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无耻求“和平”

蒋介石与汪精卫仍在明争暗斗。蒋介石对高宗武的行动一清二楚，高宗武同汪精卫关系密切，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蒋介石觉得和谈有望，又怕汪精卫行之太过。在他看来，无论是“和”是“战”，都得由他负责，而不许他人染指。如果因高宗武的活动而使汪精卫与日本相勾结，这对他的地位，不能不是一个威胁。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蒋介石的这种顾虑是“有道理”的。陈布雷将此情况暗中告诉高宗武。高正在兴头上，听了这个消息，十分沮丧，急忙向周佛海求计。汪精卫和周佛海认为中日“和平”有望，不能就此撒手，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指令高宗武去日本，而高宗武已知道蒋介石的打算，不敢造次。汪精卫和周佛海对高宗武软硬兼施，高宗武吓得匆匆忙忙赶到香港。虽然高宗武此行未经蒋介石同意，但陈布雷认为高的任务尚未完成，因此仍批准照发其活动经费。高宗武同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在香港九龙广东酒家订立双方保证今后共同行动的“觉书”。高宗武还讲了自己的设想：日本发表撤兵声明，汪精卫即以下野响应，向全国发出“和平通电”，然后由各种“杂牌军”，如云南的龙云，广东、四川将领，以及山西的阎锡山等从各方面响应，使汪的“和平运动”变成全国性运动。松本重治望着戴着黑色眼镜、矮个子、高颧骨的高宗武，希望高宗武一定去东京，以实现他的上述计划。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唆使下，决心以汪精卫为同伙。他认为蒋介石冷酷，而汪精卫温暖。他决定背着蒋介石学》篇载：“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亲自前往东京。6月22日晚，高宗武在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精心安排下，偕国民党外交部情报司苏科科长兼日文翻译周隆庠乘“日本皇后”号客轮，日人伊藤在那里等候他们一起前往东京。7月5日，“皇后”号抵达横滨。在影佐祯昭的安排下，高宗武等被接到东京，住在麻布区住友公馆建筑古雅的贵族别墅里。是时，日军陆军省也已改组，由板垣征四郎任陆相，东条英机任次官，影佐担任了参谋部谋略课长兼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军务局是陆军省内最有权势的一个局，局长中村明人，对影佐十分器重，因而，影佐等于兼任军务局长，深受板垣信任。陆军省的这一布局，使高宗武的赴日，达到了汪精卫集团所意想不到的后果。高宗武经影佐的引导，先后会见了参谋次长多田骏、陆相板垣征四郎、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首相近卫、外相田八郎等人。高宗武发现，日本对蒋介石既想要跟日本谋和，又要依靠欧美帝国主义的两面政策强烈不满，因此表示不能同意与蒋进行谈判表人物有梅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其特点是：不承，而寄希望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高宗武便要求日本内阁总理近卫写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保证日本愿以汪精卫为“和平”运动中心。但近卫认为，一国内阁总理如这样做，未免过分，至少为时尚早。他只允许由陆相板垣写这封信说明此意，由高宗武带回转交。日本内阁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确定了“使中国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所谓“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五相会议又制订了《从内部指导中国政府的大纲》，规定将诱降的对象由蒋介石转到汪精卫等“中国第一流人物”。高宗武由伊藤陪同，从日本长崎乘船回到上海。因咯血，住进杨树浦医院治疗。待身体稍好，即于8月下旬回到香港。高知道自己未经蒋介石同意私自赴日，恐被蒋逮捕语。认为整个自然界就是宇宙间唯一的实体，实体自身即是，不敢回武汉，便写了一份赴日本的情况报告，派周隆庠将报告送回武汉给周佛海。周佛海看到报告，立即拿着报告去同汪精卫商量，周道：“本来要拿此报告书给蒋介石看的，但因为有写着日本是希望汪先生出马的字句，倘使您对此字句认为不大好，不妨把此汪先生的字削除为妙。”汪精卫看到日本要他出马“主持和平”，虽然感到吃惊，但心里是高兴的。不过汪精卫此时还未下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接洽的决心，他仍想促蒋同意与日谋和，并想借日本人让他出来“主持和平”的愿望来压一下蒋介石，便对周佛海说：“这是没关系的，将报告原样交给蒋。我单独对日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决不瞒过蒋先生。”蒋介石看了，认为日方无疑是要他下台，十分恼火。将高宗武的报告交给张群看。由于他不知道汪精卫已经看过，所以特地嘱咐张群：“你看过之后，交给汪先生看吧。”过了3天，蒋介石把陈布雷叫去，怒气满面，大发雷霆，骂道：“高宗武是个混蛋！真是太大胆了，谁允许他上日本去的？自今以后，我与高宗武断绝关系，完全与他无关系了，其活动经费立即停发。”周佛海和汪精卫已经摸清了日本政府的底，决心继续干下去。为了支持高宗武继续留在香港，他便从宣传部的经费里，每月拨出3000元供高宗武使用。并要高暂时再观形势，无论如何必须暂时稍等一等才好。高宗武由于身体不好，便托梅思平代替他同日本人继续谈判。是时，梅思平奉“艺文研究会”之命，在香港主编《国际丛书》，以搜集日本情报为名，鼓吹反共论调和民族失败主义。但他对这项差事并不感兴趣，颇感寂寞，静极而思动，因此十分乐意地接受了周佛海、高宗武交给他的与日方直接谈判的任务。梅思平从此也就成了汪精卫集团“和平运动”的一员干将。梅思平后来公开投敌，他的一个正在温州女中读书的女儿得知这个消息，十分气愤，当即发表了一篇大义灭亲的文章，说：“梅思平不是我的父亲，我要捉拿他，杀掉他，为国除奸，为民除害。”这篇文章，一时全国报纸杂志相争刊载，传布极为普遍。梅思平于1938年8月29日同松本重治在香港岛酒家举行第一次谈判，由日语好得惊人的周隆庠作翻译。谈判一开始，松本为了要判断一下梅思平究竟是个什么样人物，故意谈笑风生，显得十分轻松，使梅毫无拘束之感，便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经历。松本在谈判时说：“和平运动成功与否，在于撤兵；日方认为，蒋介石下野，日本才能撤兵。”梅思平道：“撤兵是和平运动的关键，但如果日本方面采取要求蒋介石下野的形式，那是笨拙的做法。蒋介石掌握了国民党政府的主要权力，成了中国战场上的最高统帅。如果日方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撤兵的条件，这样既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适得其反，使汪精卫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即使蒋介石下野，汪精卫也没有足够力量来收拾时局。”松本表示下次再从容谈论。为了不被人跟踪，梅思平提议以后每次谈判，都要改变地点。梅思平在继续谈判中，对撤兵和蒋介石下野问题，说道：“日本要求蒋下野作为日军的撤兵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但作为中国方面的情况，如果日方要求抗日战争的领导者蒋介石下野，那么，一切谈判就无望了。即使说日方声明撤兵，并已部分撤兵，然后蒋下野，中共对这个办法也一定是绝对反对的。内战将会重新开始，没有止境。国共在内战中胜败如何，这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在保护民生。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等都有同样见解。根本问题是人道问题。松本，你精通中国的事，对此不会不知道吧。”汪精卫汉奸集团，标榜他们“倡导和平”的目的，是为了“考虑中国的民生”；用中国共产党的反对作为借口，乞求日本在不以蒋介石下野作为条件实行撤兵，这是他们打出的两块招牌。松本立刻表示：“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不会固执下去。这一点我到日本去也将要进行说服。”梅思平又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周佛海等我们的同志集合在汪先生的旗帜之下。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从8月29日至9月5日间，梅思平同松本进行了5次谈判，拟定了实现中日“和平”的详细方案。10月21日，梅思平由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等汇报与日方接洽情况。梅思平同周佛海、陶希圣3人商谈后，往见汪精卫。尔后，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壁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反共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11月2日，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离开重庆，经河内返回香港。同高宗武会面后，为避人耳目，梅思平、高宗武、周隆庠分别乘坐法轮“道尔曼号”和意大利轮“戈善特亚号”去上海，同日方继续谈判。会谈地址选在上海虹口公园不远的一片茂密的树丛中的一幢孤零零西式的灰色二层楼房内。房子已经陈旧，门上钉了一块牌子：“东体育会路7号”。今井武夫事前派人将房间进行了整修，并作了精心布置，并改名为“重光堂”。高宗武、梅思平、周隆库先后被接到重光堂，与今井武夫，伊藤举行预备会议，几天来，重光堂内鬼影幢幢，日汪双方的一笔肮脏政治交易在这里成交。在谈判中，高、梅承认日方所提出的缔结日华防共协定；承认内蒙作为防共特殊地区允许日军驻扎；承认伪满洲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承认日本有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的优先权；并同意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之损失。高、梅两人也提出几点“希望”：要求日军驻兵内蒙有一定的期限，并在期满后即撤退；要求明确内蒙以外之日军在解决“和平”条件后立即开始撤退，并在规定期限内撤退完毕；要求日本同意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这些所谓“要求”、“希望”，仅仅是一纸空文，是汪精卫集团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卖国条件时制造的一块遮羞布。然而，日方代表还嫌价码太高，不肯同意，双方争论了6个小时，才达成初步协议，将上述汪方的意见作为暂行解决的条件记录在案。高宗武、梅思平还提出重建“中国政府”；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梁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不得同新中央政府处于同等资格的地位，否则，新中央政府就难以建立。他们声称：作为“中国新政府”，不考虑与被人民认为是傀儡的南北两政权合作或合并，热切希望日方考虑取消这两个组织。对于这两个政权中“善良者”，不妨包容为“新政府”中的地方官吏。今井武夫予以驳斥，声称：“临时”、“维新”两政府均系日本指导下的政府，在有关日本帝国范围内，均为友好之地方政权，从而期望其存在及发展，此乃我帝国之信义。因此，不能考虑约定将其取消。双方争论不下，今井武夫认为既然不可能“一争到底”，可待以后由汪精卫与王克敏、梁鸿志进行协商，在汪精卫政府成立后，“临时”、“维新”政府发表声明，明白表示它们为“救国”而一时出马，现汪政权既已成立，则可自行解散。于是，这一问题暂告一个段落。高宗武、梅思平代表汪精卫提出所谓“中国方面的行动计划”及其有关政策。日方代表今井武夫表示同意。会谈后，今井武夫急匆匆地离开上海回国，向陆军省和参谋本部首脑会议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以重光堂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尔后今井武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西义显、伊藤芳男等一起到达上海，同高宗武、梅思平等在重光堂进行正式会谈。高宗武、梅思平同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以个人名义，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双方还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草拟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制定了汪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1）中日缔结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扎，内蒙地区作为防共特殊区。（2）中国承认“满洲国”。（3）日本侨民有在中国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允许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并考虑归还在华租界。（4）中日经济合作，特别是利用、开发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5）赔偿日侨损失。（6）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和平恢复后，开始撤退，两年内撤完。重光堂秘约是汪精卫集团的一份卖身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只是设下一个圈套，把在重庆的汪精卫等人勾引出来。重光堂密约并没有把日寇的欲望全部端出来，免得超过汪精卫集团所肯承受的程度，致使其分裂中国抗日阵营的阴谋落空。10天以后，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调整日华关系的方针》，对中国提出更广泛、更苛刻的要求。重光堂会谈一结束，日汪双方的活动更加紧张起来。影佐祯昭、今井武夫飞回东京，向陆相板垣、参谋次长多田骏、土肥原贤二中将等提交了重光堂会谈的报告。尔后板垣带着影佐、今井去首相官邸，向五相会议提出报告，并商定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今井返回上海，等候汪精卫集团的答复。梅思平、高宗武在重光棠会谈之后，即返回香港。梅思平将“密约”缝在西装马甲里，从香港飞往重庆，向汪精卫汇报。“密约”藏在上清寺汪公馆里，但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心怀鬼胎，怕不保险，即把它放在一只小皮箱内，亲自上锁，由她内侄陈春圃陪同，送往重庆郊外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她胞妹陈淑君处。陈璧君还不放心，于次日将小皮箱取回索性拿出“密约”烧掉，省得提心吊胆。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梅思平等人，一连开了七八次会，讨论是否接受“密约”问题，急于当“第一夫人”的陈璧君极力主张接受。陈璧君是个虚荣心极强的女性，她自1926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以后，政治欲望逐渐膨胀。她随汪精卫沉浮于政海，为汪出谋划策。她生性尖刻、高傲自大、目空一切。她不仅依靠汪爬上中国政坛顶峰，且左右汪精卫。有人背后议论说，汪精卫没有陈璧君，办不成大事；没有陈璧君，亦不致于败事。“惧内”成为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公开的秘密。汪精卫在历史上曾多次与蒋介石进行过尖锐的斗争。汪虽然仍担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但仍然在蒋介石之下，且未能掌握实权，因此很不满。周佛海也是一个权力迷，他在敌机轰炸武汉时，未经蒋介石许可擅自离职躲到重庆，蒋知道后震怒。周佛海并不以代理宣传部长为满足，极想得到财政部长位置，而财政部长始终都由蒋的妻舅宋子文或蒋的联襟孔祥熙充任，不准他人染指。周在日记中抱怨说：“蒋从未以‘国士’对待他。”汪精卫集团和蒋氏之间在战和问题上又发生分歧。一次，汪精卫对蒋说：“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介石则说：“抗战易，和平难。”汪反驳道：“谋国者不应从难易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打算。”虽然汪精卫投敌心切，但总是惶恐不安，他惧怕全国人民反对他，也顾虑同日本人的交道不好打。周佛海、陶希圣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时，和日本打过交道，还算是顺手的。”