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受孙中山委任的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令沈鸿英、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刘震寰及拥护孙中山的粤军等各派代表，在广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会议，会商讨陈战略和合作问题。白马会盟后，讨贼军迅速向陈军发起进攻。驻守梧州的粤军中级军官莫雄、陈济棠、邓演达等，早与西路讨贼军秘密联系，约定与讨贼军里应外合，因此，讨贼军未费一枪一弹，就收复了梧州。尔后西路讨贼军兵分3路，长驱直入，挺进粤境。陈军兵败如山倒。

1923年1月14日，陈军1师师长梁鸿楷、3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次日，洪兆麟在汕头宣布脱离陈炯明，拥护孙中山回粤。陈炯明只好于1月15日通电下野，率叶举、熊略等残部，败退惠州。次日，西路讨贼军进入广州。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长、许崇清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戍司令，并以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清、魏邦平、邹鲁为全权委员，代行总统职权。2月15日，孙中山偕同谭延回到广州，3月1日，建立了陆海军大元帅府，以廖仲恺，伍朝枢、谭延闿分别任财政、外交、内务部长，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朱培德为参军长。

孙中山回到广州，没有一时安稳的日子，陈炯明在东江虎视眈眈，已归顺孙中山的桂滇军阀也是靠不住的。4月，桂系军阀沈鸿英重演陈炯明的故伎，他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广东督理一职，发动了对广州的攻势，一场新的叛乱开始了。孙中山亲自督战平叛，很快把沈鸿英叛军平定了。沈只身逃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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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陈炯明乘沈鸿英反叛之机，又来攻击孙中山部。孙中山知道陈炯明不去大患未除，便命各路军队围攻惠州。这一仗，称为东江之战，反反复复，扑朔迷离，东起厦门，西至广州，共打了4个多月，未分胜败。孙中山见陈炯明的势力一时难除，战争给广东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痛苦，若要死战，徒苦军民，便暂且保守地界，休息一阵子。孙中山感到赶走一个军阀，又来了一个军阀，终不是办法，他接受苏俄代表的建议：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此是后话，暂且不提。

黎元洪上台后，局势不稳，内阁屡变。黎元洪一直是想请南方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阁，以便促成南北统一。他先准备恢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曹锟、吴佩孚反对，又改为任颜惠庆组阁。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出任，又请王宠惠代理国务总理。1922年7月下旬，黎想让南方名流唐绍仪组阁，便派人去保定、洛阳分别征求曹锟、吴佩孚的意见。曹、吴分别提出要自己的亲信高凌霨、汪士元、张绍曾、高恩洪为阁员，内阁总理由总统选派。8月15日，黎元洪正式发表唐绍仪组阁令。

唐绍仪答允出任内阁总理，但他深知北京政府为直系军阀所左右，各种矛盾相当复杂，他不急于就任，先让亲信卢信入阁，自己北上天津，以探听信息。唐绍仪欲走马上任。不料，曹、吴提出异议，说唐虽北洋出身，但投向革命党，出卖北洋，唐组阁对北洋不利，公开表示反对。唐绍仪面对直系军阀的干涉，束手无策，只好放弃内阁总理一职，自天津匆匆南返。王宠惠自觉长期代理内阁总理名不正言不顺，遂于9月14日提出辞职。黎元洪不得不正式任命王宠惠为内阁总理。直系内部，曹锟与吴佩孚的想法不同。前面说过，吴佩孚与陈炯明携手，计划以黎元洪作为过渡，北倒曹锟，南倒孙中山，吴佩孚、陈炯明为正副总统。曹锟的想法，也是让黎元洪为过渡阶梯，然后自己担任总统。曹、吴的出发点不同，分歧也就越来越明显，发生利害冲突。吴反对曹过早地做总统，曹则怕吴威望过高，势力太大，抢了他的总统位子。曹、吴各拉山头，形成两派。因曹锟以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其弟曹锐以直隶省长驻天津，故称为“津保”派；而吴以副巡阅使驻洛阳，故称“洛阳”派。两派斗争的焦点是内阁问题，黎元洪在两派之间受夹板气。

王宠惠内阁被人称为“洛派内阁”，因为内阁中的内务总长孙丹林以前是吴佩孚的秘书长，交通总长高恩洪是吴佩孚的同乡和忠实亲信，陆军总长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总理王宠惠和财政总长罗文干明显地站在吴佩孚方面。曹锟大怒，认为吴佩孚在发展个人势力，于是暗使众议院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反对“洛派内阁”，王宠惠于11月25日提出辞职。黎元洪面对洛派与津保派的争斗，一时被弄得晕头转向，无所措手足，赶忙派人分头去约请靳云鹏、顾维钧、周树模等人暂时代理内阁总理。但这几个，谁也不肯代理，一时间，北京政府成了无政府状态。11月29日，黎元洪提出由汪大燮组阁。汪声明维持10日，10日期满去职。黎元洪又提出张绍曾组阁，黎以为张倾向津保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让他组阁也许可以两边都不得罪，可是津保派对张绍曾并不放心，曹锟也希望无人组阁，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以便逼黎元洪下台。于是，张绍曾内阁一时难产。黎元洪只好托外交总长王正廷代理总理，王提出代理期限为10日。

1923年1月4日，黎元洪总算正式任命了张绍曾内阁。张绍曾一上台，即标榜南北和平统一，这与黎元洪的政治夙愿暗合，但与吴佩孚的武力统一相冲突。曹锟、吴佩孚要求内阁任命沈鸿英、孙传芳为南方政府控制地盘的广东、福建省督理，张绍曾认为此举有背于和平统一，严加拒绝，并愤然提出辞职，黎元洪极力挽留。

第三十章　贿选大总统

曹锟急于谋选总统，他计划推倒张阁，以其私党高凌霨组阁，以便进行大选，若黎元洪不允，则迫其退位。为此，1923年5月，津保派先发动倒阁，张绍曾内阁只好被迫辞职。6月8日，曹锟利用流氓组成的“公民团”，到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接着，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军警联合会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冯玉祥也带兵入京驱赶黎元洪。黎元洪一向以暗弱著称，这次却表现得十分强硬。大抵人在经过一次忧患之后，再遇到同类困境，总要比前次胆大，以为事情不过如此。他致电曹、吴说：“本日又有军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二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弟念职权为法律所寄，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喙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即示！”此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而军警、公民团仍包围黎元洪住宅不散。黎元洪知大势已去，无可恋栈，便同幕僚策划辞职赴津。此时，黎元洪又接到报告，谓王怀庆和冯玉祥下午2时将率兵到东厂胡同，强使总统下台，否则将发生莫大危险。黎元洪听罢，决定立即出京去天津。

6月13日13时20分，黎元洪身着青色西服，在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豪以及外国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等10余人的陪同下，由荷枪实弹的总统府亲信卫队保护，从东厂胡同坐自用汽车开往东车站。政界要人、社会名流顾维钧、颜惠庆等人闻讯后赴车站而上学对立的焦点。，为黎送行。曹锟得报黎元洪携印去天津，即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留黎所乘专车，索取印信。王立即率天津警务处长杨以德等人，派出全副武装军警数千人，将黎的专车截拦在天津北站，将火车头摘去，不准开行。黎元洪预定将火车开到天津东站，以便就近下车回宅邸。王承斌登上黎元洪的专车，道：“总统既出京，印信已无用处，何以携来天津？”黎答：“印在在北京，并未携来。”王承斌不信，与之争辩良久。黎元洪怒气冲冲地对王说：“看尔等将我怎么处置，我决不能将印信交给尔等。”王承斌回敬道：“总统既不交印，请仍回北京！”

黎之长子绍基急忙赶赴北站探视其父，但被军警阻止，不让会见，黎元洪得此信息，一时愤极，欲举枪自杀，而为其左右劝止。黎元洪被逼无奈，乃据实说明总统印玺由秘书随眷属携往北京法国医院，并挂电话通知其夫人危文绣将印信交与国会。曹锟的津保派爪牙将大小15颗总统印玺索回，又逼令黎元洪签名发表辞职通电。

驱逐黎元洪后，曹锟要立即进行总统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京，选举无法进行。津保派政客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但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他提出先武力统一全国，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即既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又不可操之过急。几经折衷磋商，采取3项措施：

（1）拉拢国民党和奉皖两系，缓和紧张局势。

（2）充实内阁阵容。

（3）设法吸引议员回京。

对于第1项，曹锟通过孙洪伊拉拢孙中山。孙中山不但不上钩，反而历举直系军阀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事实。一些国民党大骂孙洪伊是曹党奸细，章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曾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向曹锟建议迎孙北上主政。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通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曹锟诱惑奉皖的阴谋，也未得逞。

对于第2项，津保派决定由高凌霨主持摄政内阁。这一做法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终于组织了个残缺不全的内阁。

对于第3项，吴景濂建议推迟总统选举，继续召开宪法会议，以转移目标，骗诱离京议员回京。曹锟急于要上台过总统的瘾，对此大为不满，经吴解释，才同意。

吴景濂摆的“先宪后选”的迷魂阵，不少离京议员将信将疑，有的根本反对。为了加强欺骗作用，吴景濂怂恿曹锟致电国会，公开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只是支持国家根本大法的顺利完成。他为曹锟拟好了一份电报，但曹锟拒绝签发，经吴景濂一再解释，并将“本人无意竞选总统”一句，改为“私人权利，夙不敢争”，曹才勉强同意。吴景濂的另一“锦囊妙计”是用金钱收买议员。可是曹锟是个著名的吝啬鬼，既要做大总统，又不肯自己破钞，这笔款必须另筹。于是，津保派责成各省摊派，但也所筹无几。直隶省长王承斌想出了个“捉财神”的办法；逮捕制造金丹、白丸的制毒犯百余人，选择其中无力缴款的“小鱼”数人枪决示威，令其余人等缴纳数千到数万元予以释放。又以“借军饷”为名，通令170个县，每县筹借1万元到3万元。

