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冯玉祥连连接到阎锡山转来傅作义的告急电报和阎本人的急电，便组织了大规模的8月攻势，以徐州为目标，兵分七路猛进，冯通电向各将领强调：“本破釜沉舟之决心，与敌作最后之角斗。”冯发动8月攻势时，亲自坐镇在博爱村指挥全局，冯军1连奋战7昼夜，蒋军岌岌可危。但天时对冯军极不利，正逢夏时，连日大雨不停，士兵疲劳过甚，给养又极困难，攻势受阻。阎又违背了事先的约定，很少供给冯军给养和军火，阎供给冯军的饼干，早已霉烂得不能吃，晋军又未予有效配合。蒋介石鉴于情势危急，为了确保退路，就分电令各路将领固守鹿邑、太和、阜阳、涡阳、蒙城、永城、夏邑和辜州各城，且明码标价，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准各升2级，赏洋5万元。同时蒋介石也看到连日大雨不停，使冯军陷于颓势，而增强了信心。

8月15日，晋军放弃了济南，撤往黄河以北，数万人纷纷地抢渡黄河，被水淹死和在黄河铁桥上被蒋军的飞机炸死的不计其数，其状甚惨。此次战役，双方伤亡达20万人以上。22日，蒋介石发表训令，争取冯阎部将反正，24日，蒋再次下令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6日，蒋部发动对冯部的总攻。冯玉祥也通令全军悬赏：活捉蒋介石，赏洋200万元；活捉何应钦、何成浚、刘峙者，各赏洋10万元。但是，冯军已趋于败势，重金悬赏已无济于事。冯坐镇民权村，在蒋军发动总攻后，沉着指挥各将领退却，希望在晋军协助下，挽回被动局势。冯致电阎要求晋军以大部兵力进攻济南，以少数兵力牵制津浦敌人，其余绕道口攻归德，并抽2万兵力运郑州。阎锡山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全部撤回到黄河以北，使冯军形成孤立难支的形势。冯玉祥在中原战场上，多次被阎锡山欺骗，东援西突，损兵折将，大为心疼，痛骂“阎伯川这个老弟真不是个好东西”。

阎锡山在军事上失利之后，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北平怀仁堂举行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职典礼。阎曾在7月13日在北平召开了由各反蒋政治派别参加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了《扩大会议宣言》。会后，阎派陈公博、邹鲁前往天津迎接由香港返回的汪精卫。汪精卫抵北平后便筹组以阎锡山为首的新的国民政府，他召开北平扩大会议，确定了筹备国民会议、倡导地方自治，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等7项基本原则，并推举阎锡山、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唐绍仪、谢持7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汪精卫、张学良、谢持为副主席。不料，骑墙的张学良于9月18日发出巧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支持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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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曾在6月3日派李石曾到沈阳为年龄刚30岁的张学良祝寿，接着又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由张群将委任状及印信送到沈阳，劝张立即出兵入关。张学良抱着坐以观变的态度，希望由于局势的演变，或能使双方息争言和，停止内战。7月间，蒋介石又派刘光带有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戌司令、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的任命状交给张学良。后来，张学良到北戴河避署，蒋介石又派李石曾、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皆随同往。张学良名义上服从中央，举动上却以东北四省利益为前提而慎重考虑。在张群、吴铁城等不断催促下，张迫不得已，曾以口头向张、吴表示，如蒋军能将济南攻下，东北即可出兵，并以此意告知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蒋军攻下济南，阎军退至黄河以北时，张学良返回沈阳。

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会议，他在会上讲了一番漂亮话，认为蒋、冯、阎都不是好东西，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张学良表示：“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遂发出巧电，拥护中央，呼吁和平，进兵关内。张学良的巧电一发出，对反蒋阵线是一致命打击。孙殿英、庞炳勋、刘春荣等立即脱离战场后撤，孙殿英是著名掘清室皇陵的枭雄，这班三山五岳的豪杰，殊非阎锡山所易驾驭。石友三早在冯玉祥发动8月攻势开始时就发生了动摇。阎锡山为笼络石，任命石为山东省主席。石若实行主席职权，便可接收韩复榘的军队，鲁事可告一段落。但阎又派自己属下人员跟石捣乱，晋军每占领一县就委派县长和税局局长，直接侵犯了石的职权和利益。当北平组织政府时，阎又反对石任军政部长。这就促成了反复无常的石友三秘密向张学良表示拥张倒阎。石趁冯、阎军退却时，拦路截击，危害颇大。

9月19日，北平扩大会议决定将阎记国民政府迁往太原，匆匆忙忙制定了一部《约法草案》借以收场，倒蒋运动就此结束。各派政客如鸟兽散。

第十章　井冈红旗

国民政府撤到太原，成了阎锡山的一个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有人打趣地说阎：“民国19年9月9日上午9时就职，合为四九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冯玉祥得知东北军入关的消息后，仍自信实力尚在，可以坚持下去。他派部属张允荣去见阎锡山，请求派有力部队入豫支援。阎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对张允荣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退到山西再说。”冯玉祥决心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固守郑州。不料，冯属下骁将吉鸿昌被蒋介石以河南省主席之职和大量金钱，利诱收买，于9月下旬首先倒戈，梁冠英、张印湘等通电附和。张维玺所指挥的南路七八万精锐部队遭敌包围，反蒋阵线的杂牌军更是土崩瓦解。

冯部重要将领冯治安、田金凯、任应岐等部也在新乡一带陷入蒋军重重包围之中，在蒋军从陇海路攻占开封之时，阎锡山、汪精卫密往郑州会见冯玉祥，商讨善后方法。汪精卫提议利用现有力量最后退往大西北硬干到底，冯玉祥同意义”，是把人仅仅看作历史力量的活的体现，辩证法是“马克，并主张立即在黄河北岸建立稳固防线。但阎锡山装模作样地说：“这是国是之争。我们军事上虽已失败，但在政治上蒋介石既已承认错误，也就是我们取得了胜利，况且中国是整个的，如果弄成华北、华南两个中国，我们就成了历史上的罪人。”

次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再次日，蒋军攻占郑州。冯军一部分由鹿钟麟统率，继续退往河北，转入晋南；另一部分由宋哲元率领退往潼关以西。

10月15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阎锡山托词“奉父命侍疾”下野，回到五台县河边村老家躲避风头，寻机以金蝉脱壳之计自保，以图东山再起。但蒋介石却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者形之用，不得相异”。并以刃利相喻，认为神之于形犹利之，他一面继续派飞机轰炸太原，向阎施加压力；另一方面指使何应钦、孔祥熙等连电阎锡山，坚持“伯公不出洋无以谈善后”的条件，压迫阎锡山出走异国，断其复起之念。阎锡山不敢硬顶，便使用虚晃一枪之计来对付。阎锡山是老奸巨滑之人，他便同蒋介石斗起智来。

阎电蒋说自己某月某日赴苏，他便提前两天打扮成山西老商人模样，身着黑缎布褂，脚穿棉鞋布袜，由河边村出发抵达大同。随从李汝骧、张培梅化装成伙计。他们在大同火车站，因争夺旅舍床铺与晋军败兵发生争吵，败兵指着阎的鼻子大骂：“瞎了眼的东西，看不见这里驻着军队，就往里乱闯，滚蛋！”

阎锡山强压怒气退了出来，愤愤地对随员说：“这些东西，如此厉害。”当晚，他们乘坐列车秘密离开了山西，沿平绥路东行。次日抵达北平附近丰台车站。在等候转车之时，他们看见一列装饰精美的“花车”正西行开去，经打听，知道这正是前往石家庄接“阎总司令”出洋的专列。阎锡山望着远去的列车，脸上不由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阎锡山来到天津，住在南桂馨家中，因惧怕暗算，次日便迁往妹夫薄以众住所。阎按照预定计划，通过各种关系，与日方接洽，准备转去东北，依附日本的势力，寻求庇护之途。

《大公报》刊登了阎锡山抵津的消息。蒋介石愤怒不已，他没想到阎锡山居然变戏法似地跑到了天津。他密令特务机构向阎发出威胁与警告，不许他在天津久居。阎的住所周围出现了不少便衣。阎吓得赶快乘坐轮船渡海赴大连。他在日本人保护下乘船离开天津时，给《大公报》记者一信，诈称自己经大连东渡，续游欧美。实际上，他抵达大连后，便隐居起来。冯玉祥退入山西之后，先是隐居在宋哲元部驻地绛县，不久迁往汾阳县峪道河隐居。至此，冯历时20多年所经营的能征善战的西北军全部瓦解。冯玉祥从此失去与蒋介石对抗的武力，不再直接参加军阀混战，成为其转向民主派的起点。张学良在9月18日发出名为和平实为出兵关内的所谓《和平通电》时，便令于学忠部为第一军，王树常部为第二军，作为先行部队由沈阳出发，入关参战。9月21日进驻天津，26日进驻北平。他们一枪未放，轻而易举地做到了“和平接收”。10月9日，张学良十分得意地就任陆海空副司令职。接着又赴南京接受蒋介石的嘉奖。南京国务会议命他处理华北善后和缩编晋冯部队问题，以完成蒋介石的所谓“统一”事业。这对张学良来说，确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时了。

张学良在天津召集晋军将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商讨“整军缩编”。按照张的命令，晋绥军的数量将由原来的14个军40余师压缩为4个军8个师。徐永昌等人苦苦请求放宽限制，多给编制，但张学良坚不允许。徐永昌折回太原传达实施方案，引起各级军官的强烈反对。后经反复争吵，张学良终于同意再增加一个正太护路军及骑、炮兵独立旅等几个单位，以缓和矛盾，“整编方案”才得以确定。张学良又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西北军化整为零，各个消灭。蒋介石派西北军的降蒋张钫携重金，对西北军将领进行收买、拉拢、分化瓦解工作。又派遣与西北军有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等到河南协助处置西北军的办法。冯军张维玺部被缴械后，张辞去军职，赴天津隐居。这位西北军名将，从此再也没有担任过军职。鹿钟麟在蒋的逼迫下，通电下野，秘密赴天津隐居。孙连仲通过韩复榘的关系，接受了蒋介石的第二十六路军长的任命。刘郁芬部在西安被杨虎城部缴械。刘秘密派人和蒋介石联系，被蒋任命为军事参议。

退入山西的冯军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等残部，受张学良改编为第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蒋介石结束中原大战后，立马未稳，便指挥1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奔赣闽一带朱德、毛泽东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率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在那里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总结了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于1928年3月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尔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要求部队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在墙上，包袱布上，无论走到那里，都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认真执行。毛泽东自己更是以身作则。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众的密切关系，取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毛泽东还对袁文才、王佐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积极帮助赣边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等县，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

1928年初春，毛泽东集中优势兵力，利用宁冈县新城的有利地形，埋伏3道防线，一举歼敌500多人，缴获500多枪枝，缴获弹药不计其数。战斗刚刚结束，毛泽东便向部队宣布了4条俘虏政策：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准搜腰包；第三，受伤的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愿走愿留自愿。愿参加工农革命军者欢迎，走者一律发给路费。许多被俘人员愿意留下参加工农革命军。有个俘虏兵黄立生，想回家种田养母，领了路费回家，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抓获，不得已又当了国民党兵。他在5月上旬的五斗江战斗中，再次被工农革命军抓获。工农革命军根据政策，发给他路费，放他回家。他再次被国民党散兵抓住。黄立生就这样被工农革命军三擒三纵。他终于明白：穷人只有参加工农革命军，解放全中国，才有真正的出路。于是，他在龙源口战斗前夕，串通10多名被抓去当兵的人，带着枪枝子弹向工农革命军投诚，并英勇地参加了龙源口战斗。

1928年4月底，朱德、陈毅率领的1万余人队伍来到井冈山，同毛泽东率领的1300余人的部队会师。

朱德比毛泽东大5岁，是四川仪陇县人。朱德出身于穷苦的佃农家庭，自幼读过3年私塾，后因穷困被过继给伯父当养子，并有了读书的机会。1909年，他进云南讲武堂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离校后在云南都督蔡锷的滇军当连长，以后升为营长、团长、旅长。1921年任云南省警察厅长。但不久受唐继尧部袭击，他带领1连人逃到重庆。这时，朱德的机动游击战术已经出名，四川军阀刘湘给他一个师长的职务，而朱德为了寻找共产党谢绝担任师长，离开四川乘船顺江而下，来到上海。