汪回道：“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事馆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那时，我兼外长首当其冲。类似的事，不遑枚举。直今我还心有余悸。”汪精卫犹豫不决，每天晚饭后总是在寓所的院子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陷入穷思的苦海中。他在一次会上忽然对过去决定“一概推翻，方须商量”。周佛海、梅思平则以冷淡处之，听其自然，不出任何意见。原来，周佛海对汪精卫深切了解，认为汪为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10余年屡遭失败。但汪仍想实现其领袖欲，虽有反复，必仍按原计划也，便采用以退为进策略。果不出周佛海所料，次日，周佛海、梅思平再赴汪宅，汪开始提出难题甚多。周佛海即提议：“前议作罢，一切谈判告一结束。”汪闻此言，担心果真作罢，便改变态度，道：“签字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决定照此答复。”汪精卫在家设筵为梅饯行。宴后汪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厉声对汪说：“梅先生明天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卫连连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梅思平到达香港，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对日本作了答复。日方也通知汪精卫集团：日本政府对重光堂密约没有异议。根据计划，汪精卫将于12月10日左右到达香港，高宗武通知西义显说：“我已准备接汪先生来香港。但必须设想突发情况，需要日总领事馆保护，而现任总领事我们不熟悉，若能以我们熟悉的田尻爱义君代之最好。”日本政府立即回答，表示可以满足，急电影佐转告外务省，将外务省调查部长田尻爱义调任香港总领事，田尻爱义于12月10日抵达香港。汪精卫选择逃离重庆的路线，一是由重庆直飞香港，二是经昆明赴河内。由于汪身份显赫，不可能无故公开乘机去香港，这样做有很大的冒险性。因而选择了经昆明赴河内这条路线。因昆明是龙云的地盘，他便事先征求龙云的同意。龙云自1928年起任云南省主席，成为拥有地盘的地方实力派。龙云历来不满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政策，对国民党中央保持半独立状态。抗战爆发后，龙云拥护抗战，云南军队被编为第六军，由卢汉任军长，开赴前线参加抗战。但龙云对蒋介石利用抗战蓄意牺牲非嫡系部队不满。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退往西南后，蒋介石积极向云南渗透，龙云深恐他的地盘被吃掉，同蒋介石的矛盾进一步加深。汪精卫乘机拉拢龙云。陈璧君3次去广州、两次去湖南、广西活动，窥探虚实，同广东军政要人余汉谋、吴铁城等人晤面，进行拉拢，回渝途中在昆明停留，与龙云“促膝长谈”。龙云道：“云南因不合理之负担而消耗殆尽，而武器弹药，及装备分配与中央军部队相比较，则天渊之别。”陈璧君鼓动龙云反蒋，答应帮助龙云解决军队急需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她提出在南洋筹集华侨资金，帮助龙云开发锡矿，以资拉拢。龙云虽与汪精卫素无交往，只见过汪一面，但一向对汪十分推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想结纳汪，利用汪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与影响，作为他的政治依托。经陈璧君串通，龙对汪更有好感。陈璧君见火候已到，便哭丧着脸说：汪精卫在重庆徒拥虚名，很想换换环境。龙云为之动容，道：“汪先生如果来昆明，我很欢迎，如果愿意由此出国，我亦负责护送，一切决无问题。”

第二章　卖国“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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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回重庆后，对龙云赞不绝口。汪精卫便决定经昆明出走，为避人耳目，决定分散出逃：周佛海以视察宣传的名义，堂而皇之地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汪精卫托词去昆明讲演离开重庆，陈公博自成都飞往昆明。陈璧君的远房侄辈陈春圃打前站先走。陈春圃时任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委兼侨民教育处长，在政治上同汪精卫如同一辙，加上他办事认真细致，深为汪夫妇器重。汪精卫以送子女到香港读书为名，要陈春圃把他在重庆南渝中学读书的幼子汪文悌和幼女汪文恂护送到昆明。并要陈预定由昆明赴河内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汪的行动十分诡秘，将侍卫队长刘文焕支走，将雇佣的女佣遣散。他们清理东西，有的书籍文件装进印有“双照楼”3字的箱子里。除汪等少数几个人之外，连在重庆的陈璧君的胞妹、汪精卫的侄子都不知道，许多汪派骨干也没有通知。陈璧君问汪：“我们走后，他们留在蒋介石的罗网中，能不牺牲吗？”汪精卫道：“蒋介石是个奸雄，我们走后，他还要重用他们，柔和他们，以孤立我。他们是被严防用语。指物体投射出来的形象。它与感官相接触而产生感觉。，不会被害，我们现又无力保护他们，通知他们，才是牺牲他们。”汪精卫希望陈公博随他出走。陈公博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长，1938年春又担任国民党四川省部主任委员，长住成都。11月底，汪精卫给他发去电报，要他立刻到重庆来，陈急忙返渝见汪精卫。汪告诉他：“中日和平已成熟，我就要离开重庆，希望你随我出走。”陈公博听后，感到十分突然。原来，汪日间的秘密勾结，陈事先一无所闻，且陈在“和”与“战”问题上同汪有一定分歧。陈根据他过去几年对日交涉的经验，认为日本绝无诚意，卒然言和，是绝对一件危险的事，要他一道出走，持反对意见。这便触怒了陈璧君，她挖苦陈公博说：“我们一定走的，你不走时，你一个人留在此地当蒋介石的官好了。”陈璧君深知，陈公博同汪精卫的关系实在太深了，他们走后，陈就不可能继续留在抗战阵营里，她说这话不过是使激将法而已。果然不出所料，陈公博一回成都，反复考虑走还是不走，思想斗争极为激烈，夜不能合眼。他权衡利弊，最后还是决定出走为上。于是，汪精卫集团便开始行动。周佛海照计而行，12月5日飞往昆明。陈春圃带着汪精卫的两个孩子，搭机前往昆明。日本政府向新闻记者透露：首相近卫文麿将于12月11日晚在大板大礼堂发表演讲，宣布对华“新政策”。不料，事情发生了波折，就在汪精卫预计逃离重庆的前一天，蒋介石突然从桂林返回重庆。汪精卫一时无法脱身，不仅打乱了他叛逃的计划，而且他担心以前的行动是否已经暴露，汪的眼前老晃动韩复榘的影子。前不久，韩复榘不战而退，被蒋处决。汪深知蒋的手腕，若知道了自己出逃的底细，下场将不堪设想，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为了掩人耳目，汪精卫便频频在公开场合活动，接见记者，出席讲演会，分别接见孔祥熙、戴笠、陈布雷等蒋氏亲信，听取他们的“汇报”。但他掩盖不住其内心的虚弱，时而流露出不自然之神态。已到达昆明的周佛海从陈春圃那里得知：“蒋先生今日到重庆，汪先生嘱一切慎重。”他惊慌起来，如坐针毡，举棋不定，坐立不安。他在日记中写道：“天下事多周折，往往如此，成败真由天定，非人力所能预谋。午睡不能成寐，苦心焦思，为平生所未有，其立即脱离现状欤？其返渝暂观形势欤？苦思深想，仍决定不返。原因甚多，最要者有二：一为迟早均须脱离，早则多挨几天骂，迟不过少挨几天骂，但届时恐无法脱身；二则思平两度赴渝。蛛丝马迹，在在可寻，一旦发现，国未得救，而身先丧矣！”周佛海通知龙云，汪先生暂缓行期。此一变化，也关系到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声明的问题。周佛海电告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要他们通知日本方面，请近卫暂缓发表声明。近卫于12月11日在大坂发表演说的消息已公布，得知汪未能如期脱离重庆，只得发表一个假消息，伪称近卫因患肠病，中止大坂之行。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感到十分焦急，不得不取消了为汪精卫代定的滇越铁路挂车包厢，等待着重庆的消息。蒋介石与陈布雷本在桂林行营，此次返回重庆，并非获悉汪精卫等人与日本有秘密勾结和叛逃的缘故。在重庆的汪精卫，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左盼右盼，才找到了一个脱逃的机会。18日，蒋介石发表训话，汪可以不参加。趁此机会，汪精卫令其内侄陈国琦赴交通部托次长彭学沛购买几张飞机票。彭原汪系人物，自然奉命照办。这天上午9时，陈璧君和汪的亲信曾仲鸣、女婿何文杰等4人，预先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她和汪约定，汪在启飞前数分钟内赶到。陈璧君到机场时，刚巧蒋介石的亲信、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要搭机飞滇。陈璧君做贼心虚，连忙示意曾仲鸣上前与他周旋，仅含糊其词地说是“汪夫人”有事赴滇。离开起飞的时间将到，汪精卫仍然未来，陈璧君心里十分着急，嘱咐曾仲鸣，如汪精卫迟到，就向机场说明有汪搭乘，令飞机延缓起飞。就在这时，一辆小汽车正沿着珊瑚坝疾驰而来，汪精卫由一名侍卫陪同赶到。周至柔等看到汪精卫，都上前谒见。陈璧君这时才告诉周，说汪精卫去昆明讲演。飞机起飞后不久，周至柔想乘这个机会，在汪副总裁面前显露一下自己的飞行技巧。他进驾驶室，亲自操作。这下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吓得虚汗直冒。他们以为周至柔是接到了重庆发来的电报令他驾机返航。陈璧君偷偷地问曾仲鸣怎么办？曾仲鸣暗中告诉汪的侍卫，要他作好一切准备。正当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忐忑不安之际，周至柔过足了驾驶瘾，从驾驶室里走出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汪精卫这才松了一口气。飞机在昆明机场降落后，汪精卫走出机舱，龙云率领省政府各部门官员列队相迎，顿时军乐大作。汪精卫见此，生气地责问陈春圃，为什么没有照他的电报办事。原来，汪精卫事先电告陈，要他以“保密及防备日机中途拦击”为名，只许龙云1人来接，此外千万不要告诉第2人。陈照此通知了龙云。龙虽口头答应，但一转身却告知了各厅、署、局长，不多时，各条街道的商店也零零落落地挂起了“国旗”，奉命表示欢迎。陈春圃看到后十分着急，去见龙云，请他下令收旗，并不要张扬，但已来不及了。汪精卫历来爱出风头，这次一反常态，到了晚上，他才向陈春圃道出秘密：“我虽然是托词演讲而来，实际上是借路溜走，因此接见的人越多越难对付。待到他们将来晓得我的主张后，一定骂得更凶。”汪精卫要曾仲鸣出面，说汪精卫在飞机上因颠簸太甚，脉搏有间歇，当地官员一律改日延见。由于蒋尚在重庆，汪感到此行极其危险，能否离开，惟在龙云态度如何，忙问周佛海与龙云接触的情况。周佛海认为龙不致为难。汪于当晚与龙云交谈，将自己组织政府的计划向龙云作了详细介绍，果然得到龙云的赞同，并保证响应汪的声明，负责汪安全出境。汪精卫见目的已达，长舒了一口气。陈璧君却想得周到：万一明天天气不好不能起飞，而被迫改乘火车的话，到时没有人照应接车是会狼狈的，因此指派陈春圃明晨一早乘车先走，以备万一。汪精卫知道后，笑逐颜开地表示赞同，并关照说：“不管坐的是什么，总之明天非走不可，呆下去要出事的。”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曾仲鸣、陈君慧、陈国琦、汪文惺、何文杰及副官、随从等一干人等，乘上龙云代包的专机，从昆明飞抵河内。汪精卫为掩盖自己投敌真相，在离开昆明前打电报给蒋介石，说因飞行过高，身体不舒服，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定多留几日，再行返渝。次日，陈公博也由成都经昆明飞往河内。汪精卫集团对云南龙云、广东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等地的地方实力派，寄以很大希望，千方百计拉拢。他们的计划是引诱他们一道下水。汪精卫公开打出“和平”的旗号时，由龙云发表拥汪通电，然后张发奎起而响应，接着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行动起来。这样既可釜底抽薪，削弱抗日阵营力量，挖蒋介石墙脚，又可增强自己的势力，拼凑一支武装力量，陈璧君、汪精卫都同龙云深谈过，龙表示拥护。然而，汪精卫等人一走，龙云立即致电蒋介石，报告了汪等一行于“午后2时已离滇飞航河内”。待陈公博离开昆明后，龙云再次致电蒋：“汪到滇之日，身感不适，未及深探，其态度亦不似昔日之安祥，不无诧异。匆匆离滇时，始道出真语，谓与日有约，须到港商洽中日和平事件，若能成功，国家之福，万一不成，则暂不返渝，亦不作离开钧座之工作。职观其言行，早有此种心理，惟关系甚大，未知在渝时与钧座切实讨论及此否？现陈公博继续赴港。”龙云既想依靠汪精卫，通过中日间“和平”，以保存其地盘和实力；又考虑到投汪成败难卜，弄不好就会受千夫唾骂，而且还会遭到蒋介石大军压境，丢失一切。龙云的动向，引起蒋介石集团的特别关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因前线屡遭失败，蒙受重大损失，若云南、四川等地脱离抗日阵营，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云南是后方的一个大省，又是重庆通往国外的主要门户，滇缅公路是当时国外物资供应的交通线，昆明机场成为飞航重庆、香港和印度间最忙碌的中国机场。云南的向背，关系到整个抗战全局，也直接影响到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蒋认为，非得要做好龙云的争取工作不可。李根源根据蒋的请求，首先跑到云南。李是国民党元老，是云南军政界老前辈，在云南颇有威信。李又是龙云的老师，龙云对他十分敬重。李劝龙云道：“若你发出通电，中央的飞机就轰炸你，你首先被解决无疑。”龙云问：“依老前辈的意思，应如何办呢？”李根源道：“你这个通电不发就行了。你没有行动，中央也不会追究，你就无事了。”唐生智也奉蒋介石之命来到昆明。唐曾是汪精卫军事上的主要支持者。他把自己在1927年和1929年跟汪精卫吃亏上当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告诉了龙云，要龙云警惕，他说：“汪为人善辩多变，生性凉薄，对人毫无诚意，尤喜玩弄军人。”并告诫龙云：“民族大义，千古是非，在抗战其间，忠奸不两立。”唐生智、李根源等人的劝告，使龙云面对现实，最终未按汪精卫集团的愿望而行，而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广西、四川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继续留在抗日阵营中，使汪精卫一伙的如意算盘未能得逞。日本首相近卫得知汗精卫一伙逃到越南河内，遂于12月22日晚，在他的办公室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一个长约十分钟的声明，他宣称：“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便是所谓的近卫“三原则”声明。“善邻友好”，就是要中国停止抗日的行动，承认“满洲国”，并与之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共同防共”就是签订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在防共协定有效期间，“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并以“内蒙地方为防共特殊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要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的自由，而且特别在华北和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汪精卫集团收到近卫声明全文后，由汪精卫起草声明响应。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携汪之声明由河内飞往香港，要在香港公开发表汪之声明。根据临行前汪精卫的嘱咐，他们3人一下飞机，由陈公博出面，将电文交给当时在香港闲居的顾孟余，希望能得到顾的支持。不料，当顾看完以后，表示坚决反对，道：“这电文万万不能发，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自己的蠢事。我马上去电力争，未得汪复电之前，千万不要发表。如怕失误，一切由我负责。”顾孟余本为汪精卫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曾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38年3月又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但始终并未莅任视事，而是飘然远行，蛰居香港。因此其职务只得由周佛海代理。他对汪精卫出逃前暗中通敌的详细情况，一无所闻。他同汪精卫有很深的历史关系，他和陈公博长期以来为汪的左右手。