筹足贿选经费后，曹锟便设立竞选班子，在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大选的机关，规定在京议员有出席费，每月有600元油水，而在沪议员每月只有300元。这种收买议员的政策却有效果，回京的议员络绎不绝。曹的竞选班子在讨论大选问题时，规定每张票价5000元，但他们担心付款后议员不投票；议员担心投票后不付款。王承斌最后提出解决办法；在选举前发给每票5000元的支票，选举完成后即可持支票兑现。

9月中旬，保定传下话来，“老帅”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总统选举预备会召开，出席者431人，吴景濂指使众议院秘书长郑林皋冒签为436人，会议才达到法定人数。9月23日，在京议员已600余人，至此，大选问题人款两足。此时，全国学联、全国商联、上海各省联席会议，以及奉、皖和西南各省军阀，先后通电反对直系贿选总统的丑剧。10月1日，甘石桥大选机关发出支票573张，除普通票每张5000元外，还有1万元及1万元以上的特殊票。直系公开贿选总统，铜臭熏天，通国皆知。众议院议员邵瑞彭突然向北京地方检察厅举发高凌霨、吴景濂等行贿行为，并将行贿证据制版送交各报发表。直系在铁证面前无可抵赖，而他们也就公然置之不理。邵瑞彭不得不往上海避难。

大选定在10月5日。4日晚，甘石桥大选机关通宵加班，门前停放汽车几百辆。拆台派在六国饭店设机关，收买不投票的议员，最后每人8000元，共收买40人，终因财力不继而失败。在这40人中，还发现有人两边都拿了钱。5日上午，北京军警机关出动大批人马，在北自西单牌楼、南到宣外大街，布置了森严的警戒线，并派保安队往来逡巡。宪兵警察在象坊桥东西两口夹道排队，除议员及参观人员外，任何人不准通过。无论国会议员和旁听人员，入场前必须搜身，女宾由女侦探搜查。原规定10时开选，但到了11时40分签到者不过400人，吴景濂急得团团转，遂派出可靠议员分途去拉同乡同党的议员，每人至少要拉一个回来。甘石桥派出汽车180辆，分途迎接议员到会，因此有些患病议员也被他们拉来。为了凑足人数，临时决定凡不投票而肯来出席者，也一律发给5000元支票。一直到下午1时20分，签到者有593人，才摇铃开会投票，曹锟以480票当选。10月10日，曹锟到北京就职。

曹锟当选总统后，在沪议员和各省联席会议代表纷纷通电讨伐贿选，孙中山下令通缉附逆议员，并电请奉皖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同时起兵讨贼，卢永祥宣布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各城市人民也纷纷举行反曹示威游行。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之后，一方面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积极领导工人运动。为了全力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担任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的有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在劳动组合书记处工作的还有包惠僧、李启汉等人，机关设在上海。

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地方组织是分部。在北京设立的北方分部，负责人是罗章龙、王尽美等。北方分部向各条铁路、重要厂矿和城市派遣了特派员；武汉分部的负责人是包惠僧、林育南、项英以及陈潭秋等。武汉分部的工作重点是京汉路的两岸车站，先后派到那里的有项英、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施洋等；湖南分部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也曾在湖南分部工作过，后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广东分部负责人是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

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12个城市的173人，他们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陈炳生、林伟民，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大会通过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宣言》分析了中国工人阶级遭受痛苦的根源以及摆脱痛苦的道路，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强固的紧密的阵线，与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进行斗争。

这次会议之后，劳动书记部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并拟定了劳动立法4项原则和劳动法大纲19条，作为运动的指导原则和奋斗目标。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全国各地普遍掀起罢工运动。这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便公开地领导着工人运动。李大钊除了领导北方党的活动外，由于他在社会上的声望，党中央决定让他多进行公开的活动。为此，李大钊辞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之职，改任校长室秘书。这样，他便有了空闲时间到处讲演、发表文章，在许多高等学校兼课，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名声大振。

一日，李大钊旧时天津同窗好友白坚武手持吴佩孚的亲笔信，直奔李大钊的住宅。白坚武已成为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腹谋士，吴佩孚想借用李大钊的声望，达到他位居洛阳遥控中央政权的目的。白坚武见到李大钊，便追述同窗之谊，畅谈别后的经历。李大钊从白坚武的谈吐中，感到和这位同窗好友已没有共同语言了，从而内心生起厌恶的感情。白坚武取出吴佩孚的亲笔信，笑着道：“守常兄，弟此次进京，专为迎候兄南下洛阳。”

白坚武走后，李大钊独自一人在室内缓缓踱步，思考是否去洛阳的问题。吴佩孚曾利用五四运动，摧毁了亲日的皖系军阀。吴佩孚伪装同情劳工，蒙蔽了不少工人、农民。在直奉战争中，他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把奉军赶出关外，交通系内阁随之倒台，代之而起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吴的御用内阁。目前吴佩孚在洛阳手握兵权，遥控北京，以华北为基地，称雄平原，进而武力统一全国。李大钊分析了吴佩孚邀他去洛阳的真实目的，认为吴佩孚企图借助革命潮流，达到他统一全国的目的。吴既然伪装进步，必然做出进步姿态，不如将计就计，去洛阳与他会谈，为劳工争得一些福利。他决定去洛阳。

李大钊去洛阳之前，召集北京党组织会议，征求党内对他去洛阳与吴佩孚会谈问题的意见，邓中夏、何孟雄赞同李大钊去洛阳；张国焘反对说： “我们党的革命任务之一就是反对封建、打倒军阀。像大钊同志这样有威望的共产党人，去洛阳见吴佩孚，必然会有毁于党的声誉！”

李大钊解释说：“我去洛阳，一是利用吴佩孚拥护劳工的假象，达到保护劳工、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目的；二是利用直系军阀和亲日派交通系的矛盾，把我们的同志派到铁路上去，以铁路工人运动为先导，更加广泛地开展全国的工人运动。”

张国焘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李大钊很快决定南下洛阳。白坚武喜出望外，立即把李大钊请进了高级包厢，急驰洛阳。在洛阳火车站，吴佩孚已派专用汽车迎候，把李大钊迎送到迎宾馆，住进豪华的下榻处。当天晚上，吴佩孚在白坚武的陪同下来见李大钊。李大钊以不变应万变的决心，和吴佩孚会谈，终于达成了一项包括保护劳工的4大政治主张的联合声明。吴佩孚深知交通系在铁路上有雄厚的势力，同时又知道共产党是铁路上的新兴势力，他想利用共产党，打着“保护劳工”的招牌，要清除交通系，把铁路的大权稳操在自己手里。他希望李大钊同他合作，要李大钊派出密查员，赴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铁路干线，调查亲日派交通系贪赃枉法的罪行。吴佩孚通过白坚武同李大钊具体商谈派密查员的问题。

李大钊考虑到派共产党员以合法的身份，即交通部钦差大臣的身份，出现在全国主要铁路干线上，对工人运动可以起到推动作用。但是，交通系苦心经营数十年，在铁路上的关系盘根错节，派出的同志一旦和交通系人物发生纠葛，安全便成了问题。白坚武不屑一顾地回答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包在我的身上！”于是，李大钊便介绍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包惠僧、袁子贞等6名共产党员去担任密查员。交通部分派张昆弟在津浦路，何孟雄在京绥路，包惠僧在京汉路，安体诚在京奉路，陈为人在正太路，袁子贞在陇海路。

这些密查员在交通部接受调查交通系骨干人物活动的任务，每人领取百元以上的薪水，除生活费外，其余交党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而他们实际却是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密查员可以免费来往坐车不花经费。交通部虽然有6位密查员的名字，但出发各路可以换别的人。共产党员有密查员作护符，得以往来各路通行无阻。他们不仅不怕铁路上的任何人，而且使人怕他们。不到半年时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在6条铁路上，建立了相当的工人组织，仅京汉铁路沿线，就成立了16个工人俱乐部。

工人俱乐部成了工人运动的指挥机关。1922年6月，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和高君宇一起向李大钊报告：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根据工人的迫切要求，向北京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递交了革除欺压工人的火车房总领班郭福祥、电务科段长黄绵锦等5人的职务，改善工人生活待遇的8项要求的呈文。赵继贤一直不予理睬，问题拖了一个多月。李大钊沉思片刻，说道：“待我做些实地调查后再定。”

李大钊亲自到长辛店做了实地调查，经过和工人多次座谈，深深地感到北方以组织工会为中心的工人运动，必须立即转到向反动统治阶级开展大规模的罢工斗争。于是，他断然作出决定：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就举行罢工。8月23日，邓中夏根据李大钊的意见，前往长辛店领导罢工斗争。他在工人俱乐部召集工人代表开会，决定24日早晨7时起正式罢工，会上通过了罢工宣言，并组织了纠察部和调查部。24日上午7时，长辛店3000多工人，手执白旗，上书“不得食不如死”、“打破资本专制”、“不达目的不止”、“劳工奋斗”等字样。涌向娘娘宫，举行罢工誓师大会。

赵继贤与直系军阀王怀庆密商后，决定立即派兵南下，武力镇压罢工工人。兵车开到长辛店，工人并不畏缩，一闻兵到，即全队拥列车站，询问来由，并大声长呼：“如是来镇压罢工，请开枪，愿求一死。”兵士见此景象，气为之夺，乃改口说：“恐土匪乘机而起，我们是前来保护诸位工友和长辛店居民的。”

工人与兵车对峙约3个小时后，兵车奉命开回北京，工人则扬旗游街、示威。赵继贤见武力镇压不能奏效，只好派代表同工人代表谈判。此时，郑州铁路工人发动了同情长辛店工人的罢工，江岸铁路工人也正酝酿同情罢工，南北交通完全中断。京绥、京奉、正太铁路工人，都派代表到达长辛店进行慰问，又有陇海、津浦铁路工人拍来电报声援。赵继贤害怕罢工风潮扩大到全路，造成更大损失，不得不作出让步。

