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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骥以为52师安然无事，特写一信向李明求援，云：“文献兄：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
陈派人将信送来大龙坪，被红军战士缴获。因而陈时骥及其残部在当天夜间被红军截住消灭，陈时骥被活捉。原来蒋介石把52师、59师合编为第五军，命罗卓英为军长，外加11师编成第一纵队，罗为纵队司令官。罗电约52、59两师于3月4日到达新丰市，举行军长同全体官兵见面式，谁知两师竟在2月下旬被红军消灭，罗卓英空做了一场军长和纵队司令官的美梦。
黄陂战役一打响，蒋军第二、三纵队急忙掉头西援，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主力于3月1日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待机继续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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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苦心经营的第52师、59师遭红军主力全歼，甚是恼怒。蒋介石专此致电陈诚安慰打气说：“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颂发抚费5万元，以慰英灵，而奖特功。”周恩来、朱德利用敌军在黄陂失利后并不甘心，急于反扑的心理，部署对敌军新的进攻，命红11军向广昌佯动。这使蒋军误认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改变战略，将3路“分进合击”，改为“中间突破”，即以6个师分成前后两个梯队，用交叉掩护的办法，由宜黄徐徐向广昌推进。接着又从后梯队抽出1师加强前梯队。红军主力则以待机姿势，准备侧击敌之后梯队，并首先消灭其行动中的后卫部队，以便连续作战，各个击破敌人。
3月20日，敌军后梯队与前梯队相距已有100里，后梯队在山路上又是一字拉开，前面的第11师到达草台冈、徐庄时，后面的第9师还在东陂。第11师是陈诚的嫡系主力，战斗力很强，孤军行进在险峻的山路上，兵力无法展开，前后难以呼应。
周、朱已命红五军团、红12军以及宜黄两个独立团为右翼队，隐蔽于广昌北面之东陂、草台冈南侧地区；命红1、3军团、红21军及独立第5师为左翼队，隐蔽于东陂、草台冈西侧一带山地。 蒋军第11师、第9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周恩来、朱德命红军采取迅雷手段，乘着大雾向敌发动进攻。
3月21日拂晓大雾弥天，红军突然杀出。红军战士奋勇向前，与敌人接触个个勇敢坚决，反复冲锋，白刃战肉搏10余次，敌人在崇山峻岭被迫应战，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战斗进行到下午1时，终于将敌第11师和59师残部基本歼灭，师长肖乾重伤逃脱。第二天，红军又在东陂歼敌第9师一部，其余敌人乘夜溃退黄陂，敌之前梯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临川方向撤退。
至此，蒋介石的第4次对中央苏区“围剿”，历时50天，黄陂、东陂两次大战，丧师失械，3个精锐师被歼，1万余人被俘，被缴枪万余枝，最新式机关枪300余挺，大炮40门。许多新式自动武器和望远镜等尚未开箱，就被红军缴去。附近几个县派了很多民兵前来帮助打扫战场，搬战利品，1个星期才搬完。
蒋介石写信骂陈诚说：“如不击退赣匪，即不要回见总司令的面。”陈诚得知11师被歼的消息时，震惊得几乎晕倒。他对收容的残部大骂：“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52师、59师和11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如割，恨不能立杀陈诚，他给陈诚写一手谕：“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陈诚见蒋手谕，打自己的耳光，在手谕背面写道：“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罗卓英写信给在南昌住院的第11师师长肖乾说：“昨今两日抚视负伤回来之官兵，每忍泪不敢外流者，恐伤部下之心，堕部下之气耳！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罪人。”重伤将毙的肖乾愤愤然说：“剿共受伤住院，头都不敢露，而25师师长关麟征抗日受伤住院，在北京协和医院，天天有人民团体代表去慰问。两下相形，谁愿干这卖命不讨好的事？”
陈诚怒视肖乾：“委员长让干，你就得干！”
肖乾无言。近视之，溘然已死。
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东北之后，于1932年3月9日成立了“满州国”傀儡政府，把他们豢养多年的宣统皇帝溥仪拉了出来，粉墨登场，扮演傀儡“执政”，后改为“皇帝”。由于溥仪的出场，清朝遗老遗少纷纷登场，如郑孝胥、罗振玉、胡嗣媛、陈曾寿、宝熙那厮都成了汉奸角色。日本又拉拢一大批奉系军阀的军政要员，拼凑傀儡政府。日本将我东北地区分割为14省，利用一批汉奸为傀儡省长，日本人为次长，由次长发号施令。省下设厅、局、处、科长，也是启用一批中、小汉奸任职。投降日本关东军的奉系军阀部队达11万人。
奉系军阀“红人”邢士廉被日本人任命为伪军事部大臣。邢曾在1925年5月30日血腥镇压上海人民反帝爱国运动，之后，备受张作霖信任，直步青云，先后任东北陆军第20师师长、兼任第二方面军副军团长，最后当上了张作霖的侍从武官。东北“易帜”时，任辽宁省政府委员、东北委员会委员、东北讲武堂教育长、边防司令官公署顾问，加官晋级，十分得宠。但国难当头，他一枪没放，首先叛国投敌，当了汉奸。他被日本人任命为伪政府军事部大臣，受宠若惊，并在日本人的授意下，将东北重新划分为11个军管区。军管区的司令官均由投降叛变之徒中遴选，大多数是东北军军官。后来又由日本直接培养出来的奴才充实各级机构。
1933年初，日寇为了完成建立“满洲国”的计划，开始向热河进犯。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东北军何柱国部队予以还击，长城抗战就此爆发。蒋介石对长城抗战采取一箭三雕之法，一是引诱两广部队参加“剿共”，二是派少量兵力北上参加抗战，三是迫张学良下野。
两广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持主张对日抵抗，而蒋不仅置若罔闻，反而派黄绍竑南下，与粤、桂当局洽商“协助剿共问题”。蒋并亲笔致函李宗仁要其“不分地畛，鼎力协助”，允以资助巨款，声言：“剿匪期间不准轻言抗日。”蒋介石一意孤行地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策。
蒋之横蛮行径深深地激怒了西南当局。2月2日，由西南政务委员会正式议决成立由闽、粤、桂3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李宗仁、陈济棠、白崇禧、蔡廷锴、蒋光鼐等任委员，于6月正式办公。8月，胡汉民代表委员会发表公开讲话，提出“抗日重于剿共”之口号，指斥蒋之“攘外必先安内”论纯属“规避责任之遁辞”。闽、粤、桂3省组织抗日先遣军，公推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为联军前敌总指挥，各省抽调1独立师，交蔡统率北上。后来19路军谭启秀、张炎两部抵湘境之郴州，粤、桂部队也开至三水、军田和乐昌。蒋介石闻讯，严令出发军队退回，并申令：“南方党政军各同志，在匪未清之前，绝对不能言抗日。”3省出征之部在请缨无路情况下，忍痛回师。
北方抗日前线，张学良悲愤异常，东北三省丢了，山海关也于1月3日失陷，日寇以锦州为基地，眼看要入侵热河。蒋介石迫于全国舆论的压力，终于支持张学良抗日。1月8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举行记者招待会，说：“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生命来保卫和平，来保障中国，除此之外，再无别的选择！我们要用武力阻击日本！要让日本看到我们中国有能力阻击他们，打败他们！”张学良电请蒋介石召集中央军及晋军增防热河。张又赶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讨论对日大计，表示有中央作后盾，他张学良决心遏制住日本的进攻。蒋介石说：“很好，很好，我派力量支持你。”
日本全部兵力10万人，司令官是武藤信义大将，兵分3路进攻热河，一路由辽西向朝阳、凌源、平源；一路由开鲁向赤峰；一路向多伦一带，拟3路围攻承德，克承德后，再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把驻在长城以内的东北军调入热河布防。他以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代理委员长（委员长仍是蒋介石）的名义指挥华北各省军队，但华北军队，如阎锡山的旧部、冯玉祥的旧部与张宿怨未消，张难以指挥。东北军单独抗战无把握取胜，张唯一的办法是求援于蒋介石，但蒋介石仅调中央黄杰的第2师、关麟征的第25师、刘戡的83师北上，敷衍张学良。
2月中旬，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军政部厅长王伦、参谋部厅长熊斌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专车北上。蒋对这些人各派用场。宋子文似乎是作财政上的支持，其实是要代表蒋介石同张学良私下说话，要张学良下野出国，同时走英美外交路线。何应钦似乎是作军事上的支援，其实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罗文干则与北平各国外交团打交道，看看风色。黄绍竑表面上去当张学良的参谋长，实则为各方面政治上奔走，做些“安内”的工作。
第二十一章 热河热土
张学良成立两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1、2、3军团长；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由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任4、5、6军团长。张作相、汤玉麟原是张作霖的老把兄弟。
张作相是张学良的父辈，素有“浑厚”之名，他原担任吉林省边防副司令兼吉林省主席。但他不学无术，既无威以制人，又无智以服人，无信心，无决心。他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有六七万人。
汤玉麟又是热河省主席，在东北军中素以骄横跋扈著称，外号“汤大虎”。他在热河省命其二儿子汤佐辅为财政厅长，大儿子汤佐荣为禁烟局长，横征暴敛，大开烟禁，以充军饷为名，中饱私囊。汤家父子老少“3虎将”热河省造成人间地狱。
张学良本来见汤玉麟难挡国防要塞，有撤换汤的意向，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与汤玉麟交情极深，深知汤为人蛮横，绝难接受命令，请张学良考虑，张学良未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事为汤玉麟所悉，大为愤懑，表示坚决反对，阴谋同伪满勾结。张作相得到消息，深恐因此造成东北集团分裂，即派亲信到承德向汤陈述利害，进行劝解，才使矛盾缓和。张学良怕汤玉麟再起疑心，用张作相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以安汤心，以利指挥。
2月16日晚，张学良在北平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会议，分配防务。他将热河地图铺在地板上，手执红蓝铅笔俯伏地上准备划防地，首先仰面向宋哲元说：“明轩，你可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
宋哲元厉声道：“我的兵力太薄，装备又差，怎能担当了这么一个大面。”张道：“不要紧，你的右翼有何柱国，他可以支援你。”宋很不客气地说：“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怎能信他？我不干。”张极感难堪，约有几分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说：“再商量吧！”
次日，张学良、宋子文、杨杰等偕同随员卫兵分乘汽车卡车30余辆，浩浩荡荡向热河省会承德进发。汤玉麟闻讯，怕对他不利，大骂：“小六子（张学良小名）是不是勾结宋子文等来打我的主意？”左右人说：“宋子文是代表中央，张汉卿是华北直接指挥的长官，因热河防务吃紧，前来视察，阁帅可趁机向他们要些钱，要些东西，是有利的，应当表示欢迎。”汤这才无话，并率文武官员数十人欢迎。
张学良在承德，以他和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等27名守卫热河有责的将领的名义，向南京及全国通电，表示决心抗战，呼吁全国一致支援。张作相听说发出通电抗战，生怕日本人恼怒，加速进攻热河，叹气说：“一点没有准备，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岂不是惹祸吗？”张学良、宋子文于2月19日返回北平。
2月22日，日军大举进攻热河。防守主将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有一半以上尚未到达防地，根本未构成一个防御体系，又加士气低落，真是将无决心，兵乏斗志。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几下，又出动几部坦克车，已在防线的汤玉麟第5旅旅长崔兴武即首先投降，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闻风溃退，朝阳亦即不守，三线阵地同时溃败。复有平时受日军收买的汉奸作为向导，因此，日军如入无人之境。
3月4日晨，在承德的汤玉麟望风而逃。万福麟谎报军情，逃入喜峰口，汤玉麟不战而退，遁往滦平。日军以少数快速部队，长驱直入。倘日军由承德乘胜追击，轻骑疾进，在这无阻拦的道路上，一日夜可直捣北平。华北局势，危殆万分，非杀一二统兵大员，不足以维持军纪。万福麟在退入喜峰口后，电张学良要求回北平一行。张气愤地说：“要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来见我！”张学良接受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总指挥王化一的建议，将汤玉麟捉住正法，以振士气，而励人心，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张学良调动部队，加强古北口的防御。又派代表去张家口，向冯玉祥通报战况，特请冯给予指示。冯玉祥希望张学良亲到滦州指挥，悬重赏克复山海关，并夺回锦州；要张直接电蒋，要所有的骑兵由经棚东山，抄敌后路；要张与民合而为一地去抗日，并释放政治犯，鼓励张报父仇，雪国耻。
热河失陷后，全国舆论哗然，愤怒谴责南京政府，也谴责张学良。张学良决心抗战，他对部下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见面，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我想要求补充1200挺轻重机枪和300门迫击炮，再就是要充足的弹药，能加些高射炮更好。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动员全国力量与日本人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干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办法了。”
3月6日，蒋介石自南昌北上，8日通知张学良去保定相见。9日，张学良到了保定，蒋介石却未如约到达，而让宋子文先来传他的话：“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全国人民谴责政府，中央政府责无旁贷，蒋首当其冲。正如同两人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张学良说：“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请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宋子文立即向石家庄打电话给蒋介石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5个小时后，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的卫兵吹迎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
蒋不待张开口，首先很庄严地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很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与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张唯唯喏喏地说：“我感谢委员长的苦心，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所以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阴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连说：“是的是的。”
张看蒋不愿多谈，即行退出。张退回自己的专车约5分钟，蒋偕宋来到张的专车回拜，无非用好言安慰张，劝他次日飞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要张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出洋名义和手续，当妥为安排。蒋介石临走时连说：“汉卿，再见吧，再见吧。”并目视宋子文说：“子文你留在后面，多与汉卿谈谈。”蒋即乘专车回石家庄。宋子文同张学良商谈，将东北军分编组为4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4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由何应钦任代理委员长，并调中央军黄杰师和关麟征师开赴古北口，以抵抗日军前进。
张学良乘自己的专车向北平进发，他在车厢的卧室里，猛一拳打在床上，随即伏枕大哭，非常沉痛。端纳和王卓然闻知，过来劝他：“作为一个大丈夫，要勇敢、坚强。你还记得老帅的话吗？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的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一走，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患无柴烧。”张学良一跃而起，仰天狂笑：“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出什么戏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我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我仿佛记得林肯有这么几句话：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3月11日，张学良通电辞职。偕夫人于凤至、秘书赵荻小姐及3个子女等去德国、意大利“考察”。
日本大举入侵，举国震惊，许多著名爱国人士、热血青年及抗日团体，都把目光投向冯玉祥。冯玉祥得知日本人占领山海关的消息时，曾毅然决定把自己在张家口的房产押出去，为前方将士做了1万件大皮坎肩，用去4．8万元。邹鲁等人于1月5日从广州密电冯玉祥：“榆关已失，华北危机，抗日救国万难刻缓，请公力为提携并示方针，以便一致动作。”冯立即分别密电广州、上海的李烈钧、徐谦、程潜等国民党中委，呼吁：“现在已至最后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他痛斥蒋介石，并表示以与暴日作殊死战，提出：“凡为民族独立而同情于抗日者，皆为吾友，应相互提携之。凡为亲日辱国以阻挠抗日者，皆为吾敌，应竭力攻击之。”
章太炎从上海给冯玉祥的信说：“自榆关陷后，弟私念今日与敌人决一雌雄者，唯兄一人。兄忍辱负重，得之天性，但求立功报国，何计委任之出谁手乎？”力劝冯迅速率军杀敌。冯玉祥与共产党的接触更加频繁，向共产党提出派干部同他一起筹划组织抗日同盟军。共产党员张存实、张慕陶、武止戈、许权中等来到冯玉祥那里工作，共产党员宣侠父也以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的身份来到察哈尔。冯玉祥派人去北平拜见著名爱国人士朱庆澜，去天津找吉鸿昌（已加入共产党）、石友三。请朱庆澜在饷项上帮助，朱慨然答应。吉鸿昌立即去张家口，高兴地对冯说：“我是绝对要抗日的，冯先生不找我，我也打算来，我决心以身报国，万死不辞。”吉鸿昌与冯玉祥共举抗日大旗，石友三则拒不参加抗日。蒋介石、汪精卫那厮对冯以武力准备抗日十分恐慌，屡电劝冯晋京。1月21日，孙科电冯，称蒋“敦请”冯等齐集首都，协谋御敌，表示甚诚。冯复电道：“倘介石先生有决心抗日，就应立即兴师，以未死之人心，复已失之国土。”
国民党中执会再次电冯回京“共图大计”。冯复电说：“组织统一指挥之军事机关，统筹抗日军事之全盘计划。立即调遣精锐部队开赴热河、滦州等地最前线，严密布防，相机进击。并派兵防守河北、山东、江苏各海口，以防日军扰乱，再准备充实之预备军，分驻于山东、河南、河北、察哈尔，以厚兵力，派专员设置兵站于大军行径各地，以源源接济给养，免向民间勒索，义勇军之一切子弹饷糈，应予以充分接济。恢复各种民众组织，加以军事训练。”南京政府又先后派王法勤、黄少合、王月芝、李烈钧、马伯援、黄绍竑、熊斌、王懋功等来张家口劝冯进京，3月中旬，蒋介石驻保定，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去见冯玉祥，邀他到保定会晤，冯派陈希文代他到保定见蒋，提出：“（1）不可与日妥协。（2）补充前方饷械弹药。（3）抚恤伤亡官兵。（4）请蒋亲率大军出关收地。（5）政治刷新，与民更始。”
3月24日，孙科再次电约冯去保定晤蒋。冯函复蒋说：“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5日后，黄绍竑、熊斌来见冯，劝冯南去，冯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冯玉祥在张家口加紧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派出代表多人与自己旧部和各地联络。张人杰和鲍刚两部首先响应，并派人去南京密约方振武。方振武即潜回山西领导张、鲍二部，组成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将军队开往张家口，与冯会师。驻山西汾阳的军校，系冯的嫡系，该校的领导骨干和学员多为共产党员，4月末，全校师生3000余人经长途行军，来到张家口。
5月24日，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向南侵犯，沽源失陷，察哈尔的形势日益险峻，武装抗日已刻不容缓。齐集在张家口的各部队和各团体、各地区代表经共同协商，组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冯玉祥于当日发表通电宣告就职：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迩者，长城全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22年5月26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
冯派兵占领察哈尔省政府，撤销了原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仵墉，查抄了国民党蓝衣社派遣的特务机关“张家口骡马补充所”。委任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张砺生为警备副司令。同时发布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
此时长城边上正打到激烈处，日军既占热河，又攻喜峰口、冷口和古北口，意在越过长城，进逼中原。原属冯军的宋哲元部奋起抗击，将士用大刀与日军拼杀，使日军不得越喜蜂口。冷口守军商震部32军也奋起抗击，日军狼狈，不能推进。此处受挫，日军改由山海关向滦东进攻，占领石门寨后两面夹击冷口，进占冷口后，再占喜峰口和古北口，之后强渡滦河，侵袭滦西，冀东20余县均为日军占领。平津危急！察东危急！
蒋介石守定对日的既定方针，不抵抗，一味请求国联主持“公理”。5月3日，蒋介石同汪精卫命北平政务整理委员长黄郛与日方代表交涉。黄郛在上海、北平与日方进行秘密接洽，何应钦在北平来不及请示蒋介石，就同意日方提出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并由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面报。蒋介石要汪精卫、孙科都到庐山听取黄绍竑汇报。蒋在黄绍竑发言之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5月27日，蒋介石致电何应钦说：“停战协定不形诸文字，此节最所企盼。如万不得已，则于成文之内容，应参照国防会所议之案，及中迭此复电，妥为运用，审慎规定，万一谈判决裂，只有不顾一切，并力死拼，尤应及早准备，北方内容复杂，前途困难，中岂不深知，递应尽吾人最后之努力，以尽其职责，不得不然耳。一切成败利害，不必再计，吾人荣辱同体，断不令兄等独任其难，艰危至此，全赖兄精心毅力以撑持，幸勿稍存消极，倘战事再发，中当此行，同生共死。”
何应钦遵照蒋介石旨意，派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在塘沽正式谈判。在此期间，汪精卫电示黄郛说：“除签字不承认伪国（满洲国），割让4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允。”熊斌与冈村宁次签订了《塘沽协定》。这个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的“合法性”，并将冀东19个县划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非武装区”，绥东、察北和冀东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之下，给了日军以侵华的特许状，造成了中国领土的又一次割裂。
协定签订后，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郛：“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蒋介石、汪精卫等与日妥协，暂且不提。北平、天津及华北等地的爱国青年和学生纷纷涌向张家口，抗日武装力量迅速壮大，民众抗日同盟军已达10万之众。
6月15日，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召开第一次军民代表大会。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共产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等都出席了大会。会上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会纲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等数个决议案，确定民众抗日同盟军各军长官：
第1军军长佟麟阁 参谋长何章海
第2军军长吉鸿昌 参谋长崔贡琛
第5军军长阮玄武
第6军军长张凌云 副军长徐福胜
第16军军长 李忠义
第18军军长 黄守中
第5路军总指挥邓 文
第6路军总指挥刘桂堂
骑兵挺进军总指挥 孙良诚 参谋长傅同善
察哈尔自卫军军长 张砺生
抗日救国军总指挥 方振武
参谋长阮玄武
抗日救国军属下
之第1军军长 张人杰 参谋长李庭华
之第4军军长 米文和
蒙古军
之第1军军长 德穆楚特栋鲁普
之第2军军长 卓特巴扎普
之自卫军军长 富龄阿
总部直辖4个独立团和1个卫队团。
警备司令张允荣
交通司令高树勋
冯玉祥率先举起抗日旗帜，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以张作相领衔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上海的马相伯、章太炎等发来贺电，全国各地纷纷来电来函，表示衷心拥护和祝贺。
6月20日，冯玉祥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统率大军北进，收复察东失地。方振武不愿留在后方，执意要上前线，与敌人一决雌雄。冯又任命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民众抗日同盟军由于有共产党人随军鼓动宣传，官兵士气高昂，沿途又得到农民群众的热情支持，大军所向披靡。6月22日攻克康保城，7月1日收复宝昌。
冯玉祥及抗日同盟军的英雄业绩，给全国人民带来胜利的希望。连日来，全国各地抗日组织和团体、力主抗日的著名人士纷纷发来电函，热烈祝贺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踊跃捐款捐物，进行慰劳。但是，蒋、汪则反其道而行之。当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初，何应钦电告冯玉祥，请其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蒋介石从南昌致密电汪精卫：“冯有今日，固早预料，今其赤色旗帜已益鲜明，使中外皆易认识，不为所蔽，则中央处置更易。”随即，蒋又以官位和金钱拉拢收买冯的部下及愿与冯合作的将领。蒋的挖心战术，使冯占海等先后离去。何应钦还拟以孙殿英主持察政。蒋介石谋派兵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武力镇压，他密电何应钦：“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宋哲元、庞炳勋、秦德纯派人劝冯取消名义，奉还察政，离张家口，另谋安置。此计不成，何应钦命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各部，自7月8日起分别行动，分3路向抗日同盟军围攻。孙殿英部将原沙城一带防地腾出，由庞所指挥的部队填驻。“围剿”抗日同盟军的国民党大军，已压察境。
7月10日，冯玉祥致电李烈钧大呼：“现我军正进至多伦西、南、北城关附近，于贼肉搏中，宁方竟公然调兵遣将，将入察攻我。此真千古奇闻，亦人类变局也。”呼吁李烈钧在南京“联合正义义士，为我义师主持正义。”此时，抗日大军分3路围攻多伦。多伦系察东重镇，日寇茂木骑兵旅3000余人及伪军李守信部驻防，防守固若金汤。吉鸿昌总指挥在晚间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爬城3次，均未奏效。7月11日，同盟军将士舍生奋战，与敌以大刀肉搏，仍久攻不下，战斗惨烈，伤亡甚重。冯玉祥悲愤交加，向前线抗日将士发出多伦最后决战以死报国电。冯的电报给了浴血攻城的将士以极大的鼓舞。
7月12日，吉鸿昌急中生智，派精兵潜入城内，里应外合，始将多伦城攻破。又经3个多小时的巷战肉搏，方将残敌彻底击败，失守了72天的多伦，经过5昼夜血战，终于被民众抗日同盟军光复。同盟军士气高涨，乘胜挥师，不久，将察东各县失地全部收复。共击毙日伪军1000余人，抗日同盟军有1600余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第二十二章 “恨不抗日死”
庞炳勋部进逼张家口。日、伪军顿时耀武扬威，气焰嚣张。日本驻平武官柴山于7月16日叫嚣对抗日同盟军“加以膺惩”。冯玉祥严词反驳，并要求日军退出东北4省。
