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峰迴路轉，希望復萌

（1793年11月-1794年9月）

子日：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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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論語》

中國人對皇帝說：您是我們的父母，有了您我們才能活著，有了您我們才有今天。請您再次龍恩天開，瞭解我們的不幸，看看我們所不敢向您說的情況，救救我們吧！

錢德明神父，1774年

人是有感覺，能思索，會考慮，並在地球表面目由行走的動物。

《百科全書》，詞條《人》，1751年

第六十三章　老傳教士的遺囑（1793年11月9日-10日）

馬戛爾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達斯轉交國王的報告時，就已經認真重讀過錢德明神父的來信，這封信是後者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托人於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書下達的當天——轉交的，好像是專為減輕特使因遭拒絕而受到的打擊寫的。

當時，勳爵只是把信大致讀了一遍，認為那只是神父對他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幾經閱讀，他理解信裡的深刻而準確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寫這封信後的第6天離開塵世，他從中獲得的是一份什麼樣的遺囑呀！

這位可敬的老傳教士在信中解釋：「對於中國人說來，使節團的任務不過是在盛大慶典時來互贈禮品而已，它在中國逗留的時間不能比慶典的時間更長。在上個世紀和本世紀，任何一個派往北京的使節團，其逗留的日期均未獲准超過這期限。」他補充說：「中國人不簽署條約。與他們打交道需要許多時間，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他接著說：在廣州的對外貿易是「下級官吏的犧牲品」。他們的壓力只能有兩條出路：或「完全放棄貿易」，或通過使節團向中央政府提出「嚴厲的指責」。然而，在決定組團和由此可能產生的效果之間，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時間。

如果馬戛爾尼「早些到達，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擔憂前就來」，那麼，他遇到的麻煩就會少得多。法國國內的動盪使他們十分「害怕」，於是他們變得更加「敵視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穌會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懼說成是中國人的恐懼呢？

斯當東也提出：法國革命會引起中國人的疑慮：「人權宣言已譯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溫和的印度有中引起騷動。而中國人的情況就不同：他們更容易產生強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眾騷動。」他試圖在可憎的和珅外再找一個替罪羊嗎？對那丟臉的失敗的一個補充說明？我們在廣州的一位觀察員，前面提到過的夏龐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這種論點：「我懷疑法國大革命會引起中國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懷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則。與那個一聽到荷蘭沒有國王便放聲大笑的暹羅國王相比，它對民主的概念不會懂得更多。」

垂死人對未來的忠告

神父繼續說：「然而，馬戛爾尼使團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必然會產生有利的結果。」當中國人的思想適應了原先使他們反感的新鮮事物時，那麼，這種印象在他們身上引起的不安也將平息下來；到那時，正使的提議就可能得到重新考慮。

錢德明神父建議每年都派船遞送一封兩位君主間的私人信件，以加強剛剛建立起來的聯繫。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國王委派一位常駐廣州或澳門的代表與總督保持接觸；他可以接受朝廷邀請參加節日或新皇帝登基的慶典。這位常務代表將維持有益的聯繫。儘管敦達斯和馬戛爾尼的要求未得到直接的滿足，但使團在中國的這種繼續存在方式將給他們的努力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報償。

是否應該排除錢德明神父本人受到中國政府操縱這一可能性呢？傳教士們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國生活的。他們完全從屬於中國的官僚等級體系。他們怎麼可能不會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按照皇帝的意旨辦事呢？但他們是要留在中國的，眼看英國人一敗塗地地離開中國對他們沒有任何好處。相反，他們可以企盼從英國貿易中改善自身的境況和傳教的機會、馬戛爾尼寫道：「錢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歐洲與中國沒有更好的關係，福音的傳播就不可能有較大的進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國向我們開放貿易，將大大有助於他的任務。另外，他的教派將獨得傳教的好處。在傳道這問題上，他們無須懼怕英國人。」』

關於神父的信，斯當東是這樣記敘的：「不該為遭到拒絕而氣餒。在中國人的國民意識中，只要是有點新意的東西他們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覆提出同一要求，這並不會觸怒他們的。」

總之，在這封信裡，老傳教士重複了他在1789年已經寫過，而馬戛爾尼不願意相信的那些話：「中國在接待派來的使團時，只把它們看作是一種歸順和尊敬的表示。」事實證明他是對的。但當他在記下這永恆不變的書實外，再加上一點對開放的希望時，他是否還是對的呢？正使為此絞盡腦汁；老耶穌會教士提議通過廣州互換信件和禮品；不多久，馬戛爾尼和他的中國對話者就轉而贊同這一主意了。

這就引起了他在給東印度公司的董事長們寫的信中表達出的樂觀情緒，此信是在他寫給敦達斯的第一份報告後的翌日寫的：「我堅信，我國的貿易將受益於使團的訪問。我們搜集了許多有關中國北方居民的需求和習俗方面的材料，這將使我們能通過廣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資，直至時間為我們開闢一條更為直接的渠道。那時，我們將認識到我們選擇了一個明智的做法。我國並沒有在那裡失去任何發財和通過擴大我國的聲望和貿易來加強地位的機會。」多麼漂亮的曲言法：在紳士之間，大家都克制地進行陳述。

12月23日，他又給敦達斯寫信：「我向總督指出，我第一次閱讀皇帝的敕書時認為中國政府對英國持冷漠甚至是敵視的態度；然而，聽了總督本人以及陪我到杭州的那位大人向我說明皇帝對我們的真實感情後，我就完全放心了。」松筠的話還縈繞在他耳際：「爾等見了長總督，一切更可放心」。

「選擇明智的做法」直至「時間為我們開闢一條更為直接的渠道」。讓時間來安排一切吧……「只要在處理任何事情時不操之過急，只要小心機智地行事，中國是可以與遙遠的國家和諧相處的。」這是錢德明神父最懇切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