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六章 一段旱路

(1793年11月21日-22日)

現在要從陸路翻過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開。這一段路程一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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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段附帶的陸路和山路,見習侍童作了極自然的描述:「今晨,我們離船上岸,我們或坐綁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騎馬,或坐轎子趕了80英里路,來到另一條河邊。路極好,與花園裡用石屑鋪成的小徑一樣;為了使路保持乾燥,在它穿過稻田時還加高了路面。車行道上沒有車輪壓過的任何痕跡。山上新種了許多松樹,不然群山會是光禿禿的一片;在樹下,有幾座好似小石屋的墳墓,上面還有用鐵柵欄護擋的小窗戶。山谷裡種滿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馬戛爾尼驚歎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細作的。為了得到最好的收成,地裡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兩熟,常常是三熟。」

這一段旱路中可以隨意採集植物標本。長麟允許馬戛爾尼再帶走一些茶樹苗和種子。它們將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於競爭。小斯當東說:「這裡是浙贛兩省交界處,走不到一英里就穿過一個村莊。我們看到人們在踩水車,它像我們的鏈卿筒,把水汲上來灌溉稻田或梯田,我們來到一個名叫玉山縣的四周用城牆圍著的城市的郊外。郊區很大。我們沿著長長的石級而下,來到一條河邊,找到了為我們準備的船,不過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體黃金

馬戛爾尼不無幽默地寫道:「農民把人糞肥當作最珍貴的財富貯存起來」。這次鄉間出遊,英國人可以不慌不忙觀察中國的這一永恆特色。托馬斯在日記裡是這樣寫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國人更喜歡使用人的糞尿。他們有專人和專門的地方收集和存放糞便」。這種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國的這個地方有,也不是只是這個時期有,而是這次郊遊讓在場的大多數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對這個微妙的題材,赫脫南是拿著鑷子來處理的。他把路邊的小建築用神話的帷幕給遮了起來。「這些克勞阿西納的神殿並非為公眾方便,而是為從中收集供品的人而修建的。」

所謂「克勞阿西納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糞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糞池,把糞便收集起來當肥料使用」。斯當東指出:「老人、婦女和小孩經常身背一個筐,手裡拿一個木耙不斷地拾找糞便」。巴羅已經寫過:人們在這種底肥中摻入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個理髮匠把修剪下來的發須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個小袋子裡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戶有一個糞缸。當糞缸滿了時,很容易拿它去換蔬菜和水果。」從糞缸到蔬菜,中間經過施播肥料,這是一個完整的循環,什麼也沒有糟蹋,什麼也沒有創造。

在糞便中摻些士,經過攪拌,製成餅狀,在太陽下曬乾。因此,一個體弱的老人對於贍養他的家庭來說並非是毫無用處的。

在廣州,英國人再次看到這種技術:「這種蓋在房子兩側水池上的廁所可以滿足過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費。在氣候炎熱的地方,用這種方法積肥應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這種液體黃金,也就「顧不上什麼體面和謹慎了」。

如果巴羅、赫脫南或斯當東讀過弗洛伊德的著作,他們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這種積肥方法會對中國人的行為產生什麼後果?心理分析學指出,學習愛好清潔對人格的形成起決定作用。喜歡整齊、清潔、嚴於律己以及對金錢的精打細算等均源於此。埃裡克·弗羅甚至把創業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點文明的痕跡來彌補這可卑的痕跡的願望引起的昇華。他認為,在新教的教育中這種厭惡感最為明顯,這種自我肯定的需要最為強烈……

在中國人自己經常描繪的某些集體的缺點,諸如幼稚、羞愧、群居、無紀律、浪費、骯髒等等和沒有按照要求嚴格地度過「肛門」階段之間,難道不存在著某種聯繫嗎?一個社會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裡已有並流傳下來的障礙的影響,發展緩慢甚至陷入癱瘓,這不也是可能的嗎?對糞便幾乎是虔誠的使用,把它們作為好處收集起來,而不是感到可恥而拋棄。這種不該利用時的利用難道不會世世代代地影響中國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經官能症流傳下去嗎?不上一個精神分析學家試圖作出肯定的回答。我們則滿足於提出問題,僅此而已。

