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既然北占东北、内蒙、山西和平津，南占上海和南京，它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便是打通津浦线，以便使南北联成一片，解除中间的威胁。然后举兵西进，拿下武汉，囊括中原，迫使中国屈服。于是，日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线，一路自北向南打，一路自南向北打。是时，蒋介石下决心在津浦路南北两头死堵日军，在徐州一带形成顽强阵地。徐州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目下日军南占南京，北占平津，徐州更为瞩目。在津浦线上同日军死战的任务落在李宗仁的肩上，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守备范围北至济南黄河南岸，南达浦口长江北岸，东至长江吴淞口向北延伸至黄河的海岸线，辖山东全省、长江以北江苏、安徽两省的大部。所属部队有：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韩复榘的第3集团军，李品仙的第11集团军，廖磊的第21集团军，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顾祝同的第24集团军，杨森的第27集团军，庞炳勋的第3军团，冯治安的第19军团，汤恩伯的第20军团，张自忠的第27军团等，计29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共计近30万人。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徐州，他审时度势，制定了“先拒南下之敌于黄河北岸，而后集中主力先求击破由南京北上之敌”的作战方案，然后从容布阵产阶级的民主是对少数人的民主，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伺机与敌决战。日军占领南京后，立即以4个师团兵力渡江沿津浦线北上，另以6个师团的兵力以及一特种机械化兵团自德州一线南下，以图徐州，打通津浦，连贯南北战场。然而，津浦路北段防守指挥韩复榘不听指挥，消极抗战，日军很快逼近黄河北岸，并占据鹊山，向济南打炮。就在韩复榘与日军依黄河对峙期间，李宗仁到济南，他同参谋长张任民来到韩复榘的司令部里，韩见李便问：“长官，你看我们抗战有把握吗？”李宗仁说：“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如果济南失陷，3集团军可以退到沂蒙山区，监视津浦路左侧，使日军不敢急剧南下。”韩复榘眼珠瞪得溜圆：“南路日军很快就要打到蚌埠，北路日军如过了济南，两路一夹，我岂不断了接济？沂蒙山区贫困，就地无法筹措粮饷，即使饿不死，还不是让日本人拿我们当‘包子馅’吃了？”李宗仁见话不投机，不再说什么，不欢而散。李宗仁离开济南，韩复榘便做出放弃济南，后撤逃跑的计划。他决定炸毁黄河铁桥，以阻日军过黄河，建设厅长劝阻道：“黄河铁桥是中国著名的伟大工程，炸毁未免太可惜了，如果对军事不利，是否可以将主要机件卸走。”韩复榘勃然大怒：“你去拆吧，日本人的炮弹都打到屁股上了！炸掉！”韩复榘命令一个连队运送了2000公斤炸药，装置在黄河铁桥各桥墩、桥孔和桥基上，炸了黄河铁桥。当晚，韩复榘把3个妻妾以及孩子们叫来，让他们带着家私在护兵们的保护下逃回河南去。次日一早，韩复榘召集厅局长、师长以上的军政官员开会，欲下撤退令时，秘书送来南京急电：“向方兄，请你务必死守黄河，绝不可放弃济南。蒋中正。”韩复榘看过，随手摔在桌上：“不管它！如果拿我们兄弟的头去开玩笑，我们今天也就彻底完了。”教育厅长何思源说：“我认为，在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现在是全面抗战。蒋总司令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由中央补。因此，今后的地盘不必考虑，还是应该打。”韩复榘冷笑一声：“你太天真了！蒋介石的话你能信以为真？你们知道这蒋委员长什么时候又和日本妥协吗？我们就这几万人，这个家底抖落完了，蒋委员长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定，华北就肯定没有我们的份了。蒋介石叫我们在山东死守黄河，他们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一打仗便釜底抽薪，我们差一点没有死在他的诡计和暗算之中。”台下有人高声响应：“对，不给他当炮灰，走吧，不听他那一套！”韩复榘道：“我们有这些人，到哪里都可以自立，带着民生银行，到哪里都有吃有花的。诸位，不要犹豫了，回去准备吧！”韩复榘在撤出济南以前，以“焦土抗战”为名，纵兵在济南等地大肆焚烧抢劫，并向各县强征“救国捐”。一等县20万元，二等县15万元，三等县10万元。愈期不纳，即拿县长是问，限令即到，县长不敢违抗，遂向百姓勒索。人民叫苦连天，致有不少跳河和悬梁自尽者。韩又命令心腹把民生银行和金库里的1．5wan两黄金、3万两白银全部装好，连夜装车运到河南洛阳，在韩的纵容下，韩部官兵连抢3天。中国银行和交通等银行、各面粉公司、各大纱厂及其仓库，均被抢劫一空。从银行里抢去270万日元，加上损失共有600万日元，被抢的小麦和面粉数十万包，在撤离济南的前一天，韩复榘下令焚烧省政府各厅局、法院、兵工厂、裕鲁当、“进德会”、前总督署等处建筑物。倾刻间，浓烟滚滚，火光触天。济南全城，一片混乱，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韩复榘退往泰安时，蒋介石发来十万火急电报，要他“千万不能放弃济南”。韩阅后哼了一声：“老子已经到了泰安，看你怎么样？！”12月28日，韩复榘乘车南下至济宁。李宗仁电令他：“你部务必死守泰安。”韩在电报上批：“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韩复榘不顾军令，不战而逃，沿路抢劫；津浦路大门洞开。日军长驱直入，几天之内，山东大半沦入敌手，数千万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恨，蒋介石便借机诱杀韩复榘。蒋介石要李宗仁在徐州召开第五战区会议，要韩出席。但韩诡计多端，为预防不测，让何思源代表他去徐州开会。李宗仁见韩未到会，大为不快。老蒋一计不成，再施一计。他立即召开“北方抗日将领会议”，规定所有师以上官佐一律到会。1938年1月10日，蒋介石借白崇禧等抵开封，亲自给韩复榘打电话说：“我决定明天召集师长以上官佐来开会，请向方兄同孙军长等务必出席。”韩复榘召集部下商议，他的总部的处长们认为老蒋阴险毒辣，居心叵测，劝韩不要去，再派代表去参加。但韩认为这次军事会议有四五十人参加，大概不会有什么不测。韩复榘正在犹豫之时，蒋派隐藏在韩身边的特务“青天鉴”，根据老蒋的指示，用“解梦”方式，鼓动韩去开封赴会，说韩若骑白马西行，定有好运气等他。那韩复榘听了“青天鉴”荒唐无稽的鬼话乐不可支。他当时正和四川军阀刘湘、河北的宋哲元等策划倒蒋的宏谋大略，心想我骑马西行，有众神保佑，理想将成为现实。于是，他踌躇满志，决意西行。1月11日下午2时，韩复榘和孙桐萱在卫兵陪同下，乘坐汽车来到开封，在会场大门口，突然被军警宪兵拦住。门前贴着通知：“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韩复榘等人步行到第二道门，墙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心中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把4个卫士留在接待处。韩进了第二道门，走了不到50米，墙上又有一张通知：“与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随身自卫武器请暂交副官处保管。”韩虽有疑心，但见站在他身边的许多将领都将腰间手枪交出，他也就不再迟疑，交出手枪后，步入会场。第一、五战区80多位师以上将领都来参加会议。韩复榘被安排同刘峙坐在一起，同其部下分开。蒋介石首先训话，他目光咄咄逼人，像闪电一样从韩复榘脸上划过：“外敌入侵，中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如再不铲除保存实力的落后思想，洗刷那卑劣无耻的亡国心理，还要拥兵自重，就一定要踏着东四省伪军的覆辙，要被敌人压迫来毁灭我们祖宗的庐墓，残杀我们自己的同胞，绝灭我们子孙的生命。真是生无立足之地，死无葬身之所，比奴隶牛马还不如！我们打败仗，并不是倭寇的军队怎么多，实力怎么强，也不是我们一般下级官兵不勇敢，不牺牲；而是由于我们一般高级将领指挥失当，虽有很多部队，也不能发挥相当效力，所以被敌人打败！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个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照此下去成何体统。敌人由济南攻下泰安的部队，不足一师人，而且不是正式部队。他们如此脆弱的部队，居然向南深犯，这完全是我们等敌人到了就退，既不攻击，也不死守的缘故。此种现象必须坚决纠正，绝不允许有类似情况发生！”当宣布散会后，众人纷纷离席之际，刘峙起立对韩说：“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对你讲。”会场内只剩下李宗仁、刘峙、蒋介石及卫士四五人。刘峙指着卫士对韩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走。”韩见状，知大事不妙，但也无法可施，只好蹒跚地跟卫士走去。特务头子戴签和龚仙舫立即带着一帮特务将韩复榘押送到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韩复榘被押，解到武昌后，蒋介石才在会上宣布：“韩复榘目无中央，违抗命令，大敌当前，擅自撤退，为民众所不容，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现已逮捕法办，交军法总监部审理，请诸位安心供职！第3集团军由于学忠任总司令，孙桐萱为副司令。”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为审判官，徐业道、贾焕巨为军法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对韩进行审讯。审判长何应钦问他：“你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鲁民购买鸦片等项，这许多罪行已经查实，你是否有话申辩？”韩昂首微笑，一句不也答复。几位陪审的法官，一再追问，韩仍一言不发。1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韩复榘不战而逃，罪有应得，不过，蒋介石杀他还有另一原因。日寇占领南京后，国民党政府准备迁往四川，韩认为这是反蒋的好机会，他便同四川军阀刘湘密谋，并与宋哲元联络。其计划是由刘湘派川军封闭蒋介石入川之路，韩复榘率部撤到南阳、襄樊、汉中一带；宋哲元部撤至潼关以西，韩、宋两部击蒋背后，刘、韩、宋3军对蒋形成夹击包围之势，然后通电联合倒蒋。蒋介石很快获悉了这一密报，因此，便决心乘机杀韩。在津浦路南段，中国军队打得相当漂亮。日军占领南京后渡江到浦口，一路呼啸向北开，想象一定像走大路一样就会开到蚌埠，未料刚到张八岭、岱山铺、株龙桥、藕塘一带，遭到第五战区的韦云淞第31军的阻击，双方对峙。日军屡次增兵，兵力已有3师，总兵额为中国军队的数倍。敌军原意是以旅次行军方式，直趋蚌埠。孰料行抵明光以南，即为我军所堵截，血战逾月，双方打成平手，日军竟不能越雷池一步，大出日军指挥官意料之外。待日军主力被吸入明光一带时，中国守军主动西撤，将津浦路正面让开，日军猛扑明光，连下定远、怀远、蚌埠，然而中国军队阻于淮河南岸。淮河北岸西30里铺等处，敌我激战正烈。各守军往复冲锋不下数十次，我空军亦飞往助战，猛烈轰炸津浦路沿线之敌，迄3月6日，廖磊第21集团军一部向定远反击，并以增援张自忠军接替于学忠部淮河北岸各阵地之守备，敌虽数次猛攻，迄未得逞，旋以张军奉命北调临沂，淮河北岸仍由于学忠部固守，并以韦云淞军固守炉桥洛河之线，周祖晃军在老人仓向池河镇、定远积极反攻，并到处发动大规模之游击战。敌军因之被我吸引牵制，大受打击，虽曾进出淮河北岸，仍不能前进，其大部撤回南岸，形成对峙态势。日军北守南攻之图不能得逞，复改为北段主攻。坂垣第5师团在海军配合下，在青岛登陆，并迅速沿台潍公路经高密南下，进逼临沂。李宗仁令孙桐萱向济宁，汶口反攻，予敌重创。日军矶谷第10师团在获大量增援后，向界河阵地猛攻。邓锡侯第22集团军之王铭章师夺滕县，与敌激战两日，毙敌2000余人，王铭章壮烈殉国，所部牺牲殆尽。3月17日，滕县失陷。日军大有豕突狼奔之势，杀气腾腾再攻峄县、枣庄。相继得手后，更不可一世，以为自此而后，沿台枣支线攻取台儿庄，如探囊取物，徐州也可一鼓而下。然而李宗仁则临难不惧，决以数万哀兵与敌周旋，深信只要善抓战机，集中主力，使用攻防得当，战胜日军是完全可能的。矶谷的第10师团移师台枣支线时，沿台潍公路推进的坂垣第5师团攻占了汤头，正向鲁南重镇临沂猛攻，准备拿下临沂后，同第10师团会师台儿庄，而后分进合击，实现攻取徐州的战略目标。临沂告急，在此紧急关头，既无总预备部队可资调遣，只有就近抽调原守海州的庞炳勋军团，前往临沂，固守县城，堵截敌人前进。庞炳勋原是冯玉祥旧部，是有名的善于“保存实力”的杂牌部队之一。庞虽任中将军团长职务，但他所指挥的军队只有5个步兵团，实力尚不足一个军。庞已年逾花甲，久历戎行，经验丰富。他对编入第五战区序列，有些不满，觉得司令长官李宗仁论年龄是他的晚辈，受李指挥，觉得不是滋味。李宗仁对庞也有警惕，觉得不易驾驭。他听说庞炳勋来了，便破格到大门口迎接。庞见李宗仁全副戎装出来相迎，慌忙敬了军礼：“卑职前来晋谒李长官，怎敢惊动长官出迎！”李将庞引到客厅道：“庞将军久历戎行，论年资，你是老大哥，我是小弟，本不应该指挥你。只是这次抗战，在战斗序列上，我被编为司令长官，担任一项比较重要的职位而已。仅就公事而言，我是司令长官；以私交而言，我们实是如兄如弟的战友，不应分什么上下。以往我们曾被迫在内战漩涡中打转。那样的内战，败不足耻，胜亦不足武。今日天如人愿，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正死得其所。你我都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也值得，这才不愧为一个军人，以终其生。”庞炳勋听了这一番话，很受感动：“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决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拚到底！”李宗仁问庞有什么困难。庞叹息道：“我原有5个团，现在中央有命令，要我把一个特务团归并，共编为4个团。我的部队兵额都是足额的，要我把这个团归并到哪里去？不归并，只有遣散。现在正是用兵之际，各部队都在扩充，唯独要我的部队遣散！”李宗仁对庞甚为同情，允诺呈报中央军委，力争解决。李宗仁几经交涉，军政部复电说，奉委员长谕：庞部暂时维持现状，消息传出，庞部大喜过望，庞氏更感激涕零。之后，庞部又得到了弹药、装备的补充。庞部在临沂同日军发生攻防激烈战斗。日军以一个师团的优势兵力，并附属山炮一团，骑兵一旅，向庞部猛扑。庞部全体将士，据城死守，日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连日反复冲杀，伤亡枕藉，竟不能越雷池一步。日军久攻不下，死伤惨重，遂于3月9日撤至汤头以南阵地，经过整顿补充，并调来援军一部，人数共5000人，配属大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复又向临沂防地压来，先后攻占沂河以东汤头以南沙岭子、白塔、太平、亭子头等村。庞军严阵以待，誓与临沂城共存亡，全军上下虽奋力拚搏，但因牺牲太大，渐感不支，连电告急，请求援助。临沂系鲁南重镇，距台儿庄90公里，为徐州东北之屏障。如果临沂不保，日军则可由青岛直趋台、徐，威胁陇海、津浦两路之安全，战略地位至关重要。李宗仁一面电令庞部“坚决保卫，拒敌前进”；一面急调张自忠率59军北上临沂，援助庞部作战。张自忠原是冯玉祥旧部，所部大刀队曾在喜峰口长城抗战中近战夜战歼敌，杀出威名。卢沟桥事变时，张自忠为宋哲元第29军中将师长，由宋氏保荐中央，委为北平市长，张以北平市长身份，奉宋氏密令，与敌周旋，忍辱负重，掩护29军安全撤退，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大有“国人皆日可杀”之概。中国部队南撤，张自忠被困北平城内，缒城脱逃，由冯玉祥向蒋介石请求，让张自忠任59军军长。张自忠由济南到了南京，舆论界吁请中央将张严惩，以儆效尤，军中更有人想乘机收编张的部队。李宗仁认为张自忠为人侠义，治军严明，不愧为西北军中一员勇将。在张受难时，李邀张恳谈，李对张说：“荩忱兄，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张自忠听了，忍不住流下泪来，他忍住激动的感情，微微点了点头，默默地听李宗仁说下去：“现在舆论谴责你，因他们不知底蕴，等他们明白了事实真相，就不会责骂你了。他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想，你会原谅他们的。我是了解你的，当然，也谅解你。”张羞愧地说：“这次个人冒险来京，是以待罪之身前来投案，等待中央治罪。”“荩忱兄，我劝你不要灰心失望，我准备向委员长进言，让你回去继续带你的部队。”“承蒙李长官为我缓颊，中央如能饶恕我，让自忠待罪立功，我一定以自己的生命报国，绝不辜负李长官的期望。”在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帮助下，张自忠被命为59军军长。他向李宗仁辞行时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张某纵不被枪毙，也当长陷缧绁之中，为民族罪人。今蒙长官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国，以报知遇。”庞炳勋在临沂被围，情况危急，除59军之外，第五战区已无军可调。但张与庞有隙，张、庞原来都是冯玉祥的部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庞被蒋收买，倒戈反冯，并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部，张、庞从此结怨。张调来第五战区时也曾私下表示：“在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而李宗仁知人善任，断然命张率部赶往临沂助庞作战。张自忠蒙此信赖，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率部星夜赶赴临沂，与庞部密切配合，血战5昼夜，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胜仗，毙伤敌人数千人。临沂不下，敌之会师计划受挫，轻狂骄横的日军不以为训，仍然决定孤军冒进。3月下旬，日军矶谷师团主力沿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南下。日军有坦克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100余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台儿庄发起猛攻，著名的台儿庄大战由此展开。李宗仁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命孙连仲的第2集团军的3个师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命汤恩伯的第20军团以一部担任台儿庄韩庄间运河南岸防务，以两个军向峄县、枣庄日军侧背攻击，准备配合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围歼敌人。3月24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同时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令部次长林蔚、厅长刘斐等组织临时参谋团，于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日军投入的兵力有两个师团又一个炮兵旅团及伪军两个师另一个旅，总计七八万人，中国方面先后投入作战的约40万人。

第四十章　台儿庄大捷

