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富麗堂皇的監獄

（1793年8月24日-26日）

8月24日，徵瑞交給馬戛爾尼一封伊拉斯馬斯·高厄爵士的來信。信中說船隊已抵達舟山，請指示。馬戛爾尼寫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給了徵瑞，以便通過皇家郵驛寄走：他囑咐高厄率船隊開赴廣州。就在這時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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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來信和馬戛爾尼回信的內容：他對英國人的一舉一動都要在皇帝面前負責，所以他必須瞭解有關受他保護的人的一切情況。馬戛爾尼不想把事鬧大，便同意向這位冒昧的對手作了通報。徵瑞見英使那麼好說話，便向他提出作磕頭練習。這次，英使發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並說他一、二天後會交給他一份有關這個問題的文件。

這位可憐的鹽政頓時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起來。貢使不練磕頭，甚至還準備親自就這問題提出書面建議。可這問題經過兩千年禮儀的實施是早已解決了的。這怎麼向皇帝和內閣交代呢？事情變糟了。為了保住他的頂戴，他決定再等等：有了英使的書面建議，他至少可以知道應該怎麼辦。

暫時他要裝出非常賣力的樣子，讓皇帝覺得他絲毫沒有討好英國人。他不告訴馬戛爾尼一聲就把他的回信扣下，寄往熱河，並附言說必須拒絕英國人把其船隊開赴廣州的請求。

8月26日，馬戛爾尼如願以償，英國使團遷往北京，住進內城中心——巴羅、丁維提和兩名機械師除外，他們留在圓明園為科學服務。馬戛爾尼覺得新館舍「不僅舒適，而且十分寬敞」。整個館舍共有11幢灰磚樓閣，分散在一座園林裡。樓閣的「及磚間嚴絲合縫，因此磚間的水泥幾乎都看不見。磚塊光滑得像大理石」。這11幢樓閣前都有一寬石板地面的院子。院子裡建有一個「遮陽平台，由漂亮的木柱支撐，四周飾有十分雅致的欄杆」。

房間寬敞、舒適。房間的牆壁或油漆或貼有壁紙。英使的住所甚至還有一座戲台。有些人像17世紀法國大貴族那樣擁有自己的戲班；另一些人則只能在喜慶日子花錢請戲班來演出。

安德遜欣賞「中國人在建築物油漆藝術方面的高超水平。由於加入了一種可使油漆不怕風吹雨淋的配料，油漆始終保持光澤明亮」。安德遜白興奮了一陣子：根據清廷內嚴檔案記載，我們發現朝廷曾專門下令把館舍重新油漆一遍。因此，油漆之所以鮮艷，那是剛干的緣故。

在每個房間裡，有一個「用磚砌的木炭火爐，傢俱很少，而且都十分低矮。過去，中國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樣總是盤腿而坐。從唐朝開始，中國人喜歡坐扶手椅了。可滿族人來自大草原，他們習慣在帳篷裡席地而坐，所以又恢復了老習慣。房內有屏風相隔，除了用紗、紙或透明牛角做的燈籠外，這是室內唯一的裝飾品。牆是光禿禿的。沒地毯，也沒有鏡子。

至於床，巴羅說：「磚砌的炕上鋪有蓆子，但沒有床幃，也沒有床單，枕頭很硬。」巴羅看見的只是睡覺用的床，他如果看見女人房間裡的床，評價就不會那麼嚴厲了。這些床很寬，床上鋪有柔軟的褥子並掛有幃帳，既可防止蚊子叮咬，也不怕僕人在床前來來往往。

皇帝的一句好話

這所館舍是剛從廣州海關監督穆騰額手裡沒收來的。此人因為從歐洲人那裡過分敲詐錢財而被罷黜。中國官員們情不自禁地在英國人面前重複皇帝說的一句好話。當有人向皇帝建議把英國使團安排在那所館舍時，皇帝同意了：「為建這館舍，該貢使的國家花了很多錢，因此不能不讓他住在那裡。」巴羅不喜歡這種厚顏無恥的俏皮話。難道這不正好說明皇帝是同意他的官員搞敲詐勒索的嗎？他處分敲詐過分者，但他不想根本取締。

馬戛爾尼曾以為使團遷往北京可結束與世隔絕的處境。然而，他們連從圍牆探頭往外瞧一眼都不允許。「我們中有幾個人偶然探頭往外瞧：他們一被牆外的人發現，就有人大喊大叫。一下子，就會有一大群中國官吏趕到，並大聲進行威脅。」

英國人的反應像囚犯；他們對日常生活中的每個細節都大驚小怪。他們怎麼也不習慣吃中國菜。所有的菜都是切碎的或煮熟的：中國人「想不到還可能有別的做菜方法」。啊，如果他們會做英國菜該有多好！只有湯還算符合英國人的口昧。赫脫南對中國人不喝奶感到遺憾；他想喝點牛奶真比登天還難。

中國官吏對所有僕人看得很緊，因為他們「非常善於小偷小摸」。「他們老是偷掉我們一半的麵包、糖、茶和肉。這倒並不是因為他們缺少這些東西，而是他們把這些偷來的食品以三分之一的價格重新賣給原來提供這些食品的商人，第二天又買來給客人吃。」

「他們對外國人的懷疑簡直無法想像。」服務與監視完全像中國菜的甜與苦一樣混合在一起：「出於關心或者出於多疑，朝廷派給我們的官員起碼有12人：瞧著他們整天在宮裡忙碌地轉悠，真可說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們看起來忙忙碌碌。這個人負責送奶，那個人負責送麵包，另一個人負責開門。他們主要監視來作客的囚犯，以便向皇帝匯報。他們甚至一直跟蹤到房間裡。由於「每名官吏都有一名替主人拿著煙槍的僕人跟隨」，因此儘管與外界隔絕，英國人並不因此就能離群索居。中國有句俗話：「十羊九牧。」

