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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部部长：曾　醒

军事部部长：许崇清

海外部部长：林　森

由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设于偏处广州，指挥各处党务有鞭长莫及之感，又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四川、哈尔滨等地设执行部，指挥监督各该地党务之进行。

第三十五章　夹缝中发展

曹锟导演了贿选总统丑剧，企图控制全国，直系军阀名噪一时，成为全国势力最大的一支军阀。中国共产党人本来就对造制“二七”惨案的直系军阀极其不满，便掀起了一个以反对曹锟贿选为中心、继而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奉系、皖系军阀也借机反对直系，皖系督军卢永祥曾通电反对曹锟贿选，秘密派人与广州的孙中山和东北的张作霖联络。于是，由孙中山之子孙科、卢永祥之子卢小嘉、张作霖之子张学良3人，分别为三方代表，于1924年八九月间在奉天举行会议，时称“三公子会议”，建立三角联盟。

直系内部也有反对曹锟、吴佩孚的派别，为首者是爱国名将冯玉祥。冯玉祥居然发动了北京政变，迎接孙中山进京。

冯玉祥，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西北乡竹柯村人。其父冯有茂青年时代在家种田，还学了泥瓦匠手艺，后来为避兵灾，举家北逃，饱尝风霜，历尽磨难。冯有茂又考入武学堂，并以此为从军的跳板，投身于淮军将领刘铭传的军队中，转战各地，升为哨长。后在山东济宁与一游姓女子成婚，生下7个儿子，仅成活2人：长子冯基道，次子冯玉祥。冯玉祥3岁时，全家迁居保定城东的康格庄。冯玉祥在此度过了苦难的童年。冯玉祥不满10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活，托朋友为冯玉祥在兵营中补个名额，以便领几两银子。冯玉祥入伍前，勉强受了两年零3个月的学塾教育。冯玉祥11岁那年，母亲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使他悲痛万分。从此开始，他到军营中练习步枪打靶。这年7月，冯玉祥和他的父亲随部队开赴大沽，准备同侵华日军作战。冯玉祥亲眼目睹了日本军舰的挑衅，激起了他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

部队奉命修筑大沽炮台，冯玉祥因年龄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地，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生活，一年后，部队开回保定，不久又移防安肃县。冯玉祥年满15岁，正式入营当兵，参加军事操练。当时他长得魁梧健壮，特别是身高超过常人，军中称他为“冯大个子”。父亲既是他的严父，又是他的长官，由于能得到父亲的指教和管束，比较容易接受军事生活和懂得各种规矩，也避免沾上军营中喝酒、赌博等败风恶俗。冯玉祥也认为，今后要有点出息，就不能整天瞎混，应当读书，于是他开始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在他人的指导下，冯玉祥普通的文字颇能粗识一些，于是便看《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施公案》、《彭公案》等等书籍。他的父亲在一年内发生两次不幸，先是骑马经过城门洞时，马前蹄被冰滑倒，人仰马翻，右脚被压成重伤，不久后化脓，养了3个月方才痊愈。祸不单行，军营裁减兵额，冯父虽立过不少战功，但已年老体衰，遂被裁职。冯兄从军在外，冯父只身返回安徽巢县家乡谋生。冯玉祥自少年时期就酷爱各种武术，打拳、踢腿、摔绞、举石头等等都下苦工夫练过，又在军中学到了刀枪剑戟各种武艺。他本来就体格健壮，身材高大，经过苦练武术，身体更加强壮。他又力求上进，阅读兵书，《操法》、《阵法》以及新建陆军七项等书，读得十分刻苦，有时彻夜不眠。冯玉祥看到淮军暮气沉沉，遂于1902年2月脱离淮军，投入袁世凯的武卫右军第3营左队右哨6棚，为正兵。1903年4月，他被升为正目。冯玉祥读书和操练都很勤奋，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因而被保荐立六品军功，这年年底升为哨长。1905年3月，武卫军右军移驻南苑，并改为第6镇，冯玉祥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随后又升为排长。到了8月，冯玉祥通过考试，名列第一，升为队官（连长）。

协统陆建章和标统王化东对冯玉祥很器重。陆建章有位由他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刘德贞，经王化东作介绍人，许配给冯玉祥，这样一来，冯玉祥便成了陆建章的内侄女婿，以后冯得到了陆建章的提拔和帮助。1909年的一天，从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孙谏声，到冯玉祥的住所来玩，看到冯在专心阅读曾文正公家书。孙谏声问道：“你还想当忠臣孝子吗？”冯反诘道：“当忠臣孝子难道不好不成？”孙道：“当孝子我不反对，当忠臣我可不赞成！”孙拿出两本书，一本是《嘉定屠城记》，一本是《扬州十日记》。郑重地对冯玉祥说：“没人的时候，你再拿出来看，千万不要叫别人看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冯玉祥看完了这两本书，才知道满洲贵族率兵入关后屠杀汉人的惨状，不由自主地咬牙切齿，誓死要报仇雪恨，恢复种族的自由。他和青年军官中的几位挚友秘密地组织了“武学研究会”（简称“武学社”）团体。最初只有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王石清、岳瑞洲6人。

武学社以读书会的形式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冯玉祥任会长。读书材料由革命党人蓝天蔚、刘一清、孙谏声、戴锡九等人供给。武学社不久发展了100多位青年军官参加，同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接近的1500余名学兵也参加了武学社。1910年9月，新编第20镇建立，冯玉祥因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提为管带。部队里派来了一批满族权贵，这些人吃喝嫖赌，作风凶横霸道，十分狂妄，引起武学社的不满，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张秉贤首先剃去发辫，以表示革命决心。韩复渠等人随后也剃了发辫。武学社风声过大。为了转移人们的视听，另设山东同乡会，推协统潘榘楹为会长。会长只是虚名，目的是利用潘做招牌，会务均由干事掌握，干事都是武学会骨干分子。武学社派人潜赴奉天、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假山东同乡会之名，建立革命机关，又派人分赴各省运动军队。并以救济同乡和开垦东北为名，筹集巨款，购办弹药，预备起义时用。

1911年2月，张绍曾接任第20镇统制，武学社得到张的庇护，活动大有进展，辛亥革命后，冯玉祥等人积极准备响应，分头秘密串连鼓动。他们将革命军胜利的消息和一些鼓动革命的文章摘录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为此，冯玉祥将营中公用的油印机搬回家中使用。他们还在彭家珍的帮助下，截留了一大批清政府急需运往前线的军火，支援武汉革命军。清廷视张绍曾为危险人物，调他任长江宣抚使，20镇统制由保皇派潘榘楹继任。张认为自己的兵力难与袁世凯对抗，便宣告引退，解甲归田。冯玉祥等在滦州车站举行会议，决定请张不要听从政府命令，又电请政府收回成命，但始终未见复电。冯玉祥的行动引起军队中保皇派的注意，不久便把冯所在的部队调海阳镇驻守，有意将冯玉祥同王金铭、施从云等分开。1911年11月，同盟会员白亚雨从天津赴滦州，联络王金铭等，又派人赴海阳镇向冯玉祥报信，决定宣布成立北方军政府，推举王金铭为大都督，施从云为总司令，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亚雨为参谋长，并由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署名发出通电。王、施决定率起义军直袭京津，但由于管带张建功玩弄两面派手法，私下向标统范国璋及总兵王怀庆告密。袁世凯立即派军队把起义部队严密监视起来。王金铭、施从云等发动起义后，于1912年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冯玉祥在海阳被拘禁起来，失去自由，因而未能响应起义。起义军因张建功率领的那个营叛变，遭到突然袭击，损失严重。王金铭等率起义军约七八百人撤离滦州，乘火车西上攻打北京。因铁路被毁，至雷庄5里处下车，与王怀庆军交锋，王怀庆部支持不住，即邀请王金铭等人往雷庄议和。王带百余人前往谈判时，被王怀庆伏兵袭击，一一被捕，王金铭等50余人壮烈牺牲。王怀庆镇压滦州起义后，本来要将冯玉祥杀掉，但由于冯在队伍中人缘甚好，有许多人前来营救，冯又与北洋高级将领陆建章有亲属关系，因而冯仅被押回原籍。他路过北京时，被陆建章搭救。

不久，清朝垮台，陆建章任左路备补军统领，任命冯玉祥为前营营长。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为团长。冯玉祥搞军事训练十分认真，除按陆军正式训练外，又增设铁杠、木马、栏阻等器械，并专门成立拳击技术排和器械体操排，以提高兵士的军事素质，还编写了教材和军歌，又编写了800字浅显识字课本。他认为治军最重要的是要得兵心，特立下了对士兵“八不打”戒条。即：一、官长生气时，不许打；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三、对新兵，不许打；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五、有病者，不许打；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八、哀愁落泪时，不许打。实行八不打后，逃兵大大减少。1914年，冯玉祥随陆建章赴陕，陆将冯部作为亲信和主力，冯团出北京时扩编为旅，冯玉祥任旅长。到陕西后，冯玉祥部因战功扩编为中央第16混成旅。冯旅在军界有一定的独立性，于是，冯便把滦州时期的革命朋友集合在自己的部队里，为他后来建立庞大的武装力量，准备了骨干。他成立了一个模范连，李鸣钟为连长，宋之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过之纲等为排长，石友三、葛金章等为班长，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是士兵。这些人后来成为著名将领。

1915年，冯玉祥奉命入川。冯玉祥在四川一面同护国军议和，一面致电曹锟等方面告捷。和议成功后，冯玉祥劝陈鬯联合护国军反对袁世凯。陈鬯任命冯玉祥为护国军第5师师长。在冯玉祥的劝说下，陈焜宣布四川独立。1916年秋。冯部恢复原本16混成旅编制，并奉命调回北京东南的廊坊。段祺瑞认为冯玉祥在四川的表现，是对北洋集团的不忠，甚至有叛逆行为，为段所忌恨。

1917年4月，段祺瑞下令免去冯玉祥旅长职务，调冯任正定府第6路巡防营统领。全旅官长几次发出通电，表示坚决不让冯玉祥调走，宁愿全旅解散。后经陆建章劝说，全体官兵才挥泪为冯送行。7月，张勋复辟。16混成旅的鹿钟麟、张之江等人派人请冯玉祥主持大计、恰巧这时冯玉祥派人给16旅将领们送信，要他们速安排眷属回原籍，准备出师讨伐张勋。冯玉祥赴天津，会见了陆建章、张绍曾，商议讨伐张勋问题。尔后冯玉祥回廊坊，重任16混成旅长。他派出侦探队了解敌情，并率部将5000人的张勋部队打得落花流水。段祺瑞命冯玉祥为第一梯队司令，拨段芝贵部的一个混成旅归冯指挥。反张勋复辟之役，冯玉祥立了大功。当时《申报》发表文章称：“实则英雄乃冯玉祥也。”但是，段祺瑞的嫡系将领都得到了提拔，唯有冯玉祥被冷落在一边。

段祺瑞调冯玉祥部南下福建，援助李厚基。冯同情孙中山，但又不敢公开反抗段之所为，只得将计就计。他以劳师远征、兵力不足为由，要求补充一个团，马上得到准许，即派李鸣钟到河南招募新兵3000人。冯率部到达浦口后，并不继续南下，而是就地练兵。段派人催冯迅速南下，冯则不断致电陆军部索取薪饷。冯虽摆出愿率部赴闽架式，实际上并不准备赴闽。后因形势变化，段改调冯部溯江西上援湘。冯致电北京、保定，要求拨给步枪2700支，子弹135万发，又要求车辆、手枪和开拔费。拖至1918年2月，实在无法再拖，才率部乘江轮溯江西上。不料部队刚出发，旅部一位书记杨道洙误以为冯真的要去对南方作战，愤而投江自杀，影响全旅官兵情绪，冯也对此不胜感慨，部队到达武穴，冯决定在这里驻下，并发表主和通电。

冯玉祥的通电震动全国。孙中山写信给冯玉祥，热情赞扬他，但却激怒了段祺瑞。段下令免去冯的旅长之职，并调兵将冯部四面包围，派曹锟查办。听到冯因主和被撤职的消息，武穴商民连电政府请求收回成命。16混成旅全体官佐通电质问冯国璋和段祺瑞，强烈要求收回成命。段命张之江代替冯的职务，张忠于冯，不肯接任。曹锟奉令查办冯玉祥，乘机卖个人情，请准冯玉祥免职留任，戴罪立功，归其节制。段感到冯部全体拥护冯，难以对付，也乘机向曹锟送个人情，准许曹的要求，遂由大总统下令，宣布将冯玉祥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从此冯玉祥倒向直系一边。冯玉祥不得不于3月下旬离开武穴，开往湘西，并占领常德。6月，北洋军阀为嘉奖冯的战功，取消对冯的革职处分，任命他为湘西镇夺使。冯在湘西二年，一面加强部队的建设和训练，一面在地方上兴利去弊，作出不少成绩。他同孙中山常有往来，孙中山曾派徐谦、钮永建等人同冯见面。

1920年11月，冯玉祥奉命率部移驻河南信阳。1921年5月，冯玉祥奉命进兵陕西。直皖战争后，陕西督军陈树藩因属皖系而被撤职，但陈拥兵自卫。北京政府命直系第20师师长阎相文率兵入陕，武装驱陈。阎深知冯旅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令冯旅作为先头部队。冯部长驱直入，猛攻猛打，陈部溃不成军，除一部由胡景翼收编外，其余残部逃入陕南山中，冯部进驻西安、咸阳。阎相文到西安任陕西督军，决心提拔冯玉祥为师长。阎连电请求曹锟、吴佩孚将冯旅扩编为师。吴佩孚均未理睬，后又经阎苦苦相求，才在不加饷不增械的附加条件下，将冯旅改为陆军第11师，冯任师长。阎相文做了督军，却面临重重困难。陕西境内驻军太多，饷项和粮秣严重不足；曹锟、吴佩孚又将一些退职军人、失意政客，以及他们的亲戚故旧之类的人，共200余名交阎优先录用。这些人又带来了不少亲故，总数达800多人，每天要开15桌酒席应酬，使阎相文愁眉不展，心绪不宁，加上在处死郭坚的事件上，受到吴佩孚的斥责，致使他走上自杀的绝路。阎相文死后，北洋政府命冯玉祥为陕西督军，冯起初不肯就任，并推荐张绍曾继任，张表示坚决不就任，北洋政府仍任命冯玉祥，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有了一大块地盘和施展抱负的机会。

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却令战斗力弱的陕西省任刘镇华部开赴前线，冯玉祥受令坐镇陕西。刘一向具有送礼、奉迎的看家本领。吴佩孚在洛阳做50大寿时，刘送了80多把万民伞和许多金银古董；而冯玉祥的礼物却是一罐冷水。吴为人刚愎自用，且心胸狭隘，收下这份礼物，犹如被冯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可是，擅长送礼奉迎的伎俩，却代替不了打仗的真本事。前线吃紧的时候，吴佩孚不得不改变初衷，令刘坐守陕西，而急电请冯出兵。冯率领第11师全部、陕西督署卫队团、中央第4旅、陕西暂编陆军第1师、陆军第1和第3两个混成旅出陕西。冯为了激励士气，每个官兵臂上都写有“害民贼，瞄准打”的醒目字样，冯军训练有素，士气高昂，击溃超过冯军数倍兵力的赵倜军，一举占领开封。奉系军队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因战功被任命为河南督军。冯任河南督军，吴佩孚要在河南督署安插自己的亲信，但冯调换成自己在陕西督署中的全班人马；吴派宝德全监视冯的行动，又被冯枪毙，两人矛盾日益加深。冯玉祥要扩大军队，遭吴佩孚的严厉限制。冯通过在吴佩孚任军事参赞的张绍程疏通，得到批准在汉阳兵工厂无限制地购买军火。于是，冯在短期内不但补充了军火缺额，而且背着吴佩孚又招募了3个混成旅的军队。冯又通过陆军部长张绍曾，获准新建3个混成旅的番号。

吴佩孚得知冯私自扩充3个旅军队，对冯更加忌恨，准备待机消灭冯军。但陆军部长张绍曾既和冯有老关系，又同吴交情颇深，经他与吴商洽，特设“陆军检阅使”，以此安排冯。1922年10月31日，北洋政府任命冯玉祥为陆军检阅使之职，并授予扬武上将军名义。在冯玉祥离开河南之前，上海一家英文周刊举行中国当代名人选举，3．5万人有知之士投票，选出“最伟大的中国人”12名，孙中山名列第一，冯玉祥获第二名。消息传出后，更引起吴佩孚的嫉恨。冯失去河南地盘，是一大挫折，但他率部到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大力练兵，在两年内练就3万能攻善战、纪律严明、具有爱国精神的精兵。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同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孙中山建立了倒直的“三角同盟”，终于爆发了齐卢之战。齐卢之战是直系军阀齐燮元和皖系卢永祥，以及何丰林浙沪联军之间的战争。吴佩孚的亲信、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一直窥视着卢永祥的地盘，特别是上海这块肥肉不能染指，一直耿耿于怀。他数次向吴佩孚献计，要把上海夺过去。但遭到吴佩孚反对，齐为此对吴很不满，但又不敢和吴公开对抗。吴佩孚并不是不想让直系占领上海，只是企图用宽厚的策略拉拢卢永祥，使他归顺直系。

曹锟赌选后，卢永祥通电反对，并停止了与北京政府往来，反直系的政客和未参加贿选的议员麇集于杭州、上海，浙沪俨然成了反直的中心。终于使吴佩孚下决心消灭卢永祥。吴佩孚命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另以周荫人代孙传芳为福建督理，要孙传芳同陈炯明勾结起来压制孙中山。但广东的地盘不易深入，而福建一省难容纳孙传芳、周荫人二军阀，孙传芳亟谋向浙江扩张势力。吴佩孚给曹锟发电，主张用鄂、赣、苏、闽几省兵力，围攻浙江、上海，由齐燮元和孙传芳主其事。不料，吴佩孚的电报，被段祺瑞收买的曹锟的译电员弄到手，立即派人送给卢永祥。卢永祥得到消息，决定同直军决一死战，又派人到奉天，要求张作霖在北方发动军事攻势，使直军首尾不易兼顾。张作霖很快答应了卢的要求。齐燮元和孙传芳得到吴佩孚的支持，便联合皖、赣、苏、闽4省直系军队，分4路攻守。第一路攻上海，由宫邦铎任之；第二路驻守宜兴，由陈调元任之；第三路攻广德，由王普任之。一二三路由齐燮元任总司令，第四路攻仙霞岭，由孙传芳任总司令。

皖系军阀方面，则以浙、沪和从福建退入浙江的军队组成浙沪联军，分3路攻守，由卢永祥任总司令。第一路以何丰林、臧致平守上海；第二路以陈乐山、杨化昭攻长兴；第三路以张载杨、潘国纲守江山。1924年8月24日，齐卢之战打响，但遇上连续阴雨天气，战壕里积满了水，官兵们仍蹲在水里打枪，浑身是泥水，双方打打停停，打过来打过去，形成拉锯之势，一直连续40多天，最后以卢永祥的失败而告终。卢永祥通电下野，偕同何丰林乘轮船赴日本。

第三十六章　北京政变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将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将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熙又奉孙中山之命，将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将直系军阀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

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他们在20镇时相识。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曹锟拟将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15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冯玉祥再与黄郛建立联系。黄郛是同盟会员，在辛亥革命时曾参与上海光复，与陈其美、蒋介石订为盟兄弟。冯经张绍曾认识黄郛，黄是1923年入北洋政府内阁的，先后任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冯、黄经过交谈，彼此有许多共同的见解。冯每星期都请黄到南苑兵营讲述军事政治学，讲救国救民之道，为冯部参谋将士解释国际及国家大势，每次演讲约两个小时，冯亲自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一同听讲。黄利用职务为冯探听政界消息。

1924年9月5日，孙中山移师北伐，为了配合卢永祥，准备攻取江西，孙中山密约冯玉祥、胡景翼、孙岳早日行动。因事前卢永祥、张作霖、孙中山倒直三角同盟约定共同出兵，齐卢之战爆发，张作霖的奉军分6军，即以姜登选为第一军司令，出兵山海关；李锦林为第二军司令，由锦县攻朝阳；张学良为第三军司令，出兵山海关；张作相为第四军司令，作援军；吴俊升为第五军司令，作援军；许兰洲为第六军司令，由开鲁攻赤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曹锟一日三惊，连连给吴佩孚发电报，又接连派出使者，恳求吴佩孚速速进京。

1924年9月17日，吴佩孚来到北京，曹锟在总统府设宴为吴佩孚洗尘。吴佩孚即席作诗：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山东，忧谗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机。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曹锟请吴佩孚摄行陆海军大元帅职，吴佩孚便在中南海四照堂召集“讨逆军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吴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省后方警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沿京奉铁路出发，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喜峰口，趋平泉、朝阳；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北古口，趋赤峰；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组织直、鲁、豫、鄂、陕、川等10路援军。吴佩孚表面上派冯玉祥担任这一路总司令，并说：此路非劲旅不克胜任，实际上是想置冯于死地。这一路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脉横亘，道路崎岖，行军极困难，赤峰东北复有沙漠处，人烟稀少。北方气候寒冷，冯军只有单衣，吴又规定行军沿途，概不设兵站，粮秣饷项，统由各军随地筹办。冯部所经各地十分荒僻，往往百里之内不见人烟，根本谈不上就地筹粮，况且冯一向不愿搜刮地方。吴企图借刀杀人，即借奉军之手消灭冯军。万一不被奉军消灭，也将以战败的罪名惩办冯。吴佩孚令胡景翼率部跟随冯玉祥，并嘱咐道，如果冯有什么异动，就近解决。可吴哪想到，胡和冯已有密约。胡把吴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冯，更增加了冯倒戈的决心。吴佩孚倒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冯玉祥在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后，在北京城内布置倒直的军事内应，向曹锟建议：将王怀庆的13师开赴前线，孙岳的15混成旅调来拱卫首都。曹锟同意这一建议，即调孙率部到京，任命孙为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冯向来主张兵贵神速，这次却迟迟按兵不动，经吴佩孚再三催促，才于9月21日开出先头部队。冯令部队每日行程二三十里，司令部也慢慢移动。冯的司令部到达古北口后，借筹措给养为名，停留下来。一面督饬沿途各县修路作回师准备，一面令鹿钟麟部每日从驻地向北京方向练习行军，或50里，或60里折回，其意图不仅是作为急行军回师的准备，而且使沿途人们对其行军动作习为常见，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间的注意。直军第一二军同奉军作战，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是个庸懦腐朽之人。他采用旧式战法，即一个人扛着大旗前面开路，密集的大队形随大旗行动。奉军看到直军如此无能，非常高兴，立即拉开散兵线，一下子把王怀庆的13师的两个营包围起来，并迅速把他们消灭。王怀庆全军顿时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气得吴佩罕撤掉王怀庆的职务，急派亲信张福来赴前线接替。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是直军中有名的勇将，但副总司令冯玉荣既无勇猛拼搏精神，又无随机应变之能力，他率部守九门口，奉军发动进攻之后，未交几合，即弃关后撤。奉军占领了九门口，西可攻下石门寨，南可威胁山海关正面阵地。

