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圣雄何处寻，心中自有王阳明

　　王阳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湮灭了太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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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雍正四年，福建巡抚毛文铨在向皇帝汇报福建海关的情形时抱怨说，此前十几年间到福建来的外国商船越来越少，甚至“数年以来，竟绝无一至”。毛巡抚分析说，外国商船之所以不愿到福建来，是因为福建的各个衙门需索陋规太厉害，一艘载货价值十万两白银的商船，且不说底下的各级文武官吏，光是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四大衙门就先要勒索五六千两银子，外商们了解了这一情况就都不敢来了。

　　在中国人看来，外商们有点大惊小怪了，潜规则之于国人早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惊，倘或不收，我等心下反而惴惴不安。可洋人有洋人的逻辑，东印度公司在嘉庆年间被粤海关各级官员敲骨吸髓掠夺了五百万两银子，英商忍无可忍，决定突围，英国政府诉诸武力，才有了鸦片战争。回顾《南京条约》具体条款，可知这其实是一场“陋规战争”。

　　中国的历史遵循以暴易暴的“血酬定律”，这就是它不能走出专制王朝循环更替的根本原因。历代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这一周期律的答案搜索枯肠，得到的最佳答案无非是儒家的仁政，亦即“以德治国”。而这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其实，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农民税负能力很差。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农业税一般不高于10%，低的甚至不到1%。

　　然而事实并不像“永不加赋”听起来那么美好，国家的正式赋税虽不高，然而地方政府的“赋外之赋”却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也会使其取缔这些“法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合法渠道走不通，那就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的历史宿命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

　　189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说“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

　　其实，这个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了。美国记者的逻辑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然后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

　　可惜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演变，很快它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瞪大了充血的眼睛。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稳步向前发展的，不管立宪是否出于真心，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大小改变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党人等不及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定要清廷“尔曹身与名俱灭”，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天地为之变色。

　　历览前史，掩卷沉思：暴力革命并不能带来国民的幸福，只能带来专制的反复。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却仍未逃脱独裁统治的窠臼。诚然，中国的氏族血亲传统决定了这种封建家长制具有很大的惯性，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大脑中的皇权思想。

　　民主政治是人民做出政治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政治体制，但人民有时候是好逸恶劳、自私短视的。因此，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和规则意识，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面对清末民初光怪陆离的乱象时，严复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这与梁启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的主张不谋而合。

　　这是两个远比只知砸烂一切的五四青年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一点：在这片以实用理性为主导思想的土地上，酱缸你是砸不烂的，想办法改造里面的文化，甄别地吸收才是理智负责的态度。

　　什么时候我们构筑起了独立自主、充实完整的心灵世界，勇于自己承担责任，不再把错误推诿于他人；什么时候中国走出了革命—专制—革命的怪圈，在制度上完成了从一元到三元的分立、在思想上形成了有风度的对抗以及和平竞争的思维，中国才能真正从内部崛起，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然而这一切，都自阳明心学始。

　　在思索这些问题时，我徜徉于北京的各大书店。国学貌似是复兴了，写《论语》的书不下百本，讲《孟子》的书琳琅满目，即使在摆放《荀子》、《墨子》的书架前，也颇多驻足浏览之人。我摇了摇头，继续寻找，终于在一个布满灰尘的角落，发现一本无人问津的王学书籍，孤零零地躺在那儿，静静地观察着远处的喧哗与躁动。我买下了她。

　　拂去烟尘，那个华丽的时代引人遐想。中国有没有可能在本土的文化传统中孕育出民主科学的思想，进而过渡到公民社会？王阳明给出了答案。

　　阳明心学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提倡人格独立，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成王成圣。悍然独往却随机转化，变而通之又岿然不动。心有主，我制外；心无主，外制我。心为本体，万物在我。

　　阳明心学是明朝中后期启蒙运动的发轫。自万历12年王阳明从祀孔庙以来，阳明心学便以顺风扬帆之势风靡天下，据时人记载：“始于一方，则一方如狂；既而一国效之，则一国如狂；至于天下慕而效之，则天下如狂。”张居正、徐文长、汤显祖、李贽、黄宗羲、徐光启等王门弟子分别从政治、军事、艺术、思想、科学等各个领域运用心学思想进行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错过了王阳明，中国停滞了数百年；得到了王阳明，日本有了明治维新。

　　然则阳明心学，与当今之个体又有何干？

　　人生糊涂识字始，人生强大炼心起；知行合一常磨炼，心学悟后无六经。

　　你可能遍览群籍，无所不晓，你可能左冲右突，寻找成功的法门。然而你可知道，心理弱小之人注定无法成功，生活亦不可能幸福；取得辉煌事业的人，均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心理素质。阳明心学不是辞章之学，而是促使你心理强大，成王成圣的实学。

