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秘密大营救

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在认识上多次出现波动。刘少奇在1943年春回到延安，找王明谈过多次话。王明想拉刘少奇支持他，不料刘少奇把王明谈的话向政治局作了报告。政治局决定由刘少奇、任弼时、王稼祥3人一起同王明谈话，王明表示放弃自己的意见，不愿再谈。王明不但想拉刘少奇，还想拉张闻天支持他。张闻天在3月回到延安去看望王明，王明便挑拨说：“这次整风主要是整我们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的，尤其是你，因为你的教条比我们更多。”张闻天道：“我们过去确有很多错误，应该好好反省，我这次出发同实际接触接触，得益不少。”王明见挑拨不成，便转口说：“我以前也想下去工作，但后来生了病。”李富春同王明谈话，告诉他：很快就要召开党的“七大”，所以组织了“七大”代表和高级干部700多人，一起学习，中央政治局也正在开会，讨论“六大”以来党的路线问题，特别是检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问题，其中也讨论王明的错误问题，希望王明认真作出检讨。是时，共产国际已经解散，王明见大势已去，给毛泽东并中央政治局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批评，检查自己的错误。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着重批评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方面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杰出贡献。中共中央又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即“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用三三制原则建立政权，早在1940年3月就开始实行了，即在建立政权时，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三三制的目的，是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把根据地建设成为真正的包括一切抗日爱国阶层的统一战线政权，防止少数党员包办代替。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根据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普选教育，动员全区人民不受财产、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等限制，以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全区80％以上选民参加了投票。按三三制原则改选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为主席，李鼎铭为副主席。县以下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是经普选产生。1942年秋，晋西北根据地也根据三三制原则，选举续范亭、武新宇为行政公署正副主任，林枫、刘少白为参议会正、副会长。1943年初，晋察冀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成仿吾为参议会参议长，选举宋劭文为边区政府主任，胡仁奎为副主任。1941年夏，晋冀鲁豫边区按三三制原则，选举申伯纯为议长、宋维国、邢肇棠为副议长，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戌子和为副主席。华中根据地各县以上参议会和政府机关，也按三三制原则，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从1942年起，各个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减租减息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在减租减息中，一般按二五减租和实行年利一分及一分半的利息。在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农民抗日、生产积极性。1941年底，中共中央提出精兵简政的号召，要求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不得超过人口总数的3％。“精兵”的目的是提高主力部队的质量，扩大和加强地方部队及民兵建设。主力军与地方军的比例：一般以在山岳根据地二比一、平原根据地一比一为原则。根据军委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地方人民武装和民兵，建立独立的军事建制和指挥系统，进一步健全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人民战争体制。在一些敌情比较严重的地区，实行全部武装地方化。精兵简政一方面节约了财政开支，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精干了指挥机关，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加强地方兵团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对人民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日寇为一举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便提出“更改军备充实计划”，对在华兵力定额逐年递减，以便抽调足够兵力转向南方作战。规定在华兵力：1940年11月由年初的85万人减到72万人，1941年减到65万人，1942年减至55万人。但是，日军已陷入中国战场的被动和不利的情况，再抽出大量的陆军和海军对印度支那展开新的进攻作战，就遭到因兵力不足、陷于中国战场苦战而疲惫的中国派遣军的反对。他们认为，在穷于应付的不利情况下，缩减和撤退大量兵力，放弃相当的占领区，可能演成不可收拾的惨重的大败退。因而，日本统帅部企图立即缩减在华日军，拼凑南进的11个师团的计划落空。1941年12月8日，战火烧到了香港。日军出动以第38师团为主力的1．5万人装备精良的陆军部队，在海、空军的配合下，从中国大陆兵分两路，沿着青山道和广九铁路南段推进，突袭新界和九龙半岛。从此，这个“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繁华城市，变成了魔鬼世界。日本侵略军仅用三天时间，就突破了英国经营了两年之久的防线，迫使英军从12日起放弃了九龙半岛，退守香港岛。日军炮兵部队进驻九龙塘何文田阵地，架起远射程重炮，不分昼夜地对准香港的英军阵地和炮台轰击。一部分炮弹落在市中心区，每小时都给数以百计的和平居民带来伤亡，真是血肉横飞，尸骸枕藉。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香港总督杨慕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进入香港后，奸淫掳掠，无所不为。路上饿死和打死的人，尸体堆积如山，海上也到处漂浮尸体。香港的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盗贼蜂起，汉奸猖獗，黑社会分子更趁机劫夺，弄得民不聊生。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日间岗哨林立，入夜实行宵禁，行人经过岗哨要鞠躬并被搜身，妇女倍受凌辱。日本特务机关和汉奸的魔爪也伸向了香港的各个角落。日军的行径，严重地威胁着港九人民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尤其是在港的爱国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面临极大的杀身风险。一个名叫何久田幸助的日本文化特务，在香港各个影院打出幻灯，点名要茅盾、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文化名流到日本司令部所在地半岛酒店“会面”。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大多是在1941年因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来到香港的。他们原在重庆、桂林等地结社办报，通过各种途径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当局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迫害，在国统区无法立足，为人身安全，先后来到香港，并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来进行抗日、反顽的爱国民主活动，在香港出版各种进步报刊。其中有宋庆龄主办的《中国大同盟》英文半月刊，范长江、胡仲持的《华商报》，邹韬奋、茅盾、夏衍、金仲华、沈志远、胡绳等人的《大众生活》，茅盾的《笔谈》，俞颂华的《光明报》，郁风的《耕耘》，张铁生的《青年知识》，张明养的《世界知识》，马国亮的《大地画报》、范长江、夏衍、黄药眠的“国际新闻社”，乔冠华、胡一声、吴金衡、郑书群的“香港中国通讯社”，夏衍、于伶、金山组织的“旅港剧人协会”等等，一时蔚为大观。香港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李少石、潘汉年、刘少文、张文彬、梁广、尹林平、杨康华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开展紧张的营救工作。他们决定，首先分头与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取得联系，设法把他们从香港营救到九龙，然后护送到东江游击区，再从那里转送到大后方。是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军攻占港九之机，派正规军187师和地方反动民团，围攻我东江游击区。游击区受日伪顽夹击，处境十分险恶。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秘密营救行动。共产党人和东江游击队，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争夺战，他们英雄虎胆，神机妙算，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寻找、组织、偷渡，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一批批地救出虎口。廖承志等人按照营救方案，先行打通各地的关系。他们从香港偷渡到九龙，尔后去东江、赴韶关，沿途部署营救和接送的任务。香港地下工作者则紧张地寻找联络困在香港的文化人。自日军攻占香港后，知名的文化人大都分散隐蔽起来，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邹韬奋已经六易其居，住进了铜锣湾灯笼街的贫民窟里，茅盾夫妇也搬了四次家。在茫茫人海中，要找到他们，是很难的，地下工作者先找到了在《华商报》工作的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伯听，然后在他们帮助下，首先找到柳亚子和他的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普椿，不久又找到夏衍、千家驹、胡绳、邹韬奋、茅盾、廖沫沙等等。尔后将他们打扮成难民偷渡到九龙。从九龙半岛到东江游击区，东江游击队开辟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青山道经荃湾、元瑯进入宝安游击区的陆上交通线；另一条是九龙至西贡经沙鱼涌进入惠阳游击区的水上交通线。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时，周恩来发来了慰问电。周恩来还专门对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张友渔、韩幽桐、胡绳、吴全衡、于伶夫妇、章泯、戈宝权、沈志远、刘清杨等数十人的去向，分别作了具体安排。鉴于国民党特务对柳亚子、邹韬奋的缉捕很紧，周恩来倍加关注，指示南委书记方方指定专人接待和护送，确保柳、邹等的安全。周恩来要撤退人员：一些去浙江、经沪到苏北；一些去桂林；一些来渝。他还从重庆派人去桂林，接济经广州湾已到那里的夏衍等人。为使营救工作顺利进行，中共中央南方局设法筹集了20万元营救费，分别汇给东江和桂林方面。这场秘密大营救历时200天，行程万里，遍及10余省市，共营救出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家属800余人。其中著名人士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范长江、刘清扬、张明养、羊枣、千家驹、黎澍、戈宝权、韩幽桐、恽逸群、廖沫沙、金仲华、杨刚、胡风、沙千里、高士其、蔡楚生、司徒慧敏、萨空了、梁漱溟等。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急需一个巩固的战略基地，使其太平洋战争能顺利进行。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根据日本大本营的战略意图，从1941年起，便在推行“治安肃正”的基础上，采取“治安强化运动”，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为方针，实行政治、军事、文化一元化的“总体战”，妄想确使“匪民分离，掌握民心，确保华北占领”。面对着日本侵略军的阴谋，毛泽东制定了“广泛的群众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来对抗日本的“治安强化”战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军区建起了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位一体的军事机构，造成了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从1941年6月至1943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反“扫荡”作战42205次，毙伤日伪军33．1万余人。但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伤亡很大，八路军由50万人减少到40万人，新四军由13．5万人减少到11万人。有不少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根据地由1亿人口减少到5000万人口。1941年1月25日，日军趁八路军外线作战之机，纠集附近5个县16个据点数千人，乘黑夜把冀东八路军后方机关活动地潘家峪团团包围。拂晓，日军进村后把全村男女老少驱赶到一个大院里，房顶上架起机枪，院内堆满柴草。面对赤手空拳的无辜百姓，侵略者大施淫威，边点火焚烧，边猛烈扫射，霎时间，1300余村民惨遭杀害。1942年4月1日，日军以第27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15旅团、关东军、伪满军各一部、冀东伪治安军17个团，共3万余人，对冀东进行残酷大扫荡。日伪军以优势兵力对冀东根据地实行包围，继之逐步压缩包围圈，并割断山区与平原、东部与西部的联系，然后分区进行“清剿”和“连线合击”，企图歼灭冀东军分区主力。冀东主力除留两个营协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外，其余部队适时突破敌人封锁，越过长城进至热河南部地区，对敌占区交通线展开破击战，牵制敌之兵力，迫使日伪军结束“扫荡”。日伪军寻找我主力决战阴谋未能得逞，便烧杀抢掠，约有2万群众惨遭杀害。2万青壮年被抓到东北和日本去当劳工，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日伪军在冀东基本区建立了许多据点，使根据地1000多个村庄变成游击区或敌占区。9月中旬，日军7个联队，伪军4个团，伪治安军19个团，以及杂牌军一部共4万余人，对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扫荡”。八路军冀东部队主力先机转到热河南部、滦东等敌之侧后地区，打击与牵制敌人，留下一部分游击队和党政干部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日伪军发现冀东主力外转后，为了确保伪“满洲国”的安全，即以优势兵力反复出击，还拉夫拉丁，在长城内外构筑3道封锁线，并在热河南部地区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和“绝缘地带”，以彻底割断长城内外抗日军民的联系。日伪军在冀东游击区根据地基本区大肆筑堡挖壕，进行分块分割，严密封锁、四处搜索“清剿”，残酷屠杀中国同胞。10月28日，日军突然将潘家岱庄包围，在全村纵火烧房，把群众赶到广场上，用机枪扫射、火烧、活埋等手段，将全村1280余人杀害，又制造了潘家岱庄大惨案。1943年初，经过整训的冀东主力部队，除一部留在热河南部山区外，大部分返回基本区。日伪军慌忙调集6000多人，对突入基本区的冀东部队发动围攻。冀东部队在南青坨消灭日伪军300余人，转至遵化芦各寨地区。日伪军1万多人层层包围芦各寨地区。冀东部队白天坚守阵地，顽强地抗击敌人，入夜后迅速突击重围，并毙伤日伪军400多人。战后，坚持基本区的地方武装乘机镇压汉奸，捕捉特务，袭击日伪据点。转到日伪侧后的主力部队连续取得袭击战斗的胜利。在长城内外，滦河以东，北宁路以南地区，冀东军民不断打击日伪军，攻克日伪据点，扩大游击根据地，坚持抗日斗争。冀中军民的抗日斗争又是一番气象。他们根据平原斗争的特点，创造了“爆炸运动”、“地道战”等游击战术。1942年5月1日，敌人纠集3个师团、两个旅团共计5万余人，并以飞机、坦克配合，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给冀中军区发去电报说：“你们肩负着保卫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光荣任务，这种任务正是和整个华北战局密切联系着的。