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儒赶上了好时候

  首先站出来斥佛的是韩愈。

  但韩愈毕竟是文学家而非哲学家,写篇《论佛骨表》打打笔战,从形式上反佛还可以,真想触及问题的核心尚须待宋朝的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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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说:

  辟佛之说,宋儒深而昌黎(韩愈)浅,宋儒精而昌黎粗。

  宋朝崇文抑武,赵匡胤曾在太庙立下祖训,明令继任者“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因此,有宋一朝,文人是很滋润的,武将是很悲哀的。滋润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程颐同学曾放言要与皇帝“同治天下”,这在别的朝代是不敢想象的。虽说清朝也有个“同治”,但同治的主体是两宫太后,不是皇帝跟你。

  有了这么滋润的土壤,宋儒们开始萌发改造世界的冲动。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他们已隐然以政治主体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迟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

  这帮人的第一志愿是“得君行道”,亲自参加“平治天下”的事业。第一志愿实现不了,才退而求其次,“成就人才,著书立说”。

  但具体实施的顺序还是和《大学》一样,先修身再治国,先明体再达用,先内圣再外王,两者缺一不可,前后不能颠倒。

  比如司马光作为史学大家学识渊博,却因不曾在个人的身心修养方面下工夫,竟被程颐讥笑为“未尝学”,只是“资禀过人耳”。

  虽然这俩人都很迂,但程颐不喜欢司马光太正常了。《资治通鉴》开篇就是三家分晋,从战国写起,但在理学家看来,中国的历史只有夏商周(西周)三代可以看,以后的都是“无道之治”。在三代,人君用正统儒学治理天下(宋儒的意淫),道统和治统结合得很好。三代以下,道治分裂,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薪火相传了道统,一直将火炬传到了他们理学家的手中。

  所以,朱熹告诫皇帝,如果你想将“天下无道”变为“天下有道”,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我们理学家关于“内圣外王”的基本规定。

  综上所述,理学家一心一意想造就的是能够“治天下”的人才,包括将平庸的皇帝也改造成如斯之才。

此才有何特点?曰: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因为要致广大,经世致用平天下,所以先要尽精微,对儒家学说的义理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极高明的境界要与现实的态度统一,不要搞得自己高处不胜寒。

  由此可见,理学家眼中的君子之道是有济物之用的实学,而非纸上谈兵的空言,内圣的最终归宿还是外王。

  但事实却是它成了不折不扣的空言,为什么?

  因为《大学》的一个Bug。

  《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很对宋儒的胃口,被程朱奉为圭臬。

  从平天下往前推,到正心、诚意那是由外向内;继续反推,从正心、诚意到致知、格物则又成了由内向外,最后落实到外界的“格物”上。

  一进一出,这不折腾吗?

  其实,到正心诚意那就可以停止了,王阳明版注释的《大学》就是这么做的,他创造性地将原版《大学》的“致知”解为“致良知”,格物解为“格事”。如此一来,《大学》反而成了阳明心学从本体到功夫最好的注解。

  参看前文,宋儒从周敦颐起,继承《周易》的世界观(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阴阳二气),援佛入儒,狂飙突进。

  接着,二程贡献了“理”,张载贡献了“气”,直至朱熹盖棺定论,尘埃落定。

  朱熹把芸芸众生从董院长的魔爪中解救出来,又把他们扔进了另一只魔掌—理。

  在朱熹,天指义理之天,天人合一,这些都没问题。

  问题在于他扬理抑气,肯定道心否定人心(理—性—道心;气—情—人心)。

  朱熹认为理是先于一切而存在的,比如没有舟车之前,舟车之理或舟车的概念已经存在。

  而阴阳二气作为造物的材料,一动一静,有清有浊,必须依靠理的指导才能聚合为世间万物。

  这就好比盖房子,理是图纸,气是砖瓦。

  而且图纸是贝聿铭设计的,有着质量和艺术的双重保证,出了任何问题,都只能是砖瓦被偷工减料了,与设计无关。

  比如“圆”的概念是标准的360度,但由一个癫痫症患者画出来则可能是四不像。

  理之全体即是太极,分散于万物,形成万物的性(秉性),而万物又能分别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太极(月印万川)。

  这叫“理一分殊”。

  人作为万物的一员,性秉天理,生性生性,天生如此,天赋与你,因此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都好办,这是道心。

  但气就不好说了,气分清浊,情有好坏,浊气侵染人心就成为私欲,它蒙蔽天理本性,让人昏聩,朱熹认为大部分人的构造材料都是浊气多于清气,只有去浊气之蔽,存清气之淳(好的情感),使太极之全体(性、天理)完全显露,方为圣人。

  如何存天理去人欲?面向自然,即物穷理,也叫“性”(名词活用做动词)其“情”(名词)。

  于是你要问了,为什么我要当圣人呢?有什么好处?

  朱熹说,小朋友,因为我们这个人情社会的游戏规则就这样,理不仅存在于你,还存在于他人,存在于万事万物,只有明天理的人才可能知己知彼,游刃有余,为行为实践提供指导。

  但问题是,朱熹“理散为物,物本于理”的逻辑使理成为一种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空疏概念,强迫大家去格物致知也没有与主体的内在意愿结合起来,最终的结局便是人人都必须绝对地服从天理,而人人又对这种异己的外在的宰反感甚至憎恶。

  憎恶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投入了陆九渊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