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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出，武汉怒吼，全国震惊。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严斥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宣布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下令全国将士及革命群众团体将蒋捕获归案，按反革命罪惩治，所部第一集团军改归军事委员会直辖。
湖北省党部、汉口市特别党部、黄埔军校学生和各民众团体都纷纷发表通电宣言，拥护国民党政府拿办蒋介石之命令。4月22日，宋庆龄、吴玉章、林伯渠、邓演达、毛泽东、董必武、何香凝、徐谦、汪精卫、朱培德、顾孟余、谭平山、于树德、经亨颐、恽代英、彭泽民、孙科等共40人，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名义，发表了《讨蒋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全体党员，尤其是革命军人，依照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贼。
4月23日，30万人在武汉召开大会，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反蒋高潮。蒋介石从上海来到南京，又开始酝酿下一步的反革命计划，把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召来南京。张静江、白崇禧、蔡元培、吴稚晖等均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来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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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谈话会，决定全面清党和奠都南京。17日内容有：1．法的性质、定义、概念。比如法的正义性问题；，蒋介石在南京召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议决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推胡汉民为国民政府主府，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宁、汉对立的局面终于形成。从此，中国出现了武汉、南京、北京三个中央政府，出现了3权鼎立的局面。
蒋介石暗中加紧同英、美、日帝国主义勾结，并通过帝国主义谋求与张作霖的联合，双方互派代表，共同进行协商，联合起来反共反苏。南方的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亦不甘落后。3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夫人布朗乘俄轮“巴来亚列宁那号”，由汉口经过浦口时，与同行的苏联通讯员3人被直鲁军捕去，尔后解往北京审理。张作霖在北方开始捕杀共产党人。
4月初，李大钊避居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经常在夜间写文章，作报告，被法国医院值班人员发现也。”认为“道”与“象”一体，道寓于象中，两者不可分离。，并通过法国使馆与日本使馆取得联系，通知张作霖。4月6日，张作霖指使奉军、警察厅出动数百人，强行搜查苏联大使馆及俄国兵营，捕去了苏联使馆工作人员16人，以及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革命人士35人，李大钊也被逮捕。除苏联大使馆外，中东路局驻京办事处及远东银行也被搜查，奉军乘机劫走了一些生活用品。奉系军阀和教唆者英、日帝国主义者，不再谈国际公法、“条约神圣”、“使馆界不可侵犯”的鬼话。许多洋人围观称快，有的摄取镜头。
搜查俄使馆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和苏联代办提出抗议，对此，中国驻苏代办郑延禧敷衍道：“中国政府决不会干这样的事，想必是土匪所为。”这句话传到北京，生平最忌别人提“土匪”的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不由得暴跳如雷地大骂：“外交人员怎么如此混蛋！”吓得内阁总理顾维钧急忙发电严斥郑延禧：“何得不问情由，擅发荒谬议论。”张作霖本要撤换大发谬论的郑延禧，但又怕苏联乘此承认南方政府而不再承认北京政府，因此这一“外交官失言案”便不了了之。苏联代办切爱尔尼克率全体大使馆官员30余人回国。
张作霖在法、日帝国主义的怂恿下，组织了一个军事特别法庭，派何丰林为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为主席法官，4月28日判处李大钊、谭祖尧、谢伯俞、邓文辉、郑培明、莫同荣、李昆、姚彦、张伯华、阎振三、杨景山、范鸿、谢承常、路友于、莫华、吴平地、陶永立、方伯务、李银莲（女）、张挹兰（女）24人以绞刑，即日执行。另有4人被判处12年徒刑，6人被判处2年徒刑。李大钊临刑神色不变，和他一同牺牲的同志也都表现了舍身成仁的伟大气节。
李大钊等20余人遇难的消息传到潼关，在潼关督师的冯玉祥放声大哭，他电令各部队、各地方机关举行追悼活动，下半旗一日，中级官长以左臂带黑纱一周。冯在电文中说：“李同志为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新思想界的泰斗，对于共产主义素有研究，并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之一。”冯玉祥在电报中号召全军继承李大钊等革命者未完成的事业：“讨伐张作霖即是实行李大钊等20位同志未竟的志愿”，“继死者的革命精神而奋斗！”冯在潼关为李大钊等20位遇难者树立一纪念碑，用诗歌形式撰写碑文。
冯玉祥在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时曾通电营救：“本总司令对于张作霖此项禀承帝国主义意旨所出之空前横野行为，殊为愤慨。李大钊系国民党党员，本总司令所辖之第二集团军系国民党党军，李大钊等数十同志之生命即本军，30万将士全体之生命，誓必竭力保障，不容任何人擅加危害。”
武汉国民政府在军事上处于奉系军阀与南京蒋介石政府的两面夹攻之中，蒋介石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湖北。武汉政府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四川军阀杨森。在经济上蒋介石和各国帝国主义对武汉地区采取了物资封锁政策，国内的资产阶级也采取了现金逃避的手段。武汉政府被迫颁布了“现金集中”命令，禁止现洋、现银出口，试图挽救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措施立即引起了武汉地区金融阻滞，汇兑不通。商业纷纷停闭，物价疯狂上涨，日用品缺乏，失业工人人数骤增，5月间，武汉市失业工人达12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农民，已开始自动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陈独秀在《汪陈宣言》发表后不久，便离沪去汉，于4月15日到达汉口。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连电催陈独秀去武汉。中共中央常委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都已在汉口，陈独秀是最后一个到汉口的。陈独秀到达武汉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面临的革命形势愈来愈险恶。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场冷酷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机关在汉口四民街61号临街的一幢三层楼洋房内，中央5位常委都住在那里，陈独秀的办公室由任作民、任秀兰和黄文容3人组成。任作民、任秀兰是任弼时的弟弟和妹妹。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苏联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他们苦心焦虑，议论纷纷，为制定革命决策一再地发生争论。
4月2日，罗易来到武汉，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举行会谈，讨论革命形势问题。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陈独秀到达汉口后，由陈独秀主持。对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共产党应采取的革命策略问题，发生了争论。有4种意见：（1）东征讨蒋；（2）南下重建广州政府；（3）与国民党一起举行第2期北伐；（4）在两湖地区开展土地革命。
鲍罗廷和陈独秀都反对立即东征讨蒋，而主张北伐，认为东南帝国主义势力强大，无产阶级力量薄弱，蒋介石可能联合张作霖。如果帝国主义再干涉，则革命无法坚持。北伐可以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联通道。罗易则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
鲍罗廷说：“如果你们决定反对北伐，我就马上辞去国民党顾问职务，并电告国际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鲍氏不惜以掼乌纱帽坚持自己的主张，加上国民党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也力主北伐，反对东征，这样，立即东征的主张被放弃了。武汉政府于4月19日誓师继续北伐，向河南的奉军进攻，准备由冯玉祥指挥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武汉北伐军会师郑州。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中央于4月2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由邓演达任主任，毛泽东、谭平山、徐谦、顾孟余为委员。土地委员会为制定解决土地问题草案，曾经连续举行会议，4月19日到5月6日又召开了扩大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常委、一些军事将领等都参加了会议。会上就解决土地问题是政治没收，还是经济没收，没收后的土地给谁和关于保护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与此同时，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4月27日在汉口召开，对土地问题进行了讨论。会上作出《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规定“没收一切所谓公有土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但属于小地主和革命军人的土地可以不没收等等。
共产党内部已出现了对陈独秀批评的态度，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不得不检讨了自己的一些错误，主要是退出国民党，对北伐态度消极等，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陈独秀对一些有争议的策略上的错误，谈了自己的意见，例如对中山舰事件，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上海武装起义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是必要的等等。对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也没有正确的认识，说无产阶级还没有可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军队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应把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陈独秀没有提出建立工农武装力量的任务，没有夺取部队领导权的近期方案，也没有提出无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切实步骤。作为总书记，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已显得不称职。
陈独秀在“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五大”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内，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某些右倾错误，他思想很苦恼，心情不安得很。陈独秀是这样，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心情也不轻松，共产党领导人之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和争论，但对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和国民革命军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势力，仍抱有幻想。国民党中央否决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决议时，也没有进行坚决斗争。对国共两党关系不久破裂，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措施，因而没有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五大”选出31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五届一次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7人，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等4人。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瞿秋白组成，陈独秀任总书记。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对于极敏感的《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在5月9日和12日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国民党的主要头领们，有的花言巧语，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之后，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在表决时，只有共产党人林伯渠、吴玉章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举手赞成，但他们是少数，《草案》被打入档案库，束之高阁。5月13日，唐生智节制的第14师师长夏斗寅发出反共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夏斗寅率领叛军，乘唐生智、张发奎两部北伐，武汉空虚之际，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18日，直逼武汉附近的纸坊、土地塘一带。
武汉危急，国民政府派由共产党员叶挺所部第24师，以及由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独立第11师，前往镇压叛乱。叶挺的铁军在保卫大武汉战役中又一次显示了战无不克的威力，夏斗寅的部队留下几百具尸体而溃散。李立三和蔡和森提议：由叶挺率本部及中央军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铁路，兜剿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并开赴前线助战，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但他们的建议没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通过。罗易和瞿秋白都认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陈独秀和鲍罗廷都同意这个意见。蔡和森和李立三也就没坚持自己的主张。夏斗寅师由纸坊沿粤汉路南退后，蒋介石即收编为新编第10军。
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美其名曰“制裁工农越轨行动”，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即无异反革命”。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刚刚发表，何键的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了武装叛乱，历史上称为“马日事变”。35军大部分军官都是湖南人，从军长何键到参谋长、秘书长、参谋处长全是醴陵的阀阅世家。当农民起来革命时，他们的家庭首当其冲。
何键曾在中央调查土地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同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毛泽东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毛泽东赞扬农会，他热情洋溢地说：“从前拜倒在绅士权力之下的，现在却拜倒在农民的权力之下。”何键却愤怒地把农民政权斥为痞子政权，他说：“在这个政权的压力下，湖南农民也已经喘不过气来了。”毛泽东用浓重的湘潭口音反驳说：“恰恰相反，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喘不过气来。”何键咆哮如雷：“革命军寄回家的薪饷被农会没收了，革命军的家属被农会抓去戴高帽游街了，再这么下去，政府也不理，我的军队就没办法控制了，他们只有造反了！”何键决定让他驻在湖南的5个团长：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歃血为盟，发动叛乱。33团团长许克祥是行伍出身，性格粗犷，他的妻子是脱籍妓女，靠和川、黔、滇的贩土客商分利置了几百亩田地，许克祥早就对共产党和农民协会不满，他得到何键的旨意后说：“什么共产党，什么农协会，我许克祥不怕，我杀他个鸡犬不留！” 5月21日深夜，大雨纷纷，许克祥部以白袖章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连续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达7天之久，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大批共产党员被逮捕。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4日会议，再次发生争论，鲍罗廷发表长篇演讲，说：“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发表演讲，反对鲍罗廷，他说：“蒋介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他们否定土地改革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蔡和森接着发言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咒骂民众运动的人，这还有什么原则，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党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变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点没有准备。”接下是瞿秋白发言，他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其实老鲍与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两个外国人滔滔不绝地演说，蔡和森分别对他们提出批评，但自己也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对两个外国人进行调和，并反驳蔡和森。陈独秀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鲍罗廷回答陈独秀说“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而陈独秀并没说退出国民党以后，该怎么办，会议以沉默态度答复了他的发言。中共中央已陷入了政治危机。