我们正在号召全华北各个抗日根据地积极向敌出击，配合你们作战，你们的战斗不是孤立的，是有着全华北八路军与华北抗日人民直接支援的。……冀中反扫荡将是一段异常险恶、异常痛苦的过程，然而这种暂时的黑暗，你们一定能战胜它。”5月1日至10日，敌军5万多人，并配有3个中队的飞机和数十辆坦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滹沱河以南、滏阳河以西和石德路以北冀中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以鱼鳞式的纵深配合，实行“铁壁合围”扫荡，企图歼灭冀中军区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冀中主力部队机动灵活地跳出敌人的合击圈，使敌军的罪恶阴谋没有得逞。5月11日至30日，敌人对我分区和县级领导机关，实行“奔袭合围”，反复扫荡，结合“清剿”，建立据点、筑碉、修路，实行封锁分割，摧毁县区村各级组织，妄想达到“确保占领”之目的。冀中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个块，敌共建立据点1700多个，修筑公路7500多公里，封锁沟4000多公里。冀中平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造成冀中广大平原地区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的惨状。冀中军区除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游击队坚持作战外，大部主力转向外线，配合县区游击队靠近敌薄弱点，以袭击、伏击打击敌人。地方武装则利用地道战、地雷战、村落防御战等战术同敌军展开斗争。冀中七分区22团两个连，与赵户村民兵协同作战，在5月1日敌军一部进攻赵户村时，以猛烈火力阻击，毙敌40多人，缴获战马8匹。次日敌又来进攻，被我打死打伤20多人。5月8日，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结果死伤80多人，狼狈窜回。5月23日，敌人集中1000多人，向赵户村发动第四次进攻。我两个连的部队同藁无县大队一起，同敌展开争夺战。敌人首先从南边进攻，接着便从东南、西南包围上来，我指战员同民兵一起，连续击退敌人数次冲锋。敌人突破我前沿阵地，我即退守村边，依房屋继续抵抗。机枪手边成杰被敌人炮火掀起的土埋了5次，依然向敌人射击。敌人冲锋了10多次，均被我击退，并留下100多具死尸。下午5时，敌人放了毒气弹，并向街口冲击，战士李三子利用房屋墙角工事，向敌人连续投掷了180多个手榴弹，打死80多人，敌人不能前进一步。敌人先后四次进攻赵户村，留下了300多具尸体，大败而回。5月26日夜，日军110师团驻保定的163联队主力，在联队长坂胜大佐带领下的2000余名日伪军，向定县北町村扑来。县大队政委赵树光指挥县大队和群众武装迎敌。敌人进至我前沿阵地50米时，机枪、步枪火力齐发，手榴弹和布设的地雷也在敌中间爆炸，四五百名日军倒在血泊中。敌大队长持刀督战，当即被我击毙。敌人3次冲锋均被击退。敌又组织敢死队，也被一捆捆集束的炸弹炸得血肉横飞，激战了10多个小时，我手榴弹和子弹打光，敌人突破阵地。我指战员被迫转入地道。是时尚缺乏地道战经验，地道内挤满了群众，混入地道内的汉奸特务乘机煽动破坏，地道内失去交通和同敌周旋作战的作用。敌人将各种毒气点燃后投入洞里，又将毛柴点燃投向洞里，将洞口密封，使毒气在地道内蔓延、扩散。千余名军民惨遭毒害，中毒较轻者爬往洞口，被枪杀或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冀中军区从北町惨案中吸收教训，要求地方武装和民兵确保地道畅通无阻，充分利用地道打击敌人，保护自己，各地立即照办。5月30日拂晓，深泽、安平等地千余敌人向白庄扑来，驻在该村的200多名八路军和30多民兵，在副营长指挥下先把老百姓经地道送出村外，尔后战士和民兵利用房屋和街口工事，同敌人展开激战。村西口敌人5次发起冲锋，均被击退。我30多名战士带1挺轻机枪通过地道从村外钻出来，从敌人的背后进击，敌人压不住阵脚，顿时大乱溃退，敌指挥官晋藤联队长被击毙。这次战斗，我伤亡20余人，毙伤敌人400多人。次日，敌人把附近大小据点兵力悉数调来报复。我军决定从地道内转移，6位民兵自告奋勇掩护。副营长不许。他们却说：“我们地理熟，打掩护我们是老手！”6位民兵在通街口的一座地下堡里，打死了冲进村内的20余名鬼子，尔后也安全转移。敌人占了白庄，却不敢下地道。直到下午，才把地道挖开了一个口子，向里边放毒气，投手榴弹，是时，八路军和民兵早已通过地道，游击在辽阔的原野里了。

第九章　军民反“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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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3个连于6月9日来到深泽城东北15里的近敌区宋庄，该村是有400多户人家的中等村落，分为南北两部。部队同民兵建立联防。那日本旅团长坂本少将率领日军300多人，向宋庄扑来，我军以村沿阵地为依托，以隐伏手段痛击敌人，我1挺重机枪，3挺轻机枪，1个掷弹筒，集中火力猛烈射向敌人，当场将坂本少将旅团长击毙。300余日寇立即分两路从东、北两面向我军前沿阵地进击，我军连续打垮日寇数次冲锋。时至中午，日军集中深泽、无极、定县、饶阳、旧城、安平等大小据点日伪军1800余人，并配以4门大炮，7挺重机枪，80余挺轻机枪，会攻宋庄，战斗异常激烈。敌军连续发动38次冲锋，均被我军击退。直到夜晚，敌人才不得不停止冲锋。但敌人点燃一堆堆烈火，并以零散的枪声，阻止我军突围，以待新的援兵继续对我围攻。我军避开敌人火堆，于10日凌晨1时胜利地突出重围。天亮后，敌寇集中火力向宋庄全面进攻，结果扑了个空，沮丧地拖着700多具死尸、400多个伤员，狼狈而回。我300名英雄健儿，与2000多敌人血战16个小时，毙伤日军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1100余人，我军伤亡仅有13人。日寇为了扑灭冀中抗日烈火，采取所谓“淘水捉鱼”政策，派出大量的“清剿队”、“易抉队”，逐村、逐院、逐屋地搜索我军政人员和地方干部，只要发现蛛丝马迹，便全家抄斩，血洗全村。冀中人民英勇无畏，忠贞不屈，机智顽强地同敌人周旋。冀中军区将大兵团划整为零，组成机动灵活的二三百人的战斗单位，采取“敌进我退，避实就虚”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并抓紧有力时机，相机进退，痛歼小股敌人。民兵和地方武装加紧战备，坚壁清野，抓紧地道挖掘，广泛进行爆破活动，凭借地道坚持村落战。日寇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采取了“驻屯清剿”手段，调集重兵，重点突击我游击战争最活跃地区。冀中人民便创造了神奇的地道战。军民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挖成家家相通环绕全村的地道，尔后村落地道再向四野延伸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宗教、语言学等，与邻村地道衔接起来，便构成村村相通的地道网。地道战变敌军碉堡林立、沟路如网的敌占区的平原为我军后方。我军小型兵工厂、医院、报社、印刷所、电台、仓库都有了稳妥的工作场所。日寇为了破坏地道，使用水攻、火攻、烟熏、施放毒气等手段，都未奏效。我军里外夹攻，敌人丢下成百具死尸，狼狈而逃。我军又利用清纱帐的有利条件，发动青纱帐战役，毙伤敌人，平毁公路和封锁沟、炸毁碉堡据点。日寇集中7万余人兵力，从1941年8月起对我北岳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企图以绝对优势兵力，在两个月内摧毁我山区根据地。日寇采用“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马蹄形保垒战”、“鱼鳞式包围阵”等战法，并施以野蛮的“三光政策”，有计划地制造“无人区”。我华北各地区部队配合晋察冀北岳地区的反“扫荡”，协同作战。刘伯承部向平汉铁路南段进击，先后攻克6座县城，摧毁敌据点200余个，连战连捷，敌伪胆寒。晋西北部队攻入忻口车站，使同蒲铁路北段一周不能通车。敌寇主力于9月中旬被迫撤退，但仍留2万余人于边区内继续“扫荡”。9月24日清晨，3500多名日军带领伪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突然从四面八方向狼牙山包抄。被合围的狼牙山上有地方党政机关、周围村庄群众和掩护部队1个团，共计有三四万人，团长邱蔚根据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指示《现代哲学倾向》、《一般价值论》、《价值的领域》等。，命令7连2排6班战士坚守阵地，掩护部队、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部队、党政机关和群众安全地撤走了。6班5名战士扼守着狼牙山。他们趁着月色，把手榴弹一束束捆扎，当作地雷从山脚下一直埋到半山腰，尔后爬上狼牙山通往棋盘陀的路上隐蔽起来，等候敌人进攻。次日拂晓敌人果然向棋盘陀猛扑上来。敌人进入地雷阵，轰轰轰天崩地裂，大批敌人被炸死。硝烟过后，敌人又向山上爬来。5名战士揭开手榴弹盖，子弹进膛，目不转睛地盯着敌人。敌人越来越近，只有二三十米远，班长马宝玉喊：“打！”手榴弹飞进敌群中爆炸，接着举枪向敌人射击。敌人连滚带爬地退了回去。敌人连续4次冲锋，都未成功，死伤90多人。日军用炮火猛轰。5名战士撤离原地，向棋盘陀山上转移。每到一险要处，即扼守一阵，杀死一批敌人。敌人吃了几次亏，又不知我有多少兵力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我们正确地认，不敢硬拚直冲，他们使用炮轰、机枪扫射和轮番冲击的办法进攻。5名壮士沉着战斗，一直打到中午，敌人未能爬上棋盘陀。班长马宝玉见已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但若沿部队转移的路线撤退，有可能把敌人引过去。若不走这条路，只有向棋盘陀的顶峰的一条路，那是三面都是悬崖的绝路。马宝玉毫不犹豫地带领4名战士向棋盘陀顶峰攀去。5壮士攀上顶峰，大批敌人接踵而上。5名战士弹尽，便投石头袭击敌人。敌人见他们没有子弹，向他们涌来。马宝玉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示意4位战士向他靠拢。4位战士一齐靠向班长。敌人一齐涌来，嚷着：“抓活的！”马宝玉大吼一声：“去你娘的！”即将手榴弹甩向日本兵。10多个日本兵被炸倒。马宝玉大声喊道：“我们宁愿牺牲，也不能当俘虏！同志们跟我来！”五名壮士齐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尔后纵身跳下23丈高的悬崖！敌人惊呆了，日本兵在崖头上排成几列，竟恭恭敬敬地向悬崖处三鞠躬，他们被我中华壮士捐躯殉国的牺牲精神所折服。五壮士中的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当场牺牲，葛振林、宋学义受伤后得救。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授予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3烈士“模范荣誉战士”称号，授予葛振称、宋学义“勇敢顽强”奖章。我主力部队挥戈回击，敌人感到有被围歼的危险，遂全部退走。在这次反“扫荡”中我军歼敌8000多人。华北敌酋冈村宁次哀叹：“肃清八路非短期间所奏效，以狮子扑鼠，效力不大。”1943年，日军对游击区采用“逐步蚕食”、“跃进蚕食”手段，以分进合击的姿态，突然占领，驱逐抗日力量，控制要点，筑路挖沟，修建碉堡，图谋一举蚕食成功。日军纠集1．2万余人，对北岳根据地分区辗转“扫荡”。日伪军或轻装急进，施行大迂回包围，或夜间远程奔袭，直插根据地腹心地区，捕捉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根据地军民抓住敌后守备空虚之机，以武工队、小部队深入日伪军后方，开展袭击战，交通破击战。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民兵一起进行麻雀战，地雷战，相机打击敌人，给日伪军以很大威胁。5月中旬，日伪军700余人由党城进犯阜平，途经五丈湾。民兵队长李勇率领游击小组，布下地雷阵，炸死日军中队长以下30多人，途经龙泉关时，又踏响李勇游击小组埋设的地雷，死伤100多人。李勇的地雷战术，不仅做到“敌到雷到”、“敌未到雷先到”、“敌不到叫敌到”，而且能使游击组和爆炸组密切配合，边打边埋，随机应变，使敌人心惊胆战，草木皆兵。1941年之后，日军更加紧了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进攻。日军在平汉铁路西侧构筑了3道封锁线，企图割断我太行区与冀南区、冀鲁豫区的的联系。在冀南、冀鲁豫平原地区，日伪军以纵横交叉的公路、碉堡、封锁墙，将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十八集团军总部命86旅、决死1纵队、212旅组成太岳纵队，陈赓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委，纵队兼任太岳军区工作，军区下设6个军分区。于是，陈赓、薄一波便在根据地、边区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自卫队、武工队相结合的游击集团，与敌展开斗争。日寇集中3万多人，对太岳区进行所谓“铁壁合围”、“电击反转”的大扫荡。太岳军区以主力分遣作战、广泛开展游击活动，内线外线积极配合，进行反“扫荡”作战。在不到1个月之内，毙伤日伪军1360余人。日寇把“扫荡”的中心移到太行区，使用“捕捉奇袭”战术，以优势兵力连陷黎城、洪水镇、蟠龙镇、涉县等。我军民以游击战、麻雀战、地雷战杀伤敌军。敌退出涉县。不久，日寇以“电击反转”战术复占涉县，并沿清漳河向北猛犯，指向黄崖洞。黄崖洞是太行根据地腹心地区。沟壑两边土黄色的石壁拔地而起，犹如刀削斧劈一般，抬头一线天，低头难伸拳，地势极为险要，这里军事上叫“南口”，“纵深千米，纡曲回环”，俗称“瓮圪廓”。从那里沿着右侧嵴往上走，可达制高点起马站、桃花寨。过桃花寨，前面有一座两厢对峙的天然石台，一道飞瀑从三四丈高的石礅上跌宕而下，隔绝去路。横放一架云梯，方可通行，故取名断桥。过了断桥天险，葫芦形的黑山沟豁然开朗，穿过金石坪，便到沟口上。沟口一分两岔，左通水窑，有泉有土，兵工厂设在这里。左边是黄崖主峰，崖畔上有个天然石洞，洞内设军火仓库。沿着沟下那条小路，可到西北的左会山垭口，是黄崖洞通武乡的唯一通道，八路军特务团一部担任警戒。日军第36师团主力5000余人，在第4、第9混成旅团一部配合下，分数路向黄崖洞、桃花寨、水腰山猛攻。我特务团1000人奉命坚守阵地。敌以炮击、兼施放毒气，久攻不克。次日，敌强攻水腰南陵口、桃花寨东南阵地，死伤200余人，不克。第三日，敌集中炮火向桃花寨、南陵口阵地猛攻，血战竟日，反复冲杀，死伤300余人，仍不克。第四日再战，死伤600多人，大败而退。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命769团、772团、新1旅2团、14团在黄崖洞与黎城间的三十亩、曹庄一带设伏。狡猾的日军虽多次派出侦察开路，但伏兵与山川混为一色，他们无法察破。日军大部队像一群凫鸭一样进入伏击圈，顿时枪声四起，弹如急雨，敌人丢下了500多具尸体，狼狈窜回黎城。左权命部队乘胜猛追，收复了黎城。1942年5月24日，日寇兵分数路并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将八路军总部及直属机关部队包围在桐峪、尖庙、周家垴、南艾铺地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党校、报社的大队人马，集结在南艾铺、高家坡一线山沟里，四面都响起激烈的枪声，日军采取“张网捕鱼”、“纵横合击”的战术构成包围圈，并统一控制包围部队的前进速度，以防止八路军乘隙突围。各路分散部署的敌军指挥官为协同策应，都掌握着相当数量的机动部队，进行突然急袭。日军独立飞行的红头飞机，围着总部转移的高山深沟轮番俯冲投弹。日军在窑门口、南艾铺、十字岭、挖拉铺东峪一线摆下“铁环合围”阵。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门的上千匹骡马在敌机投弹、扫射情况下，惊跳起来，有的负伤倒下，有的吼叫，有的挣断缰绳在沟上乱窜。熙攘无序的机关人员被骡马与辎重堵在山沟里，左权见状，急忙跳上一匹黑骡，兼前顾后地把混乱了的机关队伍迅速集合起来，加快行军的速度。彭德怀、左权决定分路突围，左权率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为第一纵队，沿清漳河以东，由南向北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党校、新华日报社为第二纵队，由政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为第三纵队，由杨立三率队向东北角突围。日军发现八路军分路突围，快速紧缩包围圈，密集的炮弹、子弹向突围队袭击。彭德怀没有立即突围，左权见情况万分危急，命作战科长王政柱和两位作战参谋，随彭总一起突围，并命1个警卫排掩护，彭总见还有不少人，特别是机要部门的女同志未突围出去，不愿先走。左权道：“彭总，你的安全事关重大，现在日军摆的是铁环合围阵，再晚一会突围就更困难了！”即命人把彭德怀扶上马背，冲出重围。左权等彭德怀突围后，急奔司令部直属队。十字岭硝烟滚滚，日军野兽般的吼声同掩护部队的喊杀声、枪声、炮声、手榴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左权登上一块高地，继续指挥突围：“同志们冲，突出山口就是胜利！”一发炮弹在左权身旁爆炸，左权壮烈殉国，年仅36岁。左权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太行、晋察冀、冀西北、冀鲁、平西、鲁西北响起“为左权将军报仇雪恨”的口号，在1个月里，太行军民歼灭日伪军3000多人，摧毁伪组织340多处，攻克碉堡、据点30个，解放民夫2000多人。山东军民在抗日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41年2月，八路军115师教导3旅两个连，在津浦路西的反“扫荡”中，为掩护领导机关安全转移，和超过他们10倍的敌人奋战终日，毙敌近千。日寇施放毒气，我两连健儿全部光荣殉国。冬季，敌人以5万重兵对我沂蒙山区进行2个月的“扫荡”。我主力为避敌锋芒，由内线转入外线，敌人合围扑空。当敌人兵力分散时，我部队又秘密回到中心区，采取伏击、截击等手段。10天打了7仗，毙敌千人。1942年秋，日寇对胶东地区“拉网扫荡”持续40多天，除使用1．