罢工胜利后，长辛店3000多工人召开了庆祝罢工胜利大会。俱乐部在复工后第一辆开往武汉的火车头上，插上上书“庆祝长辛店罢工胜利”的红旗。以长辛店工人罢工为起点，紧接着，李大钊派王尽美领导了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工人罢工，派邓培领导了京奉路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派何孟雄领导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派张昆弟领导了正太铁路工人罢工，派邓中夏、罗章龙、邓培领导了开滦五矿大罢工；中共北方区委还领导了陇海、津浦、粤汉、京汉等铁路的大罢工，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北方的铁路和矿山。

工人运动直接打击了军阀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仅京汉路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工人每月增加3元工资，京汉铁路全路工人约2万人，每月须多开支工资6万元，全年七八十万元。由于京汉铁路是联结北方首都，河南英国厂矿，保定、洛阳军事要地，以及华中政治经济中心武汉之间的交通枢纽，它对吴佩孚以及与铁路关系密切的英国资本家，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他们不容忍京汉铁路工人发动政治运动。为驱逐亲日的交通系曾经暂时支持共产党人的吴佩孚，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像个凶神恶煞似地对白坚武说：“铁路，是我吴某人赖以生存的摇钱树！全线罢工，就等于刨了我的摇钱树，断了我的一半军饷，我向谁诉苦去，这一切都出在保护劳工的政策上。我要收回这个政策，把穷鬼们再关进笼子里去！”白坚武道：“大帅，审时度势是兵家求胜的秘诀，纵观全国大局，采取高压之道，尚不成熟，如果奉系乘机挥师入关怎么办？孙大炮誓师北伐又怎么办？”

吴佩孚愕然地睁着大眼，他最怕的还是这两件事。于是，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保留着“保护劳工”的幌子，而背地里却积极准备对付工人运动。他下令组织“学兵队”，要他们学习驾驶机车，以便在必要时取代工人。又令南段段长冯沄组织“同人通谊会”，分裂工人群众，竭力抵消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

李大钊在铁路、矿山工人运动胜利的时候，同邓中夏商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议，总结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和教训，拟定今后斗争的方向。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同志，各铁路干线上的密查员都参加了会议。李大钊听取了汇报后，提出：鉴于罢工风潮多偏于经济斗争，要求各矿山、铁路在今后要组织政治斗争，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放在首位，把罢工运动提到一个新的阶段。

会议之后，劳动组合书记部决定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各城市同时成立各业工会，再联合成立各城市工团联合会，然后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

第三十一章　血洗京汉线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草拟了总工会章程，并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正式举行京汉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将开会的宗旨、地点均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赵是个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并给北段代表以免票乘车，南段代表挂专车的“优待”，又将1月18日的星期例假移到2月1日，以方便代表赴郑州开会，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要求禁止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此时始看清工人群众的团结，并不只是为加薪及减短做工时间，而还有政治方面的目的，于是，他便抛弃其伪政策，骤然施展其凶残毒辣的手段，禁止工人在郑州集会。吴佩孚看到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急先锋，于是，他下令驻郑州的第14师师长靳云鹗，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预为防范，设法制止。

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于1月28日到总工会筹备会，声称奉吴佩孚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筹备会感到意外，说明召开成立大会，已经路局允许常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类似于游戏的活动，语词，军事当局不应无故干涉。1月30日，吴佩孚电召工人代表赴洛阳去见他。筹备会派杨德甫、李震瀛、凌楚藩、史文彬、李焕章5人前往洛阳交涉。他们当日赶到洛阳，吴佩孚避而不见。

次日，吴佩孚会见代表，狡猾地说道：“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的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代表们提出，根据约法，人民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保护劳工”的通电是吴的政治主张，不应出尔反尔；大会筹备已久，并经铁路局局长同意车、船行驶，地球运转等，不呈现显著的波粒二象性，一般，各地代表已齐集郑州，大会势在必开。

吴佩孚顾左右而言他，最后冷笑几声，扬长而去。入夜，身着戎装的吴佩孚在官邸召见谋士白坚武。他嘴上两撇八字胡修得整整齐齐，厚厚的下嘴唇微微颤动，背着手在室内缓缓踱步，听白坚武讲述着各方情报。他突然收住步，摆出儒将的风度，不慌不忙地问： “罢工风潮，越闹越大，京汉路成立总工会，乃是得寸进尺之举，依你之见基督教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30—40年代产生并流行于，如何是好？”白坚武道：“必要时就开杀戒！”“好！只要我吴某人说句话，京汉铁路就得变个样！”白坚武又道：“兵家之道，先礼后兵。只要能化干戈为玉帛，就不要轻开杀戒。这样可以免得被孙大炮借此做文章。”

“何为先礼？”吴佩孚诧异地问道。“今夜，我差人进京，向李守常转达大帅此意，并晓以利害。解铃还是系铃人，希望守常能出面斡旋，平息这次风潮。” “假如他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呢？” “大帅就血染京汉线！”白坚武派往北京的说客，带上礼品去见李大钊，转告白坚武的话：“希望京汉线上的工人不要成立总工会，否则，吴大帅就要武力解决。白坚武不愿发生军人和工人冲突的不幸事件，他思之良久，无能为力，认为只有你才能避免这场流血事件！”李大钊听完说客的话，站起身来，愤然地说：“请坚武转告他的吴大帅，我李大钊没有这样的权利，请他们去问京汉线上的几万名工人吧！”李大钊令说客带回礼物，回去报告白坚武，不要做历史的罪人。

此时来到郑州的代表有京汉路代表65人，京奉、津浦、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来宾60余人，武汉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武汉电话工会等30余团体来宾130余人，北京、武汉各地男女学生及新闻界人士30余人，总计到会人数近300人。31日晚，赴洛阳人员向云集在郑州的代表们报告了与吴佩孚交涉经过。

在讨论对策时，有3种意见：杨德甫等人认为：成立大会的节目变少点，时间缩短点，早开早散，以便息事宁人；凌楚藩等人主张：不如改期开会，再派代表分别去请愿和交涉；项英等人认为：工人要组织工会，就是武装自己，求得解放，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吴佩孚那些人是压迫我们的人，是我们解放的障碍，如果成立工会要他们批准，那只有不开了。因此，要坚持斗争，如期开会，项英大声疾呼： “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同他干！”与会代表群情激昂，一致同意项英等人的意见，坚决主张向军阀进行斗争，当场议决次日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如期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2月1日清晨，驻郑州第14师师长兼警备司令靳云鄂、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根据吴佩孚的电令，在郑州城内外紧急戒严，郑州城内沿街布置军警，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如临大敌。代表和来宾们毫不畏惧，都说：“必须开会，不为武力所屈。”上午8时，各路各站工人代表和各铁路各地区工团代表齐集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队伍以军乐队为前导，手持各地所赠贺匾、贺联的青年工人随行。代表手持红旗，与来宾们在军乐和口号声中，顺序前进，气魄雄伟。郑州铁路工人也向会场聚集。队伍行至会场不远的钱塘里时，被军警拦住，举枪恐吓，阻止前进。全体代表鹄立街心约2个小时，群情激愤，奋勇拚死冲破防线，蜂拥至会场，破门而入。会议主席宣布组织宗旨，遂群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

会场周围已被武装军警包围。与会代表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黄殿辰赶到会场，限令大会于5分钟内自行解散，否则以军法从事。工人们纷纷怒斥，仍坚持开会。下午4时，宣布散会，代表们始冲出重围。当天下午，军警们又包围了代表及来宾所住各旅馆，不许工人自由走动和交谈。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预订的饭菜，不准开售。代表及来宾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尽被摔毁，弃置道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计物，捣毁一空。工人问兵士何以如此强暴？兵士回道：“是奉大帅命令……。”工人代表及来宾无不愿舍死拥护神圣之总工会，奋力争夺获而复失之自由，虽死亦无余恨。当日晚上，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发动全路总罢工，以抵抗军阀的武力压迫，并发布罢工决议说：“此次横遭压迫，不仅我京汉工人的奇耻大辱，实我劳动阶级全体的奇耻大辱，我们为抗争人格与自由起见，谨决于4日午刻宣布京汉全路总同盟罢工；……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

总工会决定移江岸办公，并立即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推选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杨德甫，副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总干事项英；郑州罢工负责人高彬、姜海士，江岸罢工负责人林祥谦、曾玉良，长辛店罢工负责人吴汝铭、史文彬；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彭占元。总工会为保证代表的安全，作出决定，各地代表从速离开郑州。各地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他们说道：“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助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2月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向全国各工团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工人本着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于是，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2月4日，遵照总工会规定的罢工时间；郑州从上午9时起，江岸从10时起，长辛店从11时起，先后宣布罢工。京汉铁路长达2000多里的所有客车、货车、军车、桥梁、工厂、道棚一律停止工作。

2月5日，郑州的靳云鹗逮捕了郑州分会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施以重刑，强迫他们下令复工。得到的回答是：“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

吴佩孚从保定、琉璃河方面调集军队，包围长辛店，沿路布满岗哨，禁止工人走动。工人们仍冒险示威，并向军队散发传单，向军队士兵说明：“兵士、警察和工人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相帮助，不应该进行残害。”兵士们听了，均为之感动。湖北督军肖耀南和参谋长张厚生调集军队包围江岸工会机关，威胁工会交出京汉路总工会和江岸分会负责人杨德甫、林祥谦、罗海澄、朱兰田、张廉光等人，工人以强硬态度严词拒绝。张厚生又调集军队占领车站机厂，在工人家中捕去火车司机2人，强迫开车。江岸分会闻讯，即派纠察团救援，约2000余工人，冲开军警防线，将2工友夺回。肖耀南、张厚生又派军警逮捕了纠察团的几名工人，扬言要把他们枪毙、斩首。数千名工人根本不怕威胁，坚决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工人，几个被捕工人终于获释。

2月6日，因总工会没有掌握电讯机关，断绝了与各地分会的联系，斗争形势开始对工人不利。赵继贤在长辛店指挥全副武装军警挨户搜查工人住宅，匿住在工人家中的分会委员和工人史文彬、洪尹福、吴汝铭、陈励茂、吴珍、李玉、吴春雪、康定新、张宝和、高顺田等11人被捕走。时值寒冬，被捕的11人，都被剥去衣履，送往旅部，准备次日天明解往保定。

