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已變成中國人的歐洲人

（1793年8月27日-29日）

馬戛爾尼在北京住所接見了早就要求拜訪的情報員：「傳教士們穿的是當地衣服，講的是中文。從外表看，他們和其他本地人沒有什麼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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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梁棟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國人卻很快成了馬戛爾尼的常客，他就是羅廣祥神父。使團搬來後第二天他就來了。馬戛爾尼寫道：「他告訴我他獲准為我們效勞，並且每天來聽取我的吩咐。』」

大家鬆了一口氣。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陰影消失了：他已經上路去熱河了。克雷芒十四世屈服於整個歐洲知識界的壓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穌會。在華的耶穌會士便由遣使會士接替，而羅廣祥神父就是這些遣使會士的頭。他是1785年4月作為「數學家」來到中國的。和他同來的還有兩名會友——一名「畫家」和一名「鐘錶匠」。馬戛爾尼十分讚賞這位臉色紅潤、肥胖、健談的神父。他非常瞭解他已與之融為一體的中國實情。

他在給他姊姊的信中談到了他的工作：「我領導一共有73人的傳教會。每天我要講4種語言：法語、拉丁語、漢語、滿語。我要回許多信。我要講授教理，聽懺悔，做其他聖事，而且有時還要去拜訪要人。」1795年見過羅廣祥神父的荷蘭大使蒂津是這麼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徵。中國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適。他講中文十分流暢，而且優美動聽。」

羅廣祥神父為人隨和，性格開朗。他「每天帶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禮物：美味的法式麵包、歐式甜食、白色無核甜葡萄。這葡萄樹是從位於戈壁大沙漠邊緣的耶穌會Chamo葡萄園移來的」。羅廣祥神父又說：「自從我們在北京發現了在葡萄汁裡加一定量的糖可釀製高質量的葡萄酒這秘密後，我們不再為沒有歐洲葡萄酒而發愁了。歐洲葡萄酒在中國出售，價格昂貴。」位於北京郊區柵欄的傳教士一直到1949年還自己釀造葡萄酒。羅廣祥神父帶來的麵包和彌撒酒說明這些傳教士不管多麼像中國人，但這種中國化總不是十全十美的。

馬戛爾尼也收到一封錢德明神父寫來的「親切的信」，裡面還買了一幅他的畫像。錢德明是屬於傳奇式的神秘人物。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國已生活了42年，經歷了耶穌會的興衰——獲得過榮譽也受到過迫害。他是《北京傳教士關於中國歷史……回憶錄》和《耶穌會士書簡集》的主要編者之一。他身體十分衰弱，不能走動。這個介於歐洲和中國兩個世界之間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一種奇特的傳教方式

羅廣祥神父向馬戛爾尼介紹了中國基督教的驚人狀況。京城有5000名基督徒，全中國有15萬基督徒。平均2000中國人才有一人受過洗禮：這就是歐洲傳教士拚命傳教所取得的可憐成績。為什麼方濟各-沙勿略在廣州附近死了241年，利瑪竇到達澳門211年後信仰基督的弟子還那麼少呢？梁棟材神父解釋說：「在工藝和政治方面，中國人也許比別的民族更高明，但在宗教方面，他們則很愚蠢。在我們國家，一個7歲的孩子都會覺得他們的迷信是荒謬可笑的。但他們死抱住自己的偏見，夜郎自大，以致很少有人改信宗教。」

羅廣祥神父承認吸收新教徒的唯一來源就是……棄嬰：「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輛馬車到城郊轉，見到哪兒有棄嬰就撿起來，送到義塚。傳教士常常把棄嬰中看樣子還能活下來的嬰兒接回來撫養。其他的嬰兒，不管已死的或是還活著的，都扔進坑裡。羅廣祥神父向我鄭重保證，他的會友總是首先給那些還有一口氣的嬰兒洗禮，以拯救他們的靈魂〔這話是用法語說的〕。」這個新教徒流露出對這種「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談這些事時就像沒有感覺到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在中國發生的殺嬰給最近3個世紀去過中國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過，中央帝國在18世紀並不是丟棄不想要的嬰兒的唯一國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棄兒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個嬰兒，其中一大部分由於缺奶和無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陳情書中有這樣的記載：「新生嬰兒丟棄在街上結果就讓狗吃掉了。」在英國，《霧都孤兒》比馬戛爾尼遠征中國晚45年……不過，在中國，根本沒有或者幾乎沒有棄嬰收容所，因此幾乎所有棄嬰都被扔進義塚裡——或者送到天主教會。