朱德在上海未找到共产党，便去北京继续寻找，然而又未如愿。他在上海时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他们劝他出国学习，他便决定去德国。朱德在德国遇到了周恩来，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又加入了国民党。他因革命活动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他环游了欧洲，于1926年从苏联回国。朱德回国后，中共中央命令他去四川领导军事运动，他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初，朱德离开四川来到江西南昌，任国民党南昌军校校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朱德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新9军副军长，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他和陈毅率领2000余人的部队向闽粤赣边界地区转移。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然而，在闽粤赣边立足的意图未能实现。因后有钱大钧的追兵，在武平又同钟绍奎的土匪部队遭遇，第1师击溃钟绍奎部后，退出武平向西面山区转移，部队进入江西后，时至深秋，官兵身着单衣单裤，露宿山林，风寒露冷。山区人烟稀少，搞不到充足的粮食，饥饿削弱体力，患疟疾、痢疾者剧增，且没药品治疗。每日作长途爬山行军，掉队、离队者日多，部队到达安远县无心圩时，散伙倾向日益明显，有人公开带着整班、整排人马枪枝离队自寻出路。部队只剩下1000余人。朱德、陈毅以及原74团参谋长王尔琢决心带着部队走出绝境。王尔琢已蓄起胡须，发誓革命不胜利，不剃掉。朱德在排以上干部会上说：“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只要坚持斗争下去，中国也会有个1917年。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陈毅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也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林彪领着几个连长来见陈毅，他们都是黄埔军校第4期毕业生。林彪说：“现在部队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其他几个人附和，劝陈毅和他们一起走。陈毅表示不离开部队，并说：“离开了部队就没有了枪，就会被土豪劣绅杀害。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林彪一个人离开了部队，但没走多远，看到关口搜查、抢夺、打人、杀人，觉得太危险，便返回部队。朱德、陈毅批评了他，仍让他回原来的连队任连长。剩下800多人的饥寒交迫的部队来到信丰县城，便发生了一起哄抢当铺事件。朱德、陈毅、王尔琢立即下令部队紧急集合，把部队带到离县城20多里的一个山坳里，陈毅宣布哄抢当铺事件是反革命性质，当场查明带头肇事的抢劫主犯3人，立即枪决。陈毅又讲述了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铁军铁团的革命宗旨和光荣传统，要求官兵执行政策、遵守纪律、一心为公，并要求众人向朱德学习。朱德不屑高官厚禄，加入共产党，他目光远大，意志坚定，大家跟着朱军长走，革命一定会成功。官兵高喊：“拥护朱军长！”“跟朱军长干革命！”参加哄抢的士兵，纷纷把抢得的东西交出来。朱德感谢大家的支持，并说，如果他本人违反纪律，大家也以同样拿他问罪。

部队移驻湘粤赣边界，休整了一个多月，离队官兵200余人归队，加上一批新兵入伍，部队又有1000余人。是时，由张子清、伍中豪带领的1个营的工农革命车来到朱德部队的驻地，这支部队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军在三湾改编后的1团3营，因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切断了同毛泽东的联系，才独立向南发展到这里。朱德、陈毅等从张子清、伍中豪那里得知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的活动情况，于是便派原在第25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胞弟毛泽覃，去井冈山同毛泽东联系。部队移驻广东韶关以北的犁铺头，张子清、伍中豪部返回井冈山地区。此时，广州起义失败后，一些起义人员零散投奔而来，部队又发展到1200余人，毛泽东所派的何长工来到犁铺头。

何长工是陈毅留法的老同学。他向朱德等转达毛泽东请他们上井冈山的意见。朱德十分高兴，他的部队正处在困境之中，几个月来跑来跑去，没有立足之地，朱德给毛泽东写一封信，请何长工带回井冈山，并要何长工转告毛泽东：他们一定去井冈山找他。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来到湘南，在途经乐昌时，曾在程潜的第六军当过营长的胡少海加入了部队。胡是宜章岩泉人，其父兄是宜章富户，颇有声望。朱、陈、王、胡同中共宜章县委军事部长陈东日等决定组织宜章“年关暴动”。于是，胡少海带领两个连的先头部队于1928年1月12日入宜章县城，在次日晚的宴会上，扣留了全城所有的头面人物和民团长官。大部队接着进城，将县政府、警察局、团防局的武器全部收缴。朱德在宜章北门广场的祝捷大会上宣布：宜章工农暴动成功；他们是工农革命军第1师，他是师长，陈毅是党代表，王尔琢是参谋长。他们是为工农大众利益牺牲的军队。随后建立了宜章苏维埃政府。

国民党独立第3师师长许克祥奉命率6个团直扑宜章，他对官兵说：“潮汕一战，朱德已成惊弓之鸟，宜章是靠欺诈得手，实际并无几多战斗力，这次务必收聚歼之大功。”朱德为避敌锋芒，率部打着火把连夜撤离宜章。他使用主力配合农军打开了顽抗的土豪寨子黄沙堡，在窠壁洞整理部队后便出击，利用许克祥轻视工农革命军而未集中其部队的时机，对运动之敌突然发起攻击，把许克祥的2个团打垮，次日又乘胜追击。朱德的主力军本来就有北伐打恶仗打追击的优良传统，又有熟悉地理的农军配合，声势浩大。敌军建制大乱，溃兵向后狂逃，未战先败，草木皆兵，一路上敌军风声鹤唳。起义军势如破竹，攻下敌军后方基地坪石。此役接连击溃敌6个团，俘敌1000余人，缴获重机枪10余挺，步枪1500余枝，手枪100余枝，迫击炮8门，马13匹，弹药被服不计其数。许克祥化装后，混在乱军之中逃走。工

农革命军第1师重返宜章，随即挥师北上，直指郴州。在郴州南郊大铺桥，驻守2个营的敌军，陈毅采用政治攻势配合军事攻势，组织喊话，瓦解敌人。守敌被逐一分割瓦解，除少数人逃回郴州城，600余人枪悉数俘获。敌军少数士兵逃回城里，带去了恐怖情绪，守敌不战自乱，争相逃命。我先头连尾追入城攻占敌旅部，溃敌向永兴、耒阳逃走，朱德、陈毅率主力开进郴州。第1师在农军密切配台下，先后攻下永兴、耒阳、资兴、桂阳、安仁等县城，攸县、酃县也举行暴动。各县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继宜章农军成立工农革命军第3师之后，郴州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耒阳建立了第4师，永兴、资兴成立两个独立团。

1928年4月初，国民党调集了7个师的强大兵力向湘南革命区大“协剿”、大军压境，腹背受敌。朱德、陈毅同中共湘南党组织商议后，决定退出湘南。在这之前，毛泽东已派毛泽覃带领一个特务连来到耒阳找到朱德，迎接他们的部队和湘南民军上井冈山。朱德率第1师主力和部分农民军由耒阳经安仁、茶陵向酃县进发，陈毅率第1师一部及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县苏维埃及郴县、宜章、耒阳、永兴等县的农军转移。陈毅部到达资兴一带时，农军队伍已剧增到近8000人。毛泽东派何长工率领2团往资兴以东的彭公庙迎接陈毅的部队。二支部队会师后，湘南特委新任书记杨福涛等，要求折回湘南，陈毅、何长工力劝无效，杨福涛带领七八十人回衡阳，几天后，他们在安仁、耒阳边界全部遇难。朱德、陈毅分别率领的南北两路部队在酃县的淝渡、十都等地会合，尔后，1万余人的宏大队伍于4月28日顺利到达宁冈砻市。

毛泽东为了掩护朱德、陈毅部从湘南撤退，亲自率领第1团入桂东、汝城，同敌人激战于滁口。5月1日，毛泽东率部队到达砻市。朱德、毛泽东、陈毅、王尔琢等在砻市龙江书院亲切相会。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军队会师后，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讨论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的问题。5月4日，召开了两军会师庆祝大会。陈毅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正式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下设第10、11、12三个师，朱德兼任第10师师长、毛泽东兼任第11师师长，陈毅兼任第12师师长。每个师下设3个团，共9个团，即第28—36团。团长分别是王尔琢、胡少海、蒙九岭、张子清、袁文才，邓允庭，旷鄘、黄克诚、李奇中；团党代表分别是何长工、龚楚、何挺颖、陈东日、旷朱权、邓宗海、李一鼎、黄义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为红军第四军。

朱德、毛泽东会师后，革命根据地也扩大了，成立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苏维埃政府。

第十一章　转战赣闽

朱德、毛泽东领导红四军于6月23日在龙潭口歼敌1个团，击溃2个团。这次大捷使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北部，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但这时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20岁的巡视员杜修经和杨开明来到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只留200条枪，会同赤卫队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要毛泽东随军出发，省委决定派杨开明为特委书记。毛泽东不同意省委的意见，他说：“目前不宜分兵湘南。”杜修经坚持说：“这是省委的决定。”“省委的决定也可以讨论。”

于是，毛泽东在6月30日主持召开了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上，他对湖南省委的主张力持异议，提出6条理由：第一，边界党委主张建立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红四军不宜轻率转战千里，远征湘南。第二，在敌情方面，湘敌实力雄厚，不似赣敌易攻。对湘敌正面硬攻，正好落入敌人重围，恐要招致全军覆灭。第三，宁冈为我军大本营，路通两省，山势险要，加上各县党和群众基础牢固，可以与敌人作长期斗争，此刻轻易脱离宁冈，必然会“虎落平阳被犬欺”，很危险。第四，现在我们全力加强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挺进，深入土地革命，创建地方武装，颇有胜利把握。毛泽东打比喻说，军队不做艰苦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没有地方立住脚跟，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浮萍，大风一来，就吹走了。到处流动，到处找食的思想，是流寇思想。第五，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困难，乃是绝对的不可能，要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湘赣边界才有办法可想。第六，部队伤兵增加到500人，对往湘南不利。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也有少数人附和杜修经的意见，讲井冈山太穷了，养不了部队，到湘南去可以扩大革命影响。两种意见互不相让，甚至闹到有人拍了桌子。会议最后进行表决，作出红军留在井冈山的决定。毛泽东代表特委、红四军军委给省委写了报告，说明联席会议不去湘南的决议。

联席会议的决议规定不向下传达，但是少数人却把它传达下去了。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红四军第29团，听到省委有“立即向湘南发展”的指示后，由于小农的浓厚家乡观念，由于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强烈要求返回湘南。有人又在他们中间煽风点火，29团党代表龚楚对各营党代表说，要各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在部队中造成“非回湘南不可”的声势。此时，28团、29团开往宁冈打击进犯之敌，当发现敌人已经逃跑时，29团领导建议追击进入酃县之敌，结果部队开进湖南，坚持去湘南的呼声更高。29团士兵再次群集要回湘南，有的甚至说，官长如不允许，他们就留下枪自己回去。军委书记陈毅为制止部队的错误动向，召集军委扩大会议，试图整顿纪律。出席会议的有100多人，除连以上干部外，还有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不料整顿纪律问题没有得到研究，连士兵委员会负责人便振振有词地提出回湘南的主张。龚楚听了便道：“这个小同志说得很好！”

龚楚建议举手表决，话犹未了，一下举起80多只手。陈毅提出先报告特委和毛泽东再作决定。杜修经自告奋勇回宁冈茅坪向毛泽东和特委报告。龚楚对他说：“你去吧，我们等你一天，你不来我们就走了。”杜修经赶回茅坪时，毛泽东已去永新，他向新任特委书记杨开明报告情况，杨开明说：“既然你们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一下。”29团、28团和军部便向湘南开进，行军一天多，忽接毛泽东派江华送来的亲笔信，断然要求停止去湘南的行动，以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并历述不能贸然开赴湘南的理由。

杜修经、朱德、陈毅接到毛泽东的鸡毛信，立即停止部队行动。杜经修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宣读了毛泽东的信。杜修经说：“事已至此，只能朝前走，争取到湘南打几个胜仗，万一不利，再向井冈山靠拢也不难。”多数人同意杜的意见。红军向郴州范石生部发起突然袭击，范部驻郴州的1个团正在出操，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郴州。在井冈山熬了两三个月艰苦生活的红军官兵进了郴州城，面对范石生部的大批物资、银元、不少人仰止不住、认为这不是群众的东西，而是敌人的东西。28团班长杨得志在军用仓库门口站岗，却挡不住抢仓库的官兵。不少官兵自由散漫地上街吃喝、购物、理发、洗澡。范石生部驻城北10余里有4个团兵力，大举反攻。

朱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城转移。范石生部夺回郴州并不追击。但红军29团撤出郴州后，多数营、连、排拒不执行军部和团部转移资兴的命令，他们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奔跑。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随军部和28团撤退。军部得到报告，28团2营营长袁崇全在郴州时按兵不动，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布田村后，叛变迹象更多。患病中的陈毅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决定将袁崇全改任副团长。原来袁崇全已向朱德表示了悔过，朱便派他以营长身份率第2营和团直机炮连为先遣部队，去桂东县的沙田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湘粤赣边区方向执行任务。不料，袁崇全率部出发的第一天，还送回报告，接着就断了消息，数日后送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

28团团长王尔琢得悉袁崇全胁骗的团直机炮连驻扎在思顺圩，亲自带领誓卫排去追寻。机炮连就应声回归了，王尔琢却在追劝袁崇全归队时，被袁开枪打死。朱德痛感“人心难问”。此事向党员大会宣布后，一致声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决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部队把袁追回。陈毅、朱德深感领导不力，在沙田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何长工主持，朱德、陈毅作了自我批评，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要求将朱德、陈毅撤职查办。但多数人的意见是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3个月”的处分。会议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是时，毛泽东只带领32团1个营住在永新。江西敌人拼凑了11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毛泽东决定把赤卫队、暴动队动员起来，发动群众，保住永新，他动员了几万地方武装投入战斗，同敌苦斗了一个月，敌人见没有打胜仗的希望，便撤退了。永新保住了，但宁冈、莲花等县却落入敌人手中。林彪率领28团1营占领桂东。几天后，毛泽东率32团1个营到桂东，迎接朱德、陈毅及其部队回井冈山。8月23日，朱德、陈毅等赶往桂东同毛泽东会合。这次开往湘南的行动，使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均受到很大损失，因而称为“八月失败”。