3月23日，日军自峄县沿台（儿庄）枣（庄）铁路支线南犯台儿庄。守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第30师师长池峰城，以王冠五团扼守台儿庄，以王郁彬团北上诱敌。24日，敌以猛烈炮火轰炸刘家湖一带工事，然后以坦克为前导，向守军阵地猛冲。当晚，日军一部突破台儿庄城东北角。师长池峰城以一部坚守城内，将突入的日军迅即赶出城外；然后以大部在城外与敌人展开肉搏厮杀，常为争夺一村一地，与敌军反复肉搏一二十次。至25日晨，中国军队在援军炮兵和装甲列车的配合下，将台儿庄北丢失的五六个村庄相继收复。日军伤亡惨重，一时无法集中全力攻城。但敌军续有增兵，并倚恃其优势火力，再次以步炮兵向台儿庄城四周阵地猛烈攻击，一日间落炮弹达六七千发；更以飞机轮番轰炸，迫使守军逐渐后退。然而守军以血肉之躯与敌方炮火、坦克相搏斗，至死不退，英勇坚守阵地。3月27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对台儿庄发起第3次猛攻，突破了城东北角，但受到守军的顽强抵抗。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守军死伤近3000人，北面的城墙被日军重炮轰毁，城内阵线呈犬牙交错状态。日军福荣大佐指挥的攻坚部队主力南下，汇合攻城部队再次向城内猛冲。次日，日军占领了城西北角。城内守军第31师全力奋斗，由东向西发起反击；城外炮团积极配合，向日军猛烈炮击，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日军久攻不下，矶谷恼羞成怒，亲临台儿庄西范口附近督战。30日晚，日军占据了城内东半部。池峰城师决心与台儿庄共存亡，以血肉之躯与敌军坦克炮火搏斗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19世纪70年代参加民粹主义运，利用宅院墙垣同敌军展开巷战，在大街小巷与敌人白刃拼搏，至死不退。城外孙连仲部黄樵松、张金照两师进至台儿庄城外三里庄、板桥、南洛等地，两翼出击日军，截击日军炮兵部队，在城周围与敌人激烈厮杀，以减轻城内守军压力。李宗仁急调汤恩伯军团迅速南下，夹击敌军，三令五申之后，汤恩伯仍消极避战。在姑婆山逡巡不前，迟迟不进。李宗仁严厉警告汤恩伯：“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蒋介石也致电汤恩伯，督令其率师南进。汤部不得不全军南下，以主力向台儿庄北部开拔。台儿庄守军第31师的4个团已经伤亡过半；由第30师调入城内的两个团接替了部队阵地，伤亡也很严重。至4月3日，台儿庄城西北门、北门、东门、东南门均已陷于敌手，全城1A2的面积已被敌军占领。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坚守，并组成大刀队夜袭敌人，予敌以很大杀伤。3日和4日，敌军连续发动了第七、八两次总攻，并且使用燃烧弹，妄图摧毁城内所有房屋和军民，将台儿庄夷为平地。城内各守备队利用地形和断墙残壁述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农，筑起第三道阵地工事，挨街逐巷与敌人周旋搏斗，并组织起200余人的奋勇队，偷袭敌人据点，连连突破敌人阵地。守军虽然英勇奋战，但伤亡太大，实力愈来愈不支。4日深夜，第二集团军司令孙连仲向李宗仁报告说：“第二集团军已伤亡7A10。敌人火力太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李宗仁思考良久，道：“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5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并要组织夜袭。坚持就是胜利清谈又称“清言”。魏晋时期流行于“名士”间“言及玄，待明天援军到后，我们就可对敌人内外夹攻！这是我的命令，如违背命令，当军法从事！”孙连仲组织夜袭已十分困难，预备队已全部用完，部队伤亡过大。但经他动员，轻伤员自动组织起来，主动要求承担向敌进攻的任务。孙连仲对师长池峰城说：“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池峰城奉命后，知军令不可违，乃以必死决心，逐屋抵抗，任凭敌人如何冲杀第1—33卷是论文、著作，第34—35卷是书信，第36卷以，也死守不退。战至黄昏，敌人即停止进攻。至午夜，孙部先锋敢死队数百人，分组向敌逆袭，冲入敌阵，人自为战，奋勇异常，官兵手持大刀，向敌砍杀，敌军血战经旬，已精疲力竭，不料我军尚能乘夜出击。日军在慌乱中仓促应战，乱作一团，血战数日为敌所占领的台儿庄市街，竟为我军一举夺回3A4，敌人死伤累累。5日拂晓，汤恩伯军团抵达台儿庄以北，我军遂对日军形成反包围，尔后内外夹击，在强大炮火支援下，以敢死队冲入敌军阵地，勇猛刺杀敌人。4月6日，我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敌军已成强弩之末，弹药汽油用完，机动车辆多数被击毁，其余也因缺乏汽油陷于瘫痪，全军胆落，狼狈突围逃窜，溃不成军。我军乘胜追击，敌除濑谷支队残部数千人逃掉外，其余全部就歼。台儿庄战役，日军死伤2万余人，缴获各种大炮70余门，战车40余辆，装甲车70余辆农家战国时重视农业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汽车100余辆，机关枪数百挺，步枪上万枝，及其它战利品。日军在台儿庄吃了败仗以后，知徐州不可轻取，但并没有改变攻袭徐州计划，仍意在拿下徐州后攻取武汉。矶谷和坂垣两师团从台儿庄撤退后，重新集结，补充休整兵力，并从平、津、晋、绥、苏、皖等地陆续增调13个师团，计近40万人，日军组成了以桥本群作战部长为首的“大本营派遣班”，协调指导南北两兵团作战，日军兵分6路对徐州形成大包围，企图一举消灭徐州的中国军队。蒋介石为扩大台儿庄胜利成果，采取与日军针锋相对的方针，从各战区调集大批军队，使第五战区的兵力由29个师增加到64个师又3个旅，共达60万人，试图在徐州与日军一决雌雄。日军以第16、第144师团增援北线的第5、第10师团，沿津浦路向南推进，以诱引中国军队主力；以第14师团从濮阳渡黄河入鲁西南和豫东，断陇海路，从而阻遏援徐州之中国军队按“能力”分配、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仍保留私有，亦断徐州守军退路；以第13师团在南线的蚌埠、怀远间集结；以第6、第9师团向凤阳、合肥进逼；以第101师团向苏北攻击。到5月中旬，日军已占皖北、豫南、苏北等地及合肥。徐州四周为平原地带，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又多有空军助战，在此处打起来，中国军队要吃大亏了。李宗仁从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思想出发，认为在徐州同敌军作阵地相持的消耗战是愚蠢的。他为避免重蹈京沪战场的复辙，提出撤离徐州的意见，而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人却陶醉于台儿庄的胜利中。李的意见被否定之后，即部署徐州会战。第五战区的中国军队在徐州附近地区进行了逐次激烈的抵抗，但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徐州处于日军四面合围的险恶形势下。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汉口最高军事会议商讨，遂于5月15日决定放弃徐州。5月17日，李宗仁下令所属各部按序列，部署逐次突围。令汤恩伯军团向西突围，猛烈冲击日军；又令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在运河设防，凭险固守先验的。这一术语后来为许多结构主义者广泛运用。，以掩护大军撤退。日军见中国军队大幅度行动，随即迅速收缩包围圈，一则向运河攻击，一则阻止汤恩伯军团西进。中国军队且战且退，阵形不乱，按步就班地向西向南撤退。日军阻一处，中国军队冲一处，无所不破，大军向河南南部及湖北北部集结，两路都相继冲出重围。5月18日黄昏，李宗仁与长官部官兵一应人员700余人，乘夜色经宿县、蒙城，越过敌之包围圈移驻潢川。留守徐州城的刘汝明部同日军激烈战斗，日军见中国军队大部已走应物。仔细分辨，老庄之间亦有差别。老子以自然为原则，借，企图于徐州城围歼刘汝明部。刘汝明部佯作死守状，及见各路大军撤尽，便弃城撤退，于19日离开徐州。敌军不但没有击溃刘汝明部，甚至连一个上尉也没有捉到。徐州突围成功，日军捕捉我主力强迫决战的企图未能得逞。因而立即变更战略方向，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期切断平汉路，尔后挥师南下，直取武汉。守卫在平汉线上的部队属于程潜的第一战区。豫北中国守军为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其任务是利用豫北坚固的国防工事，阻止日军南下。土肥原师团于1938年2月初发动了对豫北的攻势。2月7日，日军第27旅团长馆惣率5个步兵大队、3个炮兵大队从大名出发，向南乐、清丰、濮阳一线推进。由于守军精神不振，战斗力薄弱，一经接火，就弃枪逃窜，使日军得以长驱直进，攻陷南乐、清丰、濮阳。濮阳乃战略重地，程潜急令第77军副军长张凌云指挥3个旅以及张德顺骑兵师由东明、道口向濮阳反击，因其行动迟缓，畏敌不前，又遭失败。土肥原师团主力约3个联队1万余人也由安阳向平汉铁路万福麟、高树勋部阵地猛攻机会主义派别。代表人物有马尔丁诺夫等。主张把工人运动，宝莲寺陷入敌手。万福麟声称阵地被毁，两翼受围，伤亡严重，擅自命令放弃汤阴阵地，退至淇河南岸。蒋介石闻讯，十分震怒。他电令程潜固守道清、滑县、浚县及淇河阵地。但宋哲元并未执行命令，他的副手秦德纯声称：“豫北我军兵力薄弱，应援不及，如两日内新乡无大部援军到达，深恐无法收拾也。”果然，日军越过淇河逼近淇县，万福麟部又主动退至平汉路西侧地区，日军轻占淇县。2月14日，濮阳日军一个混成联队5000余人，携带大量架桥器材和渡河工具迅速南下，当天侵入长垣，次日攻陷封丘思问录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分内外两篇。内篇提出“天，并向新乡南之平汉路急进。日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连陷新乡、获嘉、狮子营、修武。守军一退而不可收拾，毫无抗敌斗志，急先逃跑。宋哲元在从获嘉西逃时，差点被日军装甲车追上，当了俘虏。19日，日军数百人，坦克4辆，向焦作进攻，守军石友3师1个旅在阵地遭到炮击后即弃城而去。宋哲元第一集团军在豫北有近10万人，依据着坚固的国防工事，竟面对日军一个混成旅团的攻击，却不问敌情，闻风而逃。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斥责宋哲元何以不战而逃，宋哲元称：“应力求避免与敌决战，以免部队作无谓的牺牲。”程潜非常气愤，命令第46军军长樊崧甫严密戒备黄河南岸，无战区长官命令，不得放任何部队渡过黄河，并炸毁了郑州黄河铁桥。台儿庄战役后，程潜调集了大量精锐部队置于兰封、商丘、砀山之间的陇海铁路附近。日军兵分东、北两路向陇海路东段的中国守军发起攻势。东路日军第16师团于5月18日攻陷丰县后，其快速纵队沿丰砀公路直扑砀山、商丘，攻势凶猛。5月27日，程潜命军长黄杰、刘汝明率部死守商丘、亳州，在兰封之敌未消灭前不得放弃。不料黄杰临阵脱逃判哲学”。主张在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它是，日军一个旅团于5月29日凌晨占领了商丘。北路日军第14师团于5月9日向郓城、荷泽一线攻击。11日攻占郓城，次日零时又以骑兵一个联队向鄄城猛攻。13日，日寇14师团主力渡过黄河，由鄄城直攻荷泽，尔后向考城挺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主力在内黄、马庄寨、人和集一线，右纵队在仪封附近，共1万余人，炮100余门，战车100余辆，企图沿陇海路西进，直攻兰封。中国军队决定将土肥原师团围歼，蒋介石亲赴郑州督战。5月25日开始，中国军队以手榴弹、大刀与敌肉搏，激战数日仍无进展。蒋介石迭下手令，训斥各军、师、旅、团长：“此次作战奋勇争先者极其少数，大都缺乏勇气、鲜自振作，遂致战局迁延。”遂下令将丢失兰封、归德的桂永清、黄杰两人撤职查办，枪毙了擅自退出兰封的第88师师长龙慕韩。兰封会战，国民党以精锐部队13个师近15万人，竟未能歼灭被围困的土肥原师团近2万人，在战史上为一千古笑柄。东路日军攻占商丘后，其一部沿陇海铁路向柳河、民权推进，主力混成第3旅团约4个联队于5月29日占宁陵，尔后陷睢县，向杞县进攻，同李汉魂军展开激战，企图由杞县直指汴都。第一战区司令部决定全军向平汉线以西撤退。6月初，日军侵占杞县、通许、陈留、兰封。日军增援3000余人由白兰寨向北城进攻。敌重炮数十门、飞机10余架向开封城猛轰，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均被击退。师长宋肯堂连发5个电报，称“开封城郊东、南各方战斗激烈，现敌尚陆续增加，如再战，难免于溃。”程潜当即严令宋师与开封共存亡。敌军由开封东、北两门攻入城内，守军与敌展开巷战，但宋肯堂擅自下令撤退，并率先逃出开封。日军攻占开封后，由开封进攻中牟。守军一个营顽强御敌，激战两日，伤亡殆尽，中牟遂陷。日军继续向郑州进逼。东路日军第16师团攻占尉氏、扶沟，并向郑州和平汉线前进。是时，同蒲铁路南段已为日军控制，并窜到风陵渡的五七高点山，设置炮兵阵地，用15门大炮向潼关猛轰，与开封之敌遥相呼应，大有东西并进切断平汉线的趋势。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狼奔豕突，竟无法摆脱敌人的追击，处境更为险恶。郑州危在旦夕，万一郑州有失，武汉保卫战北路外围就会洞门大开。第一战区见事急，遂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掘开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蒋介石到了黄河岸边，拿起望远镜随便望一阵后，决定炸毁黄河大堤。但有些将领持有异议：“水淹三军，古已有之，但时至今日，这样做会不会牺牲太大？而且老百姓会不会有闲话？”蒋介石说：“现在国难当头，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我已经决定了，把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的黄河大堤炸四五个大缺口，就可以利用黄河的水阻止敌人前进。”蒋介石怕夜长梦多，随即把商震叫来，令他尽快执行这一任务：“要注意保密，绝不让日本人事先风闻！”6月4日，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先在中牟县境内赵口挖掘黄河大堤，次日又加派第三十九军一个团协助，并悬赏法币1000元，以图加快进度。当天夜晚，工兵营用黄色炸药和地雷炸开堤内斜面石基，开始放水，但因黄河冬春水落，水发量小，仅流丈余，即因决口两岸内斜面过于急峻，遂致倾颓，水阻塞不通而告失败。于是在第一道掘口以东30米处掘第二道决口。又命新8师师长蒋在珍于6月7日在郑州以北花园口关帝庙西重新掘堤。为加快速度，由黄河大堤之南北同时动工，师长蒋在珍和副师长朱振民前往督工。同日，蒋介石闻赵口第二道决口因塌方亦告失败，异常焦灼。他一日三四次询问决口情况，并要蒋在珍随时汇报。在蒋介石监督下，花园口决口加宽至50米，斜面徐缓。6月9日晨6时，花园口黄河大堤用炸药炸毁堤内斜面石基，9时放水，水势不大，约1小时后，因水冲刷，决口扩至10余米，水势遂猛烈。后又用平射炮两门，向已挖掘的堤岸轰击，将缺口又打宽约2丈，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时值大雨，决口愈冲愈大，水势漫延而下，京水镇以西一片汪洋，尽成泽国。河水沿京水镇以南的索须河、贾鲁河以东向东南流去，开始流速尚缓，3日后水流到达陇海线的白沙车站附近，其水幅约二三里。与此同时，赵口决口亦被河水冲刷开来，达六七十米宽，水深丈余，浪高3尺，其水由赵口以西三刘寨向南流去，在中牟同花园口水流汇合继续沿贾鲁河南泻，水头经尉氏、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20日抵达周家口，由周家口流入沙河向太和、阜阳而去，入淮河，经洪泽湖至界首汇入运河，沿运河南下进长江。整个黄泛区由西北至东南，长达400余公里，流经豫、皖、苏3省44个县，淹没耕地1700多万亩，冲毁民宅140万余家。浮尸遍野，90万人死亡，1200多万人挣扎在泽国汪洋之中，并造成了连年灾荒。难民流离失所，哀号无边。日军从北边进攻武汉的行动受阻，便改变进攻策略，重新组编战斗序列，以畑俊六大将为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下辖第二军和第十一军，集12个师团40万之众，于长江流域，配合海军陆战队，以500架飞机协战，分4路西逼。在长江以北为两路：一路从大别山北路进攻信阳；一路沿长江北岸直扑汉口。在长江以南也分两路：一路沿南浔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西进，直取武昌。另以舰队溯江而上，视机随时登岸作战。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对付日军，共60个师，其中有骑兵、炮兵、工兵、飞机和长江舰队。蒋介石从国外购买作战机100余架，野炮、高射炮、轻榴弹炮、战车防御炮100余门。蒋介石在武汉主持军委讨论制定保卫大武汉作战计划，其总体战略方针是：将主力军置于武汉外围，争取行动上的进退自由，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的自然屏障，以及长江两岸湖泽丘陵作持久战；守备现有的华南、华北、华东阵地，实行积极的游击战争，阻滞长江航运，全力在长江下游消耗日军，不让日军攻到九江，从而形成武汉屏障，争取同日军主力打4—6个月。蒋介石说：“战争打到现在，基本是平原作战，现在战场移到山地和湖泽，已对我军有利。湖北是‘千湖之省’，遍地为湖，都是地障，武汉地处千湖中心，千湖之中，约有1A3在武汉东侧，此是绝大的地利。日军北面已为黄泛区所阻，唯一攻击面是东面。从日军战略看，是要以速战攻取武汉，压迫我政府屈服，同时歼灭我军主力。我们的计划是固守5个月左右，以武汉会战彻底打破日军的速胜战略，此种会战本拟在徐州进行，因地形不利，而移武汉。武汉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有九省通衢之称。武汉的地位十分重要。此次保卫武汉的战役，乃是我们国家前途和整个抗战局势最重要最紧急的关头，其成败得失，内则关系我抗战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安危，外则足以影响国际局势，实在是关系重大的一件大事。”保卫武汉的具体布防是：程潜的第一战区，主力布防于汜水、确山，主防黄河、河南东部、山东西部，重点放在郑州南部的禹县。兵力分为3股，一是在郑州西北的黄河北岸泌阳一带置预备队：二是向河南北部的日军以游击方式出击骚扰；三是以相当兵力为前锋接敌阻击前进。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要任务是确保大别山阵地，遏敌前进，同时向津浦路南端出师，以游击方式对日方施行骚扰，破坏其后方补给线。兵力分为3处，一处驻防商丘，目标在于侧击向西南进攻的日军；一处在六安、舒城、桐城一线，目标是阻击西进的日军，一处在安庆、无为、庐江一线固守，目标是从侧面向沿江西进的日军发起进攻。新组编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下辖薛岳第一兵团，李汉魂第二兵团，武汉卫戍部队和江防守备部队。在第三战区、第五战区背后的鄱阳湖以西作第二道屏障，主阵地设在平靖关和广济一线。城防用8个师；另以6个师与第三战区比肩江防，设重兵于马当要塞以求固守。再以一部分兵力与第五战区比肩，师出宿松、信阳一带制敌。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重点是长江防御，主要阵地是在长江南岸的东流和马当之间，随处阻止日军登陆，尤其要协助第九战区固守马当要塞，造成武汉外围鄱阳湖以东战场；同时与东面江北的安庆相呼应，扼住日军西进的主要通路。同时扼守杭甬、浙赣等交通线。汤恩伯的豫鄂边区总司令部，集中兵力于南阳、襄樊一线，目标在于协助第九战区制敌。日军如由平汉线南下，就从侧面向日军发动猛攻；日军如由陇海路向西或向南，就与第一战区一起协力制敌。空军主要集中在汉口、南昌两个机场，其任务是：不分日夜地对长江中的日军舰轰炸；遇有日机西来，即起飞迎战，携弹轰炸南京、芜湖一带的日本飞机场。海军主要防止沿江要塞马当、湖口等地，择点布雷，封锁长江、阻止日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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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章　华南败退

蒋介石召集保卫武汉的各部队官长会议，作了长篇训话，说：“各位此次奉令率部守卫武汉，职责异常艰巨，使命格外重大，今后武汉的存亡，整个抗战的胜败，要由你们负起全责。我们一定要藉此一战，将寇军主力歼灭于我阵地前，这样，才算达成我们的任务，才对得起总理和一般革命先烈在天之灵。高级将领应抱定必死的决心，誓与武汉共存亡。高级长官应始终不离部队，誓与士兵共患难同生死。高级将领应有坚决的企图心，虽天崩地裂，此志不移，誓死求其贯彻。”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激烈战斗，取得重大战果。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的第4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机14架，李大队长以下5名航空战士英勇牺牲。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飞机67架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2架。5月19日，中国空军第14队队长徐唤升、第19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2机自汉口起飞，至宁波前进阵地加油后，直飞日本为逻辑推论的出发点。书中还提出了他的二元论哲学思想。简，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及九州各地城市散发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次日分别返回玉山、南昌，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的空袭。前后5个月的作战，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在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关系较好的时期。1937年11月底，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等在延安机场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王明，以及康生、陈云、曾山等人。曾身居高位的王明此时已身价迭落，他从莫斯科启程回国时，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你虽然在国际工作多年，是执委会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国际。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毛泽东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王明等人，说他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是“喜从天降”。