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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在绝望时开出新的道路
柏拉图曾说：“人类对于不公的行为加以指责，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做出这种行为，而是唯恐自己会成为它的牺牲者。”
谁也不想生活在一个毫无底线的比坏型社会里。独裁者没有资格以道德和文化来回避法治建设、政治改革，而每一个公民，亦没有权利因制度之恶，便纵容姑息人性中的残酷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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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效应表明，群体的理智远远不如个体。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被清洗，不用多久，墙上就会布满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人，如果做了缺德事却无人追究，那么，更多的人便会毫不犹疑地跟着做，不觉羞愧。
于是，所有人都义无反顾地分饰两角：现实中的沉默者，网络上的卫道士。
值得庆幸的是，良知未死，至少还存在于0和1组成的硅片上。
人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故有“人类社会”一词。而现实情况却是，人要为钱服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货币化，人成了钱的工具。
当所有事物都商品化后，人本身就丧失了价值，整个社会将会被冲垮。
随之而来的便是富人视穷人为草芥，穷人视富人为仇雠，怨声载道，人人自危。
在官员知法犯法不是新闻，依法治国才是新闻的时代，抛开制度变革不谈，每个人都应扪心自问：如果体制有毒，个人在其中的罪孽就可以赦免么？
1964年，纽约皇后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刚刚下班的酒吧经理吉诺维斯在即将抵达公寓时，遭到一个持刀歹徒的劫持，欲行强奸。她大声呼救并反抗，歹徒向她连刺几刀。38户邻居听到了呼救，目睹她垂死挣扎，却无人出言阻止，直至歹徒逃离，才有人打电话报警。
吉诺维斯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去。
此案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并因此诞生了“吉诺维斯综合症”一词。心理学家用“旁观者效应”来解释不肯伸出援手的看客心理，在马克思的表述里则是“异化”。
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从卡夫卡到萨特，一个相同的主题是：发达工业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为单向度的动物。它们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跳出同A4纸般整齐划一的生活，向往和追求诸如诗意、浪漫、敢爱敢恨、拔刀相助等精神享受。
对于这种枯萎而绝望的现状，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推倒资本主义社会，而弗洛姆则主张社会改良和道德重建：“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人不是他人达成其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是他自己的目的。因此，没有人被别人当做手段，也没有人把自己当做手段，人可以展现他身上人性的力量。一切政治和经济的活动都要服从于人的发展这一目的，使人成为他生活的主人。”
康德也曾说过：“人类在内心里有其尊严，因此他是万物之灵。而他的根本义务也在于不去否认其人格当中人性的尊严。”
这种尊严，便是良知—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慧。
在《历史哲学》里，黑格尔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是持续维持着历史原生态的国家。它无始无终，驻足不前，象形文字则是这种停滞的象征。而起源于希腊的世界史则是不断发展的，它体现在人对其内在精神的逐步认知。
黑格尔强调，中国缺乏主观的内在性，无论法律、道德，还是学问，都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规定，被动地接受。因此，他断定中国人根本没有独立性，只会依赖自然界的各种现象以及权力。由此进一步推导出中国人不会从内心问罪，没有道德感，只依靠外在的惩处，从而没有推动历史发展的精神动力。
如果没有王阳明，黑格尔也许是对的。
毕竟，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的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卖染色馒头的人给孩子买奶粉，讵料里面有三聚氰胺。
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如果民众意识到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和部门都只为私利打算，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忍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于是，在这个不义的世界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天然正当的选择。
