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六章　鴉片換茶

（1817年－1840年）

介於外交官可憐地撤出和軍人勝利進軍之間的是鴉片商的陰險滲透。外交官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但失敗了。毒品走私者卻從後院進來，一旦到了裡面，他們就四通八達了。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開始時，他們追求的目標並不大：填補西方貿易的逆差。中國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麼也不願買。乾隆不是說過中國什麼都不要嗎？英國走私者卻在中國人中創造了一種需求：一種像茶對歐洲人那樣無關緊要的需求，但卻不是那樣無害了。私下進口鴉片補償了官方出口的茶。

鴉片毀了中國。它又摧殘了個人。它的地下交易破壞了中國的制度，同時它又破壞了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壟斷。

從1813年至1833年，中國的茶葉出口只翻了一番，但它進口的鴉片卻是原來的4倍。錢從中國流出以支付腐蝕它的毒藥。兩條互不通氣的線路：皇帝積累賣茶的收入；中國人輸出貨幣以換取毒品。帝國動搖了；鴉片起了作用。當局知道這問題。

1820年，廣州總督終於向這一交易開刀了。為什麼那麼晚呢？可能他以現金或鴉片的方式從中提過成……他下令逮捕了中國的零售商。交易卻在遠離中國官方耳目的伶仃洋進行得更為興旺。貨物在那裡安全地卸下。但總還要從廣州轉口，因此還要賄賂中國官員。

從1820年起，市場迅速發展：葡萄牙人與英國人之間，還有同「私人」的競爭使煙價下跌；需求量也在增加。一位經銷人說：「鴉片就是黃金，我隨時隨地都出售。」

1832年，最富有的英國「私商」查頓（後來設在香港，現在設在百慕大和新加坡的世界最大的一家貿易公司的創始人）往北去試試運氣。他的沿海船速度快，武器好，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隱蔽的小灣裡直接出售毒品，他找到了新的顧主。銷售額迅速上升了。

馬戛爾尼訪華後40年，仍是外國的唯一對話者的兩廣總督在1833年質問大不列顛和愛爾蘭的國王，並提出了……人權問題：「我在本國禁煙，為何讓奸商趨利而害我國民？」這樣，這位文官要求一視同仁地對待英國人民和中國人民。如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讀了都不會相信自己的眼睛。

稍後，御使袁玉麟給道光的奏折中流露了這種不安：「自天朝之始，當未遭此大患。此毒毀民理智，損其肌膚；如愛之傷我心腑毀我家園。」劉鄂則寫道：「我吃煙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癮吃的一個也沒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進去了。」

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失敗之處，走私者卻成功了。說他們走私，這只是表面現象。英國在支持他們。當然不是全國；為了國家的名譽，部分輿論表示了異議：「一些人躺著，神色頹唐，臉上露出一絲傻笑。」回答則是：英國商業實行的最高社會準則：個人努力、自由經營；而鴉片則是它的關鍵。這足以使人停止談論所有顧慮了。

一向十分謹慎的廣州遴選委員會竟這樣寫：「馬戛爾尼與阿美士德兩個使團的失敗會強烈地促使我們懂得通過談判在中國得不到什麼東西。」戰爭就成了以其他方式表現的外交的繼續。「中國老百姓受到官吏的壓迫，苛捐雜稅的盤剝，甚至會贊成用武力的方式來消滅束縛貿易的官僚制度。商務開放就意味著中央王國的滅亡。」外國可按中國人的利益發動對華戰爭。

正處於鼎盛時期的英國人被瀕於滅亡還死要面子的龍的要求激怒了，他們把毒品交易、爭取自由的戰鬥、國家榮譽混為一談，發動了一部強大的戰爭機器來反對滿清帝國的最後勢力。

鴉片侵害了中國的文明：由它激起的這場戰爭會讓中國人相信西方人不是蠻族嗎？鴉片使中國人沉睡：以它名義發動的這場戰爭是否會把中國人喚醒呢？

角逐前的良心

1832年，胡夏米船長負有秘密任務清查馬戛爾尼使團在1793年至1794年間觀察的中國海防情況是否有效。一群作戰用的帆船突然包圍了「阿美士德」號三桅戰艦，戰艦把這些帆船都趕跑了。英國海軍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本地全體海軍船隻不能阻止一艘商船進口。」胡夏米也發現「最好的港口——廈門、寧波——也總是只受到微不足道的炮的掩護，根本無法阻止敵人接近。」中國人的軍事組織並未改變，海上入侵對他們來說仍是不可思議的事。皇帝有著10萬滿人組成的大軍用來粉碎內部叛亂。沿海只有當地民兵和一些小堡壘：只夠擊退海盜的竄犯。