他们期望王明能同心同德地一起工作，然而，王明在政治局会议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显出他志大才疏、爱放空言论的毛病，但多数人却接受了王明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对王明的报告不以为然，毛泽东说：“在统一战线中，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是有的，不要将国民党吸引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的胜利。”张闻天说：“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与批评自由是必要的，保持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保持动员与组织群众的自由也是必要的，这是共产党的独立自主，不然就是投降主义。”尽管毛泽东、张闻天同王明在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上存在分歧，王明仍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还有康生、陈云同时入选政治局委员。政治局重新作了分工，张闻天仍主持日常党务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由周恩来、博古、项英、董必武、林伯渠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由项英等组成东南局，领导新四军工作。蒋介石特邀王明去武汉一谈。蒋急需了解共产国际对抗战以及国民党的态度。王明同周恩来、博古等一起到了武汉，开始同蒋介石就两党进一步合作、团结抗战事宜进行协商。老蒋对王明的重视并不表明他会诚心诚意与共产党合作，而是他有求于苏联的援助。但王明对此却作了完全错误的判断，他同蒋介石会谈后，便迫不及待地擅自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对时局宣言，公开放弃中共中央以往的原则立场，对国民党表示让步。接着，王明又连续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与美国合众社记者白得恩先生的谈话》、《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文章，宣称中共领导的军队应服从蒋介石、阎锡山的统一指挥，中共领导下的政权、军队在组织上应同国民党的政权、军队合并。当王明摸清蒋介石绝无请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之意时，便放弃了“共同领导、共同负责”的最后一个要求，宣布共产党现在并不要求参加政府，只准备从旁帮助国民党抗战。然而，王明的妥协退让，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结果，相反被蒋介石视为软弱可欺。1938年2月，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刊群起鼓噪，大肆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国民党以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甚至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之“新的封建割据区域”和“自行其事”的八路军。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不仅毛泽东、张闻天，而且政治局大多数成员对王明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毛泽东提出：“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但王明不愿留在延安。最后决定同意王明同凯丰去武汉，但只准他们在那里留一个月。王明没有执行中央的决定，直到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时，他才被迫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努力纠正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使共产党在国共合作抗日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王明在武汉临时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长江局下设5个机构，叶剑英为参谋处参谋长，李克农为秘书处秘书长，董必武兼任民运部部长，博古兼任组织部部长，王明任党报（新华日报）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一再邀请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是陈诚），经中共中央批准，周恩来担任了这个职务。郭沫若任该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厅长。国民党在1938年3月底4月初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会议还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日力量案》，并成立了参政会。蒋介石也作出邀请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姿态。中共方面参加参政会的共有7人，即：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他6人都参加了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同日寇作战中取得很大的胜利。日军从1938年6月初开始了进攻武汉的大规模行动。日军一部从蚌埠、凤阳集结于合肥，再从合肥出发攻打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攻下舒城、桐城，进逼潜山，威胁安庆。日军在长江集结44艘军舰、83艘汽艇、13艘客轮、数百条木船，溯江而上，配以飞机掩护，海陆空联合，猛攻安庆。杨森部因兵力分散，苦战两昼夜，遂被攻陷，第一道防线被突破。日军以合肥、安庆为据点，出兵西攻。日军占领安庆、潜山，下一步进攻第二道防线的重要据点马当要塞。第九战区在马当置有6个师的重兵，第三战区也以重兵呼应，并在长江布雷。日军一边派兵扫雷，一边集几十艘军舰徐徐西进，对沿江两岸施以猛烈火力攻击，自东流起随处登陆。日军越过东流，以上百架飞机轰炸、扫射，掩护军舰冲击，马当告急。第九战区长官部急令167师师长薛蔚英率部增援马当。167师驻马当西不远的彭泽，薛蔚英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结果日舰队从江中的岛北边绕过，绕到马当要塞的背后，施以猛烈炮轰，一时间马当要塞炮火弥天，日军借炮火掩护，蜂涌登陆。马当守军炮位不佳，发炮时对日舰威胁不大，守军不敌，援兵未到，26日马当失陷。马当失陷，蒋介石震怒。最高统帅部认为，薛蔚英师若能及时增援，马当当为无虞。蒋介石便下令逮捕薛蔚英，处以死刑，并将167师解散。日军占领马当以后，猛力西进。中国军队以重兵阻击，日死战，以5天时间攻克彭泽。占彭泽以后，便集重兵向湖口猛进。湖口是鄱阳湖通长江的咽喉，进攻3天，于7月4日攻陷湖口。7月13日，蒋介石调整部署，重新划分战区，下令长江以北属五战区，长江以南及武汉属九战区，并向全军发表训令，号召全军奋起打击日军的狂妄气焰，保卫武汉。是时，潜山、太湖、宿松、黄梅已失，日军豕突猛进。中国军队利用有利地形，增加援兵，于8月底克复潜、太、宿各地，截断日军之后方，毙敌甚多。日军从湖口出兵九江。中国军队重兵布防，中日两军都是海陆空三军齐出，江上、天上、地上处处枪炮隆隆。日军原计划5天左右拿下九江，结果打了22天，付出重大代价，才攻占九江。日军变更联络线于江岸，且于黄梅集有步兵约2师团，炮兵4个联队，战车七八十辆，并在九江北岸的小池口筑有机场，停机七八十架，于9月1日，分3路进犯。中国守军刘汝明部、覃连芳部、王缵部死守广济，与日军激战数日。日军前进不得，便施放毒气数十次。广济为一盆地，易中毒气，守军遂移到广济以西之界岭南北之线阻击敌人。日军占广济后，又并力攻打田家镇要塞。田家镇在九江与黄石之间，中国守军在此设有坚固防御。日军以海陆空3军齐上，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500余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不顾国际法竟使用毒气，其毒气一种是剧毒“红剂”，化学成分为二苯氰胂；另一种是“特种烟”，比“红剂”更具杀伤力。中国军队无防毒面具，亦无毒气战精神准备。毒气一来，几乎是坐以待毙。我两营官兵，除2人外，均在阵地被毒死，尸横遍野，惨不忍睹。日寇在中国共使用毒气375次，发射毒气弹4万发以上，其命中率达80％。日寇使用毒气后，立即猛攻，并打扫战扬，以不留痕迹。田家镇守军与日军鏖战28个昼夜。张义纯、萧之楚、何知重军，向日军侧背猛攻，形成夹击歼敌之势，但由于田家镇南岸要塞失陷，日军以另一部由水道登陆，猛袭北岸要塞之侧背，9月28日，田家镇失陷。日军在合肥集结5万兵力，分3路向六安、霍山进犯，同于学忠、冯治安部激战。这两地不久失陷。日军又以13师团继续南犯，与中国守军在富金山激战一周之久，富金山失陷。日军13师团及第10师团之濑谷支队打到河南商城。尔后日军13师团和16师团向南转进，在沙窝一带，与孙连仲、宋希濂等部激战30余日，日军无法前进一步。日军第10师团及伪军刘桂堂部，继续西犯，同张自忠军激战于春附近。中国军队以众寡悬殊，乃转进于潢川，又与日军激战一周，而放弃潢川。日军再进，与陈鼎勋军激战，再陷罗山，进至栏杆铺，遭胡宗南部迎击。日伪军不敌，退入罗山城。日军第3师团前来增援，胡宗南部伤亡过众，乃渐向西撤退。10月12日放弃信阳。韦云淞、孙桐萱所部，扼守武胜关一带，阻敌南进。最后，因武汉转进计划业已策定，所有第五战区部队，除留置有力之数部于大别山脉担任游击外，其余均陆续转进平汉线以西。在长江南岸，第九战区部队也是节节抵抗日军进犯。九江失陷后，日军第十一军主力，在司令长官冈村宁次率领下，分两路进攻。右路由第9、第27师团和波田支队组成，主攻瑞昌、幕阜山，断粤汉线，然后迂回武昌之南；左路由第101、第106师团组成，循南浔路挺进，直攻南昌，从而牵制第九战区的第一兵团，掩护右路军攻击。日军波田支队于8月10日由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遭孙桐萱第三集团军迎头痛击。双方激战，日军不敌，急以第9、第27师团合击，并配以几十架飞机攻击。第三集团军死战，双方激战14昼夜，日军以重大代价攻占瑞昌。日军占瑞昌后，急于扩大战果。张发奎第二兵团调第6、第75、第98军迎敌，双方相持不下。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进攻星子，在星子同中国军队叶肇、王敬久、陈安市各军激战3个月。第101师团消耗殆尽。9月1日，日军第9师团一部，乘王陵基部部署未定，突破王部阵地，沿瑞德公路窜扰南浔路之马回岭，经黄维、俞济时军截击，日军南下德安之策遂失效。日军第27师团企图攻下武宁，以威胁德安，先后在麒麟峰、张古山、万家岭一带，经薛岳兵团各部狙击，歼灭其迂回部队4个联队。日军第9师团由瑞昌攻马头镇、富池口要塞，经汤恩伯集团军猛烈抵抗，消耗其半数，但在军舰、炮兵及空军援助下，并频施毒气，马头镇、富池口先后失陷，汤部继在富河南岸滞日军西进。张发奎兵团在阳新、大冶及半壁山、黄颡口、石灰窑、黄石港一带任江防、湖防之守备，屡予日军以重创。最后阳新、大冶先后失陷。日军继而分3路进攻，企图截断粤汉线，围攻武汉。蒋介石指挥武汉会战，远非所愿，虽节节抵抗，但节节败退。日寇为了策应武汉会战，并谋切断中国同国际的联络起见，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做出攻占广州的决定，随即抽调第5、第18、第104师团，以及第4飞行团为基干组成第二十一军，与海军第5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1938年10月上旬，第二十一军部队相继到达台湾海峡、澎湖岛集结。10月11日黄昏，日军约4万人乘几十艘军舰，在1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突入南海大亚湾口，强行登陆。是时，中国军队主力北调，广东方面驻军为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所部尚有8个师，一个独立旅和其他部队，共约10万余人，但余汉谋事前忙于同日军苟合，亲自到香港图谋与日联络，没做任何防卫，日军骤然进攻，他慌了手脚，一边骂娘，一边仓促阻击，但因兵力分散，戒备松弛，尤其是大亚湾地区防御力量极为薄弱。10月12日凌晨，日军几乎未受抵抗，即于大亚湾登陆。是日，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等地调兵，保卫广州。日军登陆后，连续攻陷淡水，稔山、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日军在惠阳县飞鹅岭四出劫掠，强奸妇女；沿途拉得民夫，到广州后枪杀。日军在淡水一带掳获妇女600余人，每日轮奸，稍不遂意，即遭枪杀。10月17日，广州各界人民7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蒋介石从第九战区抽调第64、第66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援军未到达战场，余汉谋奉命放弃广州。日军由从化、东莞进占广州。另一路日军由珠江口溯江而上，并先后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又向广州方向突进，占领虎门要塞。日军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日寇进入广州后，就在西堤大马路迄十三行、汉民路、惠爱路一带纵火焚烧。偌大一个广州城市，市内大火3昼夜不熄，市街被焚40余条。财产损失不可数计，实是广州有史以来未有的浩劫。日军在纵火之前，沿街掳掠货物，各大商店和公司被劫一空。日军将沙基平民住宅焚毁，并在市内构筑工事，在黄花冈附近日兵枪杀外侨，陈尸路旁，无人过问。对余汉谋不战而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应强烈。国民党文武官员，尤其是广东籍官员，闻此噩耗，无不伤心落泪。在军委会会议上，不少人向蒋介石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查办不战而退的将领。蒋介石无言回答，一筹莫展，只是笼统地说，对失职人员一定查办不怠。但此话也只是说说而已。广州失陷后，粤汉铁路即被切断，加之平汉铁路被切断。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此时武汉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强保持，则最后必失，不如决心自动放弃，保全若干力量，以为持久抗战与最后胜利之根基。”10月25日，日军开始进攻葛店，武汉附近发生激战。蒋介石急忙离开武汉飞往湖南衡阳北面的南岳。蒋氏下令放弃武汉，他在命令中说：“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破坏。”这样，武汉燃烧了两天。10月31日，蒋介石发表《为国军退出武汉告全国国民书》：“保卫武汉之军事，其主要意义原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输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之建设。今者我中部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勇猛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武汉会战，从6月12日到10月27日，共约4个半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出动12个师团计40万人。中国军队调动了130个师，计100多万人。双方在皖、豫、鄂、赣4省，纵横数百公里的辽阔的华中大地展开大规模会战。日军公布其伤亡3万余人，国民党官方公布，日军死伤20多万人，即占参战兵力的1A2。日军损失军舰90艘，飞机80余架。中国军队牺牲人数约40万人。武汉失陷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门迁到长沙。蒋介石夫妇在10月25日去了衡山，觉得不但交通不便，而且设备也差，于是前来长沙，先在城外何键家里安顿下来。何键曾是不可一世的人物，如今却皈依吾佛。蒋见何键不是谈话对手，忙要人把唐生智找来。唐生智自南京沦陷后，脱险回长沙，但一想起南京陷落和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杀，便心惊胆颤。听蒋介石唤他，便硬着头皮来见。寒暄一阵，蒋劈头问道：“根据你守南京的经验，你看这个仗，还能打得下去么？”唐生智也是位很了解蒋介石的人，蒋介石的话一听便明白，他不想打下去了，又不想明说，要别人先为他说出来，唐生智道：“拿目前情形看，我们是处下风，但望前看，日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京失陷，并非在敌善战方面，……”唐生智本想接下直言批评这位蒋总裁，但又改口道：“只怪我孟潇指挥无方，城里有那么多军队，反而弃城而逃。”蒋介石闻言甚为尴尬，苦笑道：“过去的事不提了，我们还是谈谈今后该怎么办吧！”“委座，中国是不会亡的，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会取得最后胜利的！”两人正在谈论之际，只见冯玉祥满身灰尘大踏步进来。原来李烈钧于10月26日在桂林找到冯玉祥说：武汉失守了，你赶快去找老蒋，对他说无论如何万万不能投降！冯遂驱车去衡山，又从衡山来到长沙。

第四十二章　敌我相持

冯玉祥见蒋介石便说：“武汉丢了，大家都很焦心，要让全国都深切明白，广州失陷，武汉撤退，都不要紧，我们抗战已入佳境，抗战到底必定胜利。”接着以三国东吴孙权拔剑砍桌为例，说明只有抗战才有生路，并劝蒋介石对众宣言，如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必定要严办。蒋听了表示赞成。冯玉祥又提了10多条抗日救国的建议。蒋道：“您说的都极重要，最好请您写下来给我。”冯玉祥即写了《上委员长书》，共17条，其中包括“为整饬政治，以适应目前新阶段，实有改组政府，使成真正抗日政府之必要”等等建议。11月初，蒋介石主持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问湖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张治中：“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张治中说：“我们已构成了1000余公里的国防工事，可以凭借工事进行坚强抵抗。”“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敌人的进犯吗？你以为省府可以在长沙待下去吗？”蒋介石已准备放弃长沙，他不愿再说守长沙的事。张治中说：“我绝不躲避责任，绝不畏惧艰苦，愿与湖南3000万民众同生死，共患难，誓死保卫湖南！”唐生智和冯玉祥相继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张治中誓死保卫湖南。蒋介石说：“文白的决心很好，但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现在最急迫的问题是敌人来了，长沙怎么办？”张治中恍然大悟，蒋介石并不关心湖南准备怎样抵抗敌人的进犯，而是考虑怎么处理长沙。武汉和广州失守前，不少物资和交通工具都运到了长沙，敌人来了，这些东西怎么处理，确实要有个办法。于是便说：“长沙囤积的物资，以及运来的火车头和车皮，是否趁早运到西南去？”蒋介石不耐烦地说：“不行！这些车头和车皮运到西南，就把铁路占满了，西南铁路要不要开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烧掉！”白崇禧说：“车头和车皮恐怕不好烧吧！”蒋介石道：“有什么不好烧的？倒上煤油，把所有的火车头和车皮都烧掉！”张治中见蒋介石讲得那样坚决，猜想蒋还有什么想法，试探着问：“长沙呢？”“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了。长沙我们不能住了，也不能让敌人来住，都给我用火烧了！”张治中内心不同意蒋介石火烧办法，但他深知蒋介石的脾气，凡是他决定的事，下级很难改变。他认为蒋没有深思熟虑，又不好当面反对，便提醒道：“长沙的物资怎么办？”蒋介石不加思索地说：“不论什么物资，粮食也好，器材也好，凡是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统统烧掉！不容易烧的东西，要多准备一些煤油，就可以全部烧光了！”冯玉祥不全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便道：“放火烧东西，是表示抗战的决心，可也要照顾到反攻的时候，把敌人打跑了，我们也没法住了。”白崇禧道：“焕章兄的话有道理，值得重视。物资，特别是前方所需要的物资，是否利用空车皮运一些出去？”“运到哪里去？放在什么地方？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得及吗？”蒋介石已成惊弓之鸟。蒋介石见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一再支持张治中的意见，便草草结束会议。当天晚上，蒋介石密召戴笠和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2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叮嘱说：“局势紧急，万一日军要来，先放火烧光，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次日，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门暂时移到衡山。11月12日，日军攻陷岳阳。