同时，没有法律的保护，每个人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以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民众不再相信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公权力，甚至不相信任何人具有安排和协调利益的能力和意愿，而是认为官员得过且过，只追求暂时抹平矛盾，伺机攫取财富。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坍塌后，每个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来捍卫各自的权益。然而，人们并不知道私权的边界何在，也不清楚何种方式恰当，最终便只能演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游戏。
弱者制造麻烦、违法闹事，强者动用权力、专政镇压。在一轮又一轮的博弈中，别说法律，神也无法阻挡人们放大自己利益边界的热情，直到它遭遇更强大的阻力。
所有人都不问是非曲直。当政府败给汹涌的民意时，它会本能地掩盖真相，用金钱摆平当事人。然而，稳定可以赎买，人心难以欺骗，当所有人都无师自通地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时，社会的运行成本也随之水涨船高，直至溃坝。
此消彼长的利益冲突宣告了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在医生和患者之间，乘客和铁路之间，市民和政府之间，应当建立起各自的组织。每次冲突爆发时，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它们的权力。让人们长期、公开地争论，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甲方，时而压制乙方，掩盖矛盾，混淆是非。
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自由和不伤害他人之自由的折中。通过这样一个漫长却必经的过程，善恶标准、政治文明才可能得以重建，公民社会方非镜花水月。
而这一切的起点，在于每个人都能倾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价值判断。
以入选《古文观止》的《象祠记》为例，这是一篇王阳明写给世人的正能量宣言：
灵博之山（灵鹫山和博南山），有象祠（舜的弟弟象的祠庙）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都）神（以之为神）而祠（供奉）之。宣尉安君（从三品的宣慰使安贵荣），因诸苗夷之请，新（翻修）其祠屋，而请记于予（请我写一篇记）。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考虑）乎？”曰：“斯祠之肇（初建）也，盖莫知其原（起源），然吾诸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溯曾（曾祖）、高（高祖）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全部）而不敢废也。”
予曰：“胡然乎（为什么如此）？有鼻（古地名。相传舜封象于此，象死后，当地人为他建了祠庙）之祀，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作为），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坏于有鼻，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爱若人（此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乌鸦），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祠者为舜，非为象也。意（猜想）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舜用干舞羽舞感化苗族）之后乎？不然，古之骜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盖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
象之不仁，盖其始焉耳，又乌（怎么）知其终之不见化（被感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音同“呈”）乂，不格奸”（《尚书》中对舜的赞美，说他能用孝心和醇厚感化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故治国不会差），瞽瞍（舜父，以心术不正著称）亦允诺，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像个弟弟的样子），不可以为谐（称为全家和睦）。进治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相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以有为也。”（天子派官吏治理他的国家，象原本将无所作为）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周（周到）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管叔、蔡叔）不免（避免作乱）焉。斯可以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大臣），命（受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大概）仿于舜之封象欤？