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大惊失色，命彭寿莘立即将冯玉荣阵前正法。彭即率部阻冯败退。冯玉荣进退不得，遂服毒自杀。直军的阵脚已乱，彭告急的电报频频飞向北京。吴佩孚于10月10日乘火车到前线督战，把总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吴佩孚所到之处，奉军炮弹跟踪而至，因有人向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只好在火车上办公。皖系领袖段祺瑞令国务院参议袁良带上他致黄郛的亲笔信，建议：“当吴佩孚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又要求冯玉祥在行动上，宜早勿迟，迟了害处大，请黄善为指导之。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从古北进抵滦平后，派刘治洲等人到通州与胡景翼秘密联系，要胡暂缓开拔，并商讨班师日期。刘治州又与段祺瑞接洽合作办法，段说已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吴佩孚又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督促冯部向赤峰前进。王承斌原是23师师长，善于打仗，但吴佩孚认为他是奉天人，总怀疑他与张作霖有联系，处处防备他，先是撤掉了23师师长职务，因王是亲曹锟派，后来虽任命为讨逆军副总司令，并没有实权。冯知道王对吴心怀怨恨，故将倒直的计划告诉了他。王表示同情，但既不参与冯的行动，又不向吴告密。张作霖因与冯有协议，即将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吴佩孚亲自统率的直军第一军的压力，吴佩孚十分气愤，被迫抽出3个师的兵力到赤峰方面作战，但尚未到达地点，北京发生了政变，3个师被奉军收编。冯玉祥早已布置留守北京的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吴佩孚的情报，以便及时报告。总统府内的机要人员，有许多人与冯取得联系，暗通消息。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3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曾给黄郛密电码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以亲笔复信托刘带给冯，并致电冯：“立志救国，在此一举。”冯玉祥遂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赶来参加会议。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班师回京和政变计划，将领们表示一致拥护。会议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北京政变迎孙中山北上，拥护孙中山主义，孙中山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冯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国民军。

冯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县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冯玉祥动员之后，部队开始行动，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内行程六七百里，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状如流水。鹿钟麟首先于22日到达北苑。鹿与蒋鸿遇会商后，即将各部队分配战斗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车内，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孙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徐永昌城防军守城门卫兵大开城门，迎入城内。

鹿钟麟首先指挥部队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全城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外界的联络。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接触。鹿钟麟的指挥部设在太庙，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办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的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次日，冯玉祥来到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时，冯部国民军颁布文告，指责吴佩孚不顾人民的痛苦，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馆林立，商务云集，国民军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冯玉祥邀集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钟麟、刘骥、张之江等在北苑开会商议正式改组军队的事宜。会上推冯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2第3军军长，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曹锟贿选祸国，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会后，冯玉祥等通电全国，并公布《建国大纲》。

冯玉祥于10月23日下令逮捕原财政总长王克敏和总统府收支处长李彦青等贪官污吏。王闻讯逃入租界，李拒绝交出赃款，遂被枪决，对此人们拍手称快。随后，冯又将大贪污犯曹锟之弟曹锐押解到案，令曹锐交出赃款，曹锐畏罪吞服鸦片自杀。冯玉祥又接受张绍曾的建议，成立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总统和总理的职权，由黄郛一人兼任，黄还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王正廷兼任外交、败政两部总长，王永江为内务总长，李书城为陆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王乃斌为农商总长。黄郛、王正廷都是冯军回师举行政变的内幕人物，因此，这个内阁是以冯系为核心。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劝曹锟辞职，曹即向国会提出辞职咨文，并令内阁摄行总统职权。曹锟看到前来逼他下台的人，就是一年前劫车夺印捧他上台的王承斌，不由得百感交集，十分难受。吴佩孚接到冯玉祥的10月23日通电，虽然大吃一惊，但又疑心是张作霖捏造出来的假电报。他查明属实后，又怀疑胡景翼未必加入冯军，即命胡为第三军总司令以代冯，叫张敬尧去胡部传达命令。胡把这个倒霉使者扣留起来。一切真相大白，吴佩孚才心慌意乱地把前方作战的任务交给张福来主持，自己率领精兵七八千人回救北京。吴急电南方直系将领率兵北援，不料京汉、津浦两线受阻，无法应援。

冯玉祥、胡景翼的军队已开到廊坊，准备进攻天津。张绍曾为避免战祸，出面调停，劝吴佩孚接受“和平救国大纲”。吴的态度仍然十分倔强，不肯罢休。双方军队在杨村一带开战。此时阴雨连绵，杨村一带除铁路两旁及永定河堤等高地外，尽是一片汪洋，作战十分艰难。开战后，双方相持一天，不分胜负。冯派刘郁芬、蒋鸿遇两旅，迂回到吴军后方，从吴军背后进攻，又派李鸣钟由丰台抽调部队，协助正面进攻。张之江、石友三、谷良友部，协助李云龙旅，一致向吴军摆出攻势。此战生俘了吴部的旅长潘鸿钧以下数千人并乘胜进击。11月3日上午，冯军占领了津浦铁路沿线的天津附近的北仓，随后占领天津。国民军攻占天津后，吴佩孚仍作困兽之斗，把司令部移驻军粮城。胡景翼军如果向前推进，和奉军两头一挤，吴佩孚即无处可逃。但冯玉祥、胡景翼接受了张绍曾的劝告，给吴佩孚放一条生路。吴军残部在军粮城两头被包围。吴看到只有从海上逃跑一条路，大哭一场，在英国军舰掩护下，由大沽乘海军运输舰南逃。经上海转武汉，后又回到河南重整旗鼓。但吴从此元气大伤，未能再抖起昔日的“威风”。冯玉祥一贯痛恨封建帝制，北京政变后，决心以全力，行其素志，把溥仪逐出宫去。11月5日，摄政内阁作出修正优待清室条件，永远废除皇帝专号，将故宫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之用。冯玉祥当天就令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和警察总监张璧执行，将宫内太监470余人、宫女百余人分别给资遣散，又用汽车5辆，送溥仪及清室“后妃”移居什刹海“醇王府”。11月29日，溥仪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两人，由“醇王府”逃往日本公使馆，不久，又从日本公使馆逃往天津日租界。11月6日，冯玉祥电请段祺瑞出山，称：国民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日就职。

段祺瑞于11月21日入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任临时执政后，一批批安福系余孽联袂入京，政局急转直下。奉系军阀张作霖背弃与冯玉祥达成的“奉军不得入关”的协议，将大批奉军开入关内，以图乘机扩大地盘，觊觎北京。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冯玉祥认识到拥段出山是个错误，称为“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断送了北京政变的全功，十分懊悔，表现为万分消极。冯玉祥感到糊糊涂涂混下去，岂不是为强盗马贼当伙计？国民军第二军将领岳维峻、邓宝珊向冯玉祥献上一计：趁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俩只带少数卫队在北京之机，举行暴动，把他们父子俩捉住枪毙，以快人心，而戡祸乱！

冯认为这样做会激起奉军异动，酿成混战之局，日本会趁机进占东三省，不同意此计。皖系卢永祥企图恢复江苏地盘，怂恿奉军南下，而吴佩孚又企图北上实行报复。冯面临着奉、直、皖几方面的军事压力，决定辞职下野回避矛盾。冯对张作霖说自己精神不好，要上山休养。张作霖故意跳起来说：“你不能走！我若让你走了，我就是混账王八蛋！”冯玉祥便避入北京西郊天台山去，在天台山隐居。鹿钟麟等来请示今后如何办？冯玉祥说：“你们第一要听中山先生的招呼，其次要多和李大钊先生多多见面谈话，还有胡景翼、孙岳诸位，必须常通声气，结在一起。这3件是大事，其余你们商量着办就是了。”段祺瑞一方面借助张作霖的军事力量扼制冯玉祥，另一方面又感到如果没有冯的军事力量，自己就会受奉张摆布。因此，他对冯的辞职坚决挽留，并对冯部略施抚慰手腕，于1925年元月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段祺瑞一方面拉拢冯，不让冯下野，另一方面怂恿奉系的李景林以督办直隶军务的名义，迫使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让出保定、大名等地，将冯与孙岳的联系切断。又命令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率师南下攻击吴佩孚；同时密令刘镇华的镇嵩军憨玉琨入豫，以牵制国民军第二第三军。

胡景翼部队打败吴佩孚部队后，又在孙岳的帮助下，打败了憨部。冯玉祥保荐孙岳督陕，胡景翼部收编了吴佩孚部的王为蔚、陈交钊、田维勤等。冯玉祥赴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职。冯本来就任陆军检阅使并兼有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现在无形中失去了检阅使名义。冯玉祥经过国民党人徐谦的介绍，认识了共产党人李大钊。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政变后，便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张作霖的革命策略。

李大钊、徐谦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李大钊设法使冯玉祥振作起来，劝他不要消极。苏联方面也认为，只有冯玉祥振作起来，国民军才有可能形成中国北方一支反帝反军阀的力量，国民军也感到必须有老冯出山支撑着局面，才能争取到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通过李大钊、徐谦和加拉罕的协商，由冯军和胡景翼军、孙岳军各选派25名青年军官到苏联军多学院学习。冯又从学兵团挑选15名优秀连排长，进入苏联基辅军官学校学习。之后，冯玉祥又派参谋长熊斌率团级军官鲁崇义等，赴苏参观。冯玉祥又根据李大钊的建议，向苏联政府请求派遣专家和援助武器。1925年3月，苏联派来了两个军事顾问组，共约三四十位顾问，各类专门人才具备，到国民军担任教官。冯玉祥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在丰镇厅建立了骑兵学校、在平地泉建立了炮兵学校，随后在张家口成立了高级军官学校，又在张家口建立了机枪学校、反间谍工作学校，小型通迅学校、小型工兵学校。苏联顾问还帮助国民军建立了军械工厂，装备了修理厂，建造了弹药生产设备，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技师，提供图纸，并具体指导建造了第一批装甲列车。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苏联援助国民军大批军火和装备，其中有步枪、子弹、马刀、大炮、山炮、手榴弹、机枪、迫击炮、火焰喷射器、以及飞机等冯玉祥还采纳了李大钊的建议，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俱乐部作为政治工作的基地。冯玉祥委托李大钊、徐谦负责领导国民军的政治工作。12名国民党员和苏联顾问在俱乐部内讲课。冯玉祥在拥护段祺瑞出山的同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又派马伯援持亲笔信南下，迎接孙中山。孙中山是反直三角同盟中的一员，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邀请他北上讨论时局问题。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关于乘机宣传革命的建议，决定北上。

第三十七章　国父逝世

蒋介石在广州筹建军校工作全面展开的时候，又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为理由，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并让他的英文秘书王登云召售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马上就发给每人遣散费。”邓演达和叶剑英坚决反对散伙，还有一些人表示怀疑。

邓演达和叶剑英去请示廖仲恺，廖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你们应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约定论一种相对主义的真理观。奠基人之一是法国数学，蒋先生要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果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很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蒋介石还是擅自离开广州，悄悄地去了上海。孙中山对蒋辞职一事批示：“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难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蒋介石辞呈中所说“办事多遭掣肘”，实际上是他反对联俄联共，反对革命。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蒋介石到上海后给廖仲恺写信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吾兄如仍以弟言力不足信，而毫不省察，则将来恐亦不免堕落耳。……弟在俄行动，自觉无可为人诽谤之处，亦无失却党体之点，因入共产党问题，而弟以须请命孙先生一语，即以弟为个人忠臣相讥刺，弟自知个性如此，殊不能免他人之笑。然而忠臣报君，不失其报国爱民之心，至于汉奸、汉奴，则卖国害民而已也。吾愿负忠臣卑鄙之名，而不愿带洋奴光荣之衔，窃愿与兄共勉之！

蒋介石的离去引起众人议论，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则说：“蒋介石担心，在广州的军阀，其中包括滇系军阀，不赞成创办黄埔军校，因而会解除军校学生的武装，最后会跟他算账。”方鼎英说：“滇军第3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

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说：“这个胆小鬼是靠不住的。一有风吹草动，蒋介石为了躲避风险，总是逃跑，躲到一个安全地方。这次他逃跑了，下次他还照样逃跑。不能依靠他。”蒋介石逃跑后，孙中山命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经廖仲恺的一再催促，经孙中山派去的许崇清的劝说，蒋介石终于在4月下旬返回广州。

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命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叶剑英为副主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副主任、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周骏彦为军需部主任、俞飞鹏为副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陈适为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不久，戴季陶、张申府相继离职，邵元冲继任政治部主任。邵元冲随孙中山北上后，便由周恩来继任。周恩来于当年8月初自法国返回，到达广州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员会委员长。还在黄埔军校筹备期间，廖仲恺、戴季陶就希望张申府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张申府是由李大钊介绍，来广州拟担任广东大学图书馆长的。他一次就开了周恩来、周佛海等12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廖先是聘请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态度和蔼热情，工作细致周详。

从黄埔军校于1924年10月建立教导团开始，蒋介石逐渐培植自己的军事力量。蒋介石委托陈果夫等在江、浙、沪招募新兵。又在广州招考学兵队，培养教导团下级干部。教导团1团团长为何应钦，2团团长为王柏龄。不久，教导团改编为党军第一旅，归蒋介石节制调遣。

在军校教导团成立的同时，又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建立了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这支革命武装是由周恩来领导建立起来的，全队150人左右，正副队长徐成章、周士第、以及军事教官赵自选，党代表廖乾五、政治教官曹汝谦均为共产党员。后来铁甲车队再扩充一部分黄埔军校学员，建成叶挺独立团。叶挺曾担任孙中山卫队团营长。孙中山派他到苏联学习一年多，他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回国后便担任团长。

广州是革命力量同反动力量决斗的中心。广州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1924年5月开始酝酿叛乱。英帝国主义分子对商团团长陈廉伯说：“如果你能够运动商团，反对政府，我们英国便帮助你组织商人政府，你陈廉伯就是中国的华盛顿。”陈廉伯于5月27日主持召开“商团乡团会议”，宣布要在8月14日推翻大元帅府取而代之。孙中山得知这一消息，立即采取措施。8月9日晚，孙中山命长洲要塞司令蒋介石扣留商团购买的长短枪9800支，子弹300多万发。广州政府下令通缉陈廉伯。

8月12日，商团1000多人列队到大元帅府请愿，要求发还扣留的枪械，并以罢市相威胁。孙中山揭露了陈廉伯运动商团策划叛乱的阴谋，要求商团自行检举陈廉伯的罪行。商团竟不服从，25日，广州商人总罢市。孙中山、廖仲恺一面派出湘、滇、桂、豫各军1000多人，进驻佛山市区和铁路沿线，预为防范；一面电告各地商会，晓以大义，明以利害，劝其复业，不要附逆作乱。

不料，那些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军阀头目暗中同商团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湘军总司令谭延闿、粤军总司令许崇清、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福军总司令李福林等，以调停为名，向商团暗通款曲，给孙中山施加压力。尤其是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竟以“不欲驻地糜烂”为借口，要孙中山缓行军事处分，他们私下同商团密议，提出6项条件，要孙中山接受，即：政府交出所扣枪械；商团交纳军费50万元；陈廉伯、陈恭受发表通电拥护孙中山政府。孙中山几次向范石生、廖行超晓以大义，明以利害，要他们站在政府立场上，一致对付商团。范、廖本性难移，就是不听。孙中山大怒，他召集商团头目和范、廖等人座谈，范、廖2人分座在孙中山左右两侧。孙中山指着范、廖道：“我不怕商团联合左右两只老虎向我反噬。”

范威胁孙道：“市面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万一变故发生，全局皆坏，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在此两三日内，无论若何，必要解决，否则，我撒手不理，将全军调回。”孙中山闻言，颜色立变，但身受扼制，也无可如何。范石生还以撤廖仲恺职为条件，要廖仲恺去职。在右派的压力下，廖仲恺辞去了广东省长职务，由胡汉民继任，广州市长和公安局长也换成了同情商团的人，并交还了所扣枪械，广东的人事发生了变化，商团的反动气焰重趋高涨。10月10日，广州各界举行庆祝双十节大会。30多个爱国团体和学生、市民三四万人举行游行示威，高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反动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实行国民革命”、“复活辛亥革命精神”等口号。游行队伍在太平路至西豪口之间，与全副武装的商团军相遇，商团团丁先是不准游行队伍通过，继而开枪，当场打死20多人，受伤10多人，被捕10多人。团丁将打死的，刨肝剖肺、割头断脚，把死尸分成无数部分，拿到沿街示众。次日，商团军封锁市区，迫令商店罢市，张贴“打倒孙政府”、“请孙文下野”的反动标语。

广东政府立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孙中山为会长，廖仲恺、许崇清、汪精卫、蒋介石、谭平山、陈友仁为委员，作为平定叛乱的最高指挥机关。孙中山又任命蒋介石为指挥，廖仲恺、谭平山为正副监察，负责平乱。孙中山限令在24小时内，务必解除商团武装。孙中山下令由黄埔军校、铁甲车队、工团军、飞机队、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参加平叛战斗。

10月14日黄昏时分，政府军向商团军发起进攻，商团军在西关一带架设天桥、炮台、构筑街垒，厚建竹木栅，进行顽抗。政府军采用火攻，由消防队救火车载煤油喷射连接各马路的竹栅，引火燃烧。顿时烈焰冲天，西关一带化为火海，街垒路堡，立成灰烬，有1000多家商店也悉数被焚，商团军不堪火攻，迅即溃散，或缴械投诚，或弃甲而走。陈廉伯在沙面租界内指挥，眼看大势已去，窜上了英舰，商团副团长李颂韶纳械请降。另一商团头目陈恭受用巨款收买滇军，逃往香港。至此，商团叛乱被平息。

北京政变后，孙中山感到曹吴倒台，废帝被逐，确实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他本着和平统一全国的初衷，认为，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庶几分崩离析之局，得以收拾，长治久安之策得以实施。因此，他权衡轻重，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他任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以谭延闿为北伐联军总司令，主持北伐。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以及随行人员汪精卫、李烈钧、陈友仁、邵元冲等30多人，乘永丰舰离粤北上。抵香港后，改乘日本邮船春阳丸号赴上海。孙中山一行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1万多人的热烈欢迎。但当上海群众涌上街头欢迎孙中山时，法租界当局竟出动巡捕驱散群众，捕去指挥者数人，对于帝国主义者的挑衅，孙中山发表声明说：“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住在上海的那些外国人，都是客人，主人在自己的领土之内，无论干什么，客人完全不能干涉。中国人民早已不能忍耐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上飞扬跋扈，要不惜一切努力收回租界。”孙中山等离沪继续北上，因津浦路受战争影响不通车，上海至天津的客轮头等舱客票已售完，他们便取道日本乘日轮赴天津。在途经日本的长崎、神户、门司等地时，受到日本各界人士、旅日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的欢迎，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说和谈话，宣传对时局的主张。

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时，国民党举行欢迎孙中山的活动受到外国帝国主义者的阻挠，法捕房拘捕了国民党发传单的人，国民党的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被法捕房查抄，禁止孙中山出席在国民饭店的宴会，但天津人民热烈欢迎孙中山的来临。共产党北方党组织派赵世炎专程赴天津迎接。中共天津地委联络天津各团体，发起成立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筹备会，孙中山抵达天津码头时，50多个团体2万多群众前往欢迎。市民自动张灯结彩，燃放鞭炮。当晚又举行了欢迎孙中山的茶会，孙中山因病不能赴会，派代表出席。马千里、邓颖超等赴孙中山住所张家花园向孙表示慰问。

孙中山抵津，首先对张作霖作礼貌上的访问。次日，张作霖到张家花园回拜，孙中山正在静卧中，孙科表示谢绝客人。张作霖一面昂然而入，一面回答说：“今天我来向孙先生说话，孙先生可以睡在床上，不必开口回答。”张作霖关起门来同孙中山密谈，劝孙放弃联俄、联共政策，说这是外国公使反对的，而外国人是不好惹的；他愿代孙疏通外国人的感情，又保证说：“这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

孙中山听了，又好气，又好笑。段祺瑞派叶恭绰、许世英来天津名为欢迎孙中山，实则要劝说孙中山不要“过于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在病榻上接见了叶、许。许世英向孙中山报告了段祺瑞所谓“外崇国信”的声明和善后会议条例。孙中山大怒，厉声问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地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中山这次震怒，使他的肝病加剧。孙中山因为直系军阀还在兴风作浪，不愿授人以隙，所以仍然扶病入京，打算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以改变直系倒台后的“换汤不换药”的局面。

北京前门车站10余万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中共北京地委在孙中山下榻的北京饭店门前，组织群众举行欢迎会，表达北京人民对孙中山的欢迎和爱戴之忱。孙中山因病情沉重，无法直接向群众讲演，发表了书面谈话和《入京宣言》。冯玉祥让夫人李德全持亲笔信去看望孙中山。孙将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赠送给冯，由李德全带回，冯将这些书作为国民军官兵的教材。孙中山患的是不治之症——肝癌。他在重病中仍然领导国民党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当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仅汪精卫一人在京，孙中山决定加派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吴稚晖、李石曾5人为委员，并手谕设立北京政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口授遗嘱及家事遗嘱，由汪精卫笔记，并以英语口授致苏联遗书，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笔记。3月11日，孙中山在遗嘱及遗书上签字，随后又对周围的人说：“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

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用微弱的声音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终年59岁。

孙中山的《遗嘱》是：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北京75万人先后在孙中山灵堂前致祭。共产党人李大钊、林伯渠等参加了守灵和执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移奉西山碧云寺，参加送灵的达30余万人，并有2万多名学生。学生、军人和工人等沿途散发宣传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传单，并高呼“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中山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等口号。北京和全国各地群众悼念孙中山的活动，形成了一次广泛强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广东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后，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之机自封为“粤军总司令”，下令进攻广州，在陈炯明的指挥下，叶举、洪兆麟部集中惠阳、平山，向石滩进犯，谋窥广州；林虎一部向龙门、增城北面进扰，以策应叶举部而夹击广州；林虎另一部则向赣边之南聚集，企图切断北伐军之后路。

1925年1月25日，广东革命政府决定讨伐陈炯明，遂将许崇清的建国粤军、杨希闵的建国滇军、刘震寰的建国桂军、谭延?的建国湘军及黄埔军校学生队、两个教导团，组成东征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东征联军分左、中、右3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的建议，右路军由粤军和黄埔军校组成，由许崇清统率，肃清广九铁路沿线的敌军，然后向淡水、平山、海丰、汕头一线进攻；左路军由杨希闵的滇军担任，向河源、五华、兴华一线推进；中路军由刘震寰的桂军担任，攻占惠州城并策应两翼。　2月10日前，右路军完全占领广九铁路，接着便攻取淡水。右路军决心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法，争取惠州敌援军尚未赶到之前占领淡水，并以黄埔教导团为攻城主力，攻淡水之东南，粤军第2师攻城之西北，拦截北面增援之敌，粤军独立第7旅攻城之东北。黄埔校军由蒋介石以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和黄埔军校校长名义统率，党代表廖仲恺、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苏联顾问斯捷潘诺夫、什涅伊杰尔参加指挥作战。周恩来指示铁甲车队一部参加东征。周恩来还组织了由共产党员参加的宣传队，将50万份致士兵的传单、10万份致农民的传单，5万份革命歌曲带到前线散发。粤军张民达的第2师以及第7独立旅，亦纳入校军。2月14日，校军教导团组织敢死队，由8名共产党员学员和2名国民党员军官及100名士兵组成。次日清晨，在炮兵及步机枪猛烈火力掩护下，用云梯攀登入城，进入淡水城内和敌军巷战肉搏，全歼守敌。敌援军洪兆麟部赶到，在淡水城东北同粤军第7独立旅、教导团一部展开激战，教导二团团长王柏龄临阵走脱，共产党员陈赓等主动率学生军迎击敌人。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率粤军第2师及第7独立旅配合作战，激战至傍晚，敌援军退去。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免去王柏龄团长职务，由沈应时接任，沈负伤后，由钱大钧代理。右路军兵分两路攻击海丰。共产党员彭湃领导农民群众，立即将过去埋藏地下的土枪、土炮等武器挖出来加以修理。农民群众踊跃担任运输、向导、侦探以至帮助挖筑战壕，袭击小股敌军，直接参战。