這些英國人毫不掩飾他們的困惑。巴羅說：「大家那麼頌揚中國人對父母孝順，但既然他們毫無顧忌地殺害自己親生的孩子，那他們實際上還能有什麼孝心呢！」斯當東說：「習俗似乎告訴人們，初生的生命可以毫無顧忌地犧牲掉。」赫脫南說：「我們見過一些例子：在饑荒年代，一些窮人吃他們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靜地寫道：「人們狠心殺死新生兒。生男孩是一種吉利，而生女孩則是一種禍害。』」主要原因過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結婚就要做婆家的女僕，父母等於白養她20年；而男孩不僅永遠和父母在一起，在他們年老時贍養他們，在他們去世後給他們上墳祭祖，而且還給家裡增加一名女僕——他的妻子。

殺嬰並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馬戛爾尼那個時代，據統計中國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達到150比100！今天雖然從1949年以來已嚴禁殺嬰，但殺嬰現象並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國的某些村子裡，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達到5比1就算是中國的年輕婦女強烈地祈求天上織女給她們一個漂亮的男小孩，現在男女孩子人數的差別與自然比例相比實在大得驚人。這種殺嬰現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脹的強硬措施時又死灰復燃。現在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如果命運安排第一個孩子是女孩，怎麼不希望殺了女嬰後生一個男孩呢？

為了上帝最大的榮耀

在中國，只有傳教士從這種屠殺中搶救出一些生命來。中國基督教徒主要是收養來的，而不是改宗來的。因此，他們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懷疑。教會既是他們的自然家庭，也是他們的宗教家庭；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如此熱愛教會的原因。

1793年，由乾隆下令對基督教進行的迫害已產生效果。馬戛爾尼說：「由於現在傳教士謹慎行事，中國人對改信宗教已不像過去那麼敵視了。」但馬戛爾尼沒有理由高興：乾隆的迫害令並不是官樣文章。上一次對基督教徒的迫害發生在1785年。不久又將再次迫害基督徒。在地方各省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只有在北京才被允許存在——朝廷需要傳教士們的知識，而且慢慢也對他們習慣了。

這些善良的神父只能向被父母拋棄的孤兒講授教理，而他們自己難道不也被西方拋棄嗎？羅廣祥神父年復一年地盼望巴黎能給他寄些錢來，他現在已經費枯竭。在同年8月寫給住在廣州的原法王官員、現也被法國遺忘的吉尼騎士的信中，他簡要地說明了自己的處境：「我在4月曾請您在專門負責財務的法國傳教士到來之前負責照看我們在廣州的事務。」後來，這名法國傳教士一直就沒來。

處境如此艱難的傳教士當然就不會引起朝廷的懷疑，但他們也並不因此而放棄為上帝的最大榮耀而努力工作。羅廣神神父說：「只要靠上帝幫助，一切都會順利的。」「我對我的命運是滿意的，因為我有理由相信上帝知道我在這裡工作。不管是生還是死，我們都屬於上帝。」這種對上帝的篤信使這些英國人感到困惑不解：「這是一種奇怪的現象。這些人永遠離開自己的祖國和親人，獻身於一項艱巨的事業，即改變那些他們從未見過的人們的信仰。他們面臨許許多多的危險。他們靠堅韌不拔、忍辱負重和一絲不苟的精神贏得了某種保護。他們在一個排斥外國人，認為拋棄祖墳是一種罪行的國家裡成功地擺脫了外國人的不幸地位。」

那個「極端無知」的湯士選主教在各國神父的陪同下再次拜訪馬戛爾尼。隨同來的神父都告訴馬戛爾尼勳爵切不可信任湯士選主教：「葡萄牙人想了一套辦法排斥其他國家在中國立足。一位意大利傳教士對我說，所有非葡籍傳教士都是英國使團的真誠朋友，而葡萄牙人除了他們自己以外沒有任何朋友。」

馬戛爾尼沒有用一種嘲諷的態度對待這些派別鬥爭，而是按照敦達斯和梁棟材神父的建議充分利用這些人為英國效勞的願望來擴大自己的利益，至少他向這些來訪者瞭解到朝廷裡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