共产国际于5月下旬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并向中共发出紧急指示，历史上称为“5月紧急指示”。6月1日，罗易收到这份电报。《指示》要求中共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两湖革命工农5万人，编成几个新军等。但是，这个要中共建立军队的《指示》来得太晚，6月6日，本来以左派面孔出现的朱培德在江西宣布了“礼送”共产党员出境。这一天，陈独秀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他提出许多疑问：国民党通常是在代表大会上确立领导成员，现在没有召开代表大会，怎么能增加它的领导成员？如果要建立一支独立的军队，问题是如何维持呢？怎样获得武器？在建立军队之前，我们得进行谈判，同反动军阀打交道，我们不得不支持现在当政的这些将军，否则就不可能有建立我们自己军队的机会，……陈独秀认为，国际这个指示不是言过其实，就是一种幻想。政治局经过讨论，作出对国际“5月紧急指示”的答复：“中央全体同志都认为国际这些训令都是一时没有办法的办法。”可是，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却想入非非，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中唯一努力同共产党保持友好关系的人，是国民党领导机关中唯一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背着中共中央和其他国际代表，把《指示》交给汪精卫，并以“开诚”相见的态度，劝汪：“最好是接受这个电报，不然国民党左派同C．P都完了。”汪精卫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几条，一条也不行！我们不能牺牲国民党。”罗易干的蠢事为汪精卫“分共”提供了话柄。6月13日，汪召集国民党将领，宣读了《5月紧急指示》，要求军队留心防范共产党的活动。
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幻想拉住汪精卫和唐生智东征讨蒋，不惜作出最大让步，于6月28日宣布解散湖北省总工会纠察队，把部分枪支交给国民党，部分枪支转移和隐藏起来。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问陈独秀：“报上登了把枪都交给国民党，这件事你晓得吧？”陈独秀大发脾气：“说你们小孩子晓得什么呵！现在形势多严重呵！国共两党关系快要破裂，交枪是表示合作的诚意。”陈独秀虽是这么说，他心里也很难受，常一个人在房里自言自语：“究竟叫我怎么领导？我这个领导怎么领导法？”他陷入无限的怅惘与苦闷之中。
6月30日，中共中央通过了瞿秋白起草的国共两党关系11条决议案：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当然的领导地位；参加政府的共产党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等等。这是个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把共产党仅有的工农团体的领导权也拱手交给了国民党。7月中旬，鲍罗廷根据共产国际的电报精神，提议要陈独秀去莫斯科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5人组成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不愿去苏联，并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说辞职的主要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第二章 “八一”战旗红
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盅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
在反共的大合唱中，阎锡山、冯玉祥采取了一致行动。阎锡山在山西“清党”反共，先后有共产党人王瀛、朱志翰、张勋、王世益、赵秉彝、郭骤才、郭惠卿、王达成、王德茂、袁致和、侯丰利、聂馨远、李卓然、郝耀宗等人被逮捕或杀害。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击败奉军张学良部，6月1日同武汉北伐军会师于郑州，历史上称为“中原会师”。北伐军贺龙部于6月2日进占开封。武汉政府决定和冯举行郑州会议。
唐生智以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电请武汉党政负责人赴前方“指导军事政治”，于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以汪精卫、徐谦、顾孟余、谭廷闿、孙科等5人赴郑州，冯玉祥也由洛阳抵郑州。冯到郑州时，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欢迎他的政府成员、军事将领、铁路员工和闲逛的人群。冯检阅了仪仗队，以谭延闿为首的政府成员想走近他，但兴高采烈的铁路工人把政府成员挤到了一边，把冯抬起来，送进了轿车。
6月10日，在郑州陇海铁路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举会了郑州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汪精卫集团的主要目的是“拉冯”、“讨蒋、分共”。何键说：“现在湖南的情形真是一团糟，稍微有几个钱的人，都无法安居。30个连长、营长的父母兄弟，有的被拘捕去当土豪劣绅惩办。”冯对陕、甘地区工农运动本原就有不满情绪，农民抗完粮、抗纳税、抗差役等等，因而影响到国民军的军用征收，他又得知农民协会抗征兵、抗征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西安《新秦日报》社长、共产党员蒋听松又写文章支持农民运动，冯气愤地说：“我和你们合作，你们却抗征兵抗征粮！”现在又听了何键的话，对工农运动更加反感，因而在“分共”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武汉方面“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
会议决定在开封设立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3省党务，以冯玉祥任政治分会主席，于右任、徐谦、顾孟余、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刘伯承、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并聘乌斯马诺夫为顾问。冯虽然同意分共，但在政治分会成员中仍要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会议还决定在河南的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裁撤河南保卫军，归由冯严行编组，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的敌人，统由冯负责肃清，而所有在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唐生智、张发奎部，则一律撤回武汉整顿，巩固长江方面的防务，既是为了镇压工农运动，也是为了东征讨蒋，原定打到北京的计划，半途而废。冯之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其总指挥分别是：孙良诚、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北伐军以1．4万人的代价换取的“中原会师”的胜利果实，都落到了冯的手中。冯玉祥还准备进一步讨论有关问题，但汪精卫收到陈某拍给他的电报：“冯已与蒋勾结好了，此次要在郑州扣留你们。”汪便十分戒备，急忙南返。其实，冯、蒋当时还未有那样密切的关系。
冯玉祥在郑州会议上，故意把蒋拉拢他的电报拿给汪精卫看，并骂蒋是“狼心狗肺”，以抬高自己的身价，郑州会议刚过，蒋急于了解冯对南京政府的态度，致电冯，要求在开封会晤。冯回电要蒋另约地点相会。经过来往电函多次联络，确定在徐州会晤。此时，蒋介石的北伐军已占领徐州多时。蒋介石邀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专车来徐，共商一切。
冯玉祥从郑州赴徐州的行动十分秘密，火车先由郑州向西开了两三站，再回头向东开。当冯的列车过了砀山，距徐州还有一站，遇着蒋介石专车前来迎接。当冯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蒋介石率领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然而出人意料，“花车”车厢内并没有冯玉祥，而在“花车”后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门口，站着一位衣敝履的关东大汉，向欢迎者招手，众人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冯身着一套极粗的河南土布制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那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冯、蒋相见互相拥抱，还落了眼泪。当晚蒋便设宴招待，在徐州各将领作陪。6月20日，在花园饭店召开“徐州会议”，吴稚晖担任会议主席。双方达成联合“清党”和继续北伐的协议。蒋介石企图拉冯“反汪”和“反共”。但是，冯力主调解宁汉争端，并说明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反共，还说国民党不要自相残杀。蒋介石要求冯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为冯婉言拒绝。蒋介石要冯在军队及其管辖范围内清党，冯慨然应允。吴稚晖代冯拟了《劝汪谭诸氏速决大计电》，经冯再三修改后署名发出。电报的内容是：反对工农运动、阶级斗争，敦促汉方加速“分共”；宁汉合作；继续北伐。6月21日，冯向蒋辞行，乘火车前往开封。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在自己统辖的地区实行“清党”。他将军队中的共产党200人，和他管辖地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讲话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随后，冯玉祥送给刘伯承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240余人一下子拖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数人又到西北去了。
冯玉祥又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开封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指示其关于“清党”的措施。但是，苏联驻华总顾问鲍罗廷被迫离开武汉回国，途经郑州时，汪精卫秘电冯玉祥，要冯将鲍罗廷杀害。冯不仅对鲍不加杀害，反而仍以礼待之。当鲍罗廷乘火车离郑州西去时，冯率高级官员到车站欢送，冯双手递给鲍罗廷一个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请鲍为“高等顾问”的聘任书，送上大红绉纱一匹，算是冯的“薄礼”。军乐大作，各人一一同鲍罗廷握手道别。冯的苏联顾问乌斯马诺夫等同鲍罗廷一起回国。冯玉祥派了高级官员2人一直把鲍罗廷一行由潼关经兰州而送至库伦，使他们平平安安地返回苏联。
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在1926年7月以前，援助冯玉祥国民军的军火有：苏联步枪5万支以上，日本步枪近2万支，德国子弹2000多万发以上，7．6毫米口径步枪子弹近5000万发，大炮50门以上，山炮12门，迫击炮18门，炮弹1万发，机枪300挺以上，掷弹筒1万枚，手榴弹1万枚以上等等，总援助费用达八九百万卢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对广东政府还没有投入那么大的军事援助，而对中国共产党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军事援助。
汪精卫提出“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他一手顽固地反共，在武汉屠杀共产党人；一手命令张发奎率领所部第二方面军东征，进取南京，同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第一把交椅。宋庆龄、谭平山、邓演达、林伯渠、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屈武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中央委员宣言》，痛斥背叛革命的蒋、汪集团皆成为新军阀的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严正声明：“自今以后，唯有领导全国同志，誓遵总理遗志奋斗到底。”
汪精卫把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调往江西，作为江南东征讨蒋的部队。张发奎此时对东征、北伐毫无兴趣，他一心只想打回广东老家去，盘据在广州的是李济深的部队。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内，共产党员和受共产党影响掌握的力量较强。第二方面军包括第四、十一、二十军，叶剑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第四军25师是以原叶挺独立团为骨干扩编的；叶挺担任第十一军24师师长；当时还未加入共产党的贺龙担任第20军军长。另外，朱德担任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云集在江西的革命武装力量达2万人以上。这是共产党能够控制的仅有的革命武装力量。汪精卫集团“分共”后，调动第三、六、九军对这些革命力量取包围之势，张发奎已有让第二方面军的C．P．高级军官退出或脱离的表示。
中共中央当机立断，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南昌起义的发动和指挥。周恩来派聂荣臻赶到九江，作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0日，聂荣臻同转移到九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李立三、中央委员恽代英、邓中夏，以及叶挺等举行谈话会，商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南昌暴动，解决3、6、9军在南昌之武装；提出建立新的政府的口号，并将这个意见报向中央。
在武汉的中央常委和国际代表立即表示同意。此时共产国际又派罗米那兹来到武汉。7月24日，罗米那兹、加伦、周恩来、张国焘开会，会议根据周恩来和加伦的提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会后，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赶到九江，召集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会商，又决定起义后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贺龙虽未加入共产党，但他早在6月即向周恩来表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当谭平山把起义的打算告诉他，他立刻热情拥护。周恩来等从九江秘密来到国民党控制的南昌，于7月27日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并决定在30日晚举行起义。不久，谭平山、张国焘也参加了前委的会议。28日，周恩来到20军指挥部去看贺龙，把行动计划告诉他。贺龙毫不迟疑地回答：“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样干。”贺龙、叶挺当日接到张发奎从庐山拍来的电报，请他们上庐山，实际上是汪精卫强迫张发奎要解决贺、叶的部队。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其时也在庐山，他立即连夜下山赶到甘棠湖烟水亭20军司令部，建议贺龙、叶挺不要上山，将部队开往南昌城内。
30日早晨，张国焘来到南昌，前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张国焘在会上说：“起义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可以举行，否则不可动；应该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不可动。”李立三一听大怒：“什么都预备好了，哈哈！哪里现在还讨论。”周恩来接着说：“还是干！”其他前委成员也说：“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上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张国焘亮出底牌，说道：“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周恩来拍着桌子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激烈的争论持续了几个小时，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会议不能用举手表决办法进行。谭平山十分气愤，会后建议把张国焘绑起来。周恩来制止说：“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绑呢？”31日早晨再开会，又辩论了几个小时。张国焘屈服了，表示服从多数。于是，决定在次日晨行动。下午，起义部队以军、师为单位，分别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传达了战斗任务，不料发生了意外情况，20军1团一个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指挥部告密。这一情况被20军一个士兵发现，立刻向贺龙报告。前敌委员会当机立断，把起义提前2小时发动。
8月1日凌晨，枪声划破了长夜的寂静。激烈的战斗进行到清晨。早上6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肃清，共歼敌3000余人，缴获5000多枪支，子弹70余万发，还有大炮数门。起义成功了。上午9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召开了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了起义经过，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彭湃、邓演达、何香凝、澎泽民、张曙时等25人组成。在讨论名单时，周恩来、李立三不同意张发奎列入其中，但由于张国焘、谭平山坚持，张发奎也成了革命委员会委员。
革命委员会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20军军长，廖乾五为20军党代表，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代11军军长，聂荣臻为11军党代表，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25师的两个团3000余人赶到南昌。加上临时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起义的兵力达2万多人。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部队南下占领广东，取海口，以求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起义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息和整顿，也来不及等待一些赶来的部队到达，即于8月3日匆忙地从南昌出发。周恩来和前委在8月5日前后从南昌出发，从此以后，前委和中央失去了联系。意外的艰难和挫折相继而来，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部第10师，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部队，折往浙江，一下拉走了全军将近1、4的兵力。8月的江西，酷暑笼罩，天气热得使人难以忍受。起义军南下后走的多是山路，每人身背子弹300发，还要扛机枪、大炮，途经各地的居民大多逃散，连食物和茶水也难以买到，许多战士得上赤痢，病倒、脱队的非战斗减员十分严重。行军3日，人困马乏，实力损耗近1A3。武装弹药，因运输困难，多数被抛弃。
留下来的官兵，士气高昂，有顽强的斗争意志。部队在抚州休整了几日，尔后进抵宜黄。是时，曾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共产党党委书记陈毅和特务连连长肖劲赶了上来，同周恩来取得了联系。起义军在途中经瑞金、会昌时，同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和黄绍竑的5个团打了两仗，均击溃敌军。敌人仅在会昌战役中伤亡、被俘、逃散的达6000人，余下的3000人退走。但起义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伤亡达1000余人。
会昌战役后，贺龙、郭沫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并由长汀、上杭入东江。部队在广东境内的三河坝实行了分兵，朱德率领的第11军25师等部留守三河坝，这支部队后来在朱德、陈毅的领导下转入湘南，并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湘南大起义，随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会师。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率领第20军和第11军24师直下潮汕。