3月1日，右路军在农民群众的配合下，顺利拿下海丰，又在以后的几天内控制了整个潮汕地区。由于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同陈炯明、林虎早有密约，东征联军之左路军和中路军始终按兵不动，致使林虎得以从容集中其主力2万多人，从兴宁、梅县等地南下，阴谋一举将右路军歼灭于揭阳、潮汕之间。林虎军素以强悍著称，是陈明炯主力。3月13日，双方在棉湖遭遇，展开一场激战。参加右路军作战的，除粤军许济旅、黄埔教导团外，还有陈铭枢旅、吴铁城旅。张民达师留守潮汕。这是一场恶战。黄埔教导团团长何应钦亲自率领卫士队手机枪排，把冲入阵地之敌打退，卫士死伤多人，情势极其危险。蒋介石眼见这种情况，颇感忧虑，对何应钦说：“何团长，你要坚持，必须想办法挽回局势，我们不能后退一步，假如今天在此地失败了，我们就一切都完了，再无希望返回广州了，革命事业也得遭到严重挫折。”蒋介石转过去询问炮兵连长陈诚说：“为什么6门大炮都打不响了，能不能再试一试。”随即，蒋介石及苏联顾问跟着陈诚来到炮兵阵地。陈诚把一门山炮加以调整，装上炮弹，对准正聚集在前方小河对岸的几百敌军，亲自拉火，事有凑巧，果然一炮打响了，炮弹正落在这群敌人中间爆炸，打死了几十个敌人，敌人一哄而散，向后奔逃。接着几门炮都打响了，且打中目标，几处敌人纷纷后退。

黄埔军官兵突然士气大振，奋勇反攻。黄埔教导二团进击鲤湖附近，等待蒋介石的命令，久候不得，虽然听到一团剧烈的枪炮声，但团长钱大钧不知当机立断，坐失良机，后来营长刘尧宸实在忍耐不住，独自率领本营前进，同林虎的总预备队展开战斗。钱大钧听到刘营战斗的枪声，才命令全团迅速加入战斗，实行猛攻。林虎没有想到侧后方会遭到如此猛烈袭击，事出意外，手足无措，只好后退。林军顿时陷入混乱状态，全线溃退。

3月19日，黄埔教导团二团及陈铭枢旅经五华冒雨进攻兴宁，首先击败城外守敌，然后发起攻城，教导一团亦从五华赶到，协同作战。经过激烈战斗，重创敌军，林虎率残部向东逃窜，右路军乘胜向梅县追击，林虎军弃梅县县城落荒而逃。陈炯明残部先后退出东江地区，向闽赣边境逃窜，困守惠州的陈军杨坤如部，经廖仲恺派员劝降，杨坤如被迫宣布下野，杨部被改编为滇军第8、9两师。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陈炯明再度逃到香港。

第三十八章　血荐轩辕

广州革命政府以蒋介石为潮汕督办，张民达为梅属绥靖督办，罗翼群为东江剿匪督办，叶剑英任梅县县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他的任务是稳定地方秩序，防止逃窜闽赣边境的陈炯明残部的侵扰。当东江战事甫告结束，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又在广州发动了叛乱。在东征期间，右路军攻破林虎巢穴兴宁时，蒋先云等从林虎总部搜获的电报中，发现了杨希闵、刘震寰通敌谋叛的阴谋。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希闵虽然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刘震寰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但他们占驻广州以后，和陈炯明占驻广州一样，赌场、鸦片烟馆、娼寮星罗棋布，军人横行，盗匪充斥，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滇桂军阀盘踞3年搜刮民财，无恶不作，连以上的军官都是腰缠万贯，姬亲成群。杨、刘不听孙中山的号令，霸占税收机关。财政部长廖仲恺为黄埔军校筹款，还要常常夜间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的烟床旁，请杨签字。

刘震寰、杨希闵还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图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杨希闵、刘震寰常常潜赴香港，同唐继尧、段祺瑞、陈炯明、林虎、邓本殷的代表，以及陈廉伯密谈，并取得港英政府的军火支援。杨希闵的部队于4月26日包围和占领了广州石井兵工厂，滇桂军开始移防，广州顿呈紧张气氛。广州政府接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讨伐叛军的建议，于5月13日在汕头举行会议，廖仲恺、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朱培德、谭延闿及苏联顾问加伦参加了会议。会上研究了加伦提出的讨伐杨刘的计划，推举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克日率粤军、党军回师平叛。蒋介石此时表面上拥护联俄联共政策，大力赞同共产主义，主张学习苏联，人称他“好话为先生说尽”。6月4日，叛军公然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厅、市公安局及电报局、电话局等机关，杨希?自称滇桂联军总司令，发表通电，诬指广州革命政府勾结俄人，实行共产，声称“希闵等断不容彼辈播共产流毒于社会，我军因此喋血疆场，亦所不恤”。5日广州革命政府下令免去杨希闵的建国滇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建国桂军总司令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接着胡汉民以代行大元帅职权名义发表通电，揭露杨刘通敌，勾结唐、段，密谋颠覆革命政府，发动叛乱的罪状。国民党中央总部发表告滇桂军士兵书，号召滇桂军士兵反对叛乱的官长，服从革命政府领导。谭延?、许崇清、朱培德、程潜等将领也联衔通电，声讨杨刘叛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滇桂军中进行了分化瓦解的政治宣传工作。

6月6日起，东征军开始了平叛的军事行动，滇桂军平时胡作非为，恣意掠取，居民早已恨之入骨，多有持铁棒、菜刀、扁担等为武器配合东征军杀伤敌人。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断绝滇桂军的交通，各地农民协会踊跃参战，叛军四面楚歌。革命军经过几天战斗，平定了叛敌，全歼滇桂军2万余人。杨希闵、刘震寰逃匿沙面租界，托庇于英帝国主义。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改组大元帅府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建国军改为国民革命军案。

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谭延?、徐谦、许崇清、伍朝枢、于右任、张静江、张继、程潜、朱培德、林森、戴季陶、孙科、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清、林森等5人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下设5个部，以廖仲恺为财政部长，胡汉民为外交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孙科为交通部长；以李文范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国民政府任命了广东省政府的工作人员：古应芬为民政厅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许崇清为军事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长，孙科为建设厅长，宋子文为商务厅长，陈公博为农工厅长。以许崇清为省政府主席。

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清、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为主席。

8月26日，军事委员会决议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地方军的名称。将党军改为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建国湘军改为第二军，谭延闿为军长；建国滇军改为第三军，朱培德为军长；建国粤军改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福字军改为第五军，李福林为军长；程潜援鄂军和吴铁城部合编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各军先后建立了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各级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多数由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担任。

国民政府又先后成立了惩吏院和监察院。惩吏院以徐谦、邓泽如、林翔、邹鲁、林云陔为委员；监察院以林伯渠、黄昌谷、陈秋霖、甘乃光为委员。

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早就因廖仲恺竭力奉行与捍卫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统一财政、军政，更招来军阀政客之痛恨，尤其是占有防地税收的军阀魏邦平、梁鸿楷等，失意右派政客朱卓文、胡毅生、林直勉等，特别忌恨廖仲恺。

朱卓文担任中山县县长时，因办事不力，受到廖省长的批评与处分；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在参加广州市长竞选时舞弊，又被廖仲恺奉命查办。朱、胡失意之余，转靠包揽捐务、沙田等自肥，牟取暴利供平日挥霍，廖仲恺又取消了他们的特权，不徇私情，废私包改为公投，朱、胡大为恼怒，欲置廖于死地而后快。

胡汉民在国民政府成立后，他的寓所成为右派集会策划对付廖仲恺的秘密据点之一。吴铁城、林直勉、胡毅生、邹鲁、邓泽如等十几人，常在胡宅开会攻击、诬蔑廖仲恺，叫嚷要让廖倒台，谋驱逐仲恺之办法。胡汉民对黄季陆授计说：“在第一届中央委员里，我们还是多数。你赶快到上海去见季陶、右任等人，叫他们赶快到广州来，我们召开一次一届四中全会，再商量出一个办法。”

胡汉民一连写了十几封信要黄季陆带往上海、北京等地右派中央委员。胡汉民的这一阴谋被廖仲恺发觉而破产。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组织了文华堂俱乐部，到处劝反对共产党的人参加。又办了《国民新闻》日报，公开攻击廖仲恺“年将50，兼职10余，……对于政府、党务用个人包办”等等。

右派政客及军阀认为要推翻三大政策，首先要将亲共的廖仲恺除掉。被他们列入黑名单的还有共产党员谭平山，以及当时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他们故意将暗杀计划张扬出去，企图恐吓廖仲恺洗手不干。何香凝听到风声，劝丈夫说：“既然有人谋算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不以为然地回答道：“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挡住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各团体去开会或演说，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刺我，很可以装扮着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国家和民众的地方，他们如果安心想来暗杀，预防那也是没有用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廖仲恺甚至对朋友开玩笑说：“听说他们暗杀用的家伙，不是用手枪，是用盒子枪、手提式机关枪。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有人向廖仲恺通报敌人要暗杀他的消息，他说：“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他向汪精卫表示：“我们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

右派加紧了谋杀活动。朱卓文收买了一群亡命之徒，密勘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地形，计划趁廖仲恺、汪精卫、加伦等在鲍罗廷家开会时，密遣死士以炸弹机枪袭击之，而使众人同归于尽，后事为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获悉，他要朱卓文顾全大局，切勿使他为难，但并不追究责任。此计不成，朱卓文等便决定伺机刺杀防卫不严的廖仲恺。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35分，廖仲恺、何香凝乘上自备汽车，赶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例会，路上遇见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陈秋霖，廖叫他上车一同前往。一路跟踪廖仲恺的刺客有40余人，他们布置在整条街上，躲在巷子里。在惠州会馆门内，也有数人在窥望，等待廖仲恺、何香凝的到来。

廖仲恺的汽车在惠州会馆门前停下，他们下车后，何香凝被妇女部的一女同志叫住，廖仲恺同陈秋霖即向会场走去，廖的4名卫士首先登台阶入内。廖仲恺刚举步上头门石阶，突然有凶手5人，2人预伏两旁，3人在廖之后用左轮手枪，向廖袭击。廖先受两枪即倒地，尚以手撑石级，作欲起势，凶徒复发2枪，遂不能起。陈秋霖痛苦地挨了两步，也倒了下去，卫兵也倒下了。正在与人谈话的何香凝听到枪声，忙转过脸去，看见廖先生已倒在地上，意识到有人行刺，急忙大喊：“救命！救命！”“抓人！抓人！”她边喊边俯身抚着廖先生，问伤在那里？又是一阵枪响，子弹从她头上嗖嗖飞过，随后凶手逃之夭夭，只有一名重伤倒在地上。

何香凝和那位女同志将廖先生架起，只见满地殷红！他的衣服上也是一片片鲜血，还往下滴着。她们将廖抬上汽车，叫司机赶快向公立医院开去。廖身中4枪，皆是要害处。当汽车到达医院，才发现他大概在路上已绝了气。廖仲恺逝世后，国民政府公布廖遇刺殉国情况。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提议下，成立了由汪精卫、许崇清、蒋介石3人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以应付时局。随后又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甘乃光，杨匏安、陈公博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在缉凶过程中，先后捕押了凶手陈顺、梁博及其他有关案犯林直勉、郭敏卿、梅光培、赵士伟和粤军将校梁鸿楷、杨锦龙、邵桂章、梁士锋、谭启秀、张国桢等50余人。胡汉民闻风逃往汪精卫处，适汪外出未归，便与汪妻陈璧君同乘汽车去找许崇清，也被扣留，随即解往长洲要塞司令部予以看管。

从凶手的口供和遗下的实物罪证中，很快查清了参加暗杀案的人及与案件有牵连的很多人。凶手除在押的陈顺和梁博外，还有冯灿、吴培、陈细、黄基、冯允财、陈瑞、黄福芝等9人已逃往香港等地。暗杀的主谋是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以及胡汉民。胡毅生、魏邦平接受香港200万金贿赂，网罗粤军右派将校及亡命之徒进行暗杀活动。胡汉民要拔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先找“铁血团有名的枪手”陈世来，不料陈世来不干。胡汉民改找朱卓文，朱又通过郭敏卿物色到冯允财行刺廖仲恺。事后，胡汉民为冯办好护照、让他逃往南洋去了，通谋刺杀廖先生者有伍朝枢、吴铁城、傅秉常、陈其瑷等人。

但是，由于3人特别委员会中的许崇清，平时因统一财政事对廖不满，而对缉凶态度消极；蒋介石并不关心追查凶犯；汪精卫担心政局因缉凶而不稳，危害自己既得利益与权位。特别委员会迟迟才发出搜捕令，致使暗杀主谋与大部分凶手逃出广州，逍遥法外。甚至连已捕获归案的林直勉、梁鸿楷等人也越狱潜匿。检察委员会内又有吴铁城等人，给办案以诸多阻碍。对干涉及廖案的胡汉民等党政要员，汪精卫总以“说出去恐将摇动政府”为辞，不予究办。胡汉民也以养病为名得到释放。汪精卫叫他辞职离粤，拟派他为外交委员团主任委员，到京接洽外交事务，胡表示不就，汪派舰护送他去苏联游历，他去了莫斯科。

国民政府在处理廖案的过程中，分别解散收编了参与密谋的各部粤军，许崇清的老部下参与了廖案密谋，许遭到指责，又受到蒋介石的排挤，不得不辞去总司令职务，离开广州去了上海。正在国民政府处理廖案之际，陈炯明残部在英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下，重新占踞东江，计划进攻广州。香港政府给陈炯明30万发子弹和100多万现金支援，段政府助陈军30万元，并派海筹、永绩战舰和福建的张毅部助战。陈炯明与广东南部的邓本殷部，北江的熊克武川军勾结，企图三面夹击广州。广东省人民迫切要求彻底肃清陈炯明等军阀势力，统一全省，广州军政学商工农各界1000多个团体10余万人举行集会，林伯渠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主持大会，汪精卫代表国民政府、陈公傅代表省政府、冯芝荪代表总商会、谭植棠代表对外协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大会发表了宣言，号召各阶级要在共同目标下团结一致，扫除一切障碍，达到广东的统一。

9月21日，国民政府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党代表，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罗加觉夫为军事顾问。东征军编成3个纵队，一纵队队长何应钦，二纵队队长李济深，三纵队队长程潜。10月6日，各纵队开赴前线。蒋介石和汪精卫在东征出发前，搞了一个《重征东江训诫》：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怕死，2、不怕穷，3、不怕冻，4、不怕痛，5、不怕热，6、不怕饥，7、不怕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伕，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例》。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退却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5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的。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此次东征，得到工农群众的热烈支持，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总部3500人组成运输队，随军东征；东江农民军，奋勇配合作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东征军歼灭了陈炯明残部1万多人，完全收复了东江地区。盘踞东江多年的陈炯明军阀势力，归于覆没。身陷困境的陈炯明，只身逃往香港。

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东江行政委员，管辖惠、潮、梅各属。粤南军阀邓本殷乘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之机，调集大批军队，由阳江出动，向四邑进犯。陈铭枢率部奋起抵抗，双方激战3昼夜，但敌我力量悬殊，国民政府急调国民革命第三军和第二军一部增援。并任命朱培德为南路军总指挥，共产党员朱克靖为政治部主任。南征军分4路进击，陈铭枢部为第一路，王均部为第二路，戴岳部为第三路，俞作柏部为第四路，会攻南阳，以期一举将敌歼灭。11月7日，攻占阳江。23日，攻占廉江。邓本殷率残部退到琼州。这时蒋介石又命李济深率部肃清琼州之敌。

1926年1月15日，李部开始渡海，至2月间，消灭了邓本殷残部，琼州大定。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等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所部桂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两广实现了统一。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桂林楙头村人。祖父是位名医，好宾客，喜游览，以结交各方豪杰为人生乐事，父亲雅重实学，澹视虚名，以设教自娱，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瘁心公益乡里，每有义举，无不参与。李家因人口逐渐增多，家用日感拮据。李父设馆不能劳作，收入又不足以敷家用，李母便一肩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李宗仁兄弟5人从小便下田助母劳作，诸凡插秧、割稻、打柴、喂猪、舂米、织席，甚至清除牛栏，无事不做，皮肤晒得黝黑，身体十分健壮。由于经常赤足下田，纵在碎石锋利的山路上行走，亦如履平地。李宗仁6岁时，父亲要他开蒙入塾读书，父亲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幼学诗》，以后又教四书五经。但李宗仁宁愿上山打柴也不愿在书房受苦，虽有严父督促，学业上终无突出表现。自谓“读书平平，没有太高的悟性”。父亲后来应募出洋，李宗仁被其父的一位至友带到省城桂林的高等小学读了1年书，但每学期终了，榜上都是最末一名，受到同学讥笑，遂辍学回家。李宗仁学文的不行，习武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邻村拳师李植甫武艺高强，为人豪爽，李宗仁跟他学得了好几手拳脚功夫和舞枪弄棍的本领。然而舞枪弄棍不能当饭吃，15岁那年，他进了省立公费纺织习艺厂，半年后回到家中，父母专门为他买了一部新式木机，让他从事织布。谁知，他在习艺厂学到的技术仅为一些皮毛，一旦上机，随织随断，弄得十分尴尬。以后虽几番操此手艺，都未成功。读书上断了希望，从业又如此艰难，使他怅然无着。1907年，李宗仁闻知桂林的陆军小学招生，陆军小学学生入学后，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还发有津贴。正在从业无着的李宗仁感到，自己天性好动，并能冒险，家中又无财力供他自费求学，便去报考了陆军小学。他虽未入正榜，但以备取第一名获得入学资格。不料，李宗仁在入学时迟到了10多分钟，失去了机会，沮丧而回。1908年，陆军小学招考第三期学员，17岁的李宗仁被正式录取。

在陆军小学任职的，有不少是出类拔萃的同盟会党人，如李书城、冷遹等人，李宗仁个性向来持重，他的抱负是当一名合格军人，未加入同盟会。但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如黄绍竑、夏威、陈雄、尹承纲等，日后这些人成了他的支持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陆军小学学生一大半北上援鄂，学校因之停办。陆荣廷将陆军小学改为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便入速成学堂学习。毕业后被陆荣廷选派到南宁的广西将校讲习所供职。

李宗仁在将校讲习所仅为准尉助教，他十分满足，工作十分勤勉。但讲习所开办不到一年，便停办了，李宗仁等候派遣毫无结果，只得郁郁返回乡里，在家中务农。此时他已结婚，妻子是邻村的李秀文。

李宗仁从南宁讲习所回到乡间，村里人多所不解，难免有絮絮闲言。家中经济又入不敷出，迫使李宗仁跑到桂林，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省立模范小学谋得一体育教员的差事。当体育教员很辛苦，月薪又低，为了多挣钱，他又设法在另一学校兼了体操课。尽管十分劳累，总算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李宗仁感到用非所学，前途渺茫，心中郁郁不乐。1916年复，李宗仁突然接到一位在广西将校讲习所一起供职的同事来信，这位同事已在李烈钧护国军中当上了营长，热情地来信邀他前往共事。朋友的邀约，正合李心，他立即辞去学校职务，应召去南宁投军。李宗仁乘船来到梧州，准备再搭船去南宁时，却被几位熟识的军校朋友留了下来，碍于同窗之谊和朋友的热心，李便留在梧州在护国第二军充任了排长。但护国第二军是滇军部队，李宗仁乃一广西人，虽有同学提携，在滇军中也难有发展。于是，李宗仁由同乡兼同学托人介绍，改投护国第六军桂军林虎部。林虎乃有名的“彪虎将军”，李在林部第13团任排长。不久，部队奉命向肇庆开拔，接着开赴北江地区。在粤汉路南段沿线与龙济光军发生激烈战斗。连长李其昭临阵胆怯佯称肚痛，不肯上前线，把部队交李宗仁代行指挥。战斗打响后，士兵畏葸不前，李宗仁情急之下，举起连旗，带头冲锋，不料一颗子弹飞来，由右颊射入上腭骨，立时满嘴碎牙，血流如注。李宗仁将碎牙吐出，继续指挥战斗，最后支撑不住，被送往后方包扎。李伤愈出院后，因战功而被升为连长。

第三十九章　桂系崛起

1917年秋，李宗仁所在的部队改为护法军，开赴湖南安仁县，同北洋军作战。部队进入阵地后不久，营长因突发高烧，转送后方治疗，李宗仁奉命代理营长。次日晨，敌军在一阵猛烈炮火后，蜂涌而来，友军阵地被突破，为遏制溃势，李宗仁令营部号兵吹冲锋号向敌逆袭，不料竟无一兵一官向前跃进。李宗仁见情势危急，乃奋不顾身，跃出战壕，拿起营旗冲向敌阵。全营士兵见营长带头冲锋，也蚁附而前。李冲入敌阵后横冲直撞，异常剽悍，全营士气因之复振，喊杀声震天动地，顷刻间当面之敌被击退。李宗仁赶紧指挥全营占领阵地，不料在观察敌势时，被敌一排机枪打中胯下，李虽倒地，仍不忘指挥战斗，大呼冲锋不止，全营乘胜追歼溃敌。战斗结束，李宗仁因在战斗中的出色表现，得一“李铁牛”的诨名，骁勇善战之名在军中渐渐传开，李也因作战勇敢，指挥得当，被升为营长。年底，陆荣廷与北洋直系军阀通款言和，李宗仁营奉命开往广东新会驻防。按惯例，每次部队开拔，长官莫不腰缠万贯而去。李宗仁为新进长官，虽厕身旧军之中，对军队扰政害民、军纪废弛很是反感，早存改革意愿，故在当上营长后，极为注意整肃军纪。李营驻防新会，李宗仁决心从自身做起，拒受贿金，不徇私情，严令所部恪守军纪，爱惜名誉，颇得当地士绅和百姓称赞，上司也很满意。