吾于是盖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依据）象之始）也；今之诸苗奉之也，承（遵照）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始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个国家早已习惯了自我欺骗，从政府到人民。
谎言成为维系一切的基石，只需轻轻一推，这座填充着豆腐渣的违建便会轰然倒塌。
腐败横行，贫富悬殊，堕落的哥谭市在黑暗中迷失了太久。市民早就习惯了逢人只说三分话，醉生梦死，得过且过。
还需要图腾吗？
还需要英雄吗？
甚至，退一万步讲，只是当一个好人？
基督教的传说里，撒旦赢得世界的方式是捕获人类的灵魂，《蝙蝠侠》里的小丑亦然。
在《黑暗骑士》中，小丑自称“这座城市配得上一个有品位的罪犯”。他用极端的手段，设置了一道拷问人性的选择题。
哥谭即将毁灭，最后一批逃离的人坐上了两艘船。一条全是普通人，另一条则是黑帮党徒。
船至河心，骤然停歇。随即传来小丑的威胁：两条船上都装有大量炸药和一个起爆器。不过，起爆器控制的是另一艘船上的炸药，而只有一条船上的人可以生还，前提是12点前必须引爆另一条船。
自私的民众已经选择了抛弃蝙蝠侠，他们还会选择抛弃彼此吗？
结果，小丑失败了。
载有普通人的船，通过民主投票决定不引爆起爆器；而载有罪犯的船，起爆器被一个黑帮老大扔到了河里。
茫茫宇宙，地球不过银河系某旋臂角落上一粒无足轻重的微尘。人类的出现，据说源于一颗撞击地球的彗星带来了能形成原始生命的元素，概率极其渺茫。
唯一让人不后悔来到这个世上，不会觉得彗星的撞击是一次偶然的错误的，无非是人性中残存的光明。
而《象祠记》所着力探讨的，也无非两个纯粹的问题：
1. 在一个恶人遍布的环境里，是否还要当一个好人？
2. 恶人能否被好人感化，从而变好？
用舜和象的故事，王阳明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毕竟，从个体到全人类，我们都需要存在的意义和活下去的希望。
因此，人的一生，心性是一项绕不过去的课题。
许多人承受着生命的考验，却不肯正视这个议题，而宁可投机取巧，逃避考验，殊不知自以为得计时，已积累了更大的患难，在余生等着他去品尝。
生老病死是自然演变的过程，本身没有痛苦可言。真正的苦，是人不愿去体悟生老病死背后所隐藏的心性命题，从而使其承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巨大损耗，永远无法离苦得乐。
人通常意识不到自己会死。这种“我绝对不会死”的自信，促使人忙着规划未来，做着不属于现在的事，积累了种种成就。
这些成就，提供了人对自我的认同。
然而，这种我们认为可以占有的东西，使“我”异于我的存在，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并不是藉由对自身内在的了解，而是藉由对身外之物的拥有。
而外在之物变动不居，以此来确证我是谁，必将不断随之而变，直至走形。
当一个早已异化却不自知的人，在社会中占据的位置不如人意时，就会觉得自己在人前何其卑微；而当他们继续占有更多东西的希望破灭时，就会觉得活着已毫无价值，还不如自杀了断。
这种错把务虚当务实的颟顸之举虽说荒诞，但因习焉不察，生活中俯拾皆是。
比如，认为月入要多少，女人才愿意嫁给我。
的确，拜金女在我国多如蝼蚁。但娶到这样的女人，难道不是自讨苦吃吗？
以利相交者，利尽则散。即使她老老实实跟了你，没有投入更有钱者的怀抱，那也可能只是因为青春不再，丧失了议价的砝码。
这样一段大打折扣的爱情，就是你人生的追求？
而世人最严重的务虚，莫过于依赖语言。用语言轻易许诺，用语言随意自夸；用语言指摘他人，用语言招摇撞骗。
结果，我们每天都很忙，忙着跟人说话。乍看之下似乎都挺会交际，却很难把语言变成任何事实。最终，不但浪费了时间，还瓦解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其实，无论是生前悟道还是死前悟道，人终究会悟道。
当生命来到尽头，再无烦恼可操时，人就不再需要维护或隐藏什么。他已经百无禁忌，只需冲破死亡对生命的禁锢。
因此，临终之人，往往会产生无善无恶的意念。因其自我防卫机制已经瓦解，不再有个人的利害可图。
回顾此生，所有的妄执都因其有限而虚假的特性一一破灭，一个广袤无垠的全新世界逐渐在眼前呈现。
由此可见，常人想看清世界的本质，不在世间大死几回（指精神的崩溃与重构），焉能拆除那顽固的自我意识，洞见良知良能的自性？
而举凡成大事者，又有哪个没在性命攸关的搏斗里垂死挣扎，凤凰涅槃，而后悟透了人生的真相？
西方研究认为，人的一生有三个阶段：前自我、心智自我以及超自我。
前自我：由胚胎到儿童，依赖他人获得成长；
心智自我：由青年到中年，人生所有的表象成就（名、利、权）都在这个阶段获得；
超自我：随着身体的衰老，心智自我渐渐破裂，开始超越个体的限制，与整个存在合为一体。
心学则打破了这一起承转合的顺序，彻底在当下回转生命的态度，让自性贯穿从摇篮到坟墓的整个历程。
事实上，自我（意识）与自性（良知）既矛盾又相容。
人如果没有自我意识，则连行住坐卧都成问题。但若只有自我意识，便无法复见自性本体，同万有合一。
更严重者，会自以为掌握了真理，专横跋扈。但凡听到不同的意见，便觉得是对真理的亵渎，立刻搬出各种术语和词汇，猛烈反驳，还美名其曰“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
然而，问题兴许不在他人而在这个固步自封的真理教信徒身上。
理性束缚了他的感情，不论如何振振有辞，自认伟大，都难以掩盖其苍白的人生。
这就是国人最普遍的问题：动辄拿有限的知识去批判他人的观点，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彰显自己坚持了独立思考。
殊不知越是强调独立思考的人，越暴露出其独立思考的瓶颈。
因为自我只会接受它早已知道的道理，绝不可能接受对它有丝毫伤害的内容。当“伤害”输入时，自我会以“完全不合理”来做挡箭牌，搞得自己很理性似的，自欺欺人。
人如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最起码不要制造社会问题。