貢院

晚上,使團一行沒有找到旅舍,「他們被安排在縣裡一個年輕書生參加考試時的考場裡住宿」。

旅行者現在面對的是中國體制中的一個幻影。它曾使啟蒙時代的歐洲那樣神往。耶穌會教士在散佈讚賞情緒之餘,於18世紀中葉把這種制度搬到法國他們自己的教會學校,組織了一整套的考試和會考,最高的是頗有聲譽的中學優等生會考。斯當東說:「這類考試是在巡撫、縣的主要行政官員和許多觀眾在場的情況下公開進行的。應試人要參加筆試和口試。錄取的人不僅得到一個科名、贏得進入貢院的榮譽,而且他們已踏上謀得高官厚祿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對所有的中國人是暢通的。人民確信官的權勢是由自己的功名得來的,因此對當官的表現出服從和尊敬」。斯當東熱情讚揚:「毫無異議,政府實施這種制度對社會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沒有看到考生忙於應付考試的情況?他們有沒有受陪同的騙?還是他們滿足於重複在那個世紀已廣為流傳的冗長的無稽之談?對此,他們沒有明確說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這樣招收來的官員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呢?斯當東作了這樣的推測:他們組成可怕的官僚體系,剝削既無財產又無知識的人民,或使他們灰心喪氣。「那些窮而無告的人處在當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沒有任何訴苦伸冤的機會。在這一點上,與下級官吏打交道的外國人的處境倒也與他們相似」。他隱隱約約地看到已被中國人自己批判了25個世紀之久的這種制度的缺陷。這種批判始於孔子,雖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啟示而產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紀就揭露「出納之吝,謂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還有人這樣寫:「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還有什麼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這些小官黑暗專制的同時,卻對這一發現感到興高采烈:除了世襲政權外還有一種社會制度可以行得通。他們批判這種社會制度時,並不是以在他們國家仍佔優勢的貴族的名義,而是以正在他們國家產生的民主的名義進行的。為人民服務、並接受人民監督的公職制度,這就是毋庸爭議的理想所在。

使團也像耶穌會會士和啟蒙時代的哲學家一樣,認為中國的考試制度值得稱道、就像到了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國成了其西方信徒倣傚的榜樣一樣,這些英國貴族像1968年的「毛主義者」一樣,對中國完全著了迷。

無疑,馬戛爾尼的同伴暗中在將通過「靠山」(我們叫「走後門」)招收國家工作人員——下自海關管理人員,上至一個部的常務次官——的制度作比較。這種制度在當時的英國就像在法國舊制度的王朝時期一樣佔著優勢,它是構成人們稱之為「慣見的腐敗」的一個決定因素。在他們對這種制度狂熱崇拜的同時,雅各賓派或者拿破侖對官僚體系的幻想已在醞釀。幾年以後,法國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長的支持下把大學教師變成「國家耶穌會士」,由他們負責通過會考招聘國家公職人員。

然而,長期以來在中國就流傳著這種說法:「要被錄用,才能並不是必須的,而且光有才能也沒用。」《儒林外史》裡有一名屠戶對他的女婿說:「這些中舉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沒看見城裡張府上那些老爺,都有萬貫傢俬,一個個方面大耳?像你這尖嘴猴腮,也該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鵝肉吃!趁早收了這心」!

走後門就是腐敗嗎?假如有「另一種邏輯」呢?「孔子日: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產一樣永遠傳下去。我們能責備它們嗎?在天朝考試制度中,繼承遺產的人要比享受助學金的人多得多。

怎樣教學?通過背誦熟記的課文、通過按照嚴格的規則容不得臨時發揮的作文來教學。只有結結巴巴的背,沒有創作,更談不上評論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準備的範文,就像這位私塾老師所說的:「我都是引經據典。我自己的東西呢?從來也沒有過」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當英國人大唱讚歌之時,乾隆卻自己揭露起這種制度的無效率來,儘管沒有對它進行否定。他說:「從來內外大小臣工辦事,難得適中,非過即不及」。

在許多方面,英國人漸漸發現那些「啟蒙時期」給中央帝國罩上的恭維帷幕消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們的幻想又冒了出來。他們認為政權掌握在知識貴族的手中:「誰要是沒有成功地通過最難的會考,那他就得不到榮譽」。的確有一位像松筠那樣隨身攜帶大量書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學究式的粗人呢?我們的旅行者知道和珅來自哪個階層嗎?且不說被他扶上去和打下來,以及被他收買和被他拋棄的那一群人又是來自哪個階層?

是否應該像人們經常做的那樣,把中國的這種制度與共和政體法國的公職制等同起來呢?我們能接受他們懲罰一位高級官員的方式嗎?某地遭到了蝗災,巡撫馬上就挨打並被革職;還有一位大官,因為在公眾場合表現得過於高興,損害了他職位的尊嚴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祿。提出任何一個被認為是不好的建議的人,都要受到懲處……

有人問孔子:「何謂四惡?」孔子曰:「虐、暴、賊、有司。」他能否猜到這四惡將並存在這個停滯不變的社會裡,而根據他的學說建立的貢院將在裡面起著最重要作用?

中國的體制不僅僅對歐洲人是個幻影,它也是一個不時實現的中國夢。有多少父親對他們趕考的兒子說:「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了!」對於一個中國農民,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沒有比兒子中秀才和成為「書香門第」對他們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個社會裡「繼承遺產者」不受惠?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的考試制度有個好處:它給這個停滯不變的帝國引進了一點社會變化。當然這種制度尚有許多不足之處,中國人自己也爭先恐後地進行了揭露。

這種以文取士和形式主義的結構一直延續到帝國的末年。然後文化大革命把兩千年來的能人統治的優點連著它的缺點一掃而光。但它並未取得完全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