1920年10月，在粤桂军为陈炯明击溃，桂军离粤向桂境撤退。桂军军纪向来废弛，素来不得人心，此番败退，广东军民纷起而堵截，粤民自动起而助战，沿途不是闭栅放炮，就是空室清野，桂军只好一路以抢掠为生，军纪愈发废弛。李宗仁所在部队担任撤退大军的后卫，一路所见尽是奸淫烧杀，落伍败兵为害百姓的惨状。名义上担任后卫的部队有制止士兵扰民之责，但李宗仁的上司就公开以抢劫提高士气。李目之不寒而栗，深感痛心，自思：“这种军队若不消灭，实无天理。”桂军1万多人一路上人马杂沓，狼奔豕突，部队撤至莲塘口，与粤军李福林、魏邦平部隘路相逢，又逢连宵大雨天赋观念指与生俱来的、先于经验的观念。柏拉图的，桂军陈兵路侧，一筹莫展。林虎、马济深知此刻全军面临危境，认为已到最后关头，只有实行中央突破，抢关夺隘，方可为大军夺得一条回桂的生路。恰于此时李宗仁率后卫一营赶到，自告奋勇前来请战。林、马在关键时候，得一虎将，大喜过望，立即下达抢关命令。李宗仁即令全营进发，为激励士气，自己带号兵、掌旗兵走在最前面。在进入敌射程后，即以雷霆万钧之势，猛扑敌阵，敌猝不及防，便以炮火猛击，李身边的掌旗兵和号兵纷纷中弹倒地，但李营在李宗仁指挥下已冲了上来，一阵殊死搏杀后，敌中央阵地被突破，全线动摇。这时接应部队蜂拥而上，莲塘口之敌遂被肃清。天险即下，峡口大开，全军万把人得平安通过，李宗仁之勇武过人也由此更加闻名。桂军退回广西后，林虎因与陆荣廷不和，愤而出走，林部交由李宗仁上司黄业兴指挥。黄率部开往玉林驻防。

1921年6月，粤、桂重开战。粤军士气旺盛，桂军连连败北，陆荣廷见军心涣散，通电辞职。时李宗仁所在的黄业兴部正在攻打高州天演论英国赫胥黎著，中国近代严复译述。分为上下两，闻梧州失守，陆帅下野，便主动放弃了攻击，急向玉林原防撤退。恰逢雨后山洪暴发，河水高涨，溃军在粤军追击下，群集河岸，草搭浮桥过河，全军半渡，浮桥突断，而岸上的人并不知情，一窝蜂向前挤，桥上人纷纷挤落下水，被江涛卷走，李宗仁也被挤落水中，幸赖水性好，得抢游上岸。黄业兴收拾残兵，不分日夜退到玉林。几日后，闻粤军已攻陷南宁，黄又率部向钦、廉方向继续退却。黄业兴是广东人，几日来，黄率残部不停地向粤境退却，其意何在？这使广西籍军官陡生疑虑和不安。李宗仁怕部队随黄入粤必然被粤军收编或遣散，他出生入死，好不易拥有的这点“家当”，不是将被人夺去，就是将化为乌有。想到这里，他惕然心惊，赶紧去找人打探。

黄业兴的参谋长梁史是李宗仁陆小时的学长，与李有师生之谊。李便乘途中晚间休息，前往梁处打听。梁以实相告，道：“陆已下野，赴邕无前途，黄司令原籍钦州，官兵又多钦、廉人，故有将队伍带回广东，以备收编之意。”李表示：“所部桂人为多，倘不愿随往，如何？”梁道：“那只好由你自己酌裁了。”李宗仁回到驻地后，即先召集本营4个广西籍连长商量。众人议定，乘大队人马向钦廉方向匆促退却之机，率所部4个连，并尽可能多联络些其他连广西籍军官，伺机脱离黄部，暂时避入六万大山，静观局势演变，再定日后大计。当晚分头行事，秘密与其他营的几个广西籍连长联络。因利害相同，平素关系也较好，自然一说即合。他们都表示愿意服从李宗仁节制，李宗仁原来的4个连，加上活动来的7个连，合起来已有11个连的兵力，李遂与11个连长一起商定相机行事的计划。次日，队伍开拔，李宗仁有意将所部调在后面移动，行进中又几次借口“休息”，让别的队伍先行。在部队走近六万大山边缘的城隍圩时，李宗仁见离大队人马已有一段距离，便令所部停止前进，召集各长官会议，向士兵宣布将部队开入附近山区的意向，谋一条出路，上下官兵一致同意。李马上下令各连掉转队伍，向山区开进。前面部队见李部久未跟上，派一参谋赶来，李宗仁以实情相告。黄业兴部下有主张派兵回来强迫李部一起前进的，但黄未予采纳，道：“现在大局已变，人各有志，不能勉强，陡然引起自家火并，不如各奔前程为是。”李把部队拉入山中，千余人在山上搭起棚帐或茅庐，觅地住宿，官兵心理上都有异样感觉。次日晨，便有两连人马不愿留在六万大山，乘夜幕逃去。李宗仁部在玉林驻防时，与当地士绅有过交往，相处甚洽。他便派员分访，请求接济。士绅即刻组织起来，为之筹划，千把人的粮饷暂有着落。其他部队的一些散兵游勇不断进得山来，特别是莫荣新部的一个营，在营长陆超率领下，因兵荒马乱，无处容身，愿同李部合伙，李欣然容之，在几日内李部人马已达近2000人。李宗仁靠这支人马，称雄一方已没有问题。于是，李宗仁决定以玉林地区和六万大山为创业基地，整军经武，养精蓄锐，以待日后大举。李宗仁默察形势，认为手上这支力量弱小，与入境粤军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在山中单靠地方接济粮饷，也非长久之计，不如随机应变，暂且归附粤方。于是派人到玉林去与陈炯明接洽，表示愿意接受归编，但要求划玉林地区给李部驻防，负责维持五属治安。并提出部队直属于粤军总部，为一独立单位，兼有两省头衔，防止被乱行调动，无故缴械，陈炯明见桂局未平，李宗仁部人枪齐全，若不答应，恐怕对粤军不利，便接受了李的条件，委李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命部队开往玉林以东的北流驻防。李宗仁抱定中立宗旨，对粤方不即不离，虚与委蛇。其时，马君武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省省长，在南宁组织政府。李宗仁遂以马君武是桂林同乡关系，到南宁活动。从马君武处谋了个“玉林警备司令”的正式名号。不料，陈炯明在广州叛乱，尽撤在桂粤军回粤。在玉林静观局势的李宗仁赶紧宣布与粤军脱离关系，宣布就任“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并趁机扩大了7个县的地盘。此时，广西全境一片混乱，进入所谓“自治军时代”。广西有民谣形容当时情景：“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杀人兼越货，无日不干戈。”百姓因此横遭劫掠，村落墟户洗劫一空，几近“鸡犬无声，非复人境之象”。各路自治军司令纷纷向北京政府表示效命，北京军阀分别加以册封。李宗仁得任桂林镇守使。受北京政府正式任命的“各路英雄”，联合向南宁进军，并在南宁相约召开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会议，李宗仁也被邀参加。李宗仁因年龄、资格、经历比不上那些旧式军人，故表示：“凡是诸位的决定，我一概无成见。”但他实际上却看不起那些行为粗俗、胸无点墨的“草头王”，决心收拾广西局面，统一八桂。会上推出林俊廷为全省自治军总司令。开会结果报北京政府核准，北京政府也照准不误。林俊廷被任为广西绥靖督办，蒙仁潜为省长，陆云高为财政厅长。但是林未就职，蒙徒有“省长”空衔，号令不出郭门，陆的财政厅长也只有在南宁一带自己原防地收收税罢了，一切仍是旧时模样。李宗仁来南宁，主要是察看风向，见局势依然混乱，乃回玉林。北京政府又挟持陆荣廷为广西边防军务督办，陆在武鸣召集旧部各自治军首领开会，要求取消自治军名目，改编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玉林部队被改编为广西陆军第5独立旅。李对陆的任命既不当面拒绝，也不正式就职。在他看来，只要军权在手，什么师长也好，旅长也好，镇守使也罢，都可以接受，这叫做“以不变应万变”。他抱定的宗旨是：顺应时势，和缓各方，守境自保，待机而动。这一韬晦策略实乃明智之举。李宗仁在玉林招兵买马，扩充队伍实力。他的陆小同学黄绍竑带着一营兵力并入李部。黄绍竑，字季宽，广西容县山嘴村人。黄家是容县有名的望族，黄在陆小加入学生军敢死队，随部队开赴湖北。1912年，入武昌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继续学习，1914年结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毕业后回广西百色，在马晓军的陆军模范营当连副。以后升为连长，模范营扩编为团时，黄任营长。后马晓军被粤军改编，马被任命为田南警备司令，不久，粤军回粤，桂局崩溃，马晓军部调往南宁驻防，马晓军知南宁难以久守，便率部撤往广东。然而沿途遭到自治军的拦截，马晓军对前途感到彷徨，将部队交给黄绍竑，自己借故离队。黄绍竑便将部队拉到自己的家乡容县，图后区处。李宗仁对模范营一帮青年军人久有联络之意，便亲自去容县找到了黄绍竑的胞兄黄天泽，表示：“都是同学，一切问题好商量。”不久，李宗仁又派夏威带着委任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的任命状和军饷，找到疲惫不堪的黄绍竑。黄遂同意与李合作，率部来到玉林。李宗仁部的人马由原来的2000多人，扩大为3000多人，2个支队增为3个支队，李宗仁玉林集团如虎添翼。李宗仁又罗致人才，设法把黄旭初从蒙仁潜部保释出来。黄旭初是广西容县人，1913年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因学业优异，同年冬又考进北京陆军大学，毕业后回桂，也曾在马晓军模范营任连长、营长等职，后调任广西督军署中校参谋、省长公署军政处总务科长。黄为人沉毅敬谨，文质彬彬，恬淡自守，为幕僚的最佳人选。李宗仁素慕其名。粤军从南宁撤退后，黄旭初被自治军蒙仁潜部扣留，指为“通敌有据”，险遭杀害。时李宗仁正好在南宁与各自治军首领接洽善后。知黄在押，即向蒙力争，将黄保释出来，并和他一同回玉林，派为总司令部参谋长。从此，黄旭初为李宗仁主持戎幕，运筹帷幄，全军赖其辅导，上、下归心。由于李宗仁推诚结纳军校同学，散处广西各处的军校生闻之，相率来归，一时人才云集，声势大振。在李部的3个支队中，营以上干部军校出身的占大半数。李宗仁不仅积极罗致军校生担任部队的中上级长官，对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也十分注意培训。他特意创办了“玉林干部教练所”，专调本军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受训。另设教导大队，对军内班长及准备充任班长的上等兵施以严格训练，为部队培训了大批基层骨干，部队素质和作战能力大为提高。黄绍竑是个受过较高军事教育的人，所部又是模范营底子，官佐士兵思想活跃新颖。黄绍竑接受李宗仁委任，是迫于形势，出于无奈，本意仍然想与粤方联络，将来方可求得发展。黄来玉林后，虽受到李宗仁厚遇，不仅人枪原封未动，还专门划定两县地盘给黄管辖。但所部侷处玉林一隅，顶着自治军的牌子，总感耳目闭塞，形同草寇，终非善策。闻得孙中山已击败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并又派兵西上，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黄顿感机会来临，准备向梧州发展，若能拿下梧州作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于是，黄绍竑私下派出所部参谋陈雄到广州去打探消息，与其时在广州养伤的白崇禧取得联系，令陈、白相机同广州革命政府联络，表明意图。白崇禧，字健行，广西临桂县南乡会仙圩山尾村人。1907年考入陆小第一期，因病中途退学，后转入桂林广西省立初级师范就读。1911年参加学生军北上，1912年入武昌陆军军官第三预备学校，1914年入保定军校，1916年同黄绍竑一起毕业回桂，又同在马晓军模范营任连副，后升为连长、营长。1922年，马部在百色被自治军刘日福部袭击，白崇禧率兵一部逃至贵州，后又率部返回百色，途中巡哨时跌伤左脚，赴广州就医。陈雄同白崇禧会面后，即积极活动，不久便在朱培德、廖仲恺引见下，晋谒了孙中山。向孙汇报了黄部情况，表达了参加革命的愿望，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孙命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1军军长。并命令在江西的粤军魏邦平、李济深部策应黄部起义。黄绍竑取得孙中山的支持后，便以“假受编”的方式，利用族兄黄绍竑在沈鸿英部下邓瑞征部当秘书的关系，表示愿率部投奔，骗得沈军委任“桂军第八旅”旅长头衔，获准率部进驻戎圩一带。他在行动之前，将计划向李宗仁和盘托出。李宗仁深知黄勇敢、精敏，是个不受羁縻的人才，事已至此，挽留也难，不如成全他向外发展的志向，异日或能收到表里为用之功。黄向李表示：“日后倘能成功，还将拥戴李为首领，绝不独树一帜。”李宗仁答应了黄绍竑的请求，在黄未取得梧州前，一切费用仍然照拨。万一黄部失败，便设法收容。但黄部在开拔时，不仅带走了自己的部队，还带走了前去接防的李部两营。此事不仅令李宗仁大为不快，也激起了玉林集团其他将官的愤慨。李宗仁虽然十分恼火，却竭力平息众怒，与黄部保持了互相呼应，暗中支持的关系。对此，黄绍竑十分感动，说李宗仁气量宽大，能忍人所不能忍。从此甘居李下。黄绍竑率部驻戎圩，白崇禧、陈雄也从广州返回。他们把举事日期定为7月中旬后，火速派陈雄去广州呈报，又与江西的魏邦平、李济深取得了联系。白崇禧亲往玉林同李宗仁通气。白崇禧同李宗仁彻夜开诚倾谈，论列两粤全盘局势。白对李说：“此举若成，功劳岂仅在于广西。”李然其言，慨然答应拨兵相助。李提出，梧州事成后，李、黄两部还应佯作分道扬镳，黄在梧州联络粤中革命力量，李则仍在玉林与自治各军势力虚与委蛇，此乃“内刚外柔”策略。经此养精蓄锐，等待他日彼此分进合击，打成一片。李的意图得到白的赞同。李、白此次会面，双方推心置腹，彼此倾慕，相约患难与共，由此奠定李、白此后20余年合作的基础。7月中旬，黄绍竑部突然向退到戎圩的沈军一部八九百人围攻，将该部缴械，亮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旗帜。尔后黄绍竑、白崇禧率部向梧州进发，与粤军夹击梧州。驻梧州的沈部旅长冯葆初，见前后受敌，无路可退，也就改换旗帜，欢迎粤军。黄绍竑部与粤军李济深部胜利会师梧州。李济深部中的大部分干部同黄部中的主要干部，同为保定军校同学，感情融洽，意气相投，梧州会师成了两广学生集团的大会合。李济深打算把梧州的防务交给黄绍竑，于是指示团长兼梧州军警处处长的邓演达助黄，在抚河花艇上设下鸿门宴，用计擒杀了冯葆初。李济深、邓演达均向孙中山推荐黄绍竑主持梧州军政事务，得到孙中山的支持，于是黄绍就便在梧州正式成立了“讨贼军总指挥部”。黄部又在粤军帮助下，攻下藤县，收编了该地自治军和散兵民团，在短短的两个月中，部队由1000人扩至4000人，军威震动全省。李宗仁从黄绍竑出师大捷，深深感到：自己如继续据守玉林一隅，面对革命潮流无鲜明立场，势难得到部下和民众之同情。他的部下认为，无论如何李宗仁在名义上不能摆在黄绍竑之下，一致要求把部队改称“定桂军”。恰巧此时黄绍竑派副官吕竟存、团长伍廷飏到玉林来与李进一步相商此后合作问题。于是两军商定下步作战计划：先协力肃清贵县、桂平、江口、平南的自治军，解除心腹之患，占领梧州到贵县的水路交通线，然后伺机再向柳州发展。两军分头行事。黄部讨贼军首先溯江而上，进攻平南、江口，李宗仁的定桂军则袭取贵县，并疾趋桂平。平南、桂平、江口一带是陆廷荣所部陆云高，张希栻、刘权中等部的防地。陆云高部受到李、黄军夹击，仓皇向蒙山、武宣方向败走，其他部队残兵败将纷纷投诚。这样，广西最富庶的梧州、浔州、玉林3个地区统落李、黄之手。在粤桂军刘震寰命桂军陈天泰师调集都城一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谋取梧州。黄绍竑当即与李宗仁商量，决心以武力先发制人，解决陈天泰部，此议得到粤军李济深支持，并通力合作，将陈天泰师击溃，集体缴械。李宗仁自出玉林后，初试锋芒，便连连告捷，大有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之概。定桂军的司令部遂由玉林迁到桂平，在这里娶了一位年方17的貌美新妇郭德洁。李、黄“定桂”、“讨贼”军的崛起，使广西成为三雄鼎立的局面，即：沈鸿英部在抚河、昭平以上至桂林一带；陆荣廷部在横县、武定以上，柳州、南宁、左右江一带；李、黄部在梧州、玉林、浔江一带。陆、沈两部各有2万多人枪，李、黄两部合起来则不到1万人。李、黄共同计划向上游发展，以驾驭广西全局。他们密议利用陆、沈同床异梦的矛盾，挑起两个强敌间的战事，尔后各个击破。然而在先讨陆还是先讨沈的问题，李与黄、白间意见分歧。李认为，沈特凶悍，为人反复无常，毫无信义可言，久为两粤人民所共弃，先行讨沈，定可一快人心。而对陆兴师问罪，李则有恻隐之心，心头难免不安。黄、白认为李的“联陆讨沈”之策，出于对陆“不忍”，对于平定广西之大略实为不智，故不赞成。他们提出“先联沈讨陆”。认为此是“联弱攻强，避实击虚”，这样对陆方胜券可操，沈部也易翦灭。李宗仁斟酌再三，接受了他们的方案。当时陆、沈两部在北京政府调解下，已有讲和息兵、合而谋取梧州的动向。李、黄遂决定先发制人，乘陆、沈未合作，先派人与沈鸿英联系，诱之以利，答应在倒陆后，将来地盘分配，桂林、平乐、柳州尽归沈有。沈为一枭雄人物，对李、黄的话当然也未尽信，但在盱衡全局后，认为陆荣廷势大，是自己称王广西的主要对手；李、黄部乃初出茅庐，不足以惧，于是承诺与李、黄合作，倒陆后再作后图。李、黄乘陆、沈在桂林对峙，迅速集中两部兵力于贵县，而后分左、右两路：左路由李宗仁亲率，指挥讨贼军伍廷飏、夏威、蔡振云3部和定桂军李石愚支队，沿邕江而上，直取南宁；右路由白崇禧率领，下辖定桂军何武、钟祖培部和讨贼军俞作柏团，攻打宾阳、迁江、上林，再转武鸣，对南宁作迂回包围。黄绍竑则指挥剩余部队留驻梧州，策划各方补充、策应。李宗仁的左路军在击退陆部韩彩凤军后，很快进至南宁，在南宁附近与陆部蒙仁潜、林俊廷的部队展开血战。右路白崇禧的部队，连下柳州、庆远，也奔南宁而来。在这种夹击攻势下，南宁守将林俊廷不敢抵抗，率部窜逃，省长张其也从南宁仓皇出逃。李、黄军遂于1924年6月25日占领南宁，两部会师，首战告捷。南宁的克复，使李、黄军两部士气大振。然值此大战初胜，尚待一鼓作气，继续进取之时，李、黄两个系统的部队都混集在一起，双方部属为分夺权利，几起争执，互不相让，嫌隙已见。两部将领中有彼此不服、欲争高低之人，几临火并边缘。李宗仁、白崇禧见情形严重，大局未定，众敌环伺，若内部为权为利，先起争执，必定复蹈昔日太平军诸王内讧、瓦解失败的覆辙。于是李、白商量后，立即联名打电报给在梧州的黄绍竑，要其克日来邕，并有“你如迟日不来，危险就会发生”等语。黄绍竑接电后，知情形紧急，乃昼夜不停，赶至南宁。李、黄、白3首领见面后，白即对黄晓以利害，白道：“洪杨之失败，非曾左之功也，洪杨内讧自毁其事业也，若以占领南宁即起内讧，我不欲见失败之日，愿先卸职他去。”留着大胡子的黄也深明大义，回道：“决不能这样做，一切以团体为重，恪守前约，推李为首。”3人达成默契。李、黄将两支部队中营长以上干部召来会宴，席间黄起立致词，提议：“立即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指挥部，拥护李宗仁当联军总指挥，本人副之。”言毕，黄举杯率在席诸将领向李宗仁敬酒，大家共干一杯。饮干后，黄擎杯在手，向诸将宣誓说：“今后我们将领，誓为一心一德，服从李总指挥领导，如有口是心非，三心两意的，当如此杯！”说完将酒杯猛掷于地，跌得粉碎，全场空气肃穆，众将为之动容，纷纷表示：“既然胡须老都这样做，还有什么可说。”于是，两军将领尽弃前嫌，握手言欢。联军总指挥部随即成立。李、黄为正、副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黄旭初为副参谋长，吕竟存为副官长，黄钟岳为秘书长，联军属下各纵队将领也作了统一调派。新桂系此后长期实行李、黄、白三巨头领导体制，李、黄两部由分而合，一致合作，共举定桂大业。李以仁厚、坦白、公正、诚恳待人，不念以往之瑕疵，力求事后之改进，尤其严禁任用私人，对自己原部之陈旧落伍分子尽力淘汰，毫不徇私，从而使这一新的团体进一步摒除了派别歧见。