5万人陆军外，还有海军、空军配合作战。敌人深入我根据地后，分成许多小股，互相保持火力联系，边压缩，边搜索，白天摇旗呐喊，夜晚沿合围圈点火，控制山头，封锁要道。11月，日寇5000人合围博山东部的马鞍山，我军一个排同敌人打了两天，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刺刀、枪托和敌人死拚，给敌重大杀伤，敌蜂拥而来，排长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战士们高呼：“宁死不做俘虏！”一齐携枪堕崖殉国。11月24日，日军“收网合围”马石山，有2000多群众被围困在山上。我军5旅第13团1个交通班执行任务后返回途经马石山，毅然决定带领群众连夜突围，他们同民兵一起往回数次冲破敌“火网”，护送出1000多群众突围。拂晓后，他们再次进重围抢救群众，被日军团团包围在山峦上。全班10名战士奋勇杀敌。7名战士阵亡，3名战士弹尽路绝，紧紧拥抱一起，拉响仅剩的1颗手榴弹，血染马石山岗，英勇献身。1943年11月，我鲁中1个连，在敌人飞机大炮猛烈轰击下，凭借险要地形，在岱崮山上战斗18天，牵制敌人2000余人，以伤7人亡2人的代价，毙伤日伪军300多人。山东军民空室清野，以搬空、藏空、躲空“三空”，对付敌人野蛮残酷的抢光、杀光、烧光“三光”政策。在平原地区挖掘了纵横如网的抗日交通沟，使敌人快速部队无法行动，又便于我军隐蔽活动。各地还建立了侦察网和通迅网，广泛开展“麻雀战”和“地雷战”，对敌人进行袭扰、围困、伏击。特别是地雷战使敌人无从捉摸、防不胜防。在普遍开展的“飞行爆炸”运动中，民兵把大量地雷埋到敌人的交通线上和据点周围，甚至埋到敌人的堂房、操场里。敌人出动时，走大路大路炸，走小路小路炸，因此不得不用牛拉着石滚在前面探路。鲁南铁道游击队更使敌人胆寒。铁道游击队在津浦路鲁南段和临（城）枣（庄）线上，使急驰的火车突然出轨，车头忽然相撞，满载物资的车厢忽然前后脱节。游击队将列车的武器、弹药、布匹、医药送往根据地，敌人赶到出事地点，已人去物空，列车也化为灰烬，追到微山湖边，茫茫湖水，不见人迹。这支游击队开始只有18人，3支短枪。为了解决枪支问题，决定去打枣庄火车站对面的“国际洋行”。这洋行实际上是个特务机关。游击队员们摸了进去，杀了两个日本兵，夺了1支乌龟匣子。第二次从洋行南边厕所旁挖墙而入，将14个日本兵杀死，夺走他们手中的枪。铁道游击队逐渐壮大起来，6年发展到2000多人，从敌人手中夺回400多个村庄。新四军在苏北战场上英勇杀敌。1941年7月18日，日军第15、17师团和第21旅团1．7万余人，伪军3万多人，兵分7路合击盐城。“扫荡”的规模之大犹如泛滥的洪水。新四军第3师转出外线，以奇袭、伏击等手段毁敌汽车60多辆，消灭日伪军300余人，并攻克蒋营、涟阳、永兴、新河等城镇。苏中新四军第1师连克黄桥、古溪、加力市等据点，毙伤日伪军数千人。1942年秋冬，日伪军几万人从陇海铁路南压，由淮海区而盐阜区，由盐阜区而“扫荡”到苏北平原各地。日军首先控制纵横交错的交通线，建立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据点，修起坚固的碉堡，然后由点、线向面扩展。苏北地区被一块块地分割，敌人分区进行“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用“梳篦”、“拉网”战术“清剿”，残忍地实行“三光”政策，许多地方成为“无人区”。苏北游击队、民兵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牵制敌人。1943年2月初，新四军第3师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开展反“扫荡”战斗，20多天内，在盐阜地区歼敌1800余人，攻克据点50多个。

第十章　“最后一跳”

正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却接受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曲线救国”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其心腹们说：“对日本这场战争，我本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有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曾对一些高层领导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2A5，可是目前共产党越来越多了，力量越来越大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共产党，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共产党了！千万不能够让共产党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势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方面同日本方面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曲线救国’，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由汉奸陶希圣代笔写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而已。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封建主义。书中写道：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化因时”。提出“民无不为本，民无不为命”等命题。隋唐以，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者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蒋介石在极力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便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是“革命的障碍”。尔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宣称“二年内决定命运”，想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受到日本和汪精卫的特别关注。不久，戴笠就收到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将有一个“神秘人物”，前来重庆。蒋介石左盼右盼性，物质第二性，精神是世界的本原。有两种基本形式：主，终于把汉奸吴开先盼来了。蒋介石即派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杜月笙等百余人赴机场欢迎，又有军警周密保护。汪伪政府要员吴开先来到重庆的第3天晚上，蒋介石即单独同他谈话，蒋说：“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很清楚。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少将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蒋介石道：“这个，慢慢谈罢。”吴开先又道：“日本方面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剿共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蒋介石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双方都为和谈再创造些条件。”蒋介石感到“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在苏南率5万人向日军投降。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等，在蒋介石“可略走曲线”的指使下先后投敌。庞炳勋于1943年5月在豫北投敌后，即被敌伪委任为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山东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联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到1943年8月，先后有20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和50万军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国民党50万余军队投敌，占80万伪军的60％。这些“曲线救国”的军队，成为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反动力量。后来日军无条件投降时，这些“曲线救国”的汉奸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同共产党的军队争收失地，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的“曲线救国”并不限于军事方面，在情报和特务工作上也是联合日伪反共。国民党山西省委李犹龙，在太原帮助日寇反共，后来回到重庆，被委任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1942年下半年，大汉奸陈公博竟为重庆方面设立了两个专用电台，一台供蒋介石侍从室刘伯川使用，一台是供戴笠使用。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当了南京汉奸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何世桢、顾保安、赵冰谷、何柱国等和陈公博联系，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反共。何柱国派人去见陈公博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陈公博即设电台与何柱国通电。戴笠竟将八路军、新四军布置地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详表交给陈公博，陈即按表布置剿共。重庆国民党密电陈公博：“转告刘启雄、孙良诚、吴化文等，目前应严密布置，协力剿共。”蒋介石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3年8月死去的机会，在9月6日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一手操纵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接着，蒋介石在全会上“选举”自己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就有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等职，成了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大权的大独裁者。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后根据地团结抗战、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黑暗重重、充满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不允许其他党派和人民群众有任何民主和自由。为了箝制舆论，国民党特务横行，并规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和义务”，处处推行“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人糊里湖涂地成为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蒋介石拨出巨额特务经费，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美国特务就有1000多人。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特务组织，有许多地区设立了集中营，诸如江西上饶、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西安集中营等，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抗日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国民党特务在国统区内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从城镇到农村，普遍实行保甲制，保甲机构由特务系统操纵和指挥。保甲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得到特务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维护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反动政权，在经济上进行毫无限制的掠夺。从1942年7月份起，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四大家族掌握的4大银行存款数额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因外汇紧束，又助长了黑市交易之风，国民党权贵们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卖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特权，又垄断了金融，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垄断工商业，垄断原材料加工制品，以及对内对外的贸易，从而操纵市场。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而被官僚资本吞并。在农村，苛重的田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削量高到农民收获量的一半左右。加上高利贷、抓壮丁、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走投无路。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重庆，甚至中产阶级也难以度日，大街上乞丐、饿殍、卖儿卖女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各级官吏寻机中饱私囊，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利用权势地位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大官大发财，小官小发财。国民党要人仅在美国、巴西、瑞士的存款多达5亿美元，利用这笔存款可装备300个机械化的国际师。孔祥熙1人在美国的存款就达1亿美元。国民党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5年之用。国民党各战区军官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和普遍。诸如就地抽税、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饷、走私贩毒，屡见不鲜。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群众为争取生存权，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民族起义。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在1944年7月举行起义，反对第一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并将前往镇压的第69军第28师缴械。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与南洋地区同日本建立交通联系。日本大本营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命令关东军拨运渡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方面军。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12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假宣传，制造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达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目的。东条英机发出命令，要求在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1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个命令定名为“一号作战”。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称“最后一跳”。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400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日军出动约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4月17日夜间，日本第12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18日凌晨便向郑州突进，19日傍晚攻陷郑州，日军主力接着向新郑一线集结，于23日攻陷密县。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懵头转向，不知所措。