靳云鹗在郑州，将前一天捕去的高彬、姜海士等5人，押至郑州车站，剥去上身衣服，绑在电杆上。天气寒冷，积雪半尺厚，军阀企图强迫高、姜等人屈服。但高、姜等人斗志昂扬，毫不动摇，高声责骂。工人和居民，深受感动，泪落不止。李大钊以南下讲演为名，来到武汉，秘密地领导罢工斗争。他与武汉党组织负责人陈潭秋以及江岸分会领导人施洋、林祥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京汉路总工会，于2月6日在江岸举行盛大集会，有1万多人参加，武汉分部主任林育南、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李震瀛等人相继发表演说，言词感人，群众纷纷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开始血腥屠杀。7日黎明，长辛店3000多名工人为了营救被捕的工友，在纠察队长葛树贵、副队长郭连登的带领下，扛着“要求释放被捕工人”的大旗，奔赴第14混成旅旅部示威。工人们愤怒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第14混成旅旅长命令军警向工人冲杀，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并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工人，中弹者纷纷倒地。葛树贵等5人当场牺牲，重伤30余人，被捕30余人。军警屠杀工人以后，又闯进工人住宅进行抢劫。

在武汉，肖耀南命张厚生率领2营全副武装的兵士，分3路包围江岸总工会，并向守卫在总工会门前的数百名工人开枪射击，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2人牺牲，伤者200余人，江岸分会委员、共产党员林祥谦等60余人被捕。反动军队在进行屠杀之后，又进行了疯狂的抢劫。工人聚居的福建路一夜间连劫3次，官兵惨无人道地殴打、强奸工人的妻女，工人家中所有衣物被劫掠一空。林祥谦等被捆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张厚生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威武不屈，严词拒绝，张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林祥谦抗声回答：“不上！”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张复命砍一刀，林鲜血溅地，晕了过去，醒来时，张狞笑道：“现在怎么样？”

林祥谦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王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张大怒，立命枭首示众。林祥谦慷慨就义。当晚，肖耀南奉吴佩孚之命，非法逮捕了“二七”斗争领导人之一、共产党员施洋。施是律师，1920年他在上海加入共产党，多年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抨击军阀暴行，深得工人群众信仰，被武汉工团联合会聘为法律顾问。肖耀南加以“煽动工潮”的罪名，于2月15日晨6时，将施洋杀害于武昌。施洋就义前，军法吏问他家庭方面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我的家庭。”身中3弹，犹引吭3呼“劳工万岁！”吴佩孚下令逮捕在武汉的李大钊，当地党组织为了保证他的安全，把他转移到较为隐蔽的旅馆。“二七”惨案后，党组织派人通知李大钊，要他尽快离开武汉，绝对不能落到军阀的手里。李大钊刚刚离开旅馆，10多名军警乘坐警车嘶叫而来，结果捕了个空。李大钊回到北京之后，于3月20日组织5000多人示威游行，在总统府前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同孙中山会谈之后，又经广州等地于1922年3月29日回到上海。马林根据他对国民党的考察，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提出发，建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陈独秀等反对，在4月6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兹特启者，马林君建议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余等则持反对之理由如左：（一）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三）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四）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五）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六）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无加入之可能。

第三国际倘议及此事，请先生代陈上列6条意见为荷。马林的建议被中共拒绝后，于4月24日离沪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马林在报告中叙述了他在中国南方考察的情况，认为国民党是个多阶级联盟的政党，起领导作用的是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就是其中之一。

马林的报告显然有许多不妥之处，完全忽视了国民党里还有军阀和官僚这一重要事实，国民党是个成员复杂的松散团体，是个资产阶级的政党，他过高地评价了国民党。马林对共产党提出了不切实的批评和要求，指斥共产党人不和罢工工人联系，对中国政治生活说来没有价值，甚至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简直不能把它称为一个政党。马林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

马林的意见得到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同意，于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作出指示。在马林对中国南方考察之际，中共收到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通知。中共中央立即分派包惠僧赴广东、周佛海赴长江一带、刘仁静到北方各主要城市物色，选派代表赴会。代表们分别从上海、北京、汉口、广州、唐山等地秘密出发，经山海关、奉天、哈尔滨，由满州里越过边界，历经艰险，到达伊尔库茨克，在伊尔库茨克聚齐后，乘专列到达莫斯科。

1922年元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隆重开幕。来自朝鲜、中国、日本、外蒙古的代表共178人。中国代表团共39人，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工人代表、学生和文化团体代表，妇女代表、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张秋白、工人代表邓培、妇女代表是黄碧魂。共产党的代表还有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等14人。大会贯彻了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号召“全世界远东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他在会议期间，接见了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在克里姆林宫列宁办公处的会客室内，列宁亲切地接见他们，在愉快的气氛中，张秋白请列宁对中国革命予以指教。列宁回答说，他对中国的情况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革命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因此不能随便表示意见。列宁在谈话一开始就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他询问张秋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张秋白回答：“一定可以很好地合作。”列宁转而以同样的问题问张国焘，并希望张国焘告诉他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形。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势力的团结。列宁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告辞时，列宁紧紧握着邓培的手，勉励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更重大的作用。”张国焘回到上海后，向中共中央汇报，说明了大会确定的中国革命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是勾结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共中央欣然接纳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人民长期地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光荣的反帝斗争传统，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认识到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

第三十二章　中山越飞宣言

4月底5月初，中共中央召集在广州的党、团负责干部，举行工作会议，讨论党对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方针，以及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时。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林伯渠、谭平山等20多人参加了会议，少共国际代表达林也参加了会议。会上，陈独秀报告了劳动和青年两个大会的重要意义和国共关系问题。在讨论党对孙中山同陈炯明的矛盾的态度问题时，引起热烈的争论，林伯渠主张支持孙中山。林伯渠是当时兼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党籍的人，1919年10月他协助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1月，他经好友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加入共产党后，仍协助孙中山工作，因此，他对孙中山比较了解和信任，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谭平山等人在陈炯明的广东省政府任职，要求支持陈炯明。他们赞扬陈炯明“同情社会主义”，认为孙、陈不和，是由于陈受到孙先生左右人的排挤。陈独秀在作结论时，主张党应与国民党所有革命分子合作，国民党内部既有斗争，我们现在应先观察清楚，再作决定。会议接受了陈独秀的意见。

会议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达林发言要求共产党整体加入国民党，结成反帝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张太雷等也认为，在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与小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必要的。张国焘此时思想有些变化，反对和小资产阶级联合。陈独秀动摇不定，但在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他认识到了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大多数人同意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但没有通过决议，会议决定会后继续讨论。

会议之后党积极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陈独秀受党的委托，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经中央批准，发表在《先驱》上。1922年7月16日到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不是民主选举产生，而是由中共中央局提名或协商确定。中央局提出请李大钊出席会议，李大钊因北大校务繁忙，委托邓中夏和高君宇出席。“二大”代表计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高君宇、项英、邓中夏、张太雷、王尽美、邓恩铭、施存统等12人，代表着全国195名党员。

“二大”正式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分析了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为了实现党的最低纲领，“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案》，决议规定：“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建立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并提出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当地点开一次代表会议，会商建立联合战线问题。

“二大”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但关于联合的方式，仍然坚持两党平行联合，不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孙中山不同意两党平行联合，因此，国共合作问题没有真正解决。

“二大”刚刚闭幕，上海法租界当局又逮捕了陈独秀。这次逮捕陈独秀，与“二大”会议有一定的关系。虽然“二大”接受了“一大”开会期间法国巡捕闯进会场搜查的教训，多次改变会议地点，并少开大会，多开小组会议，敌人暗探没能摸清底细，“二大”会议便已结束。但敌人暗探杨某利用造谣中伤手法，说陈独秀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向陈独秀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陈独秀十分贫困，无钱被敲，只好挺身就捕。陈独秀被捕事件，使进步团体极为愤慨。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10个革新团体，联合发表宣言，反对法国人的横暴。蔡元培、李石曾亦联名致电法领事，并面访法公使，要求释放陈独秀。

8月18日下午，被关押10天的陈独秀获释出狱。陈独秀出狱不久，便隐蔽起来。“二大”以后不久，马林在莫斯科拿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准备从莫斯科返回上海时，苏俄政府决定派著名的外交家、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访问中国，于是，马林便同越飞一起返回中国，于8月21日到达北京。马林立即从北京转赴上海。

马林从中共中央那里了解到“二大”通过的各项决定后，他批评联合战线是空洞的、不能实现的左倾思想。他说，孙中山不会赞成联合战线，只会要求中共党员参加进国民党里去；共产国际赞成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办法，这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他提议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会议。此时，李大钊由北京到达上海，由于他和马林没有参加“二大”，现在马林提出了不同意见，大家正好从长计议。因而中央决定在杭州西湖举行一次中央特别会议。

8月29日，中央委员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7人，来到杭州西湖。中央特别会议在书记陈独秀主持下开会。马林提议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

5位中央委员一致反对马林的提案，他们说，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马林没有一个支持者，便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用共产国际压制中共中央。致使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我们应当服从，至多只能申述我们不赞同的意见。于是作出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

此时，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州，住在上海。这次严重的失败，使他陷入极大的苦闷和绝望之中。陈独秀向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负责人张继表示：陈炯明现已背叛革命，共产党即与他断绝关系，并一致声讨。共产党将不因孙先生受到暂时挫折而改变同他合作的立场，反而将更积极地反对一切支持陈炯明的反动言论和行动。对广东方面个别党员支持陈炯明的错误态度，已在设法纠正。共产党向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他重新振作起来。孙中山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伟大的转变。

