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公司当天就要做策划

组织这种东西,肯定有不好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组织,只要人们想找问题,就会发现问题会堆得像山一样的高。而且如果人们的思维只局限在改正错误这个层面上,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样的做法等于人们没有尝试去做好公司。为了创建一个好公司,就必须要积极地面向未来的价值观,从本质上变革公司。实际上,那些好的经营者,以及大胆实行了改革的人们,都不只是改正或者清除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在努力发扬好的地方。即使是公司新员工,也应该站在公司高层的立场上,用心去考虑问题。这也是“麦肯锡”教育新员工的方法。“经常站在公司高层的立场上,想想自己该怎么做!”这种高层管理角度已经成为“麦肯锡”在全球范围内的教育方针。但是有一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批判力。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没有批判力的人,即使在有问题的时候也不会太在意。要么不敢质疑权威,要么就是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破坏力,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也不会对公司的根本性变革作出什么贡献。

要么不敢质疑权威,要么就是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因为没有破坏力,所以在当今这个时代,也不会对公司的根本性变革作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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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是那些只有批判力,而没有解决问题想法的人,结果只能是会破坏而不会建设,或者自己也将要变得消亡。例如,日本社会党(现在的社会民主党)对执政党的自民党虽然有批判力,但轮到自己做事的时候,却什么都做不了,结果还是自我消亡了。这是因为,他们在40多年的时间里,只会一味地批判,而没有拿出自己该怎么做的想法和勇气。只有批判力,但是如果不把这个批判力朝着积极方向去努力,那样的人只不过是“企业内评论家”而已。这是因为单纯地指出了问题点,并不会产生什么具体的效果,但如果把批判力化作动力并能够提出改革方案的人,就是能让公司有变化的那种建设性的人才。

如果是那些只有批判力,而没有解决问题想法的人,结果只能是会破坏而不会建设,或者自己也将要变得消亡。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反抗家长,在学校也会和老师争论,可以算是批判力非常强的人。但后来因为接受了“麦肯锡”的教育,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在被问及“so what?”(那又如何?)的时候,如果接不上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我在《平成维新》、《新·国富论》(都是讲谈社出版)中,虽然大量地指出了日本不好的地方,但并没有像评论家那样只列举了缺点而已,而是详细地阐述了“那么该怎么办才好”的提案和构想。等于是写了可以取代宪法的、新的国家运营理念。

还有,和被称为“桥本行革”的行政组织的改革相比,我提出了更加大胆的、把地方自治都纳入视野的机构改革蓝图。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其中不但描述了新的国家运营理念,还尝试做成了包括“地域国家论”在内的83个具体法案(讲谈社出版《新·大前研一报告》)。在“麦肯锡”只有能够提出问题解决方案的人,才能得到评价。所以,这自然而然成了我的习惯癖好。而这种思考的癖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习惯。所以,能不能养成思考解决问题方案的癖好,是根本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