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章　標誌進步的火柴

（1793年12月4日－6日）

囿於模仿的奴隸生而復死，生命只屬於追求創造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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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謝尼埃

12月4日，總督在王大人和喬大人的陪同下，從晚上8點起，與勳爵一直交談到午夜。長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禮，他談話無拘無束。主要談的是貿易問題：中英兩國的貿易額和數量、與其它西方國家相比中英貿易的重要性。他手頭帶著材料。他懷疑廣州的官員用詐騙來的錢財中飽私囊，損害皇帝的利益。馬戛爾尼說話謹慎：「因為我從未在廣州呆過，所以無法說得具體；不過到廣州後，我將運用我的權力盡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報」。

總督想點火抽煙時，發現專為他點火的侍從不在跟前。馬戛爾尼隨便從自己衣袋中取出一個小磷瓶，燃著一根火柴交給他使用。長麟非常詫異，特使怎麼能把火放在衣袋裡而沒有燙著呢。馬戛爾尼向他說明這類打火機的原理，並把這個磷瓶作為小禮物送給他。

值得注意的是長麟從未見過火柴。據10世紀的中國文獻記載，火柴在6世紀末就發明了。當時把火柴叫做「火奴兒」。清朝的中國在其鼎盛時期卻忘了它的存在。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給火柴起了個別名——洋火，「外國的火」。「洋」是指所有來自海外，實際是來自西方的東西。火柴作為大眾所用的一種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術的優勢。中國有許多東西原先處於領先地位，爾後又落後於別國，這只是許多類似例子中的一個。中國領先於西方幾個世紀，甚至兩千年，可是在滿清王朝時丟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許多生產秘密。中國不但沒有進步，反而後退了。大羅尼在《火之戰》一書中寫過：史前人發明了火，後把它丟失而無法找回。我們這時怎能不聯想到書裡的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國

這一小插曲把談話引到中央帝國與西方的比較：它顯示了「中國人儘管在某些機械領域是出類拔萃的」，但在醫學、外科和科學方面，「今天落後在西方各國的後面」。「我常常看到數量相當大的盲人，但從未見過裝假腿的或殘肢的人。是否應該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人不會治療眼疾，而骨折常常會引起死亡呢」？

總督只得同意這種推論。「我便趁機向他介紹英國最近的一些發現和發明，並指出與我同行的專家學者很願意把這些發明傳授給中國人。當然這要得到中國當局的許可，例如可以通過治療青光眼或抽出虹膜來使盲人重見光明、骨折復位、截肢、用一個機械裝置使溺水者復甦等等」。

這次談話終於觸及了馬戛爾尼之行的實質：就這一點便可說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選擇與長麟同去廣州是對的。總督給勳爵提供機會，使他能說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裝不知道的事實。

直到16世紀，中國大大領先於西方。它的工藝能力是無與倫比的，與它的科學相比更處於領先地位，因為中國的發明主要靠靈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國人比歐洲人早500年使用10進位制：在1000年前，他問就有零的算術概念和負數了。他們比歐洲早1000年就使用帶軛圈的前胸馬具，而在歐洲要到菲利普·奧古斯特和弗雷德裡克·巴爾帕魯斯時代才普遍使用這種馬具。他們比我們的祖先早15個世紀就觀察到了太陽黑子、製造出瓷器、發明了幻燈、使用游標卡尺。他們比世界其他地方早兩千年用拉線播種、在菜畦裡鋤草、用金屬犁鏵耕地、西歐在18世紀才發現的旋轉風選機、馬戛爾尼的隨行人員對其精巧讚歎不已的播種機，在中國已存在了20個世紀。還有活塞鼓風機、牛鐵煉鋼術、鑽井提取天然氣或懸索橋技術均領先於西方。