中共中央致函广州支部负责人谭平山等，要求他们立即脱离与陈炯明的一切关系，转而支持孙中山。但广州一些共产党人，反对中央对陈炯明的政策，并拟离党而组织广东共产党。中央再次去信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并严重警告陈公博、谭植棠2人，如不立即改变态度，将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负着广州书记责任的谭平山，如仍优容放纵，将同样受到严重处分。陈独秀、李大钊的这3位学生，没有完全执行他们的老师、中央领导人的提示，谭植棠终于被开除出党，陈公博在受到严重警告后，也退出共产党，谭平山则被撤销了广州党的负责人职务。中央委员蔡和森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指责陈炯明，他说：“民国九年，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曾在精神上和实际上赞助社会主义运动，并为民主革命努力。彼时社会主义者与之发生关系，是极应当并且是光明磊落的行为。故陈炯明和民主革命势力回到广东以后，社会主义者陈独秀曾到广州去办教育，这也是极应当的，也是极光明磊落的行为。可是现在不但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应与他合作，就是一切民主主义者和全国人民再没有一个可与他合作的。”

孙中山在上海经常看《向导》周报，他对蔡和森的文章极感兴趣，特别是对蔡和森不久前发表的《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赞叹不已。他反复阅读文章中的那段话：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30年以来的民国革命运动，就是由这两种东西刺激起来的。所以国民党过去的生命在革命，今后的生命还是革命。为使这种革命运动贯彻成功，便要一面与民众亲切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的反抗以上两种恶势办，使革命潮流一天一天高涨，革命行动一天一天丰富，勿以民众力弱而与之疏隔，勿以善邻势微而不与接近，勿因一时之利害而忘远大。

孙中山此时虽然不认识蔡和森，但他对共产党内有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而兴奋不已。中共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散会之后，李大钊同陈独秀等立即回上海。孙中山曾通过林伯渠传达他迫切希望会见李大钊这位共产党的大理论家，他说：“昔日大钊先生介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我相见，提出一是要一个能联合各革命阶级，尤其是工农大众的政党，二是要有真正的革命武装，要办军官学校，是非常中肯之见。我翻阅了不少时人的论著，尤其对大钊先生的政见颇感兴趣，并迫切和他面谈。”

现在中央已作出决定，要求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会见孙中山的时机完全成熟，他们一回到上海，立即通知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的林伯渠，安排李大钊同孙中山会面。林伯渠接到指示后，戴着一副博士眼镜走进孙中山的住宅，微笑着对他说道：“仲甫先生通知我，说守常先生来到上海。问您何时安排和他见面？”孙中山激动地说：“你立即坐上我的轿车去把李先生请来。”

孙中山平时很少坐那辆华侨赠送给他的黑色轿车。现在让司机开车，请林伯渠一同去陈独秀住所迎接李大钊。李大钊在林伯渠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孙中山的住所。孙中山将李大钊迎进楼上的小会客厅，让李大钊坐下，便说：“久闻守常先生大名，今日请你到寒舍来，就国事问题向您请教。” “先生乃革命元勋！你的功德已载入史册，所倡导三民主义逐渐深入民心，既然承蒙先生的厚爱，我自当推心置腹。”李大钊谦诚地回道。“我为复兴中华民国，奔波已有30余载，路途坎坷，险滩百座，至今未达目的。今天，很想听听大钊先生高见。”

李大钊简单地分析了全国军阀割据，祖国不能统一之后，旋即说“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中国共产党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主张。欲达革命胜利之目的，首先要建立一个有坚实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其次在采取革命手段上，必须依靠真正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深沉地说：“先生所见，洞若观火，也击中我的心病，快翔实地谈谈。”

李大钊直言道：“政党是执行革命任务的中坚力量，纵观先生组建国民党的历史，及其成分，不能充当此任！容我直言：在民国成立前，先生的党曾领导了辛亥革命，表现出一个向上发展时期革命党的朝气。但是由于这个党本身的弱点，当时也无法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辛亥革命后，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一再受挫，而一批官僚、政客和军阀混入了国民党，原来的党员也有发生蜕变的。不少人入党只是为做官发财，无视党纪，组织系统形同虚设，几乎是一盘散沙……”李大钊侃侃而谈，孙中山觉得不无道理，迫不及待地问：“守常先生对本党的弊病看得如此清楚，谅必也有医治之良方？”

李大钊说：“孙先生的国民党必须经过彻底改造。没有这个改造，国民党不仅不可能继续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本身也会因为内部的各种腐败因素的膨胀而死亡。”“我未尝不想迅速改变自己领导的党的这种状况。早在1914年，我在日本东京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1919年，我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了规约32条，还创办了《建设》杂志，其目的都是想振奋本党的革命精神。可是直到现在，也没有产生过效果。” “孙先生依靠的依然是国民党的那批旧人，作为革命的指导思想也不十分明确。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国民党要担当革命任务，必须要加进新的血液。”孙中山对这一新的提法，很感兴趣：“何谓新的血液？” “就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国民党要同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

孙中山望着李大钊问：“联合共产党？” “对，联合共产党。”李大钊接着谈了中共“二大”和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关于建立国共联合战线的意见。孙中山走过来，热忱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守常先生，我诚恳地希望您能够在这方面帮助我，不瞒您说，国民党内像您这样的人才，我一个也没有发现。” “我是个教书的，承蒙孙先生器重，我愿以共产党人的立场，与孙先生合作，共同革命。”李大钊有些激动地说。

孙中山顿时非常高兴，道：“好！守常先生，我现在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身分，邀请您加入本党。”“谢谢孙先生！不过，我已经是第三国际的一名共产党员了，党籍是不能脱掉的。”“这不打紧，您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来实现中国革命大业，我们携手合作，并肩奋斗。”

李大钊严肃地说：“我感谢孙先生的信任，但不知加入国民党需要履行什么手续？”“手续简单，由我主盟，你的同乡张继作介绍，填写一张入党志愿书就行了！”“好吧。我同意加入先生的国民党，做一名跨党的国民党党员。”于是，李大钊当即便加入了国民党。陈独秀、张太雷、蔡和森、张国焘、俞秀松等等也相继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同李大钊、陈独秀等常在一起，研究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他们有时连续数小时，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马林也以苏联特使越飞的代表身份多次访问孙中山，同他讨论中苏关系问题，并研究中苏合作的具体方式。孙中山欢迎苏联对他的帮助，欢迎共产党人同他合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但积极采取联合苏俄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人合作的步伐。

9月4日，孙中山召集了上海的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张继等53人开会，陈独秀、马林等均应邀参加会议，座谈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在会上解释了联俄联共的政策，与会者一致赞成国民党的改组计划。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芬、覃振、陈独秀、陈树人、茅祖权、张秋白、田桐、吕志伊、管鹏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经过一个月的工作，起草委员会拟定了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章草案，经过孙中山修正定稿。

11月15日和12月16日，孙中山连续两次召集有国民党各省代表和共产党人参加的会议，审议草拟的党纲、党章和由胡汉民、汪精卫起草的《国民党宣言》，于1923年元旦正式发表。宣言发表的第二天，国民党总部又召集在沪党员大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宣传的结果，便是要召致许多好人来和本党做事。宣传的效力，大抵比军队还大。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其力量不但及于国内，并且推及国外。

会议根据孙中山的要求，推荐了改进后的党中央干部人员，共产党人陈独秀被委任为参议，林伯渠被委任为总务部副部长，张太雷担任宣传部干事。陈独秀正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际，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同刘仁静等一起赴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8日到达莫斯科。会上，共产国际政治书记拉狄克发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颇为严厉的指责。他警告中国同志：“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要“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拉狄克的指责不符合实际，中国共产党一成立便十分注意工人运动。

拉狄克的发言代表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指导意见，来自在中国活动的马林。马林和越飞联合起草了《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有关问题》的提纲，由马林带往莫斯科向国际和苏联政府报告。他们提出，为了帮助中国实现统一，必须使中国最大的真正的政党国民党成为一个群众性政党。苏俄的帮助只能给予国民党。

苏共理论家布哈林根据马林和越飞的报告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诀议》。《决议》经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布哈林起草的这个《决议》接受了马林和越飞的大部分意见，但强调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政治上的独立性，很不彻底地纠正了马林、越飞等人的某些错误。

陈独秀在共产国际“四大”闭幕之后，同翟秋白一起回国，1923年1月10日抵达北京，2月20日回到上海。苏俄代表越飞在北京，同上海的孙中山的代表，互相访问和交换书信。孙中山曾派张继去会见越飞。经过张继的联系，1923年1月17日，越飞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去莫利爱路29号孙中山的住宅，首次同孙中山会面，倾谈颇久。此后，双方经过几次会谈，于1月26日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越飞君此次在沪，曾与孙逸仙博士谈数次，关于中俄关系各重要事件，意见一致，而以下列数端尤著：（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党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迫切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向孙博士保证，中国当得到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为明了此等地位起见，孙逸仙博士要求越飞君再度切实声明1920年9月27日俄国对中国通牒中所列之原则。越飞君当即重新确认此项原则，并向孙博士切实宣称：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对华一切条约及强夺权利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条约中，包括关于中东铁路之各项条约及协定在内（关于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7条曾特别叙述之）。三）因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始克满意解决，故孙逸仙博士以为就目前的实际情况，宜于该路之管理之上，觅一相当办法，且与越飞君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不加成见，协商暂时改组。但不得损害两方之真实权利及特别利益。同时，孙逸仙博士以为此点应与张作霖将军商洽。（四）越飞君向孙逸仙博士切实宣称（孙博士对此层完全满意）：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欲在外蒙实施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脱离中国之意思与目的。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政府庸弱无能，无力阻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之阴谋与敌对行为之发生，而酿成一种较目下尤为严重之局面。越飞君与孙博士以最为亲挚与有礼之情形相别，彼将于离日本之际，重来中国南方访问，然后赴北京。”

1月27日，越飞即以疗养为名，乘轮渡日。随后，孙中山派廖仲恺前往日本，与越飞继续商讨实现宣言的具体办法。双方在日本热海进行了一个多月的会谈，就苏俄援助中国革命、创设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队以及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等问题，详细地交换了意见。

