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晚清朝廷与新学

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治算学，亦必与时文有益。

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张之洞《劝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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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重大的改革一样，晚清朝廷中对于新学的态度发生转变，最初也是从一些小事开始的。我们已经讲过，为了哄好小光绪，太监们想法设法买了各种各样的西洋机械玩具。

小皇帝稍大一些，太监们又给他买来了精致绝伦的钟表、手表。光绪少年时对电报、电话、汽车、轮船、电灯、蒸汽机都怀有极大的兴趣，并把这些东西买到宫里，后来又在全国推广。

后来为了宫中的娱乐，他又派人买来了留声机、电影摄影机和自行车等等洋玩艺。总之，所有独特的、有用的现代西方的一些发明都被他买到了宫中。

然后，光绪就开始学习英语。1894年慈禧六十大寿时，有人送给慈禧一本《新约》，光绪得知后立刻派人从美国圣经公会买回来一本完整的《圣经》。他开始学习《路加福音》，这使他对外国语言和文学有了一定的鉴赏力。他派太监跑遍了京城里的大小书店，买下了所有从西洋文字翻译过来的书籍，把所有精力都投人到阅读西书当中去了。不久，国外就议论纷起，说中国皇上正在读西洋书籍，很快就要信奉基督教了。

从1894年到1898年，光绪始终坚持阅读西洋书籍，全国上下成千上万的年轻读书人都竞相效仿皇帝。张之洞撰写了《劝学篇》，其中心思想可以说就是要采用新学。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后来呈献给了光绪皇帝，更加坚定了皇上变法维新的想法。

现在我们看看光绪皇帝到底是怎么想的。人们曾经认为光绪倾向于洋务派，并对此大加赞赏。而事实上，这个年轻的皇帝竭力发动变法维新也正是为使中国强盛起来，抵御外侮，特别是欧洲列强入侵。德国占领胶州湾，俄国占领了旅顺港，日本人占领了台湾，英国人占领了威海卫，法国人占领了广州湾，连意大利也迫不及待地要瓜分中国的一部分领土。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英文报纸无一例外地都报道说中国将要被列强瓜分了。所有这些都使得光绪皇帝开始致力于变法维新。

于是，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正式宣布了变法维新的开始：

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定，筹之至熟，甫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毕应墨守，新法必当摒除……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朱明积习，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是明白宣示，尔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忿然为雄。佩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缪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竟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

这道诏书使得成千上万在仕途上拼命挣扎的年轻读书人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抛到了一边。在很多省会、开放的港口以及主要的城市建立了变法维新组织。各地广设印书局，出售光绪皇帝学习过的各种西洋书籍。刊印发行了大量的报纸、杂志，到处举行各种讲座，设立了众多的图书馆。很多学生到教会学校学习，内容涉及文学、科技以及宗教。基督教徒和牧师甚至还被太监请到宫中，在宫中吃饭，给太监们讲道。可宫里的小皇帝最关心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自强，才能抵挡住欧洲列强的入侵？”

光绪皇帝在建立新学时期颁布了很多重要的诏书，其中一条是1898年6月11日下达的，命令筹办京师大学堂，经费由清政府筹集。他说：“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举办……其愿入学者，均准入学肆业，以期人才辈出，共济时艰。”

年轻的光绪皇帝并不是为了追求西方的文明而倾向于洋务，他想要的是知识，因为知识就是力量。在当时那种国运艰难的情况下，正是这种由知识而产生的力量，才能挽救中国，使中国不至于亡国。

6月26日，光绪皇帝对那些传达圣旨时敷衍因循的亲王或大臣亲自审查，责令他们即刻去办理。不久宫中就传来了好消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官方创建的大学终于成立了。

我们希望这所大学能够实现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的皇帝的心愿。

光绪知道，只靠京师大学堂这样一所新学机构是无法实现他的心愿的。7月10日，谕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州县设小学校，并限各省总督两月时间报上其所辖省内学校数目。各地方捐办之义学、社学，也一并“中西兼习”，共同为京师大学堂输送人才。凡是没有在礼部登记的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校，传播西学。光绪皇帝的这个想法和张之洞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筹建学堂的经费大多出自中国商船公司、电报公司以及广东的彩票公司。

8月4日，光绪谕令京师广立小学堂，以期与京师大学堂“相辅而行”，大力造就人才。8月9日，任命马丁博士为教务长，首肯了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所选校址。8月16日，谕令创办译书局，翻译西洋科技、艺术、文学书，翻译西洋教科书，在中国学堂使用。8月19日，颁谕正式宣布，“各项考试，改试策论”，并废朝考之制，这样就斩断了同旧的政体之间最后的一缕联系。

光绪皇帝颁布这些变法维新的诏书时，慈禧太后又在做些什么呢？我们知道慈禧如此按兵不动，似乎完全不符合她一向反动的原则，那么慈禧为什么不伸出手掌，阻止光绪及其同党呢？此时的慈禧太后则正在离清宫十五里远的颐和园避暑。对于光绪的维新变法，她既不提任何建议，也不表示反对或是阻挠。后来，两批大臣亲王先后到颐和园，请求太后回宫训政，控制事态发展，从而保护他们不受流放，不被砍头，也使太后不致受囚禁，这时慈禧才同意起驾回宫。这样一来，慈禧实际上等于把自己置于保守派手中了。除了设立京师大学堂以及在各省设立学校之外，光绪所有的变法措施都暂时被撤回了。慈禧也竟然能够允许义和团同八国联军较量武力。