8月30日，湘敌吴尚部、赣敌王均部等4个团，以10倍于我的优势兵力，向井冈山黄洋界发动攻击。不料毛泽东对井冈山早有布防，井冈山军民凭险抵抗，激战一昼夜，次日从茨坪调来一门迫击炮增援，两发皆命中，终于击溃敌军，保卫了井冈山。毛泽东有诗为证：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人的“会剿”。

1928年11月2日，红四军接到中共中央6月4日来信，便召集特委、军委和地方党负责人参加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贯彻。中央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指定由毛泽东、朱德等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当即成立，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宋乔生、毛科文为前委委员，谭震林为特委书记。陈毅为前委秘书长，后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前委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工作。毛泽东总结了作战经验，提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16字决，这些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带领的湖南平江起义的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受到毛泽东、朱德、陈毅及红四军的欢迎。次日，红四军、红五军在宁冈新城召开了会师庆祝大会。

彭德怀和毛泽东的年龄相当，是湖南湘潭人。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农民的农庭，自幼性格倔强，脾气暴躁，6岁时母亲病逝，失去母爱。后因在私塾里和老师对打，而被后母赶出了家门，婶母收养了他。不久他因踢翻了祖母的鸦片烟盘，祖母决定溺死他，父亲没有反对。当执行祖母决定时，舅父出来保护他。他得救后不得不离开家去当放牛娃，这时他才9岁。后来他去做矿工，尔后在鞋匠那里学徒，到烧碱矿做工，最后去修水渠。

彭德怀16岁时回到舅父那里。但第二年湖南发生大饥荒，他支持和帮助穷人去抢一个富豪家的粮食，事发后出逃去当兵，18岁就升为排长。他在军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去长沙刺杀督军，在街上扔出一颗炸弹，但没爆炸。随后，他在程潜军队里当了谍报员，在长沙执行任务时被叛徒出卖，被张敬尧部逮捕。在狱中被严刑拷打了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招供。彭德怀出狱后被派往湖南军校学习，以后又转往南昌军校学习，毕业后任营长，至1927年升至旅长。他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彭德怀自1926年起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次年加入共产党。他在自己的部队里办马克思主义政治训练班，成立士兵委员会。

湘军何键从1927年开始大举清洗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屠杀了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的工农群众。彭德怀因极孚众望，何不敢贸然下手。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部队举行了平江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五军，以后改为红五军。毛泽东初次见到彭德怀时，就拍着他的肩头说：“了不起，真正了不起！贺龙是条龙，你彭德怀也是一条龙呀！”彭德怀激动地说：“龙没有大海就活不了！”朱德接过话来说：“现在龙归大海啦！”至此，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集中了未来新中国的5名元帅，即朱德、彭德怀、陈毅、林彪、罗荣桓。

井冈山虽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毕竟是弹丸之地，红五军来到井冈山后，部队增加了700多人，对这个人口不满2000，产谷不满万担的山区来说，负担太重了。而国民党对井冈山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困难日趋严重。鉴于这种情况，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委、红五军委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和袁文才、王佐的32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人于1929年1月14日向赣南出击，实行外线机动作战。赣南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且共产党在那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交通不便，敌军往来聚集困难，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

红四军在阴雨连绵的天气下，在偏僻的山区行军，宿营、侦察都很困难。红四军在大余县被敌人包围，经过激战，红军突围出去。但这一仗，31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28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部队向广东南雄县方向撤退。部队在重新进入赣南时，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乱中不幸牺牲。2月初，红军到了赣南寻乌县的圳下，敌军刘士毅旅1个团在拂晓时分包围圳下，红军失利，朱德的爱人伍若兰被敌人俘去杀害，许多指战员牺牲了。

陈毅匆忙披上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着大衣，陈毅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那个敌人的脑袋，陈快跑脱身。朱德离开住房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他尚未起床，便被枪声惊醒，敌军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红军部队突围出去。红四军在罗幅嶂休整一天，朱德、毛泽东、陈毅等决定将红四军改编为两个纵队，一纵队由28团、特务营编成，林彪为纵队长，陈毅为党代表；三纵队由31团编成，伍中豪为纵队长，蔡协民为党代表。多数干部要求两个纵队分兵活动，毛泽东不同意，认为分兵活动，容易被敌人个个击破，他对分兵活动的意见压下不予讨论，对因此产生的不满情绪，也置之不理。

2月11日，红军在赣南瑞金北大柏地设下埋伏，一举歼灭紧紧追随而来的刘士毅旅大部，活捉了800余名敌军，缴获800余枝枪，扭转了被动局面。毛泽东没有同意分兵，才取得此次胜利。战前，毛泽东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批准可以动用群众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将信将疑。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红军挥师北上，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坳，遭众多敌军截击。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抵达东固地区。红军在东固同李文林、段起凤率领的江西红军独立第2、4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红四军在东固休整了一个星期。全军3000余人，从一纵、三纵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队，胡少海为纵队长，彭祜为党代表。此时，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红五军编成的30团、32团已突围，向赣南进军。朱德、毛泽东和前委决定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即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朱德、毛泽东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时机，向闽西急进。3月14日，在长岭寨歼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歼敌2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凤鸣被击毙。红军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

此时得知红五军已到达赣南，前委作出决定：红四军回师赣南，同红五军会合，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公开建立苏维埃割据区，同湘赣边界割据区相连接。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同红五军会合，随后在于都、兴国、宁都一带，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接着又回到闽西，3次攻克龙岩，歼灭了陈国辉的1个旅，在龙岩、上杭、永定和长汀等地建立了闽西根据地，发展了地方革命武装。

但就在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之间，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问题上，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毛泽东和朱德两位主要领导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红军的生活比井冈山时好多了，但国民党军部队的俘虏兵参加了红军，他们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同时也带来了旧军队的旧作风，红军的另一些成员来自农民，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点和习惯需要一个过程。中共中央派来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

刘安恭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参加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习过军事，有较好的军事理论修养。他一到红四军便受到推崇，担任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红军的历史和斗争情况，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这就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的问题的争论。6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观点的那一套，要限制前委的权力，并要正式设立军委，坚持要“分权”。这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6月8日，在闽西长汀的白沙举行了前委扩大会议，以多数票作出决定撤消临时军委。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但争论并没因此结束，有些方面反而更趋激烈。6月22日，中共红四军在闽西龙岩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主持人是陈毅。会上，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对这些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主张，未被大会接受，他处于孤立的地位。在改选前委时，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被选为前委委员。

前委又同意了毛泽东的提议：让他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养病和指导地方的工作。7月8日，毛泽东偕妻子贺子珍以及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朱德惦记着毛泽东的安全，调了1个连的士兵担任毛泽东的警卫。

第十二章　诱敌深入

红四军前委向中央上报了“七大”决议案及其文件；毛泽东也给中央写了几封重要信件。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红四军党的“七大”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负责任绝不是家长制，主张事事都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是极端民主化。中央要求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汇报情况。陈毅便经上杭、龙岩、厦门、香港赴上海。朱德代理前委书记。陈毅在上海很快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接上头。李立三同陈毅曾一同赴法国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他听了老同学关于红四军“七大”的情况汇报，表示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求陈毅尽快写5个书面材料：《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德、毛泽东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举行秘密会议，听取陈毅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后，政治局决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组成委员会，起草对红四军的指示文件，交政治局通过。

李立三、周恩来、陈毅多次交谈和讨论后，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政治局于9月28日讨论通过了《指示信》，陈毅便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工作。陈毅于10月中旬回到红四军，立即同朱德见面，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毛泽东养病尚未回来。10月初，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会上有许多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彭祜、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些话对陈毅震动很大。陈毅在上海期间，在同周恩来、李立三的交谈中，已认识到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他主观愿望虽然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的主张，实际上是压抑了正确主张。他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因此，陈毅说：“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陈毅详尽地向朱德介绍了党中央对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的指示信。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指示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

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心情舒畅地从蛟洋到达汀州。毛泽东表示愿意遵照中央指示回前委工作。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作了检讨，详细介绍了上海之行，并转达了李立三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我因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毛泽东同陈毅的感情已经和好如初。毛泽东开始作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深入部队调查了解情况，倾听战士们的意见，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召开战士座谈会，分批会见红四军的各级指挥员，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诚恳地同他们交谈，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走访了一些农村，征求农民对红军的意见，听取他们的批评。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为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准备了文件。12月下旬，红四军在闽西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诀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在这里把主观主义同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等错误思想一并提出，加以分析和纠正。指出这些错误思想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罗荣桓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会后，红六军成立，黄公略为军长，陈毅为政委。1930年2月7日，毛泽东在吉安东固的陂头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前委、红五军军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称为“二七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4、5、6军共同的前委。选举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陈毅、邓子恢、滕代远、郭贞、曾山、王怀、方志敏、潘心源、刘士奇、谭震林、张鼎丞、袁国平、李文林等为前委委员，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二七”会议后，又成立了红十二军，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委。1930年3—8月，在中共中央常委、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周恩来去莫斯科期间，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落到李立三肩上，李立三便在全国推行了他的暴动计划和“左”倾理论。是时，中国共产党仍处在幼年时期，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又干涉过多。

1928年6—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苏共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一种错误倾向：由反对机会主义而变成反对知识分子。布哈林在报告中责备了张国焘和瞿秋白，说他们是“大知识分子，要让工人干部来代替他们”。“六大”选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和候补委员3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李立三、徐锡根、杨殷。由于过分强调领导层的工人成份，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时期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的向忠发被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向忠发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能胜任，无法起决策作用，党的实际领导工作由周恩来担任。由于政治局常委蔡和森很快被撤了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职务，苏兆征于1929年2月病逝，李立三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被补为政治局委员和常委。

1929年8月下旬，不幸的事件发生：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候补常委、中央军事部长杨殷等，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

中共中央立即采取措施。周恩来接任了中央军事部长。他为了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情报，要求陈赓负责，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打入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务机关，及时了解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秘密机关准备进行破坏的各种动向。共产党在早些时候已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陈立夫的亲信、国民党中央驻沪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提供了不少情报。1929年末，又派遣了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对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去莫斯科，是因为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矛盾已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步。共产国际在1929年初夏派了1个德国人和1个波兰人到中国来，组成远东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常委开会，会前或会后都要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他们商议。是时，蒋桂战争后刚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李明瑞酝酿反对蒋介石，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以中央代表身份前往广西，同俞作柏、李明瑞接洽，领导当地党的工作，准备武装起义，并在这个基础上发动了左、右江起义，建立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远东局指责中共中央“勾结军阀”。在富农政策问题、游击战问题上，双方发生争论。远东局主张一定要把反富农问题写上党纲，又认为游击战争一定会失败。周恩来等不同意这些意见。远东局没有同中共中央商量，便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断言中共中央犯了右倾错误，即：一是富农问题，二是“勾结”俞作柏问题，三是在赤色工会问题上动摇。这对中共中央震动很大，政治局派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同远东局讨论这些问题，连续开了两天会议，不但没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谈得很僵。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去莫期科，直接向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的意见。周恩来一走，向忠发便依靠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李立三又因周恩来离国，代表周参加组织局的工作，这样，李立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决策人物。

李立三本有“左”倾急性病，他夸大革命的主观力量，认为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到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的长篇报告，说：“有首先在这一省或那一省爆发革命高潮而马上普遍到全国的可能。”政治局根据李立三的报告，通过《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随后，党内“左”倾错误继续发展，并部署武汉暴动、南京暴动和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此时还抛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夺取一省或几省革命胜利的全国总暴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下，红军的编制一再扩大。

朱德、毛泽东的部队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下设第一、三军团，每个军团下辖3个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朱　德，政委　毛泽东参谋长　朱云卿政治部主任　杨岳彬红三军　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参谋长　周子昆　红四军　军长，林　彪，政委　彭清泉（后为罗荣桓），参谋长　陈奇涵，政治部主任　李　涛，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参谋长　林　野，政治部主任　谭　政，红二十二军，军长陈　毅，政委邱达三；第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参谋长，邓　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五军　军长彭德怀政委张纯清，政治部主任吴溉之。红八军　军长何长工（前为李灿）政委　邓乾元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十六军军长　孙荷宠，政委　黄志敬，政治部主任吴天翼；贺龙、周逸群等受中共中央派遣，在湘西发动起义，建立了红四军，并建立了湘鄂边革命根据地。

1930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除留一部坚持湘鄂边斗争外，主力去鄂西同孙德清、旷继勋、周逸群的红六军会合成立红二军团，下辖2个军：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政委周逸群，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克明，红二军军长贺龙，政委朱勉之，红六军军长旷继勋，政委段德昌。在鄂豫皖边区，原由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建立的中国工农革命第七军，于1928年7月改编为红军第十一军。潘忠汝、吴光浩先后牺牲。

1930年3月，红十一军根据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一军：红一军军长　许继慎政委曹大骏　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　熊受暄　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人在闽浙赣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在1930年7月成立红十军：红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方志敏为中共赣东北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派张云逸、邓小平、叶季壮、袁任远、贺昌等去广西发动武装起义。1929年9、10月间，俞作榆、李明瑞反对蒋介石，李明瑞师主力进攻广东陈济棠，不久失败。俞、李转靠共产党，其军队警备四大队由张云逸率领开赴右江，李明瑞、俞作榆率领警备五大队开往左江。是年12月11日，张云逸、邓小平以警备四大队和教导队一部为主力，在右江百色发动起义，成立红七军。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书记。1920年2月，李明瑞、俞作榆在龙州以警备五大队为主力，举行起义，成立红八军，俞作榆任军长，何世昌为政治部主任，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