第三十三章　蒋介石出山

中共中央虽然尊重国际关于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而大多数党员只赞成民主革命的联合战线，对于加入国民党组织，却十分怀疑。直到1923年初，这种状况并无多大改变。这年2月，北京地区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在讨论国共合作的问题时，除李大钊等少数人外，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因而不愿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回广州任陆海军大元帅，设立大本营。1923年4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独秀为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委员，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广州。为了促进国共合作，中共中央于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三大”的中心议题是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到会代表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完全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派以马林、陈独秀为代表，主张共产党员应全体加入国民党，在工人群众中也应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另一派以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反对全体共产党员都加入国民党，尤其反对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国民党的组织。马林说：“中国的劳动运动太软弱无力，实际上等于没有。中国共产党是人为地组织起来的，而且也产生得过早。目前在中国只能发展国民运动。国民党是代表国民运动的，但是它必须进行改组。现在我们有了改组国民党的机会，也有了这种可能。共产国际以为国民运动是当前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科学文化的发展，震动了基督教会和经院哲学。其中对基督，苏维埃俄国应该支持国民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集中自己的力量改组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工作和发展国民党。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之外，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政治宣传工作都应当在国民党内进行，全国的工人都必须参加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内的工人阶级觉悟提高之后，才能产生国民党左翼。只有到那个时候，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才能形成。中国革命运动只能这样发展。“现在就企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群众性的共产党是一种梦想，我们的团体还一直这么小，谈不上是一个政党。几乎没有工人党员，党组织只在一些大城市的工会里与工人有些联系。”

马林提出“一切工作到国民党中去”的口号。陈独秀在报告中，在批评不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同时，也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由于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另外进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自己很容易激动。他说中共中央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改变，以前我们党的政策是唯心主义的、虚构的。张国焘不同意马林和陈独秀的意见，他说：“一直只顾组织政府，进行军事行动的国民党，被迫同这个或那个外国帝国主义以及国内的军阀搞妥协，因此，它已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政党了。国民党现在并不代表国民运动，它必须予以改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种力量去迫使国民党进行自我改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认为就很难有改组国民党的可能。我们不要忘记，组织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乃是我们党的特殊任务。即使工人阶级还很年轻，力量还很弱，但它在斗争中已经显示出相当力量，这支力量不可完全被忽视，这是劳动运动，不能把它说成国民运动，不要把工会运动从我们手中转到国民党手中。“在现阶段，只有在共产党有强大力量控制的工人集中的地区，我们才能自行组织国民党支部；而在共产党力量依然十分薄弱，国民党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工人集中区，我们就不必为国民党在那里组织支部的历史改造任务，是以群众为主体来完成的；杰出人物都是，也不让其影响渗入。”张国焘、蔡和森等人，怕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而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不积极去参加国民党。马林则坚持：“所有共产党员没有例外地都应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内积极工作，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张国焘认为：如果中共全体党员都加入国民党，而且都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即陈独秀也要在国民党内担任实际工作，接受国民党的指导而忙得不可开交，并须以国民党的身份对外发言义：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2．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那还有什么中共的独立性？他主张：担任中共各级领导的党员，和担任与国民党无关的工人运动职务的党员，不必加入国民党，或加入而不必在国民党内做实际工作。张国焘还声称：“中共并无义务在工人群众中为国民党发展组织，因为这样，将使独立的工人运动成为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马林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时，是考虑到可用这种策略最有效地增加工人阶级利益，才去加入的。既然共产党人可以跨党，为什么工人、商人就该在国民党之外呢？我相信我们的精神力量，我相信凭这个策略，我们能取胜。”两种意见争论激烈，各有偏颇。于是，与会者的多数，既反对张国焘等人的左倾观点，又不全盘接受马林提出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右倾观点。毛泽东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军队，如果共产党也注意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的局面。大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在代表中仍未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最后就陈独秀起草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进行表决，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被通过。《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实现民主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旧保存共产党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共产党组织，谨严党的纪律，以建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并须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党革命之需要。由于张国焘怀疑国共合作，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时，他落选了。会议选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谭平山、项英、罗章龙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邓中夏等5人为候补委员。共产党再次作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对国共合作是个很大的促进。再说越飞和廖仲恺在日本热海会谈。越飞说中国实行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这话使廖仲恺放心去做三民主义者。要做好三民主义者，必须交个好朋友，共产主义者就是三民主义者的好朋友。越飞还告诉廖仲恺说：“以往中国的革命，过于借重军阀之力，因而常导致失败。国民党必须组织培养自身的军队。”廖仲恺甚以为然。经过会谈，廖仲恺与越飞达成协议，苏联政府每年向国民党提供200万元的援助，其中70万元是军官学校的费用。苏联将援助国民党设立军官学校，并参照托洛茨基所订立的红军制度，拟定一项创设军官学校的计划。廖仲恺由日本回国后，即大力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孙中山和苏俄的关系日深一日。马林同孙中山保持每周会面三四次。5月初，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出，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即派第一批军事顾问5人，由苏联驻华武官阿纳托里?伊里奇?格克尔带领来到中国。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学习革命经验。团员有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代表团在苏联3个月。当时列宁正患病，蒋介石拜会了托洛茨基以及苏维埃主席加里宁、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鲁祖塔克、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总司令加米涅夫、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还考察了红军的训练情况，参观了一些军事学校，访问了一些工矿企业。在代表团访问苏联之际，孙中山决定创办军官学校，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军官学校”，命蒋介石为校长，陈翰誉为教练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由廖仲恺负责军校筹备工作。当时广东各实力派人物，看到军校校长是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不同意由蒋介石担任校长。孙中山当即表示：“新办的军校，如果不叫蒋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孙中山视蒋介石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他说蒋介石：“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无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蒋介石乃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镇人，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其父蒋肃庵在溪口镇上开设玉泰盐铺，经营盐、酒、石灰为主，有薄田30余亩，是一户中产人家。蒋肃庵前后娶过妻室3位，元配徐氏、继配孙氏、再继配王氏，蒋介石为王氏所生。王氏名叫王采玉，与蒋介石的父亲结婚是第二次嫁人。原来嫁给溪口曹家姓俞的，那姓俞的36岁去世后，王采玉回到娘家居住，曾在葛溪一个庵里守节，后经在蒋肃庵店铺任帐房的堂兄王贤栋的介绍，再嫁给了丧妻的蒋肃庵。蒋肃庵1895年死于时疫，当时蒋介石只有8岁。王采玉在其夫病死后，茹痛抚孤，勤劳特甚，1921年，王采玉因患心脏病而死。蒋介石是个孝子，他将其母葬在白崖鱼鳞墺中垄。孙中山为其写了祭文，并在坟墓的墓碑上手书“蒋母之墓”。张静江为其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祸及贤慈当日顽梗悔已晚”，下联是“愧为逆子终身沉痛恨靡涯”。蒋介石写了《哭母文》和《先妣王太夫人事略》。蒋介石前后娶过妻室4位。第一个妻子叫毛福美，1901年同蒋介石结婚。她比蒋介石大5岁，给蒋介石生了个儿子蒋经国。1913年蒋介石娶姚冶诚为侧室，姚氏生了蒋纬国。但也有一种说法，蒋纬国是戴季陶之子，由姚氏抚养大的。蒋介石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陈氏受过中等教育，能说俄语。蒋介石的第四个妻子是宋美龄。蒋同宋结婚时在上海报纸登了结婚照片，写着“中美合作”，即蒋正中的“中”字，和宋美龄的“美”字。蒋介石从小读过一些古书，16岁时考过秀才，未中。17岁到奉化城里进凤麓学堂，以后又到箭金学堂，19岁转入龙津中学读书。20岁这年，曾赴日本学习，未能如愿。返国后不久考入全国陆军速成学堂，次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入振武学校。蒋在振武学堂学习期间，曾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1910年，24岁的蒋介石离开振武学堂以后，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潟县高田市野炮兵第13师团第19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蒋介石平常很少讲话，但他是留学生。1907年，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见如故，即与订交。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入同盟会，并引他见了孙中山。1911年夏，蒋介石接到已经回到上海的陈其美的电报，托故请假归国。他临行前，曾送给师团长冈外史一块匾，手书“不负师教”4字。蒋回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举义计划”，虽然假期不多，他还是参加了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和计划暗杀出卖张恭的刘光汉、何震夫妇。后因假期结束，返回日本。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电催蒋介石回国。蒋介石再次请假回上海。他回沪后，陈其美多次派他到杭州参加领导起义。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派蒋介石为沪军第5团团长。1912年初，蒋介石受陈其美派遣去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同另一名刺客王竹卿于夜间2时许，撬开陶成章的住所的大门而入，守门者觉，询以何为？蒋回道“来看陶先生。”旋登楼，入陶成章卧室，蒋又呼曰：“陶先生！”即出手枪击之，子弹从陶左额入，斜穿胸部，陶成章不明不白地死去。蒋介石杀陶后，又去日本，在日本办了《军声》杂志。他在《发刊词》中写道：“本社同人编辑《军声》，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喑，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缪之计者。”1912年底，蒋介石返回中国，次年7月，蒋介石在孙中山的劝说下，跟随陈其美在上海开展反袁斗争，躬赴火线，往来指挥。此时，蒋介石已成为陆军少将。1913年9月，蒋介石赴日本，在黄兴主办的东京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后受陈其美指派赴东北活动。蒋介石又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向孙中山呈上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1915年2月，陈其美从日本返沪进行反袁斗争，派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蒋介石在送陈其美回国时说：“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年10月，担任淞沪司令长官的陈其美，要蒋介石回上海参与反袁活动。蒋介石回上海后，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的军事斗争。1916年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杀害，蒋介石在祭文中说：“义弟蒋介石，致祭于英士义兄之灵曰：呜呼！自今以后，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丙午以来，至今十载，其间所共者为何事，非安危同仗之国事乎？所约者何如辞，非生死相共之誓辞乎？而乃一死一生，卒至国事未成，誓辞未践，死者成仁成义，固无愧于一生，而生者守信践约，岂忍惜于一死。”陈其美死后，富有的古董商和早期革命的财政家张静江（张人杰）很赏识蒋介石，用钱来支援他。于是蒋在黄金交易所大事投机，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不到1年就发了财。当时上海滩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个国际都市的市场上，从事交易买卖是极冒险的事业，在买卖供求中，充满着赌博、投机、欺骗、诱惑、冒险、凶残等，一人的发财建立在多数人的倾家荡产上。1917年，张静江和经济非常拮据的蒋介石、戴季陶，共谋生财之道，乃和日本某企业代表协商开办交易所，在上海组织了“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又和浙江同乡虞洽卿等拉拢，成立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同戴季陶在日本振武学堂相识，此时又走到一起，在饱尝经营的甜酸苦辣中结成了知己，互相间称兄道弟，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称蒋介石为“三伯伯”，这种亲密的程度，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在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陈果夫等人开始了密切交往。这几个浙江人以地域作为纽带，紧紧地抱成一团，成为江浙财团及上海帮会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为今后的权势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蒋介石原是光棍一条，一无所有。他对张静江说：“日来闲居无事，常以弄墨自娱，愧无进步，不能当大雅一睐。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张静江为蒋介石在交易所认股4股，每股1000元。蒋在交易所里担任了经纪人，其牌号叫“恒泰号”。半年后，蒋介石获得50多万元。蒋介石、戴季陶等人，真所谓空手人翻云覆雨，白手起家，凭空发了大财。交易所获利越来越多，蒋介石、戴季陶、张静江等便将股票价格越抬越高。由于交易所得利这么快这么多，搞交易所的人纷纷而起。交易所的价格，时时飞涨，到了1921年夏秋，交易所竟至过盛时期，终于酿成绝大风潮，各交易所先后停闭歇业，蒋介石、戴季陶等也陷于破产，从买空卖空的巅峰上一下子跌落下来。蒋介石欠了一屁股债务。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拖延到1922年2月，宣告“死刑”，大量股票一旦成为废纸，大富翁变为穷光蛋。虞洽卿和青帮首领黄金荣研究之后，仗义援助，给蒋4万多元，年老的张静江给蒋介石还了3万多元的债。蒋介石虽然做投机生意失败，但他在生意场上交结了张静江、虞洽卿等江浙财团，后来江浙财团扶持蒋介石爬上政治舞台，此是后话。蒋介石在陈其美死后，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1917年9月，蒋介石写了《对北军作战计划》，10月又写了《滇粤两军对于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送给孙中山。1918年春，蒋介石南下广州后，参加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这年3月，蒋介石向孙中山呈上《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7月又呈上《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同陈炯明有矛盾，几度辞去军职。而孙中山对蒋介石越来越信任，尤其在军事上，孙中山于1920年10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尤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1921年1月12日，孙中山给蒋介石去电说：“援桂尅日出师，请兄速来臂助，兄本允赴粤追随，勿再延迟为幸。”3月29日，孙中山再次给蒋介石去电说：“西征关系重要，一切须在军事筹划，兄来更速进行，幸即趣装！”4月之后，孙中山5次致电蒋介石：“速来相助”；“节哀速来，臂助一切”，“一切仍俟兄来商榷”。1922年6月2日和6月16日，孙中山2次致电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事紧急盼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由沪来粤，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孙中山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2万援军。”孙中山渡过难关，蒋介石著书《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了孙中山从6月15日至8月15日的62天的各方面活动情况。1922年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参谋长。1923年2月，孙中山又命蒋介石为大本营参谋长。孙中山对蒋介石的信任，决非一朝一夕，而是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尽管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并命他为新办的军校校长，但蒋介石对这个职务的重要性，开始却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对孙中山的任命采取消极态度。他从苏联回到上海后，并不立即赴广州向孙中山报告，却于当日下午返回浙江奉化原籍。在廖仲恺的一再去电催促下，蒋介石才不得不动身去广州。