这次顾孟余能明民族大义，极力反对汪发投敌声明，并随后即离开香港回重庆，比之陈公博虽不同意汪与日谋和，却仍随汪离开抗日阵营，后来终于落水当了大汉奸，实相迥异。陈公博听了顾孟余的话，就去找周佛海商量。周佛海自河内到香港后，就住在九龙塘约道5号一幢清水砖瓦砌成的独立式小洋房里。为了安全起见他雇了两个彪形大汉，一个手拿汽枪，一个身备匕首，日夜守卫在门口。陈公博到了周家，将顾孟余的话转告给周佛海，周害怕自己的主张告吹，不禁火冒三丈，暴跳如雷：“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如果因为顾孟余一人反对就不依期发表，那就散伙好了。顾孟余不过是一个部长，我难道就没有当过部长吗？怎么可以由他一个人反对就推翻一切，连电报也压住不发呢？”陈公博夹在周佛海和顾孟余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但他毕竟是个老政客，将电报交给林柏生，让林去处理。林柏生在1924年就担任过汪精卫的秘书，成了汪的亲信。抗战爆发后，林柏生奉命带了《中华日报》主要成员来香港，出版《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特派员，创办“艺文研究会”国际编译社。当陈公博将顾孟余的意见告诉林柏生时，林就干脆地说：“我不管顾孟余说什么，由你交给我的汪先生信等于是他的命令，他命令我29日发表，我只知道遵办。如果要改期，除非有他的命令。”汪精卫的声明称为《艳电》，是因29日的韵目代日为“艳”而来。汪精卫的《艳电》是致蒋介石的，内称：“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之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防共目的在于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的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洋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此提议，伏盼采纳。”蒋介石看后不禁大怒，将戴笠召来。戴笠来到重庆南岸黄山蒋氏官邸，见蒋的脸色阴沉，小心问道：“校长，叫学生有何吩咐？”蒋介石指着戴笠的鼻子骂道：“娘希匹！我不是你的校长，你也不是我的学生，你是个笨蛋！你手下有10万人，居然让汪兆铭跑到河内去了，你是干什么吃的，这样无用！”“学生有罪。请校长息怒，学生马上去布置人，处理这件事情！”戴笠说完转身欲走。“慢！河内的事情，先不要动，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动手！目前，只是密切地关注其动向。如果兆铭走得实在太远了，中正也只得忍疼割爱了。”戴笠道：“学生明白了！”汪精卫发表《艳电》之后，又通过高宗武向日方提出4点要求：（1）日华两国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与英美列强避免摩擦是重要的，因此当前对这些列强不要引起纷繁的事端。（2）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6个月期间，希望日本方面每月援助港币约300万元，但希望尽可能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开支。（3）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4）彻底轰炸重庆。汪精卫的要求，是以日军的军事行动加快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力量，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以便支持他上台“收拾时局”，实现其当儿皇帝的野心。汪精卫的《艳电》一出笼，立刻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谴责。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国人民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在香港的何香凝发表文章，说汪精卫连做人的良心都已丧尽；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严正斥责汪精卫的卖国行为，国民党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九战区高级将领发表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汪明令通缉究办。就连为汪寄于厚望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张发奎、余汉谋等也通电斥汪，要求对汪“明正典刑，以肃纪纲”。龙云也公开通电，表示“拥护既定国策，抗战到底”。蒋介石对汪精卫则采取软的一手，硬的一手。他先是下令各报严密封锁汪精卫出逃的消息。但汪毕竟是全国注目的政界人物，是隐瞒不住的。12月26日，蒋介石才在中央党部发表演讲说：“汪主席已去河内，实有此事，但是，他是因为身体欠适，前往治疗，这纯属他个人行动，于国民政府，于政治均无关系。汪先生与中央同人，尤其与中正个人久共患难之深切关系，无话不可明言，何事不可切商，果有不同的意见，亦必在中央公开或私人相互讨论，因此，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

第三章　“硬性行动”

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后，蒋介石才主持召开临时中常会，他主张对汪晓以大义，处以宽大，为留悛悔余地。但会上群情激昂，均极愤慨，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消其一切职务，选举吴敬恒起草决议案，称：“汪兆铭擅离职守，匿迹异地，散发违背国策之主张。艳日来电，竟主张以敌相近卫根本灭亡我国之狂悍的声明为根据，而向敌求和，一面腾之报章，广为散发，以建议中央为名，逞摇惑人心之技。而其电文内尤处处为敌人要求曲意文饰，不惜颠倒是非，为敌张目；更复变本加厉，助售其欺，就行为而言，实为通敌求降。”此决议中有通缉令一并发表字样，但蒋介石拒绝发表通缉令，他一再表示对汪“惋惜”，希望他幡然悔恨，重返抗战队伍。正如汪氏所说的那样，蒋对留渝的原汪派的人物，进行安抚。蒋介石还派国民党中央委员谷正鼎专程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谷正鼎原本是汪精卫的心腹部下，他奉命带了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的出国护照和巨款到河内，向汪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表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50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听罢，断定蒋介石在耍花招，要断绝他的通敌之路，极为反感，道：“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主义逐渐长入社会主义的形式。，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至要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我亡命海外，船经新加坡，他致电该地政府，以共产党名义引渡我回国，说我勾引贺龙、叶挺、张发奎等祸粤。事为同志、侨胞所闻，一面与该政府交涉，一面守卫码头，直至船离码头始散去。他现在要我拿了他的护照，凭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中央对于我的主张，如果经讨论一致否决，我仍不服从，然后予以处分，才算公允。”谷正鼎自知游说无望，便告辞而去。蒋介石又派中央通迅社社长萧同兹赴香港晤周佛海，劝他回心转意，返回重庆。周托词拒绝，萧同兹的“工作”终于落空。汪精卫指定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曾仲鸣、林柏生、陈璧君和他自己等所谓的“首义分子”，组成“最高委员会”，尔后又成立了政治、军事、财政3个委员会，自任政委、军委主任委员，周佛海为财委主任委员。汪精卫集团四处活动，网罗党羽。周佛海最先拉了叶蓬入伙。叶曾爬上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高位，但他狂嫖滥赌，为世人所不齿，最后成为失意军人。周佛海又拉了国民党文化特务樊仲云入伙。樊是以“中国本位主义文化”相标榜的所谓十大教授之一，是“艺文研究会”的研究员，他投敌后，使汪精卫集团又多了一个摇笔杆子的人。在河内的汪精卫也亲自派附汪投敌的周化人带钱到重庆活动。周在重庆见了许多汪派人物，转达汪精卫之意，送给路费，要他们见机投奔，但多数人拒绝接受，周化人只拉了几个小角色。蒋介石见软的一手失灵，便决定采用硬的一手。蒋在派遣谷正鼎、萧同兹等人奔赴河内、香港进行游说的同时，又令军统特务跟踪而去。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初来到香港，邀请林伯生等人见面。因林是中宣部特派员，不能同意。几天后，林收到戴笠的信，写道：“最近看到你写了很多和平论的东西，和重庆对立着，可以不可以到我们自己所属的阵营里来做宣传呢？攻击的文章可以不可以停止呢？”戴笠又放出火烧和殴打的空气。《南华日报》在恐怖气氛下，排字和印刷工人纷纷离去，林伯生等亦惶惶不可终日。1月17日，刚从河内赶来的陈璧君约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等到她寓所开会。午后3时，林柏生在回去途经历山大厦门前时，忽然窜出两条汉子，从背后赶上来用2尺长的铁棒猛击林的头部，将他击倒在地，后经人送进玛丽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此后，林柏生改名换姓，隐藏起来。林柏生被狙击，是蒋氏对汪精卫一伙的警告，但汪不回头，戴笠奉命又布置新的行动。他给军统局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发去一份“十万火急”电令，要他克日来香港待命。陈恭澍到香港后，到半山区薄抉林道的高级住宅区来见戴笠。戴笠道：“我们一起去，该办的手续，军统局香港区他们正在办，你和王鲁翘联系就可以了。”陈恭澍感到迷惘，便去问王鲁翘。王原是戴笠的侍卫。两人寒暄之后，陈问：“刚才戴老板说和他一起去，你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吗？”“到河内去，这几天正在办签证、订机票，大概明后天就可以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戴笠偕同陈恭澍、王鲁翘等人搭机飞往河内。先他们10多天到达河内的是方炳西。方曾留学比利时，回国后为戴笠所罗致，参加了军统。他遵戴笠指令，在河内一处僻静的地方租赁了一幢1楼1底的房子，楼上有两间卧室，楼下是客厅连饭厅。这幢房子便成了军统“河内工作”的指挥部。次日，戴笠召集陈恭澍、方炳西、王鲁翘等人，说：“我们这次到河内来，我现在可以决定的任务有两点：一是严密监视汪精卫的行动；二是要多方注意汪派分子的活动。此外，我回到重庆之后，当会随时有电报来。你们3人在这里组成临时工作组，由陈恭澍任组长，电台和报务人员，日内即可赶到，我们经常保持联络。”戴笠布置就绪后，独自飞回重庆复命。戴笠刚到重庆，便发来电报：“据报，汪某即将离越赴港转日，或迳行去欧，是否有迹象，速即查报，并希妥为布置为盼。”陈接到电报，心里紧张。他们刚来河内，人地生疏，对汪精卫等人的情况一无所知，就连汪的住宅也还没有“查”出来。按照军统的“家法”，如完不成任务，轻者受责备，重者可能判刑。正当陈茫无头绪之际，戴笠又从重庆来电催询陈联络“徐先生”的事，并说：“事无巨细，均可酌情与徐先生磋商。”陈恭澍这才想起戴笠临行前向他推荐的那个称为“徐先生”的神秘人物。徐是戴笠在河内的重要耳目，40余岁，曾留学欧美。他在当地华侨中享有声誉，与法国驻河内的官员们交往甚密，同安南法国籍总监结为知己。他是个神秘人物，神通广大，能提供高级情报。戴笠还曾交代陈恭澍，只让他亲自找徐联络，不能交由第三者找他。陈恭澍面见徐先生，果得汪精卫的住址和汪有离开河内的意思，汪已向当地的主管方面说明。汪精卫住在静寂的山中“丹岛”多迦斯加?泰尔乔旅馆，早已料到蒋介石要除掉他，甚警惕。这一天，突然发现附近有可疑的人活动，立即秘密地移到河内高朗街27号。高朗街离河内闹区不远，但却僻静，是高级住宅区。街道宽阔，两旁还植有一排榕树、棕榈，中间有几棵高大挺拔的大王椰子，行人稀少，显得十分幽静。27号是一幢西式3层楼房，正面临街，门前有一片草坪，后面是一个小院落，围有矮墙，且有后门、角门。如由后门进出，须经过两道门。汪精卫夫妇像蝙蝠一样，白天躲在楼里，不敢出来走动。这幢楼住有曾仲鸣和汪的秘书陈国琦等20余人。曾仲鸣负责与外界联系，他每天进进出出数次。曾在大陆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以便代表汪对外接触。会见汪精卫的人，要先同曾仲鸣洽谈好，再由曾决定安排同汪见面。曾仲鸣是个生活靡烂之徒，每天晚上10时一过，等汪夫妇就寝后就出门逛窑子，直至深夜二三时才回来，怕惊醒汪夫妇，不敢开铁门，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安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降到院子，再跑回卧室。陈恭澍等特务对汪精卫的情况了如指掌。戴笠又派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3人来河内。余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熟悉，他又曾任军统局临沣特训班副主任；张系黄埔生，动枪动笔均行。不久，又有两名特务郑邦国、陈步云奉命而来，这两人行伍出身，熟娴用枪，能连续发射。陈恭澍暗自检阅这个阵营，觉得满意。一天，有个名叫曹师昂的人偕同他的法国籍妻子，从昆明飞到河内，约陈恭澍到他住宅见面，有“机密大事”相告。陈恭澍不敢耽搁，急忙前往见面。曹交给他一包东西，说是他在出发前，戴笠为他饯行时，要他带来转交的。陈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两支美国造的左轮手枪和1盒子弹。不久，戴笠又派人从昆明、广西、香港等地带来了手枪、板斧、利刃、钢锯和毒药。3月初，戴笠电陈恭澍，要他们做好行动前的准备。陈恭澍责成唐英杰设法潜入汪宅察看汪精卫一伙生活起居规律，如不能入室，至少跃登房顶，以倒卷帘的姿式，加以窥探。陈恭澍又考虑采取什么行动方式。军统特务杀人的手段有二，即“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软性行动”一般采用“无声武器”，即用刀斧格杀或用毒药毒毙；“硬性行动”则使用“有声武器”，即用枪械轰击。陈恭澍决定采用“软性行动”。余鉴声善用此术，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个纸匣，取出一个瓶子，瓶内装有无色无嗅的液体毒药。尔后将毒药注入从面包店买来的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面包内，准备收买给汪宅送面包的本地人，将注入毒药的面包送给汪精卫去“享受”。不料，将注入毒药的面包切开查看，见面包瓤里有淡黄色斑点，此乃注入的药水所致。又经过几次试验，特务们对这种“软性行动”，感到兴趣索然，决定采取“硬性行动”。3月19日，戴笠从重庆发来密电：“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即复电“遵即积极进行”，又召集全体特务人员，宣布说：“遵照上级指示，决定采取硬性行动，对叛国者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出动后由本人督导指挥，各同志与本人脱去直接联系时，指定由王鲁翘同志指挥，余鉴声同志协助。进入汪的寓所后，由唐英杰同志引导王鲁翘、余鉴声2同志指向目标，遂即加入行动列；张逢义、陈邦国、陈步云3同志，分别担任警戒、掩护，其各人位置听由王鲁翘指挥。事后自由撤退，仍在原出发地点集合。万一不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切不可暴露身份。”3月20日上午，汪精卫、陈璧君等分乘两辆黑色轿车，前往河内至西贡间的游览胜地三桃山，去解解闷气。陈恭澍得到情报，立即带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张逢义驾驶福特牌小车尾追而去。车过红河大桥不久，便见前面八九百米处，两辆黑色轿车停在路旁的空地上。陈恭澍怕车上有越南警察，也怀疑汪精卫是否真在车上，便驶车前去看个究竟。车子快速驶过，如浮光掠影，但已看清汪精卫夫妇和曾仲鸣等人。当陈恭澍的车子开过汪的黑色轿车几十米时，汪的车子突然开动，沿着原路疾驰而回。特务们追赶不及，失去一次良机。下午4时，陈恭澍又接到情报，说汪精卫夫妇正站在门外的草坪上谈话，似乎在争论什么。机不可失，陈即带王鲁翘、张逢义奔上汽车，直驶高朗街而去，可一到那儿，门前杳无一人，27号大门紧闭，同往常一样十分冷清。两次扑空，特务们十分光火。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对汪宅进行一次夜间奇袭。21日23时40分，陈恭澍、王鲁翘、余鉴声、唐英杰、陈邦国、张逢义、陈步云等，乘夜色驶车前往汪宅。夜幕下的高朗街路旁高耸的大王椰子和参差丛丛的老榕树、棕榈，经夜风吹动，树枝叶摇曳，尤如女魔影怪手，显得阴森森的。车子驶到27号后门，陈恭澍令张逢义、陈步云留下呼应，其他4人逾墙而过，陈邦国力大身粗，勇猛强悍，由他当开路先锋，唐英杰前引登楼。