何昆、李超时等在苏北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红十四军：红十四军军长　何昆　政委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竞。

此外，在广东的东江地区建立了红十一军，海南地区成立了红军琼崖独立师；刘志丹、谢子长也在陕甘地区建立了革命武装。

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命令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军团，在1930年6月攻打南昌、九江，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三军团于7月27日乘敌军防守空虚的机会，攻克了长沙。但因敌众我寡，不久便退出长沙。朱德、毛泽东率红一军团主力从长沙出发，7月20日到达永丰，尔后攻克樟树，西渡赣江。一路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根据敌我实际力量对比，改变原有部署，不去执行立三路线，决定不攻打南昌，而是率领部队向湖南浏阳挺进，接应从长沙撤出来的红三军团。

敌军戴斗垣独立旅妄图阻挡红一军团前进，血洗浏阳、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广大革命根据地，开进了文家市。朱德、毛泽东率领1军团星夜兼程，经奉新，来到万载县的黄茅，准备歼灭戴部。毛泽东、朱德一到驻地，便在地图前研究战术，布置红军攻打文家市。

文家市东西两面是山，整个镇子成长形狭带。戴斗垣旅的3个团和1个营以及当地地主武装，共4000余人把守文家市。朱德、毛泽东命令红一军团兵分3路围攻文家市，凌晨4时，红军发起总攻，红军两个排先后两次冲锋，都被敌人的重机枪压下来。朱德、毛泽东命令部队组织突击队，集中短枪、手榴弹，匍匐前进，夺取敌人机枪。80名短枪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迅速夺取了敌人的重机枪，控制了制高点，红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冲进了文家市，很快结束了战斗，全歼敌军，缴获轻重机枪、步枪、短枪2000余枝，敌旅长戴斗垣自杀毙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命令红一方面军攻取长沙。但猛攻不克，围攻月余未下，红军处于失利地位。毛泽东以极大的耐心，说服军内干部和中央代表，撤退了围攻长沙的部队，改变方针，分兵攻取茶陵、攸县、醴陵、萍乡、吉安等地。8月下旬，周恩来和翟秋白先后从苏联回到上海，帮助李立三纠正错误。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补选了中央委员，改选了政治局。补选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贺昌、陈郁、邓发等，候补委员有朱德、陈云、林育英、陈谭秋、恽代英等。新的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翟秋白、项英、张国焘、关向应、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李维汉、徐锡根、卢福垣、罗登贤、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几天后，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3人组成中央常委；并决定在红一方面军控制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苏区，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等组成苏区中央局，负责指导全国各地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工作。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派项英先去，并暂时代理书记职务。在项英未到之前，暂以毛泽东代书记。红一方面军的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于中央局。

蒋介石于1930年8月，便在全国各地设立了镇压革命的机构，在鄂豫皖边区设立“绥靖”督办公署，以李鸣钟为督办；在冀鲁豫设立“剿匪”总指挥部，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在江西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孙连仲为督办；在湘鄂赣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王金钰为督办；在湘鄂西边区设立“清乡”督办公署，以徐源泉为督办；并以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统辖湘鄂赣3省反共军队，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特别是对赣南红军主力进行围攻。

10月23日，蒋介石急忙从中原大战前线赶到汉口，亲自主持召开湘鄂赣3省“会剿”会议。

12月9日，蒋介石抵达南昌，立即召集“剿匪军事会议”，策划第一次“围剿计划”。他调动朱绍良的第六路军、鲁涤平的第九路军、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以及航空队，重点进攻赣闽中央根据地。这3支军中，以第九路军为主，由鲁涤平任总指挥，督率张辉瓒之第18师、谭道源之第50师、罗林之第77师、公秉藩之第28师，负“围歼”之责。同时，在南昌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由鲁涤平兼行营主任，统一监督作战地区的党政事宜。第六、十九两支路军分由陇海及广东入赣“协剿”。

蒋介石自恃在数量上和物质上的优势，又掌握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因而低估了红军的力量，没等蒋光鼐部的后继部队集中完毕，就开始进犯。蒋指定12月16日为进攻日期。他将攻击军战略展开于吉安、吉水、永丰、乐安、南丰一线。

毛泽东、朱德胸有成竹，分析敌情，持重待机，将4万红军分布在宁都、黄陂、小布地区，并在源头地区设下埋伏，布置了一个大口袋，并和一方面军总机关几次从小布到源头撤来撤去，诱惑敌人钻进来，给他们以歼灭性打击。蒋军不知朱德、毛泽东“诱敌深入”之计，以为红军必坚守死抗。

蒋军公秉藩师于12月20日猛扑东固，东固却寂然无声，红军早不在了，公秉藩却通电告捷，说已击溃红军，杀俘多少，云云。蒋介石得电，即来电嘉奖。次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部逼近东固，适遇大雾，误认为公师为红军，即行强攻；公部以为张部为红军，疑中伏击，亦还击固守，双方激战4个小时，死伤甚重，是时大雾已散，始知误会，但公秉藩认为张辉瓒系功不相让，事出有意，即率部自由行动到固富，脱离张的指挥。张辉瓒亦负气不再与公联络，留下1个旅守东固，自己率两个旅向龙岗冒进，对发生的事，越想越气，大骂岂有此理。张部到达龙岗，见四野寂然，不似有敌情的样子，于是判断红军最近也要在50公里以外，便极松懈。次日又东行，1旅在前，刚行五六里，山上突起一枪，红军主力四面杀来，成聚歼之势。张辉瓒所率1旅及师直属部队毫无反应。红军迂回直取龙岗，张辉瓒部如痴如呆，未来得及进入阵地即被全歼。张辉瓒被活捉。这一仗俘敌9000余人。

第十三章　风烟滚滚

蒋介石在南京听说张辉瓒被红军枪毙的消息，心情沉重，执笔写了8个字：“呜呼石候（张的别号），魂兮归来！”

鲁涤平知张辉瓒兵败，即电令进攻的各部队靠拢，免再被红军各个击破。谭道源部按指定路线进据源头，由于红军坚壁清野，一个向导也找不到。谭道源骑在马上发出感慨：“到了赤区作战真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朱德、毛泽东将红军调过头来，打谭道源师。

谭道源在源头停顿未动，后奉命于12月31日由源头移动，行抵牛头湾。后卫团被红军追及，打了两个小时，被红军歼灭殆尽。红军发扬连续作战的英勇作风，星夜兼程，乘胜追击，于1931年1月3日，在东韶追上谭道源师，双方激战，谭师为气馁疲劳之师，慌慌忙忙应战，师部完全处于红军火力之下，指挥系统陷于混乱，打了几个小时，谭师全线崩溃，官兵四野乱窜，如鸟兽散。谭道源打仗经验丰富，临危督阵，枪杀退兵多人，无奈兵败如山倒，只有单骑落荒逃遁。

谭逃后发电给蒋介石：“职师江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号称8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死伤之众，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官员或死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

蒋介石复电：“微电悉，贵师此次失利，殊甚惋惜，尚善兄等均能脱险归来，从此加以整理补充，惩于前而毖其后，则东韶之失，未始非吾人之砺石也。”蒋介石为挽败局，电令前线各部，迅速向龙岗攻击，急进求战，不允后退。指示鲁涤平说：“已令蒋、朱各路如常向龙岗急进围剿朱德、毛泽东，前方情形，中正不能遥控，应由兄独断专行负责挽救，不得推诿，以一挫自馁也。”

鲁涤平见大势已去，以电告蒋说“龙冈一役，18师片甲不还”，请求撤军。

蒋介石勃然大怒，电呵斥：“18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我兄每闻共党，便张惶失措，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吉安为赣中重镇，望严督固守，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鲁涤平只好移驻吉安，收拾残局。不久，蒋介石将鲁涤平调到浙江，派何应钦接替鲁涤平。红军在5天内打了两个大胜仗，彻底粉碎了蒋军的第一次大“围剿”。但是，毛泽东预料到蒋介石决不会甘心失败，还会调动更多的军队进行第二次“围剿”，于是便赋诗一首：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部署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大“围剿”。投入的部队有朱绍良第六路军的5个师、鲁涤平的第九路军的2个师、蒋光鼐第十九路军的3个师、王金钰第五路军的5个师、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的2个师，以及4个直属师、3个直属旅和3个队的空军，兵力达20万人。

蒋介石分别找新入战的王金钰、孙连仲谈话。他对王金钰说：“这次打得好，让你做江西省主席。”蒋又对孙连仲说：“这次打得好，让你做江西省主席。”蒋介石制定奖惩条例，规定进攻部队，成绩卓著者，分别提高番号，发给奖金，记功和传令嘉奖；凡服从命令奋勇战斗，招致损失者，兵员武器优先补充；凡进攻不力，徘徊观望，贻误戎机者，予以惩罚，取消番号，撤职查办，或降级记过。

蒋军西起赣江、东至福建之建宁，联营700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和“分兵合击”之战术。

4月1日，何应钦命令各部队按计划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犯。

毛泽东分析了敌情，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势力比较弱的王金钰第五路军，然后各个击败敌人，横扫敌军700里”的战略。但有人提出把红军主力分散转移，到根据地外围去打游击战的所谓“分兵退敌”的战术。经过激烈争论，前委通过了毛泽东的决策。王金钰第五路军分3路推进，以右路纵队公秉藩师为主，中路和左路配合，小心向前，走一步，看一步，深沟高垒，步步为营，到达东固，部队将士叫苦连天，又胆战心惊，对红军谈虎色变。

公秉藩汇报说：“入匪区1月有半，匪军坚壁清野，所过之处看不见人民，房屋一空如洗，没有粮食，没有锅碗瓢勺，没有坛坛罐罐，匪共游击部队到处鸣枪示威，隐藏在地形复杂的要害地方，伺机袭击队头，截击队尾，捕捉掉队士兵，每进一步，唯有小心。”朱德、毛泽东决定先攻打王金钰部。红军须穿过蔡廷锴和郭华宗两敌部队之间50里的空地。整个战役红军要长途跋涉数百里山路，行军神速，隐蔽严密，十分艰难，但红军在这些区域内已建了红色政权，发动了数十万群众，组织了赤卫队，这是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

红军主力由龙冈开至东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到东固与富田之间山上察看了地形，决定1军团3、4两个军在东固西北的九寸岭和观音岩一带布置阻击和伏击阵地；3军团绕到敌右侧，在一边背水一边背敌的阵地上投入战斗。毛泽东问彭德怀：“把3军团布在那里有无危险？”彭回道：“无危险，敌人意料不到我军会敢侧敌侧水进攻。”5月16日，红一军团歼灭了王金钰的中路军47师。进到东固的公秉藩师立足未稳，突然枪声大作，红三军团如从天而降，红旗遍地，呐喊震天。公秉藩师大乱，急急呼救，红军逼近师部，公秉藩欲突围，见红军人众，突围不得，便命卫兵将捉来的向导剥下衣服，化装奔逃。

战斗打了不到3个小时，红三军团伏击了公秉藩28师。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电令：“向公秉藩师先发收容费5万元，补充步枪2000枝，着公秉藩速来南京面谈战况。”又电令王金钰等说：“今蒋蔡各部已由岗城向东固驰援猛攻。则郝郭两师应即向东固猛进，不可延留直下，使蒋、蔡孤立难支也。希即急进勿延，盼复。”

蒋又电令蒋光鼐：“公师唐师之一部虽失利，但43、48两师尚未加入，故又严令郝郭向东固前进反攻，兄等应急进，切勿因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雄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万望兄等合力进击，有进无退，非有死中求生之决心，则党国与官兵皆将不能幸免也。务希奋进勿延，盼复。”

然而，红军乘胜扩大战果。19日，向43、47师猛攻，将两师打得溃不成军，歼灭过半，两师死战，崩溃逃窜。红军自西向东横扫，进攻东韶之敌，势如破竹。东韶之敌是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孙是蒋介石收编的冯玉祥部队。起初，孙接到攻打红军的命令时，进退两难，他既怕被蒋介石以调往江西为名，中途解决，又怕到江西后被歧视而战败，落个战败法办的不好下场。若不去“剿共”，又无路可走，只好硬着头皮带部队来到江西。不料部队到了浦口，受到蒋介石和高级文武官员的热烈欢迎。孙受宠若惊。蒋不仅让他担任江西省清乡督办，还许诺让他战后当江西省主席。孙感知遇之恩，鼓舞斗志，挥师前进。孙部由宜黄、乐安向南推进，觉得十分得意，对部下说：“再前进，红军不就完了吗？”孙部遭受红军截击，孙部依靠修筑在高山上的坚固工事，进行顽固抵抗。朱德、毛泽东在离前沿阵地只有2里路程的指挥所里，命令红四军第12师从右翼迂回包抄，配合红三军的正面攻击。孙连仲部抵挡不住，急急败退，损失甚巨，心怀恐惧。

孙连仲退回宜黄，收拾残部，召开会议，商讨如何谎报军情。电告何应钦和蒋介石：“我部奉命后，正准备向广昌增援，忽接红军向招携急进的报告，考虑结果，为不让红军近南昌，顾全大局，乃擅撤宜黄，撤退途中，失27师之一旅，此系职指挥无方，请予处分。”何应钦驰电嘉勉，说孙连仲处置，顾全大局，是为上策，答应将所有损失，立即补充，蒋介石依样表彰，并慰勉有加，补步枪1000枝，重机关枪20挺。