第三十四章　国、共携手

1923年9月，苏联应孙中山的邀请，派出老布尔什维克鲍罗廷为孙中山的军事顾问。鲍罗廷由莫斯科来到北京，同李大钊会面后来到上海，同陈独秀探讨国共合作问题后，赴广州见孙中山。孙中山极力提高鲍的威望，并赋予他广泛的权力，任命他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让他出席所有最重要会议，准备那些主要的政治文件。孙中山在一些群众性的集会上，把鲍罗廷介绍给自己的拥护者，尽力使鲍罗廷在听众心目中享有最大的威望。鲍罗廷在10月9日的招待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介绍了苏联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鲍罗廷分别同国共两党负责人进行了多次谈话，在倾听了两党领导人的意见后，提出国民党改组的5点建议。在他的推动下，国共合作改组国民党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国民党召开了恳亲大会。孙中山又指定林森、谢英伯等人召集国民党广东支部科长以上职员及海内外各总支分部代表，举行党务讨论会，商讨党务之应兴应革事项。10月19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本部的改组事宜。戴季陶是个怪人，他大哭一场离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虽没有参加共产党，但和社会主义的学说还是“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日益腐朽，亦激起了包括戴季陶在内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愤怒，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精神。五四运动的胜利，使戴季陶认识到这次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精神的力量。加之各种社会新思想的流行，戴季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以他加入到宣传和研究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中来，使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等把戴季陶视为同路人，一段时期内，密切交往，结为同志。但是，戴季陶又否认阶级斗争学说，歪曲地认为它给中国带来的必然是流血、屠杀以及国家的分裂和外族的入侵，所以他不可能成为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孙中山还在谋求中国革命的出路，也就使戴季陶歧路徘徊，难能两就，思想上处在无比复杂的矛盾之中。他回到广州，归依在孙中山手下工作。但在广州，也是心猿意马，不能安下心来。不久，就称身体有病，回浙江吴兴休养，把自己的住宅起名“潜园”，过起世外桃源的隐居生活来。1922年8月，孙中山在陈炯明的武力逼迫下从广州回到上海，戴季陶急忙抱病从吴兴赶到上海，同孙中山住在一起。9月，四川省长刘成勋派代表向育仁来到上海，带来了四川各将领向孙中山表示慰问之意的信函，并欢迎戴季陶回四川制定省宪。孙中山把四川的同乡、各党派统统请到自己的公馆里吃饭，说明他要特派戴季陶为代表，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回四川，劝告川军各将领通力合作，利用四川资源发展实业，让四川的经济走在中国前头，带动全国的实业发展，完成全国统一之大业。孙中山把这些人都召来，目的是扩大戴季陶入川的影响，让国人都来声援这一计划。戴季陶本来就想回四川一趟，为老母70大寿祝贺，这次他终得良机，为此兴奋不已，夜不能寐。他原本是一个好激动的情绪型的人，当他踏上返川的旅途后，过度的兴奋使心力剧衰，本来就是久病未愈，过度劳累，神经衰弱更加严重。戴季陶在他的秘书陈鸣谦、毛副官、当差以及向育仁的陪同下，登上轮船，逆流而上。戴季陶整日沉闷寡语，情绪不高，沉入对往事的反思之中。从离开上海那一天起，他精神一天恍惚一天，所有过去自己行为的缺点罪恶的影子，通通涌上心来。来到汉口，上岸作短暂休息。他们刚在旅馆住下，戴季陶就差茶房把近几日的报纸找来，他翻开《申报》，一眼就看到一条震惊的消息：“杨森在汉厂购步枪2000支，弹50万发。”戴季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杨森不久前在川战中败退鄂西，现在购枪弹意味着什么？戴季陶正在惊讶之余，向育仁过来告诉他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他在旅馆遇到几个四川同乡，都是川军各帮派的代表，这些人躲到汉口，策划再开四川内战。戴顿时惊呆了，假使川战重开，整个川省人民又将沦入火与血的苦海之中，他立刻想到自己的家乡，想到了母亲和亲人。戴季陶愤怒无比，立即和向育仁去见那些人，苦口婆心地劝他们放弃川战计划，千万不可再播战祸，但那些人根本不理睬。戴季陶心急如火，他和同伴立即登上招商局的快利船，星夜赶向四川。戴季陶心情坏到极点，苦痛之极，种种魔障缠绕，落到了一切假象当中，再也不能明心见性，一刀两段。再加上他看见四川战祸迫在目前，一些昏天黑地的军官政客，都聚在堂子里的鸦片烟灯旁边，筹划杀人放火的罪恶，什么政治实业教育问题，决不能引起他们半点注意，公私的前途，都无半点光明。戴季陶陷入了苦闷和胡思乱想之中，茫然不知所措。同行的人同他谈话，他一句都没听见，沿江的景色在他眼前如浮云飘过，他表情麻木，一副痴呆相。早上不起床，甚至连午饭都不吃。同行人发现了戴季陶的反常现象，恐怕出事，一步也不敢离开他。向育仁劝他：“大丈夫做人，当光明磊落，可做即做，不作即止。要做就要大刀阔斧去作，不做便放下来，万事通通不要去问他。忧愁烦闷是最无价值的。人非生即死，生死皆有价值，惟独忧愁烦闷，没有一点价值。”这番没疼没痒的话，自然没有说进戴季陶的心坎，他倒是把事业、生命一切都抛在一边，听得明明白白，他只觉得自己万念俱空，仿佛要超然于世，只渴望以死来解脱一切忧愁和烦恼。他强打精神冲向育仁笑笑，便默默不语。向育仁并不知道他的这番话对戴季陶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以为戴的情绪好了一些，就离开了他的房间。戴季陶的主意一定，反觉格外轻松，他整个下午面容一改往日那种愁闷的气色，甚至显得有些激动。晚上，戴季陶、向育仁、陈鸣谦在舱房里谈天说地，一直到11点多钟才散去。向、陈回房睡觉。戴季陶在向育仁离去后，感到心里一阵阵躁动，便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走到船尾，凭栏浴风。偶尔的汽笛声给幽静的黑夜增添了神秘诱人的色彩，江岸低矮的黑影和船舱灯光照亮的翻着的江水似乎给他一种启迪，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在召唤着他，他扶持着冰冷的铁栏杆，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江中。第二天天亮后，向育仁、陈鸣谦发现戴季陶不见了，于是满船寻找，没见一丝踪影。向育仁分析了戴季陶从上海起程后的精神状态，知道大事不妙，便逐个询问乘客及服务员，终于有个乘客支支吾吾地说：昨晚看见有人投江，因为信迷信，害怕落水鬼来找他，所以没敢声张，也没告诉任何人就回舱睡了。向、陈二人听了，如雷灌耳。他们急忙向船上的水手寻问此段江水方面的情况，推测戴季陶投江地段大概在宜都境内。从枝江到沙市，长江渐渐进入平原地区，水流逐趋平缓，素有“九曲回肠”之称的荆江河道，有个大回水湾，凡是上游漂下之物，必定要在这个回水湾浮起，因而俗称“收尸湾”。于是，向育仁等人在宜昌上了岸，向派陈鸣谦以及毛副官、当差等人，沿江面而下，到枝江去寻找戴季陶的尸体，又托宜昌官厅通电沙市团防军警沿途寻访，自己则住在宜昌，一面准备为戴季陶办理后事，一面电告上海、成都、重庆。戴季陶投江沉下水去，又浮上水来，喝饱了江水。但他冻僵后，不久就遇救了。当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户乡民的天井里，有十几个男女围着他，身下垫了一层厚厚的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和破絮，一个老翁喂给他一碗酒，让他暖暖身子，并且在周围烧着稻草为他取暖。戴季陶心里明白自己被他们救了，但他全身疲乏，一点劲也没有，没说一句话又昏睡过去，直到第二天早晨九、十点钟才彻底苏醒过来。救他的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这位老人款待了戴季陶午饭后，把他送到枝江县城一位亲戚家里。老人的亲戚热情接待了身着花缎薄袍的戴季陶，递给他一张像是前清翰林院用的大红名片。戴季陶便知这位颇有派头的人名叫杨开锃，是当地码头颇有势力的当家人。当晚，戴季陶在杨开锃家住下，第二天下午1时，杨开锃送戴季陶乘开往沙市的轮船，突然发现戴季陶的秘书和副官从这艘船上岸，戴忙与他们相见，方得知他们是来寻找他的尸首的，双方不由得惊喜交集。戴季陶投江自杀的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国民党人和戴季陶的好友都很伤心，戴夫人、戴公子及孙中山和戴季陶在成都的高堂老母更是悲痛欲绝。当得到戴被救生还的消息，又惊喜万分，纷纷举怀庆贺。《申报》、《大公报》等国内大报也纷纷连续报道了戴季陶报江自尽继而生还的消息。有的知名人士还为戴季陶写了悼诗和贺诗。事后，戴季陶得知，特地将悼诗和贺诗全部讨去，专门装裱成幅屏条，挂在屋内，以示不忘此事。戴季陶在成都八方游说，希望军阀们以民为重，以国之大业为重，遵从中山先生的意愿，尽早停止战争，让人民安居乐业。一连数月，他讲得口干舌燥，军阀们依然故我，根本不把戴季陶的劝说放在眼里。他们总是客客气气地迎入戴季陶，一番许诺后远送客人。待戴季陶刚一转身，他们又一头扎进密室，谋划起新的战争灾祸来，到后来，他们几乎讨厌见戴季陶了。他几个月的游说付诸东流，兵匪战祸，烧杀奸淫掠抢，日日月月连绵不绝，川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孙中山没有忘记远在成都的戴季陶，他把戴季陶列为实施联俄联共政策的参议员，希望自己的得力助手仍如往日一般在他左右出谋划策，又指定戴季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5委员之一。戴季陶回到上海，得知早已和他分道扬镳的一些共产党人已被孙中山吸收加入国民党，其中有些人如陈独秀等曾是和他交往很深的朋友，心中很不是滋味。与共产党合作，是孙中山的决心，戴季陶不能违背。孙中山于1923年10月25日，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宣布特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筹备工作，接着又聘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的章程。