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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明已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有恃无恐。次日，他给中央写信，重申自己的意见，要求中央撤销对他和博古等人的处分。周恩来、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李立三作了自我批评，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三中全会作了肯定，王明也表示“拥护”。
但是，王明曾因反对李立三而受了处分，三中全会既没有撤销对他的处分，更没有把他当作反李立三的英雄，加以褒奖、提拔，心中不满。他对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一直是耿耿于怀。瞿秋白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同情中山大学多数同学，反对王明的小宗派，引起王明的强烈不满，一直在寻机报复。因此，当王明得到共产国际写信指责中共中央时，又串通留学苏联归国的一些20多岁的年轻人，要求中央改组。
第十七章 红军遇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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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直到1930年11月6日，才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国际来信，承认在批评李立三错误问题上有调和态度。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报告。其实，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是在共产国际“左”的思想指导下发生的。是时，中共中央对于共产国际是唯命是听的。曾积极鼓吹立三路线的王明等人，对立三路线的错误没甚揭发。他们对揭发李立三的错误没有兴趣，而是猛烈地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要求由国际组织临时的中央领导机构。罗章龙和一些受过三中全会错误批评的干部，也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来解决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问题。周恩来等到处解释，舌敝唇焦，风潮仍无法平息下去。12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以国际代表的身份秘密地来到上海。他分批会见了王明、博古以及罗章龙、徐锡根等，同王明密谈几次后，决定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召开四中全会，全会的中心是反右倾。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严厉指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
政治局在米夫的压力下，于12月6日决定撤销对王明、博古、何子述、王稼祥4人的处分。米夫又逼迫政治局发出全盘自我否定的通告。中央无法再继续工作下去而陷于瘫痪。王明、博古、罗章龙等因未得到权力并不就此罢休，他们更加乘势猛攻，大吵大嚷。罗章龙于1931年1月1日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并提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关向应、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罗章龙毕竟不是米夫的门徒，米夫只是想让罗章龙把水搅混，而不让他摸鱼。米夫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博古等商议后，由王明等出面，左右开弓，一面继续猛烈攻击中央，一面又指责罗章龙、何孟雄等为右派，并要求召开四中全会。闹腾一阵子后，米夫出来讲话，说他已报告国际，决定召开四中全会，并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议案》。米夫提议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政治局对那个屡犯错误的年轻人王明并不放心，没有完全接受米夫的意见，决定由尚在苏联的刘少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刘归国前由王明代理。同时决定将博古补为团中央委员，参加团的中央局工作。瞿秋白、周恩来觉得他们在处理立三问题上既已错误，就应该团结反对过立三错误的人来执行国际路线。他们推荐何孟雄等去见米夫，并在讨论四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名单时，提出了何孟雄。米夫因何孟雄不是他的门徒而拒绝。瞿秋白、周恩来对三中全会的问题承担了责任，提出退出政治局的要求。米夫因他的门生王明等都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定在瞿秋白、周恩来二人中保留一人，王明早已要对瞿秋白进行报复，米夫决定瞿秋白退出。瞿秋白对周恩来说：“你还要背着这个担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全会只开了15个小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售14名中央委员、8名中央候补委员和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计37人出席会议，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徐锡根、李维汉、任弼时、贺昌、余飞、顾顺章、温裕成、王克全、罗章龙、陈郁、史文彬、张金保、王凤飞、陈云、周秀珠、徐兰芝、袁炳辉、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韩连会、何孟雄、徐畏三、沈先定、顾作霖、夏曦、肖道德、邱泮林、博古、柯庆施、袁乃祥。六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共36人，出席这次会议的只有22人，且王明等15人非中央委员，不但出席了中央全会，而又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是一次很不正常的中央全会。
会议由向忠发作了政治报告。经过讨论后，由米夫作为国际代表作了结论，然后进行改选。米夫在发言中挖苦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3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不仅被补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米夫没有同意。周恩来在四中全会期间，同瞿秋白一样被置于“被告”席上。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并单独交付表决。因多数人不同意未被通过。
四中全会后，中央在米夫、王明等人操纵下，决定由王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并派遣大批中央代表到各地去。派夏曦去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等等。还制定了《中央巡视员条例》。于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些“钦差大臣”握有尚方宝剑，权力极大，因而给苏区和红军带来灾难。从这时起，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米夫在四中全会之后，在中国又停留了半年时间，中共中央的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他一人决定，没有任何讨论余地。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小宗派活动到处都是，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罗章龙等正在酝酿成立第二中央，王克全等正在准备成立第二江苏省委，不少党员一时不知所从，全党面临大分裂的威胁。显然，无论是手握重权的国际代表米夫，或是米夫的得意门生王明等人，都无法驾驭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和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张国焘3人为中央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苏区工作。米夫和王明同意这样的安排，只作为权宜之计。王明公开放风说：“这只是为了实际的工作便利和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周恩来清楚地看到：如果他不出来稳定局面，撒手不管，党就会出现大分裂。于是他忍辱负重，代表中央同罗章龙、王克全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刻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周告诫他们说：“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王克全、罗章龙的情绪已十分激动，他们不听周恩来的劝告，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五天内作出答复。罗、王仍然不理睬。
