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搜羅領航員

（1793年7月6日－18日）

第二無，即7月6日早晨，英國人再次受到定海總兵的接見。總兵穿的袍子上繡有一隻雄獅，這是他軍職的標誌。陪同他接見的有兩名文官和好幾名下級官員。大家在鋪有「英格蘭猩紅呢」的扶手椅裡落坐，然後按照傳統習慣喝著中國茶。先是總兵打著手勢發表講話。「李子先生」」把他說的要點歸納如下：「中國人自古以來都是沿著海岸從一個省到另一個省這麼航行的，因而這是我們唯一可以採用的做法。」又是傳統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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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當東答道：「英國船比中國船大，所以應該走公海。如果舟山無法提供領航員，那麼我們就到寧波去找。」

總兵怎麼能承認一個來華進貢的夷人的航海優勢呢？但他看見斯當東決心已定便驚慌起來。他老老實實地承認說，如果英國人去別的地方尋找他所不能提供的領航員，別人一定會怪他接待工作沒有做好，皇帝「可能會罷他的官」。他指指他帽上的一顆紅珠——二品官的標誌。「因為害怕丟官，他便派人滿城尋找去過天津的人」。這名高級官員對皇帝顯得如此敬畏，使英國人感到十分奇怪。

派出的士兵帶回來「一些搜羅來的可憐蟲。他們趴在地上回答問題。他們中有些人去過天津，但從未當過水手；還有一些人雖是水手，但從末到過天津港」。於是，總兵命令再次搜尋。派出的士兵終於抓到兩個符合條件的男子，」雖然這兩個人已經很久不出海了。這兩名男子跪在地上懇求放他們繼續做生意，但怎麼求也沒有用。巴羅總管不禁為這兩名男子鳴不平：「總兵非常嚴酷無情。他要求這兩名男子準備好，即刻出發。」

「中國人那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惰性」

巴羅最後寫道，中國人千方百計「避免作長途旅行。沿海一個口岸到一個口岸的貨運使大批中間商獲益，因此運到京師的物品十分昂貴。同樣，從亞洲到歐洲陸運的貨物也由於通過商隊一站站地轉運而變得十分昂貴。運輸網起點的商人和運輸網終點的商人之間沒有任何聯繫。」

因此，這些龐大漂亮的英國商船使人們驚愕得目瞪口呆：「從一些小港裡駛出的帆船蜂擁密集，使英國船隊很難在穿行時不撞壞幾艘。可是，帆船上的中國人毫無懼色。」

巴羅驚奇地發現中國帆船很不結實。由於船隻吃水太淺，無法抵禦颱風的襲擊，然而船上仍裝滿供建築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陣風就可使船隻傾覆。」安德遜看了兩個世紀以前的圖畫後發現：「帆船沒有任何變化。」如果安德遜活到今天，他還會發現，到了20世紀80年代，帆船仍無變化；不過，越來越多的船已沒有帆，而裝上了馬達。

航行技術是陳舊過時的。「他們沒有任何手段來確定經緯度」。然而他們聲稱，他們有好幾位古代航海家曾經出洋遠航過，「靠的是刻在一隻葫蘆皮上的航海地圖」。我們英國人雖很難相信，但不得不承認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甚至「在歐洲尚未開化時」已會使用指南針。

奇怪的是，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幾個世紀過後，歐洲人從中國人那裡借來了指南針，並依靠它出海遠航，發現各大洲。另外一點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歐洲人之前就曾遠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國人，就在歐洲人靠著他們發明的指南針來到遠東時，他們卻不曾再離開自己的海域了。為什麼航海業經過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後到了清朝便變得衰敗了呢？

不過，中國人看指南針與歐洲人剛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說明問題：「我聽說歐洲人硬說指南針的磁針是朝北的。我們最早發明指南針的祖先說磁針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堅信我們的祖先處處有理。」

在守舊派和現代派之間的無休止爭論中，皇帝明確地表了態：「今天只是退化了的過去。」雖然皇帝是來自北方的滿人，他的論據卻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一切活動在調萎，在衰亡吸引磁針的力量怎麼可能來自北方呢？」的確，所有的宮殿、寺廟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氣和繁榮都在南方」。今天，人們在作南北對比時，看法則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運。

然而，始終令人吃驚的是，雖然有指南針，中國船的構造根本不適應航海，但「居然能進行像駛往巴達維亞那樣的危險航行」。另外，海難經常發生：「光在廣州港一個口岸，每年海上遇難人數達1萬至1．2萬人。」每當一艘中國船準備啟航去國外時，「人們認為它很可能會沉沒」。

擅於思考的馬戛爾尼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中國人首次看見歐洲船隻至今已有250年，他們毫不掩飾對我們航海技術的讚賞。然而，他們從未模仿我們的造船工藝或航海技術。他們頑固地沿用他們無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於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比中國更需要航海技術，因而中國人這種惰性就更加令人難以置信。」