国民党右派反对国共合作。11月29日，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要借国民党之驱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内里藏阴谋，并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孙中山见此上书，大怒，立作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邓泽如、林直勉等人不顾孙中山的批评，反而趁国民党海外代表齐集广州开会的机会，发起组成一会，改变孙中山的决定，指定由邓泽如、谢良牧、林直勉等人起草国民党章程。孙中山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邓泽如召集海外代表到他家里，严加责备，才使此事停止进行。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态度十分坚决。在一次会议上，冯自由站起来对孙中山说：“总理，我名自由，我想自由发言，希望总理尊重我的自由！”孙中山看了看冯自由，点头道：“你想说什么，尽管说吧！”冯自由鼓足勇气，说道：“如果我们把国民党改组成中国的第二个共产党，把中华民国统一成第二个苏维埃，这样的革命即使成功，我们也不希望！”孙中山回答说：“啊，冯自由，这就是你的自由呀？放心好了，我可以尊重你的自由。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这是你们的自由啊！”孙中山停了一会，又斩钉截铁地说：“你们若不赞成改组，又不愿退出国民党，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这也是我的自由！”一天晚上开会，张继激烈地反对改组，并无理取闹。孙中山要开除他的党籍，还让卫士长马湘把张继带出会场，软禁了一晚。以廖仲恺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支持孙中山。廖仲恺说：“民国成立已经十余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这明明是党的组织问题。我可怜孙先生奋斗一生，还未能够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把国民党改组不可。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既击我杀我，亦在所不恤。”孙中山把改组国民党的大任交给廖仲恺。孙中山致函国民党全体党员说：“兹委廖君仲恺、邓君泽如召集本党特别会议，商量本党改组问题，悉心擘划，务期党基巩固，党务活动，以达吾人之宗旨目的。本总理有厚望焉！”廖仲恺不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与重托，为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廖的主持下，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首先在广州、上海等一些党员较多的地区，进行了国民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到1924年1月中，除广州、上海以外，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湖南、湖北、江苏、山东、四川等省，以及旅欧的勤工俭学青年中，也先后开始了筹建国民党的工作。国内各省和海外华侨的新老国民党员，都按规定人数陆续推选了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为大会准备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已经起草出来，宣言是由孙中山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宣言和党章草案在广州、上海等地组织讨论和修改。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的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开幕，173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的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名的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为大会主席团，协助孙中山主持大会。接着由孙中山致词，他激动地说：“今天在此开中国国民党全国大会，这是本党自有民国以来的第一次，也是自有革命党以来的第一次，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功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新纪元。”下午，孙中山又发表了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说，他总结了辛亥革命后13年来，国民党屡遭失败的深刻教训，又以坚定宏亮的声音说：“此次改组，就是从今天起重新做过，古人有言，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由今日起，将13年前种种可宝贵、最难得的教训经验来办以后的事，以前有种种力量创设民国，以后便有种种力量改造政府，由今天起，按照办法条理，合全国而为一，群策群力，努力而行，则将来成功必定更大。”孙中山又向大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并说：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此宣言，今后即可管束吾人之一切举动，故须详细审慎研究。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大会顺利地通过了这个著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国情，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大会在通过《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时，发生了争论。会议通过由谢持、谭平山、廖仲恺、孙科、李大钊、汪精卫、戴季陶、毛泽东等19人组成的章程审查委员会，对章程草案进行了审查。28日上午的大会，由胡汉民担任大会主席，汪精卫代表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审查结果。报告完毕，开始大会讨论，戴季陶首先发言，对报告表示满意，但是，广州代表方瑞麟乘孙中山未出席大会的机会，提出章程增加“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条文。这个意见很明显地是针对共产党跨党而言的。李大钊立即就共产党员跨党问题作了发言，他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不过我们既参加了本党，我们留在本党一日，即当执行本党的政纲，遵守本党的章程及纪律；倘有不遵守本党政纲，不守本党纪律者，理宜受本党的惩戒。我们所希望于先辈诸同志者，本党既许我们以参加，即不必对于我们发生猜疑，而再在加以防制。倘认为我们参加本党为不合，则尽可详细磋商，苟有利于本党，则我们之为发展本党而来者，亦不难为发展本党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害，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李大钊的发言感动了许多人，使众人为之动容，情绪大变，相继发言者绝大多数反对方瑞麟的提案。廖仲恺发言说：“吾人第一要问：我们的党是什么党？是不是国民党？第二要问：我们的党是否有主义的？是否要革命的？如果对于我们的主义能服膺，革命能彻底，则一切皆可不生问题。此次彼等加入，是本党一个新生命，诸君如果不以为然，请先闭目静想其意何居？彼等亦不是来拖累我们的，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请大家思之，重思之。”汪精卫发言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继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们，这是什么道理？”主持会议的胡汉民生怕反对跨党案被通过，无法对孙中山交待，忙说：“现在纪律已订有专章，似可不必再在章程上用明文规定何种取缔条文，惟申明纪律可也。”大会经过一场辩论后，毛泽东提议：“请付表决。”会议主席同意，随即表决通过《中国国民党总章》。方瑞麟等右派分子反对孙中山的容共政策的企图被挫败。

大会最后一天，进行领导机关的选举。大会决定在保留孙中山为总理的前提下，实行委员制，并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4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

中央执行委员

胡汉民 汪精卫 张静江 廖仲恺 李烈钧 居　正 戴季陶 林　森 柏文蔚 丁惟汾石　瑛 邹　鲁 谭延闿 覃　政 谭平出 石青阳 熊克武 李大钊 思克巴图　王法勤　于右任 杨希闵 叶楚伧 于树德

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邵元冲 邓家彦 沈定一 林伯渠 茅祖泉　李宗黄 白云梯 张知本 彭素民 毛泽东 傅汝霖 于方舟 张苇村 翟秋白 张秋白　韩麟符 张国焘

其中共产党人 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林伯渠、毛泽东、沈定一、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为候补执行委员。

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孙中山主持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推选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8个部和秘书处。 即：

秘书处：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

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

宣传部部长：戴季陶秘书：刘芦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