第四十章　南北大惨案

陆、沈在桂林的战事正打得难分难舍，陆“老帅”被围在桂林城内，对南宁方面无暇顾及，李宗仁乃兵分3路：右路白崇禧指挥，左路胡宗铎指挥，中路俞作柏指挥。3路中以白崇禧右路为主攻方向，白崇禧率部乘胜一鼓而下，拿下柳州后，即掉兵转向上雷、庆远方向追击，与陆之骁将韩彩凤大战于上雷、大茂桥。李宗仁也亲率援兵援白，韩部全线崩溃，落荒而逃，窜入黔湘边境。右路大胜，中、左路也进展颇顺。左右江至南宁以北，尽为李、黄据。陆荣廷见大势已去，无心再战，放弃桂林，退入湖南。于9月23日通电下野，赴苏州做寓公，结束了陆氏统治广西40余年的历史。广西由三强鼎足之势变为李、黄联军与沈鸿英两强对峙的局面。沈鸿英窥伺到李、黄联军不可小觑的实力。知再不动手，其势更不可遏，乃在讨陆战事稍平后，立即在桂林打出广西建国军总司令的旗号，并以“出巡”为名，檄调大军分3路向李、黄部占据的浔、梧一带进发，实现其独占广西的美梦。沈鸿英的动向，早在李、黄等意料之中，在讨陆战事接近尾声时，李宗仁已密将所部主力由南宁调赴浔、梧一带备战。李宗仁急需粤军为助，乃于11月间正式就任广东革命政府任命的“广西绥靖督办”职，并在就职后，在梧州由李济深、陈铭枢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定桂、讨贼联军也编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李兼第1军军长，黄为第2军军长，白为督办公署参谋长。李济深派出所部陈济棠旅归李、黄节制，参加讨沈。1925年2月1日，李宗仁发出讨沈通电。白崇禧当日率精兵赶至武宣，先敌一步占据有利地形，将敌侦察前哨击溃。次日，敌大军蜂拥而至，白率兵退入武宣城中，固守待援。李宗仁率援兵赶到，双方大军在武宣一线摆开阵势，展开了激烈争夺，李宗仁亲冒炮火，上阵督战，再振“铁牛”威风。经两昼夜鏖战，敌始有不支之势。李部李石愚部从贵县赶到。李宗仁乘机指挥部队猛攻，敌崩溃，纷向桂林、良丰方向逃窜，李部乘胜追击。派往贺县和平乐方向的粤军陈济棠部和桂军俞作柏部也在迎战沈军其他两路后，一一得手，及此3路会合，进击桂林。2月13日，桂林告克复。敌首沈鸿英哀叹：“我沈鸿英10余年来，带兵数万横行桂、湘、粤、赣，谁奈我何，初不料今日竟败于几个排长出身的小子之手。”桂林克复后，李宗仁不稍懈怠，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各部乘胜追击沈军残部，扫荡沈氏残余。沈鸿英知大局已定，在主力被歼的情况下，只好暂作藏匿，以后化装逃跑，避居香港当了寓公。李、黄、白正收拾桂局时，不料，滇桂边界又开来了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浩荡大军。3月初，唐军由龙云、胡若愚率领的一路已逼近南宁。李、黄部因桂柳方面对沈战事尚未结束，粤方援军也未抵达，故先避其锋芒，弃守南宁。唐军不战而入邕，更加趾高气扬，以为广西指日可下，于是前锋越过昆仑关，直逼宾阳。而另一路由唐继虞率领的军队，却迟至5月才取道贵州进入桂境。两路滇军东、西距离很远，加上滇军的骄横，给李、黄运用各个击破策略提供了战机。5月上旬，粤方派来了原滇军顾品珍部下范石生部约1万人开至贵县。李、黄、白、范4人聚首，拟定了作战计划，并通电讨唐。李集结兵力，挫唐前锋，夺回昆仑关，回攻南宁，唐军突遭主力迎击，猝不及防，退守高田，又遭李部夹击，弃关而逃，缩回南宁，重新布置防御。李部围攻南宁，因城墙坚实，敌军抵抗顽强，城垣费时半月不破。唐继虞部从另一路由黔边长驱直下，向柳州逼近。桂境内陆、沈残部乘滇军入侵，蠢蠢欲动，勾结滇军向李、黄部反攻，柳州告急。李宗仁将南宁围城任务交黄绍竑、范石生担任，自己退驻八塘，部署援柳事宜。柳州方面的主将李石愚在前线指挥时阵亡。李宗仁闻讯分身不得，急电黄、白赴柳州坐镇指挥。黄绍竑带病赶至柳州前线，先行率领从南宁方面调来的两纵队主力对滇军展开进攻，击败唐军前锋吴学显。又向围攻柳州的滇军进行突袭，解了柳州之围。白崇禧也率部从桂林赶到，向滇军展开全线反攻，滇军大溃，逃至沙浦，黄、白紧追不舍，两军在沙浦对垒，双主帅都亲自上阵督战，动用兵力数万以上，直打得昏天黑地，浮尸满江，最后滇军不支，开始向南宁方面退却，不料途中又遭截击，死伤无数，唐继虞也受重伤，不得不放弃与南宁滇军会合的希望，从西面狼狈窜回云南。滇军沙浦败讯传到南宁，守城敌军无心作战，加上城中患疫，士兵死者上千，云龙、胡若愚率余者弃城而去，南宁城头变幻霸王旗。至此，干戈扰攘近5年的广西战事终于平歇，李、黄、白成为广西一统天下的新主人。李宗仁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第7军军长，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和广西省省长。至此，两广实现了统一。北京政变后成立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实际上是受奉系张作霖势力的控制，就连原来扶植它起来的国民军也遭到了排挤。1925年11月，当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国民军宋哲元部即乘机占领了热河，12月初，国民军又向直隶督办李景林提出假道天津出关援助郭松龄的要求。李景林在郭松龄发难时双方有过联合倒张的密约，后来李景林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拉拢下，背弃了前约，他为阻止国民军进兵，宣布与山东军阀张宗昌组织直鲁联军，并通电讨伐冯玉祥。于是，冯、李两军在杨村等地展开激战，双方经过半个月的争夺，李景林部于12月24日败退山东。国民军进驻天津，从而占有了直隶全境。这时国民军拥有40余万人马，据有京、津、直隶、河南、甘肃、陕西、察哈尔、绥远等地，控制有京奉、津浦、京汉等交通干线。在国民军控制的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北方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军势力的扩大，日益引起帝国主义和奉、直系军阀的恐慌，它们便进一步勾结起来对付革命势力。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的代表向张作霖提出履行“二十一条”中关于满蒙地位的条款，作为出兵援助张的条件。张作霖卖国求援，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悍然出兵直接援助了张作霖，导致郭松龄兵败被杀，使奉系军阀的统治重新得到巩固。随后，日、英又策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使他们在“讨赤”的名义下，于1926年1月初达成了“谅解”，一致对付革命势力。它们的矛头，首先指向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张作霖立即策动直系吴佩孚和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对国民军实行三面夹击。张作霖以追击郭松龄残部为借口，进犯关内，占领了山海关。吴佩孚在英国人的援助下，分3路出兵进攻河南岳维峻、邓宝珊的国民军二军。命靳云鹏由鲁西进攻豫东，寇英杰由鄂北进豫南，刘镇华、张治公由陕北东部进攻豫西，并勾结晋系军阀阎锡山出兵娘子关向北进犯。直军相继攻占了开封、郑州、洛阳、河南，国民二军被击溃。直鲁联军也开始了对直隶进犯，先后抢占了沧州、献县等地，并突破马厂，逼近天津，使国民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冯玉祥被迫于1926年1月通电下野，由张之江署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统率部队。冯玉祥抱着满怀惆怅的心情，由平地泉取道外蒙，悄然赴俄。张之江为使国民军摆脱危困的境地，又采取了迎合段祺瑞镇压学生运动的做法。3月12日下午，日本出动两艘军舰驶入大沽口。驻守炮台的国民军发现这一非常情况后，即以旗语令其停止前进，日舰置之不理，炮台守军遂发空炮警告，日舰竟以机枪射击。中国守军猝不及防，死伤10余名，国民军被迫予以回击，将日舰驱出大沽口。大沽口事件发生后，日本向中国北京政府提出抗议，颠倒黑白，诬称国民军首先开炮，并纠集英、美、法意、荷、西、比等8国公使，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提出5条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答复，并声称如得不到满意的保障，各国将采取必要之手段。日本还要求中国政府严惩大沽口守军军官，并索取5万元赔偿费。各国声言以“保护侨民”为名，共派遣20多艘军舰，云集在大沽口。日本声言还将派15艘军舰开往大沽口；各国海军司令官决定将采取自由行动，“有反抗行为，即行炮击”，侵略气焰极为嚣张。帝国主义者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愤慨。3月14日，北京各界群众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规模的国民反日侵略直隶大会，群呼打倒助奉日人，声气壮烈。大会向日本提出7条抗议。次日，天津总工会等70余团体召开国民反日紧急群众大会，要求严惩侵略者。上海总工会也向全国发出通电，沉痛陈言：“似此横暴，凌我国权，侮我人民，于斯已极！此而不争，国亡无日，切望全国同胞，共起反抗，以制凶顽，用雪国耻。”16日，中共北京地委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李大钊、刘伯庄、陈乔年、陈为人、邓洁、陈毅等100多人出席会议，李大钊发表了演说，提出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政客、官僚、军阀政府斗争到底的战斗任务。17日，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200多个团体在北京大学召开紧急会议，商定驱逐8国公使出京等5条决议。会议派出陈毅等代表赴国务院，王一飞等代表赴外交部请愿。陈毅等人赴国务院请愿时，竟有6人被卫兵用刺刀刺成重伤，10人为轻伤，造成流血事件。两路代表返回后，一致认为段祺瑞政府毫无接纳人民意见的诚意，决定次日全力召开国民大会。3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等80余北京市大中学校学生和北京总工会、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等140余团体，2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场悬挂“驳复列强最后通牒”、“撤退外国兵舰”等标语和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血衣上书“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徐谦、李大钊、顾孟余等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会上通过了《反抗列强最后通牒国民大会致八国公使书》，以及8项决议案。会后，由2000多名群众组成游行队伍，由共产党员王一飞担任游行总指挥，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游行。段祺瑞军阀政府采用“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做法，一面派代表到天安门国民大会上，对17日卫队行凶事件表示歉意，一面在执政府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卫队，附近街道胡同里埋伏了暗藏凶器的便衣侦探，准备对游行请愿群众下毒手。下午1时许，游行请愿队伍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后，代表安体诚等5人人内，要求面见段祺瑞、贾德耀，遭到卫队拒绝。代表们出来向众人报告交涉情况，群情激愤，要求去吉祥胡同段宅去。正当整队出发之际，执政府门楼内响起了信号枪，在卫队旅长指挥下，一时警笛狂鸣，大门外卫队同时举枪向群众队伍平射，一批批手无寸铁的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凶残的卫队官兵到处追击追杀，周围胡同伏兵四起，手持大刀、铁棍随意乱砍乱打。群众相互救援，拼力反抗，女子师范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身负重伤，仍然顽强地挺起身子，万恶的刽子手竟继续用大刀向她乱砍，终惨遭毒手。在这场持续半小时之久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共死难47人，伤200多人。在惨案发生时，李大钊面对敌人的屠杀，不顾个人安危，掩护群众退却，曾一度被捕，幸其回答机警，得以脱险，陈乔年在斗争中英勇负伤。这一惨案，历史上称为“3?18”惨案。当晚，李大钊召开党的北方区委、青年团北方区委联席会议，决定领导群众继续斗争。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150余个团体，也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北京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由陈毅负责，领导各界群众进一步开展斗争。4月20日，段祺瑞终于通电下野。但是，人民从前院驱出了虎，后院来了狼。吴佩孚、张作霖两位冤家来到北京相会，他们在联合反对国民军时重新和好，于是在北京又是合影留念，又是互换兰谱，结为兄弟，北京由直奉两系把持。但是，苏、闽、浙、赣、皖“五省联帅”孙传芳，忽又改变了对吴佩孚的态度，仍然执礼甚恭。他通电主张颜惠庆内阁复职，摄行总统职权。又有北京治安维持会领袖王士珍、赵尔巽赞同，张林霖不得不表同意。5月12日，颜内阁宣布依法复职。13日任命顾维钧为财政总长，施肇基为外交总长，张国淦为司法总长，郑谦为内务总长，张景惠为陆军总长，杜锡圭为海军总长，杨文恺为农商总长，王宠惠为教育总长，张志谭为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看起来是奉、吴、孙3方面的混合内阁，但是属于吴系的外交“名流”共占4席（颜、顾、施、王），实质上是以吴系为核心的亲西方内阁。国民党右派分子林森、邹鲁受国民政府派遣去北京支援全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于1925年9月离开广东，先到上海进行阴谋反对共产党的活动，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一伙右派会晤，共商到北京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决定在分途去北京的途中，联络各地有派分子去参加北京会议。他们到达北京后，即以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名义召集会议，不料却遭到以李大钊、于树德为首的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抵制。10月25、26日，邹鲁、林森、谢持等纠集北京同志俱乐部和民治主义同志会的一小撮反动分子，手持铁棍，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寻衅闹事，几个人把守大门，一伙人冲进房门，翻箱倒柜，连墙角厕所等处也进行搜查，一若强盗入室，结果挑起双方武斗，抢去执行部小印一方，簿册若干种。在北京开会不成，又拟改在冯玉祥国民军驻地张家口举行，但遭到冯玉祥的拒绝。这伙右派走投无着，骑虎难下，遂决定仍在北京西山碧云寺总理灵前召开会议。11月18日举行了预备会议，吴稚晖不赞成立即与共产党分裂，主张此事从缓进行，这个意见得到戴季陶、沈定一的承认。关于暂缓反共的消息一传出，右派团伙立即大哗。因戴季陶、沈定一曾参与发起筹建共产党的活动，以冯自由、马素为首竟误认为预备会议是共产党会议，是戴季陶、沈定一在为共产党活动。于是，他们雇佣了一伙流氓，涌向西山香云旅社，将戴季陶、沈定一绑架，进行凌辱。戴季陶受此“奇冤”，羞愤不已，乃离京南下。出席西山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沈定一、叶楚伧等8人，候补执行委员茅祖权、傅汝霖2人，监察委员张继、谢持2人，共12人，但实际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24人，候补执行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5人，计46人，不足一半。这是一次非法的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西山会议为期一个月，至1926年1月4日收场，通过了《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之共产派谭平山等案》、《顾问鲍罗廷解雇案》、《决定本党此后对于俄国之态度案》、《关于反对共产派被开除者应分别恢复党籍案》。参加西山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10人，要开除共产派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9人，即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等人，是荒唐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广大革命分子的强烈反对。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对西山会议表示决不承认的态度，遂于1925年12月，在广州正式召开了第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指出西山会议是非法的，西山会议开除李大钊、谭平山等9人是无效的。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大会召开前，周恩来、陈延年与鲍罗廷共向商议，计划在这次大会上，通过对西山会议派的批判，狠狠打击右派，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国民党党籍，以进一步巩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同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选举中，多选左派，争取共产党员占1A3，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占优势。但是，这个正确的计划却遭到了陈独秀的坚决反对。这时陈独秀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曾义正词严地批驳右派，而内心世界相当复杂。他对右派攻击党团活动感到极其为难，认为这都是加入国民党这一政策所引起的难题。如果遵照国民党的意见，取消在国民党内的党团组织，这无异是熔化在国民党内，没有独立性了，但要国民党员默认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存在，也是做不到的事。这种困惑的心情迫使他在与国民党右派更为复杂严峻的斗争中作出选择，或者努力争夺对国民党的领导权，或者是主张退出国民党。1925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为宣传部主任，瞿秋白、蔡和森为宣传部委员、张国焘为工农部主任，并由这5人组成中央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还有李大钊、项英、谭平山、李维汉。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指出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共产党人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就立即付诸实践。于5月1日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166个工会的281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代表有组织的工人54万余人。大会选出林伟民、刘少奇为全国总工会正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大会闭幕后不久，便掀起了全国大风暴的五卅运动。5月7日，上海日本资本家联合组织的日本纺织同业会开会，以工会系共产主义指挥下为由，悍然决定不承认工会，扬言工会如组织工人罢工，就采取强硬态度关闭工厂。5月10日之后的几天内，日本资本家无故开除工人代表几十人，日本人还蛮不讲理，手持铁棍乱打工人。5月15日下午5时，内外棉七厂夜班工人五六百名工人照常上班，日本厂主不准工人进厂，工人群起质问日本厂主：我们并未参加罢工，岂有拒绝工作之理。日本领班和包打听一见工人进厂，就举木棍铁棒对手无寸铁的工人行凶，好几个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站在队伍前面的青年工人顾正红看见已有好几个工人被打伤，他满腔怒火，高喊：“东洋人打人啦！”并带领众人冲入物料间，每人持一根“打梭棒”，作为反击的武器。内外棉厂副总大班元木和七厂大班川村，带着手枪，率领一群流氓打手，杀气腾腾来到门口，对准顾正红开了一枪，他毫不畏怯，忍着疼痛，高呼：“工友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川村又接连向他的腹部、头部放了两枪，并以腰中的毒刀猛刺顾正红头部。顾正红终于卧倒在血泊之中，虽经工友们送医院抢救，但由于伤势过重，壮烈牺牲，年仅20岁。这次血案还有11人受重伤，几十人受轻伤。陈独秀以总书记名义多次签发中共中央通告，号召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发表宣言和通电，反对日本人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5月24日，上海工人8000多人在闸北潭子湾工人俱乐部举行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但是，上海工人、学生因为募捐活动和参加公祭顾正红大会，被巡捕房捕去几十人。学生们闻此消息，义愤填膺，结队去会审公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遭到无理拒绝。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李立三、蔡和森等参加了会议，决定分头向各学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动员和组织学生于5月30日到租界进行反帝大宣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30日，约有3000学生上街演讲，听众十分激愤。下午，身高虬髯的巡捕前来驱赶群众，学生与之冲突，马路上一时人声嘈杂，反帝呼声更趋高涨，捕房捕头慑于群众声势，疯狂地下令逮捕学生。学生和听众睹此惨状，个个义愤填膺。老闸捕房前已是群众云集，水泄不通，口号雄壮，声震屋瓦，传单飘飞，满蔽天日，群众的激昂情绪达到沸点。捕头和副捕带领巡捕22人，排列在捕房门口，捕头下令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副捕头首先向人丛射击，发出一弹，于是全体巡捕连开两排枪，南京路上顿时血流遍地，死伤狼籍，酿成震惊中外的五卅血案，被杀害的革命群众13人，重伤数十人。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领导上海人民掀起罢工、罢课、罢市三罢斗争。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秀居中指挥。戴季陶在五卅运动中看到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忧心忡忡，觉得再也不能沉默，发表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命的罪恶；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在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采用“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陈独秀立即在《向导周报》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批判了朋友戴季陶，说戴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立论也是正确的，但没击中要害。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上缺乏认识，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他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他们争论的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问题。因此，陈独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

第四十一章　中山舰阴谋

陈独秀在1925年10月，共产党北京第二次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共产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所牵制。陈独秀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一直以客卿自居，国民党内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退出国民党，他和戴季陶的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同归。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委员们的一致反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其精神是积极的，但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其中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这个规定当然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北方政治形势的恶化，使陈独秀的思想又发生了变化，他片面地认为郭松龄倒戈失败，奉系军阀气焰复张，并与吴佩孚勾结起来，冯玉祥的国民军正处于四面受敌的情况下，表明革命低潮到来了，一味主张在革命统一战线方面要执行让步的策略。

于是，陈独秀同张国焘一起代表中共中央，约请参与过西山会议派活动的叶楚伧、邵元冲、孙科在上海，就国共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向他们表示：“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俄国的发展，主张不要无产阶级，只通过农民革命推翻专制，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人数。”还邀请他们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会谈中双方就继续合作达成了几点协议。

陈独秀又急不可耐地给中共广东党组织写信，要他们欢迎这些右派回广东参加大会，选举国民党中央委员时，要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罗进去，说这样可以团结国民党。陈独秀提出的国民党中委候选人名单，有很多人是国民党右派分子，陈独秀还把完全附和他的张国焘派到广州，担任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中共党团书记，指导中共在大会的活动。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集中共广东区委负责同志和鲍罗廷开会，要求贯彻执行陈独秀的退让政策，鲍罗廷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广东区委赞成鲍罗廷的意见，反对同孙科、邹鲁、叶楚伧等人的协议。鲍罗廷气愤地质问张国焘：“为甚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你们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张国焘回答说：“孙科等人是中派，中央既已与他们有协议，自不能中途变更。这不是退让政策，这是中共自谋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必要的措施，不应要求修改，而应切实执行。开除西山会议派和使中共党员增加在国民党中央的比重，并不算是甚么真正的革命进攻。”

张国焘还向汪精卫表示，在选举国民党中委时，可以减少中共的名额。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共278人，其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代表168人，中派代表65人，右派代表45人。大会主席团由汪精卫、谭延闿、邓泽如、谭平山、恩克巴图、丁惟汾、宋庆龄等7人组成，秘书长是共产党员吴玉章。

由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多数，他们参加了大会的各个主要机构。在大会上，汪精卫作了政治报告，林伯渠作了代表大会筹备经过报告，谭平山作了党务和代表资格审查报告，毛泽东作了宣传工作报告，邓颖超受何香凝委托作了妇女运动报告，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作了大会发言。大会对西山会议派表示强烈愤慨，但蒋介石和孙科却秘密策划阻挠大会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他们看到这个企图不能得逞时，就把出席大会的第一军和黄埔军校的部分代表召集起来，让汪精卫出面以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代表名义，向大会提出，对西山派尽量从宽处理，但却遭到多数代表的反对和批判。

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给予居正、石青阳、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叶楚伧、邵元冲、林森、张继、张知本等12人警告处分，责其改正错误，限其两个月内，具复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若有不接受大会警告，是甘心背叛本党，即开除其党籍。唯念戴季陶为党奋斗有年，翊赞总理，改组本党，颇有勋劳，大会促其猛省，不可再误。

大会还通过决议，继续聘请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顾问。并赠送鲍罗廷银鼎一座，上镌刻“共同奋斗”4字。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时，由于张国焘坚持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新当选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共产党员只有7人，即林伯渠、李大钊、于树德、杨匏安、恽代英、吴玉章、朱季恂，加上国民党左派朱培德、谭延闿等人在内，只有14人；国民党右派、中派则有15人，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等右派都当选了。12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右派占了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在这次选举中，原来在国民党内地位并不高的新右派头目蒋介石，竟一跃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接着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共9人：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蒋介石的亲信何应钦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在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中，伪装左派，浪得不少声誉；他作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拥有一部分军权，取得东征的胜利，在大会上备受礼遇。他又以军事领袖自居，在大会上作了各种引人注目的表演。蒋介石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与陈独秀多次吹捧蒋介石有关。1925年10月，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蒋介石手创有力的党军，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12月，陈独秀又在《向导》上先后发表了两篇吹捧蒋介石的文章，把蒋介石列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队伍，并把蒋排在汪精卫之后，称他是第二号左派领袖。苏联派遣来的军事顾问亚?伊?列潘诺夫，也说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历史上称此时的陈独秀是右倾投降主义。陈独秀的私人生活也开始放荡不羁，他和妻子高君曼感情破裂，高君曼去了南京，陈独秀另有新欢。

陈独秀在上海隐蔽起来，没人知道他住在上海什么地方，他每次到中央机关看文件，同志们用话引他泄秘密，但每次都失败了。话说到边缘，他便闭口不谈。大家猜想他一定有个女伴，陈独秀同女医生施芝英同居。1926年1至2月，陈独秀便不来中央机关看文件了。因为没人知道他的住址，也没有办法找他。秘书处秘书任作民首先恐慌起来，他报告了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他们也恐慌起来。一天天过去，都没有消息，大家近于绝望了，猜想陈独秀被秘密处死了。眼泪汪汪的张国焘说：“老头子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到这个下场。”