随即召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参谋长、亲日派何应钦，对日本的意图了解得最清楚，他发言说：“昨天我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饭，他们向我转达了盟军对河南战局的看法，美国认为东条看到欧洲战场上的苏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配合海上作战，并可与孤悬在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对何应钦的看法，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昨天几位美国空军朋友也对我说，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东北到广州与越南的直接铁路交通线。因为盟军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远布于东南亚，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我已经电令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40万精锐之师；40多万对付几万人，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蒋介石话音刚落，陈布雷送来十万火急电报：“郑州已告沦陷！”蒋介石立刻惊恐万状，问：“怎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哪里去了？”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调调走了3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蒋介石又问：“胡宗南上哪里去了？”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2个军，去新疆镇压叛乱去了。”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汤恩伯呢？”“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本死拚，他已调集了800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他拥有43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称他“水、旱、蝗、汤”，即四大灾害之一。他对日寇却十分亲善，这个号称40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本交战，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49个市县。蒋介石虽说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余万人军队，又有苏联、美国、英国等国援助，美国在1943年底援助蒋军的军事物资计为3．927亿美元。另外，美国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0个师的部队，向蒋提供战斗机和飞行员，成立航空志愿队，帮助在中国设立军官学校，派出军事代表团等。然而，蒋介石把外国援助的军事物资、用小部分来抗战，用大部分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影响下，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领中的一个。5月1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月5日占领郾城，9日到达确山，设在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令在长台关的日军北上，与南下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日军占领许昌之后，便转向西进，攻打郏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洛阳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洛阳东南地区汤恩伯军队一部陷入日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日军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侵占山西的日军约2个旅团，从垣曲南下，强渡黄河后，攻下渑池，向新安推进。孟津日军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攻城，但被击退。23日，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入敌手。日军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计划，占领了河南全境。5月28日，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从南京潜入汉口指挥部，准备向粤汉、湘桂铁路发动猛攻，以打通这两条铁路线，消灭沿线两边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场，并威胁重庆，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日军调集11个师团，36．2万人，此外还有海空军。5月27日、28日，日军5个师团12万人从湖南岳阳一带分3路向南进军，准备在长沙北面的沅水和益阳之间、新墙河和汨罗河之间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迅猛南下，夺取长沙。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争吵起来。城外岳麓山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里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干，一窝蜂似地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此时，战区司令长官却在重庆辩论在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中外记者们见国民党军队如此风卷落叶地败下阵来，便纷纷前来采访。蒋介石发言人奉命答复说：“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衡阳地处战略要地，日军沿粤汉路和湘江南下，水陆兼程，急取衡阳。日军飞机从7月30日起，开始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地面4个师团发起猛攻，并以重炮轰城，困守在衡阳的中国守军伤亡重大，又不能轮换休整。加上盛夏酷暑蒸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将士多患腹痛痢疾，医药不济。后来曾派出几个师的部队为守军解围，但均被日军击退。日军攻势越来越猛，衡阳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8月8日拂晓奉蒋介石命令，率部投降。中国爱国将士在困守衡阳期间，违令奋勇抵抗，毙日军师团长久间为人中将，日军伤亡1．9万余人。日军占领衡阳之后，便进行休整改编，建立第六方面军，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兼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以及长沙、衡阳地区直辖部队。日军又赶修粤汉铁路和公路，补充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作继续进攻准备。9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占领湖南零陵，14日又攻下广西的全州。尔后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又发动了桂林——柳州战役，国民党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部队望风披靡，狼狈逃窜，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另一路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从三水、四会西犯，于22日占据广西梧州。休整后，继续西进，于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是时侵占越南的日本南方军，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国境，向南宁推进，12月10日，在绥渌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会师。至此，日军打通了从黄河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日军攻陷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大有直犯贵阳之势。山城重庆震惊，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安，急忙从四川、陕西等地调遣部队，赶运贵州，守卫西南门户，但鞭长莫及。广西、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尽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迎战，一连10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11月27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28日又陷南丹，29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更糟糕的是一队美国飞机糊里糊涂把南丹以北贵州境内的六寨，当作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从大山塘到六寨路上，千辛万苦奔走的人，死伤达2万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张发奎也没料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实在令人寒心！面对败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大骂张发奎。日军第十一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都匀。贵阳危机，直接威胁四川，如果贵阳有个三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蒋介石焦急起来，急忙把河南败将汤恩伯调来，借以加强贵州方面的防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征得美国同意，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调回2个师，加强昆明的防务，使西南门户转危为安。日军从4月中旬到12月初，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可谓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这次最后胜利后，多占许多地方，无异于作茧自缚，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第十一章　日寇投降

东条英机发动“一号作战”后，侵华日军有50多万人用于豫、湘、桂战役，在其余广大占领区防守力量相对薄弱。于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抓住这一时机，开始局部反攻。在这一年里，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战场都取得很大的战果。在山东，鲁中、鲁南、滨海、勃海和胶东等地区，八路军向敌人展开了多次进攻，共歼日伪军3．6万余人，伪军向八路军反正投诚者37个中队又2700余人。在晋察冀，1至10月，八路军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势，深入昌黎、博野等24县，并两度攻入石家庄、保定、高阳等主要城市，使抗日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八路军又推进到热河，解放了热河的大部分地区。在晋冀鲁豫，从2月到12月，八路军先后攻入19个县城，攻克碉堡、据点千余个，收复国土20余万平方里在有四个最根本的原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解放人口50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河南战役中溃败后，八路军立即组织豫西支队，从山西南部渡过黄河建立了豫西解放区，这个支队共作战130余次，解放人口113万，建立了16个县政权。在华中，陈毅的新四军广泛出击，积极反攻。3月4日，粟裕指挥新四军第1师，以3个团为主力，在地方部队配合下，向苏北淮安的重镇车桥一带发动攻势，是日夜间，第7团战士用云梯爬上7米多高的围墙，进入镇内，30分钟后，1000多名指战员就冲到车桥街上，猛袭睡梦中的敌人。次日黎明，50多个碉堡被拿下一半。至下午4时，战斗结束，粟裕部解放了车桥，并击退前来增援之敌。这次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线，使苏北、苏中根据地连成一片。1年内，粟裕部共毙俘日伪军1．5万人，攻克据点135个。李先念指挥的新四军第5师，在鄂豫边区根据地分兵向南北两面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到1945年初，李先念部活动的地区面积已达30万平方里，人口920万。活跃在苏南，皖中、浙东等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在频繁地攻势中歼灭日伪军，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在华南，东江纵队和海南岛的琼崖纵队都有很大发展。到1945年初，华南解放区已有正规军1．5万人，民兵数万。解放区人口300万人。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为此，由冀鲁豫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由太岳区抽2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由新四军李先念师抽7个连沿平汉路北上河南，由新四军第4师西进豫皖边区，力争控制中原，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把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华东新四军分批派部队过长江，逐步向苏南、皖南和浙江发展。广东的东江纵队向南发展，琼崖游击队在海南岛发展，并和东江纵队取得联系。1944年11月，中央军委命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委，率领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护送干部团，从延安出发，经鄂豫边区根据地，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至1945年春，解放区的正规部队已增加到130万人，民兵发展到2225万人，解放区增加到19个，总面积95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美英苏三国巨头于1945年2月4—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聚会。谈笑间安排二战后世界格局和分配胜利果实。中国是四强之一，却未受邀请。美英两国为促使苏联对日宣战，背着中国同意维持原属中国领土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同意苏联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大连国际化；同意苏联与中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国人民浴血抗战，日寇尚未被赶走，又有大国乘虚而扰。1945年年初之后，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逞作垂死挣扎状。5月上旬，日军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最后一次进犯，中国军队同日军激战，日军士气低落。中国军队将日寇分割包围，歼日寇近2万人，取得反攻胜利。5月18日，中国军队收复了福州，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8日光复桂林。美英苏三国首脑和外长于7月17日到8月2日，在德国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公告由美、英、中、苏四国签字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早晨7时许，美国飞机数架，飞入日本广岛上空，盘旋几周即行离去。8时许，美机B—29两架又从高空进入广岛上空，很多广岛市民仰看美机，一架美机突然投下降落伞，即发生令人眼花目眩的强烈的白色闪光，广岛市中心上空随即发生震耳欲聋的大爆炸，顷刻间，城市即突然卷起巨大的蘑菇状烟云，全市即被这黑色烟云所淹没。接着即冒起几百根火柱，广岛市遂化为灼热的火海。这就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向日本投掷的原子弹。广岛市当日死亡7．