多伦攻克，察哈尔全省光复，冯玉祥决心自率10万饥疲之士，进而为收复4省之谋。7月27日，冯在张家口成立“收复东北4省计划委员会”，亲任委员长，并发出成立通电：“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何应钦见冯拒不理睬他们的“软”、“硬”两手策略，便借日军的力量来压垮冯。何主动与土肥原贤二联络，秘密商定要日、伪军协助他夹攻抗日同盟军，以平贺及茂木两旅团，联合伪军张海鹏部义道德观念，批驳佛、道“绝仁弃义”，毁害伦常之罪。提出，向察东大举进攻。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向冯玉祥发出俭电，向抗日同盟军提出最后通牒。何应钦又增调了5个师参加“围剿”抗日同盟军。至此，入察之国民党军队已达16个整师，15万余人，铁甲车8列，飞机2队，在怀来设机场。冯玉祥只有“引领云天，鹄候明教”了！7月31日，他向全国发出世电：“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顾念国难之严重如此，而豆萁之煎迫，又复如此。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祥自兴师抗日，迄今已67日矣，究竟赤化察省与否，与确保察东失地与否，事实俱在，容有见谅于国人者，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冯玉祥唯恐察哈尔省地盘落入蒋介石、何应钦之手，极愿宋哲元回察主政。可宋哲元却表示不愿在抗日倒蒋旗帜下，听冯指挥。冯虽多次电请宋回来，终未实现。8月4日，冯不得不发出电报：“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事。政权归之政府中集大成的地位。，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不少人认为冯玉祥这样做是“屈服”表现。冯听后大笑：“他们不明了当前形势。目前国贼已和日寇勾结，已安排了进攻察省的计划，我们的枪械窳陋、弹药短缺，如果不迎宋返察以增实力，怎能御敌？”8月7日，蒋介石、汪精卫电约冯玉祥赴南京“共商大计”，冯复电婉言拒绝。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总司令职务。总部设宴送冯，冯心伤至极痛，不忍参与惨别。宋哲元于8月12日由宣化到张家口，冯玉祥到车站迎接，含泪与之握手，哀伤无以继言。冯已身束于人势之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泣而不敢痛。他接见宋哲元及29军将领倡导博爱、容忍和利他主义，使人屈从于普遍的、纯粹理性，商酌今后察政与目前应做之事后，于8月14日乘火车离开张家口，满怀一腔未酬之报国壮志，重登泰山。冯玉祥离开抗日同盟军后，方振武和吉鸿昌在张家口附近的老君庙召集抗日将领集会，宣誓：“举义之日，已有死志……既不辞玉碎于强敌，更何求瓦全于汉奸……。”誓毕，众人端起斟满的白兰地酒杯，一饮而尽。会上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为抗日讨贼军，方振武任司令，吉鸿昌任副司令。蒋介石继续向抗日讨贼军进逼。方振武和吉鸿昌率部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传民众，颇得民众的同情和拥护。司令部还派刘宝斋等人去北平秘密地与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东北军同意和抗日讨贼军一起发动北平起义，只要抗日讨贼军能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在西苑起义。方、吉2人遂决定由昌平县西北附近的一个峪口，越过昌平，指向东南，直捣北平。抗日讨贼军行至高丽营子时，于学忠军一部驻在此地，阻止抗日讨贼军的去路，抗日讨贼军遂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推进。抗日讨贼军过了昌平的意义，在原则上能够被观察证据完全证实，以石里克为代，遭到蒋军25师攻击，且蒋军援兵源源而来。抗日讨贼军同蒋军在潮河北岸同南岸的蒋军激战八九日，双方伤亡很大。抗日讨贼军逐渐陷于被蒋军四面包围的状态，东、西、南被蒋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用野炮不分昼夜地向抗日讨贼军轰炸。伤亡很大，只剩下约1万人。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蒋、日军的兵力超过抗日讨贼军10多倍，且装备优良，弹药充足。抗日讨贼军处在万分危急之中。北平8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在内，倡议和平谈判，保证方、吉2人生命安全，军队由蒋介石改编，师以上不咎既往，旅以下发资遣散。方振武、吉鸿昌不得已去顺义县商震部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徐庭瑶见面。徐当即密报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请示处理。何遂密电蒋介石。是日中午，商震欢宴方、吉，徐庭瑶作陪。欢宴中，方、吉托辞到厕所去，去而不归。徐问商震：“怎不见他们回来？”商震佯装不知《瘉壄堂诗集》、《严几道诗文钞》等。参见“政治学”、“法，叫部下去厕所查看，杳无踪影。原来，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给他们备好的汽车迅速向天津方向开去。徐庭瑶电话通知25师派兵把守通往天津的一切通道，不准放过任何人。同时派一连人乘汽车追缉。方、吉发现后面远处有军车追来，方振武要吉鸿昌同他在一个村子下车步行躲避。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再诱追些时候。”方振武下车后，单独离走，后来雇了一头脚驴，骑到天津，尔后搭轮直驶香港人有伏尔泰、卢梭、霍尔巴赫等160余人。狭义指当时和狄，由香港出国。吉鸿昌到天津后，隐居在法租界。11月9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由蒋引渡逮捕，解往北平。何应钦为“冠冕堂皇”地杀害吉鸿昌，煞费苦心地搞了个“军法会审”。结果审判者变成了被审判者。何应钦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匆忙结束了这场“军事审判”的滑稽戏。蒋介石令何应钦将吉鸿昌就地枪决。吉鸿昌毫无惧色，他踏上刑场，随手以树枝作笔，在地上写下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西北军将领任应歧同吉鸿昌一起受难，任对吉道：“我死了倒没什么，你死了太可惜，国家正用得着你！”吉鸿昌皱起眉头，抱怨地说：“在这个时候，你干嘛还这样。”他又冲着执行的特务们说：“让他先走一步，我要送他一送。”特务们答应了，枪响了，任应歧倒下去了。吉鸿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快搬张椅子给我！”特务们不敢违拗，吉鸿昌端坐在椅子上，又说：“到前面开枪去，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我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看反动派的子弹怎样打死我！”执刑的特务只好走到吉鸿昌的前面，面对面地举枪。吉鸿昌瞪起两只大眼，高喊：“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响后，吉鸿昌直坐在椅子上牺牲，此是1934年11月24日之事。蒋介石在南方筹划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他总结前四次“围剿”不利的经验，古人云：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认为“利其器”是绝好的办法，决定在战前进行思想训练，拿出半年时间对官兵进行心理医疗。4月24日，蒋介石在南昌讲武堂扩大纪念周上作了《剿匪从精神、组织与纪律来奋斗》的讲话。次日，又在南昌科学馆对各军事长官与参谋人员发表了《剿匪技能之研究》的讲话。他说：“我们现在和赤匪打仗并不是打军队数目的多寡，也不是打枪炮弹药的精粗和饷械粮服的接济，如果打这几项，那么，我们都胜过赤匪，我们早就应当剿灭赤匪了，须知我们和他们打的，第一是组织，尤其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就是训练士兵和民众的方法；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动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胜利。”蒋介石还特地跑到江西崇仁，召开了驻赣部队副团长以上军官大会，陈诚、罗卓英、吴奇伟等嫡系将领都参加了会议，蒋介石作了《统军作战制胜之道》、《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的讲话，还解释了所谓的“得胜歌”。蒋在讲话中极力鼓吹：“现在我拈出四句口号，望我们一般官兵，大家牢记：（1）受伤不退，被俘不屈。（2）生而辱，不如死而荣。（3）不成功即成仁，这是随时应当记诵的。（4）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果真被俘更要切记这一句话。”会毕，蒋介石还同军官们拍了电影，这是蒋搞的一次心理战。蒋介石返回南昌后，于5月中旬召集了政治训练会，作了《政治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今后应有之努力》的演说。5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重建了行营，总管江西、广东、福建、湖南、湖北五省及“剿匪”总指挥的任务。随后召开了赣、粤、闽、湘、鄂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研讨“剿匪”战争经验，分析“匪军”状况，指示“对匪彻底封锁的作战方针”。会议期间，蒋介石差不多是一天一个讲话，甚至是一天两个讲话。先后作了《五省剿匪军事会议的使命》、《剿匪战机述要》、《参谋业务与剿匪要诀》、《健全组织与宝贵时间》、《参谋业务及其应有修养》、《此次会议之心得与今后应有之努力》、《信仰统帅及战斗心理之重要》、《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等诸多报告。蒋介石在紧锣密鼓的“剿匪”部署之中，专门在庐山开办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由陈诚任副团长。聘请原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将军为首的德、意、美等国的军事教官组成军事顾问团，专门计划和讲授“剿共”的军事战术。自7月18日，训练团正式开训，至9月，先后办了3期，共受训了7500余人，大都是蒋的嫡系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蒋介石对教官顾问说：“这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蒋介石亲自编写了《剿匪手本》作为教材。其书分绪言和6篇正文、绪言主要讲“剿共”4年，损兵折将，“反使匪势一天天猖獗起来，其根据本原因，就是革命军人主义不明，意志不坚等；以后要认识主义，发生真信仰”，云云。正文有“救民”、“气节”、“纪律”、“智勇”等篇，各有名堂，如言“吾革命军人责在救国，惟救国必先救民，救民必先清匪，匪清则民安，民安则国强，国强则外侮自息，倭寇不足平矣！”“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赤匪，邪说充塞，故人欲横流，廉耻道丧，若不急起挽救，则国固不国，而人民且将沦为禽兽矣。”胡言乱语，不一而足。蒋介石不仅为每期作了开学训词的报告，并先后作了25次专题讲话。蒋军经过训练，果然面貌大有改观，确比过去狡猾、谨慎、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红军打埋伏，如何依靠堡垒与红军作战而很快缩回堡垒去，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察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等等。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在庐山脚下星子县举办了党政人员训练所，目的是要党政人员更好地推行他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蒋亲自讲授了《党政工作人员须知》，要求党政人员具备“克己复礼”的人格修养，要他们做到为“剿匪”去死。训练结束，蒋介石踌躇满志，调动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并于10月上旬在南昌召集“进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将领会议，部署军事进攻。蒋介石请德国的赛克特以及维撒尔、克雷伯尔将军和17个德国参谋部军事专家当顾问，采用持久战和碉堡战政策，用短促出击，在纵深处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割，分进合击，战术上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四面包围，逐步推进，稳扎稳打，绝不轻进。紧缩根据地，最后靠优势兵力寻红军主力决战，从而一举歼灭。举世闻名的碉堡战术，即系此时所倡。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中央苏区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10万人，因而，博古等人说，没有毛同志，我们干得不是更好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同红军总司令部分开，在前方组织中国工农红军总部，任命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而把原来随军在前方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移至临时中央所在地瑞金，增加博古、项英为委员。规定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时，主席职务由项英代理。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了，不久临时中央同苏区中央局合并，称中共中央局。6月13日，中共中央局给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发了一个长电，要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即分成中央军和东方军，实行“两个拳头打人”。要东方军先打闽西的19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后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个作战计划。后来被毛泽东讥之为“两个拳头分开来打人，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周恩来、朱德也不同意这样的作战计划，并二次致电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三令五申，要他们彻底地最坚决地执行这一计划。军委命彭德怀兼东方军司令员，滕代远兼政委。东方军于7月5日入闽作战。东方军虽然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产物，但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领导下，在彭德怀、滕代远和杨尚昆等的正确指挥下，红军战士英勇作战，艰苦奋斗，仍然打了很多胜仗。9月，一位年轻外国军事顾问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往中国来的奥托?布劳恩，即李德。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员，因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被捕，后越狱逃往苏联，加入苏联红军，晋升很快，任苏军骑兵师参谋长。后被送到陆军大学进修，1932年毕业后被派到中国来，当年秋来到上海，即经常和博古等接触。由于博古不懂军事，项英也不太懂怎样指挥打仗，在博古的邀请和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同意下，李德被秘密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当军事顾问。博古便依靠他主管军事领导工作。若按共产国际规定，“顾问”只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更无指挥权，而且必须听命于中共中央。但是，博古和项英竟放手让他掌握红军的指挥权，使他成了共产国际派的“钦差大臣”，成为包揽军委一切工作的“太上总司令”。博古等人唯李德之命是听。这样一来，蒋介石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博古也请了德国人当军事顾问，蒋介石没有把权力交给顾问，而25岁的博古却把权力交给了顾问。李德根本不了解中国，用教科书中的条条和他在苏联红军中的作战经验对照地图，制定作战计划。李德年轻气盛，作风独断专行，蛮横粗暴，他的作战计划，往往越过红军总部，直接指挥前方部队作战。周恩来、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剥夺。9月25日，蒋军3个师进攻黎川。中央苏区的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肖劲光任闽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闽赣军区的主力部队红19师已被抽去参加东方军，到福建去了，其独立师又被调往他地，归红一方面军总部指挥，黎川城内守备薄弱。肖劲光曾建议红军主力及早集结于黎川东北方向，从侧面歼灭进犯之敌，遭到博古、李德、项英等人的拒绝。黎川在敌我力量悬殊、后路将被全部切断情况下，肖劲光带队撤出，退到城外60里的溪口，避免了遭敌包围消灭的危险。敌人于28日占领黎川。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命令在福建同19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向黎川前线前进。东方军在向硝石前进途中，于不预期遭遇战中，歼灭了由黎川向洵口、飞鸢游击侦察之敌3个团，生俘敌第6师第18旅旅长葛仲山。这个意外的序战胜利，使李德、博古得意忘形，并引以为据，提出普遍陈兵根据地边缘，实行全线出击，以抵御敌人的进攻。遂命东方军攻打敌之有重兵防守的、巩固阵地兼是白区的硝石。蒋军步步为营，尤讲究构筑工事，红三军团连攻不克，大有损伤，不得不退守。10月20日李德等又命令红军1、3、5军团集中主力，攻打敌人的另一个有重兵把守的堡垒阵地兼是白区的资溪桥。并提出：“拒绝进攻这种堡垒，便是拒绝战斗。”红军连攻4天，既未能攻下资溪桥，也未能牵动敌军，红军主力却暴露在蒋军堡垒周围，日间遭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十分疲备，10月26日，不得不放弃攻打资溪桥的计划。此时，军委决定成立红七军团和红9军团，红七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肖劲光为政委；红9军团以罗炳辉为军团长，蔡树藩为政委。中央仍不许红军撤退，于11月11日再令红军深入敌后，进攻敌人的战备要点南城以北之浒湾。不但未打下，红军却伤亡了1000余人，受到重大损失。红军不得不放弃阵地，继续向根据地内转移。此后，东方军和中央军的番号便在实际上取消了。浒湾战斗失利后，李德和博古等却借黎川失守问题，搞了一个审判肖劲光的事件。肖劲光作为新编的红七军团政委，带部队和红三军团一起参加了浒湾战斗，浒湾战斗失利后，彭德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责任不在肖劲光。李德、博古想整彭德怀，但不敢动他，于是整肖劲光，又避开了浒湾失利事件，重提黎川失守的责任问题。李德说：“肖劲光在黎川城不战而弃，带领他的独立部队仓皇撤退，而让地方部队听命运的摆布。”宣布将肖劲光撤职，关押，并送交瑞金最高临时军事裁判法庭，召开公审大会进行公审，判肖劲光5年监禁徒刑，开除党籍、军籍。毛泽东知道后，坚决反对、王稼祥也几次拒绝在处分书上签字，毛泽东利用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没有执行李德等人的决定，在肖劲光被关压1个多月后，即将他调到红军大学干部队当军事教员。
第二十三章 阵地战无阵地
蒋介石“剿共”已经得手，正在得意之时，忽有急电：“福建的19路军叛变了！”蒋介石大惊，击掌顿足，举止失措，夜不成寐，哀伤地说：“中正诚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乱，遭兹奇变，至可痛心。”蒋介石不得不改变军事部署，除命令西路军、南路军仍按原定计划“剿共”外，从主力北路军中抽调9个师，从宁沪杭地区抽调2个师，共11师组成第二、四、五路军，由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统率，分由江西、浙江进入福建。命毛邦初为空军指挥官，集中飞机于建瓯，轰炸福州，并将驻南京的两个炮团运到建瓯。海军军舰也调到福建海面，蒋介石亲飞闽北建殴坐镇，直接指挥这场战争。19路军在福建，背靠大海无处可走，面向革命根据地，进退两难。原来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前线“剿共”，目的是以19路军消灭红军或假红军之手消灭19路军，以使两败俱伤，一箭双雕，坐收渔人之利。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知“剿共”难以取胜，但他们从保存实力出发，妄想排除共产党和红军势力出闽西，在福建搞一个“模范省”，联络两广，在福建造成割据偏安之势，因而率19路军在漳州、厦门登陆立足后，纠集土著军阀部队和反动民团，采取步步为营的战略行动，不断进犯，蚕食闽西革命根据地和闽西游击区，先后侵占龙岩、连城、新泉等大片革命根据地。红军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毛维寿、谭启秀部5个团。蒋光鼐、蔡廷锴深深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亦必被红军消灭。此时，原19路军老官长陈铭枢旅欧归国，经香港回福建，尔后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在论论文集》、《怀疑主义和动物信仰》、《存在的领域》等。，与南京蒋、汪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因对闽方抱有戒心、坚持不为所动，致使这个计划流产。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在困境下，受共产党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并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后脱党）去见彭德怀。彭德怀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同陈公培会谈，赞扬了19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蒋、蔡等响应共产党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19路军进入休战状态。陈铭枢、蔡廷锴等再派陈公培和徐名鸿带着给毛泽东、朱德的信到瑞金谈判。中央决定周恩来、叶剑英负责这次谈判，并决定潘汉年与徐名鸿商谈。毛泽东、朱德多次接见陈公培、徐名鸿。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并决定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19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李宗仁不满于闽方联共，致电福建：“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徒给叛党卖国贼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李宗仁虽然也同意“抗日重于剿共”，广西与红军也有“防而不击，互不侵扰”的“君子协定”，但不愿与共产党合作。李知闽变势在必行，为补救计，李急电广东胡汉民、陈济棠：“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致铤而走险，如何？”广东方面对此未有回答。蒋介石已获闽方情报，即邀请蔡廷锴至庐山会晤，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入闽诱劝陈铭枢，均告失败。蒋又派专机持亲笔函来福州接蔡廷锴往南昌，被蔡将飞机和飞行员扣留。11月20日，闽变爆发，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黄琪翔、方振武、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余心清等政府委员，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改用公历，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青天白日旗，另行制定了上红下篮，中间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李济深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将福建绥靖公署撤销，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部，保存19路军番号，将该路军扩为1、2、3、4、5军，总司令由蔡廷锴兼任。又成立了“生产人民党”，以示与国民党完全脱离，由陈铭枢任总书记，发表了打倒蒋之国民政府的宣言。闽变发动后，闽、粤、桂3省联盟出现了深刻的危机，陈济棠接受了蒋介石150万元重款后，以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对闽变“绝不苟同”的通电。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公开声明：“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但李宗仁又私下向闽方表白“心有余而力不足”。尽管如此，当蒋介石出动大军、飞机、海军对闽大举讨伐，狂轰滥炸时，李宗仁联合胡汉民、陈济棠通电责蒋，给闽方道义上的支持。李、白还致电蔡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西南若干据点，依靠两广为后方，待机发展。蒋介石调走了9个师，使他煞费经营之封锁政策，竟一旦而失全效。这是红军反“围剿”的极好时机。毛泽东立即提出：以主力红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这不仅能粉碎蒋军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且能援助闽方新政权。毛泽东风趣地比方说：“这是和敌人换防。敌人要到中央根据地来，我们让他，我们到江、浙一带去打游击，重新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这样一来，不但敌人的碉堡战术、敌人所建立的堡垒封锁线，统统失去作用；而且将迫使敌人不得不同红军打运动战，红军就可以发挥所长，在运动中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的这个作战计划是英明的，蒋介石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力出动进行第五次“围剿”，后方空虚，并已无兵可调，连守卫兵力也不敷调配，南京一带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依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维持。红军一旦突破封锁圈，突进到敌人后方，完全可以开展胜利的游击活动。彭德怀也提出类似建议。他发了一个电报给周恩来转博古，建议留5军团守卫中央根据地，集中1、3军团和7、9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持19路军，推动抗日战争，打破第五次“围剿”。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正击中蒋介石的要害，蒋最大的担心，就是怕红军由闽北进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那么必使蒋介石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而引起全国政局的变化。但是，博古、项英等中央领导人和李德拒绝采取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并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他们还认为，红军转向蒋介石部后方，是等于帮助了19路军，是丧失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博古曾请示在莫斯科的王明该不该与蔡廷锴联合？王明回答：“在同他握手时，应朝他脸上啐唾沫。”毛泽东写给中央的信，全无音讯，十分着急，便去中央所在地瑞金叶坪，陈述自己的意见，但他得到的回答是：“蒋光鼐、蔡廷锴都是坏蛋，打过我们，我们不能同他们联合。”毛泽东因反映了自己的意见，而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周恩来、朱德几次向中央局和军委建议，红军应乘机伏击，痛歼入闽之蒋军。蒋介石怕红军和19路军配合作战，命令陈诚、李默庵等以7个师的兵力向东山、得胜关集中，以与入闽蒋军相呼应，并截断红军入闽通路。周、朱联名向中央建议：“立刻调1军团及14师，准备会同3、5、9军团主力，甚至3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得胜关间与敌决战。”这一建议也被博古和李德所拒绝。李德将主力红军西调，去进攻永丰地区敌人的堡垒线。周恩来、朱德对李德、博古、项英误失良机，愤慨致电博古、项英，要求：“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这个电报触怒了博古、李德、项英等人，于是，由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向中央局提出撤销红军总司令部和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军委。中央局作出了相应的决定。1934年1月4日，周恩来、朱德被从前线召回瑞金，失去了对前线部队的指挥权。蒋介石除以大军围攻19路军外，又用高官厚禄收买19路军军官，他竭力收买蔡廷锴未果后，又向其下属军官下手。结果19路军5个军长，除第5军军长谭启秀力战外，其余各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等都做了倒戈将军，举兵投降了蒋介石。福建政府孤立无援，又有内变。1934年1月15日，福建政府首府福州陷落。不久、龙岩亦失守。1月底，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分别逃至香港，蔡廷锴不久亦逃港，福建事变乃宣告彻底失败。蔡廷锴等为保存19路军的部分实力，同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在广西成立一个团，安插在闽变失败后离散的19路军官兵。该团表面上属桂军，但军饷由蔡廷锴以原19路军存下的公积金支付。这支武装力量，是为嗣后两广“六?一”事变时，蔡廷锴等人入桂重新组织19路军的基础。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即将进攻福建的部队组成东路军，任命蒋鼎文为东路军总指挥。回过头来协同其他部队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进攻，他采取的新战术，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一边前进，一边筑碉堡，平均每天只挪动二三里，一步一步地朝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和主力所在地进逼。中共临时中央于1934年1月15日，即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讨论和研究了形势与任务、苏维埃运动与任务等问题，补选了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改选了政治局。新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秦邦宪）、王明（陈绍禹）、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康生、毛泽东等12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为：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与此同时，中华苏维埃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此时，张闻天对博古的一些错误做法不满，同他发生过争吵。博古把张闻天安排在人民委员会主席位置上，目的是既削弱毛泽东在政府的权力（毛泽东原来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又把策略问题上与自己存在一定分歧的张闻天从党的领导圈赶出去。六届五中全会，“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鼎盛状态。它不但对革命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左”的估计，夸大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成分，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的政策，在组织上进一步对领导机构的宗派主义改造，而且在军事上仍然强调进攻路线，接受了李德反对堡垒主义的“短促突击”战术，提出“为夺取新的苏区与中心城市而斗争”的口号，使红军由运动战转变为阵地战。会后，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推行“以碉堡对碉堡”和“短促突击”，实行了消极防御的方针。在双方兵力和武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自1月下旬至3月底，红军进行的许多战役、战斗都遭到失败。4月中旬，蒋军集中了11个师分两路，分别沿抚河西岸和河东岸，进攻广昌采用梯次配备，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的战法，交替筑垒推进，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坚守广昌。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提出“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为保卫广昌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口号。他们组织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任政委，顾作霖代总政治部主任。红军主力1、3、9军团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以集中对集中，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保垒的阵地战，结合所谓的“短促突击”，同优势兵力和武器装备的敌人决战，蒋军用飞机轮番轰炸，用大炮猛烈轰击。蒋介石集历次对付红军的经验，担心红军又转移他去，未料正好相反，红军主力死守广昌，蒋介石大喜过望，自问：“匪共怎么变得如此愚蠢？”令大军攻击勿怠，激战18昼夜，双方死伤甚众。蒋介石大喜：“我拼得起，匪共拼不起！”留守在瑞金的周恩来于4月27日致电博古、李德，建议红军撤离。此时，抚河东西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反击未能奏效，不得不于当晚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28日，蒋军进占广昌，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果被蒋军打开。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伤亡达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A5。蒋军也有重大伤亡。蒋军自广昌战役得手后，气焰更加嚣张，相继又占领了建宁和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中央苏区进一步缩小。7月上旬，蒋介石集中了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发动新的进攻，并且相互联络通报，谨防红军主力转移。博古、李德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处处设防，形成“6路分兵”，节节抵抗的阵地战。这正中蒋介石下怀，红军兵少，分而为六，则益少，犯了兵家大忌，蒋介石得悉红军如此布阵，兴奋不已，知自己已稳操胜券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匪共处处犯兵家之忌，得不败乎？”红军在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然杀伤蒋军三四千人，自己的伤亡也很惨重，被迫后退。8月31日，广昌的驿前失陷。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蒋军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中央苏区的70个县，只剩下6个了。9月，蒋军进逼兴国、宁都、石城、长汀、会昌。毛泽东此时献上一计：打破“围剿”还有最后一线希望，即蒋军主力向湖南中部前进，调江西的蒋军到湖南中部而歼灭之。博古说：“毛同志又来他的游击主义了。”遂不用，依旧分兵把守各地。蒋介石认为红军已成瓮中之鳖，忍不住长嘘一口气，几年“剿共”之战，到此已接近全胜了。于是又在庐山开办了训练团。从7月至9月，先后办了3期，每期仍为3周。这次的中心内容仍然是反共，但着重进行精神教育，即所谓的“军人魂”教育。因为共军即将被消灭，所以不再是满嘴的反共词句，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开展精神教育。蒋介石说：“本团长此次之所以要召集我们全国的高级和中级官长到此训练，就是要将这个做人的道理与做革命军人的道理，传授于大家。”蒋介石在这次训练中，先后作了29个讲话。其主要内容是：（1）鼓吹军人要有一个灵魂。这个灵魂便是蒋记的三民主义，其基本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2）鼓吹“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3）鼓吹“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4）将过去自私自利、贪污卑劣、骄奢淫佚、偷生怕死、互相欺诈、夺权夺利之一切颓风恶习和一切不好的思想行动，一扫而空。蒋介石的目的是想改善军队的面貌，使官兵能结成一体来为他卖命。这次训练果有效果，如第18军各师，军官的生活和士兵接近了，军官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而与士兵相同，在腰间扎一小皮带，身着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吃大锅饭。这不仅表示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士兵激动不已，打起仗来能效命沙场，同时减少军官在战场上的目标，以避免遭到红军的阻击。
第二十四章 撤出根据地
