣以及一位满族总督才挽救了中国，使中国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不致被瓜分。这个事实慈禧太后没用多久也明白了，于是嘉奖这些大臣。

1900年袁世凯被任命为山东总督。此时，整个朝廷被迫逃往西安。朝廷逃离京城后，发生了一件事，说明了慈禧太后机智多谋，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习俗的“弹性”或“灵活性”很大。这一年袁世凯的母亲去世了。按照中国社会的习俗，母亲过世，儿子需要尽孝，因此必须辞去所有官职，在家守孝三年。于是，袁世凯掉着眼泪向慈禧辞官还乡。

当时正值国运艰难，国家当然不能仅仅因为这种社会习俗，而忍心失去袁世凯这样一位得力的人物，让他在家呆上三年。不管袁世凯如何后悔自己放弃了刚刚开始的事业，他还是希望能够在家守孝三年的。可让他感到吃惊的是，慈禧竟然向他表示悼慰。她在给袁世凯的信中对袁世凯的母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赞扬袁世凯的母亲给国家培养了如此优秀的栋梁之材。在国家如此危难的情况下，太后是不会让他辞官回家守孝的，因为在这个紧要关头，国家一刻也不能缺少他的辅佐。但太后会派人替他守孝。倘若死者在天有灵，知道自己的儿子对江山社稷如此举足轻重的话，她也足以感到欣慰了。因此，袁世凯也只好继续留任山东总督，竟然一天也没有为母亲守孝。这就是东方大国那千年不变的法规习俗。在慈禧太后这种大人物手中，这些法规习俗是多么灵活多变啊！

袁世凯曾经将慈禧重新推上宝座，光绪皇帝也间接地因此而被慈禧废黜。可以想象，慈禧对袁世凯有多么满意，而光绪对袁世凯又有多么痛恨了。光绪痛恨的不只是袁世凯，还有摄政王载沣的岳父荣禄，甚至包括庆亲王在内。从1898年到光绪驾崩整整十年间，光绪虽然人被囚禁，对于那些导致他下台的人，“心却愤怒地燃烧着”。

袁世凯十分圆滑，私自违抗了太后的圣旨，从而保护了他管辖的山东省境内所有洋人的生命，维护了局势的稳定。直到1900年义和团运动结束后，各种荣耀才一古脑儿地向他扑来，这也并非全无原因，其中的缘由我们不久就会了解到。

1901年袁世凯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同时兼任大阿哥的太子少保。1902年太后又赐他黄马褂，让他负责修建北方铁路事宜，并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为朝廷出谋献策。尽管他没有受过任何西式教育，但他却在自己管辖的省建立起一套公立学校的体系，这是整个中国前所未有的。但我们需要记住，在他头顶上方始终都悬着一把从宫里伸出来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因为那是最后一幕。

袁世凯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期间结识了北洋大学校长坦尼博士。北洋大学是十多年前李鸿章创办的，学校课程设置良好，每年有大批的年轻学子毕业，他们的前程要比各地那些商业学校毕业的翻译人员强得多。袁世凯于是就把坦尼博士找来，仔细地询问美国公立学校体制。

“我们这里为什么就不能推行这样一种制度呢？”袁世凯问道。

坦尼博士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里的人都不愿服从这些条件罢了。”

“什么条件？”袁世凯问道。

“条件是在所有的大城市开办学校，聘请有能力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做教师。假如他们乐意干的话，只要他们不信口开河，付给他们合理的工资。”

“请问，您是否愿意帮助我们逐步建立这样一种制度？”

“可以，但有一个条件。”坦尼博士说。

“什么条件？”

“条件是，学校的选址要由我来决定，教师的招聘要由我来负责，他们的工资也由我来定，最后我把账单交给总督阁下。阁下只需出资，无需过问办学的事。”

袁世凯和坦尼博士是老相识了，他对坦尼博士的能力及人品都十分信赖。于是他就放下办理天津及保定府大学堂的任务，全权委托坦尼博士筹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公立学校体制。即使不算袁世凯所做的其他事，单凭这一件事也足以让太后挽留他继续留在朝中任职，尽管他的腿“患有风湿病”，但是慈禧太后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就会看到。

义和团运动中曾有一个时期，我在任何书籍杂志里都没有仔细描述过。我们都知道，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时留在北京的欧洲各国公使及其夫人、孩子，还有海关官员、传教士、商人、游客以及中国基督徒，都被围困在英国使馆以及肃王府中。我们知道他们是如何进行防御的。整整六个星期，义和团和统帅董福祥带领的军队对他们进行日夜不停的炮火攻击。但有一件事我们不知道，或者说至少没有仔细描述过。

那就是，在“庆亲王及其他人”的带领下，有人秘密策划挫败慈禧太后、义和团首领和保守派及其军队，从而保护困在使馆中的囚犯，事情是这样的：

庆亲王以及京城里其他人士发现无法说服那些支持义和团的王公大臣，又不敢公然反对他们，于是就秘密决定，不能杀害外国政府代表，否则中国的命运就注定了是灭亡。后来他们发现，袁世凯和其他省的一些总督宁愿违背太后的旨意，也要用计挫败义和团，于是，为了保护各国公使馆，也为了保住自己的国家，他们决定效仿袁世凯。他们悄悄地派人给被围困的使馆送去食物——可那些被困在使馆中的人却不敢吃，害怕被毒死——更重要的是，他们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北京作为警卫，万一使馆受到被摧毁的危险，他们的军队可以前去救援。事实上，庆亲王及其同仁带领的军队与义和团首领董福祥的军队之间常有激战发生。假使义和团最终获胜，袁世凯、庆亲王及其同仁就会掉脑袋。但事实是，义和团失败了。将义和团送入坟墓的正是这些王公大臣。

