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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開始
(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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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語》
如果一個民族的每個成員都是弱的,這個民族就不可能長期強盛,現在尚未找到把一個由懦夫組成的人民變成一個強大民族的社會形式和政治組織。
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
第四十九章 遲到的答覆(1793年10月7日-8日)
正統觀念能回答一切。
歐內斯特·勒南
告別了和珅,馬戛爾尼在獲准在通州得到信件之前還有五個小時的路要走,通州是將延續73天的「黃色旅行」的第一站。
人馬在作為招待所的寺院前止步,使團在來的路上已在此住過。背著信的官員下了馬,跪在勳爵面前,以便卸下皇帝的信件。這樣,馬戛爾尼只能在遠離京城後才能得知信的內容。太遠了,已無法對此作出反應,這就像在束手無策的惡夢中一樣。
陪同官員們天使般的微笑和帶信官員的禮儀緒又一次嚴厲的拒絕蒙上了一層不現實的光環。中文的原文又使我們看到了神父翻譯的拉丁語譯本和後來的英文報告都仔細地改得緩和了原來的粗暴語氣。這不是閣老對一位特使照會的答覆,而是中國君主致英國國王的第二份救書——以此來結束這些討論。
爾更張定制
「今爾國使臣於定例之外,多有陳乞,大乖仰體天朝加惠遠人撫育四夷之道。且天朝統馭萬國,一視同仁。即在廣東貿易者亦不僅爾英咭利一國。若俱紛紛傚尤,以難行之事妄行干瀆,豈能曲徇所請。
據爾國使臣稱,爾國貨船將來或到浙江寧波、珠山及天津收泊交易一節。向來西洋各國前赴天朝地方貿易,俱在澳門設有洋行收發各貨,由來已久。其他海口均未設有洋行,亦無通事,不能請曉爾國語言,諸多不便。除廣東澳門地方仍准照舊交易外,所有爾使臣懇請向浙江寧波、珠山及直隸天津地方泊船貿易之處皆不可行。」
「對北京貨行」和「既無洋行又無通事純屬無用的小海島」亦一樣。六個要求的其餘內容通過沉默的方式遭到同樣的命運。
「人們向我提出一個問題……」
奇怪的是,敕書不僅拒絕了備忘錄中的六個要求,還拒絕了並未提出的第七個要求——就像戴高樂在一次著名的記者招待會上回答了一個沒有人提出來的問題。乾隆拒絕讓「英國國教」講道,何況它「與以前的基督教並不相符」。
英國內閣從未有過這種傳佈信仰的念頭。中國人是否想通過把這一禁令載入將具有法律權威的文件中以做到有備無患?他們是否想採取主動,對這些蠻夷——如法國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已經做的那洋——有朝一日會探索的這個領域先關上大門?
一年後,賀清泰神父在寫給馬戛爾尼勳爵的一封信中,有趣地敘述了中國人是怎麼做的。當他正同羅廣樣神父在城裡吃夜宵時,一位官員命令他們立即陪他去圓明園附近的海澱住所。他們不得不抓緊,因為城門就要關了。他們一到,官員就要他們翻譯和珅答覆馬戛爾尼的要求的稿子。但草稿字跡潦草,難以辨認,唯有這位官員能看懂,於是他便逐句念給兩位神父聽。
當念到關於教會的那段時,兩位神父「十分驚訝」,試圖使那位官員相信這段可能錯了:「英國先生們並沒有要求傳道,而只是要求為他們的商人開闢商埠。」這位官員固執地不肯改動。這使兩位傳教士「十分反感」,因為讓他們譯成拉丁文的那份文件表示:他們在中國「僅僅是為皇帝當差」,並沒有允許他們傳道。
兩位翻譯照例緩和措辭的語氣,而不敢更改內容,生怕中國人叫第三個傳教士檢查他們的譯文。賀清泰神父料充說:「至於責怪變了宗教,中國人一個世紀以前就知道這事了。再說,英國商人帶往廣州許多有些猥褻的細密畫的鐘錶。」(從英國自澳門向廣州運進「猥褻的細密畫」,到從香港秘密傳入廣州,又被講究道德的人民中國查禁的黃色錄像帶,真是一脈相承!)
這兩位神父向馬戛爾尼作出如此這般的解釋,是否想消除對他們會在該事端中起什麼作用的猜疑?難道他們不會在應朝廷要求翻譯英國備忘錄時悄悄塞進第七個要求?他們這樣就能趁機厚顏無恥地提出一個他們知道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導致中國拒絕,以便長期排除英國國教的可能競爭。這種玩弄權術的設想我認為站不住腳。當馬戛爾尼在路上向松筠提出這一問題時,後奏並不否認皇帝的答覆超越了國王的要求。特使和大學士的見解不謀而合。
相辰.可以想像以索德超為首的葡萄牙傳教士給珅出主意,多餘地拒絕對方沒有提出的要求,——葡萄牙人的猜疑激發了中國人的猜疑。索德超減輕了和珅的慢性風濕痛。錢德明神父寫道:「一個外科大夫通過給人看病,可以比所有其他富有才華的傳教士加在一起為我們神聖的教會獲得更多的保護人。」
美夢破滅
馬戛爾尼接到這份敕書猶如挨了當頭一棒。他在啟程前曾說:「要使人類的知識更趨完善,要不顧我們天性裡的缺陷去建設一個幸福的社會,這就不光需要我們同中華帝國間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關係。」但是,這種樂觀的衝動卻已被粉碎了。
在中國人眼裡,這位啟蒙運動時代的人只不過是一個低下的商人,一個蹩腳的傳聲筒。使團耷拉著腦袋回來了,但使團的榮譽卻要求不把難以忍受的拒絕透露出去。敦達斯對馬戛爾尼下的指示就像是要求保守秘密的命令:要是朝廷全部拒絕,寧願它沒有存在過。應當不予洩露。
像第一份敕書一樣,英國人給予其同胞的第二份敕書也是經過刪改的譯本。1793年11月9日,馬戛爾尼從杭卅給亨利·敦達斯寫了一封長信,信中只談到兩份皇帝敕書:「委派常駐北京大使的要求被拒絕。所有其他問題不加具體說明就被簡單地排除,皇帝陛下認為泛泛地盡應對我們的商人優加體恤就夠了。」
馬戛爾尼美好的夢想破滅了,這是多麼令人傷心呀!「這是英國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使團,許多人,首先是我,對它的訪華滿懷著希望,作為該團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為失卻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萬分遺憾。」
人們並沒有讓馬戛爾尼長久地沉浸在這沮喪的思考中。當地知府向他指出水位低了,而且每日都在下降。「皇上對您表現出多大的關心啊!他親自過問讓您盡快動身。幾天後,這些河流就不能再通航了。」馬戛爾尼也許沒有完全瞭解中國,但是這一次他卻沒有上當受騙:「這位官員也學會了。」對於皇帝的「關心』,他已經吃盡了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