蒋介石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围剿”红军，一方面在白区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30年5月，原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回国。8月，他将谭平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时成立“革命黄埔同学会”，争取广大黄埔军校同学参加，与蒋介石领导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杭，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使蒋决心置邓演达于死地，以30万元悬赏缉拿。次年8月17日，由于叛徒陈敬斋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蒋介石虽百般威胁利诱，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总参谋长职务等，但邓演达不为所动，他始终横眉冷对、大义凛然。蒋介石又提出要他答应不写反蒋文章即可获释，他严词拒绝说：“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这铮铮铁骨，使蒋胆寒，尤其是历届黄埔军校毕业生联名上书，要求蒋介石释放他们的教育长，使蒋胆战心惊，因此决定除掉邓演达。11月29日，秘密将邓演达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年仅36岁的邓演达为中国革命献出宝贵的生命。宋庆龄曾为营救邓演达，面见蒋介石，蒋花言巧语，敷衍搪塞。后来宋庆龄得知邓被杀，无比愤慨，挥笔写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声明，向全世界宣告：“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己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的领袖。”宋庆龄从营救邓演达未果中吸取教训，便联合全国进步力量，建立营救政治犯的组织。1932年12月18日，她同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发表宣言，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翌年1月，上海和北平成立了分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立即投入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牛兰是波兰人保罗?鲁埃格的化名，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书和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泛太平洋产业同盟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的公开名称，它的任务是组织和资助中国的工人运动。牛兰于1930年春由莫斯科来到中国。1931年6月15日，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出卖，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以共产党嫌疑犯的罪名逮捕，后引渡给国民党军事当局，被监禁在南京、苏州等地。牛兰被捕的消息传开，轰动中外，国内外著名人士迅即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收到100多位德、法、美等国著名教授、作家、艺术家请求营救牛兰的电报。1932年7月，宋庆龄、杨杏佛、埃德加?斯诺和其他中外知名人士组织了牛兰夫妇营救会，宋任主席。她多次去南京找汪精卫和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牛兰夫妇被判处死刑，由于宋庆龄的大力营救，迫使国民党政府不敢对牛兰夫妇下毒手，减判为无期徒刑。后来牛兰夫妇得以越狱逃跑。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活动，如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余文化、陈藻英，以及著名作家丁玲等。许德珩等是在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宪兵第3团去镇压北平抗日救亡运动时被捕的。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得知后，立即代表民权保障同盟致电蒋介石、宋子文和天津卫戌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禁之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许德珩等被营救出狱。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局书记罗登贤和总工会宣传部长廖承志，因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而被捕。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儿子，又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窗好友，经宋庆龄、何香凝的营救获释。罗登贤是共产党重要干部，虽经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多方营救，但蒋介石还是于1933年8月将他秘密处决了。陈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师长，他率领部队先后生擒了蒋军34师师长岳维峻、69师师长赵冠英。1932年，他在作战时不幸负重伤，化装到上海治疗。出院后他在路上被叛徒认出而被捕。陈是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生，当过孙中山的卫士，曾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保护宋庆龄脱离虎口。1925年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突遭林虎军袭击，勇敢机智的陈赓背起蒋介石逃生，对蒋有救命之恩。陈赓被捕后，宋庆龄立即设法将其被捕消息公布于众，《申报》以《共党红军军长陈赓在沪被捕》为题作了报导。蒋介石想通过陈赓来影响红军中的黄埔生，对陈进行了一系列的劝降活动。命令用专车将陈赓从上海押往南京，蒋介石在他的手谕中写着：“查陈赓乃余昔之袍泽，勇冠三军，于北伐中卓著劳绩，姑念年轻失足，误入迷途，宜加珍惜恕容，多于照拂，促其幡悟，若能起誓归顺，效忠党国，定当重用。”陈赓被关进南京卫戌区司令部监狱。蒋介石派陈赓的黄埔军校同窗好友去游说陈赓，陈赓不为所动。蒋介石下令将陈赓押解到南昌，想以校长的威严软化陈赓，把他安排在豪华的江西大旅社，以锦衣美食加上蒋的心腹秘书邓文仪的劝降，但仍无结果。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南昌百花洲科学仪器馆会见陈赓。蒋介石走进客厅门口喊道：“陈赓在哪里？”陈赓拿起了报纸翻阅，不理睬。蒋走到陈赓身边说：“你是我的好学生，你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冷言冷语地回道：“我没有错误，根本不需要你原谅。”蒋介石以师长为诱饵，促陈悔过自新，为党国效命。陈赓以绝不做国民党的狗官严词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好把陈赓押回南京秘密关押，伺机秘密杀害。宋庆龄立即面见蒋介石，斥责道：“陈赓是黄埔军校学生，东江之役一直跟着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陈赓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现在你要杀他，简直是忘恩负义，你天天讲的礼义廉耻到哪里去了？”蒋介石俯首无言，想到如果把陈赓杀了，将被世人说是恩将仇报，损德忘义，激起黄埔学生不满，带来后患，只得释放陈赓。由于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的营救，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的丁玲免遭杀害，后来她设法逃离南京，潜回上海。宋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蒋介石统治构成威胁，蒋命特务对宋庆龄进行监视，并将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以达“杀杨儆宋”之目的。戴笠亲赴上海指挥布置，参加行动的有6人，事先都宣誓：“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立即自杀而不能泄漏出去，否则将遭到严厉制裁。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带着14岁的长子杨小佛在上海法租界乘纳喜牌篷车，车头甫出中央研究院大门，马路旁突有短衣暴汉4名冲出，各出盒子炮，围集车身两旁射击，弹如雨下，杨杏佛身中三枪，倒于车厢，旋即殒命。一个特务分子过得诚，在行动后跑错了方向，来不及上车逃走，而被车上的人打死。戴笠为纪念他，后来把中美合作所的一条马路叫“过得诚路”。宋庆龄立即发表声明，严厉斥责蒋介石及其主使的一伙特务犯下的法西斯暴行。蒋介石对宋大为恼火，于是戴笠便策划了一个撞车阴谋，企图将宋庆龄撞死或撞成重伤，使其不能再参加革命活动。蒋介石虽然认为这个办法很好，可是又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宋子文一定会吵闹，因此不敢贸然行事。蒋介石命戴笠暗杀上海《申报》主持人史良才，史良才及其《申报》曾抨击过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和“剿共”政策，并聘请一些爱国进步人士参加《申报》馆工作。史良才对特务的暗杀是有防范的，除使用的汽车有保险设备外，并雇有私人警卫。1934年秋，史携眷去杭州调养胃病，不幸被特务分子杀死在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案发后，蒋介石还唁电史良才家属，并命浙江省主席鲁涤平悬赏缉凶。凶手们已从蒋介石手中领到一笔犒赏费。后来，蒋介石又下令将知道暗杀史良才秘密的鲁涤平及其老婆杀害。蒋介石下令CC派和复兴社两大派特务组织逮捕和暗杀在白区活动的共产党员。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的一年中，有4500余名共产党员被捕杀。李德、博古的阵地战使红军遭受很大的损失，他们在1934年春便惊慌起来，作出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并将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请示。六七月间，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于是，博古、李德和周恩来3人成立了三人团，秘密地进行长征的准备工作。7月，中央决定以第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向闽浙皖赣边前进，第7军团以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粟裕为参谋长、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全军团6000余人。北上抗日先遣队打出抗日的旗帜，取道闽中、闽东、浙西向皖南挺进，沿途散发抗日宣言，并同阻拦的蒋军进行英勇战斗，11月4日，进入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重溪，部队减少到3000余人。根据军委指示，7军团同闽浙赣根据地的红10军合并，成立红10军团，刘畴西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委。同时，中央命方志敏为省苏维埃主席兼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中央红军突围西征后，指令红10军团成立军政委员，以方志敏为主席，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为委员，领导红10军团转到外线作战。11月下旬，红10军团经开化、婺源、休宁、太平，并在泾县、太平、青阳、祁门、休宁、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10余县，同蒋军战斗10余次，虽给敌人一定的杀伤，但红军处境十分险恶。方志敏不得不于1935年1月10日率领红10军团离开皖南，返回闽浙赣根据地。方志敏、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余人，由浙江开化的杨林翻山到达港头村，进入闽浙赣根据地边沿地区，刘畴西率领的主力部队2000余人到达杨林一带。不料部队被敌人包围，方志敏命粟裕率先头部队突围，尽快进入根据地内去。方志敏率领少数兵力冲向红10军团主力部队。敌人以7倍的兵力将红10军团围在方圆5里的怀玉山区。红军粮尽弹绝，同敌人血刃拚搏。最后除小部分战士突围出去外，大部分伤亡失散。方志敏、刘畴西不幸被敌人逮捕。方志敏被捕后，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写了《可爱的中国》、《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著作。1935年8月，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由粟裕、刘英率领突围回到闽浙赣根据地的800多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转战在浙闽边地区，继续坚持游击战争。1934年7月下旬，中央派任弼时、王震、肖克等领导湘赣根据地的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向湘中一带转移，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以策应中央红军主力部队的反“围剿”斗争，并相机向北与红三军取得联系。任弼时、肖克、王震组成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任主席。8月，中央军委命肖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委，李达为参谋长、张子意为政治部主任。红六军团是1933年6月由原来活动在湘赣根据地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军组建起来的，已有9700余人。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的横石、新江口一带出发突围南进，披星戴月，日夜兼程。过湘南，入桂北，然后挥师北进，进入黔东地区，于10月1日袭占贵州的老黄平。红六军团西征，历时80天行程5000余里，跋山涉水，艰苦转战，历尽艰辛，所经湘、桂、黔3省，作战10余次。但于10月7日在石阡西南甘溪一带与桂系军阀廖磊部激战1昼夜，红六军团损失惨重，部队被敌人截为3段。参谋长李达率两个团及机枪连共400余人，在离开主力后临时组成特务团，经过9天的艰苦转战，到达沿河县蛟岩乡水田坝，李达闻知贺龙部在此，便给贺龙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我们是6军团奉中央军委命令前来找3军会合的，我是李达，率先遣队走在前头，要见贺总指挥。”贺龙见信喜出望外，即和关向应等同李达见面，并研究了接应红六军团的办法。次日，贺龙、关向应即率红三军主力从水田坝南下，迎接红六军团主力北上。10月24日，贺龙的红三军和任弼时、肖克、王震的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村会合。两军会师后，中央军委命红三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为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红2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2、6军团的行动。随后，红2、6军团转移到湘西地区，开辟了湘鄂川黔根据地。9月底，中央三人团做出撤出根据地的决定，三人团作了分工：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对中央根据地的留守工作作了部署，决定中央根据地设立党的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3个机构。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5人，后来又增加邓子恢、张鼎示、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贺昌任军区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留下的部队约1．6万人，另有伤病员1万余人。蒋介石得知中央红军突围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南北将领会议，调动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主力红军，另以陈诚指挥的20多个师共20余万大军包围中央根据地，叫嚷“要掘地三尺”、“斩草除根”，决不让苏维埃政府“死灰复燃”。面对强大的敌人，陈毅主张打游击，他说：“过去那种死打硬拚的战术，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搞垮了，那一套方法和作风，全都要收起来，大家背起快枪打游击去，不要让敌人找到目标，把干部和部队迅速分散，化整为零开展广泛灵活的游击战争。”项英仍热衷于大兵团作战，主张集中兵力，以阵地防御战抗击敌人，同敌人打硬仗。结果，10月26日，蒋军占领宁都；11月10日，红色首都瑞金陷落。不久，于都和会昌失陷。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接着，敌人从北、东、西三面向内紧缩，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中央区内的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企图将红军围困在越来越小的地区内，然后分区“清剿”，进而彻底消灭红军。蒋军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了“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无数坚强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绝人寰地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被杀害的人数达70万人。11月21日，项英命红军24师和两个独立团在会昌谢坊左侧的湾塘岗伏击蒋军1个师，歼敌半个旅，但自己的部队也受损失，又暴露了目标。蒋军4个师跟踪而至，四面合击，红军24师和两个独立团在狙击战中未能取胜，并在牛岭战中惨败，最后坚持的阵地战告吹。项英不得不接受陈毅转入游击战的意见，部署部队转入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从狭小的仁风地区分9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敌人重兵包围，红军部队虽然相继突出敌人的包围圈，但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中央分局和赣南省党政机关这一路共约3000人，突围到油山时只剩下300余人。许多优秀的党政军领导人牺牲了，其中包括一大代表何叔衡以及贺昌、刘伯坚、毛泽覃等等。瞿秋白在突围中不幸被敌人俘去，投入监狱，严刑拷问。瞿秋白不暴露身份，只说自己是个医生。他在上杭监狱中用化名林祺祥给鲁迅写信，请求营救。鲁迅接信看后大吃一惊，立即筹资开一个铺子，以铺子名义去保释瞿秋白。不料，瞿秋白被俘的中共福建省委一领导人的妻子供出真实姓名，瞿秋白被秘密押到长江囚禁在蒋军36师师部。36师师长宋希濂敬重瞿秋白的才华，多次劝降，未果。蒋介石气恼，密令蒋鼎文将瞿就地枪决。陈立夫得悉，急向蒋献计：“瞿秋白有真才实学，在共产党内影响大，后受打击，有隙可乘，他又熟悉苏俄，可为我用，如能诱降，不防暂准他不公开反共，可在南京主持编译室。”蒋介石准予暂缓执行枪决，由中统大员即赴长汀劝降。于是，中统局训练科长王杰夫同叛变后当了特务的陈建中一起去长汀。王杰夫等同瞿秋白进行了多次“谈话”，瞿秋白先是不理睬，尔后是侃侃而谈，劝降失败，王杰夫等狼狈而归。瞿秋白在狱中作诗3首： 二十载沉浮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 湖海栖迟芳草梦，江城辜负落花风，黄昏已近夕阳红。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就义前，他高唱《红军歌》、《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突围出去的中央分局及其部队，来到赣粤边油山地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开始了3年的艰苦游击战争生活。
第二十五章 万水千山
主力中央红军8．6万余人，于1934年10月12日从红色首都瑞金的西红梅坑地区出发，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万里长征。参加长征的有林彪、聂荣臻的红一军团，彭德怀、杨尚昆的红三军团，董振堂、李卓然的红五军团，周昆、黄苏的红8军团，罗炳辉、蔡树藩的红9军团。中共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编成两个纵队，军委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中央纵队以李维汉（罗迈）为司令员兼政委，邓发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2个纵队对外称“红星纵队”。尽管李德和博古等对红军西征的保密工作搞到神秘化的程度，但蒋介石却很快摸准了红军的行动方向，调集几十万大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一网打尽。第一道封锁线设在江西的信丰、安西、安远一线，横挡红军去湘西的通路，防守部队是陈济棠的粤军。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但他对“剿共”并不积极，既怕红军占领他的地盘，又怕红军走后，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而入广东。粤军在南线前进的速度像蜗牛般缓慢，始终未构完碉堡封锁线，只有点而未缀成线。陈济棠又采取“外打内通”、“明打暗和”的策略，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军情，虚张声势，摆出一副打的架势；一面却极端秘密地暗派高级参谋杨幼敏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谈判。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立即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与杨幼敏等谈判，双方达成协议。10月21日，主力红军发起突围战斗，从龙布至韩坊间，展开全线总攻击。粤军部队得到陈济棠的示意，稍事抵抗，即全线撤退，让出中间大道。这场战斗，双方都做出攻防之势，但都是假打，枪弹都是朝天上放。红军大队渡过信丰河，自南康、大余间横渡章水，越过赣州、南雄间的公路，进入粤北。蒋介石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被突破。蒋介石对陈济棠的不积极“进剿”态度，怒斥为“借寇自重”。然因疲于“围剿”红军，一时也只能徒唤奈何。11月8日，红军从汝城以南之天马山到城口突破了由何键部防守的第二道封锁线，沿着湘粤边界继续前进。11月13日至15日，红军又突破了由何键和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湖南酃县至宜章的第三道封锁线，占领临武等县，渡过了潇水。尔后、红军兵分两路，一路前出道州，一路前出江华、永明，直奔湘江东岸。蒋介石急调40万大军，利用湘江天险，构筑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两岸。博古、李德不顾敌众我寡之势，命令红军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渡过湘江去同2、6军团会合上。红军占领宜章后，本应立占全州，以策应大军渡河。但因红军身负重担，行军迟缓，致使敌军先行占领全州，构筑了阵地。红军从11月25日起，在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7天。为保卫中央纵队过江，竟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虽然于12月1日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各军团均遭受重大伤亡，5军团的1个师、3军团的1个团和8军团被打散的部队行动慢，未能渡过湘江，其中一些人后来转到湘南去打游击，大部分则壮烈牺牲，8．6万余人的部队，锐减到3万多人。贺龙、任弼时、关向应领导的红2、6军团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在川、黔、湘边界发动了强大功势，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并包围常德，威胁长沙、岳阳，声威大振。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封锁线后，沿大苗山脉北上，仍然准备和红2、6军团会合。但摆在红军面前的敌情越来越严重了，蒋介石看准红军的意图，集结重兵，张开网口，妄图将红军歼灭。中央三人团的情绪极为低落。年轻的博古面临湘江战役的惨败，面临军内发出的对他和李德的一片怨恨声，十分惊慌和苦恼。他哭丧着脸，从设在隐蔽棚里的司令部内钻出来，面对困难的处境，一筹莫展。他知道自己作为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责任重大，不自觉地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着自己的脑门上左右比划着。1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走过来，惊奇地看到博古那种反常的举动，立即上前劝阻说：“你冷静一些，别开玩笑，这不是闹着玩的，谨防走火！”博古苦笑着收起手枪。与博古相比，李德则是目空一切，自命不凡。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推到客观条件上，继续保持那种独断专行、蛮横粗暴的作风，坚持硬打硬拚的战略，要求红军按照原计划西征，不自觉地投向蒋介石设置的网袋。周恩来既不像博古那样沮丧，又不像李德那样鲁莽，他小心翼翼地坚守在岗位上，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倾听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的意见，考虑着改变原来计划，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行军路线。红军出发长征前，毛泽东来到瑞金，找到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讲了战局，并把主力红军准备西征的计划告诉他。毛泽东回到住所，心情郁闷不乐。红军出发时，毛泽东被编在中央纵队里。博古、李德清楚知道，如果再不让毛泽东这位有极高威望的红军创始人出来，他们就有带不出红军部队的可能。让毛泽东出来，他们又不愿把他和其他领导人编在一个队里，于是就把毛泽东和他的十几位警卫员以及马夫、挑夫、担架员等，编成一队。毛泽东的爱人贺子珍和其他女同志一起被编在卫生部休养连里。毛泽东每次到了宿营他，立即让警卫员用门板搭起办公桌。他在马灯下打开地图工作。毛泽东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打击都不同党、同革命事业分开。这一辈革命家大都有这样的品格。毛泽东从敌人的报纸上发现贵州省的敌人防御力量单薄，他又找军委总司令部的侦察参谋核实了这种情况，于是便向中央提出了放弃与红2、6军团会合，转向贵州，摆脱敌人的战略计划。这个正确的建议，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于是，毛泽东便找政治局委员、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谈心。王稼祥在红军长征后，特别是湘江战役红军由8万多人减少到3万多人，他开始考虑路线是否正确的问题。毛泽东觉察到王稼祥思想的变化，主动做他的工作。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躺在担架上行军。毛泽东向他详细地分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王稼祥同意毛泽东的分析。毛泽东接着向王稼祥说明了自己对改变红军被动局面的计划。王稼祥不仅赞成毛泽东的计划，而且认为有必要改变中央的领导状况，产生了由毛泽东出山担任军队最高领导职务的思想。王、毛都认为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总结一下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他们两人统一思想后，决定去作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的工作，争取张闻天的支持。王稼祥先找张闻天交换了意见，接着，毛泽东去找张闻天。张闻天原来极力为王明“左”倾路线张目。但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红军惨遭失败后，他批评了博古，和博古大吵一通，两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而张闻天因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在与毛泽东的接触中，逐渐转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两人的意见日趋一致。毛泽东主动要求在宿营时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便于彼此谈心，交换意见。在通道县的县溪镇南的一个住宅里，毛泽东向张闻天分析了军事形势，指出博古、李德有时也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左”倾错误，批评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没有采纳他的正确意见。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的批评，同意改变红军长征路线，并表示立即去找博古，提出立即召开一次会议，讨论部队转向贵州的问题。张闻天的转变举足轻重，因为他在政治局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和周恩来，曾是博古最亲密的伙伴。毛泽东再一次找到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周恩来在进军通道县的途中，已间接听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酝酿改变红军行军路线的问题，要求在通道县开会研究。他同时听到红军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的不少意见，于是便和博古商定，在通道县召开一次紧急会议（即“飞行会议”）。12月12日，周恩来在通道县的“恭城书院”主持召开了飞行会议。会上，毛泽东用大量的材料分析了敌情，说明部队去与2、6军团会合，必将折楫沉舟，唯一的生路是转向防御力量薄弱的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王稼祥、周恩来、张闻天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坚决反对，他用粗暴的态度和毛泽东、周恩来争吵，甚至借口“有病”而退出会场。博古开始坚持红军去湘西的路线，但他因军事失利，灰心丧气，最后只得同意先去贵州的建议。会议决定到贵州后再开会讨论到底是否去湘西的问题。红军在12月15日攻克了贵州的黎平。在这期间，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找人谈话，做了许多说服工作。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黎平会议。博古在会上提出，军队来到贵州，已避开追击的国民党部队，可以沿6军团旧路入黔东转湘西，然后一直向北，实现与2、6军团会师的计划。李德因疟疾发作，没能参加会议，博古的意见代表了李德的观点。毛泽东力主放弃去湘西的意图，将部队拉到黔北以遵义为中心的地区，在黔川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如有可能，部队还可以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与川陕之交的红军协同作战。多数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上还提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路线问题，认为部队到了遵义，再召集政治局会议，对军事路线好好地进行总结。黎平会议后，朱德、周恩来立即执行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因8军团在过湘江时，损失惨重，且战斗力弱，不但不能独当一面地作战，反而要主力军团掩护他们。长征出发时部队有1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因此军委决定将8军团与5军团合编为5军团，由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为政委。将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并，改称中央军委纵队，由重任军委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委，叶剑英为副司令兼总司令部4局局长。王稼祥因伤，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由李富春代理。黎平会议后，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取消。部队在黎平休整了3天，12月20日，中央红军便分两路迅速西进，继续向贵州深入，直向遵义进发。这一行动，大出蒋介石的意外，何键在湘西的4道碉堡封锁线置于无用，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化成泡影。红军从黎平出发后，接二连三地占领了锦屏、剑河、台江、镇远、黄平、余庆等地，一路缴获和购买很多布匹，使全军的服装焕然一新。部队的那种强渡湘江前后的沮丧、疲劳状态全部消失。红军前卫部队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准备跨越天险乌江时，博古、李德又提出不过乌江，回头与2、6军团会合。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再次否决了李德、博古的意见。会后立即组织强渡乌江。乌江古称天险，南岸要下10里壁陡的石山，才能到达江边；北岸又要上10里的陡山，才能走上通遵义的大道，乌江在两岸峡壁间流过，江面虽不宽，只有250米，可流速却达每秒1．8米，是一条奔腾的急流。红军先强渡过去1个营，打垮了黔军副军长侯之担1个旅的守江部队，架起浮桥，分3路分别从回龙、江界、茶山关顺利渡过乌江，守敌一部被歼灭，残敌向遵义仓皇逃窜，红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湄潭，随即经瓮安向遵义进逼。部队渡过乌江之后，毛泽东发现警卫班的一名战士的鞋子行军跑掉了，另一名战士的鞋子夹在石逢中，拖出时撕破了，他便把自己的床单撕成两半交给那两位战士，用它打草鞋。两位战士不肯，毛泽东笑着说：“没床单铺床是小事，你们没有鞋怎么能走到遵义呢？快拿去打草鞋吧。”战士眼含热泪呆呆地站着，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才把床单撕成条条打草鞋。在行军途中，毛泽东先后找了朱德、彭德怀、林彪、聂荣臻以及其他红军领导同志谈了话。这些同志很了解毛泽东，他们了解第五次反“围剿”的具体情况，毛泽东同他们交换了意见，开始思考和总结失败的教训。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第2师第6团于1935年1月6日逼近遵义，并以迅雷之势，奇袭了遵义城外敌人的一个据点，全歼敌人。红6团侦察排全部穿上俘虏的服装，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来到遵义城门前，诈开城门，红6团全部人马随即进入遵义城。遵义守敌措手不及，黔军3个团由北门仓皇遁走。红2师派出部队追击，攻占了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占领了松坎、绥阳等地。1月8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遵义。次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进入遵义南门时，群众在路两旁敲锣打鼓，手举三角彩纸小旗，高呼：“欢迎朱德、毛泽东总司令！”“欢迎中国工农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幢独立的楼房里，毛泽东安顿下来后，立即找张闻天，然后找王稼祥，3人议定，由张闻天执笔3人共同起草一份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提醒张闻天认真研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各种材料，并将自己搜集的材料交给张闻天。1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内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及他们的党内外主要职务是：政治局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毛泽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朱 德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陈 云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5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遵义警备司令部政委。周恩来 政治局常委、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长征时的“三人团”成员。张闻天 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博古（秦邦宪） 政治局常委、中央局领导者，长征时“三人团”成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中国工农红军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邓 发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少奇 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长征开始时8军团中央代表。凯 丰（何克全） 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9军团中央代表。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 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李富春 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林 彪 1军团军团长。聂荣臻 1军团政委。彭德怀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军团长。杨尚昆 中央候补委员、3军团政委。李卓然 5军团政委。邓小平 中共中央秘书长。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9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因在遵义东北湄谭、兴隆一带担任警戒，未能出席会议。5军团长董振堂在党内没有担任负责职务，也未出席会议。