8万余人，负伤失踪者5万余人。美国在投原子弹之前，盟国飞机曾多次在日本各大城市大量散发《波茨坦公告》和传单，警告说日本将受到猛烈的空中轰炸。但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任何迹象。8月9日，苏联红军157万雄师兵分4路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总攻击。又有太平舰队和红旗黑龙江分舰队协同作战，还有作战飞机3400多架，坦克5500多辆。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积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经过20多天，一举打垮了侵占中国东北多年的号称“皇军之花”的关东军。整个战役共击毙日军8．37万余人，俘敌59万余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以及其他许多武器。在苏联红军出兵对日作战的同时，中国军队全面开始反攻，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八路军朱总司令发布大反攻第一号命令，延安总部连续发出第二至第七号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各路大军向日寇发起大反攻，共歼灭日伪军39．8万余人，缴获步枪马枪24万余支，轻重机枪5000余挺，各种火炮1300余门，收复县级以上城市250余座。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谈判，一直是断断续续谈谈停停。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里约见周恩来，道：“国内问题要弄好，敌人不足惧，问题在国内，敝人想在兰州转西安时，在西安同毛泽东谈谈问题。”蒋介石并非真心想解决国共两党关系中的实际问题，只是想缓和一下舆论压力，待有了机会再行消灭共产党。周恩来深知蒋介石此人，认为毛泽东见蒋的时机尚未成熟，便电告毛泽东，提出3条意见：一是由林彪代毛泽东同蒋介石谈；二是由朱德代毛泽东同蒋介石谈；三是由周恩来同蒋介石一起去西安然后偕林彪或朱德一起同蒋介石谈。但这封电报被康生收到，没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便以书记处名义给周恩来回电：“同意林彪到西安会蒋，毛泽东称病不出。”周恩来即将此电转告给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两天后，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电报说，他要亲自见蒋。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见蒋，态度积极。周恩来还是认为毛泽东不能去西安，一旦毛泽东在西安发生意外，中央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都鞭长莫及。于是，他便二次致电毛泽东，力谏劝阻，恳切陈词，劝毛勿出。9月14日，林彪在伍云甫等人陪同下，从延安出发前往西安。是时，蒋介石已离开西安回重庆。林彪等人又奔重庆，住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林彪在重庆滞留近10个月。10月16日下午，林彪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与林彪以师生关系略事寒暄后，林彪转达了毛泽东对蒋介石的问候。然后转入了谈判的正题。林彪提出八路军扩编军队和发给药品的要求时，蒋介石避重就轻，只说药品问题，可找何应钦去具体洽谈，闭口不谈扩编八路军的问题。林彪又提到新四军问题。蒋介石即表现出极为反感的情绪，此次谈话毫无结果。尔后国共之间又进行了几次谈判，仍无结果。1943年6月7日，周恩来同林彪一起去见蒋介石，提出谈判无法进行下去，近日返回延安。20天之后周恩来同林彪等从重庆返回延安。1944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派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等进行初步谈判。林伯渠向张治中、王世杰通报了边区的情况，尔后就国共两党的关系及政府的政治问题，问张王两先生重庆政府有什么打算。张王让林伯渠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便提出3个条件来：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施地方自治，以政治方式合理解决国共关系。张王表示不赞成，他们提议不谈政治，先谈军事和边区问题。林伯渠道：“敌区抗日武装已发展到47万人，我们认为应编为6个军18个师为宜。”张治中道：“统帅部认为，最多可编4个军12个师。”以后又会谈几次，最后决定将双方历次会谈意见整理成纪录，双方签字，各报告其中央，由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张治中约林伯渠去重庆，再继续谈判。5月17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等由西安去重庆，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热情地接待了林伯渠等。中共中央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等发去电报，要他们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目前急切问题的意见20条。其主要内容有：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至少给予共产党5个军16个师的番号，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根据地民选政府；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之封锁；停止对抗日部队的进攻；从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装、弹药、药品，应公平合理配给八路军、新四军应得之份，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建党办报等等。林伯渠等将20条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请他们转陈国民党中央。但张王认为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宣布国民党的罪状，不肯接受。为了顾全大局，林伯渠等经请示中央后，将20条改为12条，其余8条为口头要求。林伯渠等再与张治中等交涉。张治中、王世杰表示对12条意见“仅充留下，但不能转呈”。张王将国民党《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国民党的“提示案”主要内容有：一、八路军、新四军共编4个军10个师，其余部队一律限期取消；二、八路军之各部队应限期集中使用，服从军事委员会命令；三、陕甘宁边区之主席要由国民党中央任免，并要求其他各解放区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权，一律由各该省政府派员接管处理，等等。后来张治中虽将中共12条意见转送给国民政府，但他告诉林伯渠说，解决办法，仍按照国民党“提示案”，不能变更。谈判陷入僵局。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三届三中国民参政会上，报告了4个半月以来国共谈判的经过和失败原因，并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重庆同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3次谈话，赫尔利表示代表罗斯福帮助中国搞好团结。11月7日，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谈判。经过反复谈判，双达成5点协议：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的原则，联台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的物资应被公平分配。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协定草案》达成后，周恩来同赫尔利一起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赫尔利的最终目的是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而以共产党的将领参加政府和军委，作为交换条件。他私下对人说：“最重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但蒋介石与赫尔利的想法相去甚远。蒋一向靠独裁统治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在权力问题上，他是寸步不让的。因此，他只是“赞同”诱骗共产党交出军队，却不同意将国民政府改组为联合政府。蒋介石完全抛开《协定草案》，另行提出3条反建议，并通过赫尔利把它交给周恩来，其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周恩来看了，即约蒋介石会面。周恩来、董必武同蒋介石见面寒暄过后，蒋介石表示希望毛泽东和朱德来重庆。周恩来道：“我们对于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坚持的，并愿为它奋斗到底。民主联合政府是指政府的性质，并非要改国民政府的名称。”蒋介石忙说：“好，我们革命党就是为实现民主的，我做的就是民主。不要要求，我自会做的。如果要以要求来给我做，那就不好了。政府的尊严，国家的威信不能损害。”周恩来说：“我应该声明：对三民主义国家及实行三民主义的元首是应该尊重的；但政府并非国家，政府是内阁，政府不称职是应该调换的、改组的。提到要求，一个政党总有自己的要求，若不能向政府直接要求时，只有向人民公开说话。”蒋介石理穷，只能含糊其词地回道：“是的，是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对部分国民参政员说：“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我不能接受，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因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只好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谈判情况。毛泽东听了生气地说：“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干！”1945年1月7日，赫尔利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再进行国共谈判。1月24日，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同宋子文、张治中、王世杰以及赫尔利继续谈判。张治中、王世杰表示承认结束党治，开党派会议。周恩来提出会谈结束党治、共同纲领和改组政府问题。但在次日的会谈中，王世杰又改口说：“形式上不能接受。”周恩来深谈下去，王世杰都回答不了，只是表示愿意考虑。2月2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关于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其内容有4条：一、党派会议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民主同盟三方代表，会议由国民党负责召集，代表由各方自己推出。二、党派会议有权讨论和决定如何结束党治，如何改组政府，并起草共同施政纲领。三、党派会议的决定和施政纲领草案，应通过于将来国民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方能成为国家的法案。四、党派会议应公开进行，并保证各代表有平等地位及来往自由。国民党不同意召开党派会议，提出一个政治咨询会议案。会谈不欢而散。2月13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竟以傲慢的态度说：“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周恩来怒不可遏，说：“除明令废止一党专政，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承认解放区，并组织真正民主联合政府外，中国共产党是很难参加政府的。”由于蒋介石宣称：他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国共谈判无法进行下去。周恩来于2月26日返回延安，抗日时期的国共谈判基本结束。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为了继续维护其一党的独裁统治，动员全党力量，准备发动内战，大举反共，以夺取抗战胜利果实，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蒋介石亲自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大会由党国“铁老”、蒋介石的文臣领班吴铁城作党务报告，吴鼎昌作政治报告，程潜作军事报告，何应钦作部队整编与湘西会战经过的报告。蒋介石在致开幕词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国外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只有消灭中共，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党内许多同志，常夸大中共力量，岂不知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反共精神，作出了《对中共问题的决议案》，反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要求国民党全党“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以加强反共，准备内战。国民党中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围绕着抗日和民主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中委王昆仑提出：大会为什么对于怎样打败日本没有怎么讨论，到底有没有抗战决心？冯玉祥、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主张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与活动，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有的代表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在选票上写上“总裁独裁，中正不正”八个字。段剑鸣竟在选票上写了一首诗：剑鸣革命廿一年，辛苦不值半文钱。蒋家天下陈家党，但愿花好月长圆。蒋介石见后大怒，破口大骂：“本党今后若不好好精诚团结，将来大家都要死无葬身之地。”大会在CC派操纵和把持下，通过了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路线及有关措施，并发表了宣言，选出中央执行委员222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90人，中央监察委员104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44人，蒋介石连任总裁。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第2天，蒋介石便命令上官云相指挥第三战区10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苏浙解放区进犯，妄图消灭该区的新四军。7月15日，胡宗南调集了9个师的兵力开到陕甘宁边区南线，突然向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进攻。日寇尚未投降，蒋介石便迫不及待打内战了。

第十二章　蒋介石“摘桃子”