处在广昌的朱绍良看到第五路、第二十六路军已被红军击破，心怀畏怯，为避被全歼的下场，下令撤退，将主力撤回南丰，仅留1个师守广昌。5月27日，红军挥师进攻广昌城，守敌大溃，死伤过半，狼狈而逃，师长胡祖玉被打死。红军马不停蹄，由广昌东进，攻打建宁，将由福建入江西的1个师打得只剩下五六百人的残兵败将。红军15天横扫700里，连胜5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获枪枝2万多，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大“围剿”。

毛泽东的“以弱胜强，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取得了胜利，他赋诗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二次“围剿”失败，蒋介石暴跳如雷：“阎桂冯70万大军我都灭得了，不信灭不了朱德、毛泽东区区3万之众！”他立即着手部署第三次“进剿”。蒋介石6月13日发表了《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并亲任进剿总司令，调遣嫡系部队入赣。6月20日，蒋介石亲赴南昌，主持策划“进剿”事宜，任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调集143个团，总兵力30万人，分左、中、右3路并头插进。他召集各将领，分析形势，胸有成竹地说：“此次作战：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攻，尽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续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误时机；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部计划。总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7月1日，蒋介石下令进攻。

毛泽东决定采取“透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红军主力绕道千里，到赣南兴国集中。让敌人深入赣南革命根据地，使其置于无用武之地，尔后红军回师北上，打其虚弱，利用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创造不利于敌人的条件，待机痛击蒋军。

7月红军冒酷暑炎热，从建宁出发，经归化、清流、宁化、石城，瑞金、绕过整个中央苏区的南部。

蒋介石得悉红军运动，判断其向广昌、宁都、石城地区移动，便指令大军扑向该地区，结果扑了个空。蒋大惊，四顾天地，又判断红军主力在宁都西北地区，就指令大军狼奔豕突地扑去，结果又扑空，这真是“累死陈诚，拖死赴观涛”（此二人是左翼集团军第一、二路挺进军总指挥）。第三次判断红军主力在兴国及其以北地区，此处，正有赣水之碍，正好合围，蒋军合围，又扑了个空。

蒋介石发觉红军迂回其侧后的计划时，即改用中间突破之法，令左翼向莲塘、良村、黄陂方向突进。蒋介石给参加“围剿”的部队电报频繁。他传电朱绍良、孙连仲、陈诚说：“中正刻抵临川，前来巡视，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速愈为得机。但行军间之前卫部队如一遇匪军，即应停止，一面详察敌情之虚实，一面选择据点构筑工事。如遇强匪则暂取守势，列阵抵抗，切勿急攻散斗，免中匪军狡计也。惟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贵在相机应变，此乃特举所见，以期稳健而已，希各官长审慎之。”

蒋介石又发表《剿匪宣言》，谓：“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赤匪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务一日未了。”

红军来到兴国，各路蒋军纷纷逼近，敌47师、54师进驻富田，这两个师都是北方部队，不适应南方山地作战，战斗力较弱。朱德、毛泽东分析了富田敌人的弱点，决定首先击败富田敌军，然后穿入敌军前沿阵地的后方，将深入根据地的敌军孤立在根据地内，红军与根据地人民武装相配合，实行截敌、阻敌、困敌、扰敌、袭敌、诱敌、毒敌，各个击败蒋军。

7月25日，朱德、毛泽东率红军向富田方向出发，避开敌主力的赴观涛第6师和卫立煌第10师，悄悄地从其空隙穿出。尔后又从蒋鼎文第9师、韩德勤第52师和独立旅同蔡廷锴第十九路军之间的空隙，秘密地穿过。红军在泰和县的沙村，捉住蒋军的两个密探。朱德、毛泽东从密探那里获悉：蒋军的侦察机发现了红军迂回其后的意图，蒋介石即调动陈诚、罗卓英两个主力师，增援富田。红军侦察排获得了同样的情报。

于是，朱德、毛泽东立即命令红军连夜折回，再次穿过敌人之间的40里间隙，改向兴国的莲塘，永丰的良村，宁都的黄陂一线，实行中间突破。8月6日，红军在莲塘击败了敌47师。红军不顾疲劳，连继作战，8日凌晨又击败了良村的敌54师。红军来到龙冈附近，敌周浑元第5师连夜在龙冈前后山头上加修工事。朱德、毛泽东命黄公略军佯攻龙冈，令大部红军连续3天急行军，出其不意地袭击驻黄陂的毛炳文第8师。

红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冒雨袭击毛炳文师，歼敌4个团，缴获战利品不计其数，占领了黄陂。蒋介石立即把南线、西线的主力部队调集黄陂，采取密集大包围姿势，猛力向红军进逼。朱德、毛泽东决定跳出包围圈，命令罗炳辉向小布、宜黄、乐安方向前进，钳制和吸引了敌主力军；令红军主力连夜从旸斋村出发，与转向的敌人主力背道而驰，在敌人的空隙处穿过。

近3万红军星夜行军，飞越直插云宵的尖脑岭，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良村一带隐蔽休整，以逸待劳，准备反击。罗炳辉军根据毛泽东的调虎离山计，吸引敌主力追赶半个多月，敌人最后发现红军主力在良村一带，便调头向良村扑来。红军主力离开驻地，进入兴国、赣县、万安、泰和县交界的大山区继续休整，使敌人在良村一带又扑了空。敌人转来转去，处处扑空，加之根据地人民群众坚壁清野，使敌人吃不到饭，喝不到净水，赤卫队和游击队又时时扰乱袭击，敌人只好偃旗息鼓，偷偷退却。

当朱德、毛泽东得知驻扎在兴国城内的蒋鼎文第9师和独立旅，以及韩德勤第52师企图逃往吉安，立即命令红军出山。经过1天加半夜的强行军，赶到老营盘、高兴圩一带，埋伏起来等待敌人。不料，敌军刚走过两个营，一位红军战士枪走了火，被惊慌的敌人即缩回兴国城去。埋伏在老营盘的红三军团，歼灭了蒋鼎文的1个旅。战斗刚刚结束，得到情报说，敌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正往吉安撤退，敌军退到高兴圩时，朱德、毛泽东命事先埋伏在那里的红军主力开火，这一仗歼灭了敌军1个师的兵力。

朱德、毛泽东又率红军转移到泰和、万安、赣县、兴国交界地带休整，并补充弹药。是时，红军老交通送来了情报：兴国城的蒋军企图改变路线，走崇贤、东固、富田逃往吉安。朱德、毛泽东连夜召集红一方面军总部会议，下令追歼从兴国城逃出之敌。

红军部队跑步前进，在石岭围歼了韩德勤第52师。韩德勤被俘后未被识出，他化装成伙夫逃跑了。这一仗缴获上千匹骡马和很多枪枝弹药。毛泽东运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16字游击运动战原则指挥红军作战，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大胜利。9月16日，红军在兴国龙冈的水头庄召开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大会。

第十四章　夜罩柳条湖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逐一战胜对手后，他踌躇满志，目空一切。在中原大战结束后，便决定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想当五院院长之上的总统了。不料，胡汉民起而反对，见人大发牢骚，说：“我虽身为中央常委会主席兼立法院院长，在中央不过是一台开会机器罢了。”

胡汉民曾把蒋介石捧上国民政府主席宝座；在蒋桂战争中，助蒋扣留了李济深打败了桂系；在蒋冯战争中，助蒋打败了冯玉祥，又消灭了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大战中，助蒋打垮了联军，使扩大会议倒台。胡汉民在南京替蒋介石撑腰，他早上4点半起身，晚上11点睡，对于任何事情都尽其力去料理。他原想让蒋介石在外带兵打仗，胜利后住在风景区醇酒妇人，把国事大政交给自己。而蒋介石什么都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事也要蒋点头。

胡汉民在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力主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与蒋之亲信吴稚晖等发生激烈争吵。那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中山先生的战友与助手，只有汪精卫等人才能与他相提并论，蒋介石的资历比不上他显赫。

1931年1月20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会议选举总事务所。他派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亲自挑出特务分子，以中央党部代表的身份到各地去监督代表的选举。可陈氏兄弟给蒋介石带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除蒋系直接控制的浙、苏、皖、沪以外，绝大多数的选票都将不会投给蒋介石。这就意味着如果蒋介石在国民会议上进行总统选举的话，那么，蒋介石只能得到32％左右的选票，而68％的选票都将属于胡汉民。这下急坏了蒋介石。

他一恼之下，恣意孤行，以宴请议事为名，于1931年2月28日将胡软禁于南京汤山。胡汉民被软禁后，通过国民政府文官古应芬秘密策动陈济棠、李宗仁、孙科反蒋。孙科即派医官邓真德以替胡看病为名，询问下一步应怎么办，胡要孙科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甚至不惜与汪精卫派合作，以此救他。

蒋介石发觉各方对扣胡反感很大，恐政治上起变化，便急忙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又极力拉拢孙科。请孙吃饭时，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夹菜，并以亲戚的口吻说：“我们是自己人，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你多多帮助，不可见外。”蒋介石又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四老”拉孙。孙科一下子跃为时局的中心人物。

胡被扣，在国内引起大哗，激起了又一次反蒋联盟的形成。拥胡的陈济棠在广东便当仁不让地充当了反蒋联盟的盟主。他于4月22日派人去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转达释嫌修好，联合反蒋之意。处在上顾无望、艰难竭蹶中的李宗仁得此佳音，直觉峰回路转，求之不得，欣然同意。一夜间粤、桂化干戈为玉帛，由敌对而合作。李宗仁即派人去广州，洽商两广合作具体事项。

4月30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要求释放胡汉民。5月3日，陈济棠、李宗仁等两广将领发出拥护4监委电，并宣布欢迎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来粤共筹团结反蒋大计。5月11日，李宗仁在广西率桂籍将领向全国发出“讨蒋通电”，内中除历数蒋之罪状外，还有对以往反蒋失败的痛省，以及此后与反蒋各派“精诚合作”的决心。唐生智等通电响应。

锣鼓一响，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等于5月18日抵穗，就组织反蒋政府和两广军事统一问题与陈济棠等会商。几天后，李宗仁也赴广州，共策大计。又有孙科率领一批人潜离南京到了广州，并由他们邀请在香港的汪精卫来粤参加。

5月27日，齐集广州的胡汉民派、汪精卫派、孙科派、西山会议派和两广军人正式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通过宣言，决定凡是国民党第一、二、三各届委员，只要愿来反蒋，一律为非常会议当然委员，并决定另组国民政府，公布了组织大纲，次日广州民国政府成立，汪精卫被推为首任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发出通电，限蒋于48小时内即行引退。

广州开府后，陈济棠与李宗仁相商，将两广军政人事重新作了调整。军事上，两广军队一律取消原来称号，改编为第一、四两个集团军（第二、三集团军乃留以备阎、冯参加者），由陈济棠、李宗仁分任第一、四集团军总司令。陈部下辖3个军，分别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则以白崇禧为副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廖磊为第7军军长，夏威为第15军军长。政府方面，广东省政府主席由陈济棠兼，后由国府改委林云陔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由李宗仁建议，由黄旭初担任。由是，两广合作反蒋局面正式形成。

蒋介石因非法扣留胡汉民，国内外舆论对他不利，加上蒋在江西“剿共”也一再丧师失地，疲于奔命，若再对西南用兵，恐旷日持久，更加被动，故蒋在种种因素制约下，不敢过分造次。蒋对西南，内定的方针是“和平统一”、“设法疏通，以固国本”，即采取“冷处理”办法，期望粤桂方面内部分化瓦解，不攻自破。

广州非常会议外表看来热热闹闹，声势颇大，实际上来粤入盟的人是三教九流，各有所图，根本形不成团结的力量。盟主陈济棠野心大，心胸小，一心想借非常会议，逞其“南天王”的私图，在人事上任用亲信，财政上一毛不拔，军事上虚张声势，他为融洽粤、桂感情，提出与李宗仁换帖。李宗仁深知陈之为人，但又不得不回了帖。李宗仁为了帮助陈济棠撑住广州国民政府的招牌，将广西一应事务交由白崇禧掌管，自己则以国府委员和参军处参军名义居留广州，然而陈济棠过于私心自用，多疑善变，对李等并不推心置腹，反蒋又三心二意，这使李宗仁颇感不悦。

两个月后，广州政府讨论对南京行动计划，分歧意见显见，分成主和主战两派，陈济棠、古应芬为主和派，汪精卫、李宗仁则为主战派，两派大开辩论，因主和派势力较大，气走了汪精卫。汪精卫气走香港后，陈济棠、古应芬曾试图与蒋通款，并由广州国民政办发出通电，谓“蒋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断不加以一兵”。但蒋并不领情。蒋在江西“剿共”时，企图驱共入粤，以冀收渔人之利。陈、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转过头来再谋与汪、李等主战派调整关系。李宗仁见陈态度有所转变，乃出面劝汪返穗，并由汪向陈提出“联合行动，出兵北伐，为桂军补充军饷”诸条件，陈济棠为维持广东局面，一一接受。陈四处购买飞机，配置军火，建造军用机场，摆出一副与桂军齐心协力，北上讨蒋的咄咄逼人架势。