正如雨果在《九三年》中所说：“真正的革命观点是不指控任何人。谁都不是无辜者，谁也都没有罪。”
多少人，为了行善而作恶；多少人，变成了年轻时他所讨厌、所反对的那个人。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陶渊明的桃花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乌托邦。
秦始皇亦然，希特勒亦然。
有梦想不是错，但强迫他人活在自己的梦想里便大错特错。
同理，罪恶不在乌托邦，而在于它是否强制合流。若是，则为专制。
执着于立场，自认为代表真理，是一种作茧自缚、妨碍人体悟自性的意念。受制于此，则看起来气势汹汹，批评他人，实则已陷入到批评的反作用力所产生的情绪里，无法获得安宁。
另一方面，沉重的毁誉得失又使自我意识强烈的人活得很累。怀着做个世俗好人的心态，放弃原则，活给他人看，以便落一个蜗角虚名。
长期迎合他人，不做真我，并不能取得你想象中的荣耀，反而越活越轻，失去存在感。
你庸庸碌碌，四处碰壁，直到有一天，发现把自己放空，看清了为什么活，要怎么活，与他人无关，心安自足，如同站在万仞悬崖边，即使风声鹤唳，也不再凄冷孤寂，因为那个饱满的自性，正与你紧密相依。
怀着这样的精神，做这样的事，不再有任何挂碍和恐惧，任何流言蜚语都与这个生命无关。你终于明白了要做什么样的人才会觉得淋漓尽致、没有虚度。
人如果厘清自己生命的意义，把全部的意念都放在实践生命意义的斗志里，那种酣畅纯粹的美，就是心学。
具体的修习法门，《传习录》载有明文：
一日，论为学工夫。先生曰：“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偏执一端）。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平息思绪）。久之，俟其心意稍定（等他心绪平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省察克治（反省以往的错误，克服不良之倾向）。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没有间断的时候），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斩钉截铁，不可姑容，与他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得无私可克，自有端拱时在（自然能做到端身拱手的风度）。虽曰‘何思何虑’（语出《易经》，意为“所思所虑都不出天理的范围”），非初学时事。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完全纯正），便是‘何思何虑’矣。”
静坐息心是重要的入门功夫。但静坐并非一种形式，你到天安门静坐和在家里静坐效果肯定不一样。
静坐强调的是静，在静中排除思虑里的杂念。
当下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人们的焦虑与日俱增。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静下来的能力，只因被外在的种种现象迷惑，丧失了这一安身立命的绝学。
于是，不知为什么而活，不知身在何处。赚很多钱，仍觉恐慌；再赚更多的钱，还是无法排遣工作之余的空虚。
永世不宁。
活在未来的人何其多，活在当下的人何其少。
当人对未来寄予了无比沉重的厚望时，他对眼下的东西就会享受得很少，并生出强烈的不满。他不停地追赶那个可以让自己安全的东西，却不知那东西本身就是虚拟的。
而虚拟，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意味着无限。于是，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天才能落地。
人心如镜，物来能照。阳春三月，来至公园湖边不难发现：只有在风平浪静时，湖面才能映照出碧空蓝天、万条垂柳。而当我们将一颗石子投进湖中，激起涟漪时，影像就会被扭曲。
心湖亦然。
求静，就是求平如镜湖，求物来能照。
然而，静如泥鳅，你越用手抓，它滑得越快。心理学有一个实验，当你追求“静”的时候，你反而会动。
因为追求静的过程，就是搜索“不静”之原由的过程，这反倒激起了你的不静。
因此，“久之”之后，便需“省察克治”，将“不静”的病灶一一拔除。只有当意识到焦虑的产生源于妄执，方能平息这种挥之难去的痛苦。
综上所述，“静坐息心”和“省察克治”就是体认良知的两大功夫，一正一奇，一动一静，可以交替使用。
当你感到过于忙乱时，就要让自己静一下；但若发现又太执着于“空”时，便要走出去，动起来，因病而药。
而作为初心者，开始时的思虑不可能处处吻合天理，正需时时思诚，亦即时时思天理（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等火到猪头烂，天理纯全，便能“何思何虑”，事事切中天理了。
为了巩固战果，尚需使出第二式——事上磨。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
先生曰：“是徒如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此生难得今已得，心学难闻今已闻。此心不于事上磨，更于何处磨此心？
静坐息心使人达到了“意思好”的境界。
然而，无事时掩盖了多少小人，有事时识破了多少君子。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倒在了“遇事便不同”五个字上。
花繁柳密之地，风急浪高之处，多数人不是乱了性，就是失了足。常言道：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发现谁在裸泳。
因此，我心需要在事上打磨，磨去不经意间流露的骄傲与恶习。
多少人一辈子都活在白做工的日子里，靠着微薄的薪资抚慰自身的苦难，犹如在迷宫里东奔西跑的困兽，永远无法摆脱苦难的牢笼。
商业社会每天都在播放催眠曲：努力工作，努力消费。似乎不工作就是废人，只能选择工作到退休，拿着仅够糊口的养老金，等待死神的降临。