蒋介石电令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蒋介石还不放心，要侍从室副主任林蔚给张治中打电话：“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张治中接电大惊，思潮起伏，矛盾苦闷已极：他在长沙工作一年多，对长沙人民有了深厚感情，怎忍使长沙人民的生命财产付之一炬？但若不执行，此为最高统帅命令，是抗令不遵。想来想去，还是把警备司令酆悌找来，示以蒋介石电令，说：“此事可否交你去办？”酆悌前已在蒋介石面前信誓旦旦，现又见到蒋的电令便道：“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半个中国都丢得，一个长沙有什么丢不得的？既有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就照办！”他把文重孚、徐昆找来，说：“日军离长沙只有200多里了，上峰有令对长沙实行焦土政策，我们3人负责具体执行。”于是这3位法西斯狂徒分头行动，各自召集军警、布置放火任务。当日深夜，3人率300余人肩背油桶，分赴全城各处，一齐纵火烧城。大火四起，初时只见火光不见人声，继尔人声大喧，哭天喊地，惨叫四起。因为火起骤然，又在深夜，居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大火吞没。那放火大军，三五人一队，每隔十户八户人家，便往房屋上洒汽油，尔后纵火焚烧。火柱升起，被风一吹，风助火势，火势越来越大，连成一片火海。长沙城惨叫哭喊惊天动地，大火映红天空。这场大火整整烧了3天3夜，长沙古城烧毁了9A10，成了一片灰烬，男女老少和伤兵烧死近3万人，烧毁100万余户人家，公私财产损失无法统计，整个长沙市只有东南角还留下一些房子。然而日军却停留在130公里之外的岳阳，并没有来攻长沙，而且在以后的6年内长沙仍由中国军队防守。这场大火激起民众极大愤怒，国人闻之，无不切齿，坚决要求国民政府追查责任者，绳之以法以平民愤。蒋介石见民愤汹涌，严厉训斥省主席张治中，说：“让你焚毁长沙，并没让你焚烧民众，此事当由你负全责！”命令立即写一份焚城报告上交。张治中只好把“长沙市火变——日记”呈蒋。蒋看了知道张治中的用意，怕追究责任追到他的头上。然而为维护“领袖威信”，他只能心中有数，“火变”闪烁其词，没有点明，并且还说：“我应该承担责任，没有领导好，是我的过失，请求委座严予处分，以为失职者戒！”蒋介石要戴笠派人四出把事态查明。蒋介石也由衡山来到长沙“视察”，外国侨民以及外交使团人员纷纷找上门来：“为什么日兵未到，城先烧了？”“为什么纵火之前，不通知外侨？”蒋介石无言以答，只表示一定要严办失职人员。蒋介石为安抚外国人，举办一个茶会，邀请长沙外侨，当面道歉。不料茶话会变成了控拆会。外国洋人纷纷诉述他们遇到的苦难，和目睹到的惨景。一位洋人说：“蒋先生，你们这个玩笑开得实在太大了。伤兵医院没人管，伤兵们在地上乱爬惨叫，抱住看护小姐不肯放，有几位女护士就是这样活活烧死，有几位小姐头发烧光。那些伤兵一面被烧，一面惨嚎！”蒋介石道过歉，向满目疮痍的长沙瞥了一眼，疲乏地垂下头来，用颤抖的手写道：“祸首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2团团长徐昆、省会警察局长文重孚交由军委会高等军事法庭判决死刑。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用人不当，特予革职留任处分，并负责办理善后。”张治中认为酆悌等人不过是执行了蒋介石焦土抗战、火烧长沙的命令，当了蒋的替死鬼，死得冤枉。他两次向蒋介石建议，可否不判死判，或者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蒋介石一度认为可以考虑，旋即想起不能留下“活口”，否则说出真相，后患无穷，没有改变决定，酆悌等3人便被枪决了。国民政府又拨出10万元经费给长沙民众，以安抚人心。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治中，事后有人做了一副对联和匾额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惶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这个匾额把“张治中”3字嵌在其中。但他们哪里知道这里的奥妙。岳阳失守后，蒋介石认为抗战第二期开始了。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了军事会议，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师长以上100余人参加。中共方面周恩来、叶剑英也应邀参加。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作长篇讲话。他说：“自去年7月7日我们和敌人开战，直到现在，已经17个月了；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截止目前17个月的抗战为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战争。在第一期战争中，我们虽然失去了许多土地，死伤了许多同胞，就一时的进退看，表面上我们是失败，但从整个长期的战局上说，在精神上，我们不但没有失败，而且是完全成功的。从第二期抗战开始，希望各位将领要本着我们自己对一般先烈与已死官兵所应有的责任心，以及我们对于国家民族和主义应尽的责任，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看如何才能求得一个以后作战可操必胜的具体方案。然后，以万众一心协同一致的精神，彻底实施，以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的使命。在第二期抗战中，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游击重于正规，从而达到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目的。”蒋介石强调了整顿军队的必要性，要求分3期轮流整训全国的军队。说以后的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军队素质低劣，以前作战时，阵亡官兵，多暴尸疆场，士兵逃亡也不能制止。军队所至老百姓就争相逃避，谎报军情不负责任，躲避命令，规避责任，诸如此类，以后都要加以改变。至于第一期作战中的许多重大失败，蒋介石也承认是“统帅职责所在，实不能辞其责”。白崇禧在会上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介绍给蒋介石，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看。蒋介石要中共派干部担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教员，讲解游击战。此事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周恩来任讲师。南岳会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战场态势，重新划分了战区，即：第一战区，辖河南和安徽一部，司令长官卫立煌。其部队有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辖第30、第42、第68军）、孔桐萱的第三集团军（辖第12军），以及战区直辖之第40、第76军。兵力有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其他特别部队。第二战区，辖山西和陕西一部，司令长官阎锡山。其部队有卫立煌兼任总司令的第14集团军（辖第14、第93、第98军）、孙蔚如的第4集团军（辖第38、第96、第47军）、曾万钟的第5集团军（辖第3、第15、第17军）、杨爱源的第6集团军（辖第61、第19、骑1军）、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辖新1军、第22、第35、东北挺进军）、朱德的第18集团军，以及战区直辖第9军和第71、第66师、暂1、暂2师等。兵力有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及地方部队等。第三战区，辖苏南、皖南和浙闽两省，司令长官顾祝同。其部队有陈仪的第25集团军（辖第100军、第28师）、刘建绪的第10集团军（辖第28、第91军）、上官云相的第32集团军（辖第25、第29两军、第67师）、唐式遵的第23集团军（辖第21、第50军），以及战区直辖叶挺的新4军。兵力有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第四战区，辖广东广西两省，司令长官张发奎。其部队有吴奇伟第9集团军（辖第65、第4军）、余汉谋第12集团军（辖第62、第63、第66、第83军）、夏威第16集团军（辖第46、第64军）。兵力有18个步兵师、2个步兵独立旅和其他特种部队。第五战区，辖皖西豫南鄂北诸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其部队有廖磊的豫鄂皖边区游击总队（辖第7、第48军）、张自忠第33集团军（辖第55、第59、第77军）、李品仙第二集团军（辖第84、第39军）、孙震第22集团军（辖第41、第45军）、王钻绪第29集团军（辖第44军），兵力有26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保安部队。第八战区，辖甘宁青及绥远诸地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其部队有马鸿宾第17集团军（辖第81军和第168师）、门炳岳第7集团军（辖骑兵第6军），以及战区直辖第80、第82、骑5、骑2、新2军和191师。兵力有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和其他特种、保安部队。第九战区，辖湘、鄂南和赣之一部。司令长官陈诚，由薛岳代理。部队有罗卓英第19集团军（辖第79、第49、第70、第78、第32军），周礨第31集团军（辖第13、第18、第92、第37、第52军）、樊松甫的湘鄂赣边区游击总队（辖第8、第73军）、龙云第一集团军（辖第58、第60、新3军）、杨森第27集团军（辖第20军）、王陵基第30集团军（辖第72军）；商震第20集团军（辖第54、第53、第87军），以及战区直辖第74军。兵力有53个步兵师，以及其他特种、游击部队。第十战区，辖陕西之一部，司令长官蒋鼎文。部队有蒋鼎文兼任总司令的第34集团军（辖第27、第90军），战区直辖第16军。兵力有9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以及其他特种、保安部队。鲁苏战区，辖苏北及山东，总司令于学忠。部队有第51、第89、第57军和一支游击总队。兵力有7个步兵师，以及其他特种、保安部队。冀察战区、辖冀察方面，总司令鹿钟麟。部队有第99、第69、新5军和河北民团。兵力有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以及其他特种、游击部队。蒋介石除了重新划分战区外，撤销了广州、西安、重庆各行营。重新设立桂林和天水两个行营，统一指挥南北两战场。同时，在沦陷区设立战场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各沦陷区设立分会，其任务是“发动民众对敌全面抗战，并消灭伪组织，阻止敌政治、经济、文化之侵略”。南岳军事会议后，国民军事委员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其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蒋介石虽然也提出“转守为攻，转败为胜”，但他这只是“有限度之攻势与反攻”，而将大部队调去整训，保存实力。这样一来。日军和蒋介石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和业已形成的客观态势出发，都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摆在抗日战争主要战场的地位。实际上，中国抗日战争从广州、武汉陷落后，进入了第二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的抗日战争更加呈现犬牙交错形态。中国军民从“七?七”事变后，经过一年多的奋力抗战，日军的兵力已大量消耗。随着抗日战争的扩大，战线的延长，日军的兵力越来越分散；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敌后根据地的相继建立，使日军的后方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由于军费支出的剧增，租税日重，使日本国内人民厌战的心理日增；战争的长期化，使其军事进攻的锐气大受挫折，日军上下都有泥足深陷之感，各种矛盾明显地暴露出来。战略相持阶段的出现，表明日军“速战速胜”的方针彻底破产。日军本来采用的是“闪电战”，叫嚷“三个月灭亡中国”。侵占南京前，他们便估计“南京的陷落就意味着中国政府的投降”。尔后断言攻占徐州，会促使蒋介石政权屈服或瓦解；后来又寄希望于占领广州、武汉而征服中国。日寇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其进攻的主要矛头是针对着国民党，其口号是“反蒋反共”，或“灭党（国民党）剿共”。日本陆军在“七?七”事变前只有17个师团，但到了1938年底扩充到34个师团，4个独立混成旅团，并把其中的31个师团和4个混成旅团近100万兵力用于中国战场，占日军全部兵力的94％以上，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占据了华北、华中、华南的一些主要的点和线。中国军队仍控制着绝大部分领土，它原有主力并没有被消灭，新的主力军即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成长起来。而此时的日军伤亡已达40万人，损失飞机700余架，舰艇100艘，消耗了大量的各种军用物资。日军的锐气日减，士气低落，已深感战争的烦闷和疲惫。日军在后方占领区，虽有10余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团担任驻守和警备，但只能控制主要城市和交通线，成为大海中的孤岛，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它的生存正在受到严重威胁。正面战线无力再发动战略进攻，后方地区又不断丢失，日本侵略者处于两头失控的艰难局面。1938年7月，日军在苏联边境挑衅，受到苏军的猛烈反击，双方在张鼓峰发生较大规模的战斗，日军死伤1400余人，遭以惨重失败。1939年5月，日军又挑起诺蒙坎事件，先后出动五六万部队向苏军进攻，经过3个月战斗，被歼1．89万人。从此之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敢轻举妄动了。日本侵华战争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中产阶级动摇，知识分子烦闷，国内厌战思想和反战运动日益高涨。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对外贸易入超增加，海外市场开始缩小，国内黄金储备逐年减少。军事工业畸形发展，刺激物价上升，通货膨胀。而民用工业原料匮乏，电力不足，生产陷于停滞状态，大批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剧增。青年壮年被抽去当兵，农村劳动力不足，粮食减产，农民债台高筑，广大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困难和矛盾，迫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在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改变其侵华的策略和政策，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蒋介石政府的“争取”和诱降活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的政策由过去的军事打击为主，以政治诱降为辅，改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在军事侵略战争失利的情况下，谋求以政治进攻、诱降谋略灭亡中国。并分裂国共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蒋介石派的力量来牵制抗战最坚决的共产党，停止或减弱向蒋介石的中央军进攻，从政治上鼓励他们进行反共活动。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于1938年11月制定了《陆军作战指导纲要》，其作战方针是：“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扑灭残余的抗日势力。”并规定：华中方面，参加武汉会战的部队除在安庆上游留下6个师团基干兵力外，其他主要部队调往华北方面。日本侵略者改变了过去轻视共产党和只以第二等部队对付其后方的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政策。现在要转移其主力来对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日军在华北方面原有第1军、驻蒙军，现增设了第12军。从华中、华南调来第5、第10、第27师团等部队。1939年2月，又在华北增加5个独立混成旅。同年4月，又从日本本土调来第32、第35、第36、第37师团。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之日军，即占其侵华总兵力的64％。日军制定“治安肃正计划”，以“巩固点（城市）线（铁路、公路）扩大面的占领”的方针，首先缩小平原游击区，扩大其占领区，并攫取平原地带的人力、物力，作为进攻山岳地带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尔后实行分区“扫荡”，反复进行机敏神速的“讨伐”，并大肆修筑铁路、公路、碉堡和据点，实行“囚笼政策”。日军在华北，在公路上每隔10余里，在铁路上每隔2—3里便设一据点；在湖泊地区则挖新的河沟，把我根据地分割成不相联结的若干小块。日寇利用“囚笼政策”，实行“分区扫荡、分散配置、灵活进剿”的、以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我游击队的所谓“牛刀子战术”，“竭泽而渔”的所谓“掏水战术”，集中一路优势兵力深入急袭我中心地区的所谓“单刀直入”战术，妄图以此来消灭我八路军、新四军。

第四十三章　百团大战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战役后，深入敌后，开展广泛的敌后游击战，以山西、察哈尔、河北3省交界为中心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120师在晋北管涔山脉地区，开辟了晋绥根据地。129师以太行山为依托，建立了晋冀豫根据地。新四军在华中建立了根据地。八路军留守兵团和地方武装扩建了陕甘宁根据地。太原失守后，阎锡山撤到晋西，后来又撤过黄河，到了宜川。至此，晋察冀3省边界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平型关战役后，115师主力由晋东南转往吕梁山，开辟晋西北地区，留下杨成武的独立团和骑兵营、教导队的两个分队、总部特务团政治处、供给处和1个营部又两个连、343旅工作团，以及120师359旅工作团、685团1个连和随营学校，总计3000人。这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各支小部队广泛出击，大刀阔斧地开拓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杨成武的独立团夜袭涞源城，守城日军仓皇溃逃，涞源遂告光复。随后又进行了冯家沟伏击战，以小的代价，毙伤300余名日军自主。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并乘胜收复了广灵、灵丘、蔚县、阳原、浑原、易县等县城。尔后向平西、平绥路和平汉路北段挺进，在晋察边区的北部解放了一大片地区。杨成武的独立团由出征时的1700余人，发展到7000余人。八路军总部将杨成武的独立团扩编为八路军独立第1师，另外还组建了游击支队和县大队。聂荣臻派出的另外几支小部队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由赵尔陆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少数部队，活跃在五台山以西地区。由王平等人率领的120师359旅工作团和刘云彪率领的骑兵营，以阜平为中心，成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战地动员会，建立了若干支抗日义勇军和游击队，以阜平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腹地逐步稳定下来。由周建屏和刘道生等人率领的工作团和小部队，活跃在正太路以北的山地，在平山建立了以平山子弟为主的平山团，并在井陉、获鹿、正定、平定、阳泉、寿阳等地农村，组织起若干支游击队。共产党延安总部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邓华；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赵尔陆；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政委王平；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周建屏，政委刘道生。1938年初，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宋邵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晋察冀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很快连成一片，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到80余县，人口约1200万。