这支起义部队占领汕头和潮州后不久，被李济深和黄绍竑的部队包围，起义军同敌军苦战数日，终因众寡悬殊，而退出汕头和潮洲。24师1200余人，由董朗、颜昌颐率领到达海丰，同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他们树起苏维埃的旗帜，创立海陆丰红色政权。
在起义部队撤退到普宁县流沙时，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以及从广州赶来的人，计二三十人，开了一次决策性会议。张太雷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由于中央命李立三、张国焘、谭平山等人离开部队，周恩来要求大家分别向海口撤退，再分头赴香港或上海。
第三章 毛泽东上山
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召开了紧急会议，历史上称为八七会议，因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政治报告，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党的主要方针：一是更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二是纠正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是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会议还选出了新的中央政治局。8月9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瞿秋白为党的主要领导人。
八七会议在大革命失败后召开，它结束了党中央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将党拯救了出来。中共“五大”时全国有党员近6万人，至八七会议前仅剩下万名党员，而且北方党员说，假若中央迟改变策略和方针一个月，我们都散了。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和独立自主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总方针，鼓舞了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斗志。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7月23日，共产国际新代表罗米那兹来到汉口，当天晚上就同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张国焘以及瞿秋白晤淡，张国焘同罗米那兹发生了争吵，谈话陷于僵局，瞿秋白进行调解。事后，罗米那兹同瞿秋白进行了一次长谈，瞿秋白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情况，以及当前正在紧急商议的挽救革命的计划。次日，他们三人继续晤谈，商议南昌起义，召开紧急会议问题。随后瞿秋白受临时中央政治局委托，负责八七会议准备工作，他同李维汉、张太雷、罗米那兹一起，做了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以及其他会议文件。
瞿秋白是江南名城常州市人，1899年1月出生，其父能诗善画，精通医道，但却长期没有工作和收入田制”。文学上，重视民族传统，擅长诗歌、政论。著作有，瞿家这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家庭很快破落下来，依靠亲戚的接济和典卖过日子。瞿秋白幼儿时就接受母亲的文化教育。6岁时就能背诵许多诗词。7岁时上小学，老师是一位老举人。12岁时小学未毕业，便考进了常州中学，他的同窗好友便是张太雷，两人在一起阅读书报，议论国家大事。瞿秋白14岁时开始作诗。同时向父亲学习绘画、篆刻，颇得父亲的神韵。
瞿秋白16岁时，已是少年老成，性格坚毅，很有主见。他在常州中学毕业后即到无锡乡间江坡小学教书，过着清贫的生活，从微薄的薪水中省下一点钱，接济家中的生活或购买书籍。任职半年便辞职去武昌，在堂兄瞿纯白的帮助下进入武昌外语专科学校学习了几个月英语。1917年春，瞿纯白调往北洋政府外交部当科长，接瞿秋白去北京。瞿秋白在北京大学旁听了一学期，尔后考入免费的国立俄文专修馆，瞿秋白学习非常刻苦认真，主要学习俄文，还学英、法文。瞿秋白在《新青年》上多次读了李大钊的文章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并就认识论、实践性、社会，很受启发，便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拜见李大钊，开始研究马列主义。五四运动期间，瞿秋白是位积极分子，组织讲演小分队到街头讲演。1920年春，瞿秋白参加了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先后同他人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人道》月刊等，自1919年7月至1920年10月，共发表30多篇政论、杂感、诗歌和译文。1920年9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派记者，赴苏俄。
瞿秋白等3位特派记者同3位外交官一起，于10月中旬从北京乘火车出发，途经各地因受白匪阻扰，历尽艰险，花了3个多月，才抵达莫斯科。瞿秋白在苏联写了大量的通讯，仅在1921年至1922年11月北京《晨报》上发表的就有25篇，16万多字，另有20多篇在邮寄途中丢失。瞿秋白在苏联还写了4本书：第一本是《俄乡纪程》，第二本是《赤都心史》，第三本是《俄国文学史》，第四本是《俄罗斯革命论》。他的这些丰硕成果，是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完成的，他以坚毅的意志战胜各种困难，抓紧一切时间，辛勤工作。
1922年2月，瞿秋白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兴奋的心情写下了《赤潮曲》：赤潮澎湃，晓霞飞涌，惊醒了五千余年的沉梦。远东古国，四万万同胞，同声歌颂，神圣的劳动。猛攻，猛攻，捶碎这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无论黑，白，黄，无复奴隶种！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
1922年12日，瞿秋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带着几箱书籍，坐火车离开莫斯科，于次年1月中旬返回北京。瞿秋白回到北京后，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即译配《国际歌》词曲，他以俄文为主，对照法文翻译，一边用风琴弹着曲谱，一边用适当的中文词汇译配歌词，终于译配好了《国际歌》，并将它刊在1923年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瞿秋白在北京稍作停留，便奔赴上海，在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办的一所大学，教师中有著名共产党员张太雷、恽代英、蔡和森、肖楚女、沈雁冰等。
瞿秋白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后，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共产党员人数由1万多人发展到4万多人，同时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但是以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领导人也有严重失误，存在着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仇恨和对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投降主义的愤怒而滋长的革命急性病，没有认识革命已处于低潮，因而没有组织正确的退却和进攻，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情绪，进而发展为盲动主义的严重错误。
八七会议后，临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了在湘鄂赣粤4省边界发动秋收起义问题。在八七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不同意湘南工农武装配合南昌起义部队取粤的意见，他认为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强，所缺的是武装。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发展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回答道： “我要跟绿林交朋友，我定上山下湖，在山湖之中跟绿林交朋友。”
毛泽东是共产党著名的领导人，他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局成员和中央局秘书，不久又被选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一年之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由于蒋介石叛变，他才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职。8月12日，毛泽东由武昌搭乘货车，连夜起程赶回长沙，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的身份，多次参加湖南省委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区组织武装起义，毛泽东到浏阳、平江农民中去当师长，并组织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担任前委书记。
而后毛泽东到株洲、安源，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和秋收起义计划。在安源党组织的会议上，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介绍了浏阳工农义勇队、平江农民自卫军的情况；安福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新亚汇报了宁冈、永新、莲花、安福农民自卫军7月攻打永新城的战斗，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在茅坪、茨坪的情况。毛泽东产生了以后上井冈山的念头。会议确定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受前敌委员会领导，毛泽东任党代表，从中央返回的卢德铭任总指挥。
卢德铭是四川人，19岁便去报考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并在黄埔军校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长、营长、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警卫团任团长。南昌起义时，卢德铭率领警卫团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修水县暂驻。毛泽东正需要正规部队参加起义，毛、卢一拍即合。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师长由余洒度担任，副师任余贲民。师下属3个团：1团团长钟文璋；2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3团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参谋长何坚。3个团的武装力量分别以驻修水、安源、铜鼓的工农革命武装和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组成，共计5000人左右。3个团分3路，在各地工农武装的配合下，以不同的路线攻克长沙。湖南省委准备发动长沙近郊和粤汉路的暴动队伍，里应外合，相机夺取长沙。
安源会议后，毛泽东在潘心源等人陪同下，去铜鼓县城第三团领导起义，不料在途经张家坊时，被民团逮捕，要把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他的人释放他。民团士兵是雇佣兵，同意释放毛泽东，而民团队长不允许，于是，毛泽东便决定死里逃生。他趁人不注意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在一个长了很高草的水塘旁躲到太阳落山。
民团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几乎要碰到毛泽东，民团最终放弃了搜寻。毛泽东立即翻山越岭，连夜赶路。他丢失了鞋，脚受了伤，不得不在途中买了双鞋、雨伞和吃的，到达农民赤卫队驻地时，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9月9日，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师长余洒度率领第一团从修水出发。余洒度在起义前收编了邱国轩部为第四团，但第四团在途中叛变，第一团遭受突然袭击而失利。第二团从安源出发，12日攻克醴陵县城，16日攻克浏阳，但因麻痹轻敌而陷敌重围，突围中全团散乱，团长王新亚牺牲。毛泽东率领第三团从铜鼓出发，先取白沙，后占东门市，14日敌人向东门市反扑，毛泽东决定兵分3路向上坪方向转移，经过一场恶战，于当日下午部队先后来到上坪。
毛泽东要求部队严明纪律，买卖公平。部队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毛泽东接到一团通讯员关于一团失利的报告，果断决定放弃原定进攻长沙的计划。他以前委书记的名义，通知一团和二团迅速赶到浏阳文家市会师，并写信给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毫无胜利希望的长沙暴动。
9月19日，毛泽东率领第三团到达文家市，与第一、二团胜利会师。毛泽东立即召开有师、团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议，研究起义部队的去向问题。具有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本领的毛泽东，考虑到革命处在低潮的政治形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攻占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当机立断地作出战略退却的决定，将部队转移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到湘赣边界的大山上去。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
师长余洒度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说到山上去就是当山大王。毛泽东不厌其详地说明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旧时的山大王不同，而且战略退却是暂时的，将来革命形势好转时就下山。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迅速脱离平江、浏阳地区，进入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寻求立足之地。会后，毛泽东对1000多名战士发表演说，讲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及其教训，指出建立工农武装的重要性，说明起义后受到挫折是“胜败乃兵家常事”，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前进，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随后，部队向罗霄山脉进军。在芦溪镇突然遭到敌人袭击，经过激烈战斗突破敌人重围，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牺牲。9月26日，起义部队一举攻克了莲花县城，从敌人监狱里救出10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尔后从县城出发。甩掉了敌人的追击堵截，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
毛泽东对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将原来的3个团缩编为1个团，即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设一、三两个营，计有7个连，一个军官队、一个卫生队。毛泽东向全体指战员宣布说：“愿留则留，愿走则走。凡自愿离队者，开具证明，发给路费。”
改编后的部队，连建立党支部，班、排设党小组，营、团建立党委会，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实行民主制度，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5—7人，均由全体官兵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既是民主组织，又是监察机关，有权召集全体官兵讨论重大问题。部队实行官兵一致，经济公开。改编后的部队不足1000人，但部队密切了官兵关系，提高了战斗力，成为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带领这支队伍前往罗霄山中段的井冈山，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和井冈山农民自卫军汇合。井冈山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毛泽东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所拥有的部队名义上有第1、7、10、14、16、17、19、27、32、33、37、40、44等十数军，但其中真正能作战的，仅1、7两军而已，余皆收编不久的杂牌军。这些军队不仅兵质恶劣，而且须重金羁糜，耗费巨大，靠这些部队作战，只能是徒致战事延长，兵力疲敝。蒋介石已处在内外夹击之中。
内是李宗仁、白崇禧拥有桂系军事力量即第七军，其在北伐中屡建战功，而这时同蒋介石貌合神离，甚至连何应钦也站在李、白一边。蒋介石在南京丁家花园召集将领会议，冀可激励袍泽，共有始终。而李宗仁等，成竹在胸，付之一笑。蒋介石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宗仁、白崇禧在会上力求与武汉合作，高唱“宁、汉既已殊途同归，就应捐除成见，恢复合作”的调子，并讽蒋“不宜固个人地位而牺牲党国大计”。蒋介石顾何应钦，何默不作声，蒋介石怒极，不待散会，拂袖而去。蒋因无时不怵于李宗仁及其党徒之跃跃欲试，密使其嫡系第一军何应钦安排一场兵变，将不守法之桂军一部缴械，何应钦已受李、白拉拢，加上对蒋此行不满，便谓动手把握不大，拒绝执行。蒋画虎不成反类犬，蒋、李积怨更深。第一军、第七军是蒋介石赖以建立南京政权的武装支柱，而现在何、李都不支持蒋。
外是，不仅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厉兵秣马，并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其精锐部队确已向下游移动；北方奉张集团已乘机大举南下，进逼蚌埠、淮阴。孙传芳为报江西之仇，这次南攻，亲率兵作殊死战，津浦线上连连得手。
蒋介石在得不到桂军帮助的情况下，决定亲赴津浦前线督战，以此来缓和各方面对他的攻击，达到恋栈的目的，蒋介石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产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下，我方应及时夺回徐州，以振声威。”蒋介石出发前在总理纪念周上立誓：“此次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蒋介石指挥第10、27、32、40各军，另加第一军两个师，会同陇海路东段以南白崇禧指挥的第37、44等军，与孙传芳、徐源泉等部鏖战于淮河、徐蚌之间。战斗初起，津浦路正面的北洋军阀的军队佯作退却，蒋介石的部队进展极速。到了逼近徐州，北洋军阀的军队进行顽强的抵抗。蒋介石认为徐州到手已是指顾事，遂亲赴前线督师，将所有预备队俱调入第一线作战。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北洋军阀的军队突由右翼派出精锐部队，向蒋介石部队的左翼包抄袭击，蒋军首尾不能相顾。全军顿形混乱。正面敌军乘胜势出击，蒋军乃全线溃败。敌军跟踪追击，蒋军无法立足，迅速逃窜，津浦路轨及桥梁均不及破坏。敌军势如破竹，蒋军溃败之惨，实前所未有。8月6日，蒋介石仓皇退回南京，据江而守。
蒋介石这次败北南京后，既羞又愤，就找了一只替罪羊，把战败的责任归之于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并将他扣押送到杭州交给蒋鼎文，将其杀害于杭州拱宸桥。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不仅怨蒋无能，而且对蒋无故杀王天培深为不满。其时，汪精卫已在“夹攻中奋斗”的口号下东征讨蒋，分兵3路大举东下，陈兵湖口。孤立无援的蒋介石面临北军和武汉两方的汹汹攻势，已无招架之力，陷入一筹莫展之中，只好厚颜以求李、白，请其出兵帮助御敌，李宗仁见挫蒋时机已趋成熟，乃正式以“对汉宜先礼后兵”为辞加以拒绝。同时，李宗仁致电冯玉祥，公开呼应冯之“宁汉双方一致反共，既已志同道合，请速进行合作”的建议，又写信给汉方唐生智，表示“只欲武汉反共，予愿已足”，并隐约责蒋。李宗仁又领衔发出为武汉分共愿与武汉合作电。