中醫「十二脈」

「克拉倫斯」號有一人因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瀉。在那年代，病魔與死神不斷降臨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們都要認真對待。當時，「克拉倫斯」號上既沒有醫生也沒有藥品，只得向一名中國醫生求救。「他神色莊嚴地抓住病人的左臂，對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問題。先是用四個指頭，然後用三個指頭，二個指頭，最後只用一個指頭號脈，並不斷變換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後，好像在彈鋼琴似的。他雙眼注視地下，一言不發，似乎脈搏的跳動會顯示出病的性質。他說，病的起因是胃（根據症狀，這無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應該有人告訴他病人的症狀）。然後，他開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調理的藥方，病很快就好了。」

這種有教養的懷疑態度預示了後來兩個世紀西方醫生對中醫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除了西醫這種科學和合理的醫學外，世上沒有任何其它辦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國人的「十二脈」，他們的草藥與針灸都是「江湖騙術」。

航行不靠領航員

定海總兵上雙桅橫帆船作回訪。桅桿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桿上收帆的水手都使總兵感到詫異。「中國水手幹活時都不離開甲板」。「克拉倫斯」號帶上中國領航員後便出發，和「獅子」號會合。

7月7日，「克拉倫斯」號和英國船隊終於會合。兩名中國領航員，一名安排在「獅子」號，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號。斯當東自豪地說：「英國船隊已到達歐洲航海家曾到達過的最遠海岸。在沒有航海地圖的情況下，英國船隊需要跨過十個緯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瞭解的海洋：即介於中國、韃靼和朝鮮之間的黃海。」

7月8日啟航。中國領航員從看不見他們所熟悉的海岸線時起就沒有什麼用處了。「歐洲領航員一上船就嚴然以主人的姿態發號施令起來，而這兩位中國人一見到這種新的場面似乎驚呆了。」他們是否還認為中國位於世界中心，而周圍的海洋則通向烏有呢？英國人毫不猶豫地駛往深海，「為了謹慎起見，他們讓兩艘雙桅橫帆船作先導。」測航儀器比領航員要更有用。

兩種速度

英中雙方的交錯見證突出了雙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國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這使朝廷大為吃驚。一位中國官員在報告裡表示不明白為什麼英國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當英國船隊駛往天津時，清廷驛傳奇跡般地向北京報告英國船隊的航行情況。中國驛夫騎著驛馬從陸路奔馳。下一站的驛夫一聽見前站驛夫到達的馬鈴聲便立即跳上馬，接過郵件。中國郵政超過英國郵政，就如英國船隊超過中國船隊一樣。中國航海業停滯不前已有3個世紀。從16世紀起，英國選擇了海洋，而中國則選擇了陸地。它們在各自選擇的領域裡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它國所沒有達到的。

關於中國人不發展航海技術的原因，斯當東客氣地指出：「需要是發明的最大動力。希臘人雖然以他門的眾多發現而令人讚賞，但他們從來都不會確定一艘船在海上的應置，因為地中海上佈滿了無數的小島。中國人具有同樣的優越條件。歐洲人只是從他們必須作遠洋航行時起才開始完善他們的航海技術。」

這種看法可說明許多問題，但為什麼中國人沒有感到這種「需要」呢？尤其是為什麼中國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開拓精神並不來自於需要，而純粹來自於一種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來自於一種不斷進取的激情。

7月12日，「濃霧瀰漫，站在船首不見船尾」。這片海域對西方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探險者的習慣是對發現的陸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他在航海地圖上標上了新的地名：馬戛爾尼角，高厄角，斯當東島。幸虧中國人什麼也沒聽說。否則，他們對這些象徵性佔領中華帝國海岸的「貢使」會怎麼想呢？今天，由於民族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原因，情況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北京的「使館區」取名為「反帝路」，蘇聯使館所在的那條街取名為「反修路」。天津的維多利亞大街改名為「解放路」。出租車司機已把維多利亞島叫做「香港」。為一件東西命名，就是要讓它為自己誕生。

正當英國人得意地把中國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時，中國人則在準備把他們控制起來。由中堂和珅發出的朝廷諭旨通知直隸總督梁肯堂說：「查英吉利國貢船於五月十三日（即公歷6月20日）經過澳門，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屬風色順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後，因貢船笨重，天津內洋水淺不能進口。必須另換駁船方能收泊內洋。前至內河又須再用小船。貢物甚多，輾轉起拔，不無尚需時日。臣現又恭錄諭旨，行知天津道等隨同鹽政徵瑞俟該貢使抵津後妥為應付。」

梁肯堂回奏說：「英吉利國貢物甚多，臣已飭令所屬設法征租所有船隻。」

7月17日，巴黎。馬拉被刺四天後，夏洛特·科黛身穿殺害父母犯的紅袍走上斷頭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