李約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舉了這些發明創造。這位英國學者證實，這些文藝復興時代震撼了西方的發明都應歸功於中國人。它們借助十字軍東征、或穿過伊斯蘭國家、或靠最初幾次遠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傳到西方。誠然，李約瑟有時也會在論證中加入一個研究人員所慣有的偏執情緒，在研究一開始便提出了他應該在以後發現的原理。威廉·戈爾丁在《特命全權大使》一書中說：在馬克·奧雷爾時期有位希臘人去中國。他帶去了大部分以後我們歸功於中國人的那些發明。我們能否完全排除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們文明的幾個最重要的業績顯然都要歸功於來自中國的發明；甚至有幾種使西歐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於中國。中國人發明羅盤和尾柱舵遠遠早於歐洲人，但這些發明卻在歐洲導致了遠洋航行和探險；中國人發明了印刷術和紙，卻引起我們閱讀和文化的爆炸——推動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發明；他們發明了紙幣，卻有助於我們銀行體系和貿易的發展；他們發明了火藥和火器，卻改變了我們戰鬥的精神。但這任何一項發明創造都沒有在中國產生這樣重要的後果。有些發明在中國甚至根本不用。

15世紀初，太監鄭和統率400艘臨戰裝備的船隻，勘測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隊經過的線路從帝汶島至紅海，可能還到過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紀末，當葡萄牙航海家伐斯戈·德迦馬從反方向穿過好望角進入印度洋時，中央帝國卻永遠放棄了海上冒險。那麼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貝特萊姆描寫的得了孤獨症的兒童那樣，「從此便控制在保護自己生命這唯一目的上而不顧外部現實」了呢？

被抵制的外國影響

明朝歷代皇帝要求百姓嚴格遵循孔子的教誨，效仿古人，抵制外國的有害影響。正當歐洲人剛剛從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復過來，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緩慢進程，從18世紀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門時，中國卻發佈了靜止不動的通諭。正當人類冒險在世界範圍展開之時，中國人卻帶著自以為優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閉起來。封閉是不可能的：他們很快發現商人和傳教士來到了他們的沿海。

隨著馬戛爾尼訪華，歐洲敲響了他們的大門，把中國卓絕的發明介紹給中國人：歐洲人與中國人一樣，並不知道這些發明來自中國。西方人使這些胚芽長了出來，而中國人卻任其枯萎。從貿易和相互滲透中，中國較之西方更有利可圖。丁維提不無譏諷地說：「中國人總在船頭上畫兩隻眼睛。如果問其原委，他們總是回答：如果不畫眼睛，船如何辨別航向？」中國人被迷信禁錮，而西方人卻從迷信中掙脫了出來。

在使命行將結束之際，馬戛爾尼終於找到幾位能正視這一差距的對話者。他們完全被吸引住了。「從他們所提的問題，從他們所作的評論，以及從他們對談話的感受來看，他們的思想開放使我感到放心」。

馬戛爾尼在1793年2月1日一篇未發表的日記中就寫過這樣的話，當時他還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氣球凌空升起的技術就像駕馭雙輪輕便馬車一樣簡單。通過簡單的機械操作，哈維斯博士已毫無困難地使死人復活！」特使的想像走在了科學的前面。但確實從1773年起，威廉·哈維斯就證實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約翰·亨特後來發明了一種專用的器械。確實，法國人雅克·達維埃爾手術治療白內障和奧地利人貝爾治療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長足的進步。面對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愛丁堡上空升起，並於1785年飛越英吉利海峽的氣球，怎麼能不浮想聯翩呢？這種氣球馬戛爾尼此番帶了一個到北京想作表演而未成。

對科學的信仰

馬戛爾尼試圖用他對科技進步的熱情使對方受到感受。「總督及其同伴好像從夢幻中走出來。朝廷對我們的發明無動於衷，他們對此不得不表示遺憾。和珅確實不如他們眼界開闊嗎？還是因為他處處要受到一種比個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約束？」

馬戛爾尼向和珅建議中英兩國進行科學和技術交流。和珅對此興趣不大。馬戛爾尼感到不悅：「在熱河的一次談話中，我向他列舉了歐洲學者的幾個最新發明，特別提到熱氣球，我特意帶了一個這種氣球和一個當場能做示範表演的人來」。他阻止氣球升空和其它一切試驗。