他们劈开楼下的小门，飞步跃入3楼，冲进预先侦察好的汪精卫房门外，用利斧将木制的房门劈开一个大窟窿，破门而入，房内一片漆黑，房内的人已被惊醒，特务们凭手电光，见床上无人，床下有一男一女，男的趴在床底下，腰背双腿却露在外面，女的缩成一团。特务们认定他们是汪精卫夫妇，立刻开枪射击，将他们击毙，尔后仓皇逃跑。当地军警闻讯赶到，将余鉴声、张逢义、陈邦国3人捕获。军警一查，见被击毙的男女却是曾仲鸣夫妇。原来，曾妻刚于前天抵达河内，汪精卫即将卧室让与他们，汪氏夫妻住到隔壁房间，因而毫毛无损，曾仲鸣却被击中数十枪，其妻亦中3枪，等被送往医院，一命呜呼，当了替死鬼。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回住所，立即给重庆的戴笠发去电报：“任务执行完毕。”戴笠急忙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听了大喜，深深地松了口气：总算把汪精卫除掉了。蒋介石只高兴了一天，河内电台播出新闻：被杀的是曾仲鸣夫妻。曾仲鸣曾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秘书、副秘书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铁道部、交通部次长，是汪精卫最亲近的心腹。他一死，顿时断了汪氏的一只臂膀，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使汪感到万分悲痛。于是，他亲笔写了《曾仲鸣先生行状》，来纪念曾仲鸣。同时决定对蒋进行反击，办法是写一篇文章。是时，汪已成惊弓之鸟，偶尔间他俯瞰高朗街面，发现电杆木旁仍然有人徘徊，还不断抬头向楼中窥察，为了保住生命，找来一身越南土布衣服穿上，整日困坐在地下室里，不敢与外人接触。日后，他悲叹道：“在河内之孤独，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汪精卫写了《举一个例子》的文章，在香港《南华日报》上发表，证明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都没有拒绝过日方的“和平条件”，这同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汪精卫声称：“我因发表艳电，被目为主和，主和是我对国事的主张了，这是我一个人的主张么？不是，最高机关，经过讨论，而共同决定的主张。这话有证据没有呢？证据何止千百，今天举一个例吧！”汪精卫接下来便公布了1937年12月6日的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委会的记录，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内最高军政长官的主和细节，全部揭露出来，尤其是蒋介石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谈判的情况，更披露无遗。汪精卫又笔锋一转，向蒋介石集团提出质问：“当德大使奔走调停时，国防最高会议诸人，无论在南京或在武汉，主张均已相同，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又会主张不同，甚至必将主张不同的人，加以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使之不能为国家效力。”汪精卫的文章一发表，犹如一发冷炮，打得蒋介石暴跳如雷。蒋骂道：“余见奸伪之人多矣，但未有如汪之卑劣者。”他急忙赖账，并大造舆论，说这是捏造污蔑。但在一片叫骂声中，吴雅晖却泄露了天机，他在一篇题为《对汪精卫〈举一个例〉进一解》的文章中，指责汪“将国防会议记录披露，这就是泄漏外交军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就是当时会议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职务地位，以泄漏秘密，处刑更严。”这就说明，汪文所据并非无中生有，而只是“泄露机密”而已。蒋介石无奈，命戴笠又组织3个暗杀组，日夜兼程，开赴河内。汪精卫在地下室里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连续两次向日本驻河内领事馆求救，日本领事馆答应马上与日本政府联系，并让汪精卫耐心地等待。4月6日，日本政府派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和日本前总理大臣犬养毅之子、众议院议员、近卫智囊团人物犬养健，以及日本外务省书记官矢野征记等人，乘“北光丸”货船，专程前往越南，他们行色匆匆地来到河内，同汪精卫密商，研究逃离河内、前往上海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影佐道：“汪先生将怎样离开此地？敝国政府已准备了一条5500吨‘北光丸’号货船，以供先生使用。”汪精卫道：“北光丸号目标太大。重庆方面有新的袭击计划，二三日前，邻居的3楼突然有人租去，一些形迹可疑的人，由远处监视。越南当局虽然对我个人有好感，但对我的政治行动则采取禁止态度，深恐卷入政治漩涡。就目前形势来说，我坐日轮去上海尚不适宜。我已经租了一艘法国小船。”影佐问：“这艘小船是多少吨位？重庆政府对先生已下通缉令，在中国沿海航行时，需要特别小心。”汪精卫告诉影佐，这条法国船是760吨。3个日本人听了，感到十分吃惊，如此一条小船，怎么可能将汪精卫一行载到上海？但汪执意表示：“这一条小船，虽然可能会发生危险，但我主和后第一次去上海，如乘坐贵国的船只，对于和平运动，会使人发生很大的误解，我在海防上船后，一路航行中，请你们的船跟在后面，如万一有意外，彼此还可用无线电联络。”4月25日夜晚，汪精卫收拾细软，越南当局出动警察，自汪宅至码头沿途严密保护，汪氏一伙慌慌张张登上“冯?福林哈芳”号法轮。离开了越南。行至北部湾时，突然海风骤起，恶浪盈丈。“冯?福林哈芳”船身太小，在浪峰涛谷里驶行，几次出现倾覆的险情。汪精卫、陈璧君等人搅得晕头晕脑，呕吐不止。周隆庠认为这样危险太大，不能再继续乘坐此船，汪精卫也顾不得什么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28日，“冯?福林哈芳”号与“北光丸”号终于在汕头海面靠拢，汪精卫由人扶着爬上日船，与日本帝国主义“同舟共济”了。他不禁“万感俱集”，写下七律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汪精卫同影佐祯昭、犬养健等在“北光丸”轮上进行多次会谈。汪提出由他出面在沦陷区组织像临时、维新政府那样的傀儡政权。影佐回道，待他询问了政府意见再作回答。汪即表示：“我同意，我同意。”汪精卫为了讨好日方，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我从事这个运动的目的，除了导致和平而外，别无其他。只要到达和平，政权归谁掌握，此事不欲过问。我从事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于重庆政府倾向和平，停止抗战。从而，将来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会合时，运动的目的已经达到，我就断然下野，毫不踌躇。在开展和平运动的过程中，会遭遇到非常的酷评，会当做卖国奴、汉奸来批评。然而我甘心接受，毁誉褒贬置之度外，决心向着我所信的和平，一心一意地迈进。”5月6日，日轮“北光丸”号进入上海虹江码头。汪精卫深知上海的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列强手里，这租界被人称为“孤岛”，而国民党的军统、中统特务们大多以“孤岛”作掩护，活动频繁。汪精卫一想起曾仲鸣的死，便心有余悸，所以日轮“北光丸”号到达上海后，汪精卫一伙迟迟不敢上岸，直到5月8日，今井武夫再次上船邀请汪精卫上岸，汪精卫一伙在日本宪兵的森严保护下，下船住进“重光堂”。

第四章　汪记“驿站”

汪精卫一伙住在“重光堂”。日本人作了周密的防范，在汪的住房里安上防弹窗，楼的四周又布有铁丝网，日本宪兵在楼下日夜轮流“保护”。汪氏集团不仅害怕蒋帮特务的暗杀，日夜苦思打开寸步难行的僵局，又意识到一种无形的巨大魔影已经笼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名义上是受日本宪兵“保护”，但心里明白，已被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得日本人的同意。这种监视式的“保护”，一直持续到后来汪精卫搬到愚园路1136弄住宅以至南京颐和路34号汪公馆。汪精卫一到上海，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赴日谈判。他先让周佛海、梅思平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重光堂”进行预备性谈判，尔后他同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褚民谊等反复讨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供的谈判条件。褚民谊与汪精卫连襟，是老同盟会会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国民党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出逃后，他曾在上海各大报刊登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和平运动，绝无参加之意向。”汪精卫一到上海，便秘密召见他，他即决定参加“和平运动”，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5月31日，上海大场机场附近十步一岗、五步一哨，临时断绝通行，戒备非常严密。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一行11人，登上飞机具有方法论意义。，赴日谈判。日本内阁又有变化。不久，近卫内阁在内外交困中总辞职，平沼骐一郎继而组织新内阁。平沼上台后有好几个月都没有迹象表示对汪另组政府感兴趣。5月11日，今井武夫将汪精卫准备在南京建立政权的设想向东京作了报告，日本政府犹豫不决，甚至想阻止汪的东京之行。由于影佐祯昭和田尻爱义一再要求，日本政府才勉强答允汪赴日。田尻爱义在发给日本外相有田的电报中称：“重庆方面，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势力外，还有以50万国民党中央军为基础的主战派，因此，要想使蒋介石屈服或使中央军从内部转向和平的方向，都并非易事，虽说以孔祥熙为首的‘和平’的气氛也很浓厚，而且在赞成汪精卫主张者不在少数，这些人虽想待机脱离重庆，但目前只能进行地下活动。如果不愿蹉跎岁月，坐失良机，那么，目前对华政策的唯一道路，就是以汪为中心迅速建立作为新中央政府母体的占领区统一政权，使日本好收渔翁之利。”

6月6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决定汪精卫出面组成伪中央政府，必须遵循符合日本政府利益的3项规定：第一，要有汪精卫、吴佩孚、“临时”和“维新”政权、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共同组成；第二，满足日本政府侵华的各项要求，并签订秘密协议；第三，成立的时间，要“适应于综贯全局的战争指导上的阶段，以自立的观点处置之”，“特别需要具备人的因素与基础实力”。日本期望建立的“新中央政府”，不过是日军占领下的各种势力的集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而已。为引诱汪精卫就范，日本政府还指令：在不重要的问题上，要让汪的愿望得到满足，使他觉得有一个“光明的前途”，产生日本完全“诚恳”的印象；但在一切重要问题上，绝对不能有所改动，必须迫使汪精卫同意日本政府的既定政策。汪精卫一伙在东京等待了10天，对于日本政府的决定却蒙在鼓里。6月10日，他才接到通知去拜访平沼，以后又同海相米内，外相有田盾双方的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斗争性则是无条件，藏相石渡，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近卫，陆相板垣会谈。日本政府使出娴熟的软硬兼施、恩威并举的伎俩，逼汪驯服。特别是在汪与板垣的两次会谈中，汪看到了一副威严的面孔，了解到日方的某些真实意图，使他失望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板垣劈头的一句话说：“我认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够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汪精卫觉得这是在奚落他。但他没有一兵一卒，也没有一寸地盘，只能听凭日本的摆布，便迎合板垣说：“重庆方面大部分要人心里希望和平，不满意蒋的容共政策，由于受到严密监视，逃出重庆极为困难。今后可以乘一个机会来分散蒋的势力，一举促成重庆崩溃。对于军队，只要善于利用，就可使其为建设新中国的基础。为日本计，给予中国民族生存的机会，保留他们的希望，这是最明智的策略。”板垣对汪精卫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种种指摘：“新政府成立后，只废止维新、临时两政府的政府名义，而不是取消其内容及其事实，并且还要把临时、维新两政府与日本之间发生的关系，以某种组织形式保持下来。”板垣警告汪精卫世后由考茨基整理成3册，分别于1904年、1905年和1910，日本在中国已得到的所有权益，都不许他染指。汪精卫听了这番话，感到大失所望，在心灰意懒中，表示了不满情绪，道：“如果只废除临时、维新政府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则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并且，中央和地方会经常发生权限的争夺，收拾时局实为困难。如果这样，只有延期组织中央政府，我以国民党名义在另一个地盘上形成一个政权，准备将来时机到来，再组织中央政府。”参加会谈的影佐马上反问道：“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用延期组织中央政府，以国民党名义另搞一个地盘进行工作的方法，毕竟不会具有对抗重庆政府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的方案，用意何在？”汪精卫忙解释说：“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并不着急，是由于取消临时、维新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因此我想，除延期组织政府而外，别无他法。”接下，板垣、影佐胁迫汪精卫，使他不能不同意在华北设置政务委员会机构，给予较大的自治权限；而对“维新”政府，日本将根据对临时政府的处理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板垣又提醒汪精卫：“关于中央政府的机构和成立时间等等，必须和日本密切联系后决定较为适当。”汪精卫言不由衷地说：“是！当然应该密切联系。”板垣又提出，伪中央政府的“国旗”上方须附加三角形黄色布片，并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与重庆方面的区别。对此，汪精卫一再表示难以接受。汪精卫本来妄图成立伪中央政府取代重庆国民政府，鱼目混珠，以假乱真。如果照此，则其真面目一目了然，而无法施展其欺骗伎俩了。但板垣说：“这是日本政府和军方充分研究的结果，不能改变。”汪精卫只得表示原则上接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再想办法。汪精卫在6月18日，带着沉重的心情，默然回国。汪精卫派赵尊岳携其亲笔书信专程北上见吴佩孚，信中写道：“国民党人当此厄运，抚躬自责，不敢有一息之安，而旋乾转坤，则非海内仁人志士之心力以共谋之，不能有济。我公功在民国，蒿自颠危，诚知心恻然有动于中也。……铭盖以此身曾参与重庆政府，虽谏不从，言不听，而去国之际，深维孟子三宿而后出画之义，不惮再三呼吁，以期重庆当局之最后觉悟。今此望已绝，不得不易地奔走，期与海内豪俊，共谋挽救。现在国难日深，而国际危难，又日趋紧迫，非恢复和平，无以内除共祸，外应世界大势，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公老成谋国，如有所示，极愿承教。”赵尊岳到北平后，在什景花园见到了吴佩孚，两人寒暄之后，赵就把汪精卫的书信交吴。吴向赵说了一通对汪思念仰慕的话，写了一封回信，托赵转交。信中写道：“中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自昭然”，但目前“危亡于喧豗抗战之中”，更需要化敌为友，“有史以来，从无久战不和之理”。他对汪“非组织统一有力自由独立之政府，无以奠定和平”语称：“确为扼要之言，与鄙见亦正相符。”但吴佩孚主张抗战要全面的抗战，和谈也要全面的和谈。“民意趋归，果以抗战为然，则任何牺牲，均可弗计。若民众厌战，相战之国复有感于穷兵黩武之非，即宜于矜恤同胞，戛然而止。”“诚知民为邦本，和与战同一为民，则应战应和，自不能不以民意向背为准绳也。”汪精卫看过吴佩孚的信，叹息道：“我与吴心事相同，而立场不无稍异。”6月24日，汪精卫一行秘密地离开上海，赴北平，与吴佩孚面商一切。日本政府要求汪吴合作，由汪主持政治，由吴主持军事。日本华北驻屯军总司令部策划：汪、吴在该总司令官住宅会面，汪先访吴，再由吴作答礼性的回访。不料，吴佩孚拒绝了日方的安排。他要求在自己的住宅里接见汪，说：“既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商量中国的事情，就应该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他也拒绝作回访。