　　可惜，人的眼睛向外，永远看不到自己，我们都是自己的陌生人。长此以往，你失去自我，沦为他人的客体。任何人的语言都可以轻易绕过你的思维，迅速进入你的心理结构，激起你情绪的波澜。更可悲者，你根本没有时间去反思，而是被媒体裹挟着去消费，去愤怒，去笑去哭，发泄剩余的精力，直到有一天，你的内心彻底被虚假的信息支配，你成了心理的奴隶，变得唯唯诺诺，成为一张和众人一样规整的A4纸。

　　你的内心已经蒙上各种杂垢，它们是外界势力出于各自的目的强加于你的。如果你认同了喝茅台的比喝二锅头的值得尊敬这一价值排序，面对前者你就会畏首畏尾，面对后者你便会色厉内荏—你早已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真假不辨是非不明。

　　而另一个事实是，中国人的交往成本已经越来越高，每个人都陷入到阴谋文化的泥潭中不能自拔，阴谋论成为所有人解释世界现象的唯一工具。其实，阴谋文化之所以盛行，究其原因是人们担心上当受骗，所以加强防备，看谁都像骗子，听谁说话都暗藏玄机。

　　然而神经紧张的结果却事与愿违。当下骗局花样翻新，闭门家中坐都会收到各式各样的诈骗短信。

　　于是，所有的交易都人为地设置了重重障碍，以防无所不在的欺诈，结果是人人不胜其烦，却仍不断被骗。越是这样，人们就越对阴谋感兴趣。吃了亏，总感慨自己道行不高，应该进一步修炼，阴谋文化也就愈演愈烈，不知伊于胡底。

　　纵览青史不难发现，非凡的成就决不属于只会玩弄小聪明的人，成大功者必有大智慧。王阳明早就说过：“用兵何术？此心不动即为术。”这才是术的最高境界—道术一体，以道驭术，而不是拾人牙慧，拆东墙补西墙，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

　　譬如下棋。围棋的变化有360的360次方种，生命也是如此。生命中的每个“下一刻”都是无法预料的，事先很难作出准确的计划。但是，外界无法一目了然我们可以了然于心，因为事都是人做出来的，对弈的主体也是人，把握了自己就把握了世界，对人心认识越深，就越能获得主动权。

　　阳明心学就是要人摊开来检视自己，认识生命，从虚假信息和不良情绪搭建的自我意识中跳出，站在心体的层面审视、监督意识，用正确务实的观念来指导行动，用对人心深刻的体察来打破他人的心墙。

　　就像歌词里唱的一样：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只有你能为你做出的判断负责，只有你才是你命运的主人，只有你才是你世界的主宰，只有你知道到底值不值得，只有你能排除旁人嗤之以鼻的声音，找到一条自己的路。这就是“心即理”，它告诉我们一条真理：人的本质，一切人性，并非自然获得，而是人类自我建立起来的。对人类整体而言是这样，对个体来说也是如此。

　　光靠书本和说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王阳明最反对盲目崇拜、人云亦云，将之比作矮子看戏，随人喝彩。事实也是如此，贪官和骗子的话天花乱坠却一文不值，只有经过实践，身体力行，千锤百炼，才能看穿一个人的本质，检验一条道理是否行之有效，这就是“知行合一”。

　　用在个人，这是一种雷厉风行的作风，理性严谨的态度和审时度势的智慧。而用在国家，它又是推动一切政策贯彻落实的利器，消灭各种不正之风的灵丹妙药。毕竟，历览前贤国与家，从来就不缺好的制度，缺的只是将其执行到位的人。

　　五百年前，有明一朝最杰出的哲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平地一声响雷，以恢宏无匹的气概，打破了明朝媚俗、沉闷的世风，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他为世人的安身立命找到了精神归宿，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由内而外的洗礼，又传授了他们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奥义。他改写了一个时代，影响了三个国家（中国、朝鲜、日本），就像那个被人用滥了的比喻一样：

　　鸟，我知道它能飞；鱼，我知道它能游；兽，我知道它能走。飞的我可以射，走的我可以网，游的我可以钓。但是龙，我不知该怎么办啊！学识渊深莫测，志趣高妙难知。龙乘风云，可上九天！

　　任何溢美之词都已显得多余，彼时，他的门生故吏已遍及天下；身后，追慕膜拜者更是延绵不绝，连清乾隆也要附庸一把，亲笔为他书写“命世真才”的御碑。

　　然而，面对这一切，九泉之下的王阳明只是淡然一笑。他从来就不自囿于权威，也反对任何形式的造神运动，即使那些文治武功早已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传奇，王阳明却从来没有变过，他永远只是那艘载你过河的船，河的对岸是你的内心世界。既已渡河，船也会自然而然淡出你的视线，消失在那雾气蒙蒙，虚无缥缈的河面上。

　　随露珠凋零，随露珠消逝，此即吾身。龙冈的往事，宛如梦中之梦。

　　此刻，我依稀听见从东海之东飘来一个声音，那是历史深处的回响，是高杉晋作正在吟诵自己的诗：

　　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成烟。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羲皇以上人。

　　这个声音久久不散，久久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