「康熙皇帝的繼承人並沒有繼承他那種深得傳教士讚揚的對科學技術的愛好」。馬戛爾尼對此感到遺憾。朝廷變得「那樣自負，它竭力對西方的技術優勢進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這種優勢；然而，只要它還沒有找到消除這種優勢的對策，它就不想讓中國人瞭解情況」。讓熱氣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於全中國都知道西方人的優勢：簡直不堪設想！錢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說：「在我有機會在北京談論過的所有發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響最小。他們把氣球純粹當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兒」。這是一種人們不想有的好奇性。為什麼？19世紀末，嚴復是這樣寫的：「聖祖有道曾孫，處今日世變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這種譴責，對於採取鴕鳥政策的乾隆與和珅是完全適合的。

馬戛爾尼與長麟幾乎同時意識到，中國的發明只不過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產品，而西歐越來越成為科學的產物。當時在廣州的一位法國人接著說：「他們的所有技術手段都是通過經驗和觀察得來的」。

馬戛爾尼沒有認真讀過耶穌會士寫的書。帕雷寧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國人在科學上落後的原因：「他們缺乏那種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這種好奇心使科學大踏步地前進。」如果說「需要是發明之母」，那麼，何種需要才能刺激這位寫過「天朝無所不有」的乾隆爺呢？

馬戛爾尼用當時時興的信仰上的表白對這次至關重要的談話作了如下的總結：「要阻止知識的進步是徒勞的。人類的智慧不斷發展，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幾個台階，這種努力在達到最後一個台階前是不會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繆爾·約翰遜指出：「人的慾望隨著他獲得的東西而增長，他邁出的每一步都使他發現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鮮事物」。這種永遠滿足不了的好奇心，還有那些貪得無厭的慾望，天朝的體制對它們一概加以譴責。它這樣做是對，還是不對呢？

中國人能永遠忍受這種制度嗎？了維提終於使廣州的中國人對他的科學表演產生了興趣。北京對話者的狹隘、固執曾使他沮喪，現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氣。馬戛爾尼想，中國人不會長期任憑壓制而不起來反抗的。農民起義頻頻發生，這難道不是那種壓抑不住的內部燥熱的徵兆？

幕後的暴亂

馬戛爾尼曾多次提到動亂的問題：「在那些眾所周知的貧窮省份，儘管政府嚴密監視，仍有秘密會社，它們總能設法避開政府的警戒。它們秘密集會，喚起人們對失去了的獨立的回憶，觸痛新近的傷口，考慮報復的辦法。」

真是看得透徹！陪同的中國官員會向英國人透露這些情況嗎？當然不會。很顯然，這些都是傳教士說的。不管怎樣，勳爵從中得出了結論，而下個世紀將證實他們十分富於洞察力。這些「秘密社團」利用人民的不滿情緒。如果他們是漢族，就煽動他們的反滿情緒；如果他們是異族人，那麼就煽動他們的反漢情緒。這是能避開政權控制的唯一結社形式。對於它的成員來說，這是唯一能推動進步的因素。黑格爾也許會說，這是唯一能擺脫那個既可怖又可敬的父親的方法，因為在這位父親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國的歷朝以及中國人的集體心靈的特點，因為這位父親對我們這些西方個人主義者認為是不可侵犯的個人意識進行絕對的統治。在這些秘密會社裡，個人並不分散無力，而是組織結合在一起，就像杜爾凱姆所證明的那樣，組成一個活力遠遠超過所有分散的個體加起來的總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們知道，乾隆統治期間叛亂四起。有幾次叛亂竟傳到傳教士和澳門的歐洲人的耳裡。有幾次發生在使團訪華前幾年間，它對此亦有所聞。還有幾次發生在使團訪問之後。就是在平息陝西白蓮教的叛亂中，我們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們另一位老朋友梁棟材神父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見證。他抄錄並翻譯了登載在《京報》上的這份作為例子的陝西總督的奏章：