蒋介石是靠军事手段和实力政策起家的，现在李、白纷起效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蒋自食其果，莫之奈何。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只好以迟疑的口气向李、白试探说：“我想趁此休息一下。”白崇禧未等蒋话毕，便接上话茬，说：“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宗仁则更为干脆地请蒋：“自决出处。”蒋十分难堪，答道：“余唯以中央执监委员会主张为依归。”言罢，拂袖而去。蒋介石指使吴稚晖出面，召集宁方要员开会，讨论南京政府局势。会上吴是蒋的御用“长衫佬”摇唇鼓舌，力主蒋留任，但到会军人态度则不同。李宗仁付之一笑，不作任何表示，连何应钦也一言不发。
蒋见况自感无奈，只得再作“愿休息一下”表示。白崇禧立即赞同说：“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行，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李、何等军人随声附和。蒋既然到了这步境地，只得以“深念党国前途”为名，宣布辞职下野。于是报刊上披露：“8月12日下午，南京召集重要会议，蒋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均列席该会。蒋以宁、汉相持，北伐军事难发展，武汉方面有一切均可磋商，对蒋个人绝对不能相谅之语，故愤自牺牲，提出辞职。何、白、李以战事日亟，亦欲速决意争，遂决退让，蒋即自动下野。”
8月13日，蒋介石在张静江等人陪同下，秘密到沪，即入租界，行动诡秘。两天后，蒋介石正式发表下野通电。李宗仁即继蒋正式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就此演成民国史上第一次蒋去李来之局。
第四章 党争迭起
蒋介石下野之际，正是国民党内“党统”争夺趋向高潮之时，除宁、汉两方各以“正统”自诩，指称对方为“非法”外，原从国民党中央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也以“反共先觉”自居，在上海租界里，打起了“沪二届正统”的旗号。于是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的区域里，出现了一国二国民政府（南京、武汉）三中央党部（宁、汉、沪）的光怪陆离现象。宁方党中要人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表示要同蒋“共沉浮”，继蒋之后宣布辞职。李宗仁、白崇禧桂派军人在党内毕竟资历过浅，且胡、吴等在辞职通电中以“貌和神离，惟领袖自竞”等语责备李、白，李颇感缺憾之处。然而，李宗仁不愧是一位容貌宽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坛高手，为增强自身在党争中的竞争地位，他首先向在沪的西山会议派人士频送秋波，愿意携手，西山派圈子中本不乏“党中元老”，憾无实力作后盾。桂系有意与诸老交欢，西山派人士也格外对李表示好感。
李宗仁、白崇禧又向汉方发出一电，力言统一国府之必要，主动请示今后方针，明确表示仍以武汉中央为正统，并派出手下湖北籍大将胡宗铎前往武汉，与汪等汉方人士接洽。汪精卫见蒋已下野，李宗仁又有如此表示，乃发表声明称：“今蒋解除兵柄，听命于党，李宗仁等复请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兹经中执会扩大会议议决，即日迁都南京。”汪的声明盛气凌人，李宗仁等虽十分不满，但为救燃眉之急，也不得不先退一步，对汪等来宁柄政表示欢迎对终极有效的真理,并亲往江西庐山与汉方诸要会晤，洽谈武汉政府迁宁具体事项。
李宗仁因有求于汉，态度极为谦恭。汪精卫一心想借机统驭全局，恢复其党中最高领袖地位，表示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在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即派出谭延闿、孙科作汉方代表，先行赴宁。双方决定第七军完全负南京卫戍，汉方程潜之第六军全部东开，唐生智部开往芜湖，助宁打孙传芳。
李宗仁乘坐舰艇回南京时，已发现北岸孙传芳部作蠢动。原来孙传芳闻南京内讧，乘宁、汉尚未妥协，倾其“五省联军”全部剩余力量，加上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号称“雄兵10万”，卷土重来。李尚未抵宁时，已有部分北军渡过长江，潜向乌龙山、燕子矶等处，随后又迅即占领了龙潭、栖霞、高资、下蜀一带，掩护后续主力南侵。李宗仁立即调兵遣将，作出应战部署。南京可调之兵除桂军外，便是蒋介石的第一军。而第一军在蒋下野时即接到指令，逐步撤至江浙边界沪杭路一带，以保存实力。海军部队对北军越过天堑负有重大责任，此时也意存观望。蒋介石下野前就预料到孙军南犯，当在指顾间，有意陷桂军以孤军作战的境地，收借刀杀人之效。李宗仁一面命夏威先率第七军驰栖霞，堵住从龙潭等地渡江的孙军主力，夺回被1军弃撤的乌龙山、栖霞防地；一面亲自赶往第一军总指挥部，找到何应钦。
何应钦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开拔。李乃告何：“首都存亡所系，你不能一走了事！”何在迟疑不决，李突改以辞色俱厉告何：“敬公，你真要走，我可对你不客气了！”何应钦也感到事态严重，同意与7军协力御敌，并立即通令第一军停止退却，准备反攻。孙传芳这次南犯为孤注一掷之举，决定背水一战，将所有运兵南渡的船只一律调回，统由长江北岸的大刀队看管，以示有进无退。李宗仁也横下一条心，拼死力与敌决战。龙潭战役开战后，双方均以主力拼杀，崖裂土翻，天日变色，血战3昼夜，打得难解难分。
第4日，孙军身后突遭京沪路东段生力军的进攻。原来在上海与各方交涉并筹款的白崇禧在事毕后返宁，途至无锡时，前行之快车倾覆，铁路遭破坏。白当机立断，赶赴镇江，坐地指挥，严令驻京沪线东段之第一军第14师师长卫立煌就近率部向龙潭反攻，令正从常州向杭州开拔的第一军第2师师长刘峙部回师往援，同时檄调后方一切能调之兵，主要为驻沪第一军第1、3、21等师以及桂军新编部队，星夜驰援南京。白又打电话给海军司令杨树庄，命他开出舰队，守住渡江口，切敌后援，并说：“孙之势力终必被歼，海军如不努力，将来一定要追究责任。”杨树庄不得不派出通济舰至镇江，但作战仍不积极。白崇禧便派潘宜之在镇江带了一班宪兵登舰，押了舰长李世甲向龙潭开去，从背后炮击敌人。其他军舰见通济舰出击，也纷纷行动起来，孙部的后援被截断。
白崇禧由东而来的增援同李宗仁、何应钦指挥所部对龙潭的反攻成夹击之势，孙军虽据险顽抗，但经数日鏖战，终感不支。8月30日晨，孙军作了最后一次凶猛反扑后，因死伤惨重，有退却企图。但被来自东、西两面军队合力进逼，压至长江边，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所部10万大军除少部得保残命，逃到北岸外，大部被歼、被俘。降兵押解南京时，分4路纵队前进，排头已抵南京城郊，排尾尚在龙潭。
孙传芳经此打击，从此绝无再起可能。李宗仁见局势大变，阵脚站稳，愈发雄心勃勃。其时汪精卫等如约来宁柄政，李宗仁却已不甘心轻以政柄拱手相让，他表面做着迎汪的准备，暗中积极筹划对付办法。宁方在沪的中执监委胡汉民等以及西山派人士激烈反汪，他们一致借口武汉“联共”，要求以“叛逆罪”对汪派进行审判。胡等反汪，正中李宗仁下怀，被李作排斥汪的挡箭牌。李宗仁在与汉方代表谭延闿、孙科交换意见时，提出要举行四中全会及组织政府必经邀请宁方离职赴沪之中执监委参加，方符宁汉合作之旨。
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一行抵宁，一下轮便觉察气氛不对，城中竟贴出不少反汪标语。汪等见势有异，立即装出十分诚恳之状，主动对自己防共过迟表示无限疚心，表白自己非图恋栈，实以负过太重，不能一走了事，拟促成南京四中全会，藉以补过。李宗仁不动声色。9月8日，李宗仁、汪精卫开了个特别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到上海劝胡汉民来出席四中全会。汪明知是桂系出难题，也只好勉力去行。李宗仁、汪精卫、朱培德、谭延闿、孙科、甘乃光一行抵沪。在沪报上公开表示：“尽可效法廉蔺，以诚意纠正既往，救济现在与将来。”并一再登门求见胡汉民。不料，3次访胡均被拒之门外。汪无奈，只好求助于李宗仁。李见时机已到，乃由蔡元培出面，代表宁方提出两项建议：一是放弃法统观，不用第4次字样，混称执监联席会议，开创新局面；二是彻底清党，不许带共产色彩分子与会，尤对徐谦、陈公博、顾孟余为然。汪对第一点表容纳，对第二点，汪辩护道：“顾陈对此次清党颇有助力，实属有功。”但汉方谭延闿、孙科等自随李宗仁来宁后，早已同宁方打得火热，不再以汉方使命为然，对汪不作同情表示。汪四顾无援，勉强同意由谭延闿、孙科提出建议：宁、汉、沪各自推举其执监委员6人，候补委员3人，另三方共推出委员14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为临时最高中央权力机构，以统一党务。
这样便产生了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和候补委员9人，这个机构明显的是桂系人物和西山派占了优势，蒋、胡只是挂名委员而已，汪派干将陈公博、顾孟余等只能叨陪末座，当个候补生，即便如此，西山派人士仍未解恨，一再坚持与共产党关系密切之人，不能进入中央机构。汪精卫方感一无油水可捞，非去不成局。乃以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引咎自责，同时以“患病”为托辞，同陈、顾等人一起悄然返汉。汪等一走，特委会中桂系和西山派声势更壮。
9月15日，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同时由特委会改组了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名义上国民政府有46人组成，以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汪精卫、于右任等人任常务委员会，轮流担任主席；军事委员会有66人组成，以程潜、何应钦、白崇禧为常委。而实际上，这两个委员会都不过是桂系手中的工具。谭延闿、李烈钧虽然出面领导政府工作，骨子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必须遵循李宗仁、白崇禧的意旨行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是如此，3个常务虽然把程潜放在首位，但因程潜的第六军已被蒋介石解散，新组织的部队不为人所重视，李、白只是利用程的老招牌发发通电，壮壮声势而已。何应钦虽然在蒋介石下野后拼命扩张实力，把第一军改编为第一、第九军两个军，提拔刘峙、顾祝同分任军长，以便控制，还把蒋介石的心腹陈诚调充军事委员会军务署署长，剥夺他的第21师师长实权，以消后患，但何应钦还是如同“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力与桂系抗衡，也无权过问军事委员会的事。
李宗仁利用宁、汉、沪3方“党争”，跻身政坛，纵横捭阖，头角崭露，不仅使蒋、汪均钝其锐，而且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起自己的势力。“新桂系”一词由是而起，声势日张，成为影响民国政局的一股重要力量。汪精卫返回武汉后，即伙同拥有两湖军事实力的唐生智，打起“反对非法特委会”的旗号。唐生智拥有5个军的力量，在汪等去宁期间，他首先在两湖境内扫清了仅存的几支非唐系武装，而后向长江下游发展。当龙潭大战时，唐生智乘虚而入，以第35军军长为江左军指挥，36军军长为江右军指挥，率部沿江东下，占领了安庆、芜湖，将桂系驻皖军压迫出境。这样，唐生智已坐拥两湖和安徽3省。汪精卫与特委会破裂，正中唐生智下怀。唐乃拥汪自重，宣布“不受南京节制”，公然与特委会唱对台戏。李、白对唐生智偷夺了“俎土肉”的安徽和拥汪自重，极为不满，必欲拔之而后快。但是，要对付手握10万重兵、且蓄意同自己一决雌雄的唐生智，须有一定的把握才行。于是，李宗仁利用特委会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酝酿对唐生智的武力讨伐，并设法在湘系军队中寻找反唐同盟军，除启用赵恒惕旧属叶开鑫、贺耀祖两部外，主要着力于争取颇有一定实力的谭延闿、程潜对讨唐的支持。谭、程与唐素来不睦，谭此时又是特委会的要角，正要仰仗桂系鼎助，故愿主动为李宗仁与程潜合作牵线。
程潜曾受唐生智排挤。他在汉重建为蒋拆散的第六军时，又受到唐的多方阻挠，一直积怨在心。程部兵士以湘籍为多，久存返归故里，以稳根基之心。李宗仁助程返湘，以主持湘政相许，颇使程潜动心。但程因在宁、汉分裂时所部曾被桂系部队缴械，对蒋、李都不能释怀。李宗仁看透了程的心思，向程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程遂慨然答应与桂系联手讨唐。李宗仁为使出师有名，施出先礼后兵的手腕，先由谭延闿、孙科出面，向武汉发起谈判攻势，对汪、唐提出合作诸条件，遭唐坚决反对，谈判破裂。李便以特委会名义颁布了《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同时由军委会正式下达了“讨唐令”，西征军在李宗仁、程潜率领下，分左、右两路，沿长江南北岸向皖、鄂两地的唐军出击。唐军在来势汹汹的西征军的攻击下，加上内有叛将，10余万大军不堪一击，一败再败。唐生智为保存实力，乃以“休息”为名，通电下野，并逃往日本，所部由何键、李品仙等率领，撤入湘境，相机行事。李宗仁为取得讨唐全胜，率军向湘境进逼，白崇禧也赴湘挂帅，加上程潜、朱培德等部配合，退据湖南常德、沅陵之唐部复被压迫，势穷力蹙，败退衡州一线。李、白利用与唐部军人的老关系，多次派人去唐部军中接洽和平收编。唐部李品仙、刘兴、周斓在李保证留原建制，不予编散的条件下，联名发出“求和通电”。于是，李、白如愿以偿，唐部5个军全数收编，西征大获全胜。南京政府下令解散武汉政治分会，改设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以程潜为主席。
新桂系锋芒毕露，觊觎中枢的其他派系领袖心生不满。于是他们逐渐把攻击目标从蒋、汪等身上转向了李、白以及特委会。汪精卫在唐生智败北时应张发奎邀请，从武汉到了广州。张发奎向来奉汪为政治领袖。张部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时受损严重，在汉又受唐生智排挤，被迫将武汉方面的第二方面军改为第4军，以追剿叶、贺部为名，离开江西，沿赣南下，驱返广东。广东为李济深天下，李既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又是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八路军由原第四军留守部队扩编。张发奎、黄琪翔等第四军将官为李济深多年部下，李对他们回粤不便拒绝，且存有重新收张部的打算，故在张部回粤之初李济深表示欢迎，并派陈可钰携款40万元前往接济。不料，张部来粤后不服李的节制，不仅拒绝李要其出兵与黄绍竑、陈济棠部协同，阻截来粤中共起义部队的要求，反而要李济深疏远桂系，反对特委会。李济深同李宗仁等新桂系派领袖交谊素笃，有“半个桂系”之称。张发奎专以桂系为攻击对象，不免使李济深十分尴尬。加上张部根本不把李济深这个老长官放在眼里，军事、财政、人事上的冲突不断发生。李济深唯恐鹊巢鸠占，失去了广东地盘，乃以老上司的身份主动提出，愿给张发奎港币5万元，要张出洋远游，同时制造礼送汪派出粤的舆论。李济深又将反对汪派最烈、与张发奎又有所不合的陈铭枢由日本邀请回国，到福州再统军队，还特地电陈，邀其“回粤休养”。这一来，张发奎与李济深的关系陡然紧张。正当李、张不睦加深之时，蒋介石于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
蒋介石下野之后，在上海、溪口各住了一段时间，并进行了频繁的活动，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答记者问、发表《谢客启事》、《告别黄埔同学书》等等，他们自己说成是为民众谋幸福，为党国谋利益的英雄。“中正别无他愿，望桑梓升平，诸父老兄弟皆得安居乐业，是中正之厚望也。”“余以为英雄者也，常以失败而终。大凡英雄与革命家，似皆以失败而成其价值。一经成功，则为平凡无奇。但使正气存留，则雄图虽归失败，亦无所怨，吾固常作是想者也。”蒋介石还透露他将规划同宋美龄结婚之事，为此已同元配正式离婚。
9月29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宋美龄及副官孟超然、机要秘书陈舜耕等离开上海去日本。蒋宣称：“余之友人居日者甚多，欲乘此闲暇之机会，重温旧好，并愿藉与日本诸名流相晋接。”蒋介石在日本周游各地，并研究了日本国情及对华政策，发表了《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吾人今后努力亲善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将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是实为我革命进行莫大之助力，亦即我两国根本亲善之良谟也。”蒋介石为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以助他重新上台，便通过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商谈。
田中义一向蒋介石提出先决条件：一为蒋必须反共；二为蒋必须不牺牲日本在华之权利；三为蒋先行巩固南方。蒋介石一一答应，并把田中义一作为“前辈”看待。日本借予蒋介石4000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合作等项。蒋介石遂挟巨资返国，以图东山再起。
蒋介石在日本活动期间，张静江、李石曾一再从国内去电促请回国，汪精卫也专电请蒋即刻归国。蒋在复汪精卫函中表示：“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弟虽远游，而实神驰党国。凡能与党国有益，则弟无论在何地何时，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蒋介石自日本回到上海，即开始为复职四下活动。蒋之嫡系也因受桂系压抑，急不可耐地盼蒋复出。北方冯玉祥、阎锡山连连发电，呼吁要蒋复出，甚至有些原来对蒋下台弹冠相庆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也一转其反蒋姿态。谭延闿、孙科等以南京国民政府名义发表通电称蒋：“受命北伐以来，身经百战，卓著奇勋，不以逆亿纷来，而稍丧其护党之心。”谓“党部政府一致决议，派员敦促其返旆。”蒋下野还不到半年，局势几乎翻了个个，蒋原来受各方攻击，现在却是颂扬声一片。促蒋复职之官电，满载于上海各报，恍如北方军阀出山之故事。蒋介石复职的大障碍是桂系和西山派控制的特别委员会。于是，蒋便动手推倒特别委员会，他派妻弟宋子文去广州与汪精卫会晤，宋告汪：“蒋等不忍坐视党之紊乱，故托其携亲函、劝公共出维持。”汪、蒋在宁、汉对立时不共戴天之仇敌，如今因遭桂系排斥，被迫在野，同病相怜，竟携起手来，决定在上海召开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汪精卫邀李济深一起去上海参加会议。李济深虽对离粤不甚放心，却也想乘此机会把汪精卫等支出广州。他想将粤省军政要务临时托付给黄绍竑，便急电在桂的黄绍竑来粤。由于汪等催促很急，黄赶来与李匆匆一面，未及多谈而别。汪、李启程去沪，逗留在港的张发奎悄悄潜回广州，是夜，在张的指挥下，黄琪翔、薛岳等部包围了黄绍竑在广州吉祥路的寓所。幸黄绍竑在事发前得到密报，只身潜逃，但广州附近虎门、江门等处的桂军悉被缴械。次日晨，广州街头到处张贴出“打倒桂系军阀！”“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委会”、“拥护汪精卫”等大标语。张发奎又以广州军委代理主席名义，任命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代理主席，还通电谴责桂系军阀，要求解除李济深一切军事职务，推翻和惩办广西将领李宗仁等。此事变一出，宁、沪大哗。李济深知道受骗，恨恨不已。
12月3日，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李宗仁等便在会上提出弹劾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案，指控他们对广州事变有主使嫌疑。汪精卫等则指责桂系把持特委会，蒋介石恐趋于决裂，发出洋洋长篇“致各委员书”。汪派为保存自己，急不可耐地抢先抛出《请蒋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案》。在预备会期间，蒋、李、汪施展三角斗法。但李宗仁力不能逮，《请蒋复职案》获得正式通过，并决定取消特委会和军事常委会。但蒋介石又同意李宗仁等《关于处分汪等九委员提案》，并同意四中全会将在宁召开。
第五章 再度北伐
李济深、黄绍竑不甘心失败，暗中调兵遣将，组成东西两路夹击广州。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主力调至东、西两江，以图一鼓作气戡平广西。张、黄主力西调，造成了广州城的空虚。第4军军长黄琪翔出征前，将广州军务委托给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让他代行其事。广州城内只剩下教导团、警卫团和其他少数部队。共产党趁广州防务空虚，于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起义”。在西江前线的张发奎猝不及防。