1833年，倫敦廢除了東印度公司的專賣權，任命了一名駐廣州的英國商務「總監」，並向兩廣總督派了一名駐廣州的外交代表，好像馬戛爾尼沒有遭到拒絕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東西。

內皮爾勳爵在1834年7月抵達廣州，他的國書未被接受，並得到撤往澳門的命令。他拒絕了，總督讓人封鎖英國人。內皮爾開了槍。最後他只得往澳門避難，後得瘧疾死在那裡。

中國人更堅信西方人是些長駐的人質和「紙老虎」。英國人開始理解馬戛爾尼說的「如果忍耐失敗的話」，沒有一個像樣的戰爭機制「就無法改變任何事情」。馬戛爾尼是對的。然而還是準備再忍耐一下，要派第三個使團去北京。這次由托馬斯·斯當東率領。後者表示反對，因為英國將會處於劣勢。

在這期間，貿易繼續進行。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專賣權使廣州的公行不知所措。它告知說：「如果夷人私人經商，怎樣才能控制貿易呢？」西方式的個人負責的邏輯——有著1000個頭的自由——使中國人大為驚訝。這些同一軀體的腦袋如何對付55間獨立的商行和2000名英國的季節性的商人呢？獨一無二的公行應該讓位於誰也指揮不著並積累起巨大財富的買辦中間商了。這樣，英國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對中國的資本家也有利。乾隆十分害怕的「奸商」人數大增，佔了顯要的地位。

皇帝拒絕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貿易關係，這是否就會使一場侵略對抗成為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對抗中帝國將被粉碎，中國將被瓜分，因為死死地糾纏於禮節，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國家沒落的千古罪人呢？馬戛爾尼正確地預言了整個19世紀的歷史：

「中國人已從滿清人統治強制他們所處的政治麻木狀態中醒悟了過來，他們開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復活了。一次輕微的撞擊社會在火石上濺出火星並把反抗的烈火燃燒到全國各地。」

面對總是以強國其實它已沒有強盛的國力自居且態度傲慢的中央帝國，英國已越來越不耐煩。英國人的活力無法發揮，中國十分虛弱還要毫不妥協，雙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戰爭總是通過尋找屬於先驗範圍的正當理由來合法化的。對中國人來說，已達到的完美是個正當理由；對英國人來說，可臻完善的進步才是正當理由。兩者並不屬於同一個思想領域。他們越來往，互相越不能容忍。在這種傷害對方的不理解狀態中，兩種文明互相撞擊，每一方都認為自己是世界第一。

大辯論

鴉片加速了撞擊。1836年，中國的貿易收支第一次出現了赤字；中國進口總額的四分之三都用於毒品。翰林院學士在1837年揭露了「歲漏銀千萬兩，荼毒國人益眾」。湖廣總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說：「若猶洩洩視之，是使數十年後，中原幾無可以禦敵之兵，且無可以充餉之銀。」

社會同國家一樣受到了威脅。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對社會解體的憂患。御使袁玉麟還說：「百姓若仍沉湎於毒物，則夫無以訓妻，主無以使僕，師無以教學子。民心將毀於一旦。」皇家水師的韓將軍私運鴉片，從中提成。廣州各大商行原先不願插手這非法交易，這時也沉溺於這類買賣中了。

「道德主義者」把鴉片視為「邪教」，它「毀我中華」並「把其降為蠻夷之列。」在他們的號召下，另外一些中國人則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煙只是空想；真正的問題所在是銀源外流；所以應該對進口鴉片課稅，使鴉片貿易合法化，或者內地種煙。面對無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國經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就像今日席捲美國的這場辯論一樣。不同的是現代的販毒不再裝出道貌岸然的樣子。

