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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元栋、林尹民等5人相继中弹身亡。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黄兴举枪射击,连连击毙数人,他右手中弹受伤,断中、食二指。一臂已废的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
起义军兵分三起,分途进攻。战火迅即蔓延全城。黄兴带领10人,打算出南大门,在途中与巡防营相遇,接火后,因寡不敌众,败北。黄兴避入一家已歇业的绸布店,更换衣服而出,奔向珠江南岸郊区的一个秘密机关。那里的女同盟会员徐宗汉给他包裹伤处,安全地把他护送去香港。以后,黄、徐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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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执信随黄兴转战到双门底,从牺牲的同志手中拾起一枝枪,继续战斗。他手、胸负伤,鲜血淋漓,竟不理会,直到子弹打光,队伍散了,他才避入方言学堂学生林云陔家中,等到大南门、大平门开放,经过一番乔装打扮,搭船前往香港。
方声洞等一队起义军驰攻督练公所,方中途饮弹牺牲。
陈炯明等人在黄兴发动起义时,却逃出城去,接着又逃回香港。
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有林时塽、方声洞、罗进等57人,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共计86人。
胡汉民、赵声率领300“选锋”赶到广州,起义已经失败,遂大哭而归。赵声不久便忧郁谢世。
事后,收殓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后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72烈士”。
此乃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即后人所称的辛亥(1911年)广州起义或“黄花岗之役”。起义以失败而告终。黄兴在香港见到陈炯明,甚为气愤,对亲近同志说:“竟存此人,不足与共大事,观其眸子,足知其阴险,须亟除之,免为后患。”陈炯明在大事面前,专擅自为,见危却步,其后果是极严重的,理应除之。但他在新败之后逃到香港再图革命,许多同志认为应给予他悔过立功的机会,不同意黄兴的处置办法。此事也就作罢。
谭人凤和居正在黄花岗起义之前,被黄兴派往长江流域,组织起义。
谭人凤,号石屏,又号雪髯,1860年出生于湖南新化县。36岁以前尚在乡村教私塾,未能研究时事政治,后遇友人谈论中外大事,竟瞠目无以应对,愧恨难当。先参加反清复明的哥老会,被推为龙头,后结识黄兴,入华兴会。44岁参与黄兴等谋划湖南起义,事泄后回乡以创办“福田小学”为名,设立革命机关,联络会党。后任新化中学堂监督。因招纳宝庆会党起义残部事泄,逃往日本,加入同盟会,为同盟会年纪最长者。他为人耿直,仪表威严,热心实干,讨厌清谈,对孙黄多有批评,独崇宋教仁为俊杰。萍浏醴起义爆发,他受同盟会总部委派回国策应。未果,重回日本,入法政学校学习。后参加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上,主张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这是黄兴派他回来组织起义的原因。居正,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1876年生于湖北广济县。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31岁在东京参加发起共进会,次年赴南洋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返回日本,与宋教仁、谭人凤等筹设中国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旋归国。谭人凤同居正来到武汉,与《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以及孙武等人见面,商量运动新军的事情。孙武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1879年生于湖北汉口,原名葆仁,字尧卿,号梦飞。18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官,岳州威武营管带等职。21岁参与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被举为岳州司令。25岁加入科学补习所,负责联络军队与会党。事泄,逃往日本,学习海军。回国后加入日知会。28岁再度赴日本,参加组织共进会,被推选为军务部长。归国后仰慕孙文大名,佯称是孙文之弟,为孙文所派,来武汉领导革命,即与彭楚藩在武汉建立湖北共进会,组织革命力量。次年到香港,加入同盟会,不久便回武汉。詹大悲是湖北蕲春人,原名培瀚,一名瀚,字质存。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次年到武汉,任《商务日报》总主笔,宣传革命。《商务日报》被清廷武汉当局查封后,又筹办了《大江报》。谭人凤开口便道:“事情紧急。黄兴指示:孙中山先生赴美筹得款项,拟在广州再图大举,定由革命同志组成800选锋,分四路攻取总督署、水师提督署、将军署和督练公所,运动巡防营响应,待得手后,黄兴率一起义军入广西,赵声率一起义军入江西,命我率一起义军入湖南并联络各处。