即然两广摆开架势，蒋介石也赶紧调兵遣将，正当宁、粤双方醉心于互相攻讦，不惜一战时，东北响起了“九?一八”日本入侵的炮声。日本陆军最高军事决策和军令统辖机关参谋部，于1931年6月初派出以中村震太郎大尉为首的几名军事间谍，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一行由海拉尔出发，经过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作了一番侦察，对经过地区的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笔载很详。他们在回国途中的兴安区余公府附近，被东北军驻防屯垦军第3团所查悉逮捕，按照国际法，将中村震太郎等4人处死。中村等人被杀的消息很快为日方所侦悉。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武装入侵的绝好机会。8月17日，他们隐瞒中村等人的军事间谍罪行，歪曲中村被杀情况，遂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惩处肇事官兵，否则将诉诸武力。

中国政府采取妥协退让、委曲求全的办法，逮捕了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哪肯就此善罢干休。9月，沈阳城的日本人活跃起来，开始动员在乡军人重新入伍，并从朝鲜和日本内地向沈阳调兵遣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迁往沈阳。

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后，当上了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安营下寨。正当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之时，1931年7月又爆发了石友三反张的战争。

石友三是个反复无常的军阀，他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拥护张学良，被张学良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他亲自跑去晋谒张学良，还清张给他委派总指挥部的秘书长和副官长，双方关系十分友好。但石友三部驻防平汉铁路新乡至顺德一带后，陆续扣留了平汉铁路的客、货列车车皮数百辆，机车近20台，组织了运输司令部，在石家庄到新乡之间行驶。蒋介石大怒，电示张学良催促石迅速交还所扣之机车和车皮。张学良密电蒋，代石敷衍，同时让石赴北平商谈，劝石交还一部分车皮，以便为其开脱。事毕，石友三向张学良辞行，张善意挽留石多住几天，以待和蒋交涉的结果，但此时谣传蒋曾密电张学良扣押石。石一贯猜疑成性，误认为张名为挽留，实为扣押，乃为受蒋之命而耍手段，从此怒火中烧，对张怀恨在心。

石友三返回后，积极备战，多次写信向冯玉祥请教，同时派亲信到山西同晋军将领孙楚，以及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庞炳勋、孙殿英、韩复榘、李鸣钟等人联系。冯玉祥即派唐悦良为代表去广州，同广州非常会议联络反蒋。广东国民政府根据冯玉祥的意见，任命石友三为广东国民政府委员、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并汇款50万元作为石部军饷，要求石在北方发动反张倒蒋战争。石友三一一接受。

冯玉祥认为蒋介石此时无暇北顾，应以速战速决的战术先打败张学良，然后同粤方夹攻蒋军。于是，他亲自给旧部将领写信，要求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出兵打张学良，又与晋军多次联络，敦请一致行动。冯的军事部署是：（1）石友三部为进攻主力，从平汉线北攻石家庄，然后以大部兵力向保定、北平进攻，并分兵协同友军攻取天津。（2）晋军由张家口及北平迤西，保定迤北出兵援助。（3）韩复榘部由山东沿津浦铁路北进，攻取沧州、马厂，然后与石友三和晋军会师天津和北平。（4）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等部，连同河南民军，由信阳沿平汉铁路北上，袭取郑、汴，东进徐州，解除韩复榘的后顾之忧。（5）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孙殿英、阮玄武等部由垣曲、晋城等地向东进发，陈兵于平汉铁路黄河北岸一带。

以上各军总兵力约有30万人以上，若能齐心协力，确实能将张学良打垮。

实现这个计划，关键取决于晋军的态度，冯玉祥为此除派人游说外，自己又多次函电敦请。

逗留在大连的阎锡山颇有反张愿望，他勾结日军，秘密商定由日军进攻东北，抄张后路，共同打击张学良的行动计划。冯玉祥于7月对韩复榘、石友三、吉鸿昌、张印湘、葛运隆、孙殿英、阮玄武、张允荣、刘汝明、张自忠、冯治安等旧部的兵力作了妥善安排和适当调整，加强了领导。

然而，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的威信下降，旧部将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各有各的打算，不像以前那样顺从地听从指挥，而是观望不前。石友三野心勃勃，急不可待，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目前反蒋派都无力与张学良、蒋介石较量。他和韩复榘关系深厚，又有默契，若能趁蒋介石无暇北顾之时，先报了张学良想“扣押”他这一箭之仇，把张赶出关外，再将华北连成一片，统兵南下，他石友三便是北方领袖了。于是不顾一切，不等冯玉祥将各方运动成熟，于7月20日在顺德誓师，并公开发表了反对张学良的通电，然后即沿平汉铁路线北进，23日就进占了石家庄，26日已到达保定以南的望都一带，这才遇到东北军所布防线的阻挡。

石友三首先发动，各军却都是口头响应，根本没有一人出兵助战。宋哲元的29军刚刚接受蒋介石改编，军饷刚有着落，虽是冯的嫡系部队，但却按兵不动。宋和庞炳勋都有联晋反蒋的愿望，却害怕与石友三联合共事，更不愿出兵援助石友三。冯玉祥急如星火，几次派人催促。7月23日，他亲自致电宋哲元，希望宋认清反张倒蒋的大好形势，并能将冯的意见向庞炳勋、孙殿英、张人杰、鲍刚等同志恳切而言。因宋的态度，可直接影响庞、孙、张、鲍等部，关系至大。冯电文中尤望宋对庞弟等披肝沥胆，痛言利害，捐除一切成见，助石反张倒蒋，共同完成这桩当仁不让之伟业！

庞炳勋主要是对石友三、韩复榘反复无常，几次叛变冯而投降蒋介石的行径不满，直接向冯玉祥表示不愿出兵援助，冯急得坐卧不宁，又急电庞，进一步劝解。庞因与石矛盾难解，终未出兵。冯玉祥打电报给主持晋军军务的徐永昌，鼓动他出兵助石反张倒蒋：“务请我弟排除目前之困难，决定即时发动。”电报发出后，冯又派张允荣等前往太原面见徐永昌，请他下令出兵援石。张学良的东北军有20万人，中原大战时调进关内约7万人。石友三发动战事，张学良又将7万人的兵力调入关内。7月23日，张学良通电讨伐石友三。同一天，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通电：“石逆叛变，实受粤中叛徒50万元之收买。”次日，蒋介石任命刘峙为中央军的南路军总司令官，调集10万大军，由河南沿平汉铁路跟踪石友三北进，使石首尾难顾。

蒋介石为迅速解决石友三部，仍以利禄为诱饵，分化瓦解与军事进攻相结合，对冯的旧部和晋军将领极力拉拢、收买，极力分化反蒋联军。徐永昌等晋军将领听到宋哲元已被蒋介石拉拢，图谋乘机抢占晋、绥二省的传言，即向阎锡山报告，阎急令停止军事行动。晋军中途变卦，徐永昌决定：“拥护中央，整顿内部。”并致电张学良，表示晋方“各将领一致拥护陆海空军总、副司令”。晋军又遵照蒋介石指示，袭击石友三运送作战物资的钢甲列车。韩复榘也违背初衷。蒋介石对韩早有戒备，韩的实力有五六万人，被蒋军牵制，难以动弹，对石友三爱莫能助。石友三部6．6万兵力，在蒋介石的刘峙、顾祝同部以及商震部、张学良东北军的夹攻下，孤军无援，形势越来越险恶，被迫于7月31日夜突围，经深泽向山东方向败退。沿途溃不成军，及至山东德州时，人马已损失大半，后全部由韩复榘收编。

张学良虽然平定了石友三的叛乱，但由于大批东北军的主力调离东北，致使东北地方防务空虚。石友三叛乱平定后，张学良并没有立即返回沈阳，也未将东北军调回，这给日本帝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可乘之机。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湖走去。一面从旁边观察东北军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了离兵营约800米处往南去的地方，河本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下，并点了火。只听一声巨响，震动全城。接着又响起爆豆般的枪声，日本军队向北大营射击，并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发动攻势，于是在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北大营留守的东北军仅王以哲第7旅1个旅。事变前，王以哲一再请示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蒋（介石）指示不抵抗，一切从外交解决。”事变发生时，在沈阳主持军政的张学良的参谋长荣臻，立即打电话报告张学良。可是这天晚间，张学良在赵荻小姐陪伴下，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电话来不及说完，就中断了。沈阳守军根据张学良转达的蒋介石“不准抵抗，把枪放到库房里”的命令，撤退到东山嘴附近集结，日本军很快占领了北大营。城内军警一部分退到锦州，另一部分有不少被缴械，或当了俘虏。

驻北大营的第7旅官兵，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在参谋长赵镇藩指挥下，奋起抗战，战斗十分激烈，一直打到翌日晨3时许，由于伤亡过多，遂决定从南、北两方面突围，向东山嘴转移。

从9月19日开始，营口、牛庄、安东、抚顺、风城、海城、本溪、盖县等相继沦陷。直至1932年1月3日，锦州失守，热河也相继为日军所占。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东北4省全部沦陷。

东北3000万人民从此处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中国官方财产损失170亿。张学良父子惨淡经营10余年的北大营，付之一炬。仅沈阳一地的军械装备的损失，计有：飞机260余架、坦克60辆、迫击炮2000门、15生榴弹重炮200门、15生加侬炮200门、轻重机关枪4000余挺、高射炮60门、野炮1000门、步骑枪1．2万枝、军用公用汽车2300辆、火车及各种车辆5000辆、子弹可供10个师之用。张学良的个人财产损失也极为惨重：大帅府的6个金库全数丢了，仅金银一项价值达2．5亿元。张学良满心悲愤，对部下说：“国土不能守，父仇不能报，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我是一个民族罪人了！”

第十五章　坐大弄权

“九?一八”事变，全国震动，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政府抗日，正义浪潮汹涌澎湃，行动最激烈的是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四处串联，组织10万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抗日救亡大会，组成南下请愿团，沪宁两地学生遥相呼应，集合于南京国民政府门前示威，政府官员拒不接见，学生愤怒异常，捣毁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坐镇南京的蒋介石拍案大怒：“这还得了！”指使弹压。又召见《中央日报》头目，指令发表文章抨击学生的行动。《中央日报》果然发表文章，诬蔑学生的救亡运动是制造内乱。学生更加愤怒。北大学生到南京组织几万人示威游行。南京城内冲出大批军警，荷枪实弹，手持警棍，一边鸣枪一边冲向学生队伍，举棍就打，几十名学生顿时头破血流，又有大批学生被架上警车拉走，遭逮捕的学生达185名。

便衣侦得北大还将有大批学生南下入京。蒋介石急令张学良强行阻止，张学良托词推过，不加阻拦，气得蒋介石大骂娘稀皮。

12月17日，北平、天津、长沙、汉口、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代表3万多人在南京组织大游行，走到珍珠桥时，大批军警到来，突然向学生开枪1775年出版。原为法国第戎科学院征文而作。此书探讨了社，子弹横飞，可怜无辜正义的热血青年，顿时死亡30多人，更有100多人受伤。政府做出如此血腥勾当后，还发表文告，说学生的爱国行动为“越轨”，军警残杀学生则是“自卫手段”、“正当处置”，还颁布紧急法令，称：“凡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5年以上15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蒋记政府至此已民心大失，不但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成了反政府者，连当兵的也有不听指挥的了。12月，蒋介石派到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1．7万余人，在总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率领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朱德、毛泽东非常重视这路起义军队，指示他们进驻瑞金的九堡、云田进行整编。毛泽东还亲自为起义部队上政治课，讲时事政治，讲红军宗旨、任务、纪律等。这支起义部队改编为红五军团，下辖红13、14、15军。它后来成为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红军主力部队。

蒋介石原提出用法西斯主义对中国施行独裁统治。蒋曾在1931年5月5日国民会议上说：“综察现在统治世界各国之政府，虽形式互殊，而其理论之立场，大要除传统的君权神圣说不必计议外，约可概分为三：第一，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为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为民族生命之绵延，非以目前福利为准则，统治权乃与社会并存，而无后先，操之者即系进化阶级中统治最有效能者；第二，共产主义政治理论，以唯物史观为立场，依定命主义作推论。认为国家及统治权系阶级合为一体，以为营者由资产阶级据为己有，今则无产阶级亦当据为己有，以消灭其他阶级，待其他阶级消灭尽净，乃可同跻于共产社会，国家亦即从此消灭。故以一党当政之国家，而阶级斗争，反更残酷，此种残酷手段，尤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第三，自由民治主义之政治理论，本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附以天赋人权之说，持主权属于全民之论，动以个人自由为重。”

蒋介石在分析比较这三种主义之后，亮出底牌，主张用“统治最有效能”的法西斯主义来治理中国，并说这样可以消除已经出现的“非疑满腹，众难塞胸的天人合一之论。阐发子思之学，继承孔子之说，成思孟学，今岁不征，明年不战，使共产党、军阀坐大于中原。”

国民会议接受了蒋氏意见，并公然把法西斯主义作为国民党治理国家的政治理论，从法制上巩固蒋介石的统治。蒋介石独裁统治，倒行逆施，促使国民党内部新的分裂。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民众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涨，蒋成了众矢之的。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为了缓和舆论谴责，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致电粤方要求“罢兵歇争，共赴国难。”