山地和平原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便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晋察冀根据地举世瞩目。大后方民主人士和国际朋友纷纷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惊奇地提出：“怎么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回答说：“这没什么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八路军积极抗战，想方设法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自然会得到人民的拥护。日本鬼子已经打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了，他们吃睡都不安宁，八路军来了，他们就吃得香，睡得甜了。”在一些偏僻的深山区内的高山峡谷里，过去人民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世界。如房山、宛平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几十个村子，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那里，清朝、民国的统治都始终没有进入这一地区。八路军来了，抗日政府帮助他们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帮助他们的子女读书学文化，八路军医疗队免费为老百姓看病。他们说，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八路军的后方机关钻进这些深山沟，老百姓热情欢迎。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后，日军不敢贸然突进，“扫荡”又往往扑空。汉奸、特务、土匪也无法在根据地活动。日军101师团长桑木说：“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日寇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春，调集重兵，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多路进攻和围攻，结果次次失败。1938年秋，日寇为实现“南取广州，中取武汉、北围五台”的作战计划，集中101师团、109师团、26师团和独立第2、第3、第4混成旅团，共计5万多人，采取分进合击，多路围攻，步步为营的方针，对五台和冀西山区进行围攻。在48天中，边区军民同日军共进行了大小战斗130余次，毙伤日军旅团长常冈宽治少将以下5200余人。日军“北围五台”成为梦幻泡影，落了个损兵折将的下场，最后不得不狼狈逃窜。中共中央派原红军团长孟庆山回冀中平原的高阳、蠡县、安新、任丘一带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孟庆山很快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孟担任中共河北省保属特委和军委书记。原东北军53军第691团团长，共产党员吕正操，在国民党军队狼狈败退的时候，率部回师北上，进入冀中地区，受到孟庆山等人欢迎，这支部队改编为人民抗日自卫军，部队由1000人发展4000多人。吕正操根据聂荣臻的指示，率领自卫军两个团和两个支队到冀西整训，其余部队留下编为游击军，由孟庆山任司令员。人民自卫军整训后返回冀中，在短短的3个月中基本肃清了冀中腹地的土匪、汉奸、联庄、会道门等复杂的地方反动武装。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到3．6万多人，根据地扩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津浦路，北至平津路，南达沧石路，辽阔富饶千里的冀中平原都为抗日武装控制起来，并建立了38个县的抗日政权，成立了冀中区的政权机关——冀中行政主任公署，吕正操为公署主任。冀中部队改编为第3纵队，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孟庆山为纵队副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副司令员，王平为纵队政委兼军区政委。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寇集中优势兵力，用“鲸吞”式的围攻对冀中根据地连续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的“扫荡”。冀中部队连续击溃日寇的两次“围攻”。八路军120师抵达冀中，此时，敌人的第三次围攻开始，120师同冀中部队配合，连续击溃日寇的3次围攻。冀中军民在5次反“围攻”战役和反“分散扫荡”中，对敌作战322次，毙伤日伪军4440人，俘日军12人，俘伪军1310人，缴获步枪1122支及大量军用物资。冀中的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6．3万人，拥有步枪5万枝，各种机枪515挺，迫击炮21门，野炮3门，平射炮2门。另外还组织了大量的游击队和民兵。在冀中抗日武装迅速发展的同时，北平郊区和河北其它地区的群众抗日斗争力量也迅速发展起来。活动在北平郊区和平绥路一带的平西抗日武装，攻克了德胜门外北平第二监狱，救出受难同胞200余人。中共直南特委在内黄、濮县、滑县等地，成立了以唐哲民为司令的抗日游击队。正太路和阳泉煤矿的工人，组成了工人游击队，活动在太谷、榆次地区。共产党员、北平大学教授杨秀峰在赞皇、元氏一带成立了“河北民军冀西游击队”。中共磁县特委成立了抗日政府，建立了民军第4、第13、第14支队、磁县警备队、抗日义勇军平汉纵队。在冀东地区，共产党员李运昌等以开滦煤矿工人为主体，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开展了游击战争。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控制了9个县，有1．5万余人。中共中央决定，由贺龙的120师雁北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的1个支队，在平西组成八路军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向冀东挺进。第4纵队越过白河，进军冀东，连克延庆、昌平。4纵队的1个大队在昌平、滦平、密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开创北平根据地打下了基础。4纵队又配合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冀东各县发动抗日大起义，攻占了玉田、乐亭、芦龙、蓟县、平谷、迁安等县城，捣毁了伪政权。抗日武装达10余万人，共产党的部队约4万人。在山东，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攻入牟平县，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3军。掖县、蓬莱、黄县的地下党也发动了武装起义。胶东各地起义部队整编为第4路，共7000余人，由第3军军委会领导。共产党还帮助范筑先（原国民党山东第六区专署专员）将鲁西北的游杂武装改编为30个支队。中共鲁西北特委还独立组织了一支抗日武装，编为范部的第10支队。1938年1至5月，山东人民抗日武装作战百余次，解放了肥城、长山、邹平、淄川、盐山，乐陵、博山等15座县城，声威大振。抗日武装力量发展到4万人。1939年5月初，日军第109师团、独立混成第3旅团各一部约5000人，多路向台怀等地合击，并企图控制各地要点，“扫荡”五台山根据地。我军灵活使用游击战术，寻机歼敌。5月14日，正在豆村镇附近进行整训的贺龙师第359旅一部，在上下腰涧附近与正在撤退之敌展开激战，歼敌千余人。易县之敌占领大龙华，涞源之敌占领上庄，企图修筑易县到涞源公路，断我平西与北岳区之联系。5月20日，我军强袭大龙华之敌，歼敌数百人。此后，敌又集中4000余人向易县、满城、徐水一带“扫荡”。我军经20余天战斗，歼敌1000余人，粉碎了敌之”扫荡“。9月25日，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协同部分伪军共1500余人，侵占灵寿西北之陈庄。是时，从冀中调至北岳区的贺龙第120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一起，力战该敌。120师主力进抵陈庄附近，以一部袭扰陈庄之敌，主力在东西寺家庄和冯沟里设伏。敌向东撤退，陷入我军包围。我军立即向敌发动总攻，将1500余人敌军全歼，毙敌独立混成第9旅团长水原。这年深秋，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阜平青山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杨成武风尘仆仆地从前线来到会场，报告说：“坐镇张家口的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兼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派辻村宪吉大佐率领日军第一大队和1个炮兵中队、1个机枪中队及伪军1000余人，已经进驻涞源县城。并有经白石口、鼻子岭向我银坊镇地区扫荡的迹象。”彭德怀、贺龙、聂荣臻、关向应决定歼灭这股敌人，于是布下阵地，诱敌歼之。骄傲狂妄的辻村大佐，为“天皇”立功心切，率领日军600余人，行军和休息不派警戒，对两侧也不搜索，竟大摇大摆地向前急进。其先头部队进到雁宿崖与张家坟之间时，已开始入杨成武部队的伏击圈。我军向敌军展开一场激烈的拚杀，600余名日军除13人当了俘虏外，其余日军的尸体散布在山谷里。骄横成性的日军一旦吃了亏，总是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我军立即重新布阵，以小部兵力在白石口一带迎击敌人，以1个支队在银坊镇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时，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贺龙的特务团从神南北上，参加战斗。阿部规秀统领的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而阿部又是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盛誉的将军。他擅长运用“新战术”，被称为“山地战专家”的“俊才”。他以伪“蒙疆驻屯军总司令”的身份兼任独立混成第2旅团长。日军的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中将够得上荣膺师团长之职了。阿部还担任北线进攻边区总指挥。辻村宪吉大队被歼，他便于第2天亲率1500余人的“精锐之师”，沿着辻村宪吉走的旧路，进行报复性的“扫荡”。11月5日，阿部规秀率部向白石口前进，受我军引诱，于次日进入黄土岭一线，我军将其包围。7日下午，我军伏兵四起，向敌军猛烈冲杀。敌军受到突然袭击，阵势大乱，急忙抢占了几个山头，企图冲出包围。我军紧缩包围圈，同敌军展开激烈的山头争夺战。阿部规秀被我军发射的炮弹击毙。日军失去指挥官，极度恐慌，几次突围，均被我军击退。日军用飞机空投了新的指挥官，又派110师团和26师团，前来增援，企图在我军包围圈外形成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我军将阿部规秀大部歼灭后立即跳出包围圈，脱离战场。黄土岭战斗历时6天，共歼日军1500人，并缴获大批武器和军事物资。阿部中将被击毙，日本朝野震动，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阵亡公报。在华北战场上，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还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八路军刘伯承129师，根据毛泽东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立即开往山西前线，大刀阔斧地开创根据地。1938年2月，日寇集中3万人，向晋南发动进攻。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八路军英勇出击，寻机歼敌，在井陉至阳关一带歼日军1个加强中队后，即转师南下，于3月16日袭击黎城，设伏神头，迅速干脆地歼灭了由潞城出援之敌1500余人。尔后又在黎城、涉县间的响堂铺地区布下伏兵，将由黎城东开的敌汽车180余辆全部烧毁，全歼其掩护部队4000余人。刘伯承129师主力三战三捷，日军感到对它威胁太大，于4月初集中3万多人，兵分9路围攻，合击129师主力，刘伯承、徐向前率部转出敌人的合击圈，于4月16日，在武乡长乐村地区抓住敌军一路，经过一天激战，歼敌2000余人，给日军108师团以严重打击，其他各路敌军即纷纷回窜。我军乘胜追击，连克长治、沁县等18座县城，将日寇赶出晋东南。从1937年冬至1940年，以太行山为中心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几块抗日根据地都迅速地创建并发展起来。东至津浦路，西到同蒲路，北至沧石路、正太路，南至黄河、陇海路的广大地区，成为敌后重要的抗战基地。1938年底，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在此后的一年内，山东纵队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伪军4．1万余人，克复过县城和重要市镇20余座。罗荣桓率领115师1个旅进入冀鲁边和微山湖等地区，使山东抗日斗争的局面为之一新。115师在鲁西、泰西、冀鲁边、湖西、鲁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鲁南山区多为地主和土匪武装所盘踞，传称司令的就有72个之多。他们多数接受国民党委任，称霸一方，欺压百姓，鱼肉乡里。其中还有一些与日寇密切勾结，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1939年8月1日，田敏江带领600余日军，前有汉奸、骑兵开道，后边用两门1O多匹骡马拖的野炮压尾，中间步兵排成3路纵队，大模大样地向北取道靳口，朝梁山地区进犯。115师东进支队几个连的兵力，在青纱帐里设下埋伏，日军来到那里，经过一场激战，全歼来敌。梁山战斗后，敌军恼羞成怒，纠集5000多人，分乘160余辆汽车、坦克向梁山驰进。我军民依托青纱帐，沿途游击敌人，仅在一次战斗中就击毙敌200余人，击毁汽车10辆，坦克3辆，日军狼狈撤回。在费县西部的白彦镇，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中间，是汉奸孙鹤龄的老窝和日军控制鲁南山区的重要据点。115师调集686团、特务团、苏鲁支队等向白彦镇之敌发起猛攻。摧毁了白彦镇及其周围的据点。敌人受此打击后，集中兵力，连续数次向白彦进攻，双方反复进行争夺，在14个昼夜的3次激烈争夺战中，共毙伤日伪军800余人。日军不甘心失败，集中第32、第21师团和独立第6、第10混合旅团各一部，共8000余人，分多路向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合围和梳篦“扫荡”，敌人大有一口鲸吞鲁南根据地之势。我军民经过一个多月的英勇奋战，大小战斗30余次，毙伤敌军2200余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1940年底，115师的1个旅发展到7个旅，共6万余人；山东纵队也发展到5个旅又2个支队，共5万余人。在山东建立了14个专员公署和95个县的民主政权。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八路军总部在1940年7月准备组织一次交通大破袭战。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3人签发了预备命令，规定的战役目标：一是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拔除该地区若干据点，开展正太路沿线两侧的工作，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二是打破日寇进犯西安的企图，影响全国战局。正（定）太（原）路全长249公里，横贯太行山脉，是华北敌人重要战略交通线。在这条线路上，有日寇侵略战争所不可缺少的炼铁用煤基地阳泉和井陉煤矿。日寇第4、第8、第9混成旅团，分布在正太铁路沿线50个据点担任守备，还经常派装甲车巡逻。日军说正太路是一条“钢铁封锁线”。八路军除破袭正太路外，还要破袭彰德以北的平汉路，归绥以东的平绥路，临汾以北的同蒲路，德州以北的津浦路、白晋路、德石路、北宁路、平古路等。这些交通线和地区驻有日军3个师团、5个独立混成旅团、2个联队、2个骑兵大队、2个步兵大队，计20万人，另有伪军15万人。8月20日20时，八路军各部队开始向华北地区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展开总破击战。八路军和地方武装参战的部队共计有104个团，20余万人，另有近30万民兵和群众参战，左权根据参战部队数目，称之为“百团大战”。聂荣臻指挥19个团又5个游击支队和3个独立营，组成左、中、右纵队。右纵队的作战任务是破袭乱柳至娘子关段，奏效后向阳泉方向扩大战果；中央纵队指向娘子关至微水段及井陉煤矿；左纵队攻击微水至石家庄段的据点。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军区及129师部队，组成左、右翼破击队和总预备队，对正太路西段日军展开攻击。贺龙的120师，以22个团的兵力破击同蒲路大同至阳曲段、汾（阳）离（石）公路全线。重点在阳曲南北，任务是阻敌向正太路增援。总攻击开始，一颗颗攻击的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划破了夜空，各路突击队象猛虎下山，扑向敌人的车站和据点，雷鸣般的爆炸声，一处接着一处，响彻正太路全线，整个正太路线和同蒲路都陷于八路军和人民群众大破袭的火网之中。攻占战略要地娘子关和歼灭井陉煤矿敌人的战斗，尤为激烈。天险娘子关在抗战前，阎锡山已构成了国防工事，日军侵占后，又依据险峻的山谷，在原有的工事上，加修了34个大堡垒。在娘子关下的村子里还驻守了伪军一部。战斗开始后，我军先潜入娘子关村，将伪军击毙，然后依托村庄向据险顽抗的日军进行强攻。我军在日军浓密火力封锁下，前仆后继地向娘子关仰攻。架起的云梯被炮火打断了，就搭人梯上，用绑腿带连结起来，搭在悬崖攀登。日军据守有利地形，凭借优势武器，我军伤亡较大，正面攻击一时受挫。而由娘子关侧后迂回的部队，正好接近日军堡垒群附近，由翼侧向日军展开猛攻。日军被突如其来的攻击打乱，慌忙实施反扑，经激烈的肉搏拚杀，日军被歼一部。我军乘势以手榴弹、手雷及缴获的爆破筒爆炸敌堡，经过3个小时的反复冲杀，终于夺取了日军的堡垒，攻占娘子关山头。黎明时分，据守娘子关的日军大部被歼，八路军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被日军盘踞3年的天险娘子关。八路军进击井陉煤矿的部队，事先已同矿区工人取得联系，在工人的配合下，进攻前就切断了矿区电源，靠夜幕掩护，向守敌展开猛烈进攻。经过一夜激战，于黎明即将敌人全歼，并夺回了东王舍新矿，对厂房、矿井给予彻底破坏，使其在半年多不能恢复生产，日军不能掠夺煤炭。聂荣臻部破坏了正太路东段铁路，连续攻克娘子关、井陉、苇泽关、贾元、头泉等车站和据点、毙敌1000余人。冀中参战民工，一夜之间破坏了全部公路，冀东民工把七八个县内敌人的公路、电线，破坏得一干二净。使日寇变得道路不通，电话不灵。刘伯承、邓小平部的各破击部队，乘夜暗绕过日军外围据点。对正太路西段铁路线上守备之敌猛攻。部队行动隐蔽，战斗动作勇猛突然，使日军措手不及，经一昼夜激战，攻克了芦家庄、和尚足、马首、桑掌等车站，歼敌有生力量。至8月25日，正太路西段，除少数据点外，已被我军控制。日军多次组织反扑，八路军在10多天内击毙反扑日军1100余人。贺龙部夜袭同蒲路的一切据点，又于21日夜强袭忻（县）静（乐）公路重要据点康家会，全歼守敌。百团大战第一阶段延续20余天，到9月10日共歼日伪军7000余人，攻克日军据点91座，破坏铁路300余公里、公路700余公里，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完成了预定的计划。

第四十四章　新四军建立