原来那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组建的，内有100多名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8月4日，教导团奉命从武汉抵达九江。张发奎突然下令要全团缴械，进行“清党”。许多学员怕遭到屠杀，纷纷离队。叶剑英利用同张发奎、黄琪翔的老交情，兼任了教导团团长，教导团改称第二方面军第4军军官教导团。叶剑英亲率这支革命武装力量，沿赣江南下，9月中旬教导团进到广东南雄时，叶剑英先往广州。叶剑英来到广州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动广州起义，是时，周恩来、叶挺、恽代英、张太雷、聂荣臻等相继转往香港，策划广州起义。随后，周恩来去上海党中央工作，其他人留下负责广州起义的领导工作。叶剑英应召秘密去香港同恽代英等见面，回广州后便以第四军参谋长的名义，调教导团进驻广州北较场四标营。为了避免他人疑忌，叶剑英辞去了教导团团长职务，并向张发奎建议由杨树淞代理团长。教导团地下党组织吸收了100多人入党，全团1300余人，绝大部分倾向革命，其中有共产党员200多人，3个营长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广东省委要叶剑英设法把第四军警卫团拉入起义队伍，新编警卫团只有少数人是地下党员。叶剑英以广州城防空虚为由，向张发奎提出扩编警卫团的建议，正中张发奎下怀，张便问：“谁来当团长？”叶回答道：“听说有个琼州人姓梁，北伐打仗很勇敢，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张发奎立即说：“是梁秉枢吧！这个人我认识，就把他调来当团长。”这样，中共地下党员梁秉枢便当上了警卫团团长。随后，共产党员张诗教、陶铸等也被安排在警卫团担任领导职务，还吸收了省港罢工的工人纠察队员300多人。11月26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等由香港秘密到达广州，当晚召开省常委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12月4日，张太雷在黄花冈召集教导团、警卫团、黄埔军校特务营等的200余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开会。7日，又秘密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发动起义。不料，工人赤卫队设在小北街的大安米店的武器转运站被敌人侦破，老板被捕后供出实情，教导团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到报告后，连夜派其妻陈璧君回粤，面告张发奎立即镇压暴动。汪精卫又连发3电，要陈公博、张发奎、朱晖日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共产党已组织广州工人赤卫队3000余名队员准备参加起义。12月9日，黄琪翔匆忙从前线返回广州，参与策划武装镇压起义军。公安局长朱晖日主张大施屠杀，叶剑英极力反对，担保教导团没有赤化；黄琪翔也不赞成屠杀主张。张发奎虽然没立即动手，但他密调黄琪翔部队从西江赶回，准备镇压广州起义。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中共中央派叶挺来广州负责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在12月10日从香港来到广州，当晚即投入紧张的起义部署。领导广州起义的领导班子成员有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12月11日凌晨3时半，沉睡的羊城被枪声惊醒。教导团分3路出动：东路由叶挺亲自率领第二营，乘坐汽车直扑沙河镇、燕塘，解决步兵团、炮兵团部，又回师黄华路，攻击造币厂和文德路上的敌第12师后方留守处；北路教导团第三营，攻击观音山和省长公署；中路由徐光英率领教导团第一营和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攻击东较场、广九车站和公安局。警卫团首先处决了参谋长唐继元和两个反动连长，以第三营主攻，分头攻打驻肇庆会馆的第四军司令部、仰忠街第4军军械库。黄埔军校特务营在王侃予率领下，处决了几名反动军官，从黄埔岛乘渡船过江，去攻占鱼珠炮台。埋伏在国民党军政机关附近的各路工人赤卫队向攻击目标出动，徐向前指挥第6联队首先冲进警察局，把睡梦中的一个班全部缴械后，再冲向下一个进攻目标。
起义军占领观音山下的公安局后，便在那里设立军事委员会指挥部，广州起义军改称工农红军；工人赤卫队为第一军；海丰农民军为第二军；教导团、警卫团为第三军。叶挺为工农红军总指挥，叶剑英为副总指挥，徐光英为参谋长。武装起义的枪声驱散了羊城的黑暗，迎来了新的黎明。工农红军占领全城，立即成立工农民主政府，即“广州公社”，推选苏兆征为主席（张太雷代），黄平为内务兼外交委员，杨殷为肃反委员，周文雍为劳动委员，彭湃为土地委员（赵自选代），陈郁为司法委员，何来为经济委员，张太雷为海陆军委员，恽代英为秘书长。逃到珠江南岸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朱晖日等，匆忙赶到肇庆和江门等地，调集军队，开始反扑，逐渐对广州形成合围之势。张发奎乘坐“宝璧号”军舰，黄琪翔乘坐“江大号”军舰，指挥海军炮击长堤。英国军舰“摩轩号”、“莫丽翁号”，美国军舰“沙克拉号”，都派出陆战队登岸，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在西堤强行登岸。英军又调水兵2000人，法军调水兵400人，日军调水兵300人，共守沙面。新军阀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围攻起义军。12日上午，敌人攻占了观音山的一些山头。张太雷由西瓜园返回的途中，不幸中弹牺牲。李福林的第五军也从珠江南岸进犯江北市区。傍晚，敌人已抢占了市内的主要据点，市内的反动分子乘机抢劫、放火，一时火光冲天，起义军被迫撤出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分散转移，有的去了香港、九龙，有的从香港转赴上海党中央，有的奔向东江。一部分武装连夜撤退到广州以北的花县。张发奎、李福林等对起义者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市内和河南前后被杀者达七八千人，汪精卫打电报来说：“去共务尽。”宁可错杀一千，不能走漏一个。
撤退到花县的1000余人，改编成红四师，选叶镛为师长、袁国平为党代表、唐澍为党委书记、王侃予为政治部主任。这支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转战，于1928年元月来到海丰县城，同红二师会合。广州起义失败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桂系派兵搜查了汉口苏联领事馆，大捕共产党人，武汉大学也被搜查，前财政厅长詹大悲、教育厅长李汉俊被枪决。各地苏联领事纷纷下旗回国，工人罢工和民众集合游行均被禁止。国民党右派和桂系利用广州起义，向汪精卫集团发起攻击，称此为“汪派与中共合演的双簧戏法”。吴稚晖等借题发挥，一口咬定汪精卫就是共产党，监委邓泽如提出拿办汪精卫集团的主张。汪精卫见势不妙，即避往医院，拒不见客，白崇禧亲往法租界联系，部署捕杀汪精卫等，顾孟余、陈公博、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树人等的住处受到搜查，各省在右派主持下的国民党省党部，也涌现出一片反汪和讨伐张、黄的声浪。
汪精卫集团势孤力薄，处境非常尴尬，不惜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用广州分会的名义免去张发奎、陈公博、黄琪翔、朱晖日职务，改任缪培南为第4军军长。汪精卫自知站脚不住，离沪赴法。黄琪翔也引咎下台，离粤赴法。张发奎电蒋介石，表示拥蒋，愿以党员资格补过将来。李济深和桂系的目的是夺取广东地盘。在西江的黄绍竑、东江的陈铭枢、陈济棠两路进兵广州。这样一来，北伐中两支声名赫赫的劲旅——“铁军”和“钢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杀得天昏地暗，双方伤亡均以万人以上。桂军虽胜，元气大损。张部被击败后，退入江西，被蒋派人收容，真可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陈公博、张发奎不得不离开广州，桂军重回广州，李福林解职赴沪。黄绍竑到广州后，仍用代理分会主席及代理第八路军总指挥名义，下令通缉汪精卫、陈公博等。
桂系想抬出胡汉民出山，与蒋抗衡，南京一时拥胡之声大起。蒋便蔽护汪精卫集团，扩张自己的力量。关于处分粤委一案，决定接受中央监委会意见，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4委员停止出席四中全会，留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处分；陈树人、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等委员照常行使职权。蒋介石左袒粤委，引起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与蒋介石之间的极大矛盾。胡乃一偏狭之人，一方面对蒋袒汪不满，一方面也不愿为桂系所用出面抗蒋。故以“出国考察”为名，与孙科、伍朝枢等一起去了土耳其。西山派元老许崇清、张继、谢持、居正等也发表了对蒋愤愤不满的宣言后，相偕去了日本，转赴欧洲游历。蒋介石的两个政敌汪精卫和胡汉民相继退出政坛，李宗仁不便再独自与蒋对着干。四中全会要在南京召开，在宁的驻军是亲桂的周凤歧部。李、白料想蒋介石等未必敢贸然入宁。不料，蒋早有胜算，命贺耀祖部开回南京，把驻南京的桂军全部赶往汉口。
蒋介石随即由沪抵宁。并于1928年1月9日发出复职通电，谓“自8月退职后，纠纷益盛，不容计私人得失，继续旧职”；全体将士要“勿口诵心违，弃党携式。”李宗仁心纵不悦，也雅不愿作徒招反感，而于事无补的笨事。而白崇禧仍不甘休，与程潜一起在武汉发出通电，以反对粤委员出席会议为名，抵制四中全会召开。李宗仁以“调和”姿态，致电武汉的白崇禧、程潜：“如大众赞成粤委员参加，彼不反对，于蒋绝对服从。”李、白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办法息事宁人。1928年2月4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开张，决定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改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党权和军权重新落入蒋介石之手。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其内容是停止各省省党部的一切活动，由中央派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进行整理，结束联苏政策，停止民众活动，严厉取缔工农武装。表明蒋介石全面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彻底走上反革命道路。
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李宗仁等提出“分治合作”主张，蒋介石采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手法，以中政会主席的名义给各主要军事实力派领袖以政治分会主席名位，除划定江浙一带为中央区外，国民政府统辖的其余地区分为四块，即广西、广东属广州分会，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湖南、湖北为武汉分会，分会主席为李宗仁；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分会主席为阎锡山，同时确定政治分会在所辖区域有权处理党政军一应事务。这样就满足了各实力派领袖据有地盘的欲望，这实际是暂时保留军阀割据的局面。蒋介石到徐州以布置北伐为名，一脚踢开了何应钦，调为有名无实的总部参谋长，而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3个纵队，自兼集团军总司令，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祖分任第一至第三纵队总指挥。下级军官已被蒋拉拢，何应钦不敢抵抗，只得遵令交卸。蒋电邀冯、阎2人到徐州举行军事会议，冯、阎均托故不到，仅派代表参加。蒋感到拉拢冯最首要，屈驾前往开封与冯相会，先是检阅了冯部军队，又由老将马福祥建议，蒋、冯交换兰谱，“义结金兰”。蒋写给冯的“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冯写给蒋的帖子是：“结盟真义，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蒋介石回南京后，军事委员会补任蒋、冯、阎3人为第一至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蒋初有意让谭延闿担任，但谭手中只有鲁涤平一个军的实力，根本无力驾驭桂军。“八面玲珑”之人谭延闿，向以“文甘草”著称，深知担任此职定为桂系所不容，坚辞不就。蒋也顾虑到此举激怒桂系会引起不良后果，还须借重桂军出兵完成“二次北伐”，尚须竭力避免与李、白冲突，乃将此职给予了李宗仁。然而李宗仁已窥破蒋的心思，对蒋并不买账，迟迟不就任第四集团军司令职，目的是欲取其时尚由程潜控制着的湖南。湖南位于桂、鄂之间，为新桂系连接桂、鄂之通道，是桂系垂涎之地。湘省大权因讨唐生智时与程潜有约在先，程潜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控制湖南。程潜为国民党资历深长的元老，为人恃才傲物，对李、白决不会俯首贴耳，因此湘、鄂两省矛盾不断发生。照说程满身任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有权过问鄂省党务诸事。然而，湖北派桂系鄂籍大将胡宗铎、陶钧却不经程潜同意，在鄂自设整理党务委员会，驱赶前来改组湖北的政务委员会党务委员，并假借名义向程潜请愿。程潜为避矛盾，一再退避三舍，表示“余对党务毫无成见也，鄂民众既热烈拥护党务整理委员会，可立即前往接受。”但内心对桂系之跋扈已十分不满。李宗仁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主持两湖善后，程潜对此二任命皆有不满。程潜主湘也成了桂系的一块心病。
程与桂系的矛盾虽为蒋所察，蒋固不愿让湘省落入桂系手中，但对主湘的程潜同样极不相信。倘若借桂系之手，先整垮程潜和他在湘的第六军，又能换取桂系出兵，对蒋显然有利，于是蒋对桂、程矛盾故意不作表示，暗中却为扩大矛盾推波助澜，桂系因之更加有恃无恐。5月19日，李宗仁设下圈套，通知程潜来汉开会，并让白崇禧偕程由长沙赴武汉。当时程的左右因程潜与桂系不睦，要程对此行加以提防，程未介意。21日，程潜出席李宗仁召开的武汉政治分会会议。席间休息，李宗仁将程请至4楼，在程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程扣押，而后即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致电南京，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决将程潜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蒋介石接电后，即同意免除程潜本兼各职，撤消湘鄂临时政委会，并着程潜听候查办。对湘省权位的空缺，蒋介石提出由谭延闿之亲信鲁涤平接充。李宗仁扣程后本就心虚，又担心拒鲁引起湘人反感，未便马上反对，只得暂且容纳。但李宗仁便将自己的势力大肆向湘省渗透。程潜在湘势力，在蒋、桂西方面的压力下，遣散的遣散，收编的收编，第六军再度被肢解，从此未能再起。
湘省问题解决后，李、白向蒋提出，拟以由原唐生智部新编的3个军为主力，桂军第十三、第七军各抽1个师，由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统一率领北上。同时又提出河南杂色部队移防豫西，腾出郑、汉路线，由桂军北上部队接管，蒋为桂军早日北上效命，一一应允。蒋介石北伐，他的对手便是奉、直、鲁联军，统称为“安国军”，以张作霖为大元帅，下辖7个方面军，共40万人，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担任军团长。张作霖做作战迎敌总动员，号召全体将士各呈虎威，奋勇向前，一举打垮蒋介石。蒋介石发布了北伐全军总方略：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命第一、二、三集团军各部队，于4月某日开始攻击。3月31日，蒋介石率部渡江北伐。4月1日，蒋介石进驻徐州。4月7日，蒋介石发表《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及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
蒋介石审度当时敌我态势，北伐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彰德，遥接井陉、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各地战况不一。蒋介石对于北军和各省杂牌军仍然采取见官升一级的招降办法，不论枪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励，因此各军有名为一军而实力不足一旅的，浮报名额、侵吞军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和北洋军阀毫无二致。由于政权财权并未统一，兵额扩充过多，南京政府面临入不敷出和军饷困难的问题，于是发行流通券1600万元，军需公债1000万元，此外还有军政人员减薪以及硬性摊派二五库券等问题发生。国民党卸下革命外衣，抛弃反帝、反封建任务，北伐战争实际上变成了南北新旧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
国民党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则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北伐军采取“声西击东”之计，国民党北伐军全部兵力约70万人，在津浦线上的张宗昌的鲁军，早在冯玉祥部进行的豫东、豫北战役中挫伤了锐气，精锐部队基本上已被冯军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蒋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即1928年4月12日，全线撤退。蒋军轻易取胜，沿铁路追击前进。
第六章 京津换主
冯部孙良诚指挥部队与孙传芳军在鲁西南一带对阵。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素称“治军有方”，全部兵力9万多人，主力部队仍有6万人，作战勇猛。而孙良诚是冯部有名的骁将，二孙部队接触后，杀声连天，战况异常激烈。孙传芳不知张宗昌部已退，为配合张部，从鲁西侧击蒋军。连破蒋军阵地，连克丰县、沛县，直逼徐州。蒋介石看到徐州危机，连忙致电冯玉祥告急，尽快派后备部队支援。冯令石友三率全体预备队约1．5万人火急应援，猛击孙军右侧。石友三也是冯部骁将之一，在石军猛攻下，孙传芳军被迫后退，解了徐州之危。又经冯部孙良诚骑兵部队冲击孙军背后，并截断了孙军退路，孙军才连忙后撤。孙良诚、石友三等部乘胜追击。石军攻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又在渔台大败孙军。同时，方振武、孙良诚等部也取得胜利，席掖池骑兵部队攻占兖州。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攻克济宁。从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无力应战。4月22日，冯、蒋两军在泰安会师，一周内攻克了泰安。张宗昌悄悄地乘早已准备好的从德国购来的“义威号”铁甲车逃走，孙传芳也被迫离济南北撤。5月1日上午，蒋军刘峙、陈调元、顾祝同等部进占济南。
在这次战斗中，充分表明蒋军的战斗力不如冯军，鲁军的战斗力不如孙军。张宗昌的鲁军大多数由收编土匪而来，部队不听指挥，士兵经常逃散他的意识总是和对象在一起的，因此不能离开他和事物的认，逃散士兵再回到山上落草为寇。因此有人讥诮张宗昌扩军是化匪为兵，打仗时是化兵为匪。北军孙传芳部经过此次与冯军战斗，也就一蹶不振了。在京汉路方面，奉军一开始就对山西猛攻，并企图以全力击破冯部在河北作战之部队。奉军与冯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激烈战争。鹿钟麟急调刘骥、刘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冯玉祥电武汉，由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于是，将驻豫中的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的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奉方上了当，以为南方北伐军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西线，集中兵力猛攻彰德，施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壕死守，沉着应战。韩复榘部有师长3人受伤，旅长2人受伤。韩本人也受伤。东线直鲁军和孙传劳军败退，影响到西线战局。冯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对。5月1日夜，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后路，才全线退却。冯当夜下令实体是事物性质的不可知的“基质”。笛卡尔认为有物质和精，全线追击，3日攻克顺德，5日进占大名，各路奋勇追击，势如破竹。
蒋介石率总司令部于5月1日进入济南，日本军第6师团于次日侵入济南，设立司令部，对国民党北伐军肆意武装挑衅。日军向蒋军的两个营发动攻击，蒋军1个营被消灭，另1个营也损失惨重。蒋军被迫还击，压倒了日军的气焰。但日军师团长福田，逼迫蒋介石下了停战令。3日夜，蒋又严令驻在商埠的军队全部撤退，同时派外交部长黄郛和日方和谈，蒋又遵照日方要求，严令蒋军不许还击。于是日军乘机大肆屠杀中国军民，奸淫劫掠，并将蒋介石的战地政委会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割耳、割鼻、挖眼。随时聚市民刺杀取乐，并不准市民关门，以便日军入宅强奸妇女。市内军民死伤近万。蒋军将士群情激愤，士兵寻杀日军，几位军、师长请战，要求全歼此股日军。蒋介石迅即召开军长以上军官会议，严禁还击，取“忍辱负重”方略，命令部队绕道渡黄河，继续北伐。