第二十六章 历史的转折
博古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正报告；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军事工作的副报告；张闻天根据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博古在报告中强调红军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与博古相反，周恩来在他的报告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战略战术原则：分散使用红军兵力，用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在军事上不利用国民党19路军军事政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去湘西同2、6军团会合等等。毛泽东的长篇讲话，批评了博古的报告不实事求是，借用客观情况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他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过程中，犯的军事路线错误可以归纳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把反第一、二、三、四次“围剿”的胜利，和反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敌我兵力的情况等作了对比分析，有很强的说服力。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李富春、刘少奇、陈云等人发言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提出改换领导的问题。除邓发、凯丰为博古辩护外，其他人都对博古、李德提出不同程度的指责。周恩来在讨论时发言，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朱德等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请求中央撤换他的领导职务，提议毛泽东出来领导军事。会议作出4项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时决定红军今后的去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分工，决定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撤销了李德的军事顾问职务，但由于李德拒不承认错误，暂时未将决议告诉他。多数人在会上同意博古交出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因博古思想不通，而暂时留在总书记的岗位上。遵义会议后，红军分左、中、右3路，左路由3军民彭德怀、杨昆尚率领。中路中央军委纵队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直接率领，右路军1、9、5军团，由林彪、聂荣臻、罗炳辉、蔡树藩、董振堂、李卓然率领。3路大军向西北方向的赤水河移动。红军在土城与阻截的川军遭遇，双方都有伤亡。红军西渡赤水，向古蔺、兴文、长宁挺进。由于土城战斗对敌人力量估计不足而失利，战士、干部有些埋怨情绪，这时中央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而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情绪低落，再继续担任领导有一定困难。张闻天在这种情况下向毛泽东提议：撤换博古的领导职务。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接替博古总书记职务。毛泽东则提出由张闻天担任总书记。他说：“张闻天有头脑、有水平、有能力、有地位，由他负责，便于团结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同志，对共产国际也好交代。”周恩来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他立即找博古谈话。博古经过遵义会议后半个月思考，思想通了。他爽快地答应把总书记的职务让出来，总书记顺利地易人。于是，张闻天成为总书记。红军来到云南扎西地区，把敌人远远地甩在后面，红军作了短期休整，宣传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力量。休整后的中央红军第五、九军团取消师级编制，军团下设团。中央红军编制是：中央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 朱 德 总政委 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 副总参谋长 张云逸第一军团军团长 林 彪 政 委 聂荣臻参谋长 左 权 政治部主任 朱 瑞第1师师长 李聚奎 政 委 黄 苏第2师师长 陈 光 政 委 刘亚楼第3军团军团长 彭德怀 政 委 杨尚昆参谋长 邓 萍 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第4师师长 张宗逊 政 委 黄克诚第5师师长 彭雪枫 政 委 徐 策第5军团军团长 董振堂 政 委 李卓然参谋长 陈伯均 政治部主任 曾日三 （下设37、38、39团）第9军团军团长 罗炳辉 政 委 蔡树藩 何长工参谋长 郭天民 政治部主任 黄火青 （下设7、8、9团）中央军委纵队司令员 刘伯承政 委陈 云 副司令员 叶剑英第一梯队司令员 邓 发政 委蔡树藩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何长工第五梯队司令员兼政委 李维汉（罗迈）干部团团长阵 赓政 委 宋任穷保卫团团长姚 哲政 委 张南生蒋介石发觉中央红军行迹后，急调兵追来。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认为红军已把敌人的视线引到滇东北来，造成黔中空虚，红军应杀他一个回马枪，回师贵州，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红军回师攻占娄山关。娄山关地势险峻，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敌人在娄山关有1个师的兵力把守，被红军击溃。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胜仗，毛泽东在颠簸的马背上，作忆秦娥《娄山关》一首：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红军通过娄山关，直抵遵义域。遵义城内有敌军8个团，被红军彻底歼灭。接着，红军又在遵义城南击溃敌人2个师的兵力。贵州军阀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部在遵义战役中大败，王家烈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钧座明令议处，以申法纪。”此电正中蒋介石下怀，他早说过：“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着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这必可造成统一局面。”于是蒋介石在1935年3月，带着顾问端纳及陈诚、何成浚、吴稚晖等由重庆赴贵阳，“督剿共匪，实行禁烟”。蒋抱定与共军决一雌雄的战略企图，亲自指挥，将王家烈调任军事参议院参议，贵州省实权落入蒋介石之手。蒋介石调兵遣将，调整部署，进攻遵义。毛泽东等洞察其奸，将红军迅速撤离遵义，向西开拔，并在白腊坎一带整休。中央军委根据张闻天的提议，决定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毛泽东从情报中得悉：蒋介石已判断红军西进的意图，布置了防止红军西进南进的防线。蒋军向红军西进的打鼓新场调集强大的兵力。是时，1军团指挥员林彪、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扫清西进的道路，于是，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说：“不打，打又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中去消灭敌人。”但是，众人都赞同林、聂的意见，不顾毛泽东的反对，一致要求去攻打打鼓新场。会议通过攻打打鼓新场的决议。散会之后，毛泽东又认真分析了形势，确认攻打打鼓新场不会取胜，便在半夜手提马灯来找周恩来，要求晚一点发布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还是好好想想。周恩来这时接到新的情报，敌人已在打鼓新场布置了夹击红军的阵势。周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清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说服了众人。军委发出停止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红军每打一次仗，都集体讨论半天没有必要，今后由几个人研究就行了。政治局同意毛泽东的意见，选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毛泽东从此获得指挥红军的最高权力。他洞察出蒋介石采用第五次“围剿”红军的老办法，用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压迫红军在遵义与鸭溪地区围而歼之，便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诱使更多的敌人前来围集，以利红军摆脱强敌尾追。蒋介石在遵义地区调集了相当多的兵力。毛泽东即率红军突然北进，使蒋军在遵义地区扑了个空。红军在茅台一带三渡赤水河，再次进入川南，装出北渡长江的姿态。蒋介石急调大军堵截，并在云、贵、川边境大修碉堡工事，构筑封锁线。毛泽东把敌人兵力吸引到四川南部、贵州北部一带后，并不率军渡长江北上，则指挥红军突然掉头东进，从四川南部重返贵州，在二郎滩、太平渡一带四渡赤水河，把敌人的主力全部抛在后面，使敌人的碉堡置于完全无用。3月底，红军留下一支部队在乌江以北地区牵制敌人，主力迅速渡过乌江，直向贵阳挺进。毛泽东巧派另一支部队出击瓮安、黄平方向，佯装东进湖南与红2、6军团会合姿态；而率主力部队迅速向南逼近贵阳城。红军打到贵阳城下，正值蒋介石在贵阳城督战，他既怕红军围攻空虚的贵阳城，又怕红军东去湖南。他急调云南军阀部队来贵州“保驾”，又令薛岳、周浑元两部和湖南部队前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以阻红军东进同红2、6军团会合。毛泽东的目的既不是占领贵阳，也不是回师湖南，而是把滇军调出来，便于红军迅速西去，渡金沙江北上。既然蒋介石已按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毛泽东便乘云南空虚，指挥红军主力从贵阳、龙里之间，迅速穿过滇黔公路，和驰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驰，甩开敌人，直指云南。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所向披靡，生龙活虎，调动敌人，把敌人搞得蒙头转向，招架不住。蒋介石调兵东拦西追，处处落空，陷于被动。敌人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红军甩开敌人之后，像插上翅膀，一天行军120里。在一连攻克了惠水、长顺、广顺3县之后，蒋介石才如梦初醒。留在乌江北岸牵制敌人的9军团，胜利完成任务后进入云南，占领宣威、会泽、渡过了金沙江。另两路红军沿路翻山涉水，攻城拔寨，直逼昆明。滇军主力全部东调，后方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怕红军抄了他的老巢，吓破了胆，一面向蒋介石呼救求援，一面调各地民团援救昆明。这样又把地方兵力抽空了，毛泽东无意去占领昆明，而是迷惑敌人。他只留一部分兵力佯装在昆明附近准备攻城，主力却在嵩明一带虚晃一枪，随即向西北，星夜急行，直趋金沙江南岸的元谋地区。一部分兵力在龙街渡佯渡。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在龙街渡渡江，便调集兵力围追，妄图围歼红军于元谋地区。毛泽东指挥中央军委纵队和3、5军团分两路向禄劝方向的金沙江边急进。陈赓率领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出其不意地袭击了皎平渡渡口，并从敌人手中搜获到7只小船，动员了36位船工，昼夜不停地渡江。1军团奉命火速赶到皎平渡渡江。经过7天7夜，红军安全地渡过了金沙江。过江后把江边渡船全部烧毁。敌人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无影无踪，只能望江兴叹，无可奈何。毛泽东运用声东击西战术，率领中央红军在云、贵、川3省大范围迂回，同敌人兜圈子，几次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把几十万蒋军甩在后面，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大胜利。但是，红军长途跋涉，十分疲惫，有些战士不够理解，发出怨言。1军团长林彪在渡金沙江之前，给总书记张闻天写了一封信，提出红军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这样的指挥不行，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几位军事负责人最好主持军中大计，不作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最好由彭德怀负责。军队中有这样的思想情绪，需要及时解决。中央红军来到会理，有了5天的休息时间。5月12日，政治局在会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肯定了毛泽东的战术是正确的。毛泽东当面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林彪当时只有28岁），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拚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是必要的。”由于林彪的信提出以彭德怀取代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毛泽东在会上还批评了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批评他们有右倾机会主义情绪。但事实上，彭德怀并没有鼓动林彪写信，也不知道林彪写信。周恩来、王稼祥等同意毛泽东对林的批评，但不再赞成把不同意见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彭德怀受了委屈，但他没有向毛泽东作出解释，以致毛泽东以后多次重提彭德怀的这个“错误”。会理会议后，红军继续北上。经过四川的大小凉山的彝族地区时，由于彝民不了解红军，向红军发起袭击，有的红军战士受了伤。毛泽东要求红军部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不向彝族打枪。总参谋长刘伯承是四川人，毛泽东派他与彝民结盟，受到彝民的欢迎，并派出向导为红军带路，20名彝民参加了红军。5月下旬，红军来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这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全军覆没之地。蒋介石电勉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蒋介石命各军在大渡河沿岸阻截红军，妄图效法清兵生擒石达开的做法。毛泽东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一定能越过天险大渡河。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第1师在安顺场渡口，歼守军1营，夺获1条小船，组织了18条好汉拼死强渡北岸，把北岸渡口占领。一团人马靠小船渡河。1军团大部队沿大渡河西岸北上，以两天走完340里路程的速度，且战且走，星夜兼程，赶在两旅敌兵前面，抢占泸定桥。泸定桥是用13根悬在空中的铁索连成，桥下峭壁千尺，白水滔滔，激流奔腾，震耳欲聋。桥对岸泸定城里有两团敌军驻守，在桥头筑好了工事，并抽去了铁索桥上的全部木板。一军团挑选22名战士组成突击队，勇士们身背马刀，手持短枪，腰扎手榴弹，在我军强大火力掩护下，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攀缘铁索向对岸猛冲，铁索在半空中晃来晃去，敌军在北岸架着机枪，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红军22条好汉如猛虎和猿猴似的，全然不把子弹放在眼里，直冲上去。一连红军战士携带木板，随后铺桥。勇士们快冲到对岸桥头时，敌人纵火焚烧了桥头的亭子。勇士们不顾浓烟烈火猛冲过去，终于占领了东桥头，打垮了守敌，一直冲到街头，同敌人展开巷战。后面的红军部队随后赶来增援，击溃了敌人。中央红军飞渡大渡河，继续向天全、芦山前进。在翻越化林坪的一个山头时，突然遭到几架敌机空袭，一颗炸弹落在毛泽东很近的地方，警卫班长胡昌保喊了一声：“主席！”他随声向毛泽东猛扑过去，迅速把毛泽东推到一边。炸弹“轰”的一声巨响，胡昌保倒在地上，腹部流出鲜血。毛泽东过来把胡昌保抱在怀里，胡昌保牺牲了。毛泽东含着热泪把他放平躺下，用一条毯子盖在胡昌保身上，他和战士掩埋好烈士的尸体，擦干眼泪，继续前进。红军经过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气候险恶的夹金山（大雪山）。海拔7556米、空气稀薄的大雪山，摧残着乏食少衣的红军，使许多年轻战士长眠在那里。红军在长征途中翻越崇山峻岭无数，毛泽东为此作诗3首，曰：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同红四方面军第九军25师会师。6月16日，中央红军进驻懋功，毛泽东等与红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会面，询问了红四方面军的情况。
第二十七章 面临分裂
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张国焘在节节失败的情况下，对于总指挥徐向前的态度变得谦虚了，他把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徐向前。徐向前率领军队历时两个多月，转战3000余里，在军队体力消耗很大、衣单鞋缺情况下，又率领红军攀鸟道、履冰雪、战风寒、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四方面军翻过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尔后，兵分3路：徐向前率两个师西进巴中；陈昌浩、王树声率1个师北取南江；王宏坤率1个师东向万源。张国焘率总部及后方机关坐镇通江及苦草坝。一个月之内，红军连战皆捷，共歼敌3个团，击溃8个团，占领通江、南江、巴中3县。南江北部的土著武装任玮璋部2000余人，在共产党人张逸民的说服下，起义参加了红军。四川境内“诸侯”蜂起，军阀刘存厚、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割据各方，连年混战。蒋介石鞭长莫及，只得暂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932年底，刘湘同刘光辉开展争夺成都的大混战。各大小军阀多被卷入，争当“四川王”。以川北为大本营的第29军军长田颂尧，在“二刘之战”中，站在刘湘一边，倾其主力30个团西出成都参战，后方仅有十几个团的防兵。红军乘机占领了川北3县。田颂尧在川北一角割地称雄，从未同红军较量过，认为红军不过是些东流西窜的“残匪”，不放在眼里。追击红四方面军的胡宗南、刘茂恩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要从陕南入川“进剿”，田颂尧怕请神容易送神难，拒绝他们进川。刘茂恩部从陕南进万源，退了回去；胡宗南部队从汉中进到川陕交界处，也被迫退去。老牌军阀刘存厚忧心忡忡地致信田颂尧，要他罢战成都回兵“剿赤”。田颂尧回信说：“区区之灾，何以老师费心！”他打着如意算盘，待取成都后，再搬师“回剿”。红四方面军便在川北建立根据地，部队有了粮食和衣服，战士涤尽满身征尘，面貌焕然一新：红军离开了大别山，到了大巴山！”徐向前将3个师部署于巴中、南江一线，对付田颂尧；以1个师部署在通江及其以东地区，牵制刘存厚部，并保障后方的安全；另以少许兵力监视陕南之敌。红军总部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名义，致书刘湘、杨森、刘存厚等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现属，提出互不侵犯。又派徐一新等去陕南，同孙蔚如谈判，双方达成互不侵犯默约。1933年2月，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县，以及巴中特别市，陕南特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3人又明确分了工。张国焘有中央代表、西北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副主席等职；陈昌浩虽然最年轻，但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生，能写能讲，任红四方面军政委，张国焘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张国焘、陈昌浩等负责政治、政府工作、群众工作、后方工作、肃反工作、支前工作等。徐向前很有军事才华，张国焘、陈昌浩不能不倚重和依赖他，让他分管作战。2月18日，坐镇阆中的田颂尧令孙震率主力38个团6万余人，分左中右路向通江、南江、巴中进击，称之为“三路围攻”。徐向前以“收紧阵地”和“决战防御”的方针破敌围攻。即先以少许兵力，卡住山险隘路狭谷，凭险坚守，节节抗击，逐次向中心退却，诱敌深入，消耗和疲惫敌人；待敌人兵力分散，疲劳沮丧，攻势衰竭时，再举反攻，重点突破，两翼迂回，一举歼敌。从2月下旬至6月中旬的4个月中，红四方面军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先后共毙伤敌军1．4万余人，俘敌旅参谋长李汉城以下1万余人，把田颂尧的兵力吃掉近1A2。革命根据地扩展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红四方面军猛扩到4万人。6月底，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红四方面军是：总指挥徐向前 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陈昌浩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曾传六第4军军长 王宠坤 政委 周纯全政治部主任徐立清第30军军长余天云 政委 李先念参谋主任 文建武 政治部主任张成台第9军军长 何 畏 政委 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 参谋主任 王学礼政治部主任王新亭第31军军长 王树声（兼） 政委张广才政治部主任黄 超张国焘借口部队“不纯”，进行大“肃反”。张国焘这次“肃反”的主要矛头指向批评过他的曾中生等一批优秀的领导骨干。原来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向西北转移，越过秦岭来到城固西北约40公里的小河口时，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先等，由于对张国焘在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无止境退却感到怀疑和不满，准备派人到中央去报告，后改为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众人意见，要求停止向西北无止境的退却，争取在陕鄂一带创建新的根据地，希望张能采纳这个意见，并转报党中央。张国焘闻知后，即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众人便对张提了不少意见和批评，要求把今后的行动方针电告中央。张国焘表面上表示欢迎众人的意见，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任命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琴秋为总政治部主任；但他并不报告中央，对众人意见不置可否，暗下决心报复。张国焘诬蔑曾中生是“右派”、“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小组活动”，秘密地逮捕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等高级干部。张国焘亲自审讯。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徐向前闻讯，极为震惊，打电话问陈昌浩：“逮捕曾中生有什么根据？我对曾中生是了解的，中央也了解他，他绝不是反革命，不能这样对待他！”陈昌浩支吾搪塞地说：“这是张主席决定的，不过是审查审查罢了。”张国焘哪肯罢休，终于将曾中生、旷继勋、余笃三和一批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干部、战士处决。四川白区党组织派来的200余名党团员，几乎被杀光。张国焘和陈昌浩以及保卫局搞了一个“黑名单”，他们要抓谁杀谁，就抓谁杀谁，甚是厉害。徐向前在1933年8至10月，趁田颂尧、杨森、刘存厚等慑于红军威力，躲进老窝，刘湘、刘文辉争雄之机，接连发动3个战役，即攻打田颂尧部的仪陇、南部战役，攻打杨森20军的营山、渠县战役，攻打老牌军阀23军军长刘存厚的宣汉、达县、万源战役。红军在仪陇、南部战役中，歼敌3000余人，缴枪1000余枝。在营山、渠县战役中，歼敌3000余人，缴枪2500余枝。在攻打刘存厚的战役中，将刘存厚部15个团2万余人击溃，刘存厚的独立王国遂告覆灭，红军缴枪8000余枝。另外，此次战役，得到王维舟的川东游击军的积极配合。王维舟是1931年由中共四川省委派到宣汉、达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的。王维舟是当地人，又有发动游击战争的经验，很快建立起游击军，多次给刘存厚部以打击。此战役结束后，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红2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3次进攻战役胜利，红四方面军扩展到近8万人，根据地扩展到4．2万余平方公里，西抵嘉陵江东岸，东至万源、城口，南达营山、渠县、开江、开县地区。四川军阀为之大震。蒋介石气急败坏，电责刘存厚“御匪无方，轻弃防地，着褫职听候查办”。是时，“二刘之战”终以刘文辉军败北退居西康而告结束，蒋介石命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迅速纠合各路军阀全力“剿赤”，如有“剿匪不力者，将严惩不贷”。踌躇满志的刘湘，决心以其21军为基干，回师“剿赤”。蒋介石拨款200余万元，枪1万余枝，子弹500万发资助，并限令3个月内将徐向前的红军“肃清”。1933年11月，刘湘聘请“一贯先天大道”头头、外号“刘神仙”的刘从云为最高顾问，以6路大军“进剿”红军。6路大军是：第一路为28军，总指挥邓锡侯，进击木门、南江方向，阻止红军“西窜”；第二路为29军，总指挥田颂尧，由苍溪、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阻截红军“南窜”；第三路为新编6师和23师，总指挥李家钰、副总指挥罗泽州，由南充、蓬安向巴中东南方向进击；第四路为20军，总指挥杨森，由广安、岳池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击；第五路为21军，总指挥王陵基，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万源方向进击；第六路为23军，总指挥刘邦俊，由开县、城口向万源方向进击。6路总兵力110余团，20万余之众。徐向前制定粉碎敌人围攻的对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收紧阵地，节节抗击，待机反击，重点突破。同时广泛发动群众，党政军民总动员，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具体部署是：东线为主要防御方向，配以第四军、第九军和第三十军各两师及第三十三军，由徐向前指挥，对付敌之五、六两路；西线为牵制方向，配以第三十一军主力、30军和9军各1师，以王树声、李先念共同指挥，对付敌之一、二、三、四路；另以31军的两个团监视陕南之敌军。各县区的地方武装和游击队、赤卫军，就地配合红军作战。从1933年12月至1934年10月，刘湘先后发动了6次总进攻。红四方面军在10个月的反6路围攻中，取得了胜利。东西线先后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枝，炮100余门，击落飞机1架。刘湘损兵折将，难于为继，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职。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为表扬战役过程中功绩突出的部队，授予9军73团“攻如猛虎”、75团“守如泰山”奖旗；授予30军263团“钢军”、265团“夜老虎”奖旗；授予31军274团“夜袭常胜”、33军269团“百发百中”奖旗。1934年底，蒋介石以复职后的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迭请中央派兵入川为口实，着嫡系部队胡宗南一部，由甘入川，接管了川北咽喉要地广元、昭化等地防务。在川陕苏区周围，蒋介石重新部署的“会剿”兵力达200个团以上，企图以稳扎稳打、筑碉封锁，步步为营、南北夹击的合围战术，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在此严峻的形势下，张国焘拖着悲观的腔调对徐向前说：“你看将来怎么办？现在苏区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我们去汉中行不行？”徐向前回道：“原来我和先念同志主张趁敌人溃退时，派一部兵力从南郊渡江、跨嘉陵江两岸发展，你没有同意，现在敌人增兵固守已不好办了。汉中地区是去不得的，南面是巴山，北面是秦岭，回旋余地不大。我们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接着，徐向前制定了“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目标，夺取甘南，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川陕廿根据地的计划。经红四方面军总部讨论通过。张国焘也表示赞同。尔后便开始了新的作战准备工作。1935年1月22日，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刚入川，进据广元、昭化立足未稳之际，先取广昭，后击甘南，发起广昭战役，很快完成了对广元、昭化的包围，24日开始攻城。不料，敌军凭坚固守，红军久攻难克，且相持下去十分不利。2月初，徐向前、陈昌浩决定撤围回师，另图发展。