从戊戌变法到义和团运动失败这两三年间慈禧的政治生活，我们在前面专门辟有一章，已经谈过了。义和团失败后，慈禧带着朝廷从西安又返回北京，开始颁布和光绪在维新变法时颁布的诏书一样的圣谕。1909年8月29日，慈禧谕令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代之以论时务、西方法律或政治经济的文章，并以此作为选拔官员的依据。

现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道圣谕的另一面。她说，过去军中选取将才是通过较量力气，比赛剑法以及地上、马上的射法。这些方法对现代军队毫无用处，因为现代军队最重要的是军事谋略以及军事科学。因此，应废除旧式选才办法。和光绪一样，慈禧变法想做的头一件事也是使军队强大起来。

这样，当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强国毫无任何理由地打算瓜分她祖先留下的领土时，如果有必要的话，她就能够用战船、大炮将他们拒之门外。

1901年9月12日，慈禧又颁布一条上谕，命令全国所有学校都改习西学，各省会都设立一所京师的学堂那样的高等学校，郡城以及各地区都应设立中等学校或小学校。这简直就是1898年7月10日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书的翻版，只不过慈禧还没有像光绪那样把祠庙都改成学堂。

1901年9月17日，慈禧命令其他省的总督应当像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一样，选送有才华的年轻人根据他们各自的天赋到国外学习西方科技、艺术，以便他们回国后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

以上就是光绪和慈禧为了发起新学而颁布的一系列诏书，旨在使中国强盛起来、焕发活力。那么他们推行新学又产生了什么效果呢？

山西的一所学堂招收了三百名学生。这所学校设立中文及西文两个部门。学生在第一阶段修完中文后，就可以进入第二阶段继续学习西文。学校的六位西洋教授都具有西方大学的学位证书。此外，学校还有六人在一名洋人指导下负责翻译国外大学的教科书。1901年到1902年之间，在慈禧的敦促下，全国共有十个省份设立了高等学校，朝廷为开办学校筹集了四十多万美元。下面是1901年到1902年间南方六省每三年一次的乡试时考官出的一些问题：

1.中西法律各异，西人不受中国法律惩罚。中国若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应该做何举动？

2.西洋经济发达原因何在？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中国该怎么办？

3.按照国际法，任何人是否有权干涉他国内政？

4.请说出在山东修建铁路的好处。

5.学习化学对农业发展有何重要性？

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时，让赫义斯博士辞去了登州府长老会大学校长之职，接受了山东省会济南府官办大学校长之职。

赫义斯博士还设计了一个方案，在山东省境内设立中、小学，向济南府这所大学输送人才。袁世凯同意了赫义斯博士的这个方案，并上书皇上。慈禧派人抄印了袁世凯的上书，发给各省总督，命令他们严格遵照上书中所陈之事去办理，不得有误。

不久，赫义斯博士就和袁世凯为了一项规定而分道扬镳了。袁世凯认为，“每月初一、十五，中国教习应带领学生叩拜孔夫子以及山东历史上的先贤圣人”。这一规定使得赫义斯博士以及那些信奉基督教的老师一气之下离开了学校。不久，袁世凯就不得不又规定：凡是信奉基督教的教师可以不参加这个叩拜孔夫子的仪式。与此同时，京师大学堂中信奉基督教的老师也可以剪掉辫子、穿西装，因为那样既方便又卫生。

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又请坦尼博士设计方案，筹建几所大、中学校。这件事做得很大，到目前（1909年）为止，“仅直隶省就有九千所学校，都是西式学校。全国共有高等学校、中小学共四万多所”。这些都代表了中国过去几十年中教育变革的一个方面。

妇女改习新学所带来的影响比男子更深广。早在1877年马丁博士曾说过，“中国一万名妇女中竟找不出一个识字的人来”。他的话代表了当时西方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

1893年我开始着手研究这个问题，不久就对马丁博士的观点产生了怀疑。如果没有事先的研究、准备，中国人对马丁博士的观点深信不疑。可是，我发现世界上第一本教女子识字的课本就是由一位中国女子编写的。很多年来，中国一直有专为女子准备的《四书》，相当于旧学中男子所读的《四书》。这些专为女子准备的《四书》曾经印过很多版，几乎在中国所有上等人家都广为传阅。1894到1900年间，每次到我家拜访我妻子的中国妇女中，至少总有一人读过这些书。而慈禧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说明了旧学体制下女子能取得的成就。中国女子有强烈的追求新学的愿望，当她们一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时，慈禧就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妇女日报，并由一位女子任该报编辑。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在中国旧学体制下，一万名女子中不止有一人能读书识字。在新学体制下，中国女子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看到自己创办的女子学校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中国妇女接受教育方面还有什么悲观的呢？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