广州国民政府对蒋电作出反应，表示愿在适当条件下，息争御侮，并提出解决时局问题的3项原则：（1）蒋通电下野；（2）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取消；（3）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统一政府。

蒋介石即派吴稚晖、张继等到香港摸底，然后派比较超然的蔡元培和过去与胡汉民及两广都有关系的陈铭枢为正式代表，以“国难当头团结合作”为招牌，提议在上海举行和平会议。陈铭枢向蒋介石建议释放胡汉民。蒋知若不放胡，粤方代表不会北上，故被迫答应。次日，陈铭枢去见胡汉民，讲了粤中情况陈同甫即“陈亮”。，并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交给他，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

接着，蒋介石在张静江的陪同下去会见胡汉民。蒋对胡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胡汉民于当天下午去了上海，结束了被蒋介石软禁的幽居生活。同时，蒋介石派陈铭枢、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随胡汉民一起赴沪，候晤汪精卫、孙科等人。

粤方非常会议推出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覃振、张发奎、唐生智、陈璧君、陈公博、伍朝枢、黄绍竑、李文范、陈友仁等100余人的代表团赴沪，以汪精卫为首席代表。蒋记南京中常会在粤方代表启程后，为达成“和谈”目的，赶紧作出决定：“凡自二届四中全会以来，本党同志因政治问题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这样，宁、粤正式对话开始前，汪精卫、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诸“叛逆”一夜间复变成“党内忠贞同志”。阎锡山包租了1架日本的小飞机从大连回到大同，不久重返太原，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冯玉祥来到南京担任训练总监。

汪精卫等到沪后，立即会见胡汉民。汪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本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

胡汉民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汪精卫的话。然后胡、汪、孙（科）3人合照了一张相，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1931年10月27日，宁粤和谈在上海开始进行，和平会议正式开张，先后开了7次会议，于11月7日收摊。会议自始起，宁粤双方各不相让，争执中心为：蒋介石把住大权不放，粤方要和蒋分权。

起初，蒋表面上曾作考虑下野的表示，暗中又授意何应钦等人以“军难方殷，元首不可轻易”发出通电，向粤方施加压力。后见不起作用，蒋乃不再掩饰，以南京中央新闻稿方式宣布：“坚持中枢不宜更动，政制未宜轻改，党统不能有问题。”蒋的这一宣布在粤方引起强烈反应。在粤之李宗仁、陈济棠等人以非常会议名义连拍两电，致在沪代表，要其对宁方所提条件“万勿退让”。而蒋介石干脆亲自出面，在南京国府纪念周上，以强硬态度声称：“两星期前曾有辞职之意，现在已打消，决不去职。”

宁粤和谈陷入僵局。

李宗仁、陈济棠惟恐在沪代表退让，要求在沪代表“请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两条，一条也不能变。是时，粤方主要人物古应芬在广州病逝。李、陈便趁机电请胡汉民回粤主持国府。李宗仁派人专程北上与李济深联系，望李也能回粤共商大计。李、陈等还下令增兵赣、粤边界，白崇禧从广州返回广西作军事准备。蒋介石采用以拉为攻，分化粤方。他派宋子文、陈立夫、吴铁城、程沧波、吴开先等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进行分化阴谋，暗中进行拉汪活动。

汪精卫、胡汉民本有矛盾，汪在找不到托身之所时，遇到了广州非常会议的机会，跑去参加，坐了第一把交椅。他态度坚决，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但是，陈济棠亲胡拒汪，他欢迎汪个人带些中层干部进广东，而坚决排拒汪派大将陈公博等人加入。汪精卫把这种做法叫作“去皮存骨”，对陈济棠很不满。宋子文便暗中拉汪，对汪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头一起要。”此话对汪派的煽动性很大，顾孟余说：“我们与其受地方小军阀的气，不如投降中央大军阀。”宋子文又给了汪精卫一笔钱。这样，汪精卫权衡利弊之后，就被蒋介石拉了过去。

汪派高级干部在汪家集会，张发奎说：“只要汪先生、胡先生合作到底，我们总是拥护的。”汪精卫大怒，痛斥张发奎说：“这么多年的军人还是不懂政治，还要胡说。”以后，汪精卫称病入医院，不参加和谈会议，并拒不见客。宁粤和谈，粤方也不再坚持要蒋下野。于是，11月7日，双方勉强达成协议：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由蔡元培、张继、吴铁城回南京汇报会谈结果，孙科、李文范、陈友仁回广州汇报。

上海和会草草收场，陈济棠对和谈结果极不满意，尤其对协议的“广州政府即取消”更不情愿，加上以往对汪派不满，乃向回粤汇报代表提出质问，以“为什么没有实现请蒋下野”为由，指斥汪等出卖了非常会议。

上海和谈达成协议后，宁粤分别在南京广州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汪精卫又在上海召开了第3个国民党“四大”。粤方于11月18日召开了“四大”，会议一开始，便指控和谈代表“越权妥协”，并作出决定：“蒋如不发通电下野，则仍在粤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主持会议的孙科因受到攻击，无法控制会场，一气之下与汪派委员共100余人退出大会，去了香港。粤“四大”由是停顿。事情闹成这样，李宗仁担心不好收场，赶紧出面周旋，迭电在沪之汪、胡，敦请两公迅即返粤，出席、指导会议。

汪接电后拒绝南下，胡则在李等催促下，于11月27日抵粤，粤“四大”得胡主持，继续进行。去港的汪派人士100余人则应汪秘召，去了上海。12月5日，粤“四大”闭幕。胡汉民在闭幕词中代表大会坚决重申：宁粤合作必须以蒋介石辞职为先决条件。并以粤“四大”产生的第四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名义议决：如果12月20日前，蒋介石还不下野，粤“四大”中委不仅不赴京开会，还将自行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于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大会通过了35个决议案。蒋介石作了《闭幕词》，痛斥了那种“希望我们这一次代表大会开不成会，或是希望我们开成了没有多大的成绩”以及“要求中正下野”的论调，表示他要学习诸葛亮和岳飞，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精忠报国”。蒋介石乃一纠纠武夫，他发表演讲作报告，其讲稿皆不出自他手，捉刀人是陈布雷，理论指导是戴季陶。

12月7日，汪精卫假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召开了国民党“四大”，只开了一天。汪精卫作报告说：“上海和平会议的议案，虽然不是完全足以使人满意，但在现在国难当前的时候，我们应以退让为精神，大家一致来共赴国难。粤四大不体谅共赴国难的退让精神，又不知此次和会中有了民主政治的基础，竟然随意将和会议案推翻。”大会选出了10个中央委员，史称为“大世界中委”。

3个国民党“四大”结束后，主要议程便是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此时蒋介石如再不下野，粤、沪两地中委不愿入京开会。蒋介石在硬顶一时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只得采用“以退为攻”手法，他约于右任、吴稚晖、何应钦等人分别谈话，将以退为攻的有关事宜全部安排妥贴，于12月15日通电宣布下野。他在通电中说：“中正许身革命，进退出处，一以党国利害为前提，解职以后，仍当本国民之天职，尽党员之责任，捐糜顶踵，同纾国难，以无负总理之教训。”

同一天，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执行监委在南京中央党部举行临时会议，于右任任主席，作出决议：“（1）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清辞职案，决议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2）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林森、陈铭枢即联名发表就职通电。

自蒋介石宣布下野后，粤、沪中委纷纷入京。12月22日至29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宁、粤、沪3方中委均出席。然而作为各方领袖的蒋、汪、胡却都避不照面。于右任致《开幕词》，孙科致《闭幕词》。会上通过了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长。同时决定中央政治会议不设专职主席，实行三驾马车制，即设常委3名，分别以蒋、汪、胡担任。会议还通过了粤“四大”所提关于设立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之提案。孙科在《闭幕词》中还特别表扬了蒋介石，说：“这一次党内同志能够得到精诚团结的结果，我们又不能不想起，蒋介石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如无蒋同志这种伟大精神的表现，也不能感动全体同志，有此良好的机会，使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回想这几天内开会精神之良好，结果之圆满，不能不对蒋介石同志表示最大的敬佩。”

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通电取消。然而，会上产生的孙科内阁本是蒋、汪、胡3方矛盾斗争的产物。自新内阁筹备之日起，蒋就筹划好了它的垮台。蒋介石深知孙科的为人。胡汉民曾有形容孙科的一段话：“因为他是孙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蒋介石为了给孙科施加压力，便在一中全会开幕后，带着宋美龄乘飞机到了宁波，随即回老家奉化溪口去了。各部部长和重要员司也纷纷辞职，一走了之。江浙财阀，拒绝为新政府提供钱款。原财政部在部长宋子文带领下，部内科以上职员发薪3个月，来了个集体散伙，带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使财政部剩下一个空招牌。孙科上台后政府支出不敷，1个月就达1600万元。蒋介石指使何应钦三天两头向孙科要钱，孙科一筹莫展。

外交问题上更令孙科头疼，前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引退后，孙科以陈友仁继任。陈上台后为赢得民心，主张对日强硬，但立即遭到奉化蒋的责难，认为是“隔阂国情，徒为孤注一掷”，声明“对日宣战，三天可以亡国”。陈友仁一气之下，愤然辞职。蒋介石又指使何应钦有意向日舰挑衅，引起日舰几乎炮击南京，孙科吓得六神无主。蒋介石临走前，任命顾祝同为江苏省主席，鲁涤平为浙江省主席，熊式辉为江西省主席，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为甘宁青宣慰使。这些人全以急行军速度赴任就职，死死控制了局面，天老爷的话也不听，就听蒋介石的话。孙科本是个没有肩膀之人，内政、外交的窘境更使他一筹莫展，于是向报界抱怨：“以前五院对国府主席负责，现在行政院对中政会负责，行政院须完全听命中政会，而3常委迄今未来，行政院无所秉承，一切不能决定，故不免种种困难。盼望造成健全舆论共同欢迎蒋、胡、汪来京主持。”

孙科悄悄地坐上去上海的火车，孙科政府就要夭亡了。孙科要撂挑子，急坏了一中全会后逗留在沪的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陈铭枢等人。李宗仁、陈铭枢等为支持孙科，扬言要对金融界采取强硬措施。孙科也以“充实中枢，否则还政于民”为名，召集李宗仁、陈铭枢、冯玉祥、李济深等密谈，决定在蒋、汪、胡未入京前，设特务委员会，负责中央一切政治上之责任。1月13日，孙科、陈铭枢、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等在沪中委联袂进京。14日，在京召开第三次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正式酝酿成立中政会特务委员会，会上通过了特务委员会组织大纲，推出特委会委员。

李宗仁等人的活动，使在奉化窥测动向的蒋介石感到了真正的威胁，尤其是中政会特务委员会的设立，在蒋看来更是夺权的不祥之兆，不便再行坐视、延宕，蒋在李等联袂进京之日，来到了杭州，加紧拉拢汪精卫。蒋在离宁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难。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

蒋介石在杭州写信给汪精卫。那汪精卫则因被陈济棠逐出广州，正欲投蒋，于是连夜赴杭与蒋密谈竟夜，双方达成交易。同时，蒋、汪致电胡汉民，请他北上，“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孙科）及诸同志。”胡汉民复电汪精卫，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拒绝北上。张继、张静江由南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密谈。次日，蒋介石派自备飞机去沪接孙科来杭。孙科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往杭州。

1月18日，蒋介石在杭州西湖风景幽静的烟霞洞举行宴会，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等均在座。宴毕即在另室密谈。蒋介石对汪、孙表示：“余不入京，则政府必贸然与日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故余不顾一切，决计入京，以助林主席挽救危机，本我良心，尽我天职而已。”

烟霞洞会议否定了陈友仁对日绝交的外交方针，成立了以亲日派蒋作宾为首的外交委员会；同意了孙科辞职，商定由汪精卫出场组织行政院。会后，蒋、汪分别向报界表示，为赞助政府当局，当近日内共同进京。

1月23日，赶抵南京的蒋、汪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孙科以自动让位姿态宣布辞职。28日，由蒋介石主持召开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会上批准孙之辞呈，同时改组南京政府。新内阁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

第十六章　蒋、汪卖国

蒋、汪在杭州晤面的消息传到广州，胡汉民愤慨之余乃于19日公开宣布与蒋、汪决裂，并决定依恃两广实力派与蒋、汪抗争到底。而李宗仁等则因蒋、汪回返中枢，特务委员会无疾而终，深知尚无力量左右大局，也不再在沪逗留，采取坚决拥胡立场，返回两广，继续西南割据，与蒋作长期对垒。

在孙科内阁垮台的同时，被迫辞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满腔悲愤地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对日的消极政策，必导致日军的得寸进尺。”不幸，陈友仁一语言中，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动武，演出了“一?二八”事变来。上海打起来，南京下关的日舰也轰然开了炮，蒋介石和汪精卫赶紧迁都洛阳。

几天之后，国民政府的首都由南京移到洛阳。汪精卫为了实现他同蒋介石的协议，在洛阳主持召开了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提议由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此议一出，众人反对，一说蒋介石独裁，二说蒋介石不抗日，三说蒋介石是阴谋家。汪精卫却一定要蒋介石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而“主军”，他知道不办到这一点，他自己“主政”就一定主不成。结果，就在会上强迫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蒋介石很高兴，觉得汪精卫还算识趣，遂发表就职视事通电全国，说：“国难至此，遑计短出；许身革命，义不容辞，进退去留，一惟党国之命是从，始终生死，无敢或苟。”这样，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几十天，就又重新上台，职位从“蒋主席”变成了“蒋委员长”，全国军权完全操于股掌之中。一切如他设计的一样：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更大的权势。

