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對中國著了迷的歐洲

（1792年10月27日-11月30日）

11月1日已經可以望見佛得角群島了。熱帶的乾旱使這個群島只能作為一個歇腳處。但是它們又表明了大英帝國在盟國領土上建立據點的實力；他們在伊比利亞人佔有的地方有著眾多的「非正式」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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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聖地亞哥港，又有一條掛著讓人惱怒的藍、白、紅三色旗的法國船。但船的側影讓人想起了什麼。什麼呢？這以前是「決心」號，庫克船長曾在第二次航行中滿載盛譽，但在第三次航行中卻喪了生……法國人修復了這艘船，重新命名為「自由」號！看到被「無套褲黨」糟蹋了的這艘著名的船時，馬戛爾尼和他的夥伴們表示了同樣的憤怒。「怎麼！這艘曾用於那麼多崇高發現的船隻竟然成了走私船！它還掛著『法蘭西共和國』的旗幟！我要是能隨我們最偉大的探險家的船一起航行就好了！」

停泊5天後「豺狼」號還是沒有來，人們只好揚帆啟程不等它了。

兩天以前，法蘭西共和國在傑馬普打敗了奧地利人，開始佔領比利時。

一名在外旅行的高級公務員

馬戛爾尼的飛黃騰達總是圍繞著貿易而實現的——這次仍然如此。

他是英國寡頭集團的產物，反過來他也為這集團服務。在法國，一個步步高陞的人先被任命為一個區的總監或行政法院的審查官；他的職業可以把他帶到省裡，但很快就又回到首都某地任職了。在英國，這種人先出國完成某個貿易使命。喬治·馬戛爾尼爵士1764年被封為貴族，隨即就被派到俄國重新談判1743年兩國簽訂的貿易條約。當外交大臣格倫維爾建議他帶走1651年航海條例的復本時，他驕傲地回答道：「為避免增加負擔，我把它全背下來了。」這樣他在27歲時便當上了特使。

他將討得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大臣帕寧的喜愛，他從他們那裡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處。英國商人將交同俄國人一樣的稅率；他們有權在整個俄羅斯做買賣。法國外交大臣博賽侯爵得意地描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一次騎兵表演時馬戛爾尼沒有被安排在他認為是英國女王陛下的使節應該坐的位子上，他認為這是榮譽問題，因此也就是國家大事。禮賓問題在他的頭腦裡佔有過分重要的位置。他開始令人不快了。

1767年當他從俄國返回時，社交界授予他著名外交官的證書．此時他娶了前首相伯特勳爵的女兒為妻。對這樁婚事大家議論紛紛。伯特夫人說這樁婚事雙方不般配。一些好心人則說新郎有野心，另一些人又說新娘長得太醜。馬戛爾尼大概可以像一個世紀以後那位娶了一位有錢醜婆娘的巴黎花花公子那樣說：「從嫁妝看她還真不錯。」——即使把洞房稱作「贖罪的祭台」也不在乎。他們多次分別時，馬戛爾尼在信的開頭總稱她為「我可愛的寶貝」。

他嘗試過政治生活。當了幾個月的議員。後來在1769年至1772年期間成為設在都柏林的愛爾蘭內部秘書處處長，也就是事實上的總督。

1775年他成了加勒比地區的總督。當美國獨立戰爭使這群島處於動盪之中時，他以有效的管理和勇敢的領導而著稱。1779年6月海軍上將德斯坦率領25艘戰列艦，12艘三桅戰艦和6500人出現在格林納達前的海面上。馬戛爾尼只有24門炮和300名志願兵可以用來抵擋敵人。我們的海軍檔案保存著馬戛爾尼在對方勒令投降時用法語作的精彩回答：「馬戛爾尼大人不知道德斯坦伯爵的兵力有多少，但他瞭解自己的兵力，並將竭盡一切努力來保衛他的島嶼。」他的兵力死傷過半，馬戛爾尼當了俘虜。

1779年9月4日他到了拉羅捨爾；然後又被送到裡摩日軟禁，在那裡他很快就成了上層社會的紅人。但是他對自己沒有受到應有的尊敬而被迫投降仍感到受了傷害。他寫信給他的大臣說：「我不知道德斯坦海軍司令如此違反常現的行為，他批准進行的掠奪，以及拒絕我們體面地投降是不是得到他的同胞們的贊成；但是他創立了一個令人痛苦的先例，法國人反過來也必為它付出代價。」他在尊嚴問題上從不讓步。