我此来即要亲自联络两湖革命同志。诸位同志应急努力,届时响应。湖北由居正负责,我即赴长沙联络,月底须赶回广州参加起事。”他们商谈之后,谭人凤提出去武昌监狱中去看望胡瑛。胡瑛年纪甚轻,却已是同盟会的老同志。胡瑛是湖南桃源人。1904年,他和两湖革命志士们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即投入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把革命团体设立在新军内部,在新军中吸收革命党人,扩大革命组织。当科学补习所被查封后,他参与组织了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醉心暗杀,先后参与谋刺兵部侍郎铁良,后与吴樾刺杀清廷出洋五大臣,逃亡日本留学,适逢同盟会成立,成为第一批会员,后奉同盟会之命回武昌策动日知会响应湖南萍浏醴起义,事败,与日知会主持人刘静庵、张难先、季雨霖等9人被捕。原拟斩首,却改为终身监禁。胡瑛才气纵横,易于接近,他便在狱中宣传革命道理,很快就把狱吏争取过来,狱吏因而给了他一定自由,允许他与外通讯,接待革命同志。革命志士詹大悲、蒋翊武、刘复基等人常来看望送钱。老狱吏谈国华觉得胡瑛绝非寻常之辈,终有扬眉吐气之日,便把女儿许配给他。这姑娘便天天来狱中为胡瑛操持琐务。胡瑛喜结良缘也。谭人凤、居正、孙武、詹大悲等来看胡瑛,见胡瑛果是衣冠整齐精神健旺,深觉放心。谭人凤便把将在广州举事告诉胡瑛。孙武便道:“我党在广州失败多次,为何又在广州起义?”“此事是孙中山总理指示,南洋诸同志也不甘心,狂热要再作此一举。”谭人凤说完,看了孙武一眼。孙武对孙中山专心在广东省起义,而对长江流域的起义在经济上不给支持颇为不满:“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之地,且又有基础,为何不在武汉举事?我代表湖北共进会发表意见,过去革命是运动士官,结果感到他们腐化消极;后来是联合会党,又感到会党思想不纯,不能用武。现在是运动新军士兵的时候了,武昌是新军集中之处,又有工业基础,将来武器供应不用发愁,汉口商业区有无尽之饷源,水陆交通又十分便利,一旦发动,即可震动全国,加上湖南支援,可无后顾之忧,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可堵清军南下,东南半壁江山,传檄可定,北方各省,可从容布置,而民众反满情绪十分高涨。凡此种种,皆非濒海之广东可比,实应在武汉首先发动。”谭人凤此次奉黄兴之命,携带2000元回湖北、湖南组织当地起义,与广州起义相呼应:“总部计划既定,即如此行事为好。”孙武继续同谭人凤争论,居正默不作声,还是胡瑛道:“广州与武汉同作准备,以后看情况再定。”胡瑛是同盟会老会员,又同黄兴关系密切,当地革命党人都很尊重他。谭人凤和孙武便听从了他的劝告。谭人凤拿出了600元给居正,又拿出200元给孙武,让他们用这些钱从事革命活动。湖北省有两个重要的革命组织,一个是共进会,一个是文学社。这两个革命组织,都有其演变发展的过程。科学补习所便是湖北的第一革命组织,1904年7月由青年学生吕大森和青年军人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建立,所址设于武昌多宝寺街,会员共计40余人,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时功璧、宋教仁、曹亚伯分任文书、宣传等职。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借研究科学为名,在学校和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后因华兴会计划在长沙起义事泄,清政府发觉科学补习所与谋,下令搜查,幸事先有备,未遭破坏。但“科学补习所”这个名称不能再用,次年2月,刘静庵、曹亚伯等人组织“日知会”继续活动。“日知会”的名称,来源于武昌的美国圣公会所设的日知会阅报室。日知会内分设干事、评议两部,推刘静庵为总干事,陆费逵、冯特民等为评议。会员共计100余人,分军界、学界、新闻界、宗教界四类,以军界为多。主要在新军、学生与会党中开展革命活动。萍浏醴起义,该会准备响应,被清政府发觉,刘静庵、胡瑛、季雨霖、张难先等9人被捕。领袖们被关进监狱,使湖北革命运动一时受挫。至1908年夏,日知会成员再趋活跃。7月26日,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亚东等人在武昌建立军队同盟会。军队同盟会吸收400余人,多属新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公推任重远为总干事,主持会务。并创办《通俗白话报》,由陈少武主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为防止泄密,议决不定会章。后被清政府发觉,《通俗白话报》被迫停刊,任重远逃往四川,会务遂告停顿。12月改组为“群治学社”。湖北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黄申芗、杨王鹏等人继日知会之后,将湖北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设社长一人,文书二人和评议员若干人,以“研究学问,提倡自治”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他们在1909年接办了汉口的《商务报》,作为他们的机关报,宣传鼓动革命。1910年春,长沙抢米风潮发生时,黄申芗等准备武装起义,因清政府发觉,《商务报》被查封,群治学社亦被迫停止活动。不久,改名为振武学社。振武学社于1910年9月由群治学社改组而成。