徐向前等回到川陕苏区后，在旺苍出席军事会议，讨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问题。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来电，要求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立即投入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准备工作。由31军和总部工兵营大力收集造船材料，隐蔽造船，并进行强渡江河的训练，同时派兵进击陕南，迷惑和调动沿江的守敌向北，为在苍溪、阆中一带渡江创造战机。会后，徐向前率12个团突袭陕南，十多天内先后攻占了宁强、淝县和阳平关等重镇，歼灭国民党军4个团，俘敌4000余人。蒋介石急忙调兵向川陕边境增援。蒋军3个师、1个旅和5个江防团向陕甘南部移动。红军达到虚晃一枪、调动敌人之目的，于2月中旬回师川北，拟从嘉陵江中段渡江西进。徐向前命东线红军逐步收缩，向嘉陵江东岸集中。3月初，徐向前率兵一部克苍溪、仪陇，歼敌5个团，而后带参谋人员沿江勘察地形，选择强渡地点。3月28日夜，徐向前发出渡江命令。红军乘船飞速驶向对岸，一举攻占了滩头阵地，全歼守敌1个营，尔后趁势架起浮桥，后续部队陆续渡江疾进，川军的江防被冲开。红四方面军胜利渡江后，连克阆中、南部、剑阁，尔后攻险关要隘剑门关。4月2日，全歼剑门关守军3个团。剑门关战斗结束后，红军乘胜推进，攻占了昭化。接着，红军又攻克了平武、梓潼、彰明、北川等，先后攻克了8个县城，共歼川军1万余人。但红军攻江油不下，徐向前不断打电报给张国焘、陈昌浩，催后续部队来援，及早进击甘南。此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处在受敌人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并决定只留下刘子才、赵明恩等300余人就地坚持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因此丧失了进击甘南的战机。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决定向川西发展，在川康边建立根据地，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于是，红四方面军陆续撤离梓潼、剑阁、中坝、彰明等地，向北川、茂县一带进发。徐向前率9军、30军经北川、墩上、土门、攻占茂县；四方面军一部沿岷江南下控制汶川、理县一带；4军、31军一部北进至松潘、镇江关、片口等地，与胡宗南部对峙。红四方面军总部驻茂县，徐向前率前指驻理县下东门。6月16日，四方面军30军政委李先念部在懋功同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四方面军给一方面军送来了许多慰问品，如衣服、草鞋、毯子、皮衣、毛衣、牙粉、粮食等等，处处是欢迎两军会师的醒目标语。会师后的红军达10万余人，其中一方面军2万余人，四方面军8万余人。6月24日，党中央及一方面军来到两河口。次日，张国焘骑骏马带秘书长黄超和一队骑兵卫士，30余人冒雨飞马而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人冒雨前去欢迎。张国焘下了马，却站在那儿不动，显出一种傲慢态度。党中央为张国焘开了欢迎会。毛、周、张、博等并不因张国焘表现傲慢无理的态度而对他有所冷淡，当晚同他进行了热情而耐心的交谈。6月26日，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方针。周恩来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提出红军去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讨论时，张国焘首先发言，提出向川康边发展的方针。由于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王稼祥和其他人都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张国焘见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便表示同意北上。会议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接着，政治局作出决定，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红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3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分别经卓克基、大藏寺、马塘、黑水、芦花等地向北前进。两河口会议后，中央派出刘伯承、王稼祥、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而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虽然表示同意北上，但他回到红四方面军总部驻地理县时，便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说：“中央是一方面军的中央。”“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当李富春抵理县时，张国焘提出统一军事指挥，充实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等。李富春因事关重大，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张国焘还授意川陕省委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要求。陈昌浩则致电中央：“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政治局决定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权。”他还致电军委主席朱德，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无法顺利消灭敌人。张国焘利用陈昌浩和张闻天过去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策动陈昌浩多次约张闻天“恳谈”，希望张闻天能以中央负责人的身份支持张国焘。张国焘又派秘书长黄超到红三军团，向彭德怀送牛肉干、大米和银元，游说彭德怀，打听会理会议情况等。陈昌浩找聂荣臻谈话，摸他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态度。张国焘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说：“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在张国焘的挑斗下，有的教条主义者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川陕苏区是‘逃跑主义’”。两方面军的部分指战员之间，发生了谩骂、殴斗、抢粮、抢枪等不愉快事件。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等为了团结四方面军指战员，对组织作了调整。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张闻天提出把自己担任的总书记职务让给张国焘，周恩来提出把他的红军总政委职务交给张国焘，朱德也提出把他的总司令职务给张国焘。毛泽东说，总书记的职务不能交给他，那样革命的性质就会改变，总政委可以交给他。张国焘并不想要总书记职务，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在是打仗呗。于是红军进行改编。红军总司令朱 德 总政委 张国焘总政委部主任 陈昌浩 总政治部副主任 周纯全总参谋长 刘伯承前敌指挥部总指挥 徐向前 政委 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周恩来第一军（由1军团改编）军长 林 彪 政委 聂荣臻 参谋长 左 权第三军（由3军团改编）军长 彭德怀 政委 杨尚昆 参谋长 肖劲光第五军（由5军团改编）军长 董振堂 代政委 曾日三 代参谋长 曹里怀第三十二军（由9军团改编）军长 罗炳辉 政委 何长工 参谋长 郭天民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第四军军长 许世友政委王建安参谋长 张宗逊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 陈伯钧第30军代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参谋长 李天佑第31军军长 余天云政委詹才芳参谋长 李聚奎第33军军长 罗南辉政委张广才参谋长 李 荣
第二十八章 奠基陕北
7月中旬，中央北上来到黑县的芦花，于21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会议。张国焘报告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反四次“围剿”以来的发展情况，他说：“总的说，四方面军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缺点错误是有的。”徐向前发言介绍了四方面军的特点，陈昌浩介绍了四方面军的政治工作情况。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都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红四方面军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红军有了大的胜利和发展。对于不足之处，毛泽东说，退出鄂豫皖是正确的，退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不对的；周恩来则说，撤出鄂豫皖不对，撤出通江、南江、巴中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是正确的。博古最后作结论说，同意总的估计，国焘执行了四次反“围剿”后党的路线。看来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但张国焘又节外生枝，要中央开会解决政治路线问题。8月上旬，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张国焘自恃四方面军人多枪多，他在会上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要求政治局增补9名四方面军的干部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为了团结，补选了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张国焘仍然向徐向前表示对中央不满。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部队已在这里停留40多天，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呆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等找到有粮吃的地方，你们再争吵去！”中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第五、九军团和第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东进至班佑地区向右路军靠拢；由徐向前、陈浩昌率领第一、三军团和第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待与左路军会合后共进甘南。中共中央和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中旬，朱德、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开进；8月21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向班佑进发。从毛儿盖到班佑地区，中间须经过一片纵横数百里的茫茫草地。从草地边向草地中心望去，像灰绿色的大海似的，不见山丘，不见村舍，不见林木，不见道路，东西南北，茫茫无际。草地尽是泥潭，一不小心陷到里面就会送命，气候多变，夜间奇寒。红军在草地行军，极端艰苦，由于不断受到风雨、寒冷、饥饿侵袭，指战员体力渐渐地衰竭下来，有些战士四肢无力，举不起步，有的倒了下去。残酷无情的草地，夺走了许多战士的生命。右路军经过6天6夜才走出草地，来到班佑、巴西地区。距离巴西、班佑100余里的上下包座，是通往甘南的要地，由胡宗南部驻守。徐向前命30军为主攻部队、4军为助攻部队，攻打包座。从31日下午战斗打响，激战至夜半，总计毙伤敌师长伍诚仁以下4000余人，俘敌800余人，缴获1500长短枪枝、轻机枪50余挺及大批供养。此次战役不仅打通了红军北上的通道，而且使敌军逡巡不前，不敢孤军冒进。甘南的文县、武都、西固、岷州一带，敌人的兵力十分空虚，此是红军北上的有利时机。不料，在阿坝的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称：“葛曲河水陡涨，亦不能徒涉和架桥，茫茫草地，前进不能，部队缺粮，坐待自毙。部队北上，恐亦多阻碍，右路军须即南下。”徐向前、陈昌浩对于张国焘突然变化，甚感焦虑。徐向前说：“箭已在弦，非进不可。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还是要劝他们上来。”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朱德、张国焘：“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当晚，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右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极端不利。立下决心，在阿坝、草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张国焘以朱、张名义电令徐、陈：“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徐、陈接电后，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不愿把左右两路军分开，只好表示南下。陈昌浩把他们的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不同意右路军南下，再电张国焘：“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张国焘电复徐、陈并转中央，声言：“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鉴于张国焘抗上，陈昌浩又改变了态度，毛泽东又听彭德怀说，张国焘可能会依靠优势兵力搞阴谋，他曾派人给彭送去银元，企图拉拢彭德怀，反对北上。是时，1军团已北进到俄界，为了防止万一，彭德怀派1个团隐蔽在中央军委毛泽东、张闻天等的住处不远的地方。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陈昌浩领四方面军解散3军团怎么办？可不可以扣押人质？”毛泽东说：“不可扣押人质。”毛泽东立即到徐向前住处，试探性问道：“向前同志，你们的意见怎样？”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分开，四方面军如果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遂告辞而归。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等决定，连夜率3军团和中央军委纵队迅速转移北上。叶剑英避开了陈昌浩、率军委二局随3军团北上。次日凌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有人报告：“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大吃一惊。接着前面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他们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前面又有人打来电话问：“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你看怎么办？”徐向前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同意徐向前的意见，作了答复。毛泽东和朱德走在北进的3军团后尾，便于应付情况。几人奉命追来，要部队停止北上。毛泽东要彭德怀打个收条给他们，收条上写：“我们后会有期。”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陈昌浩当时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说：“那就只好跟他们一起南进吧！他们总有一天会觉悟的。”9月12日，红1、3军团在俄界会合。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部分同志提出开除张国焘党籍问题，毛泽东说：“这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问题，应看到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开除他的党籍，他率领的那几万红军就不好办了，以后就不好见面了。”会议还作出决定：将1、3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为副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同时决定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彪、王稼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一切重大军事问题。陕甘支队计有8000余人。陕甘支队和中央军委纵队由俄界迅速北上。国民党军鲁大昌部驻守甘南的“天险门户”腊子口。红军必须迅速地通过腊子口。是时，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杨士司的2万骑兵已向腊子口附近运动，朱绍良、马步芳的部队正向腊子口和西兰公路奔来。腊子口处于两座高山之间的悬崖峭壁之下，下有一条水深流急的石沙河，河上横架一座木桥。鲁大昌部在桥头筑有坚固的工事，形成纵横交叉的火力封锁网。先锋红4团与腊子口敌人激战半日一夜，未克。团长王开湘率2个连和侦察队、信号组组成迂回部队，攀登悬崖峭壁，包抄敌人后路，团政委杨成武率2营担任正面强攻任务，前后夹击。敌人惊慌地甩下枪枝逃窜。红四团突破腊子口，乘胜追击。9月18日，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岷县哈达铺。陕甘支队编为3个纵队。蒋介石在红军前往陕北的路上集结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二三十万人堵击阻截。毛泽东声东击西，决定红军向天水佯动。敌人害怕红军东取天水，威胁西安，忙将主力向天水一带集结，同时调兵占领渭河南岸的武山、漳县，防止红军渡河北进。毛泽东见敌人已上钩，则乘机转道北进，以每天行军100里速度，出其不意占领渭河附近的鸳鸯嘴，渡河北上，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置于背后。红军渡过渭河后，蒋军毛炳文部追了过来。彭德怀和毛泽东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彭德怀问：“老毛，你看怎样？”毛泽东泰然一笑：“我看不是敌人的主力，随便派两个连出去，放几枪，吓吓他们，他们不敢再追。”果然不出所料，红军放了几枪，敌军蹲在河边，不敢来追。红军突破渭河封锁线后，经过十几天急行军，又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封锁线，挺进到六盘山下。蒋介石慌忙调胡宗南、马鸿逵和东北军在六盘山布设封锁线，妄图凭借“峰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里”的六盘山，阻挡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彭德怀、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了敌人的防线，使增援的敌人闻风丧胆，仓皇逃命。红军在青石嘴伏击敌人，缴获300多匹马，10余马车弹药以及大量被服。红军经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是时，陕甘边特委派人前来吴起镇迎接中央。至此，中央红军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陕甘支队在吴起镇进行了短期休整。尾追不舍的敌军骑兵追了上来。彭、毛决定给敌人一次有力的打击，于是在吴起镇西南的头道川、二道川一带山区，设下埋伏。尾追而来的敌人是马鸿逵、马鸿宾和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部队。10月21日，马鸿宾部骑兵团进入二道川后，即遭到红军猛烈袭击。敌人措手不及，纷纷落马，敌骑顿时向左侧溃逃，企图向东北军靠拢。何柱国部的骑兵师刚刚进入头道川，也陷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居高临下，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敌骑兵人慌马惊，自相践踏，不战自溃。这一仗，使敌人再也不敢贸然在红军后面跟踪追击了。11月初，陕甘支队经保安南下，在甘泉附近的象鼻子湾，同红15军团胜利会师。15军团的领导人是徐海东、程子华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徐海东等关于当前敌情和15军团作战情况的报告。原来，红15军团是由刘志丹领导的陕北、陕甘边红26军、27军和徐海东、程子华从鄂豫皖带来的红25军合编组成的。早在30年代前期，刘志丹、谢子长就在陕北和陕甘边发动武装起义，创立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尔后，两块根据地建立联系，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由刘志丹统一指挥，并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把两块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红25军是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起来的，原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时，留下红25军的74、75师、军部特务营和地方武装。1932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鄂豫皖中央分局指示，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全军两个师，7000余人。红25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坚持武装斗争。随后，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组建红28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1933年3月，红军28军政委王平章在战斗中牺牲；4月，红28军与红25军合编，两军合编后称25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廖荣坤，全军约1．3万人。后来红25军副军长廖荣坤及一些师以上干部在肃反中被错杀。同时在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红25军在向优势敌军的残酷进攻中，受到严重的损失。1934年2月，中央派程子华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参加军事领导工作。程子华于9月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决定红25军主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向平汉铁路以西的鄂豫边界的山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时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25军进行了整编，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全军2980人。11月16日，红25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西进，突破蒋军的封锁线，越过平汉铁路，转战到桐柏山区、伏牛山区，进入陕南地区。红25军在入陕后的5个月中，建立了5个县的革命政权。军队发展到3700余人，初步建立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7月中旬，红25军为了配合主力红军北上，决定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与陕甘边红军会师，迎接党中央北上。陕南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坚持游击斗争。7月16日，红25军从丰峪口出发，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8月，红25军先后攻下甘肃两当、天水、秦安、兴隆镇、隆德、平凉白水镇，在西兰公路上同敌人周旋17天。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9月上旬，红25军经镇原、庆阳、合水，打退尾追的敌骑兵，沿陕甘边山区兼程北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县豹子川。16日，到达延川县的永平镇，终于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会师后，红25军和陕甘红26军、红27军3个军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张学良下野后去德国、意大利考察。回国后，蒋介石便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红军经过长征转入西北后，张学良奉蒋介石调遣，率领东北军到西北去“剿共”。1935年9月，张学良抵西安，担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行总司令。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子力等，对张学良很尊重，交往频繁。蒋介石又命阎锡山配合东北军向陕北发动夹击。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颇费心机。1934年9月，蒋从南昌跑到太原与阎锡山见面。蒋希望阎同意派遣晋军去陕北，帮助高桂滋、井岳秀“围剿”红军刘志丹。而阎则借机向蒋要钱要武器，双方一拍即合，很快达成协议。随后，蒋阎一起进餐，蒋向阎打听去河边村的道路，表示立即去河边村看望阎锡山的老父阎书堂。阎锡山听罢“啊”了声，半天未说话，心想蒋还有这个打算，惊惑不安。次日，蒋、阎驰车来到河边村。阎书堂领家人急急出门迎接，蒋介石毕恭毕敬地站在阎老头面前，脱下礼帽，口称老伯，并一连行了3个鞠躬。阎书堂对蒋介石说：“锡山不肖，请委员长多加指教。”蒋说：“哪里，哪里！”3个月后，阎书堂因患脑溢血死去，蒋介石下令拨发“治丧费”10万元，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河边村致祭，蒋亲书挽联：“德昭颜训，勋业付儿曹，多士讴歌思元老；数备箕畴，声名垂党国，吾公福命是神仙。”蒋介石集中东北军、中央军、西北军和晋军“围剿”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刘志丹采取集中兵力，避强击弱，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先在东线歼灭入陕晋军1个团又4个连，迫使其主力退回黄河以东地区。1935年10月上旬，徐海东、刘志丹率领红15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在甘泉县劳山地区歼张学良东北军第110师。尔后，乘胜南下，于10月下旬，又在甘泉以南的榆林桥，歼灭东北军107师的4个营，活捉团长高福源。张学良又调东北军5个师，分东西两路，发动新的进攻。张学良企图把红军限制在洛河以西、葫芦河以北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并乘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立足未稳之际，夹击和歼灭红军。中共中央决定在1个月内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红军再次改编，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改编为1军团；并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编制，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中央领导重新分工，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任军委主席。同时，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第二十九章 阴谋难逞
11月6日，毛泽东等在甘泉拟定了富县直罗镇战役的作战计划。直罗镇是个不过百户人家的小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它的地形象一个口袋，是打伏击战的好场所。毛泽东决定在这里伏击张学良的东北军，将1个排的兵力留在直罗镇，其主力分布在直罗镇周围埋伏起来。11月20日下午，东北军109师在6架飞机掩护下开进直罗镇。次日拂晓，埋伏在南北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来，东北军从睡梦中惊醒，仓猝应战。不到2个小时，红军占领了镇子。东北军师长牛元峰率领1营兵力逃到直罗镇西南一个山头上，被红军围歼，牛元峰被俘。这次战役共歼东北军109师和106师的1个团，并迫使各路敌军纷纷退却，粉碎了“围剿”，使陕甘根据地稳定下来。是时，毛泽东开始处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听取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和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汇报，觉得问题严重。刘志丹等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在10月份被捕，有的被杀害了。毛泽东大怒：“刀下留人，停止任何逮捕，所捕的干部全部交中央处理。”中央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并派王首道立即去瓦窑堡调查案件。毛泽东向王首道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出来，人头落地就和不拢了。如果我们杀错了人，杀了革命同志，那就是犯罪。”刘志丹等被关押在瓦窑堡。陕甘边后方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负责审理。戴指责刘志丹是“右倾取消主义”、“同杨虎城有勾结”、“富农路线”等等。刘志丹等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不给被子盖，夜里睡觉也被绑着手脚，连绳子上也长了虱子。这位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红军军长、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常常被看押人员用鞭子抽打、大刀背砍。刘志丹同群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群众中有很高威望。当他接到逮捕他的密令时，表现得十分冷静。原来，送逮捕刘志丹密令的通讯员，并不知他传递的密件就是逮捕刘志丹的密令，因此按照常规将密令送给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的刘志丹。刘志丹看后，将密件还给通讯员，并说：“你赶快把它送到军团部去，就说我去瓦窑堡了。”刘志丹到了瓦窑堡束手就擒。经过调查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下令立即释放刘志丹等。毛泽东说：“逮捕刘志丹等人完全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错误，是疯狂病。”周恩来批评戴季英说：“像刘志丹这样的‘反革命’越多越好，像你这样的‘真革命’，倒是一个没有才好。”被释放的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刘景范、马文瑞、张秀山等。他们出狱后，恢复了领导工作。刘志丹担任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红28军军长。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军、红30军掉头南回，再次穿过茫茫草地，朱德、张国焘的左路军从阿坝地区南下，也重新穿过草地。两路军在马塘、松岗、党坝、梭磨一带集结。张国焘不顾朱德的反对，要把红四方面军和红5、9军团拖到川康边地瘠民穷、人烟稀少的地方去。张国焘使用障眼法，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说中央红军北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大举南进是真正的进攻路线。红军战士一听南下是去打蒋介石，又磨拳擦掌。张国焘利用指战员的阶级仇恨，以售其奸。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另立中央，声言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撤职查办叶剑英、杨尚昆。张国焘要朱德、刘伯承发言同意他的意见。朱德说：“朱德、毛泽东在全国和全世界都有名。要我这个‘朱’去反对‘毛’，我可不能反呀！无论发生多大的事，天下红军是一家，都是红军内部问题，大家要冷静，要找出解决办法来，可别让蒋介石看我们的热闹。”刘伯承说：“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我双手拥护。”张国焘得到一些人的拥护，便宣布成立“中央政治局”，自任主席，开除毛、周、张、博党籍，下令通缉他们。朱德和刘伯承再次表示不赞成。朱德说：“你搞你的，我不赞成。我按党员规定，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会后，张国焘找徐向前谈话。徐向前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会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张国焘气急败坏，威胁刘伯承说：“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刘伯承坦然回答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黄超立即掏出手枪来，但被张国焘制止了。张国焘不敢伤害朱德和刘伯承，因为原红一方面军的5、9军团还在朱、刘身边。这两个军团都是英勇善战的部队。且五军团官兵激愤地说：“我们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去，如果张国焘阻挠我们执行北上命令，我们就跟他干！”