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全党121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与上届大会相隔17年时间，是中共历史上空前盛大的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作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报告，任弼时、陈云等在会上发了言。大会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新的党章，制定了党的路线，选出了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5人为书记处书记，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五大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主席。中共七大的任务是：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命运。七大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中共七大通过一个重要的决定：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早在1942年3月，张如心（党的理论工作者）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文章《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中提出；刘少奇在1943年7月写的《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文章中，再一次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几天之后，王稼祥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1943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也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此后，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就成为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及地方组织的文件广泛运用的词句。刘少奇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概括和论述：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国内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进行原则的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刘少奇称毛泽东：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中国化这样艰巨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毛泽东开始并不同意用他的名字的某些提法，他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经过酝酿讨论，大会仍坚持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这时才说：“你们一要用毛泽东思想，我也可以同意，因为党总要找一个代表。毛泽东思想不是我一个人的，都是从你们大家来的，我把它综合起来，把它概括起来，你们叫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中共七大闭幕之后，中共中央及各解放区的负责人立即奔赴抗日前线。为加强东北地区的全面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并组织指挥各解放区开赴东北的部队和干部，海陆并进，日夜兼程，向东北进发。在苏联红军未进入东北之前，斯大林就有了把东北主权交给蒋介石的考虑。1945年6月30日以后，宋子文和蒋经国在莫斯科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会谈。苏联要求中国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以及以大连和旅顺口的租借界限为准，将大连划入军事区，作为交换条件，苏联明确保证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不援助中国共产党。8月10日，斯大林约见宋子文，警告说：“中国政府最好尽快地同苏联达成协议，否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要进入满洲了。”于是，宋子文作出让步，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其主要内容是：（1）中苏两军协同其他联合国对日本作战，直至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在战后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援助。（2）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共同所有，并共同经营。（3）大连为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担任，中国应将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于苏方，苏联经该口之出入口货物，均免除关税。（4）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该海军根据地由苏联担任防护，苏联有权驻扎陆、海、空军；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属于中国，但旅顺市主要民政人员之任免，应征得苏联军事指挥当局之同意。（5）苏联根据友好同盟条约所给予中国的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斯大林为取悦于蒋介石，于1945年9月将苏联驻延安的3名代表召回，并撤走了无线电台。此后斯大林多次声明，他支持蒋介石政权，并将依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精神，打算将东北行政主权交给蒋介石。斯大林在12月20日邀请蒋介石大公子蒋经国访问苏联，并亲自接见他。但是，蒋介石同斯大林之间又有微妙的矛盾。1946年1月13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凡东北境内的一切敌产均归中国政府所有。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即对蒋介石说：“斯大林对中国政府这一声明很生气，中国政府的声明，既无根据，且无效力。”驻东北苏军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向蒋介石提出：“如果苏联能得到东北日本企业股份的一半，则设备可以留下，否则，苏联将拆运回国。”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苏联将东北的日本企业设备大批拆卸，装运回国，价值达8．58亿美元，若加上拆装损坏，约达20亿美元。斯大林的行动，引起蒋介石反感。1946年6月6日，斯大林邀请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或在边境等地会晤时，蒋介石道：“斯大林邀余访俄，此乃离间中美关系之最大阴谋，斯惯玩弄他人，而余则不受其欺诈也。”蒋介石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在日本正式投降前，就同美、日反动派暗中勾结，三方达成默契，决定利用日军、伪军打击八路军、新四军，绝不让中共部队受降。8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抗击了64％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伪军，毙伤日伪军136万人，解放了广大的土地和上亿的人民，日军占领的大城市和重要地区，几乎都已在八路军、新四军的包围之中；将近全部的伪军和绝大多数日军，都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纵队的包围之中，只有包围日伪军的部队，才有受降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具备受降的资格。蒋介石的军队，80多万人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解放区，又有一大批装备整齐的军队留在后方，准备大打内战。山西阎锡山的部队，早在1939年就开始投敌。那时，阎锡山对他的部下说：“抗战只是手段，存在就是一切。要学狡兔那样有三窟。我们必须具备以下三个窟，才能存在：第一窟窿是日本人，第二个是国民党，第三个是共产党。”是年11月，阎锡山密令19军军长王靖国、61军军长陈长捷派人同日军密谈，提出晋绥军一部改编，实行“剿共”，日军撤退一些据点，供晋绥军驻扎，日军接济晋绥军武器弹药，并帮助“剿共”等条件。12月，阎锡山在山西制造“12月事变”，杀害和绑架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千人以上，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损失3500余人。从此之后，阎锡山的部队，已暗中通敌。华北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距离日军所占的大城市很远很远，无法迅速受降。当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传到国民党总部后，蒋介石一连发出4道命令：第一道命令给国民党部队，要他们加紧进军，勿稍松懈！千万不要等中共部队已经把包围圈中的日伪军解决了才到，并保证交通工具由美国负责，要火速进军！第二道命令给沦陷区部队，通电所有日伪军将领，各原有阵地，向蒋介石的部队投降，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第三道命令给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要他的部队留守原地，听候待命，不准受降！第四道命令，电请日军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要他在蒋介石的军队接受之前，当负责作好有效的防御，如有共军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中央接收部队。蒋介石立即召开军政首脑会议，对受降问题作了一番布置。到会的有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上将顾祝同，海军上将陈绍宽等人。那何应钦已由军政部长改任陆军总司令，蒋介石鉴于何应钦主持军政部克扣军饷，迟发补给，造成官喝兵血，兵困扰民，中外舆论纷纷谴责，决计改组军政部，用明升暗降的方法，调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以陈诚接任军政部长。蒋介石宣布了指定日军投降地区及受降长官。并委任汉奸、投降将领庞炳勋为第一路军总司令，孙良诚为第二路军总司令，吴化文为第五路军总司令兼济南市市长，周佛海、罗君强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蒋介石这一倒行逆施的决定，不仅引起共产党的抗议、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一些正直的国民党人士的不满。国民党老将冯玉祥大怒，当面质问蒋介石：“为什么偏偏不准劳苦功高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这究竟是为什么？”冈村宁次在8月15日听到日本正式投降的消息，感到无限忧烦，特别是听到日本陆相阿南在8月14日夜剖腹自杀，更使他惊魂不定。但他还是率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全体人员，按平时遥拜队形，在广场集合，收听天皇投降诏书，并对全军下达了“训示”：蒙亲赐敕语，忧及圣虑诚惶诚恐不知所措。值兹圣战中途，而逢建国以来从未曾有的最大恶事态，实无限悲痛，然事已至此，本职惟谨遵圣谕，以慰圣怀。派遣军将士切勿削弱斗志，应愈益严肃军纪，坚持团结，根据既定方针，分别为完成新任务而迈进。8月16日，惊魂不定的冈村宁次收到蒋介石要他“忠于职守”的电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为“效忠”蒋介石，复电表示：“遵令执行，对不法扰乱治安者，不视为蒋委员长统制下的部队，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冈村宁次命令所属部队，未得统帅系统命令，对共产党军队的任何要求，坚持予以拒绝，必要时断然实行武力自卫，毋庸踌躇。蒋介石派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到北平、上海等地接收。日本战犯成了蒋介石集团的贵宾，受到国民党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优待。汉口的中国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竟特地向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广泛地掀起了中日“亲善合作”的热潮。按照蒋介石的指示：不刺激对方，对投降的日军不称俘虏，而称“徒手官兵”，到遣返为止，不解散日军的组织，保持部队的指挥体制。称侵华总司令冈村宁次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称各方面军司令官为“某某地区善后联络部长”。冈村宁次为了配合蒋介石反共，起草了《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写道：“关于移交武器、弹药、军需品等问题，要根据统帅命令按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交付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作出贡献。在华一切军用及国有各种设施、器材等严禁破坏损毁，如数向中央政府移交，以利其复兴。”日军一投降，那南京伪政权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通知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陈公博即打电话通知在上海的周佛海，催他快来南京商量后事，16日，周佛海抵宁，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内哄和混乱之中，由陈公博主持召开。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临时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治安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副之。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伪政权曲终人散，彻底完蛋。就在伪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潜伏在南京的军统局南京站少将站长周镐便采取了一个大胆的行动，宣布自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京行动总队总队长。那周镐原是戴笠于1943年应周佛海之邀派往南京负责策反伪军的特工人员，任军统局南京潜伏站少将站长，他又是密码员。他同军统局报务员陈士达一起架起电台同戴笠保持联系。周镐自任南京区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即在南京新街口伪中央储备银行大楼挂出司令部牌子，在市内张贴布告，并在当天晚上，指挥周佛海的伪财政部警卫队800人的武装，在南京市内采取行动，接收各伪党政机关，强迫各报馆改变名称，并分头捕人。将伪司法行政部长吴颂皋、伪宣传部长赵尊岳、伪南京市长周学昌及伪市政府各委员，一一捕获，并送至中央储备银行关押，打伤了拒捕的军政部长肖叔宣，肖因伤重，两天不治而死。17日下午，周镐派人往伪中央军校进行接收，并要对陈公博采取行动。周镐的行动，使南京城内的大小汉奸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汉奸头目陈公博吓得六神无主，手足无措，伪考试院长陈群惊吓之余，自感罪孽深重，难逃法网，自杀身死。许多汉奸浑身哆嗦，抱头痛哭，如末日之将至。有的准备送金银财宝，有的准备送花园洋房，以图苟全性命。而广大人民则奔走相告，拍手称快。周镐派人捉拿伪军校总队长鲍文霈，将其关押。不料第二天伪军校的千余名被煽动的学员，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要求放还鲍文霈，否则就动武。周镐只有800人的武装，面对千余名荷枪实弹的学员怕不相抵，不得不暂时将鲍文霈释放。周镐对于身份已经暴露的或隐蔽在伪政府内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没动一根毫毛，相反，他通过各种关系，将其中一些人秘密送往解放区。周镐的这些行动，被坏人偷偷向军统局告密。蒋介石、戴笠得知后，对周镐竟敢“先斩后奏”，甚至“斩而不奏”的“胆大妄为之举”，大为震怒，怀疑周镐有“个人野心”。周镐率先搜捕汉奸，引起了刚刚被蒋介石委任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的任援道等伪军头目的不满，任援道急电蒋介石，报告了周镐发动的“南京之变”的情况。任援道等人又要求日军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他们宣称：“决不能容忍周镐这种无法无天的举动。”那遭到枪击身亡的伪军政部长肖叔宣和重庆也早有联系，周镐并不知情。肖之死也成为重庆怪罪周镐的缘由之一。各种因素凑在一起，周镐的厄运终于来到了。经陈公博、任援道等人策划，驻南京日军于18日派兵包围了周镐的指挥部，迫令周镐释放被捕汉奸，立即停止接收南京的一切活动。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便宣告结束。周镐被大汉奸任援道逮捕，送进南京先遣军司令部，尔后被押送到上海，关押到军统局上海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回南京拘押。关关放放，完全丧失了自由，听候发落。但周镐受此次重大挫折后，竟申请加入共产党。1946年10月，经中共华中分局书记邓子恢、副书记谭震林批准，周镐成为中共特别党员。周佛海于8月19日乘车离南京到达上海。是日，周佛海发表谈话，宣布自己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周佛海为阻止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对上海等地的接收，调集由其指挥的全部伪军，加强上海周围及上海到杭州地区的布置，调伪中央税警团及警察编成6个纵队，驻守上海各军事要地，并设杭州区与宁波、绍兴区两个指挥部，周佛海又勾结上海日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及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要日军必定要听候中央命令。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副司令的伪上海市警察局长罗君强，发布紧急命令，宣称：今后上海治安，在过渡时期由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部负全部责任，所有官警及保甲人员，自应归顺中央，服从蒋委员长命令。各官警未得许可，不得任意参加任何团体，更不许有自由行动。周佛海还在经济上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资金及物资保障。蒋介石在利用日伪汉奸势力，维持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广州、武汉、香港8大都市“治安”的同时，还在美国的援助下，大量地向上海、北平、南京等地运兵。9月5日，国民党新编第六军空运至南京，次日，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一部空运到上海。