這些旅行家一回到國內，出版商們就馬上請他們寫點東西。他們不能不描繪一下那座他們曾經生活過，卻從未遊覽過的城市。他們關於北京的介紹，與其說來自他們的親身經歷，還不如說來自他們與歐洲傳教士的談話。的確，在外國，最好的情報來源莫過於在這個國家長住的自己同胞。他們在觀察事物時比較平穩，因而頭腦清醒。對使團來說，歐洲傳教士正好起這個作用：他們同英國使團促膝談心，他們的談話要比他們寫的東西更加誠懇。

在屋裡，老百姓「擠得像罐頭裡的沙丁魚似的。一個祖孫三代的大家族帶著妻子小孩合住在一起的情況並不罕見。家族的每個支系只住一小間房間。床與床之間用從天花板垂掛下來的蓆子隔開。大家在一間公共的屋子裡吃飯。」幾代人同住在一起，這既是儒家的教導，也是條件所迫——今天比任何時候更嚴重。

因此，「中國人非常喜歡在戶外生活」，這是毫不奇怪的。這樣，住房雖然非常擁擠，衛生狀況並不受到影響。中國人是那麼喜歡室外生活，以致到了夏天，全家一起睡在馬路上。直到今天，在夏季仍可看到這種習俗，特別在像「三大火爐」的重慶。武漢和南京這些最熱的城市裡，這種現象尤其普遍。

赫脫南指出：「街道很寬。但一到夏天，必須在街上灑水：儘管如此，灰塵仍然嗆人。」在北京，灰塵依然無孔不入：它侵入人們的肺部與住房。灰塵從北京草原被風刮起來後，就像雨點般地散落到北京，使京城蒙上一層黃土色——皇帝的顏色。

社會監督與放蕩生活

在這亂哄哄的背後隱藏著一個組織形式，它使斯當東說出了這種帶有預感性的話：「這裡和兵營相比同樣安全，但也受同樣多的約束。」怎麼回事呢？「人們維護最嚴厲的秩序，因此犯罪極少。這裡有一種和英國古代的十戶聯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戶中有一戶要為九戶鄰居的行為作保。」在解決糾紛時，家族和同業公會在政府同意的情況下代替政府裁決。至於對娼妓的監督，「妓女只被允許在市郊賣淫。她們必須登記註冊。她們為數很少，因為京城單身漢和不住在家裡的已婚男子很少。」

斯當東的敘述是理想化了的。無獨有偶，1950年至1980年間的熱情訪問者同樣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既完美又嚴酷的國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據天主教遣使會士拉彌額特的說法，斯當東在這裡講的是許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對這種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廢除而感到遺憾。」負責陪同的中國官員一定是向使團宣傳了一通——沒有犯罪，沒有腐化墮落——同時不讓他們看到不該看的東西——乞丐和娼妓。這種消了毒的氣氛並未能阻止這些中國官員中的一個去「尋花問柳」，又因被「愛神踢了一腳」後回來。通過廣州從西方進口來的汞丸也許可醫治他的病。這種病就是所謂的「廣州病」，因為來自美洲的梅毒於1511年前後——發現新大陸還不到20年——通過廣州港傳到中國。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傳到中國卻花了比這長得多的時間……

廣州那些被絕對禁止攜帶女人的歐洲人說：「在廣州，只要不怕花錢，不怕搞壞身體，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但錢不光是到妓女的手裡，也到天朝官僚的手裡。一位在廣州住了十幾年的見證人在廣州見到馬戛爾尼時說：「如果中國官員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裡，他們會對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據你的社會地位敲了你一大筆錢之後才放你走。」安德遜吹噓他曾在廣州的一條船上「量過一個女子的腳」。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風險呢？

丁維提嘲笑那些曾在歐洲非常吃香的作品：這些作品「把中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最有教養的民族。說如果兩個趕驟的在一條窄道上相遇，他們就會相互施禮。像這樣的事我們根本就沒見過。他們的施禮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腳踢或互扔石頭」。天文學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人們是根據孔子的說法向我們介紹中國人的：理論上的中國人，而不是事實上的中國人。」宮廷的走廊裡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實上，中國人在講禮貌時非常禮貌，火上來時也非常粗暴。

不過，由於受到嚴密保護，使團沒有見過光棍，這些地痞人數眾多，成為農民起義的骨幹力量。

精神叩頭

這些目擊者看事物的角度並非都相同。馬戛爾尼和斯當東經常碰到朝廷禮儀問題。他們堅持不提使團所遇到的艱辛；他們珍惜英中關係的前途——也不忘他們自己的前途。總而言之，他們同傳教士一樣要考慮自己受到的束縛與限制。這些傳教士在介紹中國時用盡了歌頌讚美之詞，從而使人不禁要問：為什麼不讓中國往歐洲派傳教士呢？丁維提和巴羅不受馬戛爾尼和斯當東所受到的約束。由於經常來往於圓明園和北京之間，他們有更多的機會觀察普通老百姓。他們和安德遜或霍姆斯一樣，但他們能像演配角的人那麼超脫，所以他們的頭腦要比前兩人清醒得多。

中國是一個講究用詞和姿態的帝國；用讚美頌揚之詞談論中國就意味著同意進入中國體制，這就等於作一次精神叩頭。斯當東常常作精神叩頭。為了保住面子；這種精神叩頭應該看作是逢場作戲。他的同伴則拒絕這樣做：於是，他們看到了現實的中國與想像的中國間的差別，甚至忘了對中國人說來，想像的中國也就是現實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