9月16日，八路军总部发出《百团大战第二阶段作战命令》，命令贺龙第120师集结主力彻底破坏宁武至轩岗段铁路，截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聂荣臻晋察冀军区集结主力破坏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涞源、灵丘两城，以打开边区的局面，另以有力之一部于同蒲铁路东侧积极行动，配合贺龙部作战；刘伯承、邓小平第129师集结主力进行榆辽作战，收复榆社、辽县两城。9月20日开始第二阶段作战。聂荣臻部主力迅速由正太路北上，执行涞灵作战任务。涞源、灵丘地区驻有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和第26师团各一部，计1500余人，另有伪军1000余人。敌人的一些据点已经深入到抗日边区内部。9月22日，杨成武率部队奇袭涞源城，经过一夜激战，1团攻占了城关东、西、南三面，大部守敌退进城内防守。2团、3团在进攻时，遭敌猛烈反击和施放毒气。杨成武改变部署，由1团2团的一部攻击涞源城东的敌三甲村据点。这个据点工事坚固，守敌有日伪军80余人。23日晚，我军以炮兵配合，猛攻敌人碉堡，冲进村庄，激战数小时，将守敌全部歼灭。我军第3团集中力量攻击东团堡，这是由日军士官组成的井田部队，抵抗十分顽强，并不断施放毒气弹。我军勇猛冲击，激战1昼夜富公有、人人平等、按实际贡献得到报酬的社会。恩格斯称，残敌退出堡垒，凭村几间房屋死守，并继续施放毒气，组织反扑。我军干部战士几度苦战，伤亡很大，不少人中毒，不得不撤到村边。25日下午，我军再度发起猛攻，同敌人展开白刃战。经反复冲杀，敌人支持不住，又不愿投降，遂将据点所存武器、物资、粮食全部纵火焚烧，然后跳火自尽。聂荣臻部先后攻克了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窑等据点，并袭击了金峰店、黄台寺等地日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发动了榆辽战斗。榆辽公路处太行山腹地，是日军切开太行山根据地的刀子，一路修的全是碉堡，粮食弹药很多。刘、邓部一路攻坚打过去。那榆社守敌400余人，以坚固碉堡和有利地形顽抗。刘邓部把几架梯子绑在一起能，对后世影响甚大。，战士头顶湿了水的棉被，勇猛爬到碉堡上，一下捂住枪洞，将敌人火力压住，部队随即冲过去，同敌展开白刃战。工兵从大碉堡下面往上挖洞，用炸药把碉堡和工事全部炸飞。敌人400余人被全歼。冀南军区部队、太行和太岳部队，对各交通线展开连续破击，并袭入长治机杨。晋西北破袭了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一度控制了朔县至原平间的铁路。百团大战一、二阶段打了一个半月，华北日军大乱，伪军大动摇，成批投降。日军没想到八路军有如此力量和手段，恼羞成怒“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开创心学学派。认为道德，急忙拼凑调遣兵力，集结十几万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我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部队进入百团大战第三阶段作战，挟胜势再歼来犯之敌。敌第36师团、独立混成第4旅团各一部近万人，对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榆社、辽县、武乡区进行连续“扫荡”，企图打击八路军总部等指挥机关和第129师主力。我129师各部英勇地展开反“扫荡”作战。新编第10旅一部于和（顺）辽（县）公路之弓家沟设伏，歼灭日军一支运输队，击毁日军汽车40余辆。日军从水腰奔左会，我军拦腰一顿猛打，日军大乱史》等，主持编写有《中国思想通史》（五卷，六本）、《中国，收拾队伍后再奔，又被我军追击。日军奔到关家垴一带山地，已狼狈不堪。我129师主力将日军包围于关家垴高地，炮兵对日军的前沿阵地猛轰，然后向日车冲锋肉搏，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军伤亡殆尽。日军第36师团、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各一部，共约7000余人，分路对太岳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敌军所到之处，均遭我军沉重打击，遂分途撤退。敌伪1万余人进攻晋察冀的平西、北岳等地区，我军民英勇作战，给敌伪以严重杀伤。在晋西北、大青山、冀中、冀南等地，敌我均有局部“扫荡”与反“扫荡”战争多起，我抗日军民均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至1940年12月5月，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遂告胜利结束。在整个战役中，共进行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所谓产婆术，即通过双方一问一答，反复诘难，从个别求得，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日军投降47人，伪军反正11845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车站、桥梁、隧道260余处，缴获各种火炮53门，长短枪5600余枝，轻重机枪200余挺，以及其它大批军用物资。共收复县城50余座，得以巩固的有近30个。其中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等，太岳山区有沁源、浮山等，五台山区有阜平、灵邱、涞源等。在晋西、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区均有县城收复和巩固。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伤亡2．1万余人。百团大战是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战役，数十万军民，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百团大战的胜利，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粉碎日寇紧缩我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和“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日寇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破产，而被撤职。日寇认识到，虽然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但共产党八路军是难以战胜的。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军民欢欣鼓舞，国内空气为之一新。不仅震动了全中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苏联、美国记者都作了连续报道。东北的共产党组织，积极组织抗日武装力量。早在1936年6月，中共南满在吉林省金川河里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南满省委，杨靖宇为省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神秘主义①宗教唯心主义的一种世界观。认为人神之间，杨靖宇任总指挥兼政委，王德泰任副总指挥，魏拯民任副指挥兼政治部主任。第一路军下辖第1、第2军，杨靖宇任第1军军长兼政委，王德泰任第2军军长、魏拯民为第2军政委。抗联第一路军在西起辽沈，东至鸭绿江畔，北抵长（春）图（们）铁路的30余县广阔地域里，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年冬天，日军调集南满16万人的日、伪联合部队，向辑安、临江、通化等县进行“冬季大讨伐”，宣称“剿灭南满红匪”，并悬赏通缉杨靖宇。杨靖宇为了使部队转移，自己率领警卫排30余名战士将敌人吸引到辑安县内。杨靖宇等藏在黄柏甸子附近的山中。敌军封锁、搜山。杨靖宇等机智地利用一破房挖洞藏身。敌人几次搜查均未发现，但仍不甘心，继续封锁、搜山。洞内的粮食吃光了，又无法生火和觅食，严寒和饥饿威胁着30多人的生命，杨靖宇带头撕下衣服里的棉花充饥，终于渡过了15个日日夜夜。第16天，敌人颓丧地撤退。“七?七”事变后，第一路军很快发展到1．5万人。不料在1938年6月29日，第1师师长程斌在敌伪诱降下率部叛变，不仅供出第一路军的行动计划、部队的实力、活动特点、游击区建设等重要机密，而且派人到抗联策反切宗教迷信。政治上主张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建立一切财，并为日伪军带路“讨伐”。第一路军为摆脱敌人包围，将部队转移到东部山区。1939年，杨靖宇的第一路军先后奇袭桦甸，攻克辉南县、安图县、并围城打援，伏击敌人。这一年毙伤日伪军数千人，缴获各种步枪3000余枝，手枪百余枝、轻重机枪30余挺。1937年秋，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成立，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赵尚志为副总指挥，辖第4、第5、第7、第8、第10军，和救世军、义勇军。第二路军的活动范围西起哈（尔滨）长（春）线东侧，北达松花江右岸，东抵乌苏里江畔的吉林省东部地区。日本关东军纠集2．5万人“讨伐”宝清县内的抗联部队，抗联第5军第3师第38团一连共16人，于炭窑沟里头道卡子阻击日伪骑兵400余人。激战一日，歼灭日伪军100余人。毙战马90余匹。我1连连长以下12人壮烈牺牲。战后，头道卡子被第5军命名为“十二烈士山”。1938年6月底，第二路军向五常、舒兰方向西征失利。8月下旬，中共吉林省委书记、第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变，给部队带来很大危害。第5军进入五常境后，被强敌追击，遂突围东返牡丹江地区。第4、第5军之妇女团东返时，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岸边与日伪军“讨伐”队遭遇，指导员冷云率7名女战士掩护大队突围，弹尽援绝，宁死不屈，毅然跳入乌斯浑河激流中，这便是著名的英勇悲壮的“八女投江”。1939年3月，日伪军6000余人“讨伐”抗联第二路军。周保中在牡丹江西岸四道河子沟里召开中共吉东省委扩大会议，作出主力分路向外线转移的决定。4月初，部队开始向蛟河、舒兰地区移动。途中与日军伪军发生两次战斗，毙日伪军400余人。第二路军转移后，与第一路军取得联系，协同抗日。1939年初，东北抗日联军第3、第6、第9、第11军合编为第三路军，李兆麟为总指挥，冯仲云为政委。第三路军1．6万余人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的广阔地区，控制30余县。第三路军是一支英勇善战、敌人闻之惊心丧胆的部队，被日寇称为“北部国防线上的心腹之患”。第3军仅在1938年就同日伪军作战427次，毙伤日伪军7600余人。第6军在汤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建立了下江人民政府，日寇惊呼：“汤原地皮红透三尺！”1937年3月，关东军纠集1000多日军、2000余伪军，并有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血洗汤原。是时，第6军参谋长冯治刚率领100余人留守在汤原附近，在敌我力量悬殊情况下，仍决定乘敌未站稳脚跟之际，夜袭汤原。我地下党先派十几人打入城内，作里应准备。4月7日晚10时，冯治刚100余人部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城。里应外合激战通宵，攻进汤原县城，伪警察署被缴械，全歼县守备队，17名日本高级参事官当场毙命。缴获迫击炮4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500余枝，子弹5万余发，并从监狱内救出300多人。抗日联军神出鬼没，到处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12支队30多人夜袭肇源县城，从城西角翻过城墙，袭击县公署，解决200余名伪警察，尔后去攻打警察署。枪声在城里爆竹似地响起，城内日伪机关中的日军不是被毙便是被俘。抗日联军从监狱里放出百余名同志，部队即发展到200人并缴获了300余匹战马。黎明后，部队骑上战马，浩浩荡荡地离开肇源县城。在江南活动的原红军游击队奉命组编成新四军。原中央苏区主力红军长征后，留下来的红军和地方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不断粉碎国民党部队残酷的围攻、屠杀、搜山，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活动在南方的已有浙南、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赣东北、赣粤边、闽赣边、湘南、湘赣边、湘鄂赣边、鄂豫皖、豫南桐柏山和琼崖等14个游击队和游击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周恩来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抗日部队，国民党不但不同意反而趁机变本加厉地对游击区进行大规模的野蛮的“清剿”。蒋介石密令南方各省“务必乘中央与共方谈判之机，消灭地方武装与地方组织”。蒋介石先后调集40多个师、60多个保安团，对南方8个省红军游击队实行“搜剿”、“追剿”、“堵剿”、“驻剿”。1937年1至7月，国民党军队采用碉堡封锁、放火烧山、移民并村、大规模的屠杀、制造无人区等手段，疯狂地进攻游击区。各个游击根据地遭敌人破坏后，变成一片废墟，遍地是白骨。但游击区是“日搜夜剿人犹在，万死千伤鬼亦雄”。英勇的红军游击队和苏区人民同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但是，到了7月11日，国民党军队突然停止了对游击区的进攻，并且撤走了。负责领导南方各省游击队的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陈毅等在赣粤边游击区的梅山斋坑，已经两年多没能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4月中旬，由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的陈宏被捕叛变，供出红军游击队的地下交通站以及项英、陈毅的活动情况和驻地。国民党军队悄然将梅山斋坑包围起来，项英等听到哨兵发出的鸣枪警报，拿起武器转到小山包上隐藏起来。300余人的国民党兵在方圆不到几百米的小山包上搜了近两个小时，却没搜到一个人。他们放火烧山，但火刚烧起来，天就下了一场大雨，把火淋灭，再点火烧山，火点不着了。天近黄昏，敌人撤走。项英、陈毅等转移到离斋坑30多里的一座山里隐蔽起来。第二天，国民党军4个营把梅山包围起来，一直围了几十天，把山里的野猪、山牛打得满山乱跑。项英、陈毅带着机关人员，忍饥耐困翻山越岭，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转来转去，鞋都磨穿了两双，也没跳出包围圈，只到7月11日，才得解围。项英、陈毅在报纸上看到大庚、南康、信丰3县的国民党县长联合发表的《告中共同志书》，其中有：“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爱国志士无限钦佩”等语。项英、陈毅等决定一面下山同国民党谈判；一面招兵买马，扩大部队，准备抗日。陈毅先同大余县县长彭育英、国民党46师代表和江西省政府代表谈判，尔后又同项英一起赴南昌同江西省政府谈判，在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接洽处等6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是时，项英得知博古、叶剑英等在南京同国民党就国共合作问题继续谈判，便立即通过博古传电毛泽东、张闻天，报告情况，同党中央取得了联系。周恩来在“七?七”事变后，多次同蒋介石在谈判中谈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双方同意南方游击队改编为1个军，但谁任军长，双方意见不一致。7月下旬，周恩来在庐山和蒋介石谈判后来到上海，在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到上海的叶挺。这位北伐名将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流亡海外，与党失去联系，已不是共产党员。周恩来估计由他出来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也许能够接受，于是便同叶挺商量。叶挺欣然接受。叶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直接去见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建议。蒋介石果然同意，在没有同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这些情况，项英、陈毅并不知道。直到11月初，叶挺去延安，毛泽东等欢迎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此时也到了延安，正式商定组建新四军问题。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局和中共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项英、曾山、陈毅、方方、涂振农（后叛变）为东南局委员，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项英为主席，陈毅为副主席。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等在10月中旬奉命召集南方各省游击队下山整编。因各个游击队流动不定，活动地区广阔分散，又长期失去联络，要召集起来，是个很艰巨的工作。他们披星戴月地奔走在各个游击区，但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说服游击队下山，因为有些游击队认为同“围剿”红军的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因而拒绝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陈毅派人去动员他们下山，结果不少人被游击队当作“叛徒”杀害了。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戈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16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陈毅十分痛惜和焦急，决定亲自去这些游击队。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轿子来到湘赣边九龙山游击区，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竞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接待了他，他们不认识陈毅，听陈毅说得很有道理。但他们一想到蒋介石连做梦都在想消灭游击队，又觉得同他合作是不可能的。而且前不久，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个自称由湘鄂赣党组织派来的人，和游击队联系，他走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就跟着来搜山了。他们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而是“叛徒”，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陈毅被送到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所在地甘子山，被捆了起来，绑在竹棚子一边。省委研究对他的处理时，陈毅都听得见。他大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次日，陈毅被带到棚子外边树林里进行公审，他借机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辨论。一部分人被陈毅说服了，建议将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敌人的动静再作处理。在以后的几天中，谭余保又和陈毅谈过几次，逐渐感到对陈毅的怀疑未必妥当。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来剿，反而撤退了。谭余保便派一个交通员去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从吉安新四军通讯处回来，带着中共中央文件，谭余保激动得潸然泪下，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并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陈毅却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1937年12日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共辖4个支队，全军1万余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辖由湘鄂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1团和由湘赣边、赣粤边、赣东北游击队编成的第2团，共计2300余人。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辖由闽西游击队、闽赣边游击队编成的第3团和闽西（一部）、闽南、浙南等游击队编成的第4团，计1800余人。第3支队司令员张五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辖由闽北游击队编成的第5团和由闽东游击队、闽北游击队（一部）编成的第6团，共计2100余人。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辖由鄂豫皖边区游击队编成的第7团、第9团和由豫南桐柏山游击队编成的第8团，共计3160人。军部直属机关、部队980余人。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使日军食寝不安，汉奸组织闻风丧胆。新四军在1938年4月下旬，从第1、第2、第3支队抽调一部分力量，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带领下向苏南敌后进军。陈毅率领第1支队、张鼎丞率第2支队，也挺进苏南。三军会合后，即向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南京）杭（州）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展开，主要活动在南京、秣陵关、溧水之东北地区，以主力在茅山山脉及溧水一带，以天王寺以南的山地建立根据地。又以小部队向句容、溧水、南京之线游击，歼灭敌军，击毁汽车。陈毅多次与丹阳抗日自卫团管文蔚联系，帮助管文蔚部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下设6个支队，委任管文蔚为司令员，派一批共产党干部到各支队工作，部队发展到4000余人，使这支部队成为共产党领的抗日武装。