「有人通知我，一個邪教派在集合，背誦經文。當地官員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騷亂，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對待。我親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兩千多人，且武裝得很好。他們排成戰鬥行列。兩個婦女站在頭領的左右兩側。她們頭髮蓬亂，一手拿劍一手執旗，嘴裡念著咒語。這些反叛者作戰十分勇猛，戰鬥持續了五個小時。」

「在參觀戰場時，我看到他們的頭頭躺在地上，一邊一個女人。我讓人把這些罪人的頭割下來，放在籠子裡示眾。百姓高興極了。」

梁棟材神父悲歎道：去年聖誕節前夕，也是在陝西，天主教會「被當成秘密社團來對待」，並以「夷人會黨」定罪。乾隆是不會仔細區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變的表面豪華的背後，帝國的內部卻動盪不安。滿族政權不是一個無偏見的政權。它所受到的威脅完全可以解釋為什麼它對所有可能否定這政權的事物作出如此膽小的防禦反應：英國人是這一面臨危機的秩序的擾亂者。

一封北京來信

前幾次會談按照規定向北京作了匯報，11月20日交給長麟的關於貿易的備忘錄也送到了北京。內閣讓皇帝簽發一份12月1日的詔書，它未就馬戛爾尼提出的從開設商埠到准許騎馬等15條要求中的任何一條作出答覆。但是，它把擬議中派遣第二個使團的前景變成了許諾。

12月9日晚上9點，使團一到安南府，總督就把皇帝的詔書拿給馬戛爾尼看，詔書的抄件將在以後給他。以下是詔書的內容：

「嗣因爾等不諳中國體制，冒昧瀆請。今據爾稟稱，將來尚欲另具表文，再來進貢。大皇帝鑒爾國王恭順悃忱，俯賜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總聽爾國之便。此次爾國所請，未邀允准，系格於定例，大皇帝並無怪意，爾國王盡可放心。」

馬戛爾尼避免把這封語氣傲慢的信同他的日記摻合在一起，儘管是以緩和的語氣改寫過了。他只記下了長麟對他作的客氣的介紹：「他向我解釋裡面的措辭十分友好。如果國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節，後者將受到接見」。但特使明白，他的後繼者將像所有貢使一樣嚴格服從禮節，首先是從廣州上岸：這是對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譴責。他補充說：「然而，我毫不後悔選擇了這條航線；它使我們掌握了中國東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這次考察的軍事目的。再說，1816年的阿美士德勳爵的使團也沒有順從皇帝的要求：它再次從黃海過來。

朝廷有的是建議，唯獨對叩頭禮沒有提。回到這個棘手的話題就等於強調使團曾敢於違背這個千年習俗。中國人把這件事同他們所犯的種種「失禮」行為混在一起，並認為它們已經得到糾正。文件一個接一個，官方的正式說法使人以為（當然沒有說出來）英國人真行了叩頭禮。歷史就將這樣寫！

多麼奇妙的煉金術！長麟把馬戛爾尼的備忘錄送到北京，他在裡面加上蠻夷表示後悔並一再申辯對皇上深為敬仰之類的內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樣粗暴拒絕英國人的一切要求，對他們作出雖仁慈但很尖刻的譴責。總督向特使轉達這些譴責時語氣又很客氣，而李子先生在翻譯時還要把語氣改得更為溫和。馬戛爾尼歸納時用了親切的語調。斯當東對此則隻字不提。

一次又一次的交談，我們看到雙方有意安排的誤解在擴大。皇帝好像不斷聽著馬戛爾尼在對自己說他並未說過的話。馬戛爾尼則做得好像沒有聽到皇帝對自己說他確實說過的話。長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馬戛爾尼則挽回了喬治三世的面子；總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這次一起旅行時的平安相處。錢德明神父的陰影籠罩著12月的那幾次會談：「順從習俗，要耐心」。這是一位在中國朝廷生活了40多年的神父臨死前寫的話。在此同時，勳爵在日記中毫不掩飾已準備好用武力打入中國的喜悅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