5月5日晚间，蒋介石仓皇逃出济南城。6日，蒋介石与黄郛乘马绕道逃到党家庄车站。冯玉祥也从河南前线赶到这里。蒋、冯在清真寺中举行会议，黄郛、王正廷、蒋作宾、杨杰、杨永泰等参加会议。蒋提出放弃北伐，与奉张划江而治，分“南北朝”。多数人反对这项主张，而冯玉祥反对放弃北伐最烈。会议决定济南问题以外交方式办理，蒋暂返南京主持一切，军事由冯指挥，绕开济南，继续北伐。
5月10日，南京政府推谭延闿乘车北上，阻蒋南行。南京政府认为，奉鲁军已经无力继续作战，张作霖于9日下了停战撤兵的命令和实践的关系、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北伐任务很快就可完成。如果北伐军退回南京，必然会引起军事上和外交上的更大变化，南京政府将因此而全盘瓦解，连江南半壁苟安的局面也不可能维持下去。谭延闿和蒋介石在兖州举行了重要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对日妥协，绕道北伐。兖州会议后，国民党军绕道渡过黄河北进。蒋介石有意将冯、桂、阎3部都推上北进的第一线，既限制冯的指挥权，又可造成三者之间的矛盾，以便由蒋从中控制。
5月21日，蒋介石、冯玉祥、白崇禧等在郑州会商军事，决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由津浦路以西、京汉路以东地区北进；第三集团军，北面沿京绥路向东、南面沿正太路向东，转京汉路北进；第四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冯、阎、桂集团军首领都有“先入关者为王”的打算。冯、阎本来商定两军并肩前进。当阎军打到离保定不远的方顺桥车站附近时，战事进入紧张阶段。阎军伤亡惨重，要求冯军韩复榘部向前推进，以牵制敌军，解阎部之危局。但韩忽然接冯密令理在事中理存在于事物之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先，率部撤向石家庄，使阎军右侧背受到敌军威胁。阎军告急时，冯却按兵不救。这实际上是冯对阎在南口战役对冯恩将仇报的报复。桂军开上去解救了阎部之危局。但冯部的这一部署，却给了阎后来独霸河北和京、津两市的大好机会。韩复榘奉命后撤后，第四集团军白崇禧部，也进至石家庄。冯见阎军占保定后欲进取京、津，急忙又命韩复榘部急速北进，企图抢先占领北京。冯为了鼓励士气，迅速进军，曾效法管仲作歌要士兵唱着进军。
奉军于5月19日放弃张家口。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举行会议，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第一步放弃保定退守琉璃河，并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收京津，避免继续用兵。6月1日，张作霖在居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告以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秩序请王士珍负责维持。
次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借口内战牵动外交，而历年来全国人民饱尝内战之苦，因此即日率部退出北京，政务交国务院摄行，军事由各军团长负责，此后政治问题，仍请国民公决。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一个傀儡，当时主子一见奴才不肯继续为其效劳，便决心除掉他。张作霖对日本也产生了怀疑，为了保障安全，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公路坎坷不平，张难受颠簸之苦，张作相担保由北京至榆关一段，沿途军队严密设防，不致发生意外。吴俊升也担保由榆关到沈阳一段的安全。因此，张作霖决定仍乘火车回奉。
张作霖布下疑阵，宣称6月1日出京，京奉路备有专车升火待发，但又改期于2日启程，而2日仍留在北京未走。3日上午他才人不知鬼不觉地上了火车，留杨宇霆、张学良在北京与阎锡山的代表接洽，等待晋军和平入城接收。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专车行到沈阳西北六里皇姑屯站，突然炸弹爆炸，南满路铁路桥被炸坍塌下来，专车从4号到7号炸成粉碎，张作霖受重伤未死，同车的吴俊升则登时气绝毙命，吴俊升被炸得腹破肠出，脑浆迸流。血肉模糊的张作霖被人从破轮碎铁中抬出来，又被抱上汽车开回沈阳，已经昏迷不醒，当日16时身死。
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案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东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建傀儡王国。蒋介石背着冯玉祥、李宗仁等于5月30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与阎秘密达成政治交易，即蒋将京、津和河北省的军政大权交给阎，以换取阎对蒋的统一领导的支持。6月2日，蒋又返回新乡与冯会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永恒运动的。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借口列强各国对冯无好感对阎有好感，宜由阎接收京、津地区。冯表面上同意蒋的安排，但内心颇不愉快。虽然蒋已任命阎接收北京、天津，但冯却以为，自古以来攻城掠地总以“先入关者为王”。因此，冯令急先锋韩复榘自彰德率2万余人，兼程追击敌军，仅3昼夜，徒步行程800里，真乃急行如飞。当韩复榘部到达南苑时，阎锡山的先锋部队徐永昌部尚未抵卢沟桥。韩复榘不失时机地选拔300余精干人员，乘汽车抢先入北京。但是，王士珍却以蒋介石已指令阎部接收北京为由，拒绝韩部接收北京，韩部300余人只得撤回南苑。韩愤愤不平。老奸巨滑的阎锡山已向北京上层社会和洋人打通了关节。阎锡山与日本驻屯军进行勾结，日军驻屯军司令新井担保阎军进北京、天津不用再外一枪，垂手可得。
6月8日，阎锡山部商震、张阴梧军开进北京城。北京改为北平。同一天，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司令职，阎命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张阴梧为北平卫戍司令，赴戴文为察哈尔都统，徐永昌为绥远都统。阎锡山的势力范围扩张为晋、冀、察、绥4个省区及平、津两大城市。在蒋、冯、阎、桂4派联合打败北洋军阀的过程中，冯军最强，付出的代价也最大，起了主力军作用。阎部最弱，而桂系投入战场较迟，投入的军队数量也少。若论功行赏，冯部应得到最多的奖赏。但是，蒋介石却把接收北京、天津的任务给了阎锡山。冯部经五原誓师，转战万里，历尽艰苦，才打到北京城下，却被拒之北京城外，蒋介石这样做是为了制止冯部力量的增长，而采取以阎抑冯的手法，即将北方大权都交给阎，以制止冯部实力的发展。
冯玉祥仅分得北京特别市市长和崇文门统税局一所，每月收入约20万元，但这个数目对于拥有40多万军队的冯玉祥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冯不能不耿耿于怀，表示沉默反抗。阎锡山一时得意洋洋，在封官晋级的同时，连日大宴宾客，并登报宣扬。而蒋介石的门徒们则大肆鼓吹这位蒋总司令的功勋，为其独裁造舆论。白崇禧率部进至京津后，本也打着足足捞一把的主意，不料冯阎为争地盘已起争执，蒋又只给白在新设立的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中一个委员的空名，京津肥缺一无所得，甚至连个正当立脚的地盘也没有，不免使白心生怨愤。而蒋则乘冯、阎桂之间不睦加深，不失时机地开始推行其蓄谋已久的“强于弱枝”政策。
蒋介石为了以退为进，当北平、天津接收工作就绪后，于6月9日，自导自唱了好几天辞职表演，表示要把军权奉还政府，请辞北伐总司令职、军委主席职、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职。随之，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批人也纷纷要求辞职，在一股辞职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冯玉祥首先出来对蒋表示挽留。冯在挽留的电报中，要蒋效法先贤，以诸葛亮为样子：“昔武侯鞠躬尽瘁，江陵任劳任怨，绝不闻其中道求去。我弟此时，应法先贤。”随后挽留蒋的电文由四面八方纷飞而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纷纷通电挽留蒋介石。挽留呼声愈高，蒋的辞意似乎愈坚。终于在一片恳请挽留声中，蒋看火候已到，于6月17日声言，他已打消辞意，仍将军事负责到底。
蒋介石便开始进攻，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决定由何成浚接收北平军事机关，由易培基接收北平故宫博物院，以李石曾为北平政治分会主席。这就大大限制了阎锡山的实权，因此引起阎的不满。阎提出辞去京津卫戍司令之职，以示反抗。蒋介石准备在北平召开善后会议，冯玉祥托病复电不来参加。蒋请李宗仁居中调处。李宗仁派人劝冯“顾全大局，扶病北上”。蒋又绕道武汉同李宗仁一起经郑州，邀冯一起去北平参加善后会议，冯仍婉拒。
蒋到北平后又派张群等人迎接冯玉祥，冯才于7月6日抵北平。蒋介石决定玩弄祭灵花招，举行4总司令祭灵盛典，一方面想利用祭典，树立起自身作为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形象，一方面想借此将冯、阎、李邀集一起，以会商善后为名，讨论裁兵。蒋、冯、阎、李以及南京政府的一批党政要员前往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由蒋介石主祭，李宗仁、冯玉详、阎锡山任襄祭。当瞻仰孙总理遣容时，蒋介石抚棺恸哭，热泪如丝。冯、阎2襄祭也频频擦泪，状至哀伤。蒋一直哭个不停，当冯走上去劝慰时，越劝，他越哭得悲痛。大家等得不耐烦了，有人骂道：“这才显出他是嫡系呢。我们都不是嫡系。叫他哭吧，我们走了。”蒋介石听到此话，才连忙止住哭，盖棺散会。当晚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吴稚晖、李烈钧、戴季陶等人在碧云寺旁李石曾住宅开谈话会，又称汤山军事善后会议。
会上讨论了地盘分配问题，既承认各集团军原有地盘，又根据北伐胜利所取得的原北洋军阀的地盘，作了新的分配，决定蒋之第一集团军占有华东、东南等地区；冯之第二集团军占有鲁、豫、陕、宁、青、甘；阎之第三集团军占有晋、冀、察、绥、及平、津；李之第四集团军占有桂、湘、鄂及武汉市。第一集团军显然所占地区是中国最为富饶，交通也最便利。而桂系感到地盘太小，又无海口，甚不满意。冯玉祥因没有得到河北地盘，也不满意，但因北伐刚结束，都不好意思公开争夺，暂时隐忍相安。蒋介石又抛出筹谋已久的《军事善后案》。冯、李、阎等已看透了蒋的把戏，想好了应付办法，不着边际地东拉西扯，会议开了4天，毫无结果。蒋见一时意见难统一，又让吴稚晖出面，力主各军事领袖另择一僻静地点作长时间商讨，以决军事善后大计。
7月10日晚的会议谓“交换意见”，仍无新的气氛，连吴稚晖也感到不耐烦，讥之“国民党好开会，开会又好议而不决”。李宗仁则干脆直言告蒋：“当此军事结束，建设开始，若不开诚布公，协调内部，刷新政治，以慰全国人民望治之殷切，则恐中华民国，将为本党所牺牲，而我辈亦将为千秋万世的罪人。”蒋介石听了面露不愉之色，但也情知一时难使这几位集团军司令就范，只得把“裁兵”之议暂且收起。
蒋介石自北平南返后，每晚必与其亲信、谋士聚会共商对付方略。桂、冯、阎各霸一方，桂系在第2次北伐后，从两广、两湖伸展到平津。李宗仁坐镇武汉，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之衔驻节津、沽，广西黄绍竑雄踞八桂，另有广东李济深为之呼应，华南、华中、华北南北伸张，成一字长蛇排开，直接威胁华东蒋的统治腹地，气焰更在冯、阎之上，有“势力半天”之称。蒋之谋士、政学系政客杨永秦引用唐朝柳宗元、王叔文向唐顺宗献策削藩的典故，要蒋效法。其办法是：将各实力派领袖调到中央做官，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统一整编全国军队，遣散各路“诸侯”赖以活动的资本。蒋欣然接受，视为“安邦治国”的妙策。准备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照计行事。
8月8日至15日，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蒋在会上抛出两个方案：一是《政治分会存废案》，一是《军事整理案》。然而冯、李、阎均政坛高手，决不会轻易入彀。两个方案抛出后，即刻受到他们齐声反对。对于第一个方案，冯玉祥、李济深搬出两条和蒋对抗的理由：（1）现在取消政治分会，违反四中全会决议；（2）取消政治分会，就会削弱“剿共”力量。李石曾、张静江等元老则搬出总理遗教规定的中央与地方均权，主张暂时保留政治分会，蒋介石无言以对，政治分会只好延期裁撤。至于第二个方案，更为众人反对，蒋只好收回提议，表示将另开编遣会议以贯彻裁兵。蒋会前精心准备的“削藩策”不仅未能收效，反而惹得各实力派领袖怒气冲天，蒋不免大失所望。
五中全会通过了实行五院制的决议案：
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
五院院长为：
行政院院长 谭延竑 副院长冯玉祥
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 副院长林 森
司法院院长 王宠惠 副院长张 继
考试院院长 戴季陶 副院长孙 科
监察院院长 蔡元培 副院长陈果夫
参谋总长 李济深
军政部长 冯玉祥
军事参议院院长 李宗仁
训练总监 何应钦
行政院（相当于国务院）下设十部：
内政部长 阎锡山
外交部长 王正廷
军政部长 冯玉祥
财政部长 宋子文
农矿部长 易培基
工商部长 孔祥熙
教育部长 蒋梦麟
交通部长 王伯群
铁道部长 孙 科
卫生部长 薛笃弼
五中全会之后，冯、李、阎对蒋的“削藩”已深具戒心，不甘俯首听命，只派个代表到京畿塞职。本人却都返回到自己的基地，蹲在那里作军事备战。蒋介石知道冯玉祥喜欢受人吹捧，于是就投其所好地说：“希望大哥首创入京供职，以后中央的事务，我当一切听大哥的。只有大哥先到了南京，接受了中央的职务，阎、李他们便不敢不来，大一统的新中国等于是大哥造成了……大哥只要到了中央，绝对办到一律平等待遇，第一集团军吃什么，第二集团军也吃什么！”蒋介石随即补助冯部一部分军饷。所以冯部从7月份起，每月将官可领到60元、校官40元、尉官20元。蒋的甜言密语加上补助军饷，使冯就范了。他一面要属下将领不要只重视地盘，一面接受了行政院副院长和军政部长的职务，并到南京供职。蒋把冯骗到南京后，却不肯实现军队待遇“一律平等”的诺言。冯为军政部长，却连查看军需署帐目的权力也没有。冯玉祥既要防范蒋介石消灭异己，又幻想能够和蒋合作共事。但是，尽管他采取捧、拉蒋的办法，结果都无济无事。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系军阀一直封锁这一死讯。这一天，张学良化装成士兵从邯郸前线秘密回到沈阳。
第七章 东北易帜
张学良返沈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认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双方几争不下，最后还是素称稳健的张作相，看在过去同张作霖相处的面子上，认为继承张作霖的最合适人选是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少年英俊、干练有为，这样做可以理服人，可以团结东北的各方面人士，以应付当前比较困难的内外局面。他坚决辞去了让他接任张作霖的请求，力推张学良承担重任，并表示愿意竭诚辅政。同时，他还主动说服了旧派军人同意自己的主张，使认为接替张作霖非自己莫属的杨宇霆，也只好对此表示赞同。
于是，张学良在6月20日发出“张学良任奉天军务督办就职通电”后，于次日，由奉天省长刘尚清公布张作霖因伤重医治无效逝世的消息，并为张作霖发丧。7月2日，三省议会联合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省保安司令。当天，张学良在沈阳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
张学良于1901年生于辽宁台安县，是张作霖长子。自幼在家乡学习“四书五经”，受过封建伦理教育。其后，进入洋学堂学习历史、地理和英语等知识，开始接受一些资本主义思想。1915年，其父升任27师师长驻沈阳，他亦随之赴沈。不久便同于凤至女士结婚。1919年3月，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学习，同年7月毕业，晋升炮兵上校。从此后，他一直活动于东北军中，经历和参与了连绵不断的军阀战争，张学良出身于绔绔，青年时也沾染上鸦片嗜好，但在长期戎马生涯中，特别是在与挚友郭松龄相处的日子里，深受其影响，改掉了吸鸦片的恶习，并振作起来。冯玉祥、李宗仁等在张作霖被炸死之际，曾主张即刻挥师出关，乘胜追击，彻底解决奉军，蒋介石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日本人久欲侵入东北，一旦战事爆发，必不可收拾，济南事变可为前鉴。又认为张学良非张作霖，他早有厌恶战争、统一国家之思想，可以用和平手段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蒋介石便派方本仁、白崇禧派何千里去沈阳，一是代表国民革命军吊唁张作霖之丧，借以表示同情张学良的处境，并表示无进军东北之意；二是谋求和平统一途经，即或一时因日本掣肘，暂难换旗，亦应使双方军队不致发生误会、引起冲突，并设法先行恢复平奉铁路交通；三是希望奉方让出热河地盘，由方振武去任该省主席。张学良接受了南京政府的条件。
日本方面期望能在东北找出一个同他们合作的代理人，这个人可以是杨宇霆，也可以是溥仪。他们在沈阳制造暴乱事件，以此作为借口，实行武装占领东北，同时鼓动张学良在东北宣布独立。日本派前驻英大使林权助去奉天，会同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名为吊唁，实则设法对张学良施加压力，阻挠东北和南方谋合。
张学良同他们谈话时说：“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的事。我的决心，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三省民心而有所为。”张学良把同日本谈话的情况及时告诉方本仁、何千里，并表示忿懑难堪之状。他激动地说：“这不是人受的，我他妈的成了吊总司令了。”随之以手支额，泪涔涔而下。
方、何亦为之动容，对张深表同情，并认为日本对东北的野心难测，易帜之事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张愤以拳击桌说：“我没可说的。你们相信我张学良不会甘当亡国奴的。”张宗昌、褚玉璞与日本人勾结，他们率领的直鲁军于津浦线溃退后，张宗昌向张学良提出班师回奉、整顿军队的要求，并要求为他划出永久驻防区，企图强占东北。同时，他还伪称，要将部队开出关外，为张作霖报仇。张学良对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蓄有贰志，早有察觉。当张宗昌、褚玉璞于8月3日率部向东北军发起进攻时，东北军立即奋起反攻。经过几天的激烈战斗，消灭了张、褚所部的直鲁联军。张宗昌狼狈地乘飞机逃往大连。
杨宇霆在滦州于8、10月间两次同白崇禧相见。2人密谋推翻张学良，以杨取而代之。事后白崇禧将此事密报蒋介石。不料，此时蒋正积极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便将此事转告张学良。此事当然引起张学良对杨宇霆不满，也加深了两人之间的矛盾。日本政府拟拨款6000万元，借给张学良以整理奉票，试图以此为诱饵，拉拢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张学良很气愤，他在大元帅府中愤恨地说：“日方欺我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吾亦甘心。”10月28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会议，研究易帜和裁军问题。决定以先不在东北设国民党部为条件而易帜。张学良已把北伐战争中截获的客货列车200辆，车头10个交给国民政府。11月12日，平奉铁路开始通车。东北人民对于易帜一事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举行活动，强烈要求张学良早日实现易帜。
12月中旬，国民党政府派张群、吴铁城、李石曾，方本仁到沈阳，送来旗帜和任命状。12月29日，张学良举行易帜典礼，宣布易帜。东三省在29日夜改悬青天白日旗。张学良向全国发出“易帜通电”，说：“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伏祈诸公不遗在远，时赐明教，无任祷盼。”
1928年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为奉天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常荫槐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
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全国表面的统一得以完成。