1月27日，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罗章龙、王克全在党内毕竟没有那么大的势力，对他们处分之后，党内局势稍稍稳定下来。但是，蒋记国民党特务严重摧残共产党组织。党的重要干部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因受叛徒出卖，于1月7日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2月7日被杀害。
1931年4月，多次发表文章支持王明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陈昌浩被中央派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去工作。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保卫局局长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不料，顾在途经武汉时、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逮捕后叛变。顾顺章原是上海工人，他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重要机密极多，清楚只有极少数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也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顾顺章的被捕和叛变，因远在武汉，中共中央没能立刻获悉。顾顺章向徐恩曾建议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这个极端机密而重要的情报，幸亏被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获悉，钱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陈赓转报中央。主持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在陈云、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国际机关一夜之间全搬了家。国民党特务在顾顺章引导下在上海进行了大搜捕，一一扑空。但是，顾顺章供出被捕后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恽代英，恽代英被捕时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告密说王作林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本是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有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敌人对他劝降失败。1931年4月29日，敌人将恽代英押赴刑场，恽代英牺牲时年仅36岁。顾顺章被徐恩曾留在中统特务机关工作，他不仅使恽代英丧命，而且带领4个武装便衣特务分子，又在香港将蔡和森抓获。蔡和森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服，又被刺刀刺进胸脯，鲜血喷涌而亡。
这一番折腾后，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向忠发、王明、周恩来、卢福坦4人。王明成天惊魂不定，他曾躲到尼姑庵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上海郊区一个疗养院隐居。中央决定改变工作方式，很少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采取分头负责的办法。但是，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事情：总书记向忠发历来生活作风不好，跟妓女杨秀贞姘居。向忠发和杨秀贞搬家后，将女佣解雇。顾顺章以重赏收买女佣，暗带特务分子去诱捕向忠发。向忠发见势不妙，从后门逃走。中央考虑到向忠发处境很危险，决定他立即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周恩来一再叮嘱他在离开上海前不要外出，但他不听警告，不守纪律，擅自在临走前去杨秀贞的新住所过夜。
次日清早，向忠发从杨秀贞那里出来，到静安寺英商“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将他捉住送往捕房。周恩来立刻组织人营救，但向忠发在两天后即叛变了，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供出。敌人派人去搜查，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已撤离。敌人仍不死心，派人在他家守候。向忠发又带领敌人去逮捕瞿秋白等，落了空，然后又带领敌人去破坏中央机关，亦落了空。蒋介石一气之下，下令将向忠发处死。
中央机构工作人员不得不更加严格地隐蔽起来，互不往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停止工作。中央决定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工作。王明像惊弓之鸟，不敢在上海隐居，又不愿去中央苏区过艰苦生活，决定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资格去莫斯科。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上海的都远不足半数。于是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指定博古、张闻天（洛浦）、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6人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在这之前，博古、张闻天还不是中央委员，他们靠着王明，一下子成了政治局常委，真是一步登天。王明的宗派主义，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被蒋介石特务机构先后捕获的中共高级干部叛变革命的，除顾顺章、向忠发外，还有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叛徒加强特务工作，他们利用顾顺章开办叛徒训练班；设立“设计委员会”，搜罗叛徒参加其特工，利用叛徒站马路、坐茶馆指认共产党员，乃至重用叛徒，吸收叛徒参加其领导机构。
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李竹声、卢福坦后来也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叛变。卢福坦是山东淄市人，工人出身，他叛变后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
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王明在临行前，再三关照博古，嘱其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乃是王明宗派之人，又是教条主义者，绝对服从王明。王明看准了这点，才指定博古负总责，由他自己在莫斯科掌舵。
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在那里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局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组成。中央革命根据地却是另一番景象。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中央苏区得到迅速扩大。在赣南已有跨18个县的范围，面积纵370公里，横270公里，在闽西，有以长江为中心的4个县范围的苏区。赣南和闽西形成了相当规模的中央苏区。人民为了保卫政权，踊跃参军，一方面军已有6万人的队伍，地方部队有独立师、独立团以及民兵等。中央苏区因交通阻隔，王明的“左”倾政策一时尚未为人知。1931年4月，中央代表3人团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宁都召开了中央局扩大会议，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从此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开始在中央苏区推行。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分别在8月和10月两次给中央苏区发来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多方指责，与此同时，中央不断派代表“加强”中央苏区的工作。
11月1日，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毛泽东在改造红军方面不积极执行中央的指示，红军还“没有完全脱离游击主义传统”，“忽视阵地战”；因而，要求集中火力反右倾。会议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接任中央局代理书记。