许多工作的人都患有慢性病，像电影《在云端》里的乔治克鲁尼，必须靠激情来缓解高压的状态、麻木的生活。
长此以往，个个都成了橡皮人。
这种与天斗与人斗的奋斗，不仅加速了人类的衰老，也给地球带来难以估量的灾难。
其实，人的宿敌只有一个，便是他自己。
“日间工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因病而药。”（如果白天做工夫觉得纷扰不安，那么就静坐。如果懒得看书，就强行去看书，这也是对症下药的方法）
真水无香。
越是老生常谈、浅显易懂的话，越是至理名言。就跟人人都哭着喊着要学曾国藩，却连其主张的人生第一要务“早起”都做不到，不知到底在学什么？
正如香烟。
一方面，人类在烟盒上印着“吸烟有害健康”；而另一面，全世界每年死于吸烟的人又数以百万计。
长期以来，人们都坚信情绪可以主导人的行动，但现代研究表明，行动同样能引导人的情绪。
再愚钝的人，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只需要21天的时间。
惰性并非想象中那么强大。
第二式练好了，便可修习第三招：未发之中。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此心处于宁静的状态时，可以算“未发之中”吗？）
先 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现在的人存养心，只是让自己的气定住。当他们宁静的时候，也只是气的宁静，不能算是“未发之中”）
“未发之中”是针对“事上磨”来讲的。“未发”指事理没有显现时心体的状态，“中”则指不偏不倚。
事上磨很难，未发之中同样不易。前者侧重于外用，后者侧重于内明。
未发之中讲求未雨绸缪，在事情没有发生时就下力气弭祸乱于未萌。具体工夫便是在宁静无事时反观自心，将内心萌发的邪念扼杀于襁褓之中。用中医的理论讲叫“治未病”，用兵法说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三招一言以蔽之，无非一个“诚意”。有事时念念不忘诚意，无事时念念不忘诚意，以自性观照自我，以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是非判断澄澈意识的流转，久之自然知行合一。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黄绾）、惟贤（顾应祥，王门弟子，官至兵部侍郎）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悌者，却不能孝、不能悌，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本来面目）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而不是像你说的那样。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看到美色属知，喜好美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之后又立个心去好（看到美色时，心中就已经爱好了，并不是看到后又另外立一个心去爱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得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闻到）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称为知孝悌。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古人把知行说成两个，也是教人有个分别。一边对知下功夫，一边对行下功夫。这样，功夫才有个着手处）。”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某尝（曾经）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若真把握了知行的实质），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之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索审察，也只是一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意淫幻想），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如果领会了古人的良苦用心，只要说一个“知”或一个“行”就足够了）。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便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
其实，只要把“知行合一”改为“知行本一”，便能省却不少口水。
内心的价值判断原本就应当同外在的行为实践高度统一，言不由衷盖因你说的是一件事，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在欺瞒本心。
但对国人而言，知行不一才是家常便饭，因为这里就是一场喧闹的假面舞会，不戴面具你连入场券都领不到。
自欺得久了，也就异化了。但见一群丢失了灵魂的动物在舞台上狼奔豸突秀下限，表演着一幕幕惊爆眼球的奇观。
知行合一就是告诉你：不要因为走了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
若能依此修行，不依赖任何奢望，远离各种虚幻的梦想，甚至什么都不再想，只是因为活着而喜乐，Just live，感知存在，切实地存在，便能停止躁动，真实无妄地过好每一天，乃至洞穿他人的伪装，破除他人的自我，渡己渡人。
精神无法皈依，才会寄托于物质。但种种迹象表明，历史，已经开出了新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