9月9日他致函路易十六的海軍大臣薩蒂納伯爵：「如閣下不反對，我希望能和我的副官蒙特雷紹先生盡快去巴黎，我們兩人都是俘虜。在格林納達被佔領時，我的財產被搶劫一空，因此巴黎之行對我來說是十分必需的。」薩蒂納乾脆就把馬戛爾尼與英國俘虜的德韋蒂埃爾先生交換。於是他在1779年11月回到了倫敦。

但他仍是「憑其保證而假釋的戰俘」。喬治·斯當東在1780年為了他同法國王室進行了談判，他然後才被「釋放」，可以到印度任職。

印度：榮譽和鉛彈

在馬德拉斯，馬戛爾尼將結識東印度公司，不久以後他將在中國同樣捍衛該公司和喬治國王的利益：誰又能把兩者分開呢？

首相諾思勳爵派他到馬德拉斯主管公司三塊「領地」之一，英國財富的這條戰線同樣受到了法國人的威脅。為了英國的利益他潛心處理必須長期保持的與印度王公和官員們的關係，因此他處於英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的核心。

馬戛爾尼接受這一極受信任的使命並不後悔。馬德拉斯總督的俸祿使他富了起來：3．5萬鎊的積蓄。但他滿足於此並抵擋住了「這個使成千上萬人放蕩不羈的好享受的危險國家」的誘惑。

在馬德拉斯任職6年後，他能一塵不染心安理得地回國，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皮特建議他做印度總督。馬戛爾尼認為這個職位非我莫屬，提出要當英國貴族院的議員，但他當時只是愛爾蘭的男爵。這個要求過高了，他沒能當成印度總督。

他的廉潔在議會贏得了榮譽：在下議院，人們稱讚他在馬德拉斯拒絕了卡納提克地方長官為恢復權力而贈送的3萬英鎊。後者已騙過了公司。馬戛爾尼成了唯一的障礙。他給上司寫道：「如果違背指導我行動的準則而仍然決定恢復他地方長官的職權，我將立即辭職。」

他不妥協的品德當時卻使他中了鉛彈。他曾讓斯當東逮捕犯有貪污罪的斯圖亞特總參謀長，當他們返回倫敦後，斯圖亞特提出與他決鬥。馬戛爾尼並不讓步。面對一位受過長期訓練的軍人，馬戛爾尼對自己使用武器的能力不抱任何幻想。他不怕死亡。這裡有一封從私人藏品中奇跡般地找到的馬戛爾尼給他夫人的信，——馬戛爾尼夫人大概並沒有讀到過：

我最親愛的寶貝：

當您收到這封信時，我已不在人世了。此時，離開您是我感到的唯一的痛苦。但我相信我們會在另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重逢。因為，儘管我將要邁出的一步應該得到您的寬恕，但我並不感到還有其他罪行。

喬治·斯當東爵士將把我的遺囑交付給您，它將表明我對您的愛和信任一如既往。我冒昧請您照顧我的侄女芭拉傑小姐，喬治·斯當東爵士，本松上尉和艾奇遜·馬克斯威爾先生。永別了。

馬戛爾尼

1786年6月8日於倫敦

為自己的正直而感到自豪；百折不回的勇氣；儘管他對一切教會均持懷疑態度，但對冥世仍充滿了信仰；對他妻子細緻入微的愛；對他三個朋友與合作者的忠誠，7年以後他將帶著他們去中國；表達樸實，自我控制能力強：整個人格都體現在這封信裡——同歷史賦予他的使命相稱。

這封信大概是在清晨4點前寫的。蒼白的晨曦籠罩著海德公園，兩人站在那裡，相距12步遠。斯圖亞特問這個距離對他的近視是否合適，並提醒他子彈沒有上膛。交火之後，馬戛爾尼受了傷。帳該清了。不，斯圖亞特堅持說：大人冒犯了他，光流血還不夠。馬戛爾尼同意決鬥到一方死為止。但證人們最後把兩個對手分開了。

變化的人在變化的英國

從印度回來後，馬戛爾尼在愛爾蘭恢復健康。公司同意給他1500鎊的年金。他在利薩諾爾的城堡裡發現了鄉村生活和自我修養的滋力。他有時到都柏林貴族院出席會議。但主要時間都用來讀書。我們找到了他藏書的目錄，從中可看出他的為人。目錄裡有英國經典著作和法國書籍——哲學書和反宗教的著作，有很多遊記。全套耶穌會神父從中國寄來的書簡集，旁邊放著《埃及與中國哲學研究》。《法國紋章集，貴族紋章與貴族名冊》和不成套的《紳士雜誌》在我們描繪這位全靠手腕而成為有名貴族的人時則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無論在利薩諾爾，在他曾買了柯森街上一幢房子的倫敦，還是在帕克赫斯特領地——他最後以帕克赫斯特的名字進入了令人垂涎的英國貴族院——，他都關注著從此緊密相連的王國和帝國的事務；並以行家的身份致力於東方事務。

