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馬戛爾尼之後的一系列不幸

事情往往比人們所想像的更為重要，有些好像是偶然的、個人的、某些特殊利益或外界因素導致的事情，實際上卻有著遠為深刻的根源和更為重大的意義。

吉蘭，18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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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是殘酷無情的。誰輸了就倒霉！在這場爭鬥中，必然會犯下許許多多的罪行；這種兄弟殘殺的鬥爭是對一切道德的基礎——團結——的接連不斷地犯罪。

米哈伊爾·巴枯寧，1870年

佔領領土主要是指從那些和我們人種不同，鼻子比我們扁平的人那裡掠奪土地；當我們仔細考慮時就會發現這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約瑟夫·康拉德，1902年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戀中國的歐洲（1794年－1816年）

這個幅員遼闊的帝國滿足於它有的豐富自然資源與工藝人才……

托馬斯·斯當東，1810

馬戛爾尼避開了法國的大炮。回英國後，他就得面臨驕傲好勝的個性使他更為害怕的東西：嚴厲的批評。它的秘密未能保守住。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為全國都在熱情地注視著這一史無前例的冒險。使團失敗的消息在船隊之前就已在英國不脛而走。直至1794年6月，倫敦的報刊還在發表落後了9至10個月的有利於使團的消息。《紳士報》得意地描寫著使團受到的豪華與熱情的接待。但是，馬戛爾尼1793年11月通過馬金托什從杭州帶的快件1794年7月到了倫敦。另外，有一些來自廣州的商船也到了，它們帶來的消息在歐洲迅速傳開。是官方渠道走漏了風聲，還是半官方渠道無法控制造成的呢？英國是一個新聞自由和有透明度的國家，英國從報刊上零零星星地什麼都能知道：由叩頭引起的摩擦，不讓傳教士自由會見英國人，從北京倉促動身，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絕；就是《紳士報》也用大標題突出了使團的慘敗。

輿論馬上就作出了反應。一位風流的讀者在這份報上寫道：「馬戛爾尼勳爵向可悲的清朝提出的建議中是否有英國婦女可以在我們的海外辦事處居住，或者我們駐中國的辦事人員應該發誓堅守貞潔呢？歐洲婦女應該不再買中國的絲綢、磁器和茶葉，直至滿清皇帝撤銷使她們不幸的禁令為止。」這是有關女士們名譽的大事。抵制還用抵制治。這就是以商業報復形式出現的《莉西斯特拉塔》。

有一種觀點給尖銳批評馬戛爾尼定下了調子：「使團的準備工作最多也只能吸引一位印度王子或非洲小國王。」可能這位記者仍然還相信「中國的優越」：「如果真想讓中國讚歎不已，應該準備得更為充分些。」雖然大家指責政府和使節，但更多的是批評中國。愛國的反應甚囂塵上。但這種反應又是模稜兩可的：大家責怪政府使民族遭到了無法接受的污辱。

「記事」很快就發表了，但這之前倫敦沙龍裡所講的故事使歐洲人對中國的好感大受影響。哲學家的吹噓築起的煙幕從20年以來越來越淡了，現在不用多久就會消失殆盡。馬戛爾尼的遠征應該產生強烈的印象，並應通過一切和平的手段說明英國是「世界第一強國」。由於這次使命失敗，它將使人看清真相，並為下一世紀的武裝對抗開拓了道路。

煙幕後的真相

越來越邪的流言使官方人士處境困難。他們既無法把一切秘而不言，又無法把一切公諸於眾。在日記中，馬戛爾尼經常寫得十分明確——但他不想把它發表。他也不想發表他的《報告》，儘管沒有一個國家有人寫過比這更有真知灼見的有關中國的感想。他知道那只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把他打倒在地：這既是一種診斷，又是一個預言。