这个北洋军阀的“宿将”以为这样做，就能确立他同汪精卫的正副关系。汪精卫自视甚高，亦不愿屈居人下，他为了当儿皇帝，不惜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又怎能同意吴佩孚的这种要求呢？他这次同吴佩孚会谈，成了泡影。后来，汪精卫又不只一次地拉拢吴佩孚。他派代表陈中孚前往北平，与吴佩孚协商合作事项，但吴提出：（1）吴对外交发表政见汪须采纳；（2）汪不得干涉军事；（3）汪不得私与他国签订任何条约；（4）汪执政方针，须得吴同意。到了10月19日，汪又给吴写信，请求他参加“国民政府”。吴见反汪讨逆在全国掀起巨大声浪，不愿与汪同流合污，在汪的来信封面上手批：“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至此，日寇精心绘制的汪吴合作蓝图，被吴佩孚撕破。日本人又提出划湘、鄂、赣、皖、豫、鲁、冀7省归吴佩孚统治。同时逼迫吴的左右分批进言，又策划七省“人民代表”到北平去劝进，但吴佩孚始终未允。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病死亡。他总算保全了一点晚节。汪精卫在吴佩孚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就开始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精卫在北平会见了王克敏。王克敏说：“我已风烛残年，因此，在建立中央政府的前夜，拟告老退休。如果阁下要我参加中央政府，可以同意，但希望在北平工作。”汪精卫见王克敏不许他在华北染指，心灰意懒地回到上海。是时，日寇在上海设立了“梅机关”，目的是扶持汪精卫成立伪中央政府。它由日本陆军、海军、外交、兴亚院派员组成，负责人是影佐祯昭少将。“梅机关”让汪精卫迁往沪西愚园路1136弄去住，弄内有10余幢独立的花园洋房，分别由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陈春圃、林柏生、罗君强等以及日本沪西宪兵队特遣小组成员分宅而居，是清一色的汉奸巢穴。在各家房屋围墙上都加装了铁丝，门窗上也都装上铁栅，汪精卫、周佛海住宅后面，还加设了了望楼。有1个警卫大队，专门负责保卫全弄的安全，没有特别通行证，或预先通知为特定宾客，任何人也无法进入弄内。后来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就设在这里。6月29，汪精卫约梁鸿志来会谈。两人一经交谈，汪精卫发现梁鸿志比王克敏更不理想，两人话不投机，不欢而散。7月5日，汪精卫去南京同梁鸿志第二次会谈，梁提出：新政府应以“维新”政府为基础进行改组，各院、部长人员维持原状，仍由梁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又同温宗尧、任援道、陈群等会谈，仍没有结果。汪精卫一气之下，准备撇开“临时”、“维新”政府，在广州寻找立足之地，建立一个“华南政权”。7月24日，他顶着南方盛夏的酷热，飞往广州，先后拜访了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等日方要人，又用粤语广播发表了《怎样实现和平》的演讲。但是，汪精卫仍然是毫无收获，“空路离粤”，灰溜溜地回到上海。汪精卫终于认识到，要建立伪中央政权，就不能离开日本的支持和“临时”、“维新”政府的合作，伪政府的地点，除南京而外，别无他处。汪精卫卖国集团一面大造“和平运动”的舆论，一面招兵买马，只要能赞成其卖国主张的人，都被视为“同志”，来者不拒，悉数搜罗。先来附汪投敌的有赵尊岳、岑德广、傅式说等人。赵尊岳出身名门，是江南有名词家，一个堕落文人；岑德广是清末两广总督岑春煊之子，此人名不见经传，被人称为烟花浪子，是唐绍仪的“乘龙快婿”，早与日寇勾结，暗中策划唐绍仪出马组阁，建立伪政权，唐被蒋氏军统特务砍死后，他又为梁鸿志卖国活动献计献策；傅式说原是个教授，附汪后得到重用。汪精卫集团在上海设立了各种招兵买马的“驿站”，其中有威海卫路“太阳公寓”的“招贤馆”；亚尔培路20号的“财政经济研究所”；愚园路的“经济资料室”。他们对重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地下组织也进行拉拢、收买。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由于战时经费紧张，薪俸极低，又是日本人逮捕的对象。汪精卫集团一面采取“钢弹”攻势，通过汉奸武装特务对他们进行威胁；一面军取“银弹”攻势，通过岑德广、傅式说等人游说，不少人投入了汪精卫集团，成为汪伪国民党的一支新军。汪精卫集团还把手伸向华中、华北、东北等地，网罗汉奸到上海来参加“和平运动”。被网罗来的有康有为大弟子徐勤的儿子徐良；曾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第七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等职的刘郁芳；曾任北平卫戍司令的鲍文樾；曾任东北军骑兵司令的郑大章；曾任武汉绥靖主任何就浚的参谋长的杨揆一；曾任北洋军阀靳云鹏部师长、国民党军师长的刘培绪等人。汪精卫又命刘培绪去北平，打起“中国在乡军人协会”的旗帜，采取“征求会员”的方式，招幕了2000多名国民党散兵游勇，其中包括中下级军官、军医、军需、伙夫、勤杂人员等，带往上海。汪精卫依靠这些人在江湾镇成立了“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自任团长。培养汪伪军骨干力量。汪氏集团在为世人舍弃的情况下，却以特工打天下。汪伪特工组织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头目是李士群、丁默村。李、丁二人都是共产党的叛徒。李士群曾以“蜀闻通迅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后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他托人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投了“门生”帖子，由季将他保释出来，从此李与上海青帮流氓组织搭上了关系。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特务逮捕。他贪生怕死，叛变投敌，被任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同叛徒丁默村等人在公共租界的白克路同春坊书局编辑《社会新闻》杂志。该杂志是国民党CC系特务的刊物。不久李士群、丁默村在中统特务内部狗咬狗的角逐中，将“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马绍武打死。李、丁因此同时被捕。丁默村因有老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兼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力保，不久获释。李士群因无靠山被押到南京，饱尝酷刑。李的妻子叶吉卿也是CC系特务，她用大量珠宝首饰左右贿赂，买通了调查科长徐恩曾，李才得获释，留在南京任调查科编译员等职。南京沦陷时，他奉命“潜伏”下来。他有强烈的政治野心，在特务系统中又没有根基，竞争不过别人，总想改换门庭，后来经过一番周折，投靠了日本，当了汉奸。丁默村被保释后，一直爬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3处处长的职务，其地位一度同戴笠、徐恩曾相差无几。但他奉陈立夫之命，在汉口“招待”共产党叛徒张国焘时，因贪污招待费，戴笠乘机向蒋介石告他一状，受到追查，军统局第3处被裁撤，丁默村只挂了个军委会少将参议的空名，他心怀不满地跑到昆明养起“病”来。李士群派人去邀他入伙，并推戴他为首领，他一听，正中下怀，随即起程，来到上海。丁默村身材矮小，骨瘦如柴，蟹壳脸，蛇一样的眼睛里发出幽光，使人一看就觉得他阴险冷酷。丁默村、李士群合伙后，便开始策划组织一支特工队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又决定援助丁默村、李士群的特务工作，使其“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每月货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以及炸药500公斤。同时要求这支特务组织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丁、李便招兵买马。李士群通过季云卿，收买了以吴世宝为首的一批地痞流氓，并将以潘达为首的公共租界华籍特别巡捕“十弟兄”收为部属，成为最早的特务打手。丁默村又利用过去的老关系，招纳了一批国民党特务、党棍，作为骨干。汪精卫来上海后，就准备全盘接纳丁、李的特工组织，丁、李在同汪精卫会谈时提出合流条件：（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经费由汪精卫供给。（2）如果新中央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内政部长、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几个席位。显然，这个价码很高，周佛海、褚民谊等不由得面面相觑。汪精卫走到另一个房间，与一些人商议后，答复说：“很高兴地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决定，不会不如意。但上海、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和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来兼任是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丁默村不满意，仍坚持要上海市市长位置，汪精卫许诺说：“不久即将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这样，双方才算正式合流，丁、李向汪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第五章　刺刀下的政权

丁默村、李士群汉奸特务组织便选定沪西极司非而路76号为新的剿穴，这便是后来上海人一提到它无不谈虎色变的汪伪特务魔窟。76号坐落在极司非而路中段，原是陈调元私宅。丁、李对76号的房屋构造作了改进，把洋式二道门改为牌楼式，两侧墙上开了两个洞，安装两挺轻机枪。二道门内东边新盖了20多间平房，作为“警卫总队”的办公室和审讯室；西边建造了一幢两开间的楼房，作为电讯室。花园里的一个大花棚，改作看守所，花棚前面，是一幢式样新颖精致的三开间平洋房，由日本宪兵占用。76号主要建筑物是正中那座高洋房，楼下是会客室、电话接线室、贮藏室、餐厅、会议室等，楼上是丁默村、李士群的寝室兼办公室。丁默村晚上睡在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的浴室内。三楼有两个房间作为“犯人优待室”。高洋房西首，是一幢三开间、两进门的石库门楼房，四周有走马楼，在步马楼中间的天井上搭了一个玻璃棚，把楼下的前后两厢与客堂打通，改作大厅，再搭个讲台，算是大礼堂，后来的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丁、李强行将76号右侧一条“华村”弄的住户统统迁出，占领了弄内20余幢二层楼的小洋房，作为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肃清委员会与特工总部的高级官员家属的住宅。丁、李令警卫总队长吴世宝在76号西邻“华村”两头墙沿下，搭间木房，派几个特务开起一家白铁店，又在东首康家桥口乐安坊附近，租了一个店面恻隐之心孟子用语。指人所共有的同情之心。《孟子?告，开设什货店，作为固定的外围“望风哨”。从曹家渡新康里至地丰路秋园附近，设有各式各样的零星摊贩，作为外围“岗哨”，与“望风哨”互为联系。那76号门内外，更是层层设岗，戒备更加森严。76号开张后，丁、李一伙肆无忌惮地迫害抗日爱国志士，制造一起又一起流血惨案。76号始终与血腥、黑暗、毒辣、卑劣相联系。76号以残忍的恐怖手段，使汪的活动充满了血腥味。丁、李一伙还越出政治暗杀的轨道，在黄浦滩上，大干绑票、栽赃陷害以及烟、赌、毒的勾当，把上海搞得乌烟瘴气。8月28日，汪精卫集团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汪精卫预计有300人出席“六大”会议，但总也凑不足这个数字，于是他们便以假货充数，拉拢非国民党员冒填党籍当代表。有的非国民党员不仅参加了代表大会，还被指定为两个省市的“代表”；也有的人出席会议后，竟不清楚自己代表哪个省，尽管是随意指派、乱点鸳鸯谱，代表人数仍凑不足，于是便采取威胁，甚至绑架手段，将人绑进会场充当代表。就这样，“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的代表，也只有240人。汪记国民党“六大”在76号开锣，主席团由汪精卫、周佛海、褚民谊、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组成，汪自任主席，致开慕词。大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此案否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总裁的职务剥削的秘密，“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使汪精卫获得了国民党中央主席的“合法”地位。会议还通过了《修订中国国民党政纲案》、《决定以反共为基本国策案》、《根本调整中日关系并尽速恢复邦交案》等等，为汪精卫及其同伙“合法”登台，贴上一张张标签。会议在通过汪精卫提名的“六大”中央委员名单时，会场上一阵骚动。名单中有老牌汉奸温宗尧、陈群、任援道、卢英等人，有个名叫胡志宁的“代表”站起来准备发言，气氛突然紧张起来。腰挂手枪的李士群带了两名彪形大汉走过来，站到胡志宁左右，丁默村也朝胡挤眉弄眼，暗示他“识相些”。胡志宁的话到了口边，只好咽回去，支支吾吾地说了一通题外话。汪精卫一看这尴尬场面，急忙站起来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与我个人来谈。”汪记“六大”草草结束后，于9月5日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推选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丁默村、陶希圣、高宗武、焦莹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陈璧君、顾忠琛、褚民谊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褚民谊为中央党部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副之；梅思平为组织部长，戴英夫、周化人副之；陶希圣为宣传部长，林柏生、朱朴副之；丁默村为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副之。这便是汪精卫投敌集团在乌烟瘴气中敲完了登台的第一场锣鼓。汪精卫急于同“临时”、“维新”伪政府头目谈判，于9月18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高宗武等去南京，同王克敏、梁鸿志会谈。汪开门见山地要求王、梁等人参加“中央政治会议”，并告诉他们计划于10月9日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到时希望能取消“临时”、“维新”两政府。汪精卫拿出《中央政治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令大纲》两个文件来犬儒主义见“犬儒学派”。，要“临时”、“维新”政府谅解。王克敏、梁鸿志看后很不高兴，王克敏表示不愿参加中央战治会议。9月20日，影佐等人参加了会谈，影佐当众宣布日本内阁支持汪精卫建立中央政府。汪听了满心喜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集团同王克敏、梁鸿志勉强达成了一纸《决定事项》。次日，汪精卫发表声明，宣称他承“六大”授予的权力，与王克敏、梁鸿志等人相会于南京，披沥诚意外部，而不在其内部。否认事物自身的矛盾。牛顿是代表人，对于收拾时局具体办法，已得切实了解与热烈之赞同。汪精卫在出逃前曾经口沫四溅地大骂王、梁是汉奸卖国贼，可现在，他却称赞王、梁说：“王克敏、梁鸿志诸先生挺身乱离之余，得所喘息，苦心孤诣，世所共见。”表示和他们“消除成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理所当然”。王克敏、梁鸿志也相继发表声明，说汪精卫“挺身任之，收拾时局，同人等本救国之初衷，声应气求，未敢稍后，愿以全力协助汪精卫先生成立中央政府”。汪精卫为了使日本尽快地兑现成立汪记伪中央政权的许诺，便加紧了同日寇进行缔结密约的谈判，但日本政府一直延宕密约的签字日期。直到12月30日，日本政府才通知“梅机关”头目影佐，同汪精卫签订《日汪密约》、《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其中规定：（1）承认“满洲帝国”。华北、蒙疆为日华间紧密的合作地带，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并在财政经济、人事权，与日满间的交涉方面，均有自主权。蒙疆在防共军事上及政治上，有其特殊地位，有广泛的自治权，作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长江下游地域，为经济上实现日华间的紧密合作的地带，在华南沿岸特定岛屿、须实现军事上的紧密合作。