吸收社员240余人,推杨王鹏为社长,李玉如为文书兼庶务,设干部会,由新军各标的革命分子派代表参加,以蛇山蕲春学社作为各标、营的联络机构,借“讲求武学”为名,在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该组织被新军协统黎元洪觉查,派施化尤为队官,秘密侦查,开除杨王鹏,李玉如等人的军籍。社务遂由蒋翊武接替。蒋翊武原名伯夔,1885年生于湖南澧县。18岁入常德师范学堂,因谋革命被开除,奔走于沅、湘之间,结纳会党,晓以民族大义。他20岁时打算去日本,但在途经上海时病倒了,病愈后便入中国公学读书。不久他遇见了同乡、同盟会员杨卓霖和刘复基,同他们一起创办《兢业旬报》,宣传革命。蒋翊武经刘复基、杨卓霖介绍加入了同盟会。1909年蒋翊武随刘复基回武汉入新军,并参加群治学社。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后,仍为社员。次年,刘复基、詹大悲、蒋翊武等人以振武学社已暴露,商讨改名为文学社。他们借新年团拜之机,由詹大悲以《大江报》名义发出请柬,邀请潜伏在新军的老同志聚首武昌黄鹤楼,正式成立文学社。
第七章 风满黄鹤楼
辛亥年(1911年)大年初一早晨,便有许多新军士兵走上黄鹤楼。黄鹤楼一带,商贩云集,游人如堵,热闹非凡。这些身着土黄色新军制服,头戴大盖帽,腰束皮带的士兵,也同游人一样,说说笑笑来到山上。在奥略楼内有三个人正在等候这些士兵们。其中一人身穿长袍,头戴礼帽,便是《大江报》主笔詹大悲,另两位是身着军装的蒋翊武和刘复基。刘复基,名汝夔,字尧澄,湖南常德人,19岁便参加马福益领导的洪江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加入同盟会。次年归国,在长沙设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并与禹之谟等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鼓动学潮。因禹被捕,东赴上海,同杨卓霖、蒋翊武创办《兢业旬报》。1909年回武汉,任《商务报》会计兼发行人。因拟击杀立宪派杨度未果,被捕,旋释出,入湖北新军。参加振武学社。两年前的一天,詹大悲、刘复基、蒋翊武同在《商务报》共话国事,结为友好。20位代表来齐,他们都是20至26岁的青年,是新军各营的代表。詹大悲把铅印的《文学社》简章分发给大家:“今天是文学社成立大会,简章无革命字眼,只是研究文学,是为了避人耳目。我们以前的学社被敌人侦破,但我们从不放弃革命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施坦主义?》、《社会主义和保加利亚工人阶,如今重整旗鼓,以研究文学为名,争取同志,总有一天,我们要把新军变成革命力量,这就是我们的‘端营主义’。以后,《大江报》便是我们文学社的机关报,欢迎大家多多投稿。”蒋翊武接过话题:“今年说不定会有革命发生,我们方略已定,急应开展活动,一日有事,不致坐失良机。”简章规定文学社设正、副社长各一人,下设文书、评议两部。文书部又分设文书四人,会计和庶务各一人。评议部设评议、纠察若干人。大家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刘复基为文书和评议部长。于武昌小朝街设总机关,并在汉口、汉阳等地成立分机关。遥戴孙中山为总理,以同盟会“驱除勒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为纲领。借“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通过新军各标、营代表掌握武装。以出版《大江报》进行公开宣传。吸收社员达5000余人,多属新军士兵,也有少数官佐参加。文学社能够如此发展,与胡瑛的指导有关。蒋翊武经常去狱中征求胡瑛的意见,胡瑛与同盟会会员有着广泛的联系,蒋翊武也就得到同盟会的支持和帮助。至于共进会,前面说过,它是在东京成立的。1907年春,黄兴离开东京时,要刘揆一代理他的同盟会庶务职务。刘揆一打算从各省吸收秘密会党成员和革命者加入同盟会,他把这项任务交给同盟会云南主盟人吕志伊去办理,但吕志伊不久回国,这项工作被搁置。其后,热心这件事的同盟会会员、四川籍人张百祥,同盟会会员、湖南籍人焦达峰,同盟会会员、湖北籍人刘公,以及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于当年8月成立共进会组织,目的是谋求革命党人合作,策划长江流域起义。他们拟定法规10条,推张百祥为会长。张未就任,即改推邓文辉担任,次年刘公继任会长。共进会下设内政、外交、交通、军务、参谋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它的纲领同同盟会的纲领几乎一样,只是以“平均人权”代替了“平均地权”。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的会党中吸收会员,发展组织。1909年又在武昌设立共进会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统一行动。同年焦达峰在长沙建立共进会组织,邓文辉在南昌建立共进会江西分会。并在上海、岳州等地设立通讯机关。以新军会员编成七军,以会党编为三镇,推刘公为大都督。共进会拥护同盟会总理孙中山兼任共进会最高领导,谭人凤曾被列为共进会会员宣誓的监誓人。孙中山的第十次起义失败后,谭人凤、宋教仁以及其他一些两湖革命志士,开始集中注意力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武汉地区。为了指导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需要组织一个地区性的组织。