他取得了聖·詹姆斯宮廷的同意，請斯當東公佈一種既可信又保留英國面子的說法。這樣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覲見中國皇帝紀實，主要摘自馬戛爾尼勳爵的文件》。這一官方歷史並不想隱瞞失敗的事實，而只想消除人們的懷疑：英國外交官並沒有犯錯誤致使中國人那樣無禮。它也想避免給人這樣一種印象：英國遭到了羞辱而毫無反應：斯當東把事情的真相裝飾了一番，使它顯得更為得體。要說他撒謊還不如說他隱蔽了某些事實，並仍然不時地讓古老的中國保留傳說中的某些特點。

另外一個審慎的措施是：不要讓中國人知道英國人改變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國人所希望的那樣來看待中國了。這同耶穌會教士的處境相同：英國人在整個18世紀作了不少努力，這次遠征更為突出，所以他們的使節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麼都說出來。外交上的考慮使他讓自己的副手在介紹中華帝國時描繪的景象不能全部離開原先的神話，但也保持了足夠的距離來消除這種神話，這樣，英國使團所反映的對中國的看法預示著西方在19世紀對中國的態度。馬戛爾尼使團在西方與遠東的關係中是個轉折點。它既是一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它結束了一個世紀來的外交與商業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開始了對中國形象的一個修正階段。

當然，使團所揭露的事實並不完全是個晴天霹靂。已經有人提出：中國並不像萊布尼茲、伏爾泰或耶穌會教士所吹噓的那樣是個理想中的樂園。孟德斯鳩就不願隨波逐流，陷入這種盲目的崇拜。勒讓蒂伊從1731年起發表了《環球記游》，他一下子擊中了中國人的要害：「他們體制的恆久不變並不證明他們的優越，因為這阻止了他們取得任何進步。」海軍上將安遜在他的《回憶錄》中第一個主張炮艦政策：這發生在1743年，即鴉片戰爭之前整整一個世紀。

但在中國的西方人質太多了，有傳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業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讓公眾輿論（或公佈的輿論）小心謹慎些。東印度公司的職員的個人信件或私下評論把不應說的在廣州發生的事——已遭到或擔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訴了倫敦。儘管如此，公司考慮的是不要妨礙正常的經商活動；它怕得罪中國人，失去它在那裡僅有的一點利益。

那裡的個人沒有個性

有位法國人，因為沒有什麼負擔，所以比較自由地表達了他的不耐煩情緒。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廣州住了4年。他寫道：「現在是中國改變直至今日的觀點，而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歐洲的時候了。」不，中國並不想馬上就用「新的眼光」來看待歐洲。而是英國，然後是西方在馬戛爾尼出使之後將改變對它的看法。

從此，中國的形象黯淡了。可以舉黑格爾的例子來說明這種變化。我們知道他除了讀過《耶穌會士書簡集》外，還讀過斯當東的《記實》。他承認正是從《記實》中——只是從《記實》中——才得出了對中國的極為簡潔明瞭的看法：「中華帝國是一個神權專制政治的帝國……個人從道德上來說沒有自己的個性。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來看仍然是非歷史的：它翻來覆去只是一個雄偉的廢墟而已……任何進步在那裡都無法實現。」

歌德既未讀過斯當東的著作，也未讀過黑格爾的書，所以仍然在說蠢話。他對中國的瞭解來自一本酷似自己寫的《赫爾曼與竇綠台》的中國小說。「這本書講的是一位十分純潔、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謁見了皇上；講的是一對十分貞潔的戀人，他們被迫在一間屋裡過夜，但卻能接受不親……這就是道德和禮儀。全然由於嚴格的節制中華帝國才維持了數千年之久，並將還要長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戀中國方面歌德已經顯得落後了。