第十三章　敌人在磨刀

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主持受降典礼，接受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受降，其中包括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6个师团、41个独立旅团、19个独立警备队和6个海军陆战队。蒋介石为了抢占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北古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等24个重要城镇，赶紧把全国分为15个受降区，接受当地日军的投降。9月9日，亲日派何应钦率一些高级将领来到南京同冈村宁次举行“亲切会见”，双方就反共合作问题进行密谈，何应钦竟称：“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大战犯冈村宁次即感激涕零。不久，他便邀何应钦进行第二次密谈。何应钦秉道：“由于贵官认真负责的态度，及贵司令部职员热诚勤勉，使接收工作顺利进行。应趁此机会，培育中日合作的趋势。使子子孙孙继续下去，我任军政部长以后，就提倡中日合作，但因国内情况未能如愿以偿，而日本军部内，也有不谅解蒋委员长和我等真意者，因此遂启战端，不胜遗憾之至。我曾对矶谷、喜多两武官提出，如果日本侵占中国，外国势将介入，事态将向困难发展。卢沟桥事变前夕，喜多武官迫使中国同苏联恶化关系，并接受广田三原则时，我也曾说过，中日相战两败俱伤，结果将使共产党势力扩大，此事不幸被我言中。”密谈结束后，何应钦拿出甜酒款待冈村宁次，并频频举杯，为“捐弃前嫌，中日密切合作”而干杯。汤恩伯在1年前失守河南，被蒋介石撤职，现在奉蒋介石之命来接收上海。他在上海华懋公寓接见战犯、原日本第十三军团大将司令官松井，开口便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到这里来谈谈。”坐在汤恩伯身旁的美国顾问立刻警告汤恩伯说：“汤将军，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汤恩伯才不得不改用命令的口吻发话，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又单独同松井会见，居然用抱歉的口气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日本军队名义上投降了，但他们依然在上海街头昂首阔步，站在交通要道“维持治安”，汉奸们更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伪政府的部长、市长、局长官员们一变成为国民党军政机构中的正副司令、秘书长、办公厅参事、参议或者少将专员等等。群众说：昔日的汉奸卖国贼，今日成了国民党的新贵，威风不减当年。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人们送给他们三句话：“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五子登科”，即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有；“有条有理”，即那些汉奸、日寇、恶霸等坏人，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无论罪恶多大，还是“有理可讲”，网开一面。小汉奸出法币30万元，大汉奸出黄金万两，都可免罪；“无法无天”，接收大员到后，任何事都要钱，如果没有法币，没有金条，那就无法无天，没法活了。国民党将领争相抢购接收大员“肥缺”，汤恩伯当了上海接受大员，顾祝同大为失望，气得吹须瞪眼，更有人向蒋介石告汤恩伯的状，但蒋介石岂肯改变自己的主意。蒋介石向甲级战犯冈村宁次躬身问安，并要冈村“切勿客气，如有问题，可随即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蒋介石又聘请冈村宁次为高级秘密军事顾问，要冈村为国民党打内战屠杀人民出谋献策。阎锡山也将山西侵华日军万余人，组成反共别动队，让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屠杀人民。中国共产党要求严惩汉奸。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公开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共产党开足宣传舆论工具的马力，指出国民党当局对汉奸纵容和袒护的倒行逆施行为，大大破坏了我国立国的纪纲，斫伤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丧失了作为五强之一的国家体统。并表示，绝不能让汉奸们超脱于法网之外。国民参政会常务会也通过了《请政府严惩汉奸，本忠奸不两立之训，贯彻到底，以伸正义，而维民族气节案》和《请政府迅速将惩治汉奸法规切实执行案》。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面对民众的强烈要求，不得不从1945年9月26日起，在各地相继开始逮捕汉奸。这年冬天，国民党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伪政府主要汉奸头目除周佛海与重庆有勾搭而由死刑被蒋介石特赦改判为无期徒刑外，被判处死刑的有陈公博、褚民谊、梅思平、林伯生、丁默邨、梁鸿志、王揖唐、苏成德、杨揆一、叶蓬等；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有罗君强、陈春圃、陈璧君、卢英、江亢虎等。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在1945年8月11日连续发出6道命令：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所部，即日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进发；命贺龙、聂荣臻部由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地向北行动；命令由贺龙统一指挥山西解放军，肃清同蒲路沿线及汾河流域的敌伪军，并准备接受太原的敌伪军投降；命令所有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人民军队，肃清中国境内的交通要道的敌伪军队，并准备接受敌伪军投降；命令在华北对日作战的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率部向朝鲜进军，配合苏联红军，解放朝鲜；命令各抗日根据地所有部队在进入敌伪侵占的城镇要塞后，立即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保护居民，严防反动破坏分子残留的敌探奸细进行破坏活动。中共中央还做出《中央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提出在目前阶段我党的任务：“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中央要求各地应将部队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组成正规师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日本解放联盟”配合共产党的行动，发出通电说：“现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本士兵们应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即带着武装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朝鲜独立同盟总盟亦发出通电，要求所有敌军的朝鲜士兵，不管长官有何命令，应立即携带武器，向附近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本同盟将保证其安全。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名义，向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出命令：“应下令你所指挥的一切军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毛泽东面对蒋、日、伪三方合流，中国面临内战危机情况下，于8月13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他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治的基本形势，指出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是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蒋介石的内战方针是：对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毛泽东提出，共产党这一时期的基本方针是，对蒋介石“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毛泽东说：“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蒋介石一定要打内战，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以自卫战争，粉碎他的进攻。对于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欺骗，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决不上当受骗。”中国人民军接到中央和总部向敌人进军的命令后，闻风而动，奋勇前进，冀热辽人民军队沿着北宁路，向东北进军，与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武装联合协同作战，解放了东北。晋察冀人民军解放了察哈尔省，包围着北平、天津、保定。晋绥人民军解放了绥远、山西西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人民军队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人民军解放了山东100个县。华中人民军向沪杭甬、江南、浙赣、淮南等路、陇海东段反攻。华南人民抗日武装向广九、潮汕等地进军。从8月11日到10月10日的两个月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共收复国土31．5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万余人，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敌伪军23万多人。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6项紧急措施：（1）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权利，以昭公允。（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5）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立即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10项主张，要求实行普选，以明令重申保证人民一切基本自由，废止一切防碍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机构，包括特务，劳动营，以及束缚言论出版的检查条例；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思想犯，惟贪污分子和汉奸不在释放之例！要求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无派人士的政治会议等等。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以及成都文化界248名教授、作家等知名人士，昆明各界628名知名人士等等，都纷纷分别发表《对时局严重献言》、《对时局宣言》、《告国人书》、《呼吁书》和“通电”，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强烈反对内战，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通过谈判、民主协商解决问题。慑于全国舆论，蒋介石和他的心腹们几经密谋，导演出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去“万急”电报：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丞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蒋中正8月14日毛泽东知蒋介石演戏，于是朱德总司令根据毛泽东计策，于8月16日给蒋介石发了一电，对蒋介石不准十八集团军受降的命令，提出抗议，尔后毛泽东复蒋介石一电：重庆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我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铣8月16日蒋介石复电毛泽东，一面狡辩朱德总司令提出的问题，一面督促毛泽东赴重庆：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天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蒋中正8月20日此时，斯大林也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要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毛泽东看出蒋介石的阴谋，但他若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宣布共产党拒绝谈判，把内战的责任加在共产党身上；如果去谈判，蒋介石决无诚意，只是借此时机，加紧运兵，部署大规模内战，并在谈判时诱逼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在延安的枣园的梨树林中，晃动着毛泽东安详踱步的身影。毛泽东的办公室的灯光通夜亮着。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若谈不成和平，也可在谈判中揭露蒋介石的真实面目，以此教育广大人民，进一步孤立国民党。中共中央考虑研究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由周恩来先去谈判，毛泽东暂缓前去。于是毛泽东复电蒋介石：重庆蒋委员长勋鉴：从中央社新闻中，得读先生复电，兹有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毛泽东未养8月22日延安蒋介石见毛泽东电，以为毛泽东果然不敢来重庆，忙又致电毛泽东：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蒋中正梗8月23日蒋介石发了此电，便对他的心腹们说：“毛泽东不会前来重庆同我进行谈判，他不来，这说明他蓄意作乱，我们就明令讨伐；他来，我们则利用谈判拖延日子，挥兵北进，把他们包围的包围，消灭的消灭，到了那个时候，就有毛泽东、周恩来他们的好戏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3日再次召开会议。毛泽东说：“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应该去。如果我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希望我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毛泽东遂复电道：特急，蒋介石先生勋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赶渝进谒，弟亦准备随时赴谕。晤教有期，特此奉复。毛泽东敬2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向全党说明党的谈判方针，并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如果国民党胆敢发动内战，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他们。蒋介石弄假成真，慌了手脚，但又不得不派张治中陪赫尔利乘飞机去延安。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乘飞机由延安飞往重庆。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欢迎毛泽东的人群人山人海。官方人物有：蒋介石的代表周至柔，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副秘书长雷震；各党派负责人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章伯钧、陈铭枢、谭平山、黄炎培，著名爱国文人郭沫若、陶行知等。