（2）日本须把必要的军队驻扎于蒙疆的华北一定地域，以便日华合作实行防共。中国对于日军驻扎地域和与此有关地域的铁路、航空、通讯，主要港口和水路，须适应日本军事上必要事项的要求。在治安确立两年内，撤完约定地域以外的日本军队。（3）华北和蒙疆的特定资源及其他地域内的有关国防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对日本提供“特别的、必要的便利”。对中国的财政、金融、交通、通讯等项，日方将作必要的援助。（4）日华合作事项，须聘请日本顾问和职员，中国中央政府和最高军事机关，可以聘请日本顾问。但第三国的军事顾问不得参与日华军事合作事项。由上观之，日汪密约的内容之广泛，条件之严酷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比之21条凶恶10倍，比灭亡朝鲜的手段，更加毒辣，淋漓尽致地显露了日本独占中国的野心，活现出汪精卫那种急于登台，甘当儿皇帝的猴急相。双方规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但不到1个月，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这一见不得人的密约，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原来汪精卫集团麇集的是一批唯利是图、权迷心窍之徒，他们无时不在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一有利害冲突，就非闹翻不可。高宗武自恃有“开国”之殊勋，一定能平地飞升，可他却被汪内定为外交部次长，内心极为不满。陶希圣原想当实业部长，但这一肥缺汪精卫先已许给梅思平。陶又与周佛海、梅思平、罗君强等所谓的CC派有矛盾，互相攻讦，甚至当面开仗。CC派人多势众，陶一时只好忍气吞声。正当高、陶忿愤之际，蒋介石集团乘机而入。通过杜月笙将其亲笔信交给高宗武，称高为“浙中健者”，宋美龄也派人规劝高宗武的妻子，这正中高宗武夫妻下怀。高宗武即准备拆伙而去。高宗武、陶希圣对汪精卫、周佛海同日本人作过多的让步不满，又看到日本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离他们原来的想象相差太远，意识到再不悬崖勒马，必然死路一条，于是借口生病，拒绝参加日汪签字仪式。高宗武等密约签订后，将原件盗出，加以摘录或摄影，作为日后向蒋介石“反正”的见面礼。高宗武、陶希圣态度反常，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疑心。有人密告陶希圣，说李士群、丁默村特工总部正在策划刺杀他。陶希圣深感自危，带着一支手枪护身。1940年1月4日，高宗武、陶希圣等人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秘密地乘美国轮船由上海抵达香港，由高宗武妻子秘密收藏的日汪密约胶卷底片，也携带到港。1月21日香港《大公报》在《汪的卖国密约》标题下，公开披露了日汪密约，同时发表了高、陶致该报及致汪精卫的公开信。高、陶的出色表演，取得了蒋介石的欢心。陶希圣回到重庆经陈布雷推荐，一变而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日后成为蒋介石的捉刀人之一。高宗武则拿了重庆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护照和一大笔美金，在驻美大使胡适的精心安排下，改名“其昌”，横渡太平洋，跑到美国定居。汪精卫为尽速组织中央政治会议，令周佛海等人邀请“各合法政党领袖和社会上负重望之人”，举行上海会议，被邀请的人有中国社会党创建人江亢虎。是时，江亢虎一身之外无长物，住在“落上落下”的阁楼上，天天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汪精卫听了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他汪精卫送给蒋介石手里吗？汪精卫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3人进行了会谈。司徒雷登说：“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部分裂。”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年3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谓“桐工作”。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忘录”。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月1日。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道：“4月1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月1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月30日。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11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贤达8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名当然委员，4名列席委员，19名指定委员，11名招聘委员。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人设计的所谓“国旗”，真是：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加给这个城市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那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法”政权。按照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各项人选提案，汪精卫以下汉奸文武官员衣冠趋跄，宣誓就职。他们是：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行政院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立法院长兼政训部长陈公博，司法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长王揖唐，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周佛海，军政部代部长鲍文樾，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教育部长赵正平，工商部长梅思平，铁道部长傅式说，宣传部长林柏生，农矿部长赵毓松，社会部长丁默村，交通部长诸青来，赈务委员长岑德广，边疆委员长罗君强，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铨叙部长江亢虎，参谋本部代部长杨揆一，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兼军事参议院长任援道，开封绥靖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主任叶逢，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等。汪精卫把伪国民政府主席一职让给远在重庆的林森，自己任代理主席，他的目的是要重庆国民党也实行“和平”，宁渝间合流，可谓煞费苦心。当天晚上，第一号汉奸头目汪精卫发表对日广播讲话，信誓旦旦地说：“经过深心反省之后，痛下决心，将过去容共抗日之政策彻底放弃，重新确立和平反共建国之政策。”第二号汉奸头目陈公博也发表广播讲话说：“要认识中日今后是患难的朋友。”不料，在汪精卫等宣誓就职时，日本政府并不立即予以承认。汪、陈、周等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方提出，为顾全汪政权的面子，日本方面必须派出常驻大使，日仍未理睬。原来日本参谋本部的代表此时还与重庆政府代表之间进行“和平谈判”。铃木很坦率地对一个美国记者说：“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最杰出的人物，我们必须通过他去做工作。”在南京城里，又发生日本兵殴打市民的事情。原来，汪精卫集团要市民挂起“国旗”，不少市民不按规定挂猪尾巴似的黄色飘带的“国旗”，这下激怒了日本侵略军。日士兵以此为攻击目标，殴打悬旗住户，还派人向汪精卫提出抗议。汪急忙派梅思平到日军司令部低声下气地道歉，一场风波才告平息。日本给汪精卫脖子上套的绳索越勒越紧。根据日汪密约，在汪伪国民政府内设有“最高军事顾问部”和“最高经济顾问部”，它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汪伪政府的“太上皇”。而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专门负责的顾问对口控制，他们的权力都比同级官吏大得多。汪伪政府中大小官员都唯日本顾问马首是瞻，一举一动都得看他们的眼色行事，汪精卫一伙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到11月中旬，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公布承认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1月30日，阿部信行同汪精卫正式签订了《日本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附属秘密协约；汪精卫又同阿部信行、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代表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伪满州国。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8次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了“代理”两字。汪精卫也急忙发表通电，就任伪府主席。接着，德国、意大利以及它们的仆从国罗马尼亚、西班牙、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丹麦等也相继承认了汪伪政府。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傀儡政权终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刺刀下建立起来。

第六章　千古奇冤

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40年4月，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五次会议，何应钦作《冬季攻势开始以来晋冀鲁各省所发生之不幸事件》的军事报告，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破坏行政系统，建立特殊名称”，“违背现行法令，建立特殊组织”，“利用军队，造成割据”。并叫嚷：“必照军纪，予以严厉之制裁。”7月16日，蒋介石又提出一个所谓“提示案”，其内容有：1、拟定“陕甘宁边区”，改称“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2、划定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根、洛克。后者否认客观事物是经验的基础，认为经验就是，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3、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后1个月内，全部开到规定地区之内。4、第十八集团军准编为3军6个师、5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两个师。蒋介石的这个“提示案”的目的，是阴谋把战斗在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全部赶到黄河以北贫瘠而狭窄的地区，把50万大军紧缩为10万人，然后围而歼之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保证。主要著作有与他人合著的《批判实，同时取消陕甘宁边区，从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战斗在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发展到9万余人，建立了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边、苏北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是中央东南局书记，军长叶挺还不是共产党员，由于项英对叶挺很不尊重，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毛泽东电告项英，要他与叶挺搞好关系。项英不听劝告，对叶挺处处冷遇，连中共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也不向叶挺传达。叶挺电告周恩来等，表示要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周恩来即致电叶挺表示挽留：“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两个月后，叶挺离开新四军去香港。当他得知他的家乡惠州一带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即找到在香港的共产党负责人廖承志，要求在粤从事游击战争，并不再坚持辞去新四军军长。尔后叶挺在香港组织起100多人奔赴东江，收编了溃散在广九铁路附近的5000粤军，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叶挺的离职在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对周恩来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即与毛泽东电商，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权交给叶挺，劝叶回新四军。叶挺来到重庆，向蒋介石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并同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长谈。叶挺对周恩来说：“我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如加入共产党，只有去八路军工作，仍在新四军，蒋介石会怀疑我。”周恩来亲自送叶挺去新四军军部。周对项英说道：“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项英并未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处境也未见改善。周恩来对项英十分不满，他叮嘱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马上回新四军去，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项英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袁国平不敢“以下犯上”，项英也未改正错误。蒋介石提出“提示案”，遭到共产党的拒绝后，蒋介石还没有敢最后下全面反共的决心，斯大林决定给蒋介石军事援助，则促使蒋介石下了决心。1940年9月，苏德关系日趋恶化，希特勒准备东进苏联。苏联为防止日本进攻，避免两线作战，便急于同国民党修复外交关系。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力量太孱弱，还不能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国际主义的团结感发扬不够。毛泽东永远得不到美英大国的支持，而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他决定不给中国共产党援助，而电告蒋介石，决定再次向国民党提供包括150架战斗机，100架快速轰炸机，300门大炮和500辆汽车的军事援助，要求蒋介石排除对日议和的可能。斯大林派崔可夫将军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总顾问。10月16日，蒋介石接到斯大林肯定援助的电报，摸清了苏联的底细，便决定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19日，蒋介石又生一计，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致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诬蔑我军“自由行动”、“自由扩军”，不听其指挥等，并限令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密令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率10万兵力向皖东北进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率5万兵力向皖东进攻。