1931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人民委员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结果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张国焘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成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红军部队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排挤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周恩来来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中央局书记。远在上海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1932年1月9日作出《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红一方面军攻占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周恩来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毛泽东不同意这种“左”倾冒险计划。周恩来代表中央局给临时中央致电，表示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临时中央复电采取了折中办法：要求红一方面军至少要在抚州、吉安、赣州选择一个城市攻打。中央局多数主张打赣州，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敌人以优势兵力据坚防守赣州不易攻克，而且我军攻打赣州，敌人很快会从南北两路调兵援赣州，我军将处于险境。”但是，攻打赣州的命令下达了。毛泽东为革命前途忧心忡忡，他的健康状况极差。中央局作出决定，要他去东华山一个古庙里休息。
一个多月后，项英带着警卫员突然来到毛泽东所住的古庙里，毛泽东预感到有什么事情，开门见山地问：“你这时候来，有什么事吗？”“周恩来同志让我请你下山去，领导打赣州的战斗。”项英简短地向毛泽东介绍了赣州久攻不克，部队伤亡惨重，敌人援兵又到，红军处境危险的情况，军委决定请毛泽东出山领导战斗。
毛泽东听完后，敏捷地站起身来说：“我马上就下山，你先走一步，我随后就来。”项英走后，毛泽东立即命令警卫员收拾东西，准备下山。天空乌云翻滚，暴风雨就要来了。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要他等雨过后再下山，毛泽东坚定地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不能等了。”
毛泽东冒着滂沱大雨，打着伞，带着警卫员急匆匆地下山去了。主攻赣州的是彭德怀的第3军团，计1．4万人。而赣州守敌1．8万人，且赣州东有贡水，西有章水，北有赣江，只有南面是陆地，城墙高达2丈，易守难攻，素有“铁赣州”之称。红军以顽强的精神苦战1个月不克。1932年3月初，敌方援兵陈诚部主力第11师突入城内，第14师随后开到，敌军增加了约2万人的兵力。红三军团腹背受敌。
毛泽东从东华山急急忙忙来到瑞金，立即致电朱德，要求3军团在1、5军团的支援下迫使敌人退入赣州。尔后，毛泽东连夜奔赴赣州前线。毛泽东来到江口前线指挥部时，3军团已经解围脱险了，与敌人隔江相望。毛泽东到了驻地，立即参加中央局扩大会议。会上围绕着是“撤军”还是继续攻城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论，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毛泽东力主撤军，他说：“进则攻坚不利，敌人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余地。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进攻中心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把敌人调出城来聚而歼之，是对红军最为有利的上策。赣州已经是座孤城，这个包袱让蒋介石背着。”毛泽东的意见被众人接受了。
江口会议决定：彭德怀率3军团向赣江西岸出击，称为西路军；毛泽东率领1、5军团向闽西发展，称为东路军。毛泽东指挥1、5军团攻克了武平、上杭、龙岩，3战3捷。为了诱歼敌军张贞部的主力，红军马不停蹄，人不歇脚，以闪电般的速度，乘胜向漳州进发。
漳州是闽南的商业中心和军事重镇。张贞得知龙岩失守，急忙调主力师去天宝，扼守高山要隘，阻挡红军攻占漳州。毛泽东来到前沿阵地，察看了地形。这一带群山起伏，敌人在通往天宝山路两旁的山峰上派重兵把守。担任主攻任务的1军团2师发起数次猛攻，未见效果。毛泽东发现左侧后的高山上没有敌人，便一面命1军团派部队占领那个山头，从后面包抄敌人；一面令2师继续从正面佯攻。敌人在前后夹击的情况下，很快被击败，左右两翼的敌人见势不妙，纷纷退入天宝城内。
毛泽东命5军团插入天宝与漳州之间的要道，切断天宝城内敌人逃向漳州的退路，而后命令1军团向天宝城发起猛攻。龟缩在天宝城内的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在1军团的猛烈冲击之下，没有坚持几十分钟，便弃城向漳州方向逃窜。他们没有料到，5军团已在前面截断了他们的退路。敌军在红1、5军的夹击下做了俘虏。
漳州城里的敌人得知天宝失守，急急忙忙点燃了弹药库，夹着尾巴逃跑了。红军进入漳州时，弹药库还在爆炸之中。毛泽东在闽南完成了开辟革命根据地和筹款、筹物资任务之后，于6月转旗向西，胜利回师。毛泽东在回师途经龙岩时，闻讯西路军的3军团在湘赣边区扩军40个营，但在回师根据地时，被敌军在南雄、乌径、信丰一线切断了道路，敌人企图在那里围歼3军团。于是，朱德、毛泽东不辞劳苦，带领东路军长驱西进，昼夜兼程，前往增援。东路军经过酷暑下的长途行军，赶到广东的南雄县，同陈济棠的粤军20个团在水口地区遭遇，进行了一场异常激烈的恶战，将20个团的粤军击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水口战役。水口战役使粤军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在很长时间内不敢轻举妄动，对于红军尔后的北线作战很有利。
1932年8月初，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分别召开会议，通过对红一方面军整编和红军歼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的决议，会议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任命毛泽东为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作战指挥权属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治委员；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和后方的行动方针、作战计划。周恩来赴前线后，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一方面军佯作向西行动，主力却隐蔽地急行北上，连续行军1星期，于8月15日抵达招携、东韶一线，同敌军相持。第2天出敌不意地突然发起进攻。17日攻占乐安，20日攻克宜黄，23日占领南丰。红军速战速决，异常迅猛，连克3城，俘敌5000余人，缴获了包括迫击炮、机关枪等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这一战役之后，红军撤退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机再战。
第十八章 “左”祸肆虐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一再催促一方面军继续向北出击，威胁南京，并指责一方面军原地久待，给“群众不好影响”。周、毛、朱、王发现北上地形于红军不利，敌人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从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增援、固守城镇，认为红军应使敌人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以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一方，以周、毛、朱、王前线军事领导人为一方，在电报中你来我往地坚持各自意见，两方之间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中央局蛮横地决定暂时停止红军的行动，在宁都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情绪支配下，对前线军事领导人，特别是领导红军打胜仗的毛泽东进行无理指责。说前方军事领导人对敌人大举进攻表现出“恐慌、失却胜利信心”、“有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礼记》，即今本《礼记》。，泽东表现最多”。提出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不少人给毛泽东扣上“不服从中央”、“右倾保守”等罪名。
由于会上有人提出要撤销毛泽东军队职务的问题，使毛泽东不便继续参加会议，他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后，退出会场。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坚持不要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但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在前线主持战争全责，毛泽东请病假去后方休息，必要时再到前方。