一位變化的人在變化的英國。這個國家不僅有財富，勳爵和企業家，在新的工廠周圍還聚集了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倫敦有著隨時準備舉行殘酷暴亂的下等人。這另一個英國還是英國：它精力充沛，在為生存而奮鬥中經受了鍛煉，而且極端的民族主義。「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的統艙裡都是從這一個英國出來（不管他們是自願還是被迫出來）的人：中國不會給他們留下印象。

當鄰居法國在大革命中發生內破裂時，英國曾一度被新生事物所誘惑。英國卻頂住了——大概因為它自身就有著新生事物的緣故。

中國模式

自佛得角群島起，信風迫使船隻繞了一個大彎。在赤道非洲的海面上正好頂風。所以幾乎不得不經過里約熱內盧：葡萄牙人卡布拉爾繞過非洲，但就這樣發現了巴西。「獅子」號和「印度斯坦」號好似從球桌邊彈回來的檯球，直奔里約熱內盧：「繞過非洲」。

11月18日，船隊穿過赤道。特使不適應赤道的氣候：11月22日馬戛爾尼痛風發作，並延續了1個月。他咬牙忍著。他的夥伴們一點也沒有發覺。

在旅途的漫長白天中，馬戛爾尼有許多書要讀：他讓人給「獅子」號的圖書館買了自一個世紀以來歐洲出版的所有關於中國的著作。東印度公司交給他的材料不下於21卷。另外他還埋頭閱讀關於中國的筆記。他原來總是仔細地記下各種談話，當時並未想到中國後來會是他命運所繫，今天他又重溫起這些談話來。

他可以想像已經到過中國。他用中國瓷盅喝中國茶。在他的中國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鑲著帶蒙古褶眼睛的貝殼人物。他最有錢的朋友家的花園不用「法國式」的幾何形圖案，而學中國的園林藝術：人們可以在品種繁多的樹木夾雜的美色中，在潔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著那沒用的拱形小橋跨越的小溪散步。整個歐洲都對中國著了迷。那裡的宮殿裡掛著中國圖案的裝飾布，就像天朝的雜貨鋪。真貨價值千金，於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爾和裡摩日等地都生產中國古玩。塞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達爾的傢俱或里昂的絲綢使歐洲人的口味習慣「中國模式」。

在1708年，丹尼爾·笛福便嘲笑過這種風氣：「女王本人喜歡穿中國服裝出現。我們的屋裡充滿了中國的東西。」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則說：「中國瓷器是多麼可悲的奢侈品！一隻貓用它的爪子一撥比好幾百畝土地受了災還糟。」在18世紀的歐洲，怎麼能不趕中國這時髦呢？

馬戛爾尼是否猜到他同代人對中國執著的迷戀掩蓋了他們對世界這另一部分瞭解不夠呢？這些美麗的藝術品與他們所習慣欣賞的藝術品完全不同：是這種斷裂而不是美在吸引著他們。他們經常把假的當成真的：中國人專門為這些遠方的外行顧客製造成千上萬古色古香像有幾百年歷史的花瓶……這種對異國情調的追求並不是解開中國之謎的鑰匙。儘管中國在西方無處不見，但它對西方來說仍是完全陌生的。它不給西方任何信息。西方人以為在中國工藝品裡讀到的信息事實上並沒有寫在上面。

「極為神奇的中國」

對中國的迷戀已深入人心。馬戛爾尼覺察出裡面錯誤的地方。耶穌會士的聖火曾使「開明」人士對根據孔夫子的教導形成的風俗和信仰引起了注意。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師拉莫特·勒韋耶已經念誦道：「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聖人孔子，請為我們祈禱。」）萊布尼茲則建議西方君主都應該向中國學習，請中國的文人來，並派西方的文人去那裡，以便發現普遍真理並從中產生奇妙的和諧。他曾給太陽國王寫信請他仿造中國字創造出一種為各國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奧利佛·戈德史密斯以《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在1762年發表了《中國人信札》；「中國間諜」帶著滿清官員周遊歐洲，使歐洲感覺到自己風俗的不適應的地方。