早在10月初，顾祝同就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顾先将担任对南昌方面日军防御任务的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由赣东调至魄南，又下令调驻赣东的146师、驻浙东的79师、驻苏南的40师、驻浙东的63师，以及九战区的19师进至皖南，集结待命，时刻准备围歼新四军。不久，顾祝同又命144师、52师、40师、新7师、108师等共约七八万人部队迅速向皖南新四军靠近，或封锁交通要道、或占领战略要地。并布置说：“如果新四军蓄意要挟，即予以彻底解决，防止其向黄山及天目山流窜。”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则变相地向日伪通报：“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了。”使日伪军严密地封锁了长江，并焚毁了渡船，每日派军舰在江上游弋，同时在苏南、皖南、皖东等地大举扫荡。李品仙、冷欣等部在江北、苏南布防堵击。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又说：“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佳电”，对“皓电”作了公开答复。对“皓电”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坚决拒绝了国民党要我军限期撤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为了顾全团结抗日大局，采取了让步政策，表示同意将皖南新四军部队移到长江以北。是时，皖南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有1万余人，驻扎在安徽泾县和繁昌一带，地区狭窄，纵横不到100公里，而且北靠着日军封锁的长江、东临日伪占领区，东、西、南3方面还有国民党重兵包围。中共中央对皖南新四军的安危极为关注。早在1940年3月，中央军委鉴于国民党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发起进攻，致电项英说：“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到袭击。”此后，毛泽东等曾20多次电示项英，要他们认真准备北移，要有应付国民党突然袭击的准备。但项英对国民党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存在右倾错误，他一直株守皖南，等待时机。苏联军事顾问崔可夫一行奉命来到重庆。蒋介石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在真正了解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是支持他，而非支持中国共产党，便冒险发动皖南事变。12月9日，蒋介石发出手令：“凡在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该军“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毛泽东在11月和12月多次电令项英提高警惕，迅速渡江北移，并指定了北移的具体路线，严防袭击，并限令12月底全部北移完毕。但项英对蒋介石集团存有幻想，根本不相信国民党军队会对皖南新四军进攻，说顾祝同不敢进攻军部，一直按兵不动。12月26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鉴于情况紧张，皖南新四军部队决定以战备姿态移动。军长叶挺前往上饶，去见顾祝同，与顾交涉北移路线、军需补给以及保证北移安全等问题。叶挺同顾祝同谈了两天，最后定下：新四军开始北移时，所欠9—12月份经费当即转请补发；自4月份起尚未发给的子弹当转请补发；对在前方抗敌受伤的将士，答允予以适当的处置；北移路线：由茂林、宁国、经苏南渡江北上；移动期限：部队限1941年1月28日前撤完。兵站留守处限2月2日以前全部结束。新四军动身前，驻泾县的国民党52师，还请新四军军部篮球队到泾县去作临别的“友谊比赛”，故意装做相安无事的样子，这是蒋介石集团在事变前策划的阴谋之一。国民党一方面催迫新四军北移，一方面又故意刁难，不发给军需补给，不批准限定北移路线的驻地。虽然新四军领导多次交涉，仍不予解决，故意拖延时间，从而为歼灭新四军寻找借口。蒋介石命令“解决”江南新四军的密电发出后，皖南上空，顿时战云密布，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即将开始。新四军进行了北移的必要准备。1700余人的北移先遣队，携重要资材1300多担，分三批移往苏南北渡。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眷属，也随之先行。军部又把各部队共9000余人调到云岭地区，准备北移。以老一团、新一团编为第一纵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委；老3团、新3团编为第二纵队，由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委；5团和特务团编为第三纵队，由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委。其余尚有军直、战地服务团和教导总队，约1000余人，随第二纵队前进。新四军军部在云岭驻了3年，部队已与当地群众结下血肉之缘。现在为了顾全抗日大局，只好委曲求全告别皖南。1941年1月4日夜，军民依依惜别，部队里响起了《别了，三年的皖南！》的军歌：刺刀闪光，子弹上膛，挺起胸膛，开入敌后战场。别了，三年的皖南！……新四军兵分3路，向大康王、凤村、茂林、潘村、铜山前进。那日晚上天漆黑，部队打起灯笼火把，如多条火龙，蜿蜒游动于起伏的山峦，织成奇景壮观。加上连日大雨，山径泥泞，河水陡涨，章家渡的浮桥也被冲坏，只好涉河，部队行动困难，甚为疲劳，走到5日下午，才到达茂林。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命令第三、第五战区：查朱、叶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移动，应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于6月下午3时，命令第三十二集团军“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即命令所部，以主力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的新四军。6日下午，新四军特务团前哨部队到达丕岭，就遭到国民党第40师的堵击。新四军军部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一纵出击求岭，二纵出击丕岭、博刀岭，三纵特务团出击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是晚，崇山峻岭中枪声四起，部队和国民党反动军展开了争夺山头的拚杀。7日拂晓，各部队将指定的山头占领，继续前进。10时，军部越过丕岭，三个纵队，分3路会攻星潭，准备攻下星潭后，分两路向三溪敌40师师部处突围。但各部行动后，即遇到敌人碉堡的火力封锁。国民党军在1个月以前就在这些地区建筑了碉堡。当下，部队与敌人对峙激战。加上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未能攻下星潭。此时，毛泽东、朱德致电指示叶挺、项英：“新四平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新四军军部决定，当晚12时开始折回，经高岭向太平方向突围。后卫的五团在高岭已同敌79师打响了，激战正酣。突围高岭未能实现。军部决定，改道由茂林方向突围。8日夜，上官云相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部队“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向新四军发起总攻击。军部让3团为前卫，5团为后卫向茂林方向进发。夜里，大雨滂沱，军部达高坦时，敌144师已向高坦猛攻。叶挺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了一夜。9日晨，叶挺仍在前线，以教导队增援3团，士气大振，激战一日，将敌144师一部击退。部队伤亡甚大。项英试图带小部队绕道突围，派人去请叶挺商议。叶挺因在前线指挥将士们激战，项英便同袁国平一起带小部队出走。9日晚，叶挺决定率全部人员经泾县与丁家渡之间的青弋江至孤峰突围，黄昏开始行动。沿途遭到顽军的袭击，且战且走，情况十分混乱，一夜只走了20余里，于是，全军退入葫芦形横五六里的石井坑中，情况十分险恶。叶挺和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致电毛泽东，报告部队北进又受包围，项英等去向不明等情况。尔后叶挺命令紧急集合，他站在高滩阵地上，向全军作了极其沉痛而悲愤的讲话，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处于生死危急的关头，唯一的道路是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我想不到蒋介石的卑鄙无耻竟到了这步田地，真是较之秦桧犹不如的中华民族的罪人。为了民族的生存，我们一定要冲出去，以挽回当前国家民族的危机，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如果我叶挺有所动摇，枪在你们手上，大家都有权打死我。”全军将士眼含热泪高呼：“坚决突围出去！”“誓与军长共存亡！”新四军将士形成一股不可阻挡的洪流，冲向敌人，接连从敌人那里夺下五六个山头，到了10日中午，敌144师被新四军击退，但敌79师又从144师后面增援上来，双方对峙激战到天黑。局势更加困难。项英和袁国平于10日下午重新归队，并致电中共中央，承认错误，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同时，叶挺、项英又致电毛泽东、朱德，请党中央速向蒋、顾交涉，要其撤围。11日，新四军继续坚守石井坑阵地，战斗更加剧烈，并打退顽军多次进攻，但终因众寡悬殊，弹粮不济，情况变得十分危急。于是，新四军军部在石井坑召开会议，检讨受挫原因，制定行动方针。在顽军40、144、79、52、108各师合围的情况下，新四军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叶挺向全军将士说：“从我军长直到战士、伙夫、马夫，只要有最后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拚到底。我们为了抗战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要在革命史上留下悲壮的一页。”12日，顽军发动5个师的兵力，进行向中心合击。叶挺指挥着将士，坚守石井坑，浴血苦战。是日，中共中央致电新四军，宣布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1、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2、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中央又指示：新四军“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突围不成时，要准备打游击的计划。万一失败，要注意多保存一些干部。”当日黄昏，石井坑周围阵地相继失守，叶挺决定分散突围。13日凌晨，在部队突围时，袁国平壮烈牺牲。14日，战斗更加恶化，新四军经过8昼夜的浴血奋战，终于弹尽粮绝，除傅秋涛、黄火星等2000余人突围出去外，其余7000余人，大部分壮烈牺牲。饶漱石强迫叶挺与顽军谈判。叶挺说：“我现在是败军之将，根本没有条件去与敌军谈判，我是坚决不能去的。”饶漱石说：“这是军党委做出的决定，我负完全责任，我马上发电报给中央，你只管去谈判！”叶挺无奈，只好去谈判。他一到上官云相那里，立即被非法逮捕了。日本陆军、空军和海军，也与国民党军队配合默契，陆、水、空三管齐下，围攻新四军突围出来的零星部队。南京伪政府的绥靖部队，亦帮同协力，出动作战。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在泾县蜜蜂桶山密蜂洞里，于3月14日凌晨，被叛徒刘原总杀害。被俘的指战员被押送到上饶集中营，均遭惨无人道的残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千古奇冤——皖南事变。新四军战死和被残害计7000余人。蒋介石干了这桩血腥勾当之后，竟于1月17日，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出命令，宣布新四军“叛变”，已将“其全部解散”，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而对“剿共”有功的上官云相和第二十五军则各奖赏法币5万元。同时命令汤恩伯、李品仙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的新四军。是日晚，周恩来在重庆得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立即打电话向何应钦提出严重抗议。他愤怒地斥责道：“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作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当夜，周恩来义愤填膺，亲笔手书：“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翌日，周恩来将它发表在《新华日报》上。

第七章　延安整风

日伪对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拍手称快。汪精卫在南京开了庆祝大会，他说：“蒋介石盲目抗战数年，只做了皖南事变一件大好事！”伪国民政府宣传部发表谈话说：“救国必须和平，和平必须反共”，并呼吁重庆方面“明智之士”能同汪伪“同立于统一领导、统一国策之下，共同奋斗，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可见，皖南事变是日、伪、蒋勾结，共同反共的铁证。苏联政府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十分不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对国民党驻苏大使邵力子说：“苏联人决不做可使敌人快心的事。请问大使阁下，日本人对此高兴否？请转告贵国政府勿做敌人快心之事。”崔可夫在重庆向何应钦、白崇禧提出质问：“是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对蒋介石说：“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在重庆对蒋介石说：“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英国发表评论说：“解散皖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局势发展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蒋介石在国内外一片责难声中和英、美、苏3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下，突然发现，自己在政治上已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新四军军部即在苏北盐城成立。全军7个师1个独立旅，9万余人。第一师由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成，师长粟裕，政委刘炎；第二师师长张云逸兼，政委郑位三，副师长罗炳辉；第三师由八路军第五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第四师由八路军第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彭雪枫；第五师由豫鄂挺进纵队编成，师长兼政委李先念；第六师由江南指挥部所属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成，师长兼政委谭震林；第七师由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皖南突围部队编成，师长张鼎丞、政委曾希圣；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委罗华生。同时，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谈话，提出关于解决时局的12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3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又说：“如能实行以上12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己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说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蒋介石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他不得不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保证说：“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宣告破产。