陈独秀“失踪”一个多月后露面了，他裹着一件大衣，缠着围巾。原来他生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他的女伴服侍他。他说已经告诉任作民要好多天不来办公的，他以为不久就可以出院的。同志们受了场虚惊，少不了要数落他，他答应以后任作民一人可以去他家。本来就支持国民党的共产国际，对于陈独秀吹捧蒋介石尤其注意。2月上旬，联共（布）派遣联共（布）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远东边疆区党委书记库皮亚克等10余人来华。布勃诺夫在北京会见俄国顾问，听取了关于中国形势的汇报，然后同加拉罕一起去包头、张家口，会见冯玉祥。布勃诺夫认为革命阵线争取冯玉祥的工作是很值得做的，苏联应以更大规模继续向冯玉祥提供援助。在布勃诺夫同冯玉祥会面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扩大会议。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工作报告中说：“有40万党员的国民党，历史的‘明天’将使它在全中国掌权，而它却在思想上表示赞同我们，这已经是巨大的成就了。”全会作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说，国民党已经同最广大的工农群众和城市民主派建立了联系，广州政府乃是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先锋队。共产国际根据联共（布）的建议，批准国民党参加国际，并推选蒋介石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名誉委员。然而，谁曾料到，就在共产国际会议闭会后的第5天，即3月20日，这位“名誉委员”在被誉为“典范”的广州政府所在地，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又称“3?20”事件，这对中共和陈独秀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原本不赞成国共合作，曾对孙中山坚持联俄联共，表示异议，但由于个人野心，又隐忍下来。为了表示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与忠顺，他又竭力装出完全拥护的样子，借以骗取革命人民的信任，捞获政治资本。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使他的地位迭迭上升，权力不断扩大。他兼有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重要职务，与国民党领袖相比，在军事方面，蒋介石比汪精卫强，拥有汪精卫所不具有的军事地位和实力；在政治方面，蒋介石比李济深、程潜等人强，享有李、程所不具有的政治地位和影响。野心谋求权力，权力助长野心，并以既得权力为杠杆，谋求更大更多的野心，这就是蒋介石发迹的法窍。1926年2月，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廷偕谭平山暂时离开广州，去了北方，鲍的职务由另一名苏俄顾问季山嘉代理。季山嘉对蒋介石的阴暗反共心理有所察觉，对蒋的独裁擅权行为不满，竭力拉拢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对蒋进行抑制，这就加深了蒋介石的疑忌。右派头目伍朝枢、古应芬、王柏龄等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说苏俄顾问和中共要“倒蒋”，广州市面上出现了称蒋介石为“新军阀”的传单，这无异是火上加油，推波助澜。蒋早有反共的思想基础，已有疑忌之心。右派分子的挑拨煽动，使他有了机会发动政变。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广州商团叛乱后，黄埔军校革命学生为帮助政府及时平定叛乱，联络广州其他各军校学生，发起组织青年军人代表会。不久，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蒋先云等决定将青年军人代表会改组为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主要负责人有黄埔军校学生蒋先云、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王一飞、许继慎、左权等，在教职员有金佛庄、鲁易、胡公冕等，大都是共产党员。联合会在其存在的18个月中，会员发展到2万多人，成为革命军人中有明确宗旨、严密的组织、严明纪律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的革命团体。黄埔军校右派分子王柏龄等为了与联合会相对抗，组织了“中山主义学会”。这些人打着研究中山主义的旗号，把右派分子集中起来。几个月之后，王以中山主义学会为基础，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王柏龄说：“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就是要和共产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划上一道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都是蒋介石的亲信，王柏龄、贺衷寒、何应钦、陈诚、顾祝同、胡宗南、吴铁城、缪斌、冷欣、曾扩情、酆悌、桂永清、欧阳格、刘峙、陈肇英等。它是蒋介石豢养的反共反革命的团体。

孙文主义学会监视共产党员的行动，盗窃共产党员的文件，放出种种污蔑中伤共产党员的滥言，甚至挑起冲突，大打出手，酿成武斗惨剧。孙文主义学会会员、黄埔军校官佐林振雄同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员李汉藩发生口角，林竟然拔出手枪向李开了一枪，幸未打中，当时引起大风潮。军校进步师生同声抗议林振雄枪击李汉藩事件。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貌似公允，暗中却支持孙文主义学会，竭力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控制。

1926年2月2日，蒋介石装作协调两会关系，召集两会负责人开会，议定4条办法，利用孙文主义学会以加强对青年军人联合会的监视，把联合会摆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庇护右派，打击左派。蒋介石操纵孙文主义学会，阴谋策划中山舰事件。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它原是由永丰舰改名的，孙中山曾在永丰舰上避难，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中山舰”。蒋介石同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多次策划，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蒋介石精心策划之后，于1926年3月18日，令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

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璧两舰前往。但19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日下午6时兵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露械外出，经一昼夜”，“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

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宣布广州紧急戒严，命令陈肇英、王柏龄、陈策、欧阳格、吴铁城等人，率武装部队，包围苏联顾问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住宅、苏联领事馆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押第一军和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员，逮捕李之龙，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就以第2师、新编第1师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他们还包围了汪精卫的住宅。

蒋介石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他对准共产党猛然一击之后，就立即收缩回来。他感到现在羽毛尚未丰满，同共产党彻底决裂还为时尚早，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和苏联的军火援助，于是，在20日下午，释放了许多被扣押的共产党员。

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到报纸上披露中山舰事件的消息，感到莫名其妙。因为通讯联系不便，无法了解事件的真相。受到软禁的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等人不能不表态。22日，苏联领事馆代表与蒋介石会晤，问蒋：“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回答道：“对人不对俄，希望鲍罗廷速回俄。”领事馆代表随即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布勃诺夫立即将苏联顾问组组长季山嘉和其他顾问组成员10余名遣返回国。

事变之后，蒋介石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如果共产党人进行反击，蒋介石的地位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当时周恩来、毛泽东等都主张反击，当时的革命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10多万人，工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多农民加入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4期2000多学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6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国民党内部和国民党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件，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等人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2军军长谭延闿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第3军军长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指挥；第4军军长李济深、第6军军长程潜都对蒋介石不满；第5军军长李福林同蒋介石也有矛盾。如果当时提出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在该军中有较大影响，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去很不满。因此，搞掉蒋介石，不会有更大的困难。但是苏联使团布勃诺夫给蒋介石频送秋波。蒋介石又演出虚假的自请处分的闹剧。3月23日，蒋介石煞有其事地呈文政府，说：“此次事起仓猝，处置非常，事先未及报告，……应自请从严处分。”

同日，汪精卫托词“因患晕眩”，请假治疗。汪精卫同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尖锐矛盾。蒋介石阴谋发动政变，包围了汪的住宅，使挂着国民党政府主席和国民党革命军总代表名义的汪精卫感到十分难堪，如同受了一记耳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蒋介石自请处分的呈文，通过决议：“对于蒋同志表示信任”，“毋庸议处”，留给汪精卫的只有羞愤出走了，他借口养病，隐匿下来，不久就动身去了法国。蒋介石把自己装扮成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3月24日，他在黄埔军校演讲，说如果李之龙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但实际上已暴露的共产党员被迫退出国民党的有250多名。中山舰的军权被夺取，舰长换成了欧阳格，第一军的全体共产党员被驱逐，党代表被取消，青年军人联合会被解散，所有会员被迫退出黄埔学生军。蒋介石利用右派打击了左派，又回过头来“惩办”右派，迷惑左派。他免去了王柏龄的第一军第1师师长职务、陈肇英虎门司令职务，“软禁”了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还解散了孙文主义学会。但是，不久，他以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为基础，成立了黄埔同学会，自任会长。他不仅使孙文主义学会借尸还魂，还进一步扩充了他的反动力量。

蒋介石居心叵测，行动敏捷，纵横捭阖，左右逢源。他通过中山舰事件，打开了夺取权力的大门，在这个事件之后，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帮了蒋介石的大忙。布勃诺夫在给苏联顾问作报告中说，这次事件，是由于军事工作和总的政治领导方面的严重错误而引起的，中国将军脖子上戴着5个套，这就是参谋部、军需部、政治部、党代表和顾问。这种情况与中国军队历来的习惯，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布勃诺夫要顾问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军阀们的过敏的民族主义，外国军事专家的任何一个压力，都会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越权，不应承担任何直接领导军队的职责，以免使破坏国民革命的危险更趋严重。

第四十二章　挥师北伐

苏联使团布勃诺夫写信给在莫斯科的鲍罗廷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十分审慎行事，……决不能突出自己作为助手和领导者的地位。”中共广东区委也不得不听从布勃诺夫的意见。3月底，布勃诺夫使团从广州回国路过上海时，向中共中央说：“事变发生时，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俄人住宅等，都是事实，但也只有这些事实。周恩来、邓中夏并未被捕，均尚在广州，更无杀人事。蒋介石表示他此次举动只是防止有叛乱之事发生，他本人并不反俄反共，……此时蒋氏似已了解共产派确未有谋危政府及蒋氏个人之计划，风波已归平静；惟孙文主义学会一派挑拨离间之举动仍未停止，随时会有事故发生。”

陈独秀一面派张国焘去广州，查明事实真相，一面在《向导》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党不是疯子的党，当然不会在广州建设工农政府，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挑起这次事变的是在广州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中心的国民党右派。陈独秀把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尊为革命的“柱石”，而把事变的喽罗们指控为罪魁祸首。“柱石”自然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当蒋介石于4月7日假惺惺地发出辞去一切军职的虞电以后，陈独秀劝说蒋介石，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并努力使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没有军阀发生，自己个人消极的辞去军职，这是不对的。陈独秀紧步布勃诺夫的后尘，除说了一句幽默讽刺的话“你的责任是不在自己变成军阀”外，就是劝蒋介石不要辞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按照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示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4月29日，鲍罗廷从苏联回到广州，带来了联共（布）政治局的政策，斯大林主张共产党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具不是手，而是脑”，“没有教育，就没有持久的革命”，只，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处理中山舰事件的对策，自然是着重检讨中共本身的错误，迁就蒋介石，而不是同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陈独秀派出张国焘来到广州，采取退让妥协政策。他们认为，不管事件发生的原因如何，总应采取让步的妥协态度来稳定广州的局势。蒋介石既已“先发制人”，共产党舍妥协政策而外，实无他途可循。张国焘和蒋介石大开谈判，对蒋表示：“中共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精诚无间的合作。”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退让，中山舰事件遂以蒋介石的完全胜利而告终。

蒋介石通过阴谋策计中山舰事件，在对革命力量进行打击得逞后，又步步逼进，于4月3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整军肃党，准备北伐”的建议，要求在一个月内召集中央全会，“整顿纪律，检查分子”。4月6日，他正式提出一个提案，说：“近来国内政治现状，瞬息变化，本党对于时局问题，亟应确定方针，以资应付。……自前次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外间因误会而发生种种谣言，故对内对外均应有召集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必要。”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案。5月15日至25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选举谭延闿、蒋介石、谭平山为主席团。会上，蒋介石打着协调国共两党关系的幌子，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为借口，提出了一个《整理党务案》。这个提案共8点，它的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应训令其党员对于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应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册交国民党中央保存；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和省市党部任执行委员不得超过1A3，且不能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等等。这显然是对共产党的限制和防范。

《整理党务案》还规定成立处理两党纠纷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由国民党代表5人，共产党代表3人组成。这个联席会议显然是蒋介石用以限共、反共的一个工具。因为国民党代表比共产党代表多2人，国民党推选的代表是：张静江、谭延闿、蒋介石、吴敬恒、顾孟余，而共产党的代表迟迟未能选出。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是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3人讨论商定。鲍罗廷会前已知道了《整理党务案》的大概内容，他害怕苏联顾问会被驱逐出广州，为了稳定局势，寻求同蒋介石继续合作，他曾要张国焘、谭平山去会见蒋介石，说明中共对《整理党务案》决不反对。蒋介石听后色然而喜，频频表示欣慰。

中共中央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国民党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受不接受整理党务案。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在讨论时，有人提出意见，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讨论了7天，毫无结果。张国焘把他的退让妥协意见拿来，用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结果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获得通过。

在通过《整理党务案》时，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旗帜鲜明地持反对立场。何香凝义愤填膺，拍案顿足，几乎把地板跺裂，她含泪说：“中山先生去世不到15个月，尸骨未寒，这一伙不肖之党徒为达到其利己主义目的，竟采用这样的手段，这实际上是反共、反对联俄，给工人农民带来不利。”柳亚子为何香凝鼓掌助威，表示赞同。他怒火满胸膛，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整理党务案》通过时，彭泽民气得手脚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跑到中山先生的遗像前，痛哭一场，表示愤慨之情。

蒋介石等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在25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中央财政委员、农民部长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组织部长职，另选继任。

由于汪精卫已离职出国，在蒋介石一手导演下，会议推选“八面观音”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半身不遂的张静江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己则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他即把组织部长一职让给了他的义侄陈果夫，又让老政客顾孟余当了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当了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不论党的还是政府的实权，都落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6月5日，蒋介石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军队的控制权、指挥权拿到手里。7月6日，又担任了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实现了把国民党的党权、军权、政权集中于一身的目标，形成了国民党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就是国民党的独裁局面。

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怎样？6月4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给蒋介石的信，说：“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介石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

蒋介石见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说，“不要噜噜苏苏，长篇大论的打起笔墨官司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蒋介石在大整共产党之后，反而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其实，哪里是没有关系，不过是不便公开他的反共面目罢了。

虽然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3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6个师。总共8个军中，他只占1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气得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大骂他的父亲陈独秀是“老糊涂”、“混蛋！”

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北伐出师前，苏联顾问加伦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陈独秀当时住在医院里，采取了这种不负责的态度，又指定了张国焘代理他的职务，主持中共中央开会研究，也没有真正讨论。张国焘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在会上联合提案，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这个提案遭到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多数人的反对。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对陈彭2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大会虽然否决了陈彭两人的联合提案，但同意将此案送请共产国际考虑。

共产国际不仅拒绝考虑，而且还由布哈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主张退出国民党的人“恰和苏联反对派……犯了同样大的错误”。自李宗仁、黄绍竑合力平定广西后，李宗仁虽是坐了第一把交椅，但李、黄部队因两个系统合并而来，军中门户歧见不易消除。尤其在广西统一后，举凡省内党务、军事、政治、经济、财政等方方面面的职位、权利，两军中人争之不已。李、黄因尚能推诚相见，但也囿于一山不容二虎的旧规，在任用人事上不免磕碰。对此，李、黄深以为虑，认为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开来，甚至造成不幸事件。李、黄、白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在协调内部的基础上，必须寻机向外发展，而北伐正是提供这样的机会。

李宗仁任国民革命军第7军军长，黄绍竑主持广西省务。李、黄部队已发展到4万人，李、黄决定将军队一分为二，一半由李宗仁率领，准备随时北伐出征，称“前方第七军”，一半由黄绍竑统领，驻守广西，巩固后方，为“后方第七军”。

正当广西秣马厉兵，积极为北伐出师作准备之时，广西邻省湖南的湘军第4师师长唐生智与第3师师长叶开鑫发生战斗。唐、叶同为湖军阀赵恒惕的部下。赵恒惕执掌湘省大权后，名义上附北，但又打起联省自治招牌，南抗北拒，因此引起吴佩孚的不满。其时北方奉、直军阀为讨伐“南北二赤”，已握手言欢。吴佩孚为便于自己插手湘局，暗中扶植唐生智势力，对赵恒惕进行牵制。唐生智毕业于保定军校，一向自视甚高，野心勃勃，在自己的第4师实力发展起来后，便有在湘取赵而代之之心。1926年初，湖南民众发起驱赵运动，唐生智见有机可乘，乃于3月中旬发起驱赵运动，赵恒惕知势已难容，通电辞职，唐继赵宣布就任湖南代理省长。忠于赵的湘军第3师师长叶开鑫坚决抗唐，率部退至湘鄂边界向吴佩孚求援，吴便以“助叶讨唐”为名发兵入湘。吴军久经沙场，精锐无比，一经接触，唐军立溃。吴军攻下岳州后，大军直逼长沙，唐生智情急之下，乃以同学私谊急电广西李、黄、白，请求支援，同时致电广州国民政府，表示只要能得到援助，即愿率所部投效革命政权，充当北伐前驱。李宗仁接到唐电后，立即与黄、白等人进行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北伐既为既定方针，出师也就势在必行。现在吴军正大举南下，若不先发制人，吴军一旦拿下湖南，便直接威胁两广，到时，革命方面就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危境。唐军一旦溃入广西，北军尾追入桂，广西统一局面也万难保全。若给唐军以支援，一可助人于危难之际，二则先行出师，以后北伐事成，广西当居首功，于人于己均不失两全之策。况且，唐入主长沙后，白崇禧偕陈铭枢以广东革命政府的正式名义去湖南，对唐表示声援，现在到履行诺言的时候了，广西不能失信于人。于是李、黄在来不及报告广东方面的情况下，当机立断，作出援唐决定，并当即命令钟祖培旅作入湘作战准备，先以尹承纲团为钟旅前锋，兼程开赴衡阳前线，同时急电国民党中央，告之第七军援湘之师已经出发，北伐势成骑虎，望中央速定大计。几日后，中央复电：“策动唐部举义，至深嘉许，桂省出兵支援，亦表赞同，至北伐问题，关系重大，深盼李督办来粤会商，再行决定。”李宗仁偕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同往广州。李宗仁向各方面活动后发现，苏联和中共因虑及工农尚未充分发动，担心北伐会搞成仅由少数军事领袖控制的单纯军事行动，对北伐态度谨慎；蒋介石倒是主张北伐，但其在党、政、军地位未确定，态度暧昧；其他各军政干要，均在观察动向，以定行止，对北伐也不甚积极，只有第4军军长李济深，因与广西方面有特殊关系以及与非粤系军队的矛盾，希望通过北伐使“在粤就食”的客籍各军包括蒋介石的黄埔军，早日不驱自走，故对李来粤呼吁北代表现了十二万分的赞成和热心。为此，二李多次作“竟夕谈”，最后商定了一个促成中央早定大计的做法。5月25日，中央政治会议召开讨论北伐问题的会议，李宗仁首先充分陈述克日北伐的理由。李宗仁话毕，李济深立即起身响应，并主动请缨，表示愿抽调所部精锐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北上赴湘援唐，四军在广州城郊之叶挺独立团可立即出发。李之第四军为广东部队，今既自告奋勇，愿作前驱，其他各军原系客军，胜固有利大家，败也与己无关，落得赞成。于是，李宗仁的北伐之议竟然在会上一举通过。政治会议还同时通过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5月底，李济深部叶挺独立团先行从广州出发，开抵湖南安仁、渌田拒敌，陈铭枢、张发奎两部也自南路和琼崖北调，驰援入湘。由于两广生力军的加入，原已不支的唐军声势复振，吴军攻势被遏，湖南战局暂时得到稳定。6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迅速出师北伐案。国民革命军分析了全国形势，认为：“吴佩孚因缘时会，既已声震北国，且野心勃勃，仍企图囊括西南，是当前直接加害我政府，为我大敌者，莫若吴佩孚。……孙传芳已取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荣衔，其人素以乘机观变称，惯收渔人之利，从不作鹬蚌之争。故此时未必有积极对我之行动。张作霖纵心雄力厚，其势力犹在黄河以北，对我殊有鞭长莫及之感。”3支军阀总兵力70多万，国民革命军总兵力为10万多，据此，国民革命军策定了各个击破的方针，首先打倒吴佩孚，尔后次第打倒孙传芳、张作霖，又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蒋介石为了稳往孙传芳，特地复电孙传芳，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无进攻江西的意图，如果有略取江西之意，则敝军久已集中湘东，岂肯屯兵不进，坐失时机。同时对孙传芳提出希望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决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毅然加入革命战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6月中旬，广西第七军第2批入湘援唐部队开赴湖南，会同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向叶开鑫部和助叶之吴军发动了大举反攻。17日，李宗仁率第七军后续部队进抵长沙，唐生智发出定湘通电，长沙城里到处飘起了青天白日旗。湘中战事旗开得胜，北伐军声威大震。至此，吴佩孚方感到此次南军出师与孙中山昔日之北伐不可同日而语，遂亲作部署，负隅顽抗。8月12日，蒋介石偕同北伐司令部主要成员，包括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行营参谋长白崇禧、总军事顾问加伦一行抵达长沙。当晚即召开前方主要将领会议，讨论下一步作战方略，决定采纳李宗仁等几个军长的意见，仍以两湖为主战场，前进目标是占领武汉，消灭吴佩孚。得手后，再挥戈东南，进兵江西，扫荡孙传芳。8月15日，蒋介石正式发布作战部署：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为中央军，担任两湖的主攻任务。中央军以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率所部第八军为左纵队。另以四、七两军为右纵队，由李宗仁统一指挥，下分两路，一路由李宗仁亲自督率第七军，一路由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各路军分途进击，最后会攻武昌；右翼军总指挥为朱培德，统领第二、三两军，监视江西方面之敌，并掩护主力军之右侧翼；以第一、六军为总预备军，随中央军前敌部队推进；以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统率第九、十军，进取沙市、宜昌。8月18日，北伐军开始总攻击。中央军陈可钰部进展神速，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清了盘据平江、通城之前面之敌。敌主将陆某在通城北门楼司令部自杀。接着陈可钰又与敌血战两日，叶挺独立团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临阵退缩的团、营长9颗血淋淋的人头，还是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叶挺的铁军一举攻陷汀泗桥。至8月28日，已乘胜追敌至贺胜桥。与此同时，李宗仁统率之第七军也向敌人展开了凌厉攻势。肃清了将军山，强渡汩罗河，不给新败之敌喘息之机。李宗仁率部随向导出发，在丛山峻岭羊肠小道上而行，幸第七军官兵来自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故只一日行军，便进抵岳州城前10里处。李宗仁当即指挥部队，乘敌不备发起猛攻，敌军惊为天降，慌不择路，向六溪、五里牌、羊楼司一带四散溃逃。第七军啣尾穷追逃敌，不日克复岳州，缴获无数。尔后进抵大沙坪，迅向贺胜桥急进，会合第四军，作攻打贺胜桥的准备。

第四十三章　钢铁之军

吴佩孚亲率精锐部队刘玉春、张占鳌、靳云鹗等师，兼程南下增援湘中。不料才到武汉不久，汀泗桥败讯已至，吴大帅席不暇暖，立即从武汉南下，赶至贺胜桥亲自部署。他坚信自己的部署万无一失，向部下自诩说：“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

当这位吴大帅在贺胜桥紧急布防时，北伐中央军第四、七、八军前方高级指挥官也已齐集咸宁，共商进攻贺胜桥的计划，会议决定：攻打贺胜桥的战役由李宗仁任总指挥，指挥四、七两军为攻桥主力，唐生智的第八军为总预备队，并调第八军的何键、夏斗寅部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汉阳，以拊吴军之背。计划既定，李宗仁遂于8月29日令第四军仍沿铁路前进，进逼贺胜桥正面，第七军则出咸宁东北，自王立本攻击贺胜桥以东地区。此时，吴部大军也已在贺胜桥严阵以待，双方主力云集，不惜倾全力作决定胜负的一搏。

30日拂晓，一场恶仗打响了。李宗仁率陈可钰、张发奎、陈铭枢、夏威、胡宗铎亲临前线督战。国民革命军前线官兵个个奋勇争先，如万只猛虎向敌人同时进袭。敌方也恃险顽抗，重机枪、山野炮乱施淫威，战场上刹时成了一片火海。然而敌人的火力封锁挡不住北伐军将士的迅猛进攻，敌之一、二道防线相继被突破。四、七军劲旅全力向贺胜桥敌军正面冲锋前进，其势锐不可挡。敌阵动摇，败兵潮水般向贺胜桥溃退。吴佩孚亲上贺胜桥头督战，以机关枪、大刀队排列桥上，凡畏葸退却的，立被射杀。吴并手刃退却旅、团长十数人，悬其头于电线柱上，以示有进无退。