红四方面军也有不少人站在朱德、刘伯承一边，若真动起武来，张国焘要考虑他是否是朱德的对手。朱德要求拥护他的同志顾全大局，讲革命，讲团结，不要鲁莽行事，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这就避免了红军发生火并的危险。张国焘十分害怕朱德和刘伯承，先是唆使一些伤病员去朱德那里闹事，后把朱、刘软禁起来，最后又把他俩调到前线司令部去。1935年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采取秘密、迅疾手段，发动了绥崇丹懋战役，歼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部3000余人。中下旬，又发动了天芦名雅邛大战役，红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动作，连续翻山越岭，勇猛追敌，在半个多月内共毙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一架，造成了横扫川西平原的态势。此时，徐向前、陈昌浩提出红军趁势推向川西平原。张国焘仍主张进取康定、沪定，以道孚为战略后方，在川康边立脚发展，经徐向前、陈昌浩力争，张国焘才放弃自己的意见。于是，徐、陈遂挥军向名山、邛崃地区进击。11月19日，红军同敌军在百丈地区激战，十几个旅的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军阵地猛烈进攻。百丈附近的房舍、村落一片火海。红军与敌人肉博格斗，鲜血染红了稻田的泥浆。敌人后续部队越增越多，像蝗虫似的，一群群地向百丈地区云集。战斗持续了7昼夜，毙伤敌人1．5万余人。红军伤亡近万。徐、陈考虑连续血战十分不利，乃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转移到九顶山、天品山、莲花山一线，凭险防守。红军被迫转入防御，处境日趋艰难。四方面军的多数指战员开始对张国焘的南下方针产生怀疑和不满。朱德又多次劝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并说张国焘的“中央”不是中央。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已回到陕北，他打电报给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改称“西南局”。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表示：如果张国焘愿意放弃“第二党”，则其他事情可以从容商量。徐向前支持张浩、张闻天的来电；陈昌浩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转变。张国焘见大势已去，先是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继又表示原则同意中央路线，作出了急谋党内统一的姿态。林育英字祚培，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蓉。林育英因母亲姓张，取化名张浩。他是老资格共产党人。1922年2月入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同张国焘一起搞过工人运动的工作，是张国焘的患难朋友。1924年他到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同毛泽东关系密切。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林育英去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1930年12月在抚顺被捕，遭受百般折磨，因多病获释。出狱后，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名义去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工作。林育英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并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林育英打扮成小商人，于1935年12月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林育英得知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消息，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等，并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给张国焘发电报，说服张国焘服从中央领导。1936年2月下旬，张国焘、朱德、徐向前等率领红军撤离天全、芦山地区，向西康东北的道孚、炉霍、甘孜一带退却转移，第三次翻过夹金山，由丹巴到道孚，又翻越高达海拔5000米的大雪山——折多山。4月上旬，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达瞻化、秦宁，北连草地的大片地区。红四方面军南下前有8万余人，加上原一方面军的5、9军团，总数达近10万人，现减少到4万余人。部队大量减员，不得不进行整编，由48个团、1个骑兵师，缩编为28个团。严酷的战争实践，宣告了张国焘南下方针的彻底失败。朱德决定四方面军就地休整，准备接应红2、6军团。徐向前、陈昌浩派出罗炳辉率领32军（原9军团）和4军一部，进占雅江、西俄洛，迎接2、6军团。蒋介石在1935年夏秋之际，调动湘军何键、鄂军徐源泉、中央军樊崧甫、汤恩伯以及孙连仲部，共130个团，采取碉堡推进，逐渐压缩，企图聚歼红2、6军团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贺龙、任弼时等为保存有生力量，决定离开根据地，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湘黔边转移。当时，红2、6军团已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红军总部却被张国焘把持。1935年9月，红2、6军团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给任弼时发来的电报，询问军团情况。任弼时用密码给周恩来发了回电。不料，这份回电却被张国焘截获。张国焘以红军总部名义电示红2、6军团：在小地区内，固守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易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碉堡，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击破之。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已不宜在根据地内继续固守，决定向湘黔边实行战略转移。11月19日，红2、6军团1．7万余人在贺龙、任弼时等率领下，从桑植出发，采取声东击西、逐步转移的方法，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开始了长征。11月下旬，红2、6军团占领了湘中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急进东南，摆出东渡资水的姿态。待把敌人吸引过来后，红2、6军团突然转头西进，把追击和迂回之敌全部抛在后面。1936年1月上旬，占取了贵州的晃县、玉屏。就地休整后，在便水地区同尾追的敌人展开激烈战斗，歼敌近1000人。尔后，红军撤出战斗，继续向黔东转移，经石阡地区，向贵州西南方向进发。1月下旬，红2、6军团入余庆，克瓮安，占平越、下龙里，直逼贵阳。贵阳地区敌人兵力十分空虚，敌人忙向贵阳收缩。红军乘贵阳以西敌人防务空虚之际，迅速向西北急进，经扎佐、修文，赶到乌江上游的渡口鸭池河。2月2日，红军顺利渡过了乌江天险，取得了向黔西地区进军的重要胜利。2月上旬，红2、6军团相继占领了黔西、大定、毕节等地，红军在这里进行了休整，在大定成立了贺龙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开展了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2月下旬，红2、6军团自毕节地区兵分两路出发，向西前进，跨越乌蒙山区，引敌向西，然后再准备转向东南去安顺地区。红军指战员在强敌尾追拦阻的情况下，艰苦转战，再接再厉，攀重峦，行小道，忽上忽下，或东或西，行踪飘忽不定，使敌人难以捉摸。在转移途中，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不幸溺水牺牲。3月28日，红军进占贵州盘县，到达南北盘江之间，终于胜利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将敌人远远甩在后面。贺龙、任弼时等认为南北盘江之间地区的政治经济条件有利于红军活动，准备在这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将这个意见电示红军总部，朱德为了实现红军北上与党中央会合，主张红2、6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张国焘企图乘机拉拢红2、6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也同意红2、6军团渡江北上，于是，红军总部电示红2、6军团设法渡金沙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3月31日，红2、6军团从贵州盘县迅速西进，突破敌人封锁线，向滇中前进。4月27日，红2、6军团从石鼓到巨甸间的100余里长的江面上，分别在木瓜寨、木秋地、格子、茨柯、巨甸等渡口，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尔后，沿玉龙大雪山西麓、金沙江东岸向北前进，在中甸短期休整后，兵分两路向甘孜前进。沿途接连翻越几座大雪山，6月3日，肖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的先头部队，在理化的甲洼同罗炳辉率领的红32军会师。肖克、王震在会师后，很快了解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立即向贺龙、任弼时报告。贺龙、任弼时等立即表示拥护党中央，反对分裂。这对张国焘来说，凶多吉少。6月上旬，张国焘在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的一再催促下，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以“会合红2、6军团，准备北上抗日”的口号，激励全军指战员。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2、6军团集结在甘孜地区，受到朱德、张国焘等率领的红军热烈欢迎。红2、6军团奉中央命令，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下辖红2、6军团和32军（原红9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张国焘企图拉拢红二方面军的干部，他单独找王震谈话，恭维王震作战勇敢，还送给他几匹战马，王震不为所动，反在会上批评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张国焘提议召开联席会议。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看出张的意图是瓦解、吞并二方面军，便提出：“开会可以，但不能以少数压多数。”张国焘的阴谋遂告吹。7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毛泽东、彭德怀于1936年2月率红一方面军之1、15军团、28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阎锡山闻讯，立即召开河防会议，他决定将晋军集中于汾阳、离石、孝义、中阳山地，实行所谓“口袋阵”战术。阎氏说：“咱们有优势的火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弹，在山岳地带作战更是相得益彰，而红军缺乏此种武器，咱们对他们作战可操胜券。”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很快突破了阎锡山的碉堡封锁线，直捣三关镇，包围中阳，徐海东的15军团直逼汾阳、文水，整个山西为之震惊。阎锡山飞电正在陕北“剿共”的孙楚，立即撤回山西救援。红一军团挥师南下，截断同蒲路交通，直趋临汾，红15军团绕过汾阳，挺进文水、交城，其先头骑兵部队进袭到距太原仅50里之晋祠与河口一带。阎锡山闻风丧胆，恐慌至极，整日惶惶，立命太原周围各县挖壕架网，严密戒备。就连绥靖公署大门周围都堆上了麻袋构筑了掩体，办公室灯火日夜不息。他感到红军的力量之大，绝非他一人所能抗拒，万一抵挡不住，让红军攻下太原，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死里求生，不得不致电蒋介石，请求中央军入晋增援。蒋介石接到阎的电报，立即命陈诚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总指挥”，率领汤恩伯、李仙洲、孔令恂等中央军以及空军轰炸机10余架，北上增援，又派商震部开赴晋中，担负守卫太原之责，号称15万中央大军入晋作战。刘志丹率红28军从兴县向南推进。晋军温玉如旅奉阎命堵击，在兴县南被红军痛击重创。温玉如丢弃战马，只身逃回临县。红15军团从文水、交城回师白文镇，与红28军会合。阎锡山获情报说，毛泽东、彭德怀在中阳附近，急电中央军派飞机狂轰滥炸，然而却一无所获。晋军跟随红军之后缓缓“追击”，不敢交战，只在沿途搜杀操外省口音的商人、游民，冒功请赏。红15军团和红28军会师后，继续南下进入离石、中阳地区，在三关镇与敌激战，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红28军将士攻克三关镇以后，又重创敌人两个旅，而后向西撤去。红一军团由孝义南下。由于晋南一带空虚，红军先后攻占灵石县、襄陵、侯马，包围霍县、赵城、洪洞、浮山等地，直逼重镇临汾。红军占领各地，宣传抗日，做群众工作，筹集款子，扩军7000余人。5月5日，毛、彭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说明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而后率红军西渡黄河，返回陕北。是时，阎锡山同蒋介石的关系处于微妙之中。蒋介石极力向晋绥渗透。他派各路中央军入晋，“支援”阎锡山反共，趁机以各种方式拉拢阎系大员投蒋，瓦解阎的势力，而阎锡山则不遗余力地抗拒蒋的渗入，维护独立割据状态。红军撤出晋境后，阎锡山于5月31日派人暗杀了晋军“剿匪”第四纵队司令、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李生达。李生达是晋军中与傅作义、张荫梧齐名的“第一流大员”。但李生达为了继续升官，使通过同乡苗培成的关系，与蒋介石挂上了钩。1931年冬，李生达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五中全会，蒋介石召见了他，并赠与巨款。阎锡山发现后立即进行追查。自此，李表现消极，并进一步倾向南京。蒋、李之间还建立了秘密电台，互通情报。这一切均被阎侦知。1934年8月，李生达应蒋之召，率领晋军72师去江西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在南昌，李生达受到蒋介石隆重款待，给予大批军饷、装备补给，阎锡山却借此扣发了李部的军费，李及部下对阎大为不满。次年7月，阎令李率部回晋，李生达则到南京见蒋，接受了蒋的“特殊使命”。李部回晋后，阎的代表赴李部“慰问”，发现李部官兵训话时一提“蒋委员长”，便自动立正，而提到“阎主任”时则无动于衷，大为吃惊。阎闻之更是咬牙。不久，李生达被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与阎锡山、赵戴文、傅作义并行，风传其将出任山西省主席。1936年2月，红军东渡，阎命李生达、杨效欧坚守孝义阻击红军，李、杨见红军锐不可当，联名密电南京派大军入晋支援。这更触犯了阎锡山之大忌，必去之而后快。红军回陕时，李生达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宁青四省“剿匪”副总指挥并代行总指挥职权后，他手中掌握了1A4以上晋军的指挥权，势力达到顶峰，阎锡山就在李渡河赴陕前，密令其卫士熊希月将其刺杀，并派第三者将熊又当场击毙以灭口。李生达被刺后，阎锡山装模作样派王靖国去吊唁。开唁之日，灵堂忽然失火，李的两个儿子及姨太太等均葬身火中。蒋介石致电表示“惋惜”，并拨发丧葬费下令“褒奖”。
第三十章 三军大会师
蒋介石在西北部署“剿共”，不料两广发生了“六?一”事变。蒋介石对两广半独立状况深以为虑，先后派张继、孙科、王宠惠等到穗，与胡汉民和西南当局“交换时局意见”，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位，诱胡北上，以改变西南局面。胡未为所动。国民党中央召开五届一中全会，蒋再次以调整中央党政负责人名义，另以中央党务委员会主席一衔拉胡入京。这时胡因在穗受制于“南天王”陈济棠，无以展其抱负，对蒋邀有所动心列宁文稿列宁著作集。共17卷。实际上是《列宁全集》，乃以“养病”为由赴欧游历。实际上是在静观形势，为自己从容筹措新对策留一时空余地。1936年初，胡准备结束“养病”返回国内。蒋闻讯，急派司法院长居正去港迎候。陈济棠惟恐胡被南京拉去，派其兄陈维周专程去南宁向李宗仁问计。李随即赶赴广州，要陈坚决留胡在穗主持局面，并提出对胡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三点保证。陈济棠接受了李的建议，两广派出代表，远赴新加坡接胡。李宗仁亲赴香港迎接。胡见两广方面确有诚意，答应暂不北上，蒋介石拉胡解散西南的意图未能得逞。然而胡来穗不久，因与妻兄下棋，用脑过度，患脑溢血猝死。两广突失此一中心人物，局势为之大变。5月13日凌晨，陈济棠接蒋介石电，要陈派人去京一谈。陈乃派其兄陈维周飞京，蒋告以“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嘱以此意妥为转达。陈维周返穗后与陈济棠密商竟日，认为两广相依为命，此乃蒋假途灭虢之计。唇亡齿寒，桂亡粤何能独存。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抢先一步掮起抗日大纛，或许还能暂保西南局面，至少也让南京政府出兵名不正，言不顺，有所顾虑而怯步。正巧，白崇禧在穗吊唁胡汉民，陈乃将此决心就商于白。白以此事关系重大，须从长计议，事不宜缓，派黄旭初飞邕向李宗仁汇报。李宗仁闻言，即由南宁抵穗。是时，蒋派出的居正、孙科、王宠惠已来粤，借吊胡丧之机，向两广提出了包括取消西南军政两机构、发还广东军、政、财权在内的5项条件。蒋收拾两广之意既已照明，陈、李、白斟酌再三，知无路可退，遂坚抗争之意。大计既定，两广便统一行动。5月26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名义发出《反对日本增兵华北》通电。6月1日，西南两机构举行联席会议，议决向中枢呈文，坚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毅然决然，从事抗战。次日，两机构根据呈文内容，向全国发出通电，吁请全国党政军民各界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并表示西南方面已向中央请命，要求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领衔两广将领发出“支”电，并把两广部队改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由陈、李分任正、副司令，开始向湘南举兵。并四处张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反对内战会主义的建立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的简单转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等标语。两广事起突然，蒋介石恐猝然讨伐激起国内公愤，乃先行缓兵之计。6月9日，蒋致电陈、李：“希望迅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自由行动，致误救亡之大计。”蒋矢口否认向西南提出五条件之事，要两广不要相信外边一切谣言，与中央团结一致。然而，蒋介石表面上信誓旦旦，暗中已积极部署用兵。蒋命陈诚率精锐部队开抵衡阳，中央军源源不断地从武汉南下。首鼠两端的何键在陈诚镇慑下，拒绝了两广联湘的游说计划，西南使者李品仙怏怏而返，粤桂出发的军队在湘南受阻。蒋介石的离间计和收买伎俩初见成效。广东空军黄志刚等40余人被蒋收买，于7月4日驾机飞离粤境，并于6日发出通电，表示服从中央，报效党国。7日是有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量变质变规，又有粤机9架飞京。8日，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叛陈投蒋。广东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离开汕头，粤军第2军军长张达也暗中向蒋输诚。蒋介石以叛陈的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回粤收拾粤局。余部原是陈济棠之粤主力，这对陈是个致命打击。这样，广东方面不战而溃。李宗仁见陈济棠一颓如此，建议两点以图挽救：其一重组军事，粤军改取内线作战部署，由广西派桂军东下援粤；其二财政上由桂对粤汇款，两省钞票互相收受，彼此通用。陈济棠知事不可为，无意再作挣扎，决一去了之。陈送李大洋20万元，要李回桂缓图善后，自己则于7月18日晨悄然离粤去港，就此结束了他的7年“南天王”生涯。李宗仁虽有近10万兵力可恃，又处内线作战地位，内部较粤团结，蒋一时无隙可乘，故局面尚可支持。但广东已失肉体组织，是人脑的机能，它同人的肉体组织一起生长或消，唇亡齿寒，态势已成孤立。李、白退回广西后，乘南京尚未对桂用兵，以“缓和”为上策，利用五届二中全会上蒋对粤、桂分而击之时发布“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李、白分任正副绥靖主任”的命令，表示愿意妥协，此乃识时务者为俊杰。李、白又通过黄绍竑、吴忠信、张定?等，向蒋介石表示：“但要中央真抗日，广西将竭诚拥护。”蒋介石轻易地收拾了陈济棠，正志得意满，欲兵锋西指，一举拿下广西，以去多年心患，故广西这番表示反使蒋气焰更张。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出尔反尔地免去二中全会对李、白的任命，另委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同时调遣大军进逼广西，又在穗设立委员长行营，蒋偕宋美龄由赣飞粤，以便就近指挥。蒋把李、白逼上梁山，于是，桂方与南京公开决裂，复电中央，斥蒋为阴险毒辣的野心家，墨迹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中央任命殊难遵令。李、白抱定能战才能言和之主张，立即在桂省下达全民动员令，在一周内组编了21个师。李、自发表《告军民书》，谓：“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李、白在加紧省内动员的同时，又数度对外发表讲话，声称决不因广东内变而停止抗日运动，竭诚欢迎各抗日反蒋党派、团体、人士，到南宁共商救国大计。李、白致电李济深又由教育决定的。由此断言，对社会的改造，教育起到杠杆，并派出特使黄旭初去港盛邀李济深，告之“德公有意请任公出来主持大计”。李、白还邀请在港的抗日名将蔡廷锴、区寿年等，请其入桂重组第19路军。7月底，李济深、蔡廷锴、翁照垣、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全国抗日组织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要员章伯钧，以及国内各界名流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等也应邀来桂，一时抗日豪杰汇聚。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两广“六?一”事变使中国革命形势转入抗日的新阶段，指示红军加速西北的发动来给两广以支持。毛泽东于6月9日通过无线电台向全国发表讲话表示：西南抗日反蒋，虽不免夹杂有权位地盘等不正当的动机，但客观上是革命与进步的行动，我们将在各方面给西南以可能的援助。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闻言，十分高兴，立即派钱寿康带二李亲笔函入陕，去延安与中共商谈，探询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之可能性。蒋介石在筹划攻桂中事态起了新的变化，不得不有所顾虑。时下，蒋之心腹之患是西北红军。两广发动后，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已呈不稳，四川刘湘、山东韩复榘、云南龙云等对伐桂态度暧昧，形势显然不允许蒋对桂战事旷日持久。若西南战事一开，蒋倘不能速战速决，被广西拖住，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蒋虽调兵遣将，声势汹汹，但实际上外强中干，色厉内荏，暗中却开始谋求解决桂局的和平途径。李、白心里也十分清楚，拿广西人力、财力去与蒋对抗，纵然撞个鱼死两破，也徒伤国家元气，对抗日无益。即便为自身利害计，应以避免为上策。故蒋桂双方表面决战锣鼓敲得很紧，私下却寻找转圜的办法。8月，蒋的使者居正、朱培德、程潜、邓世增、香翰屏等先后去桂，向李、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桂局。李、白初疑是蒋的缓兵之计。李、白便派刘斐随香翰屏、邓世增赴粤，意在了解蒋的真实意图。蒋在黄埔接见刘斐说：“你们广西方面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叫我吃亏我能吃的，我的地位可以吃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李、白吃不起亏，为他们政治生命，不能叫他们吃亏。”蒋要刘斐回桂把他的话告李、白。李、白征求来桂各方抗日人士意见。意见不一，有主张同蒋对抗到底的，也有主张罢兵歇战的。救国会代表杨东莼力劝李、白从抗日救国出发，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中共代表云广英希望李、白与蒋和平谈判，逼蒋抗日。李、白接受杨东莼和中共代表意见，向蒋提出8项和议方案，由居正、程潜、朱培德带回广州，李宗仁派刘斐再次随行。9月中旬，和议正式达成，主要内容有：蒋承认以中、日现状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蒋收回调动李、白职务的命令，李、白通电服从中央领导；蒋并答应对广西事变以来之财政开支予以补助。9月16日，李宗仁按协定在南宁宣誓就广西绥靖主任职，并发出和平通电。18日，李宗仁飞穗谒蒋。蒋、李在兵戎相见、公开决裂8年后，重新晤首。李宗仁是位老实人，一见蒋走近他时，竟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两广事件和平解决。蒋介石吃了定心丸，当即命令开赴长沙向两广取攻势的部队，迅速返回西北，以实现其“攘外必先安内”的“灭共”计划。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3个纵队，向包座挺进；红二方面军组成两个梯队，向包座、哈达铺前进。红四方面军是第三次过草地，红二方面军刚走出雪山，体力消耗大，粮食、衣服帐篷等物缺乏。这次过草地所经路途较长，历时近1个月，广大指战员不得不以野菜、草根、皮带、牛皮等物充饥。红四方面军粮食虽然缺乏，仍尽力设法支援陷于严重饥荒中的红二方面军战友。1936年8月上旬到9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终于先后走出了广漠、荒凉千里的茫茫大草地。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央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口子，攻占岷县的指示，决定立即以二、四方面军共同组织岷洮西战役，乘敌主力尚未集中之前，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红四方面军过大草地后，经包座向甘南进军，击败敌鲁大昌、毛炳文、王均部，先后占领腊子口、哈达铺、临潭、渭源、通渭、漳县、陇西、临洮、武山等地，给阻敌以有力的打击，并建立和发展甘南根据地；红二方面军连克礼县、成县、微县、两当、康县、凤县等地区，巩固与发展甘南根据地，并把甘南同陕南根据地联系起来。红一方面军进到西安至兰州大道以北的界石铺附近地区。这样，红一、二、四方面军形成夹击敌人、即将会师的局面。蒋介石震惊红军三个方面军大会合之势，急调胡宗南部由湖南兼程北进，企图抢占西安至兰州公路的静宁、会宁、定西段，隔断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令国民党37军、3军阻止红二、四方面军北进；令马鸿逵部和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夹击红一方面军主力。9月中旬，毛泽东和中央则提出《静会战役计划》，命一方面军以一部兵力向西兰大道的静宁、会宁挺进；命四方面军以主力迅速占领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附近地区，控制西安至兰州大道；命二方面军以一部兵力直出宝鸡以东地区，牵制与侧击胡宗南部，以便三个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要四方面军迎击胡宗南部而不是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心怀疑虑，迟迟不表态。经中央连电催促，张国焘被迫在岷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会上，陈昌浩同张国焘发生了争论。陈昌浩说：“立即按照中央要求，北上静、会地区，与胡宗南部决战，会合一方面军。”张国焘说：“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立与胡敌决战不利，应即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河西计划。”会上多数人赞成陈昌浩的意见。张国焘无可奈何地说：“这是党的会议，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大家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会后，红四方面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的名义发出了向静宁、会宁地区进军的命令。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在漳县红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紧张地调动军队准备北进。张国焘满腹怨气，带着警卫队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便对徐向前等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都未参加岷州西北局会议，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便请张国焘坐下来，有话慢慢地说。张国焘讲了他和陈昌浩在岷州会议的争论，越讲越激动，掉下眼泪：“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徐向前等觉得张国焘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四方面军已是三过草地，消耗很大，疲惫不堪，装备也大不如前，与优势装备的胡宗南部决战显然没有取胜把握。他们根据张国焘的方案，对着地图，当场确定了行动部署，即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军；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3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共取宁夏。张国焘将这个方案电告朱德。朱总司令接电大惊，原以为张国焘先去漳县，是组织部队北进执行静会战役计划的，没想到会出现新的分歧。他即着陈昌浩赴漳县，又电告中央说：“我是坚决遵守原来方案的，如将原方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接着，张国焘、朱德等西北局成员在漳县再次会商，同意了新的方案，并将新方案报告中央。中央复电不同意四方面军的新方案。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又连续致电中央，陈述四方面军新方案的理由，中央均未同意。9月30日，四方面军4万余人按中央命令兵分5路北上，向静、会地区急进。聂荣臻率领的一方面军先头部队抢先攻占会宁。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抵达会宁，与聂荣臻、陈赓部会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近1．3万人到达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经过两年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战，终于在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蒋介石调集会宁、静宁地区的胡宗南、王均、毛炳文、王以哲等部，分4路向红军进行追击，企图把红军歼灭在黄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制定了红军打击尾追之敌，以利北进的作战方针：逐次转移，诱敌深入，在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主力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对王均、毛炳文部则以威胁牵制，相机予以打击；对和红军已建立某些联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则采取积极的统一战线工作。红军三个方面军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中央军委的决定实施指挥。红军主力在宁夏的海原及打拉池地区稍作休息后，装作力疲势弱，仓促溃退样子，继续向同心、预旺地区转移，诱敌肆意追赶。11月17日，红四方面军之第四、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下埋伏，击溃敌人1个旅。接着红军主力集结在甘肃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地区，寻找有利地形，歼击尾追的胡宗南部。11月21日，胡宗南部78师由山城堡继续向东追击。进入红军预先设置在山城堡周围的伏击圈，红一方面军之1军团、15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密切配合下，突然向敌人展开猛烈攻击，首先截断敌向西逃跑的退路，然后由东、南、北三方面向敌展开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全歼敌78师的1个旅又2个团。同时，红28军在盐池、定边方向击溃胡宗南另一路进攻的部队。胡宗南的其余部队仓皇向西撤退。山城堡战斗结束后，朱德、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于12月初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保安，和党中央会合。12月7日，中央军委作了调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徐向前、刘伯承、叶剑英、陈毅等23人为中央军委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中央军委主席团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之第三十军、五军、九军于10月底在靖远以南40里处的河抱口渡过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争取苏联援助的战略任务。3个军共2．2万人渡过黄河后，孤军进入甘肃的河西走廊，同马步芳、马步青的3万正规军和10万民团作战。11月11日，中央命令进入河西走廊的红军为西路军，成立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李卓然等人为委员，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中央的意图是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争取得到苏联的物资援助。11月下旬初，红军西路军已控制河西走廊的中间地带。不料，9军在古浪遭敌包围，一仗下来，兵力损失2000余人。此时陈昌浩同徐向前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徐向前认为西路军与敌人决战是不利的。陈昌浩说：“马家军基本上已被我们击溃，形势大好。”陈昌浩找人谈话，准备对徐向前的“右倾路线”开展斗争。因多数人不同意而作罢。1937年初，西路红军挺进到高台、临泽地区。中央指示西路军留在高台、临泽地区建立根据地。敌马家军向红军发起猛烈进攻。1月12日，红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余人在保卫高台县城的战斗中壮烈牺牲。马家军攻克高台后，掉头转攻临泽。红军1．4万人全部集中在临泽的倪家营子地区43个屯庄里。2月1日，马步芳投入7万人的兵力，围攻倪家营子。红军以寡敌众，与敌展开为期40天的大血战。3月13日，红军西路军仅剩下3000余人，边打边撤，进入康隆寺地区。敌追兵又至，经过一场血战，西路军向祁连山败走。西路军决定，现有部队分散游击，由李卓然、李先念、李特、曾传六、王树声、程世才、黄超、熊国炳组成西路军委员会，由李先念负责军事，李卓然负责政治。西路军分两路行动，一路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由康隆寺向北依托祁连山打游击；另一路由李先念率领，从康隆寺向南深入祁连山区；徐向前、陈昌浩脱离部队，回陕北向中央汇报情况。3月的祁连山依然是冰封雪盖，部队分散活动后，由王树声、毕占云率领的一路红军，因力寡而不支，大部壮烈牺牲，不少人被俘，9军军长孙玉清在甘州南山落入敌手，余下的人员分散返回陕北。由李先念率领的另一路红军，在青海巡堡以北的分水岭上，意外地收到中央电台的呼号，得到了“设法进入新疆”的指令和陈云将前往迎接的通报。徐向前和陈昌浩在返回陕北的路上，途经大马营附近的一个村庄，投宿在一个汉人家里，主人是个湖北籍医生，和陈昌浩算是老乡。因那里仍是是非之地，第二天早晨，徐向前催陈昌浩快走，陈昌浩说他拉肚子，感到身体不行，执意要在那里休息几天。徐向前见他不肯走，只得独自一人匆匆上路。徐向前在奔赴延安的路上，不敢接近他人。时而晓行夜宿，时而夜间赶路，时而宿在群众家里，时而露宿戈壁滩中，寝无正时，食无正点。在永昌至凉州途中，他意外地遇到特务营外号叫“曹大头”的曹营长。两人相见，犹如亲人相逢。曹大头说：“总指挥，可要小心啊！敌人有抓你的布告，抓住有赏。”徐向前淡然一笑：“放心吧，天下还是咱们的。”他俩过了黄河，到了打拉池。徐向前用一个金镏子换了长袍和棉袄，俩人脱下白楂羊皮袄，一个打扮像商人，一个像伙计。俩人昼夜兼程，翻六盘山，4月下旬的一天，在一个小屯上遇上红四军参谋长耿飚带领的侦察分队，而后返回延安。