第四十五章　激战太行

陈毅领导的部队，在镇江、句容、丹阳、金坛之间，运用灵活机动游击战术，分散穿插转移，乘虚袭击敌人，在9至12月的4个月内，先后粉碎敌人大小“扫荡”20余次。第3支队在1938年7月1日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至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60公里的狭长地带。第3支队以机动防御方式与敌周旋，多次歼灭日伪军。高敬亭的第4支队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展开游击活动，多次伏击敌人。在桐城附近之范家岗、棋盘岭伏击战中，击毙日军70余人，毁汽车50余辆。在攻克无为、庐江的战斗中，肃清当地反动土顽武装3000余人。第4支队第8团于1938年11月进入淮南路以东地区，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游击队和党掌握的东北军挺进团取得联系，这两支部队在皖东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张云逸率领军部特务营过江后到达无为地区，将当地党组织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队，以孙仲德为司令员，黄岩为政委。这支部队在皖中开展游击活动。中共河南省委武装部长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队300余人挺进豫东，途中与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扩大为3个大队，1021人，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吴芝圃任副司令员。游击支队东渡黄河，进入鹿邑境内，尔后开创位于津浦铁路、陇海铁路、新黄河及淮河之间，包括豫东13县、皖北8县和苏北3县的豫皖苏边根据地。至1939年11月，游击支队发展到9个团，1．2万人，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1939年2月，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制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11月将第1、第2支队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部队；江北的新四军部队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任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徐海东兼任第4支队司令员；另以第8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5支队，由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第4、第5支队发展到1万人，在淮南地区和以半塔集为中心开辟津浦路东根据地并很快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中原局在1939年春先后派李先念、陈少敏各率一支武装和一批干部，向豫鄂边区敌后挺进，联络各地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创建了信阳四望山抗日根据地。并成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委。至1940年夏，独立游击队对日伪军作战280余次，歼敌1．4余万人，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游击武装力量发展到1．5万人，并拥有民兵近10万人。成立了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朱理治任书记，统一领导豫鄂边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将华北、华中打成一片的战略部署，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确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日军扫荡，坚持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南党的工作和国民党大后方的统战工作；另组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领导长江以北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将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仍由项英任书记，继续领导新四军军部和苏南、皖南的抗日斗争。中共在广东东江地区、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岛等地开辟了华南抗日根据地，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从1937年11月至1938年4月，八路军在华北共进行大小战斗400余次，毙伤敌人1万余人，缴获步枪3000余枝，轻重机枪100余挺，毁敌汽车500余辆。1938年5至10月，同敌战斗约1000余次，毙伤敌人2万多，缴获步马枪8000余枝，轻重机枪150挺，毁汽车800余辆。至1938年10月，共产党的部队已发展到25万人。到1939年，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多万人，共产党员发展到80万人，民兵发展到100万人。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区迅速发展。蒋介石恐慌起来，他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如常，无变化，惟共产党作祟，为可恨耳！”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将其政策转到反共反人民方面。他作了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设立了“防共委员会”。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上作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讲演。他否定了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认为唯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之弊”，最“充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挥原则”。蒋介石制定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其核心是主张由国民党一党独裁。他说：“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蒋介石指使胡宗南率部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妄图扼杀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东起黄河，西至甘肃的西峰镇长达700余里，构筑了纵深堡垒群。用陆空军配合，占领了淳化、栒邕、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并集结部队，准备进犯延安。朱德、彭德怀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在山东，顽固派响应蒋介石号召，叫嚣说“宁亡于日，勿亡于共”，对八路军实行“见人就捉，见枪就下，见干部就杀”的手段，端的厉害。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一是沈鸿烈，二是秦启荣。沈鸿烈是蒋介石任命的山东省政府主席。沈提出的口号是“反共第一，抗日第二”“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秦启荣是国民党别动纵队第5纵队司令。1939年3月下旬，沈鸿烈唆使秦启荣指挥所部王尚志3000余人，于博（山）益（都）边之太河镇，伏击我山东纵队第3支队过路的干部和掩护部队，杀害我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团长潘建军等以下指战员400余人，造成“博山惨案”。8月上旬，秦启荣在莱芜的雪野地方，乘我第4支队在泰莱公路出击敌人之机，指挥顽军向我后方合击，造成“雪野事件”。8月中旬，在淄河流域又发生围攻我第3、第4支队10余天的“淄河事件”。仅在6至12月，山东顽军向我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攻90余次，杀我军民1350余人，扣押干部、战士近1000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山东纵队在鲁中淄河流域组织了反顽战役。经过几天的连续反击作战，解放了淄川、博山以东之峨庄、太河、朱崖等地，把秦启荣部击溃，其残部逃至张（店）博（山）路以西去了。东北车第111师，不满国民党政府反共、投降政策，光荣起义转为人民武装。毛泽东同新闻记者谈话说：“张荫梧、秦启荣是两位摩擦专家，张荫梧在河北，泰启荣在山东，简直是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蒋介石委任反共专家张荫梧为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密令冀中民军的3个团长把部队拉走，袭击冀中军区特务营，还将民军中思想进步、坚持抗日的警卫营包围缴械。尔后，把主张抗日的张仲瀚司令排挤出民军。张仲瀚便参加了八路军。张荫梧以国民党河北省政府名义，委派他的老乡、旧友张存实为民军司令。殊不知张存实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就任民军司令后，便把这支部队改造为八路军，少数顽固分子偷偷率部下去投靠张荫梧。张荫梧命他的副司令率3000多人，进攻安国、博野、蠡县等地区，结果全被八路军俘获。1939年6月，张荫梧乘日军“扫荡”之机，亲自带领3000余人，偷袭深县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因八路军主力正在同日军作战，后方空虚。张荫梧连夜将后方机关包围，惨杀八路军官兵400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深县事件”。吕正操率部奋起反击，经过一天激战，除毙伤外，俘获张部旅长以下2000余人，张荫梧只率10余人逃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特务营包围了新四军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打死通讯处主任涂正坤，活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造成平江惨案。延安各界人士举行集会，抗议国民党当局惨杀我官兵，为平江惨案被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八路军的总部在太行山。蒋介石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鹿钟麟和河北省政府机关进驻南宫，在冀南掀起“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1938年10月底，鹿钟麟以南宫县长赵鼎新纪念“双十节”大会迟到和写工作报告不合格式以及对他不尊重为由，撤销赵鼎新县长职务，同时，另外委任了一批专员、县长、区长，致使冀南出现了双专员、双县长、双区长的混乱局面。不久，日寇对冀南进行“扫荡”，南宫失守。鹿钟麟等人仓皇逃往枣强。徐向前率部对日寇反“扫荡”，日军放弃南宫。鹿钟麟抢先返回，宣布撤销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徐向前以巧妙的方法回击，派一营兵力以“保护”鹿主席为名义进驻南宫，保卫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鹿钟麟对此无可奈何。鹿钟麟与山东沈鸿烈串通一气，合作反共，妄图把八路军挤出冀南。鲁西北的聊城县有一支武装，县长范筑先是山东省第6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的部队有30多个支队，号称铁军。鹿钟麟、沈鸿烈要把这支武装改编为与八路军对抗的队伍。其实，徐向前早就做了联合范筑先的工作，鹿、沈终未得逞。国民党军中也有不赞成搞“摩擦”的，于是出现了微妙的事情。1939年11月，彭德怀准备从延安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去，毛泽东同他彻夜长谈，要他对国民党军的磨擦，有理、有节、有威，多一分则太过，少一分则太弱，太极柔韧，柔中藏刚，充分展示优秀的东方智慧。彭德怀告别毛泽东去太行山。这位性格耿直的将军乘坐大卡车行驶，寒风萧索，天和地显出亘古如斯的苍凉。遥远的地方似乎有隐隐的炮声。大卡车轰轰隆隆地向前开，颠簸得很厉害。车至三原，前面忽然爆出一声断喝：“停车！”车煞住了，见路上有两名特务举着手枪拦住去路。问他们是干什么的，那两个特务说：“要检查，要搜车。”彭德怀的警卫说：“这是十八集团军司令部的车。”“管你什么车，就是要检查！”“车上是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司令！”“就是要查，不给查就扣车！”彭德怀大怒：“你们想干哈！是谁的命令要查我的车？是蒋委员长还是程潜主任？”特务还想耍横，彭德怀大吼一声：“给我抓起来！”警卫们立即跳下车，下了两个特务的枪。两个特务这才慌了手脚，面色如土，以为必死无疑。彭德怀说：“我不枪毙你们，我要当面把你们交给程潜主任，问问到底是谁命令你们要查我的车的。”特务求饶说：“我们有眼无珠，求彭副司令放了我们。”彭德怀命令：“开车！”车到西安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出来迎接彭德怀，见抓了两个特务，忙问：“这是怎么回事？”彭道：“这是我准备送行辕主任程潜的礼物。”林伯渠问明缘由，道：“把这两个人交给程潜，事情闹出去，若蒋介石知道了，这样有无不妥。”彭说：“我就是要闹出去。现在蒋介石和我们“摩擦”不断，我这一次是政治侦察，看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敢不敢打内战。”彭德怀在林伯渠的陪同下，让警卫押着两个特务，一起去见程潜。程潜见彭德怀押来两个人，大惊，问这是怎么回事？彭德怀说：“这是我交给你的两个证人，他们要搜查我的车，我想问问这是谁的命令，是委员长的命令还是你程主任的命令？”程潜满脸陪笑道：“彭先生多心了，这一定是误会。”“人都抓来了，还有什么误会！问问他们，是奉了谁的命令？不说，我就把他们枪毙了。”特务碍不过，只好照实说：“是奉了何绍南的命令。”何绍南是绥德地区的专员，一个极为仇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顽固分子，他在陕北一带专事袭扰八路军的勾当。彭德怀道：“程主任，你听见了吧？现在中国有一个汪精卫投降日本当了汉奸，他是站在明处，暗处却还有无数秘密的汪精卫，这些顽固分子就是秘密的汪精卫！”正说着，那何绍南凑巧从外面走进来。他见到彭德怀，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十分狼狈。彭德怀眼快，道：“你何绍南站在那里干什么，过来我有话问你，你为什么命这两个特务拦我的车？你在陕北一共干了多少坏事？”何绍南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不说一句话。程潜忙打圆场说：“彭先生息怒，现在大敌当前，大家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要闹，闹起来不得了，那会闹成鱼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与你程主任的想法一样，可是这何绍南却不是这样想，他专干反共和破坏八路军的勾当。我今天来见你程主任，就是表明态度，我是主张好好团结一致抗日的，可是我也不怕顽固分子反共。”彭德怀看一眼何绍南：“今天我有话放在这里，谁要反共，他放第一枪，我放第二枪，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彭德怀在临走时依然怒气难消，他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这个汪精卫听着，你在陕北做尽坏事，已对人民犯了罪，你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回到八路军办事处，彭德怀对林伯渠说：“我看程潜这位国民党元老是批准我的反摩擦行动了，他说打第三枪不对，意思就是不能干得太过分了。”林伯渠说：“程潜和卫立煌都是中间派，都不想弄得太过分，都怕内战打起来不得了。”彭德怀的大车从西安出发来到洛阳。卫立煌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请他吃饭，彭在酒席桌上畅抒己见。八路军（十八集团军）此时归卫立煌指挥，卫立煌劝彭德怀：“相忍为国。”彭道：“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么办？”“顽固分子毕竟不是多数呀。”卫立煌见彭德怀意志坚决，请他在洛阳多停留几天，要多请他吃饭，并不断重复“相忍为国”的话。彭德怀心中明白，忍是不错的，但如果忍过了头，太行山根据地就会被顽固分子一口口吃掉，朱怀冰、石友三等人正在虎视眈眈，大规模进攻太行山的军事行动随时可能发生。他想起毛泽东的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没有一次大的反摩擦行动，局面将会继续恶化。次日，彭德怀在卫立煌处遇到了第5军军长孙殿英。孙的部队与朱怀冰、石友三为邻，如果打朱怀冰等，孙殿英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孙是土匪出身，一身绿林气息，为人心性狡猾，思想敏捷，然而却不是顽固派。彭德怀想试探他对反“摩擦”的态度，便同他谈论起来。彭德怀说：“大敌当前，八路军意在专心杀日寇，可后面老有人扯后腿，这样怎么抗日？而且现在有人竟打起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的主意了，孙军长有什么看法？”孙殿英笑笑说：“你们八路军是会有办法对付的。”彭德怀见孙殿英话中有话，进一步试探说：“我还要请你孙军长帮忙。”孙殿英明白彭德怀的意思，道：“我按你们八路军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彭德怀以目光传达谢意，孙殿英心领神会，却装作浑然不知的样子。彭德怀离开洛阳时，卫立煌设宴饯行，一再叮咛要忍耐些，一定要相忍为国。他送彭德怀很远的路，临别时说：“你过垣曲河以后，到第10军去，军长陈铁来电话，要请你吃饭。”彭德怀过了垣曲河，果见陈铁派来了迎接的队伍。他被迎进第10军军部，心想，我与陈铁素无交情，也没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他这样热情可能是支持八路军的统一战线。果然不出所料，陈铁热情招待彭德怀之后，便指着地图对彭德怀说：“彭先生，在你回去的路上，从垣曲河到阳城有15公里的隘路，悬岩绝壁，险象四伏。你此行有多少人？”彭德怀道：“警卫班加上报务、译电员，总共十几个人。”陈铁又道：“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走路要小心些。”彭德怀点头，他告别陈铁，率十几人避开隘路，专拣无人走的地方爬山。天黑了，就在山头上露宿。彭德怀没睡，在晴朗的夜空中望着太行山。到了深夜，把报务员叫醒，架起小电台向八路军总部发电，命令部队向指定的地点集中，调动7个旅，准备采取反“摩察”的军事行动。天空微露曙色，他们立即出发，悄然无声地在险峻的山岭前进。彭德怀回到八路军总部，即派秘使去见孙殿英，孙说：“即便在我尾后打，我的第5军也只关心操练的事。”彭德怀得到回话，即向7个旅的部队下达进攻命令。太行山里突然起了激战，一共打了3天，朱怀冰的两个师、侯如墉的一个旅、张荫梧的一个纵队，全被歼灭，一共除掉了顽固派的10个团。进攻太行山的顽军被扫除。彭德怀就此止住，这便是按程潜的话说，不放第三枪。

第四十六章　“低调”阴谋