袁世凯也是腹背受敌。一是他见到光绪的密诏却不到京城来，违抗了光绪的旨意，并进而导致了光绪的下台，皇上的不满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他没有杀害所管辖的省内的洋人，从而违背了慈禧太后的旨意。就凭这一点，假如义和团最终胜利了，袁世凯肯定是会掉脑袋的。然而，义和团失败了。袁世凯虽然抗旨，却挽救了国家。所以，只要慈禧还大权在握，袁世凯就会平安无事。可是总有一天光绪皇帝会和他算账的。太后毕竟老了，可皇上还年轻。按照自然规律，太后肯定会死在皇上前头。现在袁世凯惟一的希望就是皇上死在太后的前头，因为皇上发誓要报仇雪恨，惩罚那些导致变法失败、使他身陷囹圄的人。

我在北京有个朋友，他是朝中一位高官的友人。这位官员过去十多年来每天都要进宫，因此也了解宫中秘密策划的各种计谋。然而，这么多年来却没有一桩事将他牵连进去。

他在朝中始终位居高官，从未被降过职。有一天，这位官员在宫里时，光绪皇帝以为自己说的话不会传到对手耳中，就向他倾诉了自己的肺腑之言。

皇上说：“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受的苦。”

“是吗？”这位官员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是啊！”皇上接着说，“太后不允许我和外面来的任何人说话。我一点儿权力也没有，没有人陪伴我，就连太监都不尊重我，就像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尊重我似的。”然后，他又压低了声音说：“总有一天，我会和他们算账的，太后也不会总活着。有朝一日，我就要亲自惩治那些把我送到这儿来的人，让他们和我现在一样受罪。”

光绪的这番话并不是没有可能传到袁世凯耳中，在中国总是隔墙有耳。所有的东西都有耳朵，所有的地方都可以传话。假如光绪说的话被传出去，那么这就是光绪生命中的最后一次密谋，也是袁世凯官场生活中的倒数第二次密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摆布自然规律，不让慈禧死在光绪前头，同时也不能让世人怀疑你在利用某种神秘的手段。光绪必须是自然死亡，丝毫不能让人产生任何怀疑，不能是慈禧头一天驾崩，光绪第二天也驾崩，那样会让人议论的。所以，光绪应该死在慈禧之前几天。

但事实是，在北京的紫禁城里，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去。慈禧“得了中风”，无疑是自然死亡。可是袁世凯的仇人告诉我们，有人给光绪皇帝请了一位西医，而这位西医是袁世凯花了三万三千美金雇来的。据说，实际上是慈禧先驾崩，然后光绪才驾崩的。但先宣布的是光绪驾崩的消息，转天才宣布了慈禧驾崩的消息。那我们从中又能推断出什么呢？说光绪是被毒死的？姑且就这样认为吧。当时日本人就是这么看的，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点。宫里可能会给皇上请个西医，但皇上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袁世凯请来的医生的。假如得病的是你我，我们会让使我们下台的人来给我们请医生吗？就算是袁世凯给皇上请了个西医，皇上是慢慢被毒死的，那么袁世凯又怎么能摆布庆亲王、摄政王（光绪之弟）、宫女以及宫里成千上万的太监，等皇上被毒死后再宣布太后驾崩的消息呢？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假如皇上是被毒死的（大家都相信这是光绪的死因），那么染指此事的也不仅仅是袁世凯一人，否则他也早就被杀了头，尸体送回老家，而不会再说什么“腿有风湿”了。

既然如此，又怎么解释这其中的原因呢？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宫里以及朝中大臣都认为光绪不宜继续做皇帝，与其让光绪搅乱了整个朝廷，不如让他从此消失。他们甚至不让西洋医生去给光绪看病，并称皇上依然想看中医，这是皇上的意思。所有这些都表明，光绪之死并非一人图谋所致。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袁世凯成了宫里以及大臣们的替罪羊了？为什么世人都指责他杀害了光绪皇帝呢？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阴谋。自从光绪和慈禧死后，那些激进的维新派，也就是康有为的追随者，吵着闹着要将谋害光绪的凶犯绳之以法。他们说袁世凯背叛了维新变法事业，他不仅在1898年背叛了光绪皇帝，而且还一手造成了光绪之死。为了将事态平息，摄政王载沣最初可能想把袁世凯正法了事，但无奈张之洞说不可，只好在1909年叫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病去了。

我认为袁世凯这时候所用的借口恰好证实了我的看法。他先说自己“腿有风湿”，随即又说“皇恩浩荡”。所谓“皇恩浩荡”可能是真心话，也可能只是套话罢了。暴风雨过后，天空放晴之后，袁世凯可能就像当初李鸿章及其他人一样东山再起。我认为，那当然是洋人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