此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全国编遣会议条例》。蒋介石提出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东北除外），供大家讨论。在第一次非正式的编遣会议上，冯玉祥首先提出一个编遣准则，即“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有训练者编，无训练者遣；有革命功绩者编，无革命功绩者遣。”冯的第二集团军应编的标准样样俱全，应编的占多数，应遣的占少数。何应钦问冯：“那么你打算编多少？”冯应道：“多少还不敢说，在4个集团军里总该占第一位吧。”蒋介石很不高兴，哼了一声说：“那你就提个方案吧！”在第二次非常正式会议上，冯提出了一个方案，倒有点客气，没敢占第一位，而是和蒋介石拉平，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8个师。然而冯案一出，李宗仁、阎锡山就齐声反对。蒋介石没有表示可否，只说：“以后正式会议时再解决吧。”李宗仁讥冯说：“当了军政部长便洋洋得意，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可笑不可笑。”其实，冯案被否决早在蒋预料之中，蒋之怂恿冯提出方案，只是为瓦解冯、阎、李阵线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而已。现在李、阎既不同意冯的方案，蒋便示意阎再考虑一个方案提交会议讨论。何应钦向阎转达蒋的意见说：“蒋先生希望阎先生也提一个方案。蒋先生意思希望在4个集团军的辖区之外，再加上1个中央区，最后请阎先生在方案上一并提出。”阎考虑了片刻，说：“我可以准备个方案，但加上中央区这个问题由我提出，似乎不甚合适，如果蒋先生提出来，我一定首先赞成。”阎召集部下，几经研究，便搞了一个方案，写成书面文字，交给何应钦，即第一、二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三、四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他非正式队伍编6—8个师，其余6-8个师由中央处理。
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正式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蒋介石、胡汉民、戴季陶、孙科，以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各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共60余人参加会议。所有出席列席人员都坐在主席台下，只有蒋介石一个人高高站在主席台上，邵力子坐在台上小桌的左侧、杨杰坐在右侧。会上，蒋让众人就阎案表态，其时4个集团军中，冯部人数最多，有40余万，蒋部近40万，李部桂军约20万人，而阎部尚不足20万。因此，按照阎的提案，冯部裁减得最多，阎部裁减得最少，而由中央处理的6—8个师编制，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军事编制。这个方案是抑冯、拥蒋、利阎的方案。李宗仁既已对冯案作了否决，倘对阎案再表示反对，自己必成众矢之的，李窥破蒋的用心，于是装聋作哑，在会上发困打盹，不作一辞，最后干脆提出：“早点休息，免得大家在路上过大年。”冯因自己的提案被否定，就提议暂缓编遣。蒋提议成立编遣委员会，内设一个经理组，由阎锡山任组长。
冯玉祥怒气冲冲地走出会场，从此称病请假，派代表出席，蒋提出各集团军分别设一个编遣区，指定第一集团军的主任为何应钦。并要求其他各集团军决定人选。于是，当场决定第二集团军为鹿钟麟，第三集团军为周玳，第四集团军为白崇禧。冯的代表针对蒋说募兵制募来的都是些无赖、流氓、土匪，大谈第二集团军的士兵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所以决不是土匪、游民、无赖等语。说得蒋当场难堪，会议冷场。此后休会两天。
冯称病请假。蒋介石先派孔祥熙前来慰问，孔走到院里，听见冯正大声和许多人说话，孔一进屋，冯却倒在床上，蒙上棉被，连声呻吟。李宗仁也去冯住所探病。只见冯卧房里炭火熊熊，冯则卧在床上，盖了两床棉被，满头是汗，呻吟不止，好像有大病的样子。蒋介石两次偕宋美龄亲往冯处探视慰问，并嘱他好好静养。冯谓：“近日失眠，胃病等症复发，据医者云，系神经衰弱症。”
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在蒋的主持下，开了近1个月，最后制定了一个《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并将由南京政府下令，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这样一来，各集团军司令方才醒悟，他们都中了蒋的圈套，立即由互相猜疑攻讦转为相互同情，设法作最后努力以抵制蒋的编遣计划。冯玉祥首先提出动议，称“刚刚打完仗，不是编遣军队的时候，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李、阎一致附和，而后嚷嚷要求散会，会议通过的大纲成了一纸空文。
编遣会议收场后，冯、李、阎都认识到蒋不把他们搞垮，不会罢休，他们岂肯束手待毙？于是回到基地后，更加厉兵秣马，准备与蒋一争高低。蒋见“削藩策”有夭折危险，也定下决不中辍之心，顾虑到四面出击力量不足，转而采取各个击破的惯技，拟收杀一儆百之效。蒋介石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拉阎、冯，把矛头指向与其矛盾由来已久的桂系。然而，冯已同情桂系，他曾对方振武说：“4个集团军总司令除桂军外，均有要职，连张学良也一样，独有第四集团军的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天下事不平则鸣，蒋处置问题如此不平，为时局前途之隐忧。”桂系派温乔生到辉县百泉村和冯联络，争取联冯反蒋。冯表示愿与桂系合作。他说：“我一定也打蒋，但布置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李、白发动后，能够撑持两个星期，到时我一定响应。”
蒋介石派邵力子、刘治洲偕已投蒋的冯之老部属马福祥携带重金奔往华山，极力向冯讨好，要求冯从河南出兵讨桂，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冯道：“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难，我方可出兵20万，留14万维持地方安宁。”但冯又表示对蒋不满，谓：“蒋如不改变其专制独裁，纵能战胜桂系，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
冯玉祥召集部属将领说：“邵力子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我出兵讨桂，以保证我担任行政院正院长及两湖主席为条件，并答应济南问题解决后，将山东全部交给孙良诚。但我做事以国家为前提，如果有利于国家，我决不计及私人利害。如果以权位相饵，而陷国家于不可救药之境地，此市井无赖之所为，这决不是我老冯所能干的。北方人多爽直义侠，而南方人轻佻浮躁，易合易离，最终收拾大局者往往为北方人。”
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表示出兵13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冯令部队进驻武胜关后，按兵不动，坐观形势变化。其实，冯使用两面开弓的手腕，一面联桂反蒋，削弱蒋的势力；一面利用蒋、桂交战，夺取武汉，把湖北拿到手里，使河南和湖北连结起来，既能控制长江形势，又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阎锡山受蒋拉拢，却发出了拥蒋讨桂通电。编遣会议一结束，李宗仁、白崇禧便酝酿反蒋。蒋、桂的力量不相上下，但桂系势力纵贯大半个中国，军事上缺乏纵深配备，极易遭截击，一旦有事，首尾不能相顾，实为兵家所忌。李宗仁急欲完全控制要冲地的湖南，祛除内部隐患。湖南主席鲁涤平原为谭延闿的第二军副军长，以后升为第3军军长，为谭之嫡系。谭、蒋勾结得很紧，鲁就是楔入两湖的一个亲蒋卒子。卧榻之侧，难容他人酣睡，桂系驱鲁已刻不容缓。
李宗仁接到何键密报：“蒋介石秘密运了二三百万发子弹绕道江西接济鲁涤平。”李宗仁便秘密指示在武汉主持局面的第18军军长胡宗铎，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作出罢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罢免谭道源50师师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宣布以何键为湖南省主席，并派了有力部队，星夜进兵长沙。鲁涤平猝不及防，仓皇逃离，所部撤入江西，桂军控制了湖南。湘变发生后，李宗仁以目疾加重为词，悄然离开南京，住进上海法租界，他佯装对事变毫不知情，发出通电为事变辩解，责备鲁涤平，要求中央承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又于3月8日表示要辞去国府委员职，以示引咎，期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蒋介石在事化得悉湘变消息后，即返回南京，聆听鲁涤平陈情，心中忿恨无已，但由于讨桂尚未部署就绪，为避免打草惊蛇，对李、白不动声色，并以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命何键代行湘省主席，将胡宗铎、张知本、张华辅3位武汉政治分会委员免职、交中央监委议处，对李宗仁则表示安慰。蒋致函李宗仁说：“惟武汉自兄来京后，领导无人，中央因鞭长莫及，几等于无权，而兄之命令也不能有效，此显而易见之事实，至今也无可讳言。”胡宗铎等3人致电中央，表示服从，看来事态趋于平静。而事情远非如此。蒋介石为寻找讨桂借口而绞尽脑汁，一时的隐忍是因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李、白知蒋决不肯善罢甘休，暗中开始调兵遣将。
桂军李、白自知兵力分散，战线太长，自编遣会后，白便以“天气渐冷，所部单衣草鞋，痛苦不堪”为名，屡电中央，请求班师。蒋介石也看破了桂系布防上的弱点，正欲由此下手，将桂系这条“长蛇”，分别砍头、击腹、切尾。他便一再命令，要白勿遽班师回南，仍宜继续暂留北方。
“立唐倒白”，便是蒋之“灭桂策”中首先实施的“砍头”招。
驻津沽的白崇禧部绝大多数为桂系西征时收编的唐生智旧部。唐为桂军所败后，避走日本，是年初已由日本返国，蛰居上海。蒋闻之后即派唐的老搭档、此时已为蒋之政客的刘文岛赴沪接洽，请唐出马，抓回时为白崇禧指挥的旧部。蒋又亲自去沪，央请陈公博为其找到原唐生智部军长刘兴，要刘替唐先行潜往天津，并嘱“如可以把白健生捉住，便杀了他，所需军费，找子文商量”。蒋还派出亲信，充实北平行营各机构，一时间，平、津、唐等桂军驻扎地传遍了唐生智要复职的消息。军队中也出现了“打倒桂系！”“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
白崇禧素来精细，闻见风声不对，不敢再住北平，乃潜赴53师师长廖磊住所。廖是广西人，虽也是唐旧部，他为人讲义气，与白关系素笃，廖为安全计，亲自护送白，白由塘沽搭英轮，化装南逃。说来也巧，白所搭英轮载走的是白崇禧，送来的是唐生智。唐抵塘沽，其旧部极大多数重要将领均到码头迎接，幸白抢先一步逃脱，否则必入罗网无疑。白崇禧从塘沽脱身后，因风声走漏，蒋介石探得白的行踪，当即决定，俟白所搭之轮驶入吴淞口时，即派员登轮搜捕，务必将白拘捕解京，并示意吴淞炮台：如英轮不服检查，即行开炮，将该轮击沉，宁愿事后与英方办理外交赔偿交涉任何损失，在所不计。白蜷伏轮上，毫不知情，一心盼望早日抵沪，与李宗仁面商一切。事又有凑巧，蒋在上海的布署为一对白钦仰的特工人员所泄，往报李宗仁，李情急之下，往请时居上海的军界耆宿许崇智鼎力相救。许乃通过其与日本驻沪领事以及关东军司令在日士官学校的同学关系，花10万块钱雇了一艘日轮，高速行驶，赶上白所搭之英轮，接白过轮，直驶香港，白方得幸免于难。
白虽从北方逃脱，但唐生智已抓回旧部，正式就任讨伐桂逆的第五路军总指挥。蒋介石不动一兵一卒，一夜之间把河北10万反蒋军改编为“拥蒋军”，“灭桂”第一招顺利告成。
第八章 翦除桂系
蒋介石灭桂的第二招是“切尾”。
广东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素有“半个桂系”之称，早为蒋所忌恨。为削弱李在粤的地位，蒋有意识地将李手下之握有兵权的陈铭枢、陈济棠擢升为广东省主席和广东编遣区主任。蒋又以“调停湘案”为名，电请李济深北上秉公拟查且复。实则为调虎离山计，将李济深骗离广东。李济深不知是计，欲助李宗仁、白崇禧大事化小，故离粤赴沪。滞留在上海的李宗仁知蒋不安好心，劝李济深切勿进京，去了凶多吉少。李济深初以为然，决计不再去南京。不料，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4老随即啣蒋命联袂来沪，坚邀二李入京。吴稚晖并赌咒发誓以人格担保二李安全。李宗仁讥吴“人格担保渺茫得很”。而李济深则转认为：“我在广东有部队，要对我怎样，自会有人在我背后讲话。”他打定主意，看4老面上贸然进京。
李济深一到南京，果然被蒋介石派人监视起来，再想脱身已无计可施。李济深被扣，广东内部即起分化，在蒋收买下教会是“上帝之城”的体现。这些思想为中世纪的教权至上，陈铭枢、陈济棠联合发出拥蒋反李通电。拥李济深的部将主张兵谏，遭到压制，被剥夺兵权。粤、桂联盟至此完结。
蒋之灭桂策进行得十分得心应手，桂系败象已显。余下则是翦除桂系第四集团军精华，挫败在汉桂系主力。而这一着蒋也有了对付手段。他派人游说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不料被胡、陶据实告诉李宗仁，使蒋十分被动。蒋又探得武汉内部主要纠葛在于桂籍将领对胡、陶不满，因李宗仁过分重用了胡、陶，战功卓著的桂军将领，如李明瑞、钟祖培等反受冷落。而胡、陶主鄂后，滥用职权，营私舞弊，军中待遇不公，桂籍军人因而常出“广西人打仗，湖北人享福”的怨言。于是蒋派出忠实谋士杨永泰赴香港，通过李明瑞姑表兄弟俞作柏，策动不满胡、陶的桂系将领倒戈，允诺事成之后，委俞为广西省主席，又当场授俞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衔。俞作柏奉旨，携蒋巨款，由沪潜赴武汉，煽动李明瑞反桂。联络告成后，俞即返沪复命。至此，蒋向桂系进攻的时机完全成熟。蒋介石撕下“宽容”面具，对李、白桂系明令讨伐。
1929年3月25日，蒋桂正式开战。27日，蒋介石发出《讨逆时告将士文》，说桂系“最大者厥有五项：
（1）投机取巧末）。它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和战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以扩张一系势力；
（2）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
（3）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
（4）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
（5）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
同日国民党三大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蒋介石又发表《告湖北文武官员文》、《告原隶4集团各将士文》，收买湖北民众人心，分化瓦解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说讨逆的目的，既是保障国家的统一，又是铲除压迫湖北人民的军阀，以解除湖北人民的痛苦。他提出刷新吏治、铲除弊端的3点意见：（1）绝对禁止贪污贿赂，努力于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2）绝对禁止挟嫌报复；（3）绝对禁止分派别植私权。
李宗仁事先作了安排，他曾电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张华辅，令其委派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一、二、三、四、五路军司令，分别率部在黄陂至武穴一线严阵待敌，在不得已时山遗书》。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缩短战线，以退为进，撤入湖南，联络两广，待机取北伐进军江南路线，再向南京进兵。然而，由于李不在汉，部队军心离散。第7军军长夏威住院，部队交李明瑞指挥。李明瑞即调动所部3个团与其相约共同行动的杨腾辉旅，秘密集结，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次日拂晓抵达孝感、花园一带，随即四处张贴反胡、陶标语，继而发出布告，反对李、白。
在蒋介石的武力进攻和分化收买的两手攻势下，桂系很快支撑不住。湖南何键也在军事压力下向蒋投诚，桂军退路被截。4月4日，胡宗铎等率部向鄂西撤退。当晚，武汉弃守，蒋介石未费一枪一弹，重镇唾手而得。次日，蒋抵汉口慰问桂系倒戈部队，并派兵分头追歼逃往鄂西的桂军。桂军军心离散，无法再战。胡宗铎、陶钧、夏威等为保全部队，于4月15日联名电蒋：“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胡、陶、夏3人通电离军出国，遂离开部队，搭轮赴香港，所部桂军由张发奎、朱绍良包围缴械。
桂系20余万大军，至此只剩下黄绍竑统领的桂省3个师的兵力。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由上海、香港来到广西。李、白、黄3巨头在梧州聚首，他们望蒋不为己甚，就此休兵，给桂省留下一丝血脉现实世界只是“摩耶”（幻）的说法。认为通过个人心灵的自，尚有日后再起之希望。恰好此时在宁被扣的李济深遵蒋命给李、白写来一函，除自责、罪己外，示意李等早日行赴海外。于是，李宗仁便让黄绍竑出面，通过广东的陈铭枢、陈济棠与蒋交涉，并提出要蒋撤消对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的查办案，恢复李济深的自由，给李、白出洋考察名义及旅费，广西部队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处理的条件。李、黄、白一时未见回音。一日，黄绍竑正与白崇禧奕棋，李宗仁在旁观战，译电员送来一份急电，李宗仁接过一看，是陈铭枢打给黄绍竑的，转达南京政府4项回复：（1）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部队；（3）桂省部队缩编为1师1旅，剩余武器交中央；（4）黄绍竑将以上三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
李宗仁看完电报，良久未吭一声，递给着棋的黄绍竑。黄因棋局正入高潮，顺手将电报搁在身旁茶几上，直到一局终了之说。围绕治学方法，朱讥陆为“唯我独尊”，实为禅学；陆，赢了棋的黄绍竑方笑逐颜开地打开电报，不料越看越紧张，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即将电报递给白崇禧。白看后也不作声。过了一会，白对黄说：“季宽，像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宗仁猛吸几口香烟，吐出一股浓烟，沉声说道：“算了吧，准备打仗！”黄绍竑连连点头道：“反正我们的本钱在前方输光了，家里留下这一点也无用，干脆孤注一掷，拚个痛快！”当晚，李宗仁电令省内各高级将领，作迎战蒋军的一切准备。蒋介石抱定要铲除李、白，不留后患的决心，于4月24日赴长沙，制定由湘、粤、滇3路《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
李、黄白铤而走险，反守为攻。李宗仁发出讨蒋檄文，斥蒋“图使内争，涂炭生灵，动兵邦内，任用外戚，贿赂公行，凌乱度支，饱盈私壑，排除异己，残害同胞，此贼不除，党国何有？”李宗仁只身赴香港，联络国内其他反蒋势力，推进反蒋运动。黄、白率部队先取广东，剪除牵制。攻粤初时进展顺利，一度席卷西江各县，东江忠于李济深的徐景唐部起兵响应，海军舒宗鎏驱舰协同桂军作战。5月21日，桂军攻至广州近郊粤汉铁路之白坭站附近。陈济棠受蒋收买，表示效忠。悉调所部，在三水、清远严密布防，以逸待劳。桂军攻白坭时，陈亲赴前线督军反击，并出动飞机轰炸“叛舰”。一场血战后，桂军受损惨重，黄旭初受重伤，所部将士死伤无数。黄、白见攻粤无望，急率部退回广西，又改向湘省方向出击，结果又被击退。黄、白东碰西撞，头破血流，已势穷力蹙，无以施其枝，在四面楚歌的处境下，只得作出决断，将余部悉交师长吕焕炎、梁朝玑，嘱其率部与回桂之俞作柏、李明瑞合作，以此保存实力，待机再起。6月底，黄绍竑、白崇禧联袂由龙川入越南，在香港的李宗仁也被逼出境，改名易姓，亡命西贡。俞作柏受命任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李、黄、白的残部被俞、李收编为新编第16师。但俞、李受共产党影响，显“左倾”，蒋大为震惊，电召2人赴京听训，俞、李别无选择，乃于9月27日在南宁通电讨蒋，蒋故伎重演，派人收买俞、李2人手下大将。俞、李在广西卵翼尽失，孤掌难鸣。事败，俞、李参加了工农红军。坐观战局的冯玉祥，见蒋占取武汉之后，于4月8日发出声讨桂系的电报，并派代表曹浩林、刘骥偕同蒋的代表邵力子、马福祥等赴武汉见蒋，努力增进蒋冯之关系。冯玉祥又暗令韩复榘向武汉推进。但是，在武汉的蒋介石电韩复榘停止进兵，并召他来见。
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复榘和韩的二太太纪甘青，不仅对韩在武胜关观望和欲取武汉的行动避而不谈，还对韩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向方兄的战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韩复榘受宠若惊，临走之时，蒋送韩10万元，宋美龄也送了一枚昂贵的戒指给纪甘青。韩复榘又感激，又高兴，说良臣择主而事，蒋总司令才真是真正难得的领袖。蒋介石解决了桂系，不需要再拉拢冯玉祥。于是，不再履行与冯玉祥约定的给冯两湖地盘及武汉政权。济南案件解决后，仍阻挠冯部孙良诚接收济南，进而任命陈调元为山东省政府主席，负责接收山东。这使冯及孙良诚等难以容忍。蒋介石又发表了《和平统一为国府惟一之政府》一文，宣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冯玉祥便致电蒋介石，指责蒋对一、二集团军发饷不公。蒋复电，谓“1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2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2集团军士兵习劳耐苦惯了”。蒋还利用特务制造谣言，攻击冯将攻晋谋出平津，由外蒙勾结苏联，云云。冯玉祥见蒋介石“削藩”要搞到自己头上，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于是便采取果断措施，即刻令韩复榘、石友三从信阳、襄樊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同时令原在鲁、豫两省孙良诚、马鸿逵、庞炳勋向潼关以西撤退，并将洛阳以东的铁轨拆毁，以阻蒋方进兵之路。冯计划在潼关、华阴集结兵力，缩短战线，并压迫阎锡山一道反蒋。蒋介石感到冯玉祥的行动飘忽迷离，他知道冯玉祥要反，但为什么又向后撤兵呢？于是发份试探性电报，要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国是。冯对蒋电置之不理。冯部将领刘郁芬等发出铣电，请冯“统50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