中共中央对皖南事变作了检查总结，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地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而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时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皖南事变不能不使毛泽东深思，实践证明，革命力量的发展，与客观条件有关，但主要取决于正确路线，取决于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影响了革命的发展。项英、袁国平领导的新四军，部队力量的发展比八路军慢得多，八路军发展了5倍，新四军才发展1倍，项英不听从中央指示，最后在皖南事变中，投入蒋介石的罗网。在党内，王明的机会主义错误还没有彻底清除，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通过王明等人还在起作用。王明在1940年3月公然再版了他在1930年11月写的《两条路线》（再版时改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的小册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还在毒害一些人。抗战以来，党吸收了70万新党员，他们大部分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虽然有革命热情和愿意接受教育的愿望，但其中不少人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带到党内，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这常常成为不正之风滋长和蔓延的条件。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考虑有必要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讲，为整风运动作了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在9月10日的发言中，详细分析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及其根源，指出，过去党内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党的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但王明却千方百计地推卸责任，拒不承认错误。毛泽东4次找王明谈话，任弼时、王稼祥参加了前两次谈话，陈云和康生参加了后两次谈话。他们同毛泽东一起对王明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希望王明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在同王明谈话中，批评了王明以下几个问题上的错误：（1）在形势估计问题上表现盲目乐观。（2）在国共关系问题上，忽视在统一战线下的独立性与斗争性。（3）在军事策略问题上，王明助长了反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4）在组织问题上，王明在担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常用个人名义打带有指示性通电给中央与前总，擅自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王明没有接受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他解释说，他的路线是对的，个别问题有错误。王明在10月12日突然宣布有病，从此便长期不参加中央会议和整风运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王明有以下路线错误：（1）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从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就开始了，从“九一八”以后则发展为路线错误。（2）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的组成，王明负有重要责任。（3）王明到苏联后，虽然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上和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有不同看法，但在形势的分析和政治路线上是完全同意的，并且一直给予了很大的支持。（4）抗日战争期间，王明在负责中共长江局工作期间，在组织上闹独立性的错误。中共中央成立了高级学习组，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全党整风从1942年初开始。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向全党发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的号召。2月8日，毛泽东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演说。尔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总学习委员会”作为整风运动的领导机关。整风运动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5个阶段，历时3年多，至1945年夏才结束。毛泽东提出，整风运动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个方针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根本的区别。毛泽东是用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弄清思想路线是非的方法，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达到团结同志的目的。“左”倾机会主义是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党内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那是宗派主义的表现。1942年5月，毛泽东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革命文艺的创作理论和文艺批评的标准，对文艺界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中共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10月19日到1943年1月14日，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着重检讨了陕甘宁边区党的历史，批评了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陕北党内一些同志所犯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对闹独立性和官僚主义等倾向，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了党的领导，对边区政府工作、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演说，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号召开展全边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把大生产运动当作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措施。毛泽东要求党政工作人员在财政问题上，应以90％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然后以10％的精力从农民取得税收。他说凡是不注重研究生产，不用主要精力帮助农民解决“救民私粮”，只顾向农民要“救国公粮”的，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就不是好领导者。凡是不注意生产反而好吃懒做的，不算好军人，好公民。当时，日伪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对根据地的封锁，再加上连续遭到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根据地几乎到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无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无被盖的境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很贫苦。1942年8月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政府小礼堂召开由各县县长参加的征粮会议，天下着大雨，突然一声巨雷，把礼堂的一根木柱子劈断，有一位县长当场被雷电触死。这件事很快传出去了，有个别群众说：“为什么雷没有劈毛主席？”话传到毛泽东的耳里，毛泽东没有追问是谁说的，更不准别人去抓什么“反革命”，而只是向干部了解说这话的原因。通过了解才知道，政府下达的征粮任务太重，群众有意见，便借“雷劈”发泄不满情绪。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指示有关部门将征收20万担公粮的任务，减至16万担。毛泽东这样处理和解决问题，使党群关系更加亲近了，毛泽东在群众中的威信更高了。毛泽东发动部队，机关、学校开荒种地。他召集延安的各单位负责人开会，非常简单明确地说：“国民党不发军饷了，我们怎么办？等着饿死吗？我想大家都不会同意的。解散回家吗？我想大家也不会同意。那么怎么办呢？只有大家动手，开荒种地，解决困难。”众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当场表示，他自己也参加开荒种地。多数人认为，毛泽东的工作太忙，不必参加开荒。有人提出为毛泽东代耕，毛泽东说：“我一定参加开荒。地点就选在我门口。只开一亩地，不多也不少。我还能自己动手，坚决不要人代耕。”毛泽东果然在自己门前选了一块空地。他白天工作一会，去那里劳动一会，夜间还要通宵工作，没过多久，他根据少年在家种田的经验，认为差不多了，让人认真丈量，果是一亩多地。他在那里种了蔬菜和庄稼，长得很好。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大生产运动。王震率领八路军359旅，开赴荆棘丛生、野狼成群的南泥湾，开荒26万亩，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平川稻谷香，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全旅的经济、物资不仅能全部自给，而且达到了“耕一余一”，向政府交了1万石公粮。在大生产运动中农民积极参加“变工队”、“扎工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到1942年底，全边区共开荒180万亩，增产细粮47万石。学校、机关、部队做到粮食、经费自给或半自给。与此同时，边区的工业、手工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全边区有62个公营工厂，职工近4000人，年产土布10万匹，这些工厂不仅能炼油、炼铁，而且能修理机械、制造军火。全边区的公粮任务，由1942年的16万担，到1945年减至12万担。群众增加了生产，又减轻了负担，生活得到了改善和提高。毛泽东总结了大生产运动的经验，题了八个大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43年3月16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书记处主席。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中央成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中央任命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校长，彭真为副校长，任命刘少奇为中央研究局局长，杨尚昆为副局长。毛泽东身居显位，能够保持着谦虚谨慎的作风。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共产党员要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要联系人民群众，而不要脱离人民群众，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王明曾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开学典礼作《学习毛泽东》的演讲，说：“青年干部学校既然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符其实，就是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王明又说，要从5个方面学习毛泽东，即学习毛泽东始终一贯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王明把他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稿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说：“我的理论一点也不好，不要发表。”毛泽东在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的信中说：“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为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毛泽东在写给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信中说：“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1943年4月，中共中央开始普遍的审查干部。在审查干部运动中曾一度出现了偏差，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长、情报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搞起“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10多天内便弄出大批冤假错案来，还在报纸上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大特务案，案件中的“主犯”已判死刑，即将枪毙。毛泽东很快发现了错误，即批评道：“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务如麻，闹得人人自危。我们党的历史上，在王明、张国焘错误路线下，搞审干肃反，伤害了很多好同志。特别是随便杀人，杀戒一开就难以收住，错杀了很多好同志，有血的教训。只要有人在，错了好纠正；人杀了，头是不能再长出来的，真正的特务也一个不杀。”延安行政学院被审查的人很多，他们不服，说道：“毛主席、周副主席知道了，一定会给我们平反。”不少人写信给毛泽东申诉，说他们不是特务，不是国民党，不是三青团，但挨了整，被戴上特务、国民党、三青团的帽子，要求党给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毛泽东看了申诉信，亲自到行政学院，在教职员工和学员大会上讲话，说：“在审干中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冤枉了好人，这像洗澡，为了消毒，在水里放些灰锰氧，但放多了烧坏了皮肤，这很快会好的。有些好同志被错戴了帽子，我们党是实事求是的，帽子戴错了就要把它摘下来，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就叫做实事求是。”毛泽东提出，审干运动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逼供信，重证据，不重口供的原则，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甄别平反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