会后不久，临时中央宣布：周恩来兼任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撤销毛泽东总政治委员职务。毛泽东说：“军队什么时候需要我回来，我会回来的。”话是这样说了，但毛泽东的心情是十分不安的。他回到住所，坐在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半天都不起来走动，也不和别人讲话。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之前，革命根据地迅猛扩大，东起淠河，西迄平汉路，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囊括26个县，总面积达4万余平方公里。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后来发展成为全国3大主力红军之一，创建了红四方面军；下辖3个军，计10个师，指战员4．5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将领有徐向前、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蔡申熙、刘士奇等。这些人大都毕业于黄埔军校，有很高的军事理论素质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他们创造性地制定出以红军之长，克敌之短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适应战场的形势，敌变我变，灵活而又果断地打击敌人。张国焘和陈昌浩在1931年4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首府新集（河南省）之后，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召开鄂豫皖边特委会议，宣布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撤销鄂豫皖边特委。决定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周纯全、高敬亭、王平章、郭述申为中央分局常委，张国焘为书记兼任鄂豫皖根据地军委主席。不久成立了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为省委书记。
从此，张国焘控制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权，他一方面推动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一面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根据地仅有8个县委，其中7个县委书记被撤换。张国焘在军事方针上同红四军（红四方面军是后来在红四军基础上发展而来）领导人发生分歧，曾中生等提出红军主力应向南发展，张国焘不仅末采纳这个正确建议，反而指责这是“立三路线的残余”，命令红四军主力赴商城亲区，解决顾敬之反动民团。
红四军只得开赴商城，因顾匪及其所部大搞坚壁清野，裹胁群众逃离家园，红军追剿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供给发生严重困难，还时遭反动武装袭扰，短时内很难取胜。红四军领导人复向中央分局和军委申明理由，希望采纳原来建议，又遭张国焘等人无理拒绝。
红四军领导人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再次提出红军主力向外发展问题。于是围绕着红军主力是否南下的问题，展开一场激烈争论。曾中生等人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主张，同意部队南下。但张国焘不久又推翻了红军南下的决定，要红四军打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并限1个月完成。红四军领导人不同意张国焘的冒险计划，仍主张先打英山，出蕲春、黄梅、广济，威胁长江，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同蕲、黄、广连成一片。张国焘则下了命令，红四军只得服从命令，进行南下英山，东出潜太的准备工作。张国焘免去旷继勋军长职务，任命徐向前为红四军军长。
徐向前同曾中生合作，厉兵秣马，南下作战。1932年8月1日，攻克英山，全歼守敌，生俘敌人1800余人，缴获1200余枝长短枪、18挺机枪、迫击炮4门，其它大批子弹和军用品，出师首战告捷。打下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等又分析了敌我力量，认为东进不如南下，如若东进，对红军不利。于是他们一面行动，一面将情况和决定报告中央分局。8月3日，红四军主力南进，经过两日行军到达蕲春县境。曾、徐决定先取蕲水、罗田，打开战场，然后诱敌而歼。
红四军主力南下作战，在比较长的时间内连续打了几个胜仗，共歼敌7个团，俘敌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枝，建立了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太大片红色区域，使红军和根据地的经济困难缓解。红四军改东进为南下，出师告捷，获得了重大胜利。不料，张国焘以中央分局和军委名义写信给徐向前和曾中生，指责红四军“不出潜太、安庆而出武穴，是放弃援助中央苏区的政治任务，政治上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张国焘命令红四军领导人接信后，立即率部队火速北返，不准有丝毫的停留。
徐、曾不得不放弃有利战机，遵命率红四军北返。当部队在北返中到达英山县鸡鸣河时，曾中生主持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与会的大多数人不同意张国焘的无理指责。会议最后通过了曾中生起草的《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信》。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先行北返，向张国焘和鄂豫皖中央分局、鄂豫皖军事委员会面陈一切。张国焘等无视曾中生等红四军的正确意见，而抓住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等问题，竟将曾中生撤职，另派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匆匆赶到驻在麻埠的红四军军部，宣布中央分局的决定。
张国焘并不以此罢休，他以中央分局名义，在泼皮河召开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但仍有不少干部支持曾中生，为曾中生的军事方针辩护。张国焘不得不承认原订计划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所选择的目标在战术上是错误的。但他竟然反污红四军南下取得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执行的是立三路线的盲动计划。给曾中生扣上“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大帽子，宣布将曾中生调离部队到后方“考察”。张国焘又以分局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当时的中共中央站在张国焘一边，同意其报告。张国焘是一个权势欲极重之人，他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3重身份，在清除曾中生在军队中的领导权之后，依靠陈昌浩、周纯全等人，开始了一场从军队到地方的以反对所谓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在1931年9月中旬至1932年春，被逮捕和杀害的干部有军级17人，师级35人，团级44人。肃反开始后的将近3个月，杀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地方干部被捕杀的情况也很严重。中共六安县委，除两个炊事员外，从县委书记到一般干部全部被杀；霍丘县委机关干部也全遭屠戮；赤南县苏维埃政府有干部48人，被捕杀者达45人。红安独立师在一个晚上杀了200多人，红山警卫团第8连从战士到连长100余人，一次被杀光。张国焘的屠杀政策激起了群众的强烈反抗，黄安五区人民群众提出“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打倒张国焘、打倒保卫局”的口号，贴出“张国焘是帝国主义，是杀人的刽子手”的标语。曾担任黄安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的来显安，起初肃反十分卖力，他亲手杀了不少所谓“改组派”、“第三党”和“AB团”分子，但他也被张国焘怀疑，3次遭到逮捕。
他在第三次被捕受审时说：“我开始认为肃反是真的，我杀了许多人，后认为有假，放了许多人。今天才认识到完全是假的，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来显安亦被处死。张国焘虽然把反抗他的人们镇压下去，但他又不得不改变做法，把以捕杀为主，改为自首为主，但仍有不少人被杀。
1931年8—10月，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对地方武装进行了整编，把不脱产的赤卫队、守备队一律更名为赤卫军，并统一建制。全根据地共编成赤卫军15个师。在此基础上，整编并扩大了红军。在麻埠成立了红25军，旷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25军成立后，红四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辖红四军、红25军，共3万余人。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积极开展外线进攻，连续进行了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大战役，共歼国民党“围剿”军40个团6万余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红四方面军由3万人，扩大为4．5万人，不久在皖西成立了红27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