日寇在1937年11月成立了“蒙疆联合委员会”，统辖察南、晋北、绥远等地区。12月4日，又成立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统辖平津和华北等地区。该伪政权抄袭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模式，设立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董康为司法委员会委员长，朱深任司法部总长，齐燮元任治安部总长，王揖唐任赈济部总长。王克敏，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清末举人。他一生狂嫖滥赌，由于斫丧过度，使他两眼畏光，不得不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清政府被推翻后，他投靠北洋直系军阀，曾三度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成为直系的“夹袋人物”。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直系军阀失败后，王克敏曾被北洋政府明令通缉，他像一条丧家之犬，栖栖皇皇，逃往日本避难。“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沉渣泛起，王克敏回国。是时，张学良筹建北洋财政整理委员会，张自任委员长，任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后王又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兼财务主任。国民党行政院驻北平委员会委员长黄郛是王克敏的好友，黄以回南京述职为由，长期住在上海不回北平，委托王克敏代理委员长之职。日寇侵占平津之后，便策划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但日本人认为王克敏是一个毫无威望的政客，是个帮助北洋军阀政府聚敛民财的“钱鬼子”。并未能看中他。日本人选中曹锟、靳云鹏、吴佩孚那帮北洋派做傀儡，但未能如愿，便转而打王克敏的主意。是时，王克敏避居大连，日寇委派一名少将军官找王谈话，要他出来担任华北伪政权主席。王听后，一口答应，并飞往日本福冈同日军部负责人密商有关事项，由于王克敏卖国条件颇彻底，博得日寇华北派遣军的支持，跃登群奸之首，当上了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把这个宝座视为命根，因而甘心当个卖国奴。蒋介石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大怒，把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召来，气愤地说：“娘希匹，国难当头，王克敏卖国卖民，组建傀儡政权，为虎作伥，应严惩不贷。”戴笠即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电，要他克日赴平，积极部署，刺杀汉奸王克敏。陈恭澍不敢怠慢，即化装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天津盛大钱庄的老板，来到北平。他通过北平的军统特务机关，很快摸清了王克敏的活动规律。但王克敏的警卫森严，一时无法下手，而戴笠的电报一封封地来催，使陈恭澍坐立不安，思考良久，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硬拼。王克敏与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见面的地方是煤渣胡同20号。那里原是“平汉铁路俱乐部”，日寇侵占北平后，成了伪政权高级头目的消闲玩乐的场所。每周二下午2时，喜多诚一的专车准时来到这里，而王克敏的专车要比喜多诚一提前一刻先到。陈恭澍便令王文带6个特务去现场行刺。1938年3月28日下午1时45分，王克敏的专车驶入煤渣胡同，汽车在胡同口刚露头，几支手枪同时响了。但是，只打死了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王克敏只是受了一点轻伤。王克敏虽然没有被刺死，中国人也稍稍出了一口恶气。就在王文等人刺杀王克敏的同一天，日寇又在南京扶植了以梁鸿志为首的所谓“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陈群任内政部长，陈箓任外交部长，陈锦涛任财政部长，王子惠任实业部长，陈则民任教育部长，任援道任绥靖部长。梁鸿志是福建长乐人，早年结识北洋皖系大红人、安福系王揖唐，入段祺瑞的麾下，充当北洋政府陆军部长、京畿卫戍司令秘书长。直皖战争后，安福系失势，梁鸿志被列为八大“祸首”之一，逃往日本兵营避难。1924年，段祺瑞再度出山执政，梁鸿志时来运转，出任执政府秘书长。他得意非凡，自比诸葛亮。但好景不长，段祺瑞通电告退，梁鸿志也唯有随之下台。日寇侵占南京，疯狂屠杀我同胞，而官瘾十足的梁鸿志在日寇的拉拢、引诱下，居然出任伪职，在同胞尸骨未寒的石头城坐上了伪政府第一把交椅，并野心勃发地写下了“齐人初返汶阳田，世难千钧我一肩；雄谈破夜吾犹健，野哭终年众己暗；只手待援天下溺，吏休宾退一沉吟”等诗句，居然以救世主自居。梁鸿志上台后，声称“绝对否认国民政府，反对共产党，对日密切提携”的三大原则。在日本人的眼里，“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的主要人物王克敏、梁鸿志之流虽然是忠顺的奴仆，但他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国共两党都不要的第三流角色，他们的号召力和影响太小，于是，便决定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在国民党内存在抗战派和妥协派，国民党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鱼雁往来，断断续续地进行活动。蒋介石由于害怕国民党政府会被抗日舆论的浪潮冲倒，也怕日方过多地损害他的统治权，因而采取暗谋妥协，明里抗战的两面政策。汪精卫同蒋介石不同，他既嫉妒蒋介石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内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促成中日“和谈”，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以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早在1937年底，汪精卫唯恐“错失良机”，在接到日方“和谈”条件后，即同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外交部长王宠惠商量，主张接受。但汪精卫没有决定权，于是要孔祥熙签字，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蒋介石承认。孔因为没有蒋介石面诺，不敢贸然行事，汪对此很不满，责备孔祥熙说：“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反正国防最高会议大家都会同意，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的。”孔祥熙回道：“汪先生，我没有你的胆子，我背部受不起两颗子弹。”汪精卫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怏怏而去。在汪精卫周围，有“低调俱乐部”的核心分子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罗君强等人。周佛海、陶希圣便向汪精卫、蒋介石献策：在思想文化战线建立一个和中共相对抗的“灰色文化团体”。汪精卫求之不得，自然一口答允，而蒋介石此时虽已承认国共合作，但他并没有放弃反共立场，也表示采纳。1938年初，一个披上灰色的伪装、执行反共媚日任务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在武汉成立。“艺文研究会”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艺文研究会”根据蒋介石的面命，受汪精卫的指导，其宗旨是：“第一，要树立独立自主的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第二，要造成一个舆论，使政府可战可和。”它的活动经费则由蒋介石手谕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项目内，每月拨500万元。“艺文研究会”先后在长沙、广州、成都、重庆、西安、香港等地设立分会。就这样，“低调俱乐部”戴上了“艺文研究会”的华丽桂冠。“艺文研究会”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用优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文化界人士。谁反共卖力，谁拿到的钱就更多，就连脱离革命队伍的叛徒张国焘都是他们收买的对象。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以参加祭黄帝陵为名，私自离开延安，经西安前往武汉，投靠国民党。周佛海和张国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成为狡默善变的资产阶级政客。周佛海于1924年春接受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之约，离开日本至广州，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广东大学教授。不久，他便向中共广东区执委会写信要求脱离共产党组织。他脱党后，便于国民党右派流瀣一气，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摇旗呐喊。周佛海由于戴季陶的关系与蒋介石结识，并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训处长、中央政治训练部主任，是蒋介石身边为蒋弄文舞墨的“文胆”之一，成为蒋介石集团的智囊人物和国民党的“理论权威”之一，被选为国民党“四大”中央执行委员，抗战初期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与汪精卫原本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不仅毫无渊源而且是根本对立的。周佛海投靠戴季陶、蒋介石国民党右派集团，打起了“反共产”的黑旗。而汪精卫其时则是坚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周佛海又是演说，又是写文章，大骂共产党，引起汪精卫的极大不满，他曾向人表示：“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又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周佛海也曾写文章反唇相讥说：“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汪精卫同蒋介石长期争斗，周佛海都是作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助蒋反汪。一直到蒋汪之间消除对立，实现蒋汪合作，形成汪主政、蒋主军，蒋汪共主党的局面时，蒋赋予周佛海一项任务，代表他主动与汪精卫接近，以弥缝长期对立的裂痕。由于有了蒋的指示，周佛海与汪精卫之间，便有了较多的来住，而且无所顾忌，对汪的指示，都是奉命唯谨，遵命执行，因而深得汪的好感。“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将中央政治委员会停止，改设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关，同时另设国防参议会，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汪精卫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改任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主席。但是，汪精卫与周佛海一样，极力阻止对日抗战。当上海抗战激烈进行之际，周佛海与汪精卫都认为必须开始与日本进行外交谈判。周佛海在南京有一座花园式洋房，座落在南京西流湾8号。洋房周围是一片翠竹垂杨，映着青水绿波，真像一座世外桃园。在花坛下还有一个地下室。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多人听说周宅有一个地下室，便纷纷前来躲警报，有的干脆搬到这里来住。来客中间文的有陶希圣、胡适、陈布雷、梅思平、罗君强、高宗武，武的有顾祝同、熊式辉等。这些人麇集在一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唱一个曲调，即“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们一面设法直接间接向蒋介石进言，一面传播他们的主张。胡适觉得这个地方的气氛同外面完全两样，就给它起了一个名称——“低调俱乐部”。当然，这些人中，如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等，虽然对抗战曾缺乏信心，但后来没有发展到叛国投敌，胡适不久出使美国，更与周佛海之流脱离关系。而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罗君强等，则成了“和平运动”的核心人物。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梅思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罗君强是中共叛徒。他们都是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同周佛海相识的。陶、梅2人当时任政治教官，罗任政治部科员，周佛海是他们的上级。高宗武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系，1932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政治。由于他擅长词令，又对日本政情有相当的了解，他关于中日外交的论文，曾被几家报刊登出。汪精卫对他很欣赏。1933年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时，调高到外交部工作，由专员、科长一直提升为亚洲司司长。高主持的亚洲司，其主要职责就是与日本间的外交折冲。“艺文研究会”成立后，汪精卫和周佛海密议，在汉口设立一个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的机关——“日本问题研究会”，由高宗武任主任，以便策进“和平运动”。周佛海早就看出蒋介石有向日本求和的心思，于是便求见蒋介石，同蒋在密室里谈了一个下午。周向蒋建议说：“为要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起见，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不过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收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的呢。”蒋介石觉得周佛海所言很有道理，于是便点头同意，并于次日召见了高宗武。高宗武被蒋介石召见，诚惶诚恐，不知是福是祸，他笔直地站在蒋介石面前，连大气也不敢出。蒋介石望着他足足看了一分钟，尔后双手往下压了压，示意他坐下，高宗武坐下后，蒋介石说道：“亚洲战事频繁，你辛苦了！”“委员长辛苦了！”高宗武慌忙站起来，挺起胸脯道。蒋介石又双手向下压了压。高宗武重新坐下。蒋介石又说：“看你的脸色，有疲累之感，你为国事奔波，中正于心不忍。你可以请个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些日子。烦闷的时候，可以到处走走，为了走动方便，我发给你一个军用特别通行证。一些别的事情，你可以找周佛海谈谈。”随后，陈布雷即命侍从室第2处秘书、军委办公厅秘书处长罗君强，为高宗武准备盖有军委会大印及蒋介石签章的军用出差证明书，填上“特派员”的头衔，以避免出国及入境时的检查。高宗武并不知蒋介石的葫芦里卖什么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找到周佛海，才明白蒋介石让他请长期病假去香港“休养”，主要是设法试探日本东京方面的谈和条件，并伺机尽快东渡日本，为重新和谈作准备。同时他还得知，蒋介石破例每月在军事委员会的开支中，拨给他8000元活动经费，由罗君强持蒋介石手条，向军需署代领代汇。于是，高宗武便立即开始着手赴香港的各项准备。他买好了1938年2月22日由汉口飞往香港的飞机票。21日，高宗武向蒋介石辞行。蒋介石说：“好吧，你去吧。”高宗武又去向外交部长王宠惠辞行。但王宠惠说：“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这里蒋委员长刚才打电话来嘱咐的。”高宗武将这一新情况告诉周佛海。周听完后立即推想，可能是蒋介石已产生了某种顾虑，便道：“蒋介石是脑筋非常好的人，关于此事似在事后立刻就想到，把你送到香港太危险，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你留在汉口安妥。”由于蒋介石阻止，高宗武犹豫不决，但周佛海却再三怂恿高宗武抗命前往香港。他对高说：“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于是，高宗武便秘密地奔波于香港、上海、汉口之间。高宗武走后，周佛海才向蒋介石报告说：“高宗武在汉口得不到情报，所以他上上海去了。”蒋介石听后，道：“是吗？”蒋的心理很矛盾，既赞成此举，但又担心为和平派所乘。而周佛海恰恰利用蒋的矛盾心理，先斩后奏，造成既成事实迫蒋承认。高宗武从香港到了上海，找到了松本重治，向他打听近卫内阁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真假情况。不久，他从受他委派刚从日本回来的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董道宁那里得知，日本虽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但日军内心真正的意向，是想迅速招致对华的和平。高宗武带着这一重要情报回到武汉，并将它送到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很高兴，指示高宗武继续同日本人接触。不久，高宗武又去香港，在香港大鹏湾旅馆里，同日本人松本重治、西义显进一步密谈。两个日本人谈了日本方面的情况，说近卫内阁在日本攻下南京后，因为处于当时风靡一时的“攻击中国的声浪”之中，才不得不提出非常苛刻的条件，直到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然而，陆军中的多田骏参谋次长、影佐祯昭大佐、今井武夫中佐等人一直对那个声明进行猛烈的反对，甚至行使了“帷幄上奏权”。何应钦、张群在日本读书时，同影佐祯昭是同学，影佐祯昭直接写信给何应钦和张群，说明他有着“布下背水之阵的决心”。高宗武向日本人透露了汪精卫、周佛海为首的“低调俱乐部”的活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和平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日本人听了，似乎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兴奋异常。随后，西义显即去东京，大约10天以后，又到达香港，等待高宗武的答复。高宗武带着影佐祯昭的信，一回到汉口，便把信交给汪精卫和周佛海。汪精卫看了信后，认为这信虽然是给私人的，却明显地代表着日本政府的意图。于是，汪精卫委托陈布雷，把影佐祯昭给何应钦和张群的私信，交给了蒋介石。信到了蒋介石的手里后。蒋介石把高宗武召来，说：“你再上香港去一趟，而且对日本传达我们的意旨：我们并不反对和平。不过，先反共然后和平，这是不可能的。只要停战，我们自然会反共的。把此要点传给日本知道！”高宗武从汉口再去香港，同西义显见面，道：“蒋委员长读了影佐大佐的信非常感动，拟向日本当局以口头传递委员长之意向。蒋介石亲口说：我方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深表铭感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安心。中国与日本作战之根本意旨，是不战则亲日不可能，而胜败则非所问。若我的真意能承你们了解，我有考虑下列条件之意：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是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东北四省、内蒙可留他日协议，河北、察哈尔须绝对交还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西义显由香港回到东京。他在参谋次长室向多田骏次长、影佐祯昭大佐、本间雅晴第二部长、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报告了高宗武转达的蒋介石所提条件。多田骏和影佐等却一言不发。是时，形势发生变化，日军正调兵遣将，准备进攻徐州，气焰嚣张，日军参谋本部对华的态度极其强硬起来。尽管西义显拼尽全力讲演，在座的人都沉默不语。西义显只好空手而返，将东京的“实情”告诉高宗武。同时，西义显还带来一个消息，日本内阁即将改组。新内阁会重新策划其对内对外政策。西义显要求高宗武亲自赴东京游说。高宗武返回武汉，同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商讨对策。是时，日本内阁果然改组，宇垣一诚出任外务大臣。宇垣宣称：只要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地位，日本愿意考虑取消“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再次向国民党政府施放钓饵。对此，蒋介石集团表示欢迎，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电贺宇垣出任日本外相，实现中日“友好亲善”的夙愿，并表示日本如果有意重开“和平谈判之门，可由汪精卫或他本人出面接洽”。此时，汪精卫集团更显得倍受振奋。周佛海几乎天天和高宗武一起分析形势，商讨对日外交，决定办法，并频频劝高到东京去一趟。高宗武跃跃欲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