在吴佩孚亲自督阵下，敌军抵抗复又顽强，机关枪扫射，疾如飙风骤雨。所赖北伐军将士士气极旺，喊杀连天只要保存“诚敬”之心，便能“与物无对”。著作有《定性，李宗仁等高级指挥官也浴身火海，现场指挥，敌终不支，不顾大刀队阻遏，慌不择路，落水而逃，一时河中尸体塞流。数万名兵士因后退无路，被迫向大刀队作反冲锋，吴佩孚见大势已去，夺路乘火车逃命，数千兵士不及避开，被火车压死。主帅既遁，敌军溃败更速。北伐军将士乘敌混乱，冲过铁桥，于当日12时攻占贺胜桥阵地。

李宗仁未作稍怠，率军乘胜追击，于31日黄昏进抵武昌城下。吴军败兵纷纷从前线溃退下来，赵荣华命令督战队挥舞大刀乱砍乱杀，杀得那些兵士们火性大发，有的竟然开枪向大帅专车射击，打死副官1人，伤了卫士2人。到了这个时候，吴才被迫允许败兵通过。北伐军将城团团围住，李宗仁拟乘敌喘息未定，一举而下武昌，于是由自己担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副之，连续组织3次攻城。无奈武昌城垣高而坚，护城壕沟又水深没顶，加上守城敌军已有准备，闭城死守，抵抗顽强，城垣一时难下。几次攻城不克后，为减少伤亡，改硬攻为长期围困，待敌弹尽粮绝后，再行夺城。蒋介石因江西战事，调李宗仁率第七军赴赣，北伐军攻城司令为邓演达。

第八军何键、夏斗寅部在嘉鱼北渡长江，9月6日攻克汉阳，7日续占汉口，第四军攻围武昌，血战40天，于10月10日全胜攻克。吴佩孚率残部逃窜豫境，北伐军乘胜追踪进据武胜关。叶挺独立团及其所在的第四军，在湖北战场英勇杀敌，为北伐大业屡建奇功，“铁军”之称威名大振。邓演达任北伐军武汉行营主任。吴佩孚逃到信阳后，他手下的心腹大将靳云鹗又联合国民军向他进逼，他不得不退回郑州。这时，奉军又以援鄂为名，派大军杀向中州派。主要代表有英国的罗素、摩尔、怀特海、亚历山大（Samuel，显然要夺他的地盘。吴佩孚这位显赫一时的孚威将军，终于把家底全输掉了，他不得不放弃郑州，向四川逃走。

当北伐军在两湖与吴佩孚主力作殊死战时，吴曾檄调5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入湘应援。但孙传芳其时正打着“壁上观”的主意，企图让吴军与北伐军先混战一场，由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不料，北伐雄师长驱北进，两湖转眼而定，孙方如梦初醒，急调主力防守江西，另以一路进攻湘鄂，期捣北伐军侧后，进而囊括两湖。然而，北伐军对进攻赣省早有准备，不待敌动，先发制人，在两湖大局初定后，便提前实行占领赣、皖、苏、浙、闽，以消灭孙传芳的计划。于是北伐军第一、二、三、六军成为攻赣主力，由蒋介石亲自率领，分3路向江西进攻，同时于9月初檄调围攻武昌的李宗仁第七军赴赣，充作江西战场左翼，沿长江左岸东下，进驻阳新，控制长江下游，巩固武汉，相机进取赣北。

北伐军右翼军分自赣江两岸及赣西地区，向南昌进攻。9月19日，程潜所部的第六军和王柏龄所部的第一军第一师，在南昌城内的省署警备队和工人、学生的配合下，一举攻下了江西省会南昌。孙传芳听到南昌失守后，大为震惊，立即命精锐部队第一、二、十方面军从南北反攻南昌。9月22日，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战，北伐军寡不敌众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被迫退出南昌。9月23日，蒋介石的总司令行营移到宜春，策定了收复江西的作战计划，其要点以第三军全力及第一军之第一师协力攻南昌；以第六军主力攻永修，一部策应南昌之攻击；以第二军之一部向峡江方面警戒，该军主力与第一军之第二师攻取樟树；以第七军一部沿长江南岸警戒，该军主力攻占九江；第十四军及第二军之第五师，攻击吉安。24日，蒋介石下达了各部之攻击命令。

李宗仁率第七军主力进抵横港，本应由此往武宁与程潜之第六军会合，不料得报第六军已不在武宁，该处已有敌军把守。前面情况不明，后退之路已断，友军不知去向，李宗仁恐再前进，地势于己不利，乃决计放弃进攻九江，改道南下，寻找第六军。于是全军舍东而南，翻越羊肠山，向箬溪前进。李宗仁已探知箬溪有敌军精锐谢鸿勋部2万多人驻守，故采“先发制人”战术，过山后即主动向箬溪之敌展开进攻。敌顽强抵抗，激战一天，战况无进展。李宗仁即派预备队李明瑞部取迂回战术字”、“方志学”中的“戴震”。，自左翼隐蔽地带向敌阵地右翼逼近，李明瑞部突然出现在敌右后方，并以雷霆万钧之势压向敌阵，敌全线动摇，七军将士乘机呐喊冲杀而上，敌军全面崩溃，分向修水、德安逃窜，七军将士奋勇追击，俘获近万人，敌主将谢鸿勋重伤后侥幸逃脱，后因伤重，治疗无效而毙命。

李宗仁从缴获敌人文件中发现江西友军战况：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曾攻取南昌，得而复失。1军第1师师长王柏龄弃职潜逃，第一、六两军已西撤，孙传芳军正在分途追击中。李宗仁当机立断，决冒孤军深入的危险，继续率部东进。10月3日拂晓，第七军到达德安郊外。德安城南有九仙岭、金鸡山拱卫，城西北有一列岗峦可资防守，地形险要，据守条件十分有利。德安守敌为孙传芳另一精锐卢香亭部不可分离。清代戴震称未成形者为形而上，已成形者为形而，有近4万人。卢闻谢部全军覆没，即加固了工事，配有铁甲车数辆，载野炮十余尊，往来巡梭，布防十分严密。

李宗仁不惜一切代价，决心一战。指挥7军向德安县城发起攻击。卢部使用山炮、野炮、机关枪等各种武器，居高临下，向李宗仁的进攻部队猛烈射击，枪声的密集，炮火的猛烈，较之贺胜桥战役有过之无不及。7军将士无一退缩，李宗仁亲自上阵督战。从拂晓至下午2时，七军官兵伤亡已达2000余人，第9团团长陆受祺阵亡，全团打得仅剩副团长、连长、排长各一人。7军将士仍然前赴后继，攻势未曾稍减。下午6时，7军左翼之陶钧团在与敌数次肉搏后，冲破敌左翼，占据了南浔铁路桥，并迅速扩大战果，自铁路桥南下，向敌纵深阵地冲击，敌阵线大乱。李宗仁立即指挥所部再次向正面之敌发起猛攻，敌不支，弃阵而逃，渡河溺死者数百，未得逃跑被俘或投降的达数千人，德安落入七军手中。南浔铁路被李军截为两段，致使南昌之敌与九江之敌断了联络，赣南之敌失却归路。孙传芳急调九江、南昌守军反攻德安，已进入鄂东南的敌军也被迫回援，这样李宗仁的第七军不仅在德安予孙军卢香亭部以重创，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友军，挫败了孙传芳在北路、中路的图谋，对九江和南昌的克复亦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李宗仁在德安战役后，果断决定迅速撤离德安，寻找最近之敌，迅速歼灭之。当他得知敌军陈调元、王普两师抵达箬溪10余里的王家铺，陈、王两师是孙传芳军劲旅摹写，而是有待读者去充实意思的流动结构；阅读不再是被，两师计有近3万人，而第七军因连日苦战，亦进亦退，将士已极度疲乏，兵员也仅存7000余人。面对强敌，李宗仁再次下定死中求生、坚决歼灭敌人的决心，激励七军官兵连续作战，以快捷、猛烈的行动向王家铺之敌主动发起进攻。双方激战多时，均无法得手，战至午后，程潜部赶到，合力将敌击溃。

10月12日，蒋介石亲赴南昌南门外，组织围攻南昌，但连攻3日不克，各军牺牲重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暂撤南昌之围，撤退到高安县城设立司令部，命全军暂行休息，以检讨江西战场第一期作战得失。15日，蒋介石制定了《肃清江西计划》。将江西的北伐军编为左、中、右3路，自己亲任总指挥。左路指挥官为李宗仁，并从武汉调第四军张发奎师和贺耀祖部湘军独立二师统归李宗仁指挥。右路军指挥官为第3军军长朱培德，中路指挥官为程潜。第一军第一、二两师作总预备队，由刘峙任指挥官。

11月1日，北伐军在江西开始第2期作战。2日，左路军向赣北进攻，再次攻克德安，然后转向攻取九江。中路军进攻奉新、安义，肃清了南昌的西南守敌。右路军肃清了南昌外围敌军。随后，左、中、右3路大军会攻南昌，8日占领了南昌。孙传芳见败局无可挽回，他急急忙忙逃回南京去了。

11月9日，蒋介石将总司令部移往南昌，命各军追敌。李宗仁左路军担任肃赣北任务。占领湖口、武穴的贺耀祖师向窜往赣东之逃敌追击，张发奎部直趋黄梅，截击陈调元、王普残部本书通俗地叙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再现了马克思的思想，主力则由白崇禧指挥，在徐槎、马口两地截敌，俘获近3万人，枪械不计其数。至此，孙传芳在江西的10万主力几乎全部被歼，赣境内残敌全部扫清。第七军在江西战场上屡建战功，“钢军”之称名闻遐迩，李宗仁也成了蜚声中外的北伐名将。冯玉祥一行分乘汽车19辆，随行百名卫兵，沿张家口至达库伦大道，于1926年3月22日到达库伦。

鲍罗廷领着于右任、陈友仁、顾孟余、徐谦、陈启修等30余人于4月3日到达库伦，与冯玉祥讨论国民党和国民军合作的细节问题，鲍罗廷对冯玉祥说：“您拥有中国最刚毅的军队，口称救国，但不知您的救国方针具体计划如何？何时实现？假设您的救国大策优于国民党，我们可以离开国民党来助您；假设您没有，就请您加入国民党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写于1859，接受其主义和政策，联合一致，并计革命的成功，这是我们的希望！”

冯回道：“我是一个军人，不懂政治，更没有具体办法，耿耿此心，只知道要革命。”

冯玉祥本无参加国民党的愿望，经鲍罗廷这么一说，面临抉择问题，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加入国民党。

冯玉祥由库伦抵达莫斯科，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四五百名学生的热烈欢迎，使冯深受感动。

苏联政府把冯玉祥一行安排在富丽堂皇的欧罗巴旅馆。冯从未住过如此豪华的大厦，心里老觉不安，要求换一家较小的旅馆，未得许可。冯想到国内的战友正在艰苦地战斗，面对美肴佳馔，无法下咽，于是自己上街买了些萝卜、大葱回来佐膳。

冯玉祥拜会了许多重要的苏联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加里宁、托洛茨基、拉狄克、伏罗希洛夫等。斯大林其时住在黑海养病，他给冯玉祥写信说，等他病愈后再行约会。冯感到苏维埃主席加里宁没有一点官架子，完全像一位朴实的农民。冯玉祥与拉狄克作了长谈，他请拉狄克给他讲了列宁主义。冯为了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将本来在德国读书的儿子冯洪国、女儿冯弗能入中山大学读书，二女儿冯弗伐入飞机制造厂当学徒工，半工半读。冯玉祥身边的人也去基辅和莫斯科的学校学习。

冯玉祥在苏联期间，先后派刘骥、李鸣钟、徐谦去广州，报告冯玉祥已在苏联率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刘骥同谭延闿、徐谦、宋子文、孙科等人，协商了冯部和广东国民政府今后的关系，确定了冯部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行，国民政府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冯玉祥完全同意。

冯玉祥心情激动，难以成眠，拟订了一份颇具有革命色彩的中国政治改革《计划大纲》：改善人民生活，由国家尽力辅助，使每家最少有1万元之财产；凡有百万元以上之产业，百万元归其所有，其余则全移归国家或地方，自愿将百万元以上之数呈国家或地方者，奖励之；其有逃匿国外或将款私存外国银行者，则取销其目标或处罚之；铲除资本教育制度；建设须积极向科学化、机器化、电气化。

苏联答应支援冯玉祥的国民军40万军队的军事装备。冯满怀信心地对人说：“现在有了办法。”冯玉祥在苏期间，每周有两个下午请朱务善、周达文讲有关中国革命问题，请蔡和森讲国共合作、三大政策等问题。冯颇受启发，向蔡提出，请蔡做他的老师，同他一起回国，帮助他做政治工作。蔡因在莫斯科另有工作任务，不便离开，即向冯介绍了刘伯承到冯部做政治工作。冯玉祥一再要求共产国际委派刘伯承随同他一起回到国民军内，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共产国际同意了冯的要求。

7月26日，冯玉祥离开莫斯科返回。随冯同行者除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和中共党员刘伯承外，还有中共党员蒋挺松、曾晓园、穆济波等，他们本是留法学生，后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冯玉祥在途经库伦逗留时，得知国民军已与国民党发表联合宣言，很高兴。国民党中央任命冯为国民军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及国民党军委会委员。9月16日，冯玉祥到达五原。五原是个人烟稀少、荒凉冷落的城镇。冯玉祥同国民军将领鹿钟麟、邓哲熙、过之翰、孙岳、方振武、弓富魁、邓宝珊等一一相见。国民军此时除原驻甘肃之外的武装力量，尚不满5万人，驻在五原的队伍仅有张凌云、弓富魁、徐永昌、方振武、冯治安等部。刘汝明、孙连仲两部在南口作战时，伤亡惨重，国民一军的精锐部队基本上为韩复榘、石友三带走。方振武所率领的国民五军还较完整地保存了实力。韩复榘、石友三等将领因率部队西撤，给养困难，乃投靠了阎锡山的晋军。冯玉祥抵五原后，国民军各部闻讯纷纷向五原集中，韩复榘、石友三等部也相继归来。

9月17日上午，国民军各部将领公举冯玉祥为国民联军总司令。冯遂于中午12时，在五原举行就职誓师受旗典礼，接受党旗，宣誓就职，并发表“自我怀抱与献身革命的信心的宣言”，即《五原誓师宣言》。这在历史上便是著名的“五原誓师”，冯在誓师大会上宣布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并正式宣布国民军全体将士集体参加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当场宣读了誓词：“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铲除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此誓。”于右任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授予国民党旗，并宣布接受全军官兵加入国民党。

五原本是小县城，冯部大军云集，饷糈浩繁，给养维艰，枪械弹药，补充不易。张作霖将国民军通向内地的交通断绝，切断各种物质供应，使冯军更加缺吃少穿。部队因从南口战役败退下来，东零西散，但冯亲自检点整顿各部人数、枪数，3日之中即整顿就绪，全军井然有序，皆大欢喜。顾问乌斯马诺夫翘着大拇指，称赞冯是天才组织家。刘伯承、邓小平、宣侠父、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在国民军中担任政治工作，又有苏联顾问的帮助，国民军开始改变愚兵政策，部队规模和战斗力显著增强。

冯玉祥决定取道甘肃，出援西安，而后出潼关，会师郑州，分兵10路援陕。国民二军李虎臣和国民三军杨虎城部，自1926年2月起被吴佩孚支持的刘镇华的镇嵩军10万余众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西安城内饿毙者暴尸于市巷，甚至发生了以死尸充饥的现象，实到了易子而食、折骸而炊的绝境。

吴佩孚支持西北军阀张兆钾、孔繁锦、吴新佃举兵进攻驻甘肃的国民军，企图抄冯军后路。国民军刘郁芬、蒋鸿遇坚决抵抗，猛将孙良诚和足智多谋的张维玺等奋力作战，一举歼灭了张、孔、吴等部，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及储藏的粮食与现金，解决了部分军需，打通了东进的通道。前锋孙良诚师抵达咸阳，刘镇华军弃城逃走，孙军不战而取咸阳。

孙良诚下令渡渭河，遂打败小股敌军，到达未央宫附近的猴儿寨。孙军仅1万余人，孤军深入，后续部队一时难以到达，而所面临的强敌刘镇华镇嵩军有10万之众，双方实力悬殊，与刘军相持多日，未有成果。时遇连阴雨，数日不停，孙军官兵淋雨数日，以水泡生玉米充饥，孙良诚放声大哭，并准备退却，但随军的苏联顾问坚决反对退却，孙良诚只好坚持继续进攻。正在进退维谷之际，冯玉祥派的后援部队赶到。经一昼夜激战，敌方因后路被袭，全线动摇，分别向潼关、同州、武关等处溃退。

11月27日，西安之围被解，孙良诚告捷，冯军乘胜前进。在西安城被围期间，守将杨虎城对李虎臣说：“如果城破了，我们弟兄俩只有在钟鼓楼上一同上吊。”冯部将领吉鸿昌率部进城时，令所部官兵将随身带的干粮救济“二虎”的士兵，“二虎”的士兵感动得泪流满面。被困在城内8个月中，城内冻饿而死的军民5万人之多。西安解围后，“二虎”举行革命大祭会，杨虎城献上挽联一幅：“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西安保卫战吸引了10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胜利，使冯部国民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被动局面，在甘陕两省站稳了脚跟。冯玉祥满怀豪情抒诗：“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

冯玉祥同刘伯承及乌斯马诺夫等于1927年1月26日抵达西安。西安已由于右任改名为“红城”。冯玉祥视察西安城后，采纳苏联顾问动员民众打扫除的建议，冯和于右任亲自出动，同抬垃圾筐，满街清理。冯到西安之前，杨虎城、李虎臣面对白骨垒垒、疮痍满目的惨状和“和平期待会”分子的攻击，心灰意懒，决心从此离开军界。冯到西安后，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司令。许多善后事宜，需要杨虎城协助办理。冯托杨的赵副官带信给杨，信中说：“惟陕局敉平，百端待理，务请为党为乡，勿遽离省，以助右任同志早拯陕西民众，而利吾党大计之进行，是所至盼。”于右任、邓宝珊又都是杨在靖国军时的老友，更急于请杨回来。冯玉祥又派姚维藩持函赴渭北找杨，信中高度赞扬杨虎城的功劳，再次恳切地请杨出山，以助革命大业。此后，冯玉祥、于右任又派张之江和共产党员史可轩等人去三原催促，杨虎城才回到西安。

杨虎城回西安同冯玉祥见面，仍请求“允许其解甲归田”。经冯玉祥、于右任、邓宝珊等人几度敦劝，杨终于接受了冯玉祥委任的国民军联军第10路总令司职，杨虎城的旅改为军。冯玉祥在战斗中收编了不少队伍，全军的数额已近20万人。国民党政府认为冯已据有陕、甘、宁地盘，遂将协助饷项由每月100万元减为30万元，因而饷械相当困难。

第四十四章　歧路关头

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及时地在甘陕等地颁布了治理条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关，扶助了工农运动。共产党员在陕西省的政府机构、教育部门和群众组织中占了很大比重，中共中央、北方区委、粤区党委也先后派来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刘伯承在国民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军中流传着两句话：“听过刘伯承演一次讲，当得关过3个月的饷。”冯玉祥称赞刘伯承“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不倦，……我即无法不钦佩他。”共产党人宣侠父先后在刘郁芬、孙良诚、吉鸿昌部担任政治部领导工作；陶新畲、刘志丹、方廷祯分别担任孙连仲、马鸿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卫师师长，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王一飞、萧明等人，随军担任军事政治工作，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作出了艰苦的工作。国民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进行的。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蒋听松去包头为国民军办《西北日报》。后改为《中山日报》，中共北方区委又派贾午担任报社领导人。北伐军肃清江西之敌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驻守汕头的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第3师和第10师的东路北伐军，沿东海沿岸进攻福建。由于孙传芳将主力部队全部投入江西战场，福建空虚，东路军未经激烈战斗，便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926年12月18日，何应钦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了福建全省。在北伐军接连取胜的时候，张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奉鲁军阀将领们会集在天津。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孙传芳的代表都出席了。张作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是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会场气氛相当沉闷。张作霖问孙传芳的代表：“你们那里还有多少军队？”他得到回答说：“还有5万以上。”这显然是骗人的鬼话，张作霖很不愉快。孙传芳了解到会议的情况，急急忙忙从南京来到天津，直接闯进会场。张作霖吃了一惊，孙传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大帅了。”张作霖邀请他坐到自己的旁边。孙传芳向会场抱拳致礼，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我们北洋派现在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赤党。”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孙传芳又表示，他决心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苏和安徽都交给部下去料理。张作霖一拍大腿，大声道：“大丈夫处世光明磊落，岂肯乘人之危夺人地盘！”孙传芳又道：“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张宗昌十分激动，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成是不讲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前往前线，决不经过南京。”“这是各位看得起我孙某人，不过，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孙传芳说罢，目光扫射各位将领。众人赞同孙传芳的建议，会场气氛顿时变得极为活跃。会议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联军总参谋长。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迁到北京，改称大元帅，又重新组织了内阁。张作霖为了拉拢阎锡山，任阎的驻京代表田应璜为内务总长，又派人将副元帅印信送到太原。此时的阎锡山已看到国民党营垒的强大，由联合直奉军阀转而联合国民党。奉系军阀对此深为不安，曾多次压迫，要阎协同继续对冯玉祥作战。冯玉祥已公开投入国民党阵营，阎锡山认为对冯作战，无异作茧自缚。于是他玩弄两手政策：一方面极为敷衍张作霖，一方面迅速与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人挂钩。阎派代表与冯玉祥多次磋商，终于在山西赵村成立了国民军与晋军的联合办事处。