紧接着，又任命陈立夫为中央组织部长，陈公博为民众指导委员会主任，从而达到了“蒋汪联合主党”的协议，蒋、汪二人成为中央的主宰，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统治中心至此就基本确立了。

蒋介石重新上台之后，法西斯主义之火又重新点燃。蒋派人往意大利向墨索里尼求教，去德国向希特勒求教。蒋指使陈果夫、陈立夫组织“中央俱乐部”的中统特务组织，因“陈”的英文第一个字母为C，故二陈为CC，俗称“CC派”。

“CC派”除二陈外，其领导成员还有张厉生、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周佛海等。

1932年3月，蒋介石又组织军统特务组织“复兴社”，自任社长，其核心人物主要是出身于黄浦陆军学校，如戴笠、贺衷寒、康泽、酆悌、桂永清、刘健君以及周佛海等人。

后来蒋介石为便于领导，将两个特务组织合并，他还请了德国将军塞克特、柏林警察总监白朗堡和德国特工人员到中国来当教练，特务组织专门从事法西斯主义宣传、摧毁共产党的组织、捕获和杀害共产党人、暗杀进步人士等罪恶活动。蒋介石第二次上台后，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对日本人侵占上海持妥协态度。从江西“剿共”前线撤退后驻防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是一支坚持抗日的爱国军队。

“一?二八”事变的前几天，张静江把蔡廷锴找去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撤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答道：“上海是我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张先生也是中国人，应接纳我的意见，向蒋总司令报告。”

张静江听罢，面红耳赤，二人不欢而散。

1月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朱培德给蔡廷锴连发3次急电，谓：“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蒋介石又密令宪兵第6团于1月28日赶到上海，从北站下车，准备接替19路军闸北的防务。蔡廷错指令19路军闸北驻军拒绝交防。

日军从1月18日起，接连在上海寻衅，制造事端。日寇扬言：“打上海4个小时就可解决问题。”日本侵略者企图将上海作为进攻内地的军事基地。

1月28日，19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不顾国民政府的阻挠，坚决抗击日军的入侵，打响了闻名中外的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的爆发，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沉闷空气，全国人民精神为之一振。英勇的19路军与上海各界人民一起，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打得骄狂不可一世、宣称4个小时即可占领整个上海的日军指挥官盐泽焦头烂额，连连溃败，羞愧难当而想自杀。2月7日，日本当局撤了他的职。

消息传出，举国振奋。戴季陶、陈果夫、陈布雷、陈立夫等立即向蒋介石献计，要蒋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决心，以免国人反对。蒋便于1月30日发出《为“一?二八事变”告全国将士电》：“东北事变，肇始至今，中央为避免战祸，保全国脉起见，故不惜忍辱负重，保持和平，期以公理与正义，促倭寇之觉悟，不意我愈忍让，彼愈蛮横，沪案发生，对渠要求，且已茹痛接受，而倭寇悍然相逼，一再向我上海防军攻击，轰炸民房，掷弹街衢，同胞惨遭蹂躏，国亡即在目前，凡有血气，宁能再发忍，我19路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破坏和平，蔑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诸同中正愿与众将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特本血诚，先行电告，务各淬砺奋发，敌忾同仇，勿作虚浮之豪气，保持牺牲之精神，枕戈待命，以救危亡。”

2月初，蒋介石由洛阳返回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向蒋表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蒋介石回答说：“很好。”并指示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88两师合成为第五军，命张治中为军长率其参战。

第五军协同十九路军抵抗了日军六七万兵力和200架飞机的进犯，奋战了33天，日军死伤1万余人。日军三易主帅，并且不断增兵。而19路军和第五军总共兵力不过4万人。全国人民踊跃声援淞沪抗战，几天就捐了3万套棉衣，设立了几十个伤医院，仅款项就有700万元，社会各界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支援抗战。宋庆龄等亲到前线慰问官兵。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蒋介石在2月23日电勉淞沪抗敌各将士说：“日军倾力进犯，狼奔豕突，连日江湾、庙行镇、闸北一带冲击激烈，开未有之激战，我军卒能拼死抵御，肉搏苦战，气吞河山，屹若金汤。我革命军之勇武，大无畏之精神，足以表现于世界，而震惊全球。各将士不屈不挠，精诚卫国，放革命之异彩，争民族之生存，胥于此积极奋斗中，达成其使命，愿与诸将士共勉共励，奋斗到底。”蒋介石一时支持抗战，有种种原因：一是以免国人反对，二是冯玉祥、于右任、陈友仁等慷慨激昂，力主抗战。然而，蒋介石不再调兵增援了，他要按“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了结淞沪战事，尔后潜心“剿共”。

蒋介石对总参谋部说：“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如挖肉补疮，将招致沦亡大祸。”

全国各地许多部队长激于爱国热情，纷纷请缨，何应钦竟发电。警告说：“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之命而擅自开拔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令处分。”又派心腹监视各军，不准妄动。

2月13日，何应钦致电蒋光鼐说：“蒋公之意，我军进攻，无论如何牺牲终难达目的，已派陈次长与日武官原田及第9师团参谋长田代少将接洽，先谈双方停止射击若干时间，为办理调停余地，然后进一步商谈如何撤退等问题。”

汪精卫以行政院长身份，代表国民政府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同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讲话：“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

日军增至近20万人，19路军寡不敌众，急请军政部速派援兵，竟遭拒绝。淞沪守军孤立无援，日军发起强攻。3月1日，日军从浏河偷袭登陆，19路军被迫退出淞沪第一道防线，撤至嘉定、黄渡一线。

5月5日，中日双方在上海正式签定了协议，内容共5条，其中第2条规定上海至苏州一带，中国没有驻扎军队的权利，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第3条则规定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这个协定，承认了日军可以长期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军队；另将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北为止的广大地区，划给英、美等帝国主义共管。日军同意签订这一协议，其目的是想将军队调往东北去打义勇军。

5月13日，日军第14、18师团即转开吉、黑增援。上海停战后，蒋介石立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剿共”。

蒋介石第4次“剿共”的整个部署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消灭鄂豫皖和湘鄂西两个革命根据地；然后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企图以重点进攻，分区“围剿”的办法，达到各个击破红军的目的。为此，蒋介石调动了63万大军。

5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3省“剿匪”总司令，李济深为副司令，曹浩森为参谋长。3省“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武汉，下设左、中、右3路军。

在上海的共产党领导机关此时正处于非常严峻时期。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央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三中全会之后，李立三已离开了领导岗位，但是，三中全会不久，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来了一封信，指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并指责中共中央为调和主义。更糟糕的是：这封信还未送往中国，从莫斯科归国的留俄学生便把消息传给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等人，这些留俄学生不执行中央要他们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命令，赖在上海不肯走，并把消息广泛传播开去，于是，到处议论纷纷，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王明和博古又联名写信给中央，说李立三的错误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云云，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其机会主义的实质。要求中央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瞿秋白等人还不知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而闹事，未予理睬。但王明很快写出《两条路线》的意见书，抄写3份，在几十人中传阅宣称：“现在领导同志瞿秋白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一些曾受过李立三或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成员，纷纷响应，也认为党出现了危机，已经临到八七会议前夜的情况，要求中央改组。其中有些是好同志，如具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中共上海沪中区委书记何孟雄，他是李大钊的学生，早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一直反对李立三的“左”倾主张，曾尖锐地批评过“立三主义”的错误，但受到李立三的无理压制，说他是“取消派暗探”，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三中全会不但没为他平反，反而错误地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他的情绪十分激烈，也有不少人同情他，强烈要求改组中央。但也有一批人，长期对中央心存不满，如控制着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党团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十分活跃，到处制造纠纷。

王明、罗章龙等联名要求国际再次开像“八七会议”那样的紧急会议，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到瞿秋白和周恩来头上，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风潮。

年轻、狂妄、野心勃勃的王明，在共产国际却有后台。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4月生于安徽金寨县的一个集镇上，祖籍是安徽泾县云岭村。他在16岁那年考入六安城的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进武昌商科大学学习。1925年10月，王明在商科大学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那里，王明得到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和重用。1927年4月，米夫要王明随他来中国武汉，出席中共五大会议。由于米夫的信任，王明毕业后被留校工作，担任翻译和联共党史教员。

米夫在1928年被提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当年6月，他安排王明在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的工作，接着让王明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负责人。王明以米夫为后盾，开始排斥和打击异己，在党内搞宗派活动。连原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俞秀松，也被王明打成“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成员。后来中共中央代表团代表瞿秋白经过调查，并经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的审理，作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反动组织的结论。

1929年3月，王明回到上海，当时共产党内很需要理论干部。对于王明这个学过理论的青年，中央寄予很大希望。中央派他到苏区去工作，了解中国实际，学习革命经验。护送他去苏区的交通员已经派定，但王明害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环境，总想留在上海，在党的上层工作。党组织允许他留在上海，派他到沪西区作中央党报采访员兼送报。不久任命他担任沪东区委宣传干事。王明自称是宣传部长。10月，调任他为《红旗》报编辑。

1930年1月，王明去上海英租界垃圾桥附近的彩印工会出席工联会召开的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时被捕。20多人被押上囚车带到老闸捕房。当巡捕间王明姓名、住址时，他说了假姓名，但供出了住址是鸭绿路。鸭绿路有党的机关，这样就影响了机关的安全。

当天下午“340号”巡捕送糙米饭来，王明就和“340号”巡捕商议，请他给狱外的人送信，每送一封信给大洋14元酬劳费。巡捕表示同意，于是王明从一个被捕的工人那里找到一根短铅笔，又找到几张草纸，伏在墙角的地上写了信，折好后交给那个巡捕。王明的信是写给其挚友、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现任中宣部秘书潘问友的。信中内容是他因什么事被捕，被关押在什么地方，请求营救。王明还托巡捕向潘问友询问高介三的住址。李求实先接到王明的信，看后大吃一惊，说：“王明这家伙靠不住了，我们马上搬家。”

李求实急忙通知王明知道的所有机关，立即在一天内搬家。潘问友给王明复信说：“你的事转华丰公司代为照料。”对于询问高介三的地址未作答复。潘问友不久被捕，当了叛徒。王明等在老闸捕房关押一段时间后，被解送到提篮桥牢监内特犯间，英租界当局宣布将要把王明等人引渡到国民党政府上海警察局。王明因听曾在中国监狱坐过牢的人说，国民党用刑残酷，他惧怕引渡，再加上他发现一个同时被捕的人有叛变嫌疑，更增加了惧怕情绪。夜半，王明想出一个办法：要同时被捕而被巡捕搜去记录和签到簿的那位同志承担责任，以救大家。

次日上午，王明对那位同志说，：“这里分子很复杂，一被打，一定都供出来，那时大家都不得了。为保存干部计，为救大家计，你是一个案首，你可以承认一些，说你是来作什么的，那就可以减轻大家的案情，你看如何？”但那人表示：“我坚决不向敌人低头。”王明当场被他顶了回去，弄得不好意思。

几天后，开庭审讯，提审王明时，判官问：“叫什么名字？”王明答：“王杰仁。”“哪里人？”“安徽人。”“多大年纪？”“19岁。”“干什么的？”“开米店的。”“为什么到彩印工会去？”王明哭着说：“老爷！俺不懂什么！俺去找俺表兄吴鲁卿先生。”

敌人不明王明的身份，经王明这么一说，便给蒙蔽了。王明又和一个安徽籍的看守攀谈，同他认“乡亲”。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德国籍代表花了几千元打通关节，警察局让王明“交保释放”。在办手续时，王明的那个乡亲看守，让他随便填写一个名字算作保人，于2月28日放他出狱。

王明出狱后去找高介三。高介三因王明曾托巡捕询问过他的地址，已严重威胁他的安全而搬了家。高介三搬走后敌人即搜抄了空宅。王明来到高介三家一看，不料已人去楼空。王明因泄密而受到处分，不能做原来的工作了。他向政治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请求，给他一个具体工作。李立三和全国总工会负责人商量，分配他到全总宣传部，任《劳动》三日刊编缉。

王明在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共写了近20篇文章，几乎和李立三的文章数目相等。王明在这些文章中积极鼓吹“立三路线”，他不仅是李立三的有力支持者，而且在李立三遭到非难时，成为李立三的辩护士，给反李立三盲动冒险的同志扣上“右倾”、“调和倾向”等大帽子。

1930年6月，王明被调到中宣部任秘书。7月初，王明得知共产国际不同意李立三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便与博古一起，以“随便聊聊”为名，邀集留苏联归国的王稼祥、何子述开了一个串连会，王明说：“大家都是中山大学的老同学，交换交换回国以来的见闻和感想。”谈论结束时，王明说：“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7月9日，李立三主持会议，要求进一步贯彻发动全国暴动的计划，但遭何孟雄反对。王明见时机已到，就朝博古使眼色，博便发了言，何子述、王稼祥亦发了言。王明接着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对李立三的报告提出了批评，指责李立三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云云。

李立三大怒，即以“右派”、“小组织者”罪名扣在王明的头上，向忠发宣布给王明撤销中宣部秘书以及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同时对博古等人也给予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