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花献佛，张璁得志

　　兴献王朱祐杬是宪宗朱见深的第四个儿子，孝宗朱祐樘的亲弟弟，封地在湖北。杨廷和总摄朝纲，派阁臣梁储去湖北奉迎朱厚熜。

　　与此同时，杨廷和废除了武宗朝的种种弊政，罢免冗官。边兵归卫。限制土地兼并，减免百姓税负，一时中外咸倚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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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问题要一分为二地看，杨廷和此举客观上利国利民，却也借机打压了政敌，将六部尚书都换成了自己人。王琼从此失势，阳明在高层失去了靠山。

　　饶是杨廷和算盘打得如此之精，他还是犯了一个错误—低估了朱厚熜。

　　朱厚熜一行顺利抵京，尽管事事低调，原则问题上却绝不让步。

　　比如礼部员外郎杨应魁按杨廷和的意思安排朱厚熜由东安门入城，朱厚熜当即拒绝，理由很简单：东安门是皇太子出入的门，我是即位的新君，当走正门。

　　又比如礼部给人安排的年号是“绍治”，意思是“继承弘治”，也就是孝宗朱祐樘。绍你妹啊，朱厚熜拿出《尚书》，翻到一页，指着上面“嘉靖殷邦”四个字说就要这个。

　　别以为小孩好糊弄，人是有备而来的。

　　国不可一日无君，朱厚熜固执己见、驻足不前，内阁屈服了。

　　但接下来礼部“继统须继嗣”的规定直接拉开了震动朝野波及天下涤荡了那个年代所有人思想观念的“大议礼”的序幕。

　　站在朱厚熜的立场，继统须继嗣的条件确实苛刻—合着这皇帝不是白当的，得六亲不认，给别人当儿子？

　　搁寻常百姓家也难以接受，何况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一个儿子，为了当皇帝不认亲爹，放在那个《孝经》还是长销书的年代会遭天下人耻笑。

　　礼部尚书毛澄也知道这太强人所难，跑到内阁向杨廷和问计。

　　杨廷和告诉他可以举西汉定陶王、北宋濮王的例子，这俩人都是继统又继嗣。实在不行就搬出程颐的话：

　　为人后者谓所后为父母，而谓所生为伯叔父母。

　　在意识形态领域，程颐虽说比朱熹弱点，却也相当于社会主义国家恩格斯的地位。因此，以杨廷和为代表的高层主要用程朱理学做理论依据，要求朱厚熜以孝宗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考”。

　　朱厚熜当然不干，反问道：“父母可移易乎？”

　　不干又能怎样？偌大一个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外面杨廷和说了算，里面张太后说了算，一干宫女太监还不知道是谁的眼线，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宫闱血案的男主角。

　　因此，朱厚熜不得不向文官集团求情，希望他们能让步。甚至派宦官私下找到毛澄，苦苦哀求，重金行贿，搞得老头左右为难，回绝道：

　　独有一去，两不相帮。

　　朱厚熜清楚，问题的关键还在杨廷和，因此频繁地请他老人家过来喝茶套近乎。

　　杨廷和茶照喝、嗑照唠。不继嗣？没门。

　　用现代的眼光看，为两个死了的人争皇考皇叔考实在无聊，杨廷和又不是迂阔不化的腐儒，何以如此不近人情？

　　因为活着的人。

　　继了嗣张太后就是朱厚熜的妈。其太后的位子保住了外戚集团才不至于树倒猢狲散，也只有这样皇权和戚党才能彼此制约，内阁才能放开手脚干事，朱厚熜才能避免成为朱厚照第二。

　　然而，杨廷和的苦心孤诣被一个人打破了—朱厚熜的亲妈蒋氏。

　　蒋氏听说了朝廷的变故，跑到北京来要见儿子。这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如果按照杨廷和的设计，蒋氏就成了朱厚熜的叔母，叔母见了皇帝得称臣。但实际上蒋氏是皇帝的亲妈，“子不臣母”是《春秋》上的微言大义，《春秋》的作者又是孔子，和孔子比起来，程颐就黯然失色了。

　　杨廷和陷入了悖论。

　　可惜朱厚熜没有发现这道突破口，万般无奈的他找到张太后，说自己情愿避位归藩，奉母终养。

　　历史行进到三岔口时总是交由它指定的人选来改变车轨，这次是张璁。

　　朱厚照死的那年张璁才考上进士，且年事已高（47岁）。

　　不过他很赶趟，在生命中最后十几年发挥了把余热，借“大议礼”一跃成为那个群星闪耀的时代的男二号。

　　除了爹妈，张璁这辈子最应该感谢的人是王阳明。没有心学做理论支撑，他不可能抓住杨廷和的漏洞，一击命中一鸣惊人，一举登上了时代的舞台。

　　张璁早年听过王阳明的课，虽未拜入门下，但同王门弟子走得很近，心慕王学。

　　考上进士的张璁去礼部报到实习。虽然这年头流行“被就业”，但张璁的毕业分配还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被分配”，揆诸后事不难推断，六部之中专挑礼部，是人自个儿争取来的。

　　通往成功的道路已经施工了四十七年，他等不及了。

　　于是，张璁翻开名片夹，两个至关重要的名字映入眼帘。

　　黄绾和方献夫。

　　黄绾此刻在南京任职，小学究方献夫当年以上司的身份拜阳明为师，随即连吏部员外郎都不当了，辞官回家，专心治学。

　　张璁对二人的判断非常准确。黄绾作为王门斗士不爽杨廷和久矣，方献夫你研究了那么久哲学也该用实践检验检验了吧？

　　因此，他找到这俩人，虚心请教，反复研讨，写下了那篇一石击起三层浪的《大礼疏》。

　　张璁在疏中详细分析了杨廷和的论据，认为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汉成帝、宋仁宗预立为嗣，养之宫中，跟眼下武宗无嗣而迎立朱厚熜不可同日而语，又着重强调了子不臣母和若继嗣兴献王一支将绝嗣的现实，力使览者动容，无法反驳。

　　张璁的奏疏让问题明朗起来，由此可以给“大议礼”定性了：一场以政治斗争为核心，以理学心学为武器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较量。

　　不难看出，张璁之所以心慕王学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有效的晋升工具，其奏疏中言之凿凿、谈来谈去的四个字“礼本人情”也是阳明心学的重要主张。

　　在程朱，礼是圣人依据天理构筑的外在规范；在阳明，心即天理，礼缘人情。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礼才得以行万世而皆准。

　　其实，即使是孔子，在论证“仁”时也以人皆有孝悌之情做理论依据，不能不说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的这次正面交锋，天理与人情的短兵相接，最高规格的真人PK，杨廷和一方从一开始便埋下了失败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