這種熱情不管高低如何，均出自同一個信念：存在一種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來管理人的模式。沒有宗教，沒有教會：自由思想的綠色天堂。這個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譽傳遍歐洲。伏爾泰肯定地說：中國君王的身邊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視下，文人的意見，甚至是責備他都認真地聽取。人們曾把這種熱情編成兩句韻文：

沃修斯帶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

書裡把這個國家說得奇妙無比。

像布蘭維利埃這樣的自命不凡之士則譏諷說：「中國人不能得到神的啟示，因此他們是瞎子。但是千年以來，他們的無知並沒有剝奪掉他們這些令人讚歎的長處：富裕，工藝，研究，平靜，安全。」

重點轉到經濟上來了；中國人在這方面也堪稱楷模。更多地是給法國人而不是給英國人做榜樣，因為英國人講求實際，不需要任何人來幫助他們合併土地，採礦和開動紡織機器，而法國人只重理論。重農主義者吹捧中國的專制制度；魁奈發現他自己的體系與中國的天地和諧，突出農業，國家負責組織的概念完全相同。

啟蒙時代的人對歐洲社會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評價，但對中國社會卻全盤肯定。他們的批評意識一方面是如此尖銳，對另一方面卻遲鈍了。無神論中國的理性天堂使他們能揭露服從於「無恥的人」——即教士的歐洲地獄。由此，他們對皇帝的殘忍，對改朝換代引起的動亂，對焚書，對反對派施加酷刑和對不斷發生又總被血腥鎮壓的反叛都不在乎。當有人決定視而不見時，他會對任何證據都無動於衷。

聾子對話

必須到圖書館的無人問津的地方去尋找極少的不同意見。馬戛爾尼是否讀過17世紀末當皮埃船長寫的已是無情的報道？貝克萊認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簡單化的教條，與基督的教導無法相比。笛福揭露了這個「竟敢聲稱可以自給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國商人視為不受歡迎的蠻夷」的民族。馬戛爾尼是否也讀過他們的文章呢？反正地讀過當時偉大的思想家中唯一堅持不懈地反對親中國浪潮的孟德斯鳩的文章。後者主要是從耶穌會士富凱那裡瞭解的情況（富凱口頭上批評了他的同事寫的文章）。他還指責耶穌會由於輕信而犯了錯誤：「我從來都說中國人不像《耶穌會士書簡集》裡說的那樣誠實。」

馬戛爾尼讀過《論法的精神》中對中國的嚴厲批評：「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那裡籠罩著不安全與恐怖。它的統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維持……」還要靠因襲舊套：「禮使老百姓服從安靜。」改變一個禮儀，就將動搖導致順從的整個建築。

耶穌會士是否受騙了呢？沒有。但是他們被迫只是發表那些使中國人讀起來不致於感到不快的關於中國的文章——否則就會意味著他們傳教事業的結束。他們的書簡是有教益的：他們不但要在信中避免詆毀，還要堅持不懈地寫下去，好讓人稱讚中國，支持他們的事業。許多傑出的漢學家在毛統治的年代裡為了不脫離自己的事業不也自覺不自覺地做了同樣的事嗎！

哲學家還中毒則更不可原諒。然而伏爾泰本人最終擺脫了他自己對中國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鳴一樣——如果不是更甚的話——批評起中國來。零零碎碎的幾個句子說明了這一點。1755年：「我們吃盡千辛萬苦到了中國，但中國人並不知道我們比他們優越的多。」16年後，他又揭露了中國文字的弱點：「印刷一首詩需要幾年的時間，而中國人假如願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話，只要二天便可以印好了。」最後中國科學被貶成是經驗主義的：「中國人在1500年前便發明了火藥，對此我並不感到吃驚，他們的土地到處都是硝石。」

伏爾泰本可以在18世紀50年代便設法清除同代人思想中的毒素。他沒有這樣做，而以前他卻那樣滿懷激情地去讓他們中毒。為什麼呢？同他一樣的一個人，《中國人信札》的作者也許能給我們作出回答：「伏爾泰一點事實都不寫；他寫書只是讓書裡充滿了空話。」伏爾泰先後有過不同的信念，但他不屑於一一消除。他不夠誠實，不願公開修正以前經常使用的某個論據，如中國人證明人類可以沒有神學，沒有教會，甚至可以擺脫上帝。他最後同意少數頭腦清晰的觀察家的意見，但不肯公開認錯。

這樣，一場聾子對話便在繼續進行下去：歐洲扮演一個滔滔不絕地說話的角色，自問自答，而中國扮演的卻是一聲不吭的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