1926年1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推戴他为安国军总司令。阎锡山派赵戴文去广州，1927年1月底，蒋介石提请广东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改换青天白日旗，晋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对国共合作的形势及政策、策略作了研究，认为要发展农民运动，就不能再维持广东中派政权。不维持中派政权有3条路可走：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为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接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完全忽视共产党自身的力量，及国民党左派和工农武装力量。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汪回国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3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陈独秀主张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而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位。”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个政策在共产党里得到贯彻。中共中央要求江西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不仅国民党左派拥护，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也乐于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陈独秀的迎汪复职，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因为共产党没有军权、政权和党权，共产党夹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当均势一旦破裂，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并派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汉筹备。12月2日，宋庆龄、鲍罗廷等一行60多人乘船途经南昌，蒋介石身着戎装，满面笑容地前来迎接，他显得非常谦恭、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提出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对每一个到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积极做工作，并试探他们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同意自己的意见。其时南昌的局势并不稳定，商店因拒收蒋介石滥发的“军用钞票”而关门，并宣布罢市，组织抗议游行，原来准备在南昌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庐山举行。12月7日在庐山开会，鲍罗廷、宋庆龄、邓演达等坚持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开展工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和从政治上改组军队等革命主张。蒋介石和一些右派对此根本不感兴趣，蒋感兴趣的是增加军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等。会上通过了尽快召回寄居海外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尽管蒋对迎汪复职不满，但他见众人意决，便不露锋芒，顺从大家的意见。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之前，由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鲍罗廷、孙科、宋子文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1927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徐谦、宋庆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骥、董必武等13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及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途经南昌之机，宣称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并截留经过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国民政府委员，擅自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移南昌，企图挟天子令诸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1927年1月3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蒋介石则致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成。宋庆龄、陈友仁、蒋作宾、唐生智等联名致电蒋介石说：初列鄂都，时局颇困难，但因人民政府之信用，得将时局改造日趋稳定，外交地位顺利，军事消息日升，财政大有起色，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务希坚持到底，不独战争必须身先士卒，政治亦然。中央领袖必须亲临政治冲激之地，始能战胜敌人。蒋在宋庆龄等人的敦促下，同时也为了来武汉窥探虚实，伺机达到其迁都南昌的目的，于1月12日来到武汉。鲍罗廷对蒋说道：“蒋介石同志，我们3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蒋介石见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他只得表示拥护。蒋介石不能如愿，稍留即去。蒋介石回到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迁鄂大会上讲话，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他深知起主导作用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1927年1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段锡朋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及许多县党部，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出去，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农民运动。还收买流氓、地主及一切反对派，组织AB团（反共团体），作为反革命活动的骨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趋向日益明显，他一面通过宋子文、王正廷、吴稚晖、李石曾等勾结西方帝国主义，一面派黄郛、戴季陶、张群等进行勾结日本的活动。2月11日，戴季陶由汉口秘密到了上海，15日化装为日本人，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各帝国主义却也看中了蒋介石是可以利用的新工具，便派大买办虞洽卿秘密到南昌，准备用借款6000万元收买蒋介石充当反共、反人民的大刽子手。戴季陶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蒋介石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作出同帝国主义和好的姿态。2月20日，蒋介石成立了以西山会议派李烈钧为主席的江西省政府。3月6日，蒋介石密令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17日，在九江收买手执刀械的流氓数百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3人、总工会干部1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干部9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在蒋介石的指使下，AB团纠集流氓打手组织了暗杀机关，西山会议派、反革命分子和土豪劣绅横行一时。蒋介石借总理纪念周之机，多次在南昌总部会议上发表反共演说，道：“现在共产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如果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举行高级干部会议，决定实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运动，并准备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三中全会对这些问题作彻底的解决，并决定由徐谦、邓演达、吴玉章、孙科、顾孟余等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本订于3月7日召开，蒋介石托由南昌来武汉的谭延闿、陈公博带来口信，要求把会期改到12日，他才能到会。但大家认为法定人数已足，不能大家等一人，为了给蒋介石一个机会，把7日的会改为预备会，正式会议改为10日召开。蒋介石见形势对己不利，始终没有到会。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代表33人，有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何香凝、谭延闿、徐谦、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于树德等18人，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董必武、邓演达等11人，候补监察委员李宗仁等4人，会议选出谭延闿、宋庆龄、徐谦、孙科、顾孟余等5人为主席团。会议通过《统一革命势力决议案》、《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全体党员的训令》、《对全国民众宣言》等，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和坚持国共合作的革命原则。全会斥责了蒋介石搞个人军事独裁的错误，批评了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的倾向。决定将一切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确立中央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制度，取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设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常务委员会领导。并规定总司令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裁撤中央军人部。这次全会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9人常委会，汪还兼任组织部部长，汪未到任前，由吴玉章代理。这次全会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委常委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部长职务。同时任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苏兆征为劳工部部长，谭平山为农政部部长，宋庆龄为卫生部部长，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顾孟余为教育部总长。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分别任命蒋介石、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在第一集团军下设立4个方面军，以何应钦、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总指挥，以限制蒋介石滥用总司令职权。在汉、浔对立中，蒋介石变本加厉，磨刀霍霍，加快了公开叛变革命的步伐。但其时蒋介石的实力毕竟有限，尤其是军事方面，能由他支配的仅第一军和一些杂乱的反正部队，而汉方却拥有除蒋介石以外的几乎全部国民革命军的主力。李济深的第四军是一支在训练、装备、军纪各方面都堪与黄埔军媲美的粤系部队，其将官又多为军校毕业生，李济深因与胡汉民有师生之谊，被认为是胡的人，李对蒋介石以“党军”自居、地位权力上升过快而不满，便在国民革命军中以陆大、保定、陆中、陆小4校同学的名义，互相联络，壮大声势，以期在军界结成一个可与蒋的黄埔军相匹的势力。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与李济深私交甚厚，所部又多为4校生，与四军的将官有着同窗、学友、师生之谊，也有意依靠4校同学发展自己的势力，故一拍即合。广东军界便产生了一个以粤、桂两系军人为主，称作“四校同学会”的组织，因该会多保定生，也称为“保定帮”。该组织在军界影响迅速扩大，及至唐生智投归广东，使保定帮的实力更为加强了。蒋介石为了拉拢李、黄、白广西军人，下了一番功夫。他对李宗仁恭维备至，礼遇甚重，不但在军火和军费上给李宗仁大力援助，并逾格擢任白崇禧为北伐军前线代总参谋长，更施出与李宗仁“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的手段。蒋给李的帖子上写着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李宗仁也逢场作戏，依样画葫芦，照样手书一帖奉还。武汉克复后，李济深部开始分化，以第四军第十师为基础，新编了第十一军，原师长陈铭枢为军长。前方第4军军长陈可钰去日治病，由张发奎继任军长，由于陈铭枢与蒋接近，又被武汉国民政府去职，第11军军长由张发奎兼任。张发奎视汪精卫为精神领袖，所部被视为“左”派依靠的基本军事力量，已明显有脱离李济深部的倾向。唐生智最初投归广东时，因得四、七两军之助，唐部势力借重北伐在两湖得到迅猛扩大，唐部第八军不到半年，便扩至第八、十二、十七、三十五、三十六计5个军。这使唐生智感到无须再与四、七两军拍挡也可独立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在两湖独占鳌头，实现他做“两湖王”的美梦，故对同为保定帮的四、七两军势力都有意加以排除。在蒋介石发起迁都之争时，唐生智、张发奎其时均戴上“左派军人领袖”桂冠，其他军人领袖，如程潜、朱培德等，由于对蒋介石权诈专横、私心自用不满，其时也都站在汉方一边，声讨蒋以军驭党，以军控政的独裁行径。在宋庆龄领衔，发出致蒋电反对迁都南昌主张时，国民革命军的几位军长都列名其中，李宗仁态度虽然不十分明朗，但也挂名其后，同时又私下给南昌的蒋介石拍去一电，劝蒋在迁都问题上让步，暗示蒋：“党务问题上，一埃军事告一段落，再行严密整理。”李与蒋通契，表示在反共问题上与蒋一致。

第四十五章　上海恐怖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兵分4路大举东下，进略长江下游。蒋介石为掌握江、浙两省军事，并表示对白崇禧的信任，将嫡系部队由何应钦交白崇禧指挥，何、白公任东路军总指挥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6个纵队，由闽、由赣分途入浙，直捣杭、沪。蒋介石则任中路军总指挥，下辖左、右两路军：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率七军全部和黔军王天培部，沿长江左岸东下，夺取合肥、蚌埠，截敌归路；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六军并独立师贺耀祖等部，沿江右而东，进取金陵。唐生智任西路军总指挥，统率4个纵队，以一部巩固武汉，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之作战，并与陕之冯玉祥部连接，相机进取豫中。

此番东征，敌军慑于北伐军声威，纷纷倒戈归顺。江左军由鄂东进击皖西后，盘踞安庆附近之敌陈调元、王普等输诚，安徽传檄而定；江右军于3月6日即进克芜湖，续克当涂，攻克南京；东路军击破龙游附近之敌，进占金华、兰溪，尔后连续驱逐桐庐、富阳之敌，乘胜攻占杭州，又分两路续向淞、沪、宁路进击；左翼经由太湖以西苏、皖边境击破蜀山、张堵、戴埠一带之敌，进占常州、丹阳，沪宁路敌之交通线被北伐军完全切断；右翼连克松江、苏州、上海。

北伐军迅速消灭了孙传芳的部队。直鲁系军阀张宗昌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都退到徐州一线防守。至此，北伐战争北捣黄河，立马长江，西克开封，东卷沪宁，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北伐军的胜利同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力量的配合作战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在江西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之后，又制造了安庆惨案，他从江西杀起，走一路杀一路，一直杀到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责人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虞治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地位，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保卫团可知，我们既不能说出真理，也不能说出错误，甚至不能说，虞便极力联络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人。

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张建立从资产阶级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发动民众暴动，但他们又看不起自己所领导的无产阶级，说：“无产阶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来领导，必然引起帝国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即使起义成功，工人可不参加政权，“我们只求得民众自由，不要奢望。”共产党的领袖们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于1926年10月发动了第一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结果失败了。这次起义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首先是罗亦农的思想开始转变，提出从今以后要自己为主体，资产阶级当配角，工人阶级争主角的意见。但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正确意见仍然主张：“我们现在可以有两个领袖，钮永建是军事的，虞洽卿是民众领袖。”

1927年2月，共产党又发动了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之前，陈独秀已经看到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因此，在中共中央制定的武装起义总方针时提出：“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又提出，只能在口头上宣传，文字上不要提蒋介石的名字。这次起义纠正了第一次起义时以商人为主体的思想，和起义后幻想钮永建做军事领袖、虞洽卿做民众领袖，而主张中共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起义的口号是“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但是没有向工人宣传夺取政权，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这次起义除闸北和南市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零星的战斗外，其他地区没有发动起来，起义又失败了。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于1927年2月23日开始积极准备第3次起义，建立了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以陈独秀为首，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彭述之、周恩来、尹宽、萧子璋等8人组成，并成立特别军委，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5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随后确定周恩来为武装起义总指挥。特别委员会是个十分精悍的领导班子，他们有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们才华横溢，精力充沛。每天下午开会，晚上作出决议尔泰、卢梭等。第二天就能传达到活动分子中去。工作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他们有着令人惊异而敬佩的工作能力和高效率。

陈独秀在这次起义中提出：“要造成工人群众夺取武装的野心。”3月4日，陈独秀根据集体讨论的意见，做出决议：罢工以后，工人立即冲上街头，夺取武装，转入起义，与此同时召开市民代表大会，为建立市政权做准备。怎样选择起义的时机？陈独秀提出：“不要太早。有2标准：一、上海已无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然前进，或待至到龙华。”周恩来说：“北伐军攻下松江或苏州必可发动。”

陈独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3月20日晚，北伐军兵临城下，占领上海近郊龙华镇，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参加罢工工人不下80万。22日上午，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在激烈的巷战中召开，千余团体，4000名代表，大会产生了上海市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执行委员19人，其中有共产党员罗亦农、汪寿华等9人，还有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当天下午6时，上海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小时的巷战，占领了上海全部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5000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只有150支破旧枪枝和少量手榴弹，打败了5000反动军警，前后缴获步枪3000多支。工人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上海。陈独秀在活动分子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看清楚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大资产阶级是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对革命是赞成的，但自己是不干的，所以中国革命只有无产阶级出来担任。……我们要准备继续的争斗，我们要看清这个开始的序幕。在全国我们争斗的目标一是帝国主义，二是军阀右派。我们是革命的政党，所以每个党员要懂政治，懂得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陈独秀讲完之后，罗亦农、尹宽先后发言，表示拥护陈独秀的报告。他们提出陈独秀是中国革命领袖，提议大家坚决表示拥护领袖。大会在众人的掌声中结束。陈独秀不免仰首伸眉，踌躇满志，但为时不久，他就变得忧郁、恼怒而踌伫不前了。被选入临时市政府的资产阶级代表钮永建、虞洽卿等人开始捣乱。

陈独秀通过市民代表大会拉住资产阶级的办法，一开始便碰壁了。钮永建及资产阶级代表6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职务，其中有杨杏佛那样的进步人士。这表明，在推翻军阀之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固有的矛盾突出了。此时，市面流言蜂起，真真假假，不胫而走，什么市政府是C．P的，蒋介石反对；上总被白崇禧缴械了；工人要冲入租界。上海滩阴风飕飕，寒气袭人。

3月26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他向帝国主义者表示：“本人对沪租界绝无用武力收回之意。”当时，停泊在黄浦江的军舰里有数万名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员。蒋介石对沪上商界说：“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所有上海地方秩序与中外人民财产，由鄙人完全负责。”蒋介石给帝国主义者、买办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福音。至于工人纠察队，蒋介石说：“在此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

陈独秀想通过军民联欢、输送在起义时缴获的枪械、补充士兵的办法，使当时比较左倾的薛岳部队能常驻上海，但机灵的蒋介石很快就把薛部调开了。陈独秀又决定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而市政府委员们已是终夜徨徨，莫知所适。蒋介石像个鬼魂似的纠缠着共产党人，陈独秀和特别委员会委员们曾设想过各种方案，以对付这个魔鬼，但觉得既不能战胜他，又不能摆脱他。因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仍然是旧军阀，同时又压迫工农群众运动；他在群众中有相当的威望，但人们并不了解他的底细。陈独秀提出过反蒋问题，但却没有公开揭露蒋摧残工农运动的罪行，发动群众向他作坚决斗争。陈独秀又害怕公开反蒋而导致联合战线的破裂。陈独秀面前是个阴险狡黠、令人捉摸不定的对手，苦思焦虑的结果，除了工人纠察队固守自己的阵地，再也想不出良计妙策。陈独秀智穷力竭，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就在这个时候，万里之外共产国际发来了电报，指示中共“开展一次反右派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罗亦农看了这个电报，愤怒地把它摔在地下：“工人用鲜血和生命夺来的数千支枪也许是可以隐藏起来，可数千名纠察队员藏到哪里去？藏起来就能避免斗争和屠杀吗？这是自杀政策。”也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上海。

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被蒋介石、邓泽如、吴稚晖、钮永建、张静江、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包围起来，并连日举行会议。蒋介石等提出两件事，要汪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说共产党已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他们甚至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汪精卫原本是被蒋介石排挤出洋的，现在孤身一人在沪，不免心有余悸，而且他也不愿在蒋的麾下进行分共，他的目的地是武汉，因此他表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国民党中央的行动辩护。

会上发生争论，吴稚晖竟向汪精卫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汪精卫给弄得措手不及，毫无办法，连忙逃避，退上楼梯，嘴里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在场的人为之啼笑皆非。 4月3日，蒋介石发表通电，扬言“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他又向工人纠察队表示“断无缴械之理”，并向纠察队赠送“共同奋斗”的锦旗。蒋介石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然而蒋介石的通电符合陈独秀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处于困境的陈独秀本来就希望缓和与蒋介石的矛盾，现在他认为缓和的时机已经到来。因此，当汪精卫同他会晤时，汪将中共要打倒国民党，冲入租界一类话向陈提出质问。陈独秀力称决无此事，并亲笔起草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以解释谣传表明态度。陈独秀把宣言起草成之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面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并说：“在大报上很久不见我的名字了。”《汪陈联合宣言》于5日见报。吴稚晖当面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的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众人不欢而散。汪精卫于6日秘密离沪赴武汉。

蒋介石所以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是因为情况对蒋并不利，除上海工人武装悉数为共产党控制外，国民革命2、4、6、8军等武装力量均已明确表态站在武汉政府方面，即便是蒋介石的心腹第一军中，也出现了严重“动摇”，第1师师长薛岳、第21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而且军中不少中下级军官更是不服从调遣，甚至一些毕业于黄埔的军官，也成群结队来沪向“校长”质询，要求对发生的反共反工农行为作出解释，对此，蒋介石殊感沮丧，吴稚晖、张静江等相对欷歔。蒋介石若得不到李宗仁以第七军武力作全力支持，他要“清党”，就会激起剧变，不仅他的整个反革命计划难以实现，蒋的个人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李宗仁自打以“四校同学”结帮，自立门户的算盘落空后，唐生智越来越以两湖主人自居，根本不把李的第七军放在眼里。加上李宗仁在汉、浔之争中被视作“中间偏右”的立场，在当时武汉军政各界领袖争相表态的高涨革命氛围中，难免显得不大和谐。尽管当时武汉方面的一些要人，如邓演达、顾孟余、徐谦，乃至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亲自7军军部，与李宗仁恳谈，但李宗仁经再三权衡之后，决意不再徜徉。

李宗仁班底的重要成员，包括与其拍手搭档的黄绍竑，家中都是有名的封建大族。李宗仁要是倾向于共产党，跟穷人站在一起，就会被他的团体成员视为不仁不义。北伐出征前，国民党中央派到七军的政治主任是共产党员黄日葵。李宗仁把黄留在后方，另行推荐了与反共的国民党右派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均有私谊的麦焕章担任七军前方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李宗仁反对在七军设基层党代表和政治部，除军党代表由黄绍竑自任外，只在军部设了个象征性的政治部。北伐出师后，黄绍竑党代表的印章干脆由李宗仁带着。

李宗仁早有反共的意图，但他单凭自身的力量，绝非共产党的对手，更不足以单独举起反共的旗帜。蒋介石在南昌已频频向李宗仁招手。为了使李不倒向武汉方面，蒋介石数度请白崇禧打电话给正在“迟疑”的李宗仁；“请德邻来！”又从江西大笔一挥，特拨款项20万元给七军作军饷，这笔厚饷无疑在李宗仁已经向右倾斜的天平上又添上了一个重重的砝码。3月18日，李宗仁由武汉乘轮东下，抵达安庆。次日，武汉国民政府代表郭沫若、朱克靖便也接踵而至，并随身携来了委任状与大印一颗，以武汉国民政府名义委李宗仁以第7军军长身份兼安徽省政府主席。但李宗仁以“政治非我所长”为借口，谢绝了武汉政府的此一任命。

郭沫若等离去不久，蒋介石亲自从九江乘军舰来到安庆，同样带去任命李为“安徽省主席”的手令。当蒋得知李拒绝了武汉方面的委任后，大为满意，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任命，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主席吧。”李宗仁先是故作推辞，蒋窥出李意，连声道：“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个人暂行代理。”言下之意，安徽地区从此可以由李任意支配。如此这般，一笔交易达成。

3月27日，李宗仁应蒋亲邀，将所部暂托夏威、胡宗铎指挥，自己则乘轮东下，由南京悄赴上海。李宗仁来到上海，首先来到东路前敌总指挥兼淞沪卫戍司令白崇禧的龙华指挥部。白崇禧此时已下决心剿共，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暂且忍耐。故见李宗仁到沪，十分欢愉，两人立即交换了对局势的看法，都认为此种发展，如不加抑制，前途不堪设想，两人当即一起去见蒋。蒋介石急于得到李、白相助的承诺，他一再问李“你看怎么样”。李对此心照不宣，乃主动献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并当场表示：“愿将第七军调一部到南京附近，监视沪宁路上的不稳部队，使其不敢异动，然后大刀阔斧地把第一军刘峙师中不稳的军官全部调职，等刘峙将该师整理就绪，再将其调至沪宁线上，监视其他各师，如法炮制，必要时将薛岳、严重两师长撤换，以固军心。”

蒋见李有如此表示，如释重负，当即照办，并请李、白致电两广，将黄绍竑、李济深邀至上海，共筹对策。4月2日李济深、黄绍竑联袂到沪。是日，蒋介石、吴稚晖、何应钦、李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等加上李、黄、白广西三巨头，一起在白崇禧的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了臭名昭著的“龙华反共会议”，决定了“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会上通过了吴稚晖、李宗仁等所谓“国民党监察委员”提出“弹劾共产党的议案”。

他们在4月4日，又联名发出反共的“护党救国”通电，为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与此同时，李宗仁已饬令第七军于3天内赶赴芜湖、江宁，担负阻止武汉容共军队侵扰南京和解除南京附共部队武装的任务。于是被认为具有“亲共色彩”之第二军被令渡江至浦口，抵御直鲁军。程潜的第六军第19师被认为是附共部队，被全部缴械。蒋介石下令将刚由孙传芳方面投降过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调来上海，充当屠杀上海工人的刽子手。上海方面，也由白崇禧先与沪上各国公使秘密交涉，以便在动手时，准许白的便衣队通过租界。

4月8日，一切准备就绪，蒋介石在行情召集了重要军事会议，会后以上海为后防要地为名，宣布全市戒严，白崇禧、周凤岐任戒严司令部正副司令。蒋介石本是上海青红帮流氓出身，蒋已与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通气。蒋介石以前方军事吃紧为名，于9日乘车前往南京，上海交由白崇禧全权包揽、坐镇指挥。蓄谋已久的屠杀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新调进上海的周凤岐26军，对工人表示绝无恶意，局势表面上仿佛松弛下来。上海总工会的纠察队总数共有2700人，分驻在闸北、吴淞、浦东、南市4地。4月11日深夜至12日凌晨，突然有上海青红帮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大批便衣党徒，臂缠白布黑“工”字标志，手持盒子炮等，从租界冲出，向上海总工会会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等处冲锋放枪，工人纠察队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

正在这时，大批26军部队开到。先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有的并用绳索捆绑。工人纠察队看到这种情形，不再怀疑，开门将26军迎入。谁知军队一进门，领队军官变色道：“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你们的枪械也应该缴下才好。”其时26军已把机关枪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被迫缴械，其他几处工人纠察队的情况，大同小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指挥周恩来在11日晚被26军2师师长斯烈骗去。斯烈的胞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学生，即周恩来的学生。斯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周去谈一谈，周恩来也想去作26军的工作，便同副指挥到了斯烈的师部。斯烈的态度仍然很客气，但拖着不让他们再离开。

12日凌晨，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立刻要同26军党代表赵舒保持联络的共产党员黄澄镜，找赵舒营救。黄同赵一起来到2师司令部，房间的桌椅已被周恩来推翻在地，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周恩来双眼怒视斯烈，大声斥道：“你还是总理的信徒呢。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得不到好下场的。”斯烈低头说道：“我也是奉命的。”

经过赵舒同斯烈个别谈话后，斯烈改变了主意，向周恩来说道：“已过去了，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不要误会，我向你表示歉意。”周恩来根本不理睬他，转身同黄澄镜等坐上汽车，冲过重重关口，回到北四川路东四卡子桥附近罗亦农办公处。此时各外工人纠察队已被缴械。

4月12日清晨，工人们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数万工人拥往湖州会馆，夺回了被26军占领的上海总工会会所。上海总工会派人和白崇禧交涉，但他们吃了个闭门羹。怒不可遏的总工会当即下令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20多万民众包围了26军龙华总部，白崇禧依然不肯露面。

4月13日，大雨倾盆。10万多工人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开完大会后举行游行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2里，周恩来、赵世炎等同群众一起游行。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的26军士兵突然发了疯似的奔出来，向群众开枪，接着又用机关枪向密集的游行群众扫射。顿时，惊呼声、惨号声、咒骂声响成一片。宝山路立时变成了血海，人们争向奔逃。因大队拥挤，无法退避，当场被打死的有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这便是惨绝人寰的上海“四?一二”血案。

次日，上海总工会被查封，14日下午，上海特别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军警四处捕杀共产党人。几天之内，又有共产党人1000多名被拘捕。随后不久，陈延年、赵世炎等著名共产党员被捕后又被秘密地用排枪杀害。恐怖在蔓延，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在广西、广东、江西、浙江、福建、安徽，大规模清党，大批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陈尸街头。广州被捕者近千人，死伤者数百人。

第一章　三权鼎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