第三十一章 从敌人到朋友
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开幕式后，全体委员往会议厅门外摄影，蒋介石因事未到，汪精卫站在第一排中间，摄影完毕，大家正回身上石阶向会议厅走去，忽然从记者群中跳出一个人来，举起左轮手枪，向汪精卫射击，第一枪就击中左额，汪应声倒下，背部又中一枪，左臂也被子弹擦伤。站在汪身旁的张学良及会场警卫，迅即奔向行刺者，将其手枪踢掉，同时将其枪击捕获。行刺者两日后死于医院。行刺者名叫孙凤鸣，原系十九路军排长，因不满蒋、汪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激于爱国义愤，以晨光通讯社采访员的身份潜入会场，以谋杀蒋介石为主要目标，但不料蒋因故未参加拍照，即以汪精卫为谋刺对象，当时汪是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被刺也是罪有应得。汪精卫遇刺后，被抬到南京中央医院开刀，由德国医生诺尔将其左额的子弹取出，而背部子弹因夹于第5、6根肋骨间，手术容易损伤脊椎，造成生命危险，故只是予以消毒，未敢施以手术。汪精卫本与蒋介石有矛盾，遇刺时蒋又不在场，更加猜疑，以为蒋是借故不参加摄影。于是，他便在出院后赴上海继续治疗参加《百科全书》编写的，如拉美特利。他们在吸取自然科，并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会长，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国民政府虽然接受了汪的辞职，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仍然选举汪精卫为中央常委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由于汪的辞职，汪氏改组派要员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褚民谊等，也相继提出辞去各项任职。汪精卫既感大权已失，又怕再度遭刺，遂于1936年2月19日，带着枪伤乘船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德国温带地区疗养。蒋介石却是狡猾，他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谈到对日本的政策时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的决心。”于是，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又悄悄地进行政治试探。他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希望与苏联签订对日的军事同盟，但当陈立夫到达德国准备去苏联时为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其任务就是论证至高无上的“启示真，蒋介石又命他回南京同苏联大使鲍拉莫洛夫谈判。蒋介石命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求谈判。王明回答说：“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都在国内，谈判以在国内进行为好。”王明后来指定潘汉年回国作为中并谈判的联系人。陈立夫受蒋介石之命在国内寻找共产党的关系。陈立夫把任务交给他的亲信、CC派重要成员、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养甫想起了他的下属、铁道部劳工科科长谌小岑在五四运动时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邓颖超熟悉，便要他与共产党联系。谌小岑通过覃振熟悉的进步学生翦伯赞的介绍，约北平的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来南京同曾养甫见面。吕当时还不是中共党员，但同北平地下党有联系，中共北方局王世英和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便批准吕振羽去南京商谈。谌小岑又通过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左恭同上海地下党接上关系。上海地下党派中共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以长江局代表的身份到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国民党当局希望能同中共中央直接取得联系。于是宋子文代表国民党中央，请姐姐宋庆龄传达信息，宋庆龄便在1936年1月，请共产党员、上海牧师董健吾去陕北苏区。董健吾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学习时，同宋子文、顾维钧是同学。董健吾于1928年在河南开封秘密加入共产党，以传教为掩护在冯玉祥部工作，后来冯部清党，董潜返上海，以牧师职业为掩护，作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他在宋庆龄的资助下，开办了“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了失散流落在江、浙、沪等地革命家的子女，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以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等。宋庆龄交给他一封信和一张由孔祥熙签名委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党组织派张子华与董同行，董、张二人要通过张学良部的驻区才能到达陕北苏区，董健吾向张学良说明了此行的目的，张学良明白了南京的意图，派人护送董、张进入苏区。张学良送走了董、张，对部下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董健吾、张子华到达瓦窑堡，博古、林伯渠、张云逸分别接见了他们。并派人将董健吾带来的宋庆龄的密信送往在山西前线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毛、周给宋庆龄复了信，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便带着这个密件回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潘汉年在南京同曾养甫会晤后，来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报告。不久，张子华又带着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及同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周恩来分别给曾养甫和陈立夫复信，邀请陈立夫、曾养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抗日必须反蒋”的策略，改为“逼蒋抗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谈判代表去上海，同陈立夫会面。潘汉年说：“蒋先生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陈立夫急转话题：“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事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周恩来出来同蒋先生面谈。”蒋介石当时抱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中共对蒋氏的回答是：“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之让步。”担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的是张学良，蒋介石又下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张学良初到西北，继续执行“剿共”政策。他把东北军的主力调集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把于学忠的151军调往甘肃。他对东北军官兵说：“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这话引起了东北军中少壮派的不满，他们向张学良陈诉：“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从速解决。”少壮派重感情，讲义气，对张学良竭尽忠诚，他们的主要成员有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是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思想进步，抗日救国思想强烈。另外还有高崇民、黎天才一些人，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在少壮派和一些进步朋友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当时张学良吟诗一首：极目长城东眺望，江山依旧主人非。深仇积愤当须雪，披甲还乡奏凯归。张学良的十几万东北军在陕北“剿共”，连连碰壁，节节败北。1935年9月间崂山战役，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部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被击毙；10月榆林桥战役，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11月直罗镇战役，109师被歼，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役，106师一个团被歼。短短3个月就损失3个师之众。张学良请求蒋介石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个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10万元等，蒋介石回答说：“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张学良愤慨地说：“我张某人混得不值10万块钱了！”这时张学良才知道蒋介石调东北军来西北“剿共”，是一箭双雕，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或者被红军消灭。少壮派智囊人物应德田进言道：“先‘剿共’而后攘外是蒋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样呢？进攻江西红军4年，前后5次投入总兵力达100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仍然存在！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天天‘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疱，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鬼，怎么不令人心寒？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共’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对于应德田的肺腑之言，张学良回答说：“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又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应该设法谏诤去说服他，不应该抛弃他。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日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张学良于1935年12月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之后，带领应德田等去上海会见东北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和抗日爱国将领李杜等人。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曾担任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后来杜重远赴上海和沈钧儒、邹韬奋、胡愈之等一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出版《生活》、《新生》周刊。杜重远对张学良说：“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要万众一心，中国是有前途的，也只有在消灭了外患之后，才能谈到中国的光明前程。”张学良听了杜重远的话，精神振奋，耳目一新，表示绝不辜负友人的期望。张学良同李杜将军谈话时，提出要尽快找到共产党负责人进行联系，他在离开上海返回西安时，把应德田留在上海，协助李社与共产党联系。1936年1月25日，红军以毛泽东领衔有20名将领署名发出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使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为之一震。不久，张学良突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称：“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据云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张学良看罢电报，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他还活着！”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能干、最受张学良器重和赏识的一个年轻团长，他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以后投笔从戎，考入东北讲武堂，后升入高等军事研究班，毕业后在东北军中由连长一直升到上校团长。他不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也有一定的治军本领。他的突出特点是：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他曾率领619团在河南与红军多次交火，虽然吃了败仗，但他总不认输，认为能吃掉红25军。后来红25军转移到陕北，他率部尾追，在陕北富县与红军对峙。可是，榆林桥战役619团被红军全部吃掉。他被俘后，自忖必死，但又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死在抗日战场上，偏偏死在这个受人唾骂的内战战场。但他看到红军不仅没有杀害他的样子，而且红军卫生员还亲切地给他医治创伤，吃的饭比红军士兵还好些，又发给他一套御寒的新棉衣，行动也比较自由，每天派人同他谈活，态度很和蔼，当他了解到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他十分感动。3个月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对红军疑惧心理完全消失，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遂提出要求见红军负责同志，说有重要的问题商谈。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同他见面。他说道：“不但我赞成和钦佩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东北军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我愿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李克农回答说：“这次你回去，先以你个人的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真诚的表示，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张学良曾给王以哲发过密电，请他在前线设法和红军沟通联系，高福源从红军那边回来，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遂于次日亲自驾驶飞机飞往洛川。他一走进67军军部，便吩咐：“把姓高的带来。”高福源一进来，便用立正的姿势向张学良报告说：“报告副司令，我回来是红军让我回来的，有许多情况要向副司令报告。”张学良大怒，拍案大骂：“你好大胆子！你当了俘虏还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现在就枪毙你！”高福源没料到张学良会这样，心一横，说道：“副司令枪毙我，还不是同踩死一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忘记了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我们东北3000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副司令也忘了先大元帅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现在人家共产党提出全国人民起来抗日，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副司令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有什么理由还骂人家是‘匪’？我们东北军再继续打内战就快要被消灭完了……”高福源不禁大哭起来。张学良听了高福源这番话，不由得流下眼泪，站起来拉着高福源道：“你回来很好，你说的很对，我刚才是要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谈得很好，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正式代表来。”高福源回到陕北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又引高福源见过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紧握着高福源的手说：“高福源同志，你的情况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周恩来接着说：“你这一步走得很好，弃暗投明，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悟的爱国军人。”高福源激动得手足无措，木讷讷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中共中央派李克农作为红军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毛泽东请高福源先去67军，安排好电台联络工作。1936年2月19日，毛泽东和彭德怀致电张学良、王以哲：“我方代表李克农等4人于2月21日由瓦窑堡启程，25日可达洛川，望妥为接待，并保安全。”李克农等先同王以哲等进行了3天的谈判，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项协定。3月3日，张学良从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就飞洛川会见李克农等，他们又进行了一天一夜的亲切会谈。张学良最后提出，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谈判地在肤施（延安）。4月8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李克农陪同下赴延安。次日，周恩来、张学良、王以哲、李克农、刘鼎等5人在延安天主教堂举行会谈。刘鼎是张学良委托李杜在上海找来的共产党员朋友。刘鼎是四川南溪县人，赴德国勤工俭学时，经朱德、孙炳文介绍加入共产党，后由德国去苏联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院学习、任教，兼东方大学中共支部书记。1929年回国，先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后调闽浙赣苏区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尔后又改任兵工厂政委。红军长征途中他掉了队，由江西秘密地转到上海。上海地下党考虑到刘鼎是高级知识分子，既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又有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到张学良部做统战工作最适合。于是，刘鼎受上海地下党派遣，同国际友人斯诺和马海德一起，在张学良派去迎接他们的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张学良同刘鼎一见如故，他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倾谈十多天，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学良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天主教堂会谈，双方都以恳切坦白的态度开诚相见。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了他对于国家前途的看法，认为中国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共产党的道路，一条是法西斯的道路。他说，他两年前从意大利回国时，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因而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但这条路能否走通，他现在开始怀疑，向周先生请教。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对张学良所提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最后的一点表面上的民主都抛弃了，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反动主张。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他们同日本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因此，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讲法西斯主义，讲法西斯主义只有投降帝国主义，不能抗日。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便发动广大群众的潜力，只有靠这种伟大无比的群众力量，抗日才能取得胜利。”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双方达成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8项协议。张学良私人先拿出2万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中共中央在与张学良建立联系的同时，也同杨虎城联络。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他同共产党早有联系。早在1921年，杨虎城在陕北榆林就结识了共产党人魏野畴，后来魏野畴担任了杨虎城的国民革命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第十军驻皖北，魏野畴便介绍当时主持中共皖北特委工作的南汉宸与杨虎城相识，他们两人一见如故，杨虎城遂命南汉宸为第十军革命军事干部学校校长，魏野畴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南汉宸根据中共河南省委指示，在皖北策动暴动。杨虎城虽未参加暴动，但他以赴日本疗养为名，暂时脱离部队。临别前，他嘱咐参谋长孙蔚如：“南汉宸这些人都是靠得住的朋友，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多加关照。”由于叛徒告密，皖北暴动流产，魏野畴牺牲，孙蔚如派人秘密地把南汉宸转移出去。1930年10月，杨虎城担任陕西省政府主席，便派人到河南开封，把南汉宸请来，委以省政府秘书长。杨虎城又释放西安在押共产党员潘自力、李大章、吕剑人、蒲子政等人，并资送一些年轻人潘自力、王炳南等到国外留学。1932年夏，国民党下令通缉南汉宸，杨虎城遂赠金送银，派兵连夜护送南汉宸去日本。南汉宸在日本住了一段时间，即回到天津作党的地下工作。在杨虎城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期间，南汉宸派申伯纯去南京说服杨虎城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杨虎城从南京回到西安后，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的亲笔信去见杨。汪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他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兼军委负责人以及红26军政治委员，十七路军的地下党员由他领导。他同刘志丹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抓起来，直罗镇战役后，汪锋从瓦窑堡被释放出来，毛泽东召见他，派他去西安同杨虎城谈判。
第三十二章 哭谏罔闻
汪锋受毛泽东派遣去西安，他化装成鞋铺的讨帐先生，头戴一顶毡帽，身穿一件阴丹士林布长袍，腰系蓝色布带，背着褡裢，一头装着算盘，一头装着帐本，当走到长武县北乡杨公镇附近，被地方民团的两个便衣拦路搜查，把藏在长袍夹缝里的信搜出，他们看到信封上写的是杨虎城，立刻膛目结舌。汪锋便呵斥道：“是谁派你们来随意搜查行人的！”“长官息怒，我们是奉县长党伯弧之命！”两个便衣一边回答，一连点头哈腰。党伯弧早年曾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受汪锋领导，后来参加了十七路军，深受杨虎城信任。从长武到西安300多里，敌人的关卡、密探很多。汪锋心想经验”的因素。从感觉出发，经过“心理的经验”产生“物，何不请党伯弧设法把自己护送到西安，遂令便衣带他去见党伯弧。党伯弧挑选了一名亲信带领4个兵，乘汽车把汪锋护送到西安。汪锋在西安住了一个多月，同杨虎城长谈3次。是时南汉宸从天津派王世英来西安，带着南汉宸的6项建议同杨虎城会面。汪锋、王世英同杨虎城达成了互不侵犯、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等协议。不久，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国际选派与杨虎城有家世渊源的王炳南回国，进驻西安专门做杨虎城的工作。王炳南的父亲王宝珊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之一，自靖国军起，一直是杨的高级参议北非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主教。他把哲学和神学，与杨私交甚厚。毛泽东又派他的秘书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杨虎城委以他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的公开职务作为掩护。张学良、杨虎城各自秘密地沟通了同红军和共产党的关系。但由于蒋介石在西安派有特务秘密监视张、杨，蒋派他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到西安任“西北剿总”参谋长，蒋又派他的最得意的开门大弟子、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黄埔系的“十三太保”之第一太保曾扩情任“西北剿总”政训处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直接向蒋介石密报情报，在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也有蒋氏特务。张、杨两人虽然都分别同红军签订了协定，但彼此都隐瞒着，他们相互之间都还存有戒心，深怕张扬出去获个“通匪”罪名，尽管这样，彼此间已分明看出，张学良便派东北老乡高崇民到十七路军做联络工作。高在东北军中虽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张学良非常尊敬他，他来往张、杨两将军之间，杨虎城对他也很赏识。张、杨之间开始疏通关系。一天，张学良对王以哲说：“我觉得杨虎城不会出卖朋友，干脆和他把话挑明，反正这一步迟早都得走。”王以哲以赞成的口气回答说：“从某些迹象看，杨主任（杨兼任西安绥署主任）很可能和中共早就联系上了，这层窗户纸，以敝人之见早该挑破，多个伙伴也多条路嘛。”“好，就这样决定，请杨虎城到洛川去谈吧，西安城内蒋介石的耳目太多。”张学良请高崇民同杨虎城一起去洛川。张学良为了避开蒋介石安插在西安的特务机关的注意，特意在“西北剿总”会议上宣布，成立“洛川前方指挥所”，便于他以“督剿”为名去洛川活动。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洛川都谈了心里话，他们决定：同共产党携起手来，联合抗日，共赴国难；对于蒋介石，采用刚柔相济，软硬兼施，逼蒋抗日。至此，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国红军已形成了三位一体，联合抗日。中共中央派遣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作为红军正式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整训部队，进行抗日的准备工作。同时还派遣彭雪枫、朱理治等40多名干部进入西安，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周恩来先后给蒋介石、陈果夫和陈立夫写信，规劝他们改变“清党剿共”政策。他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倏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攫去我半壁河山，今日登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毛泽东先后分别写信给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冯玉祥、傅作义、宋元哲、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等各方人士，说明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抗日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命潘汉年为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暨红军主要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等致书蒋介石，晓以利害得失，促其走上合作抗日的道路，说：“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在和平解决“两广事变”后，便踌躇满志，他说：“红军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去吧！”蒋介石将其嫡系与精锐部队260个团，约计30万余人，调往平汉线汉口到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到灵宝线上。如果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剿共”不力，既行入陕，围歼红军。蒋介石置国内抗日舆论于不顾，以“危害民国”为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造成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宋庆龄针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和何香凝、胡愈之等领导和发起了名震中外的“救国入狱”运动。冯玉祥、于右任等也在南京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营救“七君子”运动。