1932年6月29日，蒋介石抵达武汉，部署第四次“剿共”，将63万大军分成左、中、右3路军，命何成浚为左路军司令官；蒋介石兼任中路军司令官，刘峙任副司令官；李济深为右路军司令官，王钧为副司令官。除以左路军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作战外，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另有4个航空队，全力压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路军司令部设在河南信阳，右路军司令部设在安徽六安。蒋介石的意图是：从东北西3面发起攻击，攻占红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从东南方向将红四方面军驱出鄂豫境；而后实施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之皖西根据地，再由北而南，将红军主力压至长江北岸，聚而歼之。其战术是：纵深配合，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遇红军主力，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并进长追，四面堵截。蒋介石又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实行保甲制和“连坐法”，动员外逃土豪劣绅回乡执政。蒋介石拟定“剿匪”要诀：“以少击众，以实击虚，以整击零，以正击奇。”
张国焘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他在党的会议上说：“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了7个师，其余都是杂色部队，国民党的军队已成为偏师，红军现有这样的力量，已是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蒋介石集中所有残余力量同我们作最后的挣扎，我们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一个的问题，而是要根本消灭‘围剿’，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张国焘我行我素，他令红军继续向罗山进逼，以破坏京汉路，然后沿京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徐向前等鉴于敌人正在加紧新的“围剿”部署，建议停止出击平汉线的行动。他说： “我军连续作战，疲惫已极，当务之急是养精蓄锐，休整训练。把主力摆至鄂豫皖边界，一脚踏在根据地，一脚踏在白区。边休整部队，边掩护地方开辟工作，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作准备，这样老区既能巩固，新区又能发展，同时部队主要就食于新区，还可以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乃一举数得之策。”
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而张国焘、沈泽民坚持红军主力南下进攻麻城的意见，他们说：“红军应乘胜利余威立即南下麻城一带击敌，开拓南部工作，威胁武汉。”
徐向前、陈昌浩的正确意见被否决后，便率红四方面军主力进攻麻城。动员口号是：“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这样的作战行动正中蒋介石的圈套。麻城是敌人长期经营的一个坚固城池。蒋介石下达固守麻城，拖住红军的命令。他要在麻城牵制红军主力，以便东西相援，中路、右路配合作战。
红四方面军虽然在江石堰、七里桥和李家集、靠山店、甘棠铺一带的战斗中，歼敌3000余人，但不仅未实现攻克麻城的计划，又要分兵阻击援敌，使红军主力被敌人吸住而失去主动。结果是消耗、疲惫了红军，敌人却能从容部署和展开“围剿”。红军主力在麻城作战。麻城守敌凭城坚壕深，固守不出，红军屡攻不克。分布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周围之敌开始紧缩包围圈。张国焘下令旷继勋的红25军守住霍丘县城。旷继勋明知这个决定不妥，但不敢违背张国焘的指令，同敌人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与敌人拼搏5昼夜后，红25军遭受重大伤亡，7月20日，霍丘县城陷落。
这个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然而张国焘却撤了旷继勋军长职，由蔡申熙接任。蒋介石见国民党军队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包围“进剿”，均未遭到有力的反击，便改变原定“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于1932年8月7日下令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要求主攻纵队迅速插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寻找红四方面军主力决战。张国焘见形势严重，惊呼“今天打出了一个厉害的敌人来了。”于是赶忙命令撤麻城之围，命令已经十分疲惫之红军昼夜兼程，回师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
徐向前心急如焚，率红军一夜走了130里，来到黄安。陈赓的红12师在黄安以西徐家、冯寿两地区与敌先头部队第10师遭遇。趁敌立足未稳，突然发起攻击，给敌以很大杀伤。蒋介石对第10师失利甚为恼怒，急电卫立煌纵队加强防守，并命陈继承第二纵队限3天内占领七里坪。蒋命令道：“如有违误，当予以最严厉之处分。”徐向前带领几个人到前沿的一个山头观察情况。只见在错综连绵的山头上已有敌人筑好的固守工事。一个侦察员向徐向前报告：“敌人正向红军两翼迂回。”
徐向前立即返回指挥部。从后方赶来的张国焘正躺在床上休息，见徐向前进来，便问：“情况怎么样？为何听不到枪声？”徐向前答道：“部队正停止待命，我看应立刻转移。”张国焘从铺上跃起身来：“是不是情况对我不利？”“如不转移，两侧敌人迂回上来，更是不利！”
于是，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决定转移七里坪，寻机会歼敌军。徐向前集中5个师的兵力，同敌军在七里坪激战，虽然给敌人以很大杀伤，但却不能改变整个战局。七里坪战役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北移檀树岗、新集。蒋军两个纵队尾追而至，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胡山寨同敌激战后，向皖西转移。
革命根据地重镇红安、新集、商城相继失陷和红军连续撤退，以及敌军的步步逼进，使狂妄自大、盲目轻敌的张国焘一变而为右倾恐敌，惊慌失措。张国焘等在撤退途中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援助。在中央根据地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复电建议红四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方式疲劳与分散敌人，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部后迅速转移，以便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围剿”。
第十九章 湘鄂西悲歌
张国焘等接到周、毛、朱、王复电后，已经失去了运动歼敌的时机和条件，于是决定以郭述申和独立4师师长徐海东等，带少部分兵力及地方武装，在皖西和潜太地区扰敌后路，主力红军则先取英山，再向黄麻地区转移。红军在英山以西石桥铺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国焘和蔡申熙率领，另一路由徐向前和陈昌浩率领。约定两路在新洲会合，会合后继续北进。
红军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北返后，蒋介石觉察到聚歼红军于长江北岸弯曲部的计划已经落空，又惧怕红军抄其后路，威胁武汉，便急今陈继承第二纵队、卫立煌第三纵队，由东而西，并进长追；又令胡宗南部第1师和中路总预备队第88师和第13师等，分别由平汉线经河口镇、华家河向黄安、麻城方向堵击。
红军兜了一个大圈子，回到黄麻老根据地，只见到处断垣残墙，满目疮痍，群众缺柴人的成功，而是公众的成功。，生活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乡亲们见到子弟兵回来，愁云满布的脸露出笑容。战士们不顾疲劳，帮助乡亲们重建家园，荒凉的山村又出现了生机。
不料，红军先头部队刚进入河口镇以东地区，即同蒋军第188师遭遇。红25军一部也在冯寿二地区同敌军第13师遭遇。经过激烈战斗，歼灭敌人一部后，红军主力即向黄柴畈转移。在激战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红11师政委甘济时壮烈牺牲。蔡申熙和徐向前都是黄埔第1期毕业生，是生死与共的战友。蔡1924年加入共产党，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任营长、团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担任过中共江西省委军委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军委书记等职。
