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狼狽不堪的「學者」

（1793年8月24日）

一天，安國寧神父與包括北京主教在內的另外3名葡籍傳教士非常鄭重地趕來出席英國儀器表演。他們是奉皇帝之命來的，完後要向皇帝匯報。他們主持欽天監。他們在步利瑪竇的後塵。剛好在200年前，即1593年，利瑪竇知道依靠他的世界地圖、刻度盤、地球儀和自鳴鐘可以在天朝步步高陞，並能最終加入中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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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天監

欽天監主要不研究「算術」，而是研究天文學和星相學。它負責制訂一份全國日曆書：如果你想統治人的世界，你就必須與宇宙相協調。《邸鈔》發表的這些歷書為政府舉辦儀式和大事（如大型工程、出征），也為日常生活（如出門遠行、結婚、建房奠基等）確定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季節。

直到今天，人們還預測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並廣為流傳，這些黃道吉日登載在民間歷書裡。在香港、台灣或在華僑集中之處，這種歷書從未絕跡。現在人民中國也重新開始自由銷售這種歷書。

巴羅說：「我無法確定那些自稱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這些迷信，或者他們是否由於認為有必要鼓勵迷信而一本正經地在開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強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統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這樣概括這一點的：「中國人喜歡筆的權威甚於刀的權威。」

總之，傳教士們加入了這個體系。他們用自己的天文學來支持星相學，從而加強了中央帝國對星相學的信仰。不過，這種支持變得十分脆弱。

「欽天監」的成員原以為是來看一些八音盒的，「這些在廣州稱之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轉鐵叉那麼上弦的八音琴」。而現在他們看到的是天文儀器，可他們在天文學方面十分外行，英國人無法教會他們掌握天體運行儀的運轉原理。

丁維提和巴羅對此不勝詫異，因為這些傳教士兼天文學家在西方名氣很大。第一位滿族皇帝順治在1644年登基時發現歷書十分混亂，沒有一本是正確的。巴羅發現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國天文學家因為說那年有13個月而被縊死。耶穌會士們立即利用他們的優勢。他們使滿清朝廷相信，宮裡的那些顧問在「對管理國家有如此重要意義的領域」一無所知。

巴羅說第一批耶穌會士是非常有學問的法國人和德國人。「接替他們的是一些不學無術的葡萄牙人；他們走運的是，中國人沒有能力發現他們的錯誤。」真是沒有能力嗎？

格林尼治子午線取代巴黎子午線

欽天監成員退場。第二天，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湯士選悄悄地來請求幫助。

這些「專家」是披著懂科學的外衣在中國生活的，但這種掩飾很不牢靠。前一天，他們完全現出了原形。主教向英國人承認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預測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與日落的時間，而朝廷上下卻都以為他們在這些方面是專家。

在此之前，他們由於有巴黎出版的《天文歷書》，所以還能應付；因為他們知道兩個首都之間的經度差，他們只要換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國革命斷了他們的來源：他們收不到到寶貴的歷書了。現在這場騙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這位戀上了中國的傳教士處於被驅逐出境的巨大危險之中；甚至有可能像他的許多教士兄弟那樣因比這種詐騙還要輕的罪名而被砍了腦袋。1775年前後，這些耶穌會士在他們的教會解散後所寫的信中流露出一種驚慌失措的情緒。這位高級神職人員的處境則更糟。丁維提同情這位狼狽不堪的「學者」，便送給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線測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歷書。這樣，這位對天文學一竅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學家還有7年太平日子可過。

天文歷書——時代的標誌。正當內部分裂的法國向整個歐洲大陸開戰的時候，英國替代了法國在中國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線取代了巴黎子午線。

中國文人的抵制

英國人不斷指責耶穌會士為了壟斷，不把歐洲科學介紹給中國人。這種看法很容易混雜著對中國人的仇恨和對天主教的憎恨。尤其是巴羅，他想不到中國文人會抵制。在他看來，科學只能是西方的科學：不把科學與他人共享，就是對精神的犯罪，但他忽略了中國人驕傲的知識傳統——以及他們對外國知識的抵制。

他們受到朝廷的保護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由傳教士同時傳授的基督教義和西方科學在多數中國文人眼裡從來就只是一些異端邪說。從16世紀起，一種傳統主義的反應自始至終都保護中國傳統科學不受「洋鬼子」的影響。

偉大的數學家梅文鼎問道：「難道由於引進夷人方法，我們就必須取消傳統方法嗎？」再說，西方人抄襲了中國，那麼為什麼中國人要抄襲西方人呢？「在秦朝〔公元前3世紀」，人們把所有的書都焚燒了。有些書逃脫了被燒燬的厄運：那些已經流傳到西方的書籍。西方人的知識應歸功於未被焚燒的中國書籍。」

誠然，座鐘、望遠鏡、羽管鍵琴、武器等具有誘人的力量，但人們也同樣覺得它們是一種威脅。於是，一種反對西方技術的深層運動就形成了。這不僅是因為尊嚴受到損害，也因為想要保衛受到威脅的本國屬性。為此便有這種有趣但又可悲的貶詞：「會報時的座鐘？它們什麼地方比我們的漏刻好？再說，座鐘非常昂貴，而且還會壞！火炮？敵人還沒打著，打炮的人就先被燒焦了。」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無法接受！「誰不知道因為子夜時分北極星在中國天頂上閃爍所以中國位於世界中心？」

從16世紀末到20世紀未，中國文人中一直有這樣一種傾向：為了保護文化遺產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滲透，拒絕參閱除中國書籍以外的其它任何國家的著作。這種純傳統主義是以忠於中國價值觀念為掩護的。而當他們不敢否認「科學」的優越性時，他們便迴避問題的實質，自以為真理在握：「漢朝時沒人會測算天體間的相互位置，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們的朝代經歷長達4個世紀的繁榮。用不完美的天文學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學體面。」在文化革命期間，有人聲稱：「寧要社會主義火車的誤點，也不要資本主義火車的准點。」中國人這種只靠自己的偏見猶如一條紅線一直貫串到毛去世為止。「四人幫」——人數應該還要多一些——在10年裡對從貝多芬到安東尼奧尼這些「資產階級秩序」的同謀所帶來的西方影響進行了批判。

當然，在這幾個世紀裡，有一批文人設法把中國的傳統與西方的發明結合起來，但他們始終是少數。乾隆是他們中的一員嗎？我們所掌握的材料說明情況正相反。他後來就英國人送禮所寫的這首詩就證明了這一點。

視如常卻心嘉篤，

不貴異聽物詡精。

懷遠薄來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然而，為什麼乾隆後來二次觀看這些陳列的禮品呢？為什麼在這8、9兩個月期間他對這些禮品給予了超出禮儀的重視呢？為什麼皇帝為馬戛爾尼訪華一事異乎尋常地寫了那麼多諭旨，似乎在那年它成為乾隆的頭等大事呢？這裡的真相具有兩重性：公開蔑視，內心欣羨。

英國人嘲笑那些靠中國人的天真而發跡的「主張蒙昧主義的天主教徒」。但實際情況並不那麼簡單。英國人確實是他們那個世紀的人，他們以為啟蒙時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並以此自命不凡。他們沒有學會相對地看問題。他們低估了一種歷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動搖的力量。

不過，西方人之間是不互相揭短的。所以，雖然使團蔑視傳教士，譴責他們的無知，但在中國人面前則緘口不言。皇帝可以繼續以為他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天文學家，並為此洋洋得意：「今貢使見天朝亦有通曉天文地理修理鐘錶之人在旁幫同裝設，不能自矜獨得之秘。其從前誇大語言想已逐漸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