無官職者不慌不忙地進行破壞

在一個自由的國度裡，官方說的事實並不能總佔上風：出版商和記者可以幫助別的證人表示看法。使團裡的這些無官職者起到了讓中國這顆星星在烏托邦的天空裡黯然失色的作用。

安德遜的代筆者孔博為了迎合讀者的看法以及保證書的成功，就系統地描繪了一幅崇拜中國的圖畫，並對英國社會竭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但幾處無情的描寫卻使這篇有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綻。有一處描寫中國人把英國人扔到海裡的臭了的肉撈起來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這揭穿了中華帝國繁榮的謊話。另一處是一位對本國的海軍感到自豪的英國人的想法，他譴責「對陳規陋習的頂禮膜拜」及「對機械工藝的無知」，這些都是「造船技術不發達」的原因。這些太令人反感。這些用鞭子開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國人做飯的骯髒環境令人反感。英國人走過時他們就哄堂大笑，這也令人反感。這就是那個「幼稚的」民族，那個在未來的幾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給以「教訓」的民族……

赫脫南得意地發現中國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藝術，他們也不會遠洋航行；他們的遊船缺乏「舒適的設備」；「他們的建築雖然遠看富麗堂皇，近看卻做工粗糙，鍍金不勻」。最後，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統治中國的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樣也受他的佞臣所騙」。無與倫比的政治制度在哪裡呢？消失了，隨同技術，隨同舒適感一起消失了……

中國使霍姆斯這位不會拐彎抹角的士兵感到震驚。會是這些中國人發明的火藥嗎？他們見到一門臼炮空放時也要嚇得魂不附體。他們對你表示尊重，但不讓你獨自在城裡走出一步：難以想像的多疑！他們又是多麼無知呀！「中國人無法相信除了他們之外還有別的民族存在。」

安德遜、赫脫南、霍姆斯都是些無足輕重的見證人，但他們讓人意識到還有許多其他這樣的見證人，在他們之後耶穌會士與「哲學家」們建造起來的大廈就塌陷了，代之出現的是一個落後衰敗同高級文明的聲譽不相符的國家。

10年之後的巴羅

使團回國後10年，當巴羅發表他的野心勃勃的報告時，中英間的局勢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維持到乾隆死時的英中關係在嘉慶統冶時大為疏遠，當時中華帝國正遭到越來越強烈的震撼。巴羅並不需要那麼小心翼翼。因為同拿破侖的法國在打仗，他需要吹噓英國的優越。給讀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書裡批評中國的那部分內容。《愛丁堡評論》這份十分嚴肅的雜誌歡呼這個「半野蠻的」帝國「聲譽掃地」。中國人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們把婦女關閉起來，並給她們裹腳，他們殘殺嬰兒，並犯有其他違情悖理的罪行。他們無法接受精密科學和自然哲學，並對最必不可少的工藝技術一竅不通。他們的社會關係建立在一種愚蠢的形式主義的基礎之上。他們「膽怯、骯髒並殘酷」。最後，中國人「不從事體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沒命地賭博」。他們的語言呢？「幾千年以來，中國人像家禽那樣嘰嘰喳喳地叫著，而不會像人那樣說話」。總之，「巴羅先生的偉大功績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評論的直率」。

小斯當東長大了

應由使節的扈從來完成這種令人心碎的修正，並用他的無與倫比的漢語知識來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團的使命結束後，他繼續關心著中國問題。他在準備報復。從1798年至1816年，他長期住在廣州，先是作為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後來是專員，最後當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歲時發現了中國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總抱怨中國官員斷案時隨心所欲，這本西方人以前從未讀到過的法典可能是中國官員斷案時的依據。他將用10年時間來翻譯它，並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冊。《評論季刊》的書評把此書的翻譯出版看成是一樁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這是第一本直接從中文譯成英語的著作。

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馬斯·斯當東成為一位熟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專家。遣使會教士裡什內在1810年給他寫信說：「您經驗豐富、又經過無數的鬥爭，所以肯定瞭解中國官員的種種權術；您對他們來說是個可怕的對手。」這位神父瞭解他：托馬斯同中國的關係是對立雙方的關係。這是文化領域裡的宣戰。