红四方面军主力在黄柴畈方圆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在此危急时刻，张国焘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张国焘完全失去信心，他说：“敌军的力量大大超过红军，红军经过几次战斗，未能击溃敌人，已完全处在被动、失败的地位。根据地内主要城镇被敌人占领，红军主力没有周旋余地。只有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外陈亮，清颜元、李穀重视功利，反对空谈仁义。，才能保存力量。红军应去平汉路以西，同贺龙的红3军会合。”
沈泽民则说：“红军主力不应脱离苏区，应该留下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以待时机。”
徐向前既不赞成张国焘的意见，也不赞成沈泽民的意见，他说：“红军主力应暂时拉到外线，待机歼敌后，重返革命根据地。”争论结果，最后决定：留下74、75师和地方武装，由沈泽民负责，坚持游击战争，红四方面军主力跳出苏区到平汉铁路以西活动。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2万余人在广水与卫家店之间越过铁路，开始了漫长的征程。留下的红74、75师和地方部队，以及大批伤病员共约近2万人，分散在根据地各地坚持斗争。
蒋介石用20万兵并限令于1932年12月15日，彻底消灭留在根据地的红军。蒋介石提出“民尽匪尽”的方针，血洗大别山。要驻尽山头，杀尽猪牛，见黑（人）就打将其部分首领开除出党。，鸡犬不留，铲除干净，绝尽根苗。蒋军对大别山区实行了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蒋军在金家寨的柳树湾一次就活埋和屠杀了3500余人，在六安县的上楼房杀害1200余人，在红安县的平台岭屠杀了2000余人，在光山县中部的29个乡杀害了近1．5万人。在乘马、泗店、田铺方圆六七十里地区内杀害2．5万人。蒋军足迹所至，火光冲天，庐舍成墟，田园荒芜，尸骨遍野，百里无人烟。大批青年女子被蹂躏、被贩卖。
蒋介石命何成浚10万左路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中共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是夏曦。夏曦原是毛泽东的新民学会会友，他在南昌起义后回到上海，不久去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追随王明，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奉王明派遣来到石首县调弦口，成立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书记。
夏曦宣布对湘鄂西党组织进行一次改造。周逸群，段德昌等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等人斥为“富农路线”的代表、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党的领导机关以外。他用宗派主义政策，提升很多干部，如提升经验很少的杨光华任中共湘鄂西省委书记等。
不久，又撤了邓中夏的职。邓中夏是在1930年8月被党中央派到湘鄂西任红2军团前委书记兼政治委员的。一个时期，邓中夏不听从贺龙劝告执行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方针，只想攻打大城市，忽视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使红2军团由3万人减少到不足2万人。红2军团缩编为红3军，贺龙为军长，邓中夏为前委书记兼政委，孙德清为参谋长。1931年9月，中共中央撤销邓中夏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湘鄂西中央分局作出《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由万涛出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政委。
邓中夏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认识，他表示：“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接受。”夏曦、杨光华等人仍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对待邓中夏。急风暴雨般的批判和无限上纲，使邓中夏陷入苦闷中。邓被关在小房子里，加上疾病折磨，使他难以忍受。但他仍然以坚强的毅力，根据切身经历和体会，向党中央写了一份8万字的检查报告。
几个月后，邓中夏按中央的要求化装后回到上海，临时中央又停止了对他的生活接济，病中的邓中夏陷入困境。不久分配他到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刻钢版。他毫无怨言，仍然兢兢业业地辛勤工作。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出卖，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被残害于南京雨花台。
夏曦派万涛取代了邓中夏之后不久，又派彭之玉取代了万涛，然后他自己又取代了彭之玉，这样，夏曦、杨光华终于实现了控制红3军的意图。不料，许多人因对夏曦不满，以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为口号，同夏曦等人进行一场公开的抗争，争论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只得诉之于党中央裁决。为此，中央分局和省委派少共书记宋盘铭去上海，请中央定夺。
当时的临时中央支持夏曦，肯定夏曦的所作所为。而绝大多数湘鄂西苏区干部对夏曦十分不满，分歧并没解决。于是，再次派出中央分局秘书长兼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筠到上海向中央汇报，请临时中央裁决。临时中央再一次给夏曦支持。尉士筠本来是反对夏曦的，见临时中央全力支持夏曦，便改变了观点。临时中央又派关向应到湘鄂西参加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任命他为湘鄂西军委主席和红3军政委。关向应同尉士筠一起于1932年1月返回到湘鄂西。
此时，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在临利县周老嘴召开。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70多人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夏曦的处境非常孤立。关向应和尉士筠回到周老嘴，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关向应、尉士筠到会之后，即分别找人谈话。次日，尉士筠首先在会上发言，说：“我去中央反映情况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私下嘱我要向中央控告夏曦，一定要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到中央讲明万涛的要求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并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现在我提高了认识，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我坚决同万涛的错误进行斗争，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
关向应接着向大会传达了临时中央的指示，并表示支持夏曦为首的中央分局。并说中央认为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厉批评，给予无情打击。
关向应发言之后，潘家辰当场气得昏倒在地。这样一来，更加助长了夏曦等人的恶劣作风，杨光华也作了一个支持夏曦的报告。许多人慑于中央的压力，从批评夏曦转而跟着夏曦反对万涛、潘家辰等人，夏曦等人站稳了脚跟，更毫无顾忌地对不同意见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1932年夏，夏曦、杨光华在第一次“肃反”中就杀害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创建人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3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柳直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
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肃反委员杨成林，对夏曦乱捕滥杀政策起了疑心，质问夏曦道：“这些老党员为革命奋斗多年，逮捕和杀害他们缺乏证据。”
夏曦认定杨成林有意包庇反革命。杨成林知自己性命难保，便给夏曦写了一封信，谓：“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今后也绝对不当反革命。”尔后化装成渔夫，连夜出逃，以后一直下落不明。
“左”祸使洪湖革命区在几个月内被捕杀的达数千人。
一大批有丰富指挥经验的红军指挥员被诬杀，部队战斗力减弱。此时蒋介石进行第四次“围剿”，左路军10万余人大举进攻湘鄂西苏区。在严重的形势下，夏曦便决定以“进攻战略，打破敌军围剿”，命令红3军主力在襄河以北活动，计划在京山、应城、皂市之间寻敌作战，开辟鄂中根据地。7月2日，红3军第8师围攻京山县城，主力部队集结于京山东南地区待机。