第十四章　山城“鸿门宴”

毛泽东走下飞机，那些年富力强的中外记者一拥而上，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同毛泽东握手。各党各派代表则被挡在人墙之外，无法和毛泽东接近。周恩来见状，立即离开毛泽东，把一个纸包高举在空中，大声说：“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里来拿吧！”一大群记者一下子拥向周恩来，周恩来见毛泽东能够和各党各派代表们握手交谈，才笑着把纸包打开，向记者们分发“礼物”，即毛泽东的书面谈话：“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事实，那么它就会，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蒋介石先生之邀请，表示谢意。”毛泽东在人群中首先发现年近古稀，银髯飘拂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张澜，不待人介绍，便迈过去，一见如故地说：“你是张表老？您好！”张澜紧握毛泽东的手，道：“润之先生好！您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大热天气，您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同张澜寒暄之时，周恩来安排了毛泽东同张澜、张治中、邵力子、郭沫若等人合影留念。蒋介石特地派侍从室组长陈希曾负责毛泽东的警卫，特别拨出一辆篷车供毛泽东专用，周恩来很客气地对陈希曾说：“毛泽东同志暂住化龙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的山洞歇凉吧！”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张治中、赫尔利等，乘坐美国大使馆的汽车去住所。次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蒋介石官邸林园开始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邵力子等参加会谈。蒋介石没有任何准备，只好说一切问题愿听中共方面的意见，并重弹“中国无内战”的老调子。毛泽东即说：“如果说中国没有内战，这不是事实，而是欺骗！”接着毛泽东列举了大量事实，从而戳穿了蒋介石在没有内战烟幕下而积极准备内战的伎俩。张群听了中共方面的意见后，尴尬地说：“你们所提的办法是事先经过你们党内决定，并在你们来重庆之前就已经公布。而我方事前党内并未有任何讨论，也未准备任何方案与中共谈判。”毛泽东本来准备在重庆谈10天，由于蒋介石提不出具体谈判方案，陷于被动，只是派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几个代表与共产党应付，周恩来、王若飞按照同毛泽东商定的方案，同他们具体谈判。谈判一直进行了44天。蒋介石同毛泽东前后会谈了10次。蒋介石同毛泽东会谈回来，对陈希曾感叹道：“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他嗜烟如命，手执一缕，绵绵不断，据说每天要抽一听，但知道我不吸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烟，此决心与精神决不可小视！”蒋介石在与毛泽东几番会谈后，深感自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完了“放虎归山”，遂起冒天下之大不韪邪念，想软禁毛泽东，但又怕由此而失信于天下，“有碍国府声誉”。周恩来听到此消息后，亲自拜访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爱国名将冯玉祥，恳请他们力谏蒋介石。于右任和冯玉祥一起见蒋介石面陈。于右任对蒋介石道：“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不仅于和谈有碍，而且有损先生声誉，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不知此举妥否？请先生定夺。”蒋介石听了，知道这是于右任与冯玉祥使的软刀子，十分恼怒，但又不好发作，于是道：“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中正为国为民之心，神人共知，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蒋介石迫于各界压力，又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只得打消了软禁毛泽东的想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广泛与各界人士交往。他先后会见了宋庆龄、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等，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住在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由于红岩地处郊区，同各界人士交往不方便，张治中主动腾出自己在曾家岩的住所“桂园”供毛泽东使用。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他白天在市内的办公地点，晚上仍回红岩去住。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是毛泽东早年在广州工作时的老朋友，他同毛泽东促膝畅谈后赋诗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著名爱国大将冯玉祥设宴欢迎毛泽东。他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同毛泽东久久握手，向他热情问候，称赞毛泽东是国内和平、团结的象征。毛泽东赞许冯玉祥的进步倾向，激励他在晚年更加向人民贴近。张澜听说毛泽东要去拜访他，喜出望外，兴由衷发，一阵熏风，活跃了静谧的寓所。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到了他家门时，他热情地走出来迎接，同他们步入花园，穿过葡萄架，进入内室，促膝而谈。张澜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顾得上一点信义！”毛泽东道：“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演假戏，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看看，这场戏就有价值了！”毛泽东同张澜互称“神交已久”，但素未谋面，这时你一句，我一句谈了很久。毛泽东还登门访问了国民党顽固派戴季陶、陈立夫等人。戴季陶和毛泽东是老相识。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部长就是戴季陶。戴虽然反共坚决，思想保守，但对毛泽东来重庆，特别是来拜访他，十分高兴，谈话中对毛泽东寄予热切期望。毛泽东等离去后，他便请张治中代约时间宴请毛泽东。戴季陶在邀请毛泽东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20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以解决，均系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聚也。”9月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了戴季陶的宴会。陈立夫虽然在西安事变前，曾作过国共两党间的联系工作，但他是反对共产党最坚决的人，他认为与共产党和谈，会助长共产党的声势，对共产党只有动大手术才行。毛泽东同他一见面，先以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前国共合作的情景，然后批评国民党背叛革命，实行反共剿共的错误政策。毛泽东说：“10年内战，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而国民党剿共的结果，却同时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险些招致亡国的祸害，这样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毛泽东在谈笑自若中，巧妙地批评了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政策，希望陈立夫不要逆潮流而动，陈立夫面对毛泽东坦荡的胸怀，机锋的议论，无以措词，不得不表示要对这次国共和谈“尽心效力”。9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宋庆龄出席中苏文协宴会，一些在重庆的共产党、国民党要员、民主党派领袖、文化界、教育界、科学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有董必武、孙科、王若飞、冯玉祥、邵力子、王世杰、陈诚、张治中、陈立夫、郭沫若、马寅初、谭平山、王芸生、李德全、王昆仑、史良、刘清扬、茅盾、侯外庐等各方人士300余人，这是个盛大的集会，毛泽东成了宴会的中心人物，很多老朋友围拢着他，说他来了，中国就有希望了。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一周后，才仓促拟出《对中共谈判要点》，主要内容有4：（1）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具体方案，经双方商定决定。（2）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只要中共对于军令政令之统一能真诚做到，各县行政人员经中央考核后，可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请中共人士参加。（3）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之组织与人事，拟暂不动，中共方面如现在即欲参加，可予考虑。（4）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欲增加代表，可酌量增加名额。蒋介石将谈话要点交给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要他们严格按照要点精神与中共谈判。一天上午，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手拿一首词向蒋介石报告说：“毛泽东给柳亚子写了一首词，发表在《新民晚报》上，词文在山城到处传咏，影响可大了。”蒋介石很不高兴地问道：“什么词，给我念念。”陈布雷便展开词文，摇头晃脑地念起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蒋介石惘然问道：“这是毛泽东自己写的吗？陈布雷回道：“很多人亲眼目睹是他自己写的。布雷所虑的，就是这首词。”“为什么？”“这首词填的非常得体。刚才布雷给几位词家看过，他们一致认为气韵高华，词采明丽，同时寄托遥深。现好多人在为毛泽东的词着迷，不管在朝在野，是敌是友，他们都在唱和着。先生想想，我们的谈判还没有完毕，毛泽东已经在重庆引起很多人的重视，这后果不是值得我们考虑吗？”蒋介石思忖片刻，尔后说道：“陈主任，你想得很对，对付共产党我自有办法。不过，也不要为敌人张目。延安毕竟是个弹丸之地。而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也无法同我们的部队相比，我们是假谈真打，在谈判桌上设置种种障碍，使他们无法接受，只要谈判一破裂，我就动手了。”蒋介石见毛泽东深受人们欢迎，显得特别烦躁，便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训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国民党谈判代表禀承蒋介石的旨意，对谈判并无诚意，只是虚与委蛇。周恩来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再转给蒋介石，其要点是：（1）确定和平建国方针，以和平、团结、民主为统一的基础，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2）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3）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和平建国。（4）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5）严惩汉奸，解散伪军。（6）重划受降地区，参加受降工作。（7）停止一切武装冲突，令各部队暂留原地待命。（8）结束党治，迅速采取各项必要措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9）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包括由国民政府召集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其中解放区的解决办法，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主席及委员由中共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由中共推荐副主席；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直辖市由中共推荐副市长；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10）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重划军区，中共军队集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11）党派平等合作必要办法。国共双方几经交锋之后，美方对中共的态度不仅惊骇，而且慑服，赫尔利和魏德迈当着蒋介石的面说：毛泽东气魄不凡，远非重庆国民党人士所能比拟，特别是周恩来在谈判桌上舌战群儒，震慑对手，在西方著名的政治家中，也极为少见。9月8日至21日，国共双方代表共进行了7次谈判。双方争执得最激烈的是军队和解放区的问题。双方意见十分悬殊，相持两周，仍无进展。为了打开僵局，中共作了让步。周恩来说：“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A5，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A6，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43个师；如果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军队应为10个师；中央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有20个师。我方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的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3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之大部，绥远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等7个地区。至于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之规定而合一。”国民党政府仍不肯接受。他们说，中共军队编制至多不能超过5个军16个师；即令要设置行营一类的机关，也只可由中央按照军队指挥系统，予以适当的名义，以便统帅指挥。至于解放区的民选政府问题，应成为过去，解放区应取消，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代表为避免和谈破裂，采取十分克制态度，在解放区问题上再作让步。提出冀、鲁、察、热4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之副市长，也由中共推荐；苏北、皖北、豫北之地区，中共军队撤退前，其专员、县长由中共委任；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仿东北行营例，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仍不肯接受，说：“中共军队悉数撤退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岂非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中共方面如有何人堪任省主席，何人堪任厅长、委员，尽量开列名单，请中央量才任用，切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推荐何人任主席、厅长、委员。兄等所提华北4省主席应由中共推荐，省政由中共主持，此何异割据地盘？”周恩来大怒，斥责道：“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自西安事变以来，即一贯如此。现在政府尚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们何能将军队、政府交与一党政府。因此，政府今日欲求达到统一全国军政之理想，必须采取民主之方式，循一定之步骤，而非可一步登天，一蹴即就。”赫尔利除极力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外，又找毛泽东谈话说：“中共党交出解放区，要么承认，要么破裂。”毛泽东不慌不忙地答道：“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中共为了打破僵局，再一次让步，提出：“在解放区重新进行县级民选，选出县长与县参议会，凡一省或一行政区有过半数县已实行民选者，由县参议会产生省参议会，省参议会选举省长与委员。呈请中央加委。”蒋介石又加拒绝：“对于中共的新方案，我不答应。”周恩来、王若飞不得不在22日中断同国民党的谈判。

第十五章　边谈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