皇帝無所適從，在1836年5月讓討論此事。「道德主義者」佔了上風。1837年，廣東巡撫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關閉了所有的煙館。有名的文人林則徐是「道德主義」派的信徒，他說過這段驚人的話：「死刑是對吸煙者非常嚴酷的懲罰。但是用死刑威脅他，恫嚇他除去這種惡習是對的。吸煙之輩陷溺已深，會因戒煙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煙癮必須由國家幫助來戒絕，須開設戒煙院。」

1838年12月，皇帝授林則徐欽差大臣，赴廣州，享有全權。他把中國引向了戰爭。懾服煙民煙商，這就是上面的指示。同夷人作戰，那根本不可能。北京的朝廷從未考慮過這政策在外部引起的後果。外面仍然是不存在的。

1839年3月，林則徐一到廣州就開始工作。他要求西方人報明有煙實數，然後加以銷毀。6星期後，他讓人在廣州對面的虎門灘上當眾把20619箱鴉片倒入生石灰坑中，——共燒燬鴉片兩千噸。這些措施給了外國人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但新任的英國領事查理·義律平靜地組織抵抗，他設法爭取時間以從歐洲和印度請來援軍，同時還要處理種種加劇緊張局勢的事件。

林寫信給維多利亞女王時卻抓住了問題的實質：「聞該國禁食鴉片甚嚴，是因明知鴉片之害也，既不使為害於該國，則他國當不可移害，況中國乎？……外國所必需者，易可勝數。而外來之物，皆不過以供玩好，可有可無……且聞貴國王所都之噸（倫敦）……等處，本皆不產鴉片。惟所轄印度地方……連山栽種……貴國王誠能於此等處拔盡根株，盡鋤其地，改種五穀。」

林則徐和倫敦並沒有把問題放在同一平面上。林認為問題的實質是一場反毒品的鬥爭；倫敦卻認為這涉及到經營和經商自由這一神聖權利問題。

托馬斯·斯當東的威信起了作用

1836年，托馬斯·斯當東用一篇短文排除了一場武裝衝突。到1839年，他的感情演變了，他認為「中國不斷向英商挑釁，後者便佔了理。」在議會和在私下他多次告訴外交國務大臣帕默斯頓：這時不要採取權宜之計。他說林的行為「粗暴」「卑劣」。在他未發表的回憶錄中，他對自己在導致戰爭的決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滿意。

經過幾次炮戰後，1840年1月林則徐不讓英國船隻進入廣州港，並禁止同英國人的一切貿易。在倫敦，以賈丹為首的從事東方貿易的院外活動集團動員起來了。王國的所有工業城市都要求政府採取堅決的行動。聽到焚燒鴉片的消息時，帕默斯頓叫嚷說：「給中國一頓痛打，然後我們再解釋。」』

1840年4月7日，托馬斯·斯當東爵士又一次在下議院闡述了他的論點：「當然在開始流血之前，我們可以建議中國進行談判。但我很瞭解這民族的性格，很瞭解對這民族進行專制統治的階級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們想獲得某種結果，談判的同時還要使用武力炫耀。」

「面對林欽差的過分舉動，我會採取當年隨同阿美士德勳爵時的相同的做法。中國人曾威脅說如陛下的使節不同意叩頭就要怪罪於我，要阻止我回國，甚至要給我上肉刑。我建議阿美士德勳爵拒絕了。我們確是被趕出了北京；但從中國返航時，我們卻受到了比荷蘭使團多得多的尊重。而這個在馬戛爾尼之後去中國的使團卻屈膝同意了叩頭。一直指導行動的思想就是態度堅決。」

同一天，歷史學家麥考利勸告英國人「記住古羅馬的先例，他們的公民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羅馬公民權的保護。」

格萊斯頓譴責了政府和多數派的論據：「在人類歷史中，我從未見過因如此不正義並故意要使國家蒙受永久恥辱的戰爭。高傲地飄揚在廣州城頭的英國國旗只是為保護一樁可恥的交易而升起的。」戰爭的議案在投票通過時只獲得了5票的多數。

英國仍在爭論不休：關於鴉片的可惡、關於中國人與英國人的權利以及貿易權等。英國是議會制國家，有一個政府，還有一個反對黨。托馬斯·斯當東平靜地指出：「我主張的政策在第二年反對黨掌權後還是一成不變得到了執行。」經過了很短的間隔，全英國都同中國交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