敌左路军第四纵队阻止红3军南渡襄河，第一、二、三纵队则收缩靠拢，企图围歼红3军。贺龙率红3军撤围京山，向西转移。夏曦由“进攻战略”一变为消极防御，提出：“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要求红3军构筑工事，以阵地战对付敌人的进攻。夏曦多次召开会议，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在会上力主红3军开赴外线，寻机歼敌有生力量，打破敌人“围剿”。夏曦根本不听，他命令红3军不得离开洪湖，要红军用“两个拳头”打退敌人进攻。8月11日，蒋军向湘鄂西苏区中心地区进攻。夏曦命令红3军攻打沙市、草市。红8师袭入草市，歼敌500余人；红7师攻打沙市失利，被迫撤出战斗。
红8师攻打草市取胜，夏曦得意忘形，遂作出决定，将红3军分为两路，一路由他自己率红7师、警卫师和地方部队在苏区内分兵把口，构筑碉堡，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另一路由贺龙、关向应指挥深入敌后，转入襄北打击敌人。贺龙等不同意夏曦的决定，再次提出集中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以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夏曦固执己见，决不收回成命，双方发生激烈争吵。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向贺龙、关向应下达命令。贺龙说：“命令可以执行，但要将两种作战方案电报党中央。”
贺、向率红军主力北出后，蒋军对洪湖地区进行“围剿”，红7师付出了血的代价，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损失。夏曦仍对红7师指挥员说：“谁放弃阵地，就杀谁的头。”夏曦明知机关重地瞿家湾不保，便同杨光华等人商量撤退。红7师指战员正在浴血苦战，战士们喊着“誓死保卫苏区”、“誓死保卫瞿家湾”的悲壮口号，同敌人作最后决战。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甚至赤手空拳扑向敌人，咬着敌人的耳朵死也不放。此时，夏曦、杨光华考虑的是在撤退时如何处置被关押在瞿家湾地区的一大批“肃反”中逮捕的“犯人”。他们命令政治保卫局将1000多“犯人”押向洪湖，半数被枪决，半数被装入麻袋推进湖中。这些革命者没有死在沙场，却死在自己人手中。
夏曦、杨光华等已成惊弓之鸟，扔下后方机关和大批干部、群众不管，他们在红军战士保护下撤往江陵。蒋军惨无人道的血洗洪湖，一时间，血染湖水，尸横遍野，红军伤病员3000余人被敌人杀害，洪湖苏区几成无人区。退入江陵后，夏曦命杨光华随第7师行动，一方面筹军饷，一方面相机处理江陵、监利“肃反”中逮捕的“反革命分子”。杨光华在白露湖畔的陈张台亲自布置杀害100余名被诬陷的干部、党员。
红7师退入白露湖、三湖、菱角湖地区后，敌人紧逼而来。身为省委书记的杨光华临阵脱逃。他找到江陵县委书记李家芬，声言需要治病，索取了一批银元、衣物后，化装后逃往上海。杨在上海向临时中央写了篇洋洋数万言的奇文，粉饰夏曦，污蔑周逸群、万涛等一大批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率红8师、红9师从浩子口进入荆门地区，在川军侧后牵动敌军。9月中旬，红8师、红9师渡过襄河，向鄂军侧后活动。不久又转到京山地区。
苏区中央局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得知夏曦将红3军兵分两路，命红8师、红9师出击襄北，他自己率红7师等部构筑堡垒、固守东荆河南岸地区时，给湘鄂西中央分局发去电报，谓：“红3军应立即集结全军力量机动地选择敌之弱点，先打击并歼灭它的一面，以地方武装及群众的游击动作牵制其它方面，然后才能各个击破敌人。”
夏曦对挫败敌人的“围剿”完全失去信心，对中央局的电报秘而不宣，顽固地坚持其错误的作战方针。9月7日，敌军占领朱河。夏曦指挥红军向张金河转移，进入监利时，又同敌军遭遇，他命令红军突围，但又不能沉着镇静地组织撤退，以致人拥马踏，许多战士落入滔滔的河水。夏曦又将一大批地方党政干部强行遣散，许多人落入敌人魔掌，惨遭杀害。电台和报务人员也在混乱中丢失，从此通讯联络中断。
10月上旬，敌军各路“围剿”部队向根据地最后一块地盘江陵县沙岗地区合围。夏曦命王炳南、卢冬生率独立师掩护中央分局和省委机关向西北突围。夏曦这时到处寻找杨光华，后来才听李家芬说，杨光华要了一些银元和衣物走了，不知去向。夏曦大怒，但又无可奈何。便命李家芬代理省委书记，要他留在鄂西坚持斗争。红军独立师突围出去后，在浩子口地区又被敌人包围。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才突围出去，渡东荆河，向襄北转移而去，在大洪山区同贺龙、关向应部会合。
夏曦得知红四方面军已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转移后，便在枣阳王店召开中央分局扩大会议，研究部队行动方向问题。不少人提出红3军开到豫西地区，甩掉敌人追堵，然后转移到陕南活动，再向汉中发展，待经过休整后，择机打回洪湖苏区。夏曦坚决反对，他说：“红四方面军可以放弃恢复鄂豫皖根据地，我们也可以放弃恢复洪湖根据地的计划，转移到湘鄂边去。”会议争论了一天，夏曦拍板定案：全军转移到湘鄂边去。他主张走近路，强渡襄河、长江，直插湘鄂边。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等坚决反对这个冒险计划。长江号称天堑，襄河、长江这一段敌军已经设重兵扼守，从这里穿过，凶多吉少，没有成功的希望。他们主张红3军应寻找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方，先进入豫西，然后取道川东，再向湘鄂边开进。这个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夏曦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
11月初，贺龙率红3军1．4万人，从随县以北出发，开始了7000里远途大转移。夏曦在艰苦的远途转移中，仍然一意孤行，进行所谓“火线肃反”，又诬杀了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朱勉之、湘鄂西军委会参谋长唐赤英等。夏曦此时信任姜琦，让他担任政务处长。姜琦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在本子上，只要夏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红军边走边打仗，有时逮捕的人多了，就将这些人编成一队。在翻越秦岭南脉时，姜琦将100余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枝枪和其它东西。这些人被折磨得面黄肌瘦。即使如此，夏曦还是下令，将100余人在一个夜间枪杀，只有一位卫生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幸存。贺龙对夏曦捕杀十分不满，质问夏曦：“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
夏曦便起杀害贺龙之心，竟然带人将贺龙、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大怒，责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贺龙将自己的一支勃朗宁手枪从身上掏出，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
夏曦张口结舌，悻悻而去。他慑于贺龙在红3军中的威望，终于没敢动手。红3军转移到湘鄂边后，部队由1．4万人减少到9000人。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关向应的反对，进行第三次“肃反”，杀害了湘鄂西红军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段德昌、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等236人，不久又进行第四次“肃反”，杀害了红9师政委宋盘铭、红7师师长叶光吉、政委盛联钧等172人。
段德昌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他在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作诗一首：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被夏曦依重的杀人如麻的魔王姜琦，在第四次“肃反”中暴露了特务身份。
1933年初夏的一天，红3军侦察连长肖美成和军部张副官在鹤峰麻水附近捉到一个敌探。从他身上搜出了姜琦的密信，经审讯，敌探承认是受四川军阀郭勋指派，已数次同姜琦秘密接头。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分子，十分尴尬，气急败坏地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自知罪大恶极，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姜琦被击毙，红3军除去一大害，干部、战士无不拍手称快。“肃反”扩大化使红军人员锐减，1934年4月，红3军只有3000余人，到了覆灭的边缘。
第二十章 卖命不讨好