蒋即致冯电说：“我兄行谊磊落，众所周知，是何人斯，竟敢言兄之称兵叛党？吾甚怒之。此为诬弟不想容事小，诬兄革命人格之罪大。”冯通电成立“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反蒋战幕揭开。于是，蒋介石遂以“背叛中央”的名义开除冯玉祥的党籍，下达讨伐命令。就在即将开战的前夕，冯的心腹将领韩复榘满心迷惑，他在冯召集的华阴会上，说道：“全军退入陕甘贫瘠之地，给养不足，怎么生存？况且，全军将士刚由贫寒地区打出，谁也不愿退入穷地方受苦，若为环境所迫倒也罢了，如今这是为啥？”
冯玉祥说出与蒋介石难以共存，蒋的下一个进攻目标便是我军。韩复榘一听，即向冯请缨率10万兵沿平汉铁路，攻取武汉，愿立军令状，如不成功，甘受死刑；并建议另由孙良诚率10万兵，沿津浦铁路直取浦口、南京；再以石友三统10万兵沿铁路线分驻郑州至徐州一带，作为韩、孙两路的总预备队；最后，留宋哲元、刘郁芬部在后方，严密监视阎锡山。如按此计划行事，必获全胜。冯玉祥摇头认为这个主张太冒险，不予采纳。
韩复榘十分激动，面红耳赤，反问道：“当初五原誓师，人不足10万，装备也差，奋勇向前，不是成了大功？如今兵多将广，10倍于昔，枪炮军械，也是全国无比，何以不进攻而只退守？”冯玉祥道：“以前本钱少，不得已而冒险；如今本钱大了，就得行万全之策。”韩复榘又要求准许他的部队驻防洛阳至南阳一带。冯也坚决不允许。韩复榘是冯一手提拔起来的，韩在冯手下当过司书生、司务长等，成为冯的亲信，被人称为冯的“十三太保”之一。但韩在南口战败后，曾投降阎锡山。冯在五原誓师后，以宽容的态度将他召回，并表示既往不咎，但韩对冯存有戒心，韩复榘虽然作战勇敢，但当了河南省主席后，常瞒着冯去嫖赌玩乐，出巡时娶了个以唱坠子书闻名一时的伶女子纪甘青为妾。冯对手下高级将领管束得特别严，要求他们保持简朴的生活。他对韩的情况隐约得知，便在河南省府军政人员会上，不指名地批评韩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对冯的管束很反感。
在蒋桂战时，韩的部队挺进到花园。他嫌河南省穷苦，想借机得到湖北地盘，当湖北省主席，想率部直扑武汉，冯却把他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令他原地待命。韩为此对冯极为不满，加上蒋介石的收买，使韩产生了叛冯之心。韩复榘在华阴会议之后回到甘棠，满眼含泪说道：“把整个河南省放弃，部队全撤到潼关以西，这不是自取灭亡吗？以后我们吃什么？穿什么？靠什么激励将士跟着我们？”
韩复榘便联络在洛阳的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
石友三当过冯的马夫、警卫，也是冯的“十三太保”之一，曾同韩一起投降阎锡山。石友三胆较小，且多疑。他多年来战功赫赫，居功自傲，因未能列土封疆，甚为不满。他瞒着冯吸食鸦片，妻妾成群，一向追随韩复榘。蒋介石在蒋桂战争时，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给石30万元。石也接收了蒋的拉拢。
5月22日，蒋介石正在惊恐疑虑之际，忽接到韩、石表示投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复电嘉奖，并许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指挥。派石友三为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立即送现款1000万元作为犒赏。又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韩、石倒戈时，冯住在华阴，最初听到这个消息尚不相信，等到证实以后，感到痛心无以复加，韩、石为冯的最精锐部队，二人一变，冯对于其他未倒戈的将领都失掉了信心，日夜哭泣，咒骂自己，不停地猛打自己的嘴巴，又拔出手枪欲自杀，幸被卫士抱住。
由于冯、蒋间隔着韩、石两部，而韩、石新叛离冯，不敢同冯部作战，战事暂告中断。冯受到意外的严重打击，于5月27日通电下野入华山：“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服；但得为太平之民，于愿足矣。”真是祸不单行，冯部刚出了2名叛将，又有阎锡山来欺冯，将其骗去山西软禁起来。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看到老蒋采用各个击破的手法“削藩”，已对付了桂系和冯玉祥，眼下就会轮到自己头上，于是便施展政治阴谋，挟冯自重。他委托原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与冯又有旧交的李书城，去见冯玉祥，劝冯同阎一起出洋。冯遂决定离华山，偕妻女随李书城过黄河，赴山西。冯到太原后，即同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阎将冯安排在太原附近的晋祠居住，在太原给冯设立了办事处，还给冯安了对外联系的电台，每隔三五天，必去看冯一次，礼遇极优。
阎常与冯商讨反蒋办法，同时也准备些出洋的服装用具。蒋以为阎、冯结合在一起了，于是即派吴稚晖、孔祥熙去山西，劝阎不要出洋，并邀阎赴北平同蒋会面。阎同蒋在北平密谈后，返回山西，再也不谈出洋、反蒋的事了。冯见阎迟迟不准备出洋，表示自己要单独出洋。但阎对冯说：“大哥，你如不等我，就叫我人格破产了。”冯只好收回单独出洋的打算，这正好中了阎将冯软禁在山西的圈套。冯在晋祠住了3个月后，移至五台县居住。10月5日，阎又将冯迁移到建安村，并在冯住房周围、房顶上部署了武装岗哨，村外围有铁丝网。李书城因为是奉阎委托劝冯来山西的，现在冯被阎软禁，李心中不安，决心陪冯一同“坐监”。
冯要见阎，阎总托词不见。冯忍无可忍，有一天坐上汽车开出建安村外，声言要去太原见阎。卫队师师长杜春沂阻拦无效，跪在冯的车前，求冯不要出村，冯怒而不理，仍命开车前行。杜赶忙电话令沿途驻军，把公路挖了一条大沟，使冯的汽车无法通过而被迫折回。冯怒发冲冠，大呼上当。冯的私人医生陈崇寿同冯的身材相貌有些相似，冯计划化装成陈崇寿出逃，后感到这太冒险而作罢。阎锡山备有两套人马，一套专接南京代表，表示竭诚拥蒋；另一套则专接各方面的反蒋代表，大谈其关于以阎、冯为中心的反蒋问题。南京来的代表人物越大，蒋介石给的代价越高，则看守冯玉祥的部署就越紧；南京代表离开后，看守冯玉祥的情况就稍松些。冯本想联阎反蒋，反被阎作为人质而软禁起来，被阎作为政治上的砝码来要挟蒋介石。
第九章 中原混战
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将领看到阎锡山趁火打劫，非常愤怒，就活动通蒋压阎。8月间，代理冯玉祥任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外交次长唐悦良、卫生部长薛笃弼，应蒋方邀请去南京复职。冯部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陈琢如去南京见蒋介石，弄到一些给养补充。阎锡山见此情形，大为着慌，深怕冯部将领与蒋恢复了往来，惟恐对自己不利，便急忙改变手法，在中秋节之夜赶往冯的住地，非常客气地拜见冯玉祥，答应与冯联合反蒋，让冯命令西北军先发难，山西的部队马上跟上。在阎锡山的鼓动下，冯立即电令宋哲元、刘郁芬等克期举兵。阎锡山又派人和冯部将领接洽，答应对冯军粮秣等方面充分供应，信誓旦旦。冯部官兵早已看透了蒋介石排除异己的毒辣手段，在阎锡山的鼓动下，酝酿讨蒋计划遂起。宋哲元一面应付蒋介石方面派来的编遣委员，不露痕迹，一面调动部队暗中准备；同时电告南京的鹿钟麟、刘郁芬等脱身赴沪。10月10日，西北军出兵潼关，讨伐蒋介石。这次由刘郁芬、石敬亭、宋哲元、孙良诚等27位将领联名通电讨蒋，宣布蒋介石毁党、误国等6大罪状。推戴阎锡山、冯玉祥为总、副司令。冯部所有军队共编8路，分路出发，各将领公推宋哲元为西北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大怒，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表《讨冯誓师词》，大骂冯玉祥：“好乱成性，勾结暴俄、祸国殃民一于物质，物质自身包含着能动的力量。强调一切知识都是，既召外侮，又图称兵，内?国本，外失威信，举国同仇，疾首痛心，全军愤激，师出正名，为党讨逆，为国牺牲，党亡与亡，国存与存，身为后死，誓不偷生，义无反顾，勇往急进，军法连坐，敌忾同心，内奸不除，国无幸存，叛徒不灭，民难安宁，歼除内奸，固我国本，肃清反叛，安我国民。”双方在交战中，西北军连打胜仗，进展甚快。蒋介石一面对冯部用兵，一面派人到山西拉拢阎锡山，命令阎锡山部属朱绶先代理军政部长职，阎锡山立即作了反应，于10月15日电南京政府，表示对宋哲元等人的行动，当尽力制止。这完全暴露了阎锡山反复无常两面三刀的态度。
蒋介石任命讨伐冯军的5路总指挥是：第一路方鼎英，第二路刘峙，第三路韩复榘，第四路何健，第五路唐生智。总预备队总指挥为陈调元。运输总司令贺耀祖。蒋介石利用非嫡系军队去消灭异己。由于阎锡山将冯军的军事机密向蒋报告，并接受蒋介石委任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命令，冯军受到阎锡山和蒋军的夹击之中，失败终成定局。11月21日，在郾城督师的蒋介石因需要回南京主持对广西方面张发奎、俞作柏的战事教育学上，反对死啃书本抽象知识的经院式教学，主张听任，电请阎锡山赴郑州坐镇指挥对西北的军务，令唐生智代理总司令职权，进行善后事宜。至此，反蒋军事暂告一段落。被软禁在建安村的冯玉祥，得知因阎锡山背约，使西北军20万官兵陷于绝境，愤而绝食。冯绝食100余小时，经李书城等苦苦相劝，才复食。12月中旬，冯玉祥强烈要求亲往太原当面责问阎锡山，被阎派的驻兵跪地拦车挡回。鹿钟麟化装成某要人的勤务兵，随某要人去建安村见冯。冯将用米汤在《三国演义》书内密书手令交给鹿，即免去宋哲元的代总司令兼职，另以鹿钟麟代理总司令职务，并令宋哲元、鹿钟麟等部将：“勿以我为念，设法联合韩复榘、石友三部，甚至不惜与南京方面修好，对付阎锡山，救他脱险。”鹿钟麟返回冯军总部所在地西安，立即提出“拥护中央开发西北”的口号，冯亦派员向中央大员报告蒋冯战争第二期的真像，使蒋得知阎是阴谋挑起冯军第二次反蒋的祸首。蒋即派人向西北军表示，希望“合力倒阎”。蒋还致电阎锡山“恢复冯之自由”。鹿密派代表赴南京见何应钦，表示：如能给一批军火，即愿开往山西讨阎。这与蒋介石“联甲制乙”政策相符，因此一拍即合。鹿又派人与韩复榘、石友三联系，韩、石两人回话：“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不会太平。”鹿钟麟即给韩、石密电：“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受弟指挥。”蒋的“削藩”使阎不寒而栗，加上历年来各方的反蒋活动大都与阎有牵连，使阎担忧。
蒋、阎矛盾日益尖锐。这时，占据北平的唐生智又率部讨蒋，想争取阎的支持。他吸取冯的教训，要求阎锡山代拟讨蒋通电以坚盟信。阎氏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等唐起兵后，阎又联蒋反唐，使唐一败涂地。蒋介石见阎的势力迅速膨涨起来，严重威胁着南京政府，便开始对阎动刀，从阎手中接收天津海关和长芦盐运使署等税务机关。阎大为不满，要求南京批准发行公债以资弥补，又遭蒋拒绝。阎得知蒋在北平秘密会见张学良，内心恐慌。阎锡山从郑州返回太原前，蒋曾密令韩复榘逮捕阎，走漏消息，使阎得以逃回山西。激起阎反蒋的决心，于是阎派王鸿一到建安村请冯玉祥来太原，共商讨蒋大计。冯未答应去太原，他忠告阎：“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又批评阎的“骑墙政策”。阎锡山于1930年2月10日发出通电，以“礼让为国”之名，请蒋下野。
阎通电反蒋后，得到各方反蒋派别的支持，国内反蒋势力派出代表云集太原马克思恩格斯文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著作，形成空前的倒蒋统一战线。这些人中有国民党改组派陈公博、顾孟余等，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冯玉祥的代表李书城、李兴中，桂系代表潘宜之，四川刘文辉的代表胡畏三、刘湘的代表袁鸿吉，张学良的代表葛光庭，唐生智的代表袁华选，另处还有何键、石友三、韩复榘、万选才、马鸿逵、张发奎、陈调元、金树仁等，几乎包括了全部非蒋系各派势力的代表。他们不满于蒋之“三假政策”（假清党以篡党，假统一以窃政，假编遣以扩军），纷纷揭竿。他们在太原拟订了倒蒋的军事计划。
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访冯玉祥。阎用诚恳的态度对冯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发动反蒋，使大哥受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反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言毕，抱着冯玉祥的头痛哭，冯亦痛哭。彼此表示：“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并歃血为盟。阎立即送冯现款50万元，花筒手提机枪200支，面粉2000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冯也慨然表示：对于已往之事决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德一心，共同反蒋。
3月14日，冯玉祥秘密抵达潼关。同一天，阎、冯以及鹿钟麟、商震、张发奎、李宗仁等57人联名发出讨蒋通电，并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但是，冯部高级将领却认为从战略着眼，应当联蒋伐阎，因为阎的为人奸诈，阴险，不可与其共事，只有首先把阎打垮，西北军才能巩固西北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冯不以为然，他说：“首先打垮蒋介石最重要，而要讨伐蒋介石就必须联合阎锡山。你们不愿干，我和鹿钟麟两人一人一枝手枪也要和蒋介石打到底。”冯部将领见冯决心联阎，只有表示服从。在此次反蒋联合阵营中，冯玉祥的兵力最强，但反蒋的主帅却是阎锡山，而不是冯玉祥。
4月1日，阎锡山、冯玉祥和自香港返回的李宗仁分别在太原、潼关、桂平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其他将领也分别通电就职。但张学良不作表示，何键、刘文辉暗中接受委任，不肯公开通电就职。讨蒋联军的部署是：桂军为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统率，出兵湖南，并趋武汉；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由冯玉祥统率，担任河南省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分向徐州、武汉进攻；晋军为第三方面军，由阎锡山统率，担任山东省境内津浦路、胶济路作战任务，与第二方面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线南进，直捣南京；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以主力进攻济宁、衮州、又一部协同第三方面军会攻济南；内定张学良、刘光辉、何键、樊钟秀为第五至第八方面军总司令。此外，任命石友三为山东省主席，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孙殿英为安徽省主席，刘春荣为第15军军长等。蒋介石采用一手软一手硬的对策。
所谓一手软便是争取冯、阎不反蒋。蒋电告第三集团军将领说：“切劝百川兄及早自拔，公私两全，固党国所利赖。”同时指使吴稚晖致电冯玉祥，劝冯屏弃干戈，以坚苦卓绝之精神努力建设，成功必不在禹下。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等到太原，劝阎锡山不要发动战事，对阎进行拉拢。
蒋又派阎锡山推荐去南京任监察院院长的赵戴文回太原劝阎锡山不要造反。赵对阎说：“我在南京一年多，深知蒋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这不是乌合之众吗。这些人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阎锡山听了这番话，对讨蒋又发生了动摇。原来拟妥的讨蒋通电送给张学良征求同意，并请张学良署名后由沈阳发出，阎现在听赵戴文这么一说，便赶紧电告张学良暂行停发通电。张学良不知道阎锡山在搞什么鬼，就派他的秘书长王树翰到太原察看动静，认为阎是拿他耍着玩，对阎深为不满。后来阎再决心反蒋时，派人到沈阳向张学良解释，此时蒋介石早已抢先派吴铁城、何成浚、方本仁到了沈阳做了多方面的拉拢工作，阎派去的代表不再受张学良重视了。
蒋的一手硬对策，就是以军事力量打垮阎冯。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编了《讨伐叛党祸国殃民的阎锡山冯玉祥》一书，将《国民政府拿办阎逆锡山令》、《讨伐阎锡山宣传大纲》、《讨伐冯逆宣传大纲》等予以公布。历数了阎锡山的11条罪恶、冯玉祥的7条“罪恶”。蒋介石还亲自发布了《为讨伐阎冯告将士》、《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文》、《阎锡山扰乱党国叛迹昭彰》、《北方反动势力的丑态》、《阎冯勾结反动余孽捣乱情形》等。蒋介石将部队编为3个军团。第一军团由韩复榘统率，扼守黄河南岸以阻津浦路晋军南下；第二军团由刘峙统率，分防除州、砀山、宿县；第三军团由何成浚统率，与马鸿逵部布防于鲁西济宁、曹州，拒止石友三部；此外，以杨虎城部警卫南阳一带，范石生部警备襄樊一带。
4月6日，中原大战拉开序幕。4月中旬，冯进驻洛阳，万选才部占开封，万就任河南省主席，反蒋联军基本上控制了河南局势。5月1—3日，阎与冯先后在新乡、郑州会晤，商讨作战方略。但战事一开始，反蒋联军就暴露出各怀异志的要害问题，且有指挥不统一的弱点，各部队均以保存实力抢夺地盘为目的，不肯努力作战。而蒋军方面攻势甚猛，且有空军配合作战，反蒋联军陇海东线于5月上旬一度陷于被动。由于刘茂恩部在豫东前线倒戈投蒋，劫杀了河南省主席万选才，又袭击了友邻35师杨效欧部，结果导致陇海前线阵地后退100余里。蒋军一口气攻占归德、围攻兰封，并将孙殿英部包围于亳县。讨蒋军石友三等部各存异心，不愿出力作战，蒋军乘势以精锐部队几路向北推进，在豫东、鲁西、皖北展开了大规模战斗，收攻击目标集中于陇海线上。蒋介石亲抵前线，设总司令部于兰封车站，坐镇指挥。蒋军有飞机配合，攻势猛烈。但冯玉祥立即作了新部署，全线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派孙良诚、吉鸿昌两部猛攻蒋军精锐陈诚部，吉鸿昌素以骁勇著名，他身大体壮，满胸黑毛，肌肉横生，每到打仗，便赤身上阵，左手提短枪，右手握大刀，他身旁有两名大汉，一人执大刀，一人执大旗，三人同进，勇猛无敌。孙、吉两部同陈诚部一经接战，陈诚部便遭到很大挫折。激战10余日，蒋军全线动摇。
5月31日，冯玉祥部郑大章所率领的骑兵部队1000余人，于夜间急驰80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50余名，差一点生擒蒋介石。蒋介石就在机场附近的朱集车站，他身边只有200余名卫兵，随蒋的高级参谋陈调元下令卫兵分布车站，密集射击，郑大章不知蒋介石就在列车上，郑部1000余名骑兵，误认为车站上有蒋军大部队兵力，又因夜间不便大举进攻，遇到抵抗，即飞驰而去。若郑部侦知真情，蒋介石即被擒拿。石友三部以两师兵力绕渡柳河，夜袭蒋军，蒋军溃败，但石不了解敌情，未能乘机追击，反而后退。蒋军乘机反攻，转危为安，蒋还派特务间谍去开封、郑州一带专事反间工作，致谣言百出，人心不定，战局已入紧张阶段。
蒋介石在打了败仗时，同他关系密切之人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后？”蒋介石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在平汉线作战的蒋方部队都是杂牌部队，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抱观望态度，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两昼夜，蒋军被击溃。但冯的作战方针保守而死板，没有乘胜追击扩大声势，动摇蒋方军心，造成战略上的一大失策。桂军虽攻占了岳阳，由于冯玉祥未能和桂军的进攻配合，被粤车截断后路，桂军内部矛盾，后方不稳，被迫回师。在津浦线上，阎锡山命傅作义为行营主任，代替自己指挥作战，可他又不放心，另委张荫梧为总指挥，使两人互相牵制，造成晋军指挥权不能统一。在开始攻击时，进展尚称顺利，5月下旬攻入鲁境击败蒋军韩复榘部。6月25日攻占济南。而后便兵分两路攻击胶济线与津浦线，遇到了蒋军猛烈抵抗。两军相持于曲阜附近。在此关键时刻，阎锡山忽然下令调整战线，适逢大雨山洪，部队滞留于转移途中，前后无着，在蒋军追击之下自陷混乱。而蒋军方面又调19路军在鲁东南海面登陆，直攻莱芜，晋军仓猝应战。攻击胶济线的部队进展迟缓，使津浦线晋军未得援应，首先处于劣势。阎锡山为了挽救被动局面，特派周玳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指挥陇海线各军发动大规模攻势。
6月上、中旬，冯军在陇海东线连连获胜，西北军的勇猛顽强作战，使蒋军产生了畏战情绪，士气低落。蒋军多次派飞机侦察开封后，决定组织新的攻势，于是令各军向目标开封长驱直入。冯玉祥依预先计划部署“一个口袋包围形势”。虽然冯的密电被蒋侦知后，蒋立即变更部署，使冯部的口袋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但蒋军也遭到惨重损失，这一历时3昼夜的战役，使冯军缴获汽车100余辆和大批辎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