托馬斯勳爵在他譯著的前言中說得非常直截了當：「馬戛爾尼勳爵和他的使團在中國的短暫逗留足以使他們發現：中國人所吹噓並得到許多歐洲歷史學家承認的中國對其他民族的優勢全然是騙人的。」

小斯當東的教訓沒有被人忽視。嚴肅的雜誌紛紛作出了它們的結論，《愛丁堡評論》當時寫道：「一個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狀態和性格的明白無誤的見證。作者在他的精闢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傳教士在介紹中國的書中傳播的那些別緻的觀點完全經不起現實的推敲。在歐洲人最近進展最快的那些領域裡中國人的知識十分缺乏。」

「不進則退」

這道鴻溝不但區分了烏托邦的中國和真實的中國，而且隔開了真實的中國和歐洲。大家越來越認識到：「一個民族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馬戛爾尼在使團返英後幾乎一字不差地這樣說過。從中國回來15年之後，他的觀點儘管沒有公開，但已在報刊上到處可見。

那份著名的蘇格蘭雜誌的撰稿人提出：「中國人的精神狀況可以成為最奇怪的研究課題，這將超過迄今為止最好的遊記而引起我們深入思考。這就是中國人，昔日他們還是人類無與倫比的精英，今天已降為人類學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細緻並不斷干涉個人的行為；這並不能只歸因於所有的極權政治都喜歡出來對制定規章的過分熱情之上；而只能使我們得出這樣的印象：「中國尚未達到社會普遍發展的某個階段」。在中國，「個人的榮譽感並不存在」。這是「這個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嚴重的譴責」。而「一個民族是否強盛和幸福完全要嚴格地取決於它的每人誠實的榮譽感是否強烈」。

在馬戛爾尼訪華後，大家瞭解的中國的情況反過來損及了這個國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爾泰曾經嚴肅地表示過：「使中國人超過世界上所有民族的東西是：無論是他們的法律，他們的風俗習慣，或是他們的文人所說的語言四千年以來都沒有變過。」在英國人的實用主義目光中看來這純屬開玩笑，讓它繼續下去則同他們正在宣傳的並且還要大聲地在全世界宣傳下去的對自由和進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應該毀掉迦太基」

安德遜的那句毀滅性的句子不斷地引起了反響：「我們像要飯的一樣進入北京，像囚犯一樣被監禁在那裡，而離開時簡直像是盜賊。」把前去告訴中國皇帝英國人應是宇宙主宰的英國外交官當作盜賊！這是多麼冒失的行為呀！他們輕而易舉地就把英國人的優越感打下去了。馬戛爾尼在出使前寫道：「使中國人留下強烈印象並非難事。」事情失敗了，必須另想別法。

英國人富有愛國心，中國人是否同歐洲大陸的哲學家想像的一樣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他們從未讚賞過法國或德國修辭學的言過其詞，傷害了他們自尊心的是那個遙遠的民族竟然把他們的使者當作附庸和野蠻人。這個民族，一定要把它徹底剝奪，就像對加來城的有產者那樣。

英國人的性格在這點上亙古不變！戴高樂將軍堅定不移地反對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一位感到理屈詞窮的英國人在1967年某天就像遇到一場全球性的大災難那樣對我說：「可是……他會使我們丟臉的！」

英國人擅長記仇，並為一點小事就記仇。中國必須為此付出代價，必須如此。他們特別具有一種令人欽佩的集體堅韌性，這使他們可以追求長遠的目標，他們可以把孔夫子的這一教導據為己有：「人無遠慮，必有近憂。」1808年與1816年是對華關係的兩個艱難階段，但他們都要在半個世紀之後才決定真正地投入行動。

開始時他們聽從了錢德明神父臨終前用拉封丹的一句詩所表達的忠告：耐心地等待那漫長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