国际上名流学者，如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以及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等，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迫于国内外的舆论，不得不将“七君子”释放。蒋介石厉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罪恶主张，决心继续“剿共”内战。他认为调集30万大军和100架战斗轰炸机，并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毒气弹，就可以在两三个月内，将“匪共残余大部分歼灭在陕北地区，小部分可能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那时他将以重兵控制黄河，对“匪共残余”相机行事，或予围歼，或予收编，收编数额最多不能超过5000人。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偕宋美龄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他准备向张、杨宣布他的“剿共”计划，强迫他们执行。如果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他决定第一步将他们调离西北，免为“剿共”的肘腋之患，然后再找机会解决他们。蒋认为解决张、杨易如反掌。蒋氏狡诈多端、诡计十足，他带着满身的杀气来西安，但初到西安却装着若无其事，要张学良、杨虎城和邵力子等陪同他攀登华山，遨游终南，表现出一副闲情逸致的样子。在游山赏景之中，蒋问张学良近来看什么书，张回答看看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蒋正颜厉色说：“我在十几年前，看了不少这类书，都是俄国人写的，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要好好地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把这些书读通了，将一生受用不尽。”蒋介石又说：“汉卿，最近两三个月，告你状的可不少啊！”“学良才疏学浅，担当重任，还望委员长多栽培和指导才是。”张学良有些惶恐地回道。“汉卿，我对你是很了解的，你尽管放心，我把西北已经交付给你，就是相信你，谁说什么我都不听。谁有意见，都只能向你提出，我不管。”蒋介石大大落落地说。蒋介石、宋美龄下榻在距西安30公里的华清池。华清池位于临潼县风景秀丽的骊山脚下，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那里修建骊宫，到唐玄宗天宝六年，又大兴土木，围绕4个泉眼修汤井为池，环山列宫殿，宫周筑罗城，改名“华清宫”，因宫在温泉之上，又名“华清池”。邵力子担任陕西省主席后，见华清池年久失修，日趋颓衰，便筹款修茸。蒋介石光临，辟为临时行宫，骊山上下，华清池内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蒋介石夫妇的办公室和宿舍安排在荷花池上面的一排老式的五开间式房屋。站在庭院坪上可以观览临潼县城，远眺广袤的关中平原，俯瞰华清池，池中遍植荷花，出水芙蓉亭亭玉立，阵阵清香弥漫四野，令人心旷神怡。蒋介石游山玩水之后，便在五间厅的会议室内召开军事会议。蒋身穿军装，胸前斜挎着武装带，脚登擦得锃亮的长筒马靴，一反连日来游山玩水时表现出的那种温文尔雅姿态，显得威风凛凛，透出几分杀气。到会的除张学良、杨虎城、晏道刚之外，还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的部分军、师长。蒋介石走进会议室，威严地扫了站立着的将领们一眼，快步来到悬挂着他的巨幅照片的主席台边就位，并招呼大家坐下。他板着面孔说：“我这次来西安之意，一言以蔽之：围剿共匪！南方之共匪经国军多次围歼，伤亡惨重，侥幸漏网的残匪长途跋涉，现已流窜到陕甘边境，我们要乘共匪立足未稳之良机，集中兵力进行围剿，以绝后患。东北军开到陕西剿匪，为时一年，战果甚微，赤患不仅没有根除，反有向河东、关中蔓延之势。我这次来陕，一方面想了解进展迟缓的原因，另方面是部署新的围歼，决定调集30万兵力，配备100架战斗机，力争在二三个月内，把共匪聚歼于陕甘边境。现在，你们先谈谈各自的意见。”蒋介石话音刚落，张学良便站起来说：“我向委员长再次请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共商抗日大计。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请求，也是东北军全体将士的愿望和要求，请委员长明察！”蒋介石满脸怒气地问坐在左首的杨虎城：“虎城，你的意见呢？”“是的，我也有同感。十七路军全体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涨，而‘剿共’却士气低落颇值得忧虑。”杨虎城委婉地回答。蒋介石大怒：“你们都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兵随将走，什么剿共士气低落，士兵还不是听你们的，当统帅的不动摇，当兵的会动摇吗？”性格直爽的张学良红着脸争辩说：“打内战是指挥不灵了，要是打日本，东北军还是勇猛善战的，可以一呼百应，指哪打哪！”“在未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准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国策！你们绝不可被共匪盅惑，要坚定信心。明天我去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我相信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官兵深明大义，会服从党国的利益的！”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陆海空大元帅蓝呢军礼服，帽子前沿竖着五六寸长的白旄，腰悬三四尺长的指挥刀，手带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陪同，在军乐队的伴奏下，走上主席台，对校级以上军官训话：“革命军人要明礼义，知廉耻，要孝顺父母，为国尽忠，服从长官，这是革命军人的本份。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本末倒置，蓄奸养贼，便不是革命，这样的军官，党国是要严厉制裁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当前任务，第一是剿共，第二也是剿共，第三还是剿共。剿共是你们唯一的、光荣的任务！……”蒋介石言词滔滔，台下却议论纷纷，秩序大乱，一片哗然。蒋见势头不妙，讲话便草草收场，阴沉着脸，谁也不理睬，匆匆穿过人群，直奔汽车。张学良留他吃饭，蒋面带怒容地回答说：“不吃，不吃，现在就走。”蒋走后，众人议论纷纷，这个说：“蒋简直是胡说八道！”那个讲：“作为领袖，国难当头，不讲抗战，只讲打内战，安的是什么心哟！”还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蒋氏特务贴出“安内攘外”的标语，有人将其涂改为“按内让外”，以示讽刺。王曲军官训练团是张、杨准备抗日，培训军事干部的场所。蒋在那里大放厥词，激起军官们极大愤慨，张学良为了息事宁人，对受训军官们说：“蒋的讲话，主要是对我说的，不是对你们，希望你们安下心来，我们应当有最大的忍耐和克制，小不忍则乱大谋。”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去洛阳西宫军校住了一个多月。他在那里加紧“剿共”部署，调兵遣将，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等人是各路军总指挥；他下令在西安、兰州扩建飞机场，容纳100架轰炸机，供战时使用。张学良思忖：原以为凭自己与蒋多年深厚交谊，能够说服蒋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结果竟如此冷酷，他深感失望、愤懑。还有什么办法去说服委员长呢？他想起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的庆典，何不趁此良机，邀请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一起去洛阳向蒋介石进言。想到这里，遂吩咐秘书给太原发报，请阎锡山先到西安，然后同去洛阳给蒋委员长祝寿。张学良曾在1936年4月29日去太原，向阎锡山介绍了他同周恩来在延安会面的情况，建议阎锡山以积极姿态与共产党联络，争取合作，阎表示同意。5月27日，张学良偕杨虎城再次赴太原，与阎具体商谈联共抗日计划。中共中央也托人向阎锡山表达联合抗日之意。阎锡山审时度势，下决心与共产党谈判，请中共派代表来太原会谈，中共中央便派彭雪枫、周小舟去山西，他们说明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阎锡山表示：要救中国，除照共产党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9月初，阎锡山派郭挺一去北平，邀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薄一波去太原“共策保晋大业”，以此表示他同共产党和解的诚意。薄一波随即入晋，他首先向阎锡山提出停止迫害共产党人的要求，经过多次会谈，终于使王若飞等一批被囚禁的著名共产党人获释。薄一波等一批共产党员进入由“暑期健身团”改建的“军政训练班”任职：薄为政训处组织科长，宋劭文为宣传科长，刘岱峰为训练科长兼主任干事，杨献珍为研究室主任。薄一波、宋劭文等还担任了山西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委员。该同盟会在数月内发展会员100万。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等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同阎锡山多次谈判，达成3项协议：（1）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反动组织；（2）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3）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张学良给阎锡山发去邀请一同赴洛阳的电报，阎锡山欣然同意。张学良的专机第二天就把阎锡山接到西安。张学良、阎锡山、杨虎城彻夜长谈，约定利用去祝寿之机劝谏蒋介石。张、阎同车赴洛阳，张学良因有阎锡山的同情和支持，情绪甚为兴奋，一路谈笑风生。10月31日上午，洛阳西宫军校内张灯结彩，锣鼓齐鸣。祝寿典礼在军校广寒宫礼堂举行，礼堂内布置得五彩缤纷，富丽堂皇。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鞭炮声中走上主席台。台下前几排坐着各地军政大员，后面是洛阳军分校学员。蒋介石夫妇在台上喜气洋洋地频频向台下招手，全场起立鼓掌，气氛颇为热烈。祝寿典礼开始后，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代表致祝辞，盛称蒋介石统一全国，消除赤患的“丰功伟绩”，以及对党国的伟大贡献。蒋介石正襟危坐，不时左顾右盼，沉稳中显露出得意的样子。特派代表致辞后，各地军政大员相继登台为蒋氏歌功颂德，献媚一番，最后由蒋介石致答辞。祝寿典礼完毕后，张学良、阎锡山走进蒋介石的小客厅。蒋介石朝两位呶呶嘴，示意他们坐下，他自己也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面朝阎锡山问道：“百川，近来河防怎样，共匪还经常过河袭晋西吗？”阎锡山赶快回说：“共军撤回黄河西岸以后，目前河防倒还平静。”老谋深算的阎锡山瞟了张学良一眼，话锋一转，道：“今天，委员长五秩华诞，洛阳冠盖云集，颇有‘八方风雨会中州’之盛啊！”蒋介石哈哈大笑：“全凭大家，全凭大家。……”张学良便接过话题说：“现在国难当头，民生凋敝，老百姓愿捐资热忱支援抗日，拥戴您领导国军收复失地，把日寇赶出中国去。”蒋介石正色道：“抗日，又是抗日！我给你说过多少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共产党就在你们身边，而日本远在千里之外，我们必须先消灭眼前的敌人，免除后顾之忧，然后再去解决远处的敌人。你怎么置党国利益于不顾，把剿共放到一边呢？共匪已成强弩之末，只要大家努力，短期内不难彻底消灭，永绝后患。”“消灭共匪，谈何容易！我和共军作战一年了，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被人家吃掉了3个师。”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那是你三心二意，意志不坚！更应由此吸取教训。”蒋介石声色俱厉。张学良争辩说：“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到西北来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起来？而共产党却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我们的官兵听了怎能不动心！8年来我跟随委员长，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望委员长能采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否则，即使我本人愿效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一派胡言，不要再说了！”蒋介石不愿再听下去，转过脸问阎锡山：“百川，你说大敌当前，哪个是我们真正的敌人？”阎锡山道：“这个问题嘛，依我看应该是日本鬼子。委员长，汉卿讲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全民族的抗日，是舆论所归，人心所向，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也是当今中国的唯一出路。”蒋介石拍案而起：“我现在只要你们回答一句话，到底是我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应该服从我？”阎锡山为缓和紧张气氛，连忙陪着笑说：“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我们当然应该听委员长的。”“既然如此，那我告诉你们，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抗日之事。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蒋介石说罢拂袖而去。次日，蒋介石在洛阳军校纪念周上，有所指地骂道：“共产党不要祖国，不要祖宗，主张停止剿共的人，也不要祖国，不要祖宗。共产党是大汉奸，是要亡中国的，这种敌人不打，还侈谈什么抗日？当面的敌人不打，偏要打远处的敌人，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者亦是汉奸，……”张学良坐在前排，心情极为沮丧。蒋训话完毕，张学良回到住所，吩咐随行副官：“收拾东西，回西安！”11月17日，蒋介石飞往太原，同阎锡山和绥远省主席、35军军长傅作义谈话，命令他们迅速结束绥东抗日战争，以免影响“剿共”决策。尔后蒋又派陈诚到绥远前线，监督和制止绥远军民的抗战活动，并指示傅作义迅速抽出手来，准备“剿共”。由于蒋介石的三令五申，绥远抗战就不了了之。
第三十三章 双十二兵谏
12日4日，蒋介石由洛阳乘专车再度去西安。与此同时，蒋系高级将领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陈调元、万耀煌、邵元冲、钱大钧等十几员大将，以及南京政府大员蒋作宾、张冲、蒋百里等接踵而至，麇集西安。蒋的嫡系军队也纷纷开进潼关，最新式的战斗机一队队飞到西安机杨降落。一时间，西安城火药味十足，天空飞机隆隆，街上战车奔驰，蒋系特务、宪、警趾高气扬。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次日，蒋介石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师以上军官分别谈话，要他们听从他的命令，继续彻底“剿共”。军官们表面上唯唯诺诺，口称服从命令，谁也不敢说心里话。蒋介石又产生了错觉，以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是可以供他驱使的。于是，他便和张学良、杨虎城摊牌，向他们提出两个办法，逼迫他们明确表态。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北前线，向陕北红军“进剿”，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是若张、杨不服“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剿共”。张、杨当然不愿接受第一个办法。但他们又深知照第二个办法，两军一旦离开西北，离开红军，三位一体解体，必将为蒋介石所消灭，那无异是自投陷阱，自取灭亡。蒋介石气势汹汹地逼迫张、杨作最后的选择，毫无其他通融的余地。张、杨协商决定，再对蒋介石善劝，尽力说服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软的不行出“取实予名”。儒、道、墨三家开始争辨名实。战国时，名，只好来硬的，把他扣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张学良来到华清池，蒋屏退左右。张学良道：“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不负全国人民所望，才是国家唯一图存的道路；全体东北军，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各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我自己也可亲自上前线指挥；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相劝。……”张说话问，声泪俱下，蒋先是无动于衷，继尔严斥张幼稚无知，受共产党盅惑。最后竟拍案狂叫：“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是必然的，自由是必然的认识，主要著作有《知性改进论》、，我的政策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从华清池回到西安，对杨虎城说：“失败了！”他建议杨再去劝蒋。杨去华清池，蒋介石便说：“虎城，张汉卿年轻幼稚，容易受人欺骗，你和他一地共事，要多加开导，以免误入歧路！”杨虎城回道：“张副司令年轻有为，思想敏捷，指挥果断、得当，甚孚众望，是一位难得的将才，很值得虎城效仿。”蒋介石瞪了杨虎城一眼：“他和‘共匪’暗中勾结，你也效仿？”杨虎城语句缓和地说：“委员长，请听虎城进一言。我们国家和民族已到了危急关头，不抗日是没有出路的。依我之见，红军的问题宜采取和平方式解决，不宜用兵。不然鹬蚌相争，渔人得利，……”蒋介石未等杨说完，挥挥手说：“你也是荒谬之论！对付共匪的唯一办法是军事解决！红军必须交出武装，听从政府的命令，予以遣散。如果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三面合围，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把他们消灭。虎城，你和张汉卿不同，你是本党老同志，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应当知道我们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请相信我，消灭共产党，我会领导你们抗日的。你是忠于党国的，一定要珍视自己的锦绣前程，‘剿共’有什么困难，尽管对我说。”杨虎城见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于是便站起告辞。蒋介石为催促东北军将领执行“剿共”计划，邀请刘多荃和王以哲两将军去临潼吃早餐。饭后，蒋先对刘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刘沉思一下说：“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蒋很不高兴地说：“自从‘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5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蒋又满脸怒气地对王以哲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知道你们这些举动！希望你们即刻悬崖勒马，将功补过。”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西安大、中、小学校学生1万余人开纪念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到绥靖公署、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队伍到陕西省政府请愿时，特务开枪，打伤小学生一人，激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慨，列队直奔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到消息，骂道，“娘希匹，这些学生娃子要造反啦！”他命令族侄、侍从室组长蒋孝先指挥宪兵2团，堵截游行队伍。命令蒋孝先说：“对不听劝阻的暴徒，一律格杀勿论！”蒋介石还打电话给张学良说：“西安的学生娃子受共产党的煽动，要到临潼来找我闹事，令你立即出动部队，途中加以阻拦，如有暴徒不听劝阻，格杀勿论！听到没有？格杀勿论！”蒋孝先率领宪兵2团开到十里铺和浐河桥一线严阵以待，在两旁的高崖上架起一排排机关枪，并出动了大批骑兵，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张学良急乘汽车赶到十里铺，抢到游行队伍前面停车，张从车上下来，跳到路旁一个土坎上，面对学生，心情沉痛地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只是今天时机不早，不如请大家先回去，把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去还要快些。”“不，必须由委员长答复我们的请愿要求！”张学良又劝阻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怒最高当权者。我为保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学生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流血，愿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学生们哭声和呼喊声连成一片，撼天动地！张学良心头一热，声泪俱下地对学生们说：“同学们，同胞们，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自从失掉东北4省，全国人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想打日本强盗？可上级不许我打。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相信我。我是国家的军人，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我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被你们处死。”请愿学生见张学良这番表示，同声高呼：“拥护爱国的张副司令！”尔后整队返回西安。张学良驱车来到华清池，向蒋介石报告学生请愿情况。蒋怒斥张学良说：“你是代表学生呢，还是代表我？你到底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张学良同蒋介石争论到深夜，蒋拒纳忠言。蒋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蒋介石恼怒未消，提笔给邵力子写便函：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列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中正12月9日蒋介石对张学良已经绝望，以此刺激执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等人。张学良回到西安同杨虎城商量。杨虎城道：“民众和军队对老蒋的愤恨情绪，都是箭在弦上。扣蒋的时间不能再迟延了，万一你我错失良机，控制不住形势，发生骚动，那就更危险！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张学良说：“先礼后兵，仁至义尽，今天我们再劝他一次，这是最后一次。他再不听，我们也算对得起他。”杨虎城摇摇头：“依我看，凭嘴说是没用的。咱俩轮番去闹，万一他看出马脚，立即上车走了，反而不妙。”“这个人很傲，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目下还看不出他有提防的迹象。”最后，杨虎城同意张学良明天再去试试，并设法把蒋稳往。12月10日，张学良又到临潼，蒋介石一见他，就没好气地说：“我还要问你，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打爱国学生！”张学良回道。蒋吼道：“‘九?一八’，日本人在你鼻子底下，你为什么不打？”张学良刹那间怒火万丈：“你下令不让打么，我怎么打？我那时患重病，躺在协和医院，我还打电报请示你，你又不是不知道！”蒋介石双目怒睁，无言以对。张学良又道：“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日，倘再一意孤行，蛮干到底，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介行“啪”地拍案而起：“全国只有你一个敢这样诬蔑我！你，你太放肆了！”至此，哭谏、委婉劝说都失败了，张、杨便决心冒生命危险，逮捕蒋介石，实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12月11日夜，张、杨对捉蒋作了具体部署。由东北军张学良的警卫营和105师担任到华清池捉蒋和西安到临潼线的警戒；并电令兰州的东北军解除该地的朱绍良部武装，扣留其在兰州的飞机。十七路军杨虎城部队，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城内蒋系部队和宪兵、警察的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午夜11时，张学良、场虎城分别召集在西安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领，宣布实行捉蒋、逼蒋抗日的决定和计划。12月12日清晨5时，东北军警卫营的孙铭九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袭击了临潼华清池蒋介石的住所。不料被蒋的卫队发现，双方展开激战。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被击伤，蒋介石闻听枪声，以为是红军打进来了，吓得发抖，披着睡衣，拖着鞋就向外跑。在翻越围墙时跌进墙外七八尺深的乱石沟里，脊骨摔伤了，脚也碰破了，并丢了一只鞋。他顾不得疼痛，跌跌撞撞地往山上爬，后由他的贴身侍卫、族侄蒋孝镇背到骊山山腰，在虎畔石后的中岩洞里躲藏起来。孙铭九等闯进蒋的住所五间厅，不见蒋的踪影，但见衣帽、斗蓬仍在床边，假牙、皮包放在桌上，被窝还有余温，估计未逃太远，便分头搜索。一个战士发现后墙边有一只鞋，孙铭九率队搜索骊山。张学良得到报告蒋介石下落不明，焦躁不安，深恐蒋介石身遭不测。他对杨虎城说：“如果发生意外，将贻害大局。我张学良便成为千古罪人。我割下自己的头，请你送到南京请罪，绝不能因此而打内战。”8时许，警卫营战士捉住了蒋孝镇。孙铭九问他：“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颤抖着回头向山上一看，示意蒋介石在山洞里。警卫营班长陈思孝向孙铭九报告说：“委员长在这里！”蒋介石抖抖索索地喊道：“我是委员长，不要开枪，你们不要开枪！”蒋走出洞口见十几枝枪口对着他：“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孙铭九答道：“张副司令让我们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因蒋介石腰部摔伤，由警卫营连长王协一背着下山。兵士把蒋介石抬进小汽车，护送他到西安。警卫营在袭击华清池战斗中，活捉了蒋孝先，因蒋作恶多端，被警卫营就地枪毙。在东北军去临潼捉蒋的同时，十七路军也按预定计划行动。由城防司令孔从周率警备第1旅、炮兵团和宪兵营解除了宪兵第2团、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的武装。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安飞机场上的50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以及空军人员。十七路军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记军政大员。邵元冲听到枪声，跳窗逃跑，被流弹击成重伤，送医院不治而亡。搜捕军政大员集中点名，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蒋鼎文、第六军总指挥朱绍良、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还有卫立煌、蒋百里、蒋作宾、李基鸿、万耀煌、陈继承等，就是不见陈诚。士兵立即搜查，在大厅后一间烧火室里发现一个空啤酒箱子微微动弹，踢开箱子，见一个人曲身趴在地下，抓住衣领揪起来一看，果然是陈诚。原来陈诚身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他即撕毁文件投入抽水马桶，用水冲下，然后逃到那里躲藏。在兰州，东北军接到张学良的电报，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蒋介石被孙铭九等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的一个房间内。张学良让他稍微休息一下，便去见他。蒋见他进来，神色突变，端坐在椅子上。张学良谦和地说：“委员长，您受惊了！”蒋介石不理睬。张学良问第二遍，蒋介石突然站起，怒喝道：“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你不要叫我委员长！”张学良变色道：“不承认我是你的部下，我还可以以人民的资格同你讲话。”“我问你，这件事是你的部下干的，还是你干的？”“是我让部下干的。”“你的胆子也太大了！”“我是拥护你领导抗日，完全是为了国家，对你并无恶意。”“既然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回洛阳，问题在洛阳谈。”“说得轻巧！抗日之事，岂容搪塞！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从前那一套，那只有让群众公裁。”两人争吵起来。张、杨在扣蒋同时，撤销了内战指挥机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学良为主任委员，杨虎城为副主任委员，董英斌为参谋长。任命孙蔚如为西安戒严司令，赵寿山为公安局长；通令释放政治犯；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张、杨交议的问题或提出政治建议；又组织了抗日援绥军，以孙蔚如为抗日援绥军第1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为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还接管了西安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特请史沫特莱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政治设计委员会根据张、杨两将军的指示，很快拟出8项救国主张，即：
（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带着8项救国主张文稿去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的蒋记军政大员宣读，要他们在文稿下签名。陈诚签名后，还特地说了几句话：“汉卿，我有一句最当紧的话：就是咱们自己人什么事都好办，什么话都好商量，但是你千万别让戴红帽子的来。他们一插手，我们都得完蛋。”
张学良哈哈大笑：“共产党也是爱国的，爱国家者都是讲道理的。天下为公，用不着怕他们。”
签名的有：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廖澄流等。张学良、杨虎城将此8项救国主张连同签名，通电全国。
张学良又致电毛泽东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张学良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龄等，说明只要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绝对保证蒋的安全。12月12日（双十二）下午，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争争吵吵，各执己见，何应钦，戴季陶、居正、吴雅晖等主张讨伐西安；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主张和平解决。一直闹到13日凌晨3时，通过剿抚兼施决定；以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对西安进行武力讨伐，同时以于右任、张钫为陕甘宣抚使，前往西安。
野心勃勃的何应钦见蒋介石被扣，以为东山再起的机会到了，便以军政部长的身份就势揽住军事大权，命20个师的中央大军，沿河南、陕西边境向前推进，命集中在洛阳的轰炸机，飞往西安上空示威。何应钦的锦囊妙计是：经过“讨伐”救出委员长，他是救蒋第一功，倘或因为轰炸西安而葬送了委员长，他是继蒋第一人。原来何应钦在1927年12月参与“逼宫”事件，使蒋介石第一次狼狈下野后，丧失了蒋对他的信任，他伴君如伴虎，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近10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他兴奋到了极点，同朱培德、戴季陶、居正、吴雅晖、叶楚伧等主张不惜玉石俱焚，明令“讨伐”。何应钦3昼夜未合眼，进行军事部署。戴季陶、居正等急电正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要他克日返国。蒋“不幸”时，由汪精卫出掌行政大权，何应钦执掌军权。
冯玉祥同蒋介石、何应钦面和心不和。他眼见着何趁机捞去军有大权，对何耿耿于怀，却也无可奈何。张学良，杨虎城给冯玉祥发来了一封电报：“务祈迅即命驾来陕，共策大计。”何应钦大作文章，说冯玉祥与张、杨勾结，寻机把他逮捕干掉。冯宅前前后后，出现了暗探特务。
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亲英、美派，在上海得到“西安事变”消息，如遇晴天霹雳，震骇莫名。他们带着蒋介石的顾问端纳，连忙飞抵南京。
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的活动，激怒了宋氏兄妹。他们与英、美大使馆紧急磋商，并请与张学良有厚交的端纳飞往西安探明真相。孔祥熙还给张学良发去电报说：“现弟对于国事，尚有种种意见，亟等奉商。尚希指定电台一处，以便随时通电，而免延误。”
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何应钦同宋美龄激烈争吵，宋美龄说：“你这样做，玉石俱焚，万一把委员长炸死在西安，中央政府由谁来主持？”
何应钦怒冲冲地说：“你女人家懂得什么？无见识，只知道救丈夫而已。国家之事，不要你管。”
宋美龄潸然泪下：“你这样绝情，太辜负蒋先生了！”
在宋美龄的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长名义召开会议，作出先进行和平试探，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