蒋介石“围剿”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一一得手后，又到南昌主持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早在1932年4月，蒋介石就命心腹大将何应钦为赣粤闽湘边“剿匪”总司令，陈伯南为副司令。何应钦在南昌设立“剿匪”总司令部，并拟定了“围剿”的方针和部署，将“围剿”部队分为3路，中路军总指挥为陈诚，左路军总指挥为蔡廷锴，右路总指挥为余汉谋。1932年年底，蒋介石分别致电曹浩森、蒋光鼐、蔡廷锴、陈济棠，反复阐述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督促“围剿”部队早日完成“清剿”任务。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命前敌总指挥陈诚率50万大军的主力中路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剿”。蒋介石的战略构想是谋求迅速歼灭红军主力，以3路军分途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进犯，置主力于中路。1月27日，蒋介石由南京往江西督饬“剿匪”战事。他在南昌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发表训话，分析战况并说明军事准备，叫嚷：“完成剿匪任务，才不愧做一个江西革命青年。”1月31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剿匪”军事会议，重新决定“剿匪”的作战计划。蒋又决定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在南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剿匪”军事。
不料，司令部外一声报告，张学良派来的特使要面见蒋介石，言边关事急，日军于1月3日攻陷山海关后，开始向热河侵犯，民族危机加深，如热河再失，平津难保，如此如何向国人交待？蒋介石沉吟半晌，无奈，遂电告张学良同意抗日。
50万“剿匪”大军闻山海关失陷的消息，驻足不前，侵略者杀进来了，中国军人为何不驰往北方前线，还在这里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数万国民党军人对天鸣枪，表示愤怒。高级将领也要求立即回军北上打击倭寇，并联名上书蒋介石请求允许。冯玉祥也给蒋介石发来电报说：“譬如一家弟兄3个在家打架，外面有10个土匪打上门来了，并已打开了门进来了，这3个弟兄，还不住手，还要杀掉1个再来对付10个土匪，这样削弱自己的力量是什么道理？”
蒋介石把电报撕得粉碎，怒斥道：“我不是讲过多次了吗？日本的外来侵略不过是皮肤上渐惭溃烂的痛毒，匪共的捣乱才如同内脏里的毛病，是先治心腹大患还是先治皮肤病毒，你们难道没有脑子吗？”蒋介石督促5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中央苏区推进。
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因处境恶化，于1933年1月17日决定迁到中央苏区，1933年二三月间，临时中央领导机关人员先后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在王明控制下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立刻把党政军全部权力抓到手里，他们为了全面贯彻执行“左”倾冒险主义方针，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左”祸来临之后，一大批优秀干部受到打击。首先受害的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罗明曾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疗养，巧遇毛泽东住院，两人谈论革命策略问题，罗明非常赞赏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罗明出院后的第二天，立即召开省委会议作了传达，谭震林、刘晓、张鼎丞、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委员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等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并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认为党在杭、永、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
临时中央见到罗明的报告，十分不满，令杭、永、岩战区动员1000余人参加红军，组织一切力量同国民党军作斗争。罗明见敌人大举进攻和摧残前线地区的人民群众，民众恐慌不安，情绪悲观，他们愿意参加游击队，进行游击战争，保卫家乡，而不愿参加主力红军。罗明又根据这些情况写出了《关于杭永岩情形给闽赣省委的报告》。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立即作出决定，撤销罗明的职务，并在福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的斗争。罗明被撤职后，被软禁在瑞金，还召开了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大会。有少数无知的青年干部竟高呼“枪毙罗明”的口号。刘晓、谭震林、张鼎丞、郭滴人等人也受到冲击。反“罗明路线”斗争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时才缓和下来，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打击。
接着在江西开展了反对“邓、毛、谢、古”的斗争。邓即邓小平，是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即毛泽覃，毛泽东的小弟，中共永丰、吉水、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即谢唯俊，江西军区二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5师师长；古即古柏，总前委秘书长、中央临时政府粮食部长。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的。一大批同毛泽东在一起工作过、拥护毛泽东的观点的人，纷纷被扣上反党、反革命的帽子。毛泽东的老战友、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撤去中华苏维埃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长、内务人民委员部长、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毛泽东心里明白，博古等人所说的“反党、反革命分子”的头头，就是他毛泽东。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率领下，于1933年1月2日从黎川出发，开始了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5日和6日，在黄狮渡首战告捷。8日和9日，又在浒湾同蒋军孙连仲、吴奇伟部展开激战。这两次战斗，共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枝。不料博古头脑突然发热，命周、朱夺取中心城市，一日数电指令红军进攻重兵防守的南丰和南城、抚州。
周恩来、朱德抗命。1月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指出攻城五不利：“一是暴露意图，二是易受夹击，三是损伤大，四是不能筹款，五是耗费时日。”
2月1日，周恩来、朱德并未按照中央的指示一味“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佯攻”战术，围点打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军。南丰城东临抚河，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红军围攻南丰，敌人势必救援。
2月7日，周、朱指挥红军佯攻南丰城，陈诚得报后，认为是消灭红军的好机会，立即命令中路军的3个纵队迅速向南丰、黎川方向开进，企图实行内外夹击，围歼红军于南丰城下、抚河西岸。
红军佯攻南丰一星期，周、朱得知蒋军果然来增援，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留少量军队继续围南丰城外，主力红军撤围南丰，以迅速、秘密、坚决的原则，折而西进，转移到广昌以南的东韶、南团、吴村地区之山地隐蔽集结，待机破敌。周、朱又以红11军伪装红军主力，由新丰街公开渡河到黎川附近活动，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将敌之第二、第三纵队远远调离周、朱布置的战场，集中红军主力对付敌之第一纵队。敌增援南丰的主力是第一纵队的52师和59师。其行动路线是由乐安向南丰开进，准备由黄陂、东陂、新丰市截击红军。敌军由于受红军佯动的迷惑，加上高山大雾和群众封锁消息，始终没有觉察红军主力所在，放心大胆东进。
2月26日，周、朱命红军主力冒雨披荆斩棘，从集结地点星夜秘密北上，荫蔽于宜黄南部的黄陂一线山区。敌之第一纵队孤军深入，前进到黄陂地区，翼侧完全暴露于红军主力面前。次日上午9时，周恩来在望远镜中看到52师大队人马来到登仙桥大龙坪，师长李明骑马走在队伍中间，他当机立断，命令预先埋伏在敌军进路之固冈、登仙桥以东及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山、章山区的红一方面军主力，出敌不其地发起猛烈进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52师大乱，数小时激战，几近全歼，师长李明身披雨衣浑身是泥，被活捉了。28日，又围攻59师，激战近19小时，歼灭59师4个团，师长陈时骥在部队溃散后，窜逃于荒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