同盟会在国内本来就准备设中部支部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和胡汉民情绪沮丧,与外界暂时隔绝,孙中山则像往常一样居留海外。因此,同盟会中部地区组织,便由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建立起来。宋教仁字遁初,又作钝初,号渔父,1882年生于湖南桃源。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喜政治、法律、地理诸学科。21岁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议论时政,渐萌革命思想。次年2月与黄兴、刘揆一在长沙创立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7月与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组织科学补习所,任文书。参加长沙起义,领常德一路起义军响应,事泄,遭清政府通缉,逃日本,入法政大学,继改入早稻田大学,仍习法政。1905年同程家柽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宣传革命,并参加同盟会筹备会。同盟会成立时,任司法部检事长。同年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员。次年,黄兴去安南,指定他代理同盟会庶务,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1911年1月初回到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外国侵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4月赴香港,参加筹备广州起义,任编制课长。起义失败后与谭人凤等人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地区总会,被举为总务干事,筹划在南京、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设立分会。中部地区同盟会设会长一职,经过深思熟虑,公开表明“虚位待贤”。谭人凤为总务会议议长,宋教仁、陈其美等为总务干事。中部地区同盟会成立后,由谭人凤负责组织湖北分会,焦达峰负责组织湖南分会,吴玉章负责组织四川分会。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空前活跃。在湖北,居正和孙武热情工作,但到4月中旬,谭人凤给他们的活动经费已用光。正在经济困窘的时候,共进会会长刘公来到武汉,情况有了好转。刘公名湘,字仲文,1881年生于湖北襄阳。21岁东渡日本留学,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并为《民报》出版捐赠巨资。萍浏醴起义,回国谋响应,失败后复往日本。。共进会在东京创建时,他起了重要作用。1910年秋,他回到鄂西北的家乡。1911年夏天,父亲给他一笔巨款,让北上京城纳粟捐官,当他在省城露面时,同志们便劝说他留在武汉起事,又推他做湖北都督。他慨然将5000两银子捐出作为革命经费,此是后事,暂且不表。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了。而在联合问题上的困难是:两个组织争夺领导权。虽然某些共进会会员也参加了文学社,但是,这两个组织的领袖有着迥然不同的经历和才能。共进会的领袖们全部是留日学生,又是同盟会会员,同中部地区同盟会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文学社的领袖们及其成员,大多是土生土长的。虽说社长蒋翊武和评议部长刘复基是同盟会会员,但除刘复基外,蒋翊武和他的同志们都从来没有出过国门。蒋翊武与同盟会有些联系,但他们主要是通过胡瑛同全国革命志士取得联系的。文学社的社员,几乎全是湖北新军士兵。其中有一些人有学识,但没有一个人具备同盟会领袖们所具备的领导才能。从实际力量来说,文学社胜过共进会,它的成员遍布湖北新军的各个单位。但是,共进会的领袖们具有更高的威望,因此,蒋翊武对于联合共进会颇有疑虑。刘复基被推为文学社评议部部长后,便同蒋翊武商量:“现已找到小朝街85号楼上做文学社机关,我们两人早晚要有一人出来主持机关。”刘复基遂设计退出军营。这一天却是号称“小诸葛”的刘复基在协司令部大门站岗,一个标统走过来,刘复基故不举手敬礼。那标统停步训斥:“为何不敬礼?”刘复基道:“部下一时眼花,未看清长官。”标统大怒:“目无长官,罚跪半小时,跪下!”刘复基下岗遂写了退役报告,称有眼疾,久医无效,不宜在营中服役。呈递队官,队官有心爱护他,认为复基在军中颇有前途,不批出营。刘复基恳请,队官只好割爱,呈送营管带。管带说复基扯谎,却要亲验。刘复基固求,亦得批准。刘复基急忙解装出营,去理发店剪掉辫发,提了行李来到小朝街85号坐镇机关。5月11日那天,共进会会长孙武派杨时杰、杨玉如、李作栋,邀约刘复基等到长湖堤处所,共商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事宜,均认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当此之时,极宜风雨同舟。讨论联合的具体问题时,杨玉如建议:共进会给文学社以经济援助,但需由孙武出任文学社社长。这建议即出,顿觉气氛紧张,如此遂罢。孙武加紧同文学社进行联合,改派共进会马队代表陈孝芬去找刘复基等商谈会社联合问题,因陈孝芬同蒋翊武、刘复基均有私谊。陈孝芬找到蒋、刘二人,陈述起义时机成熟,应有统一号令,孙武诚心合作等等。蒋翊武道:“合作当然很好,只是那些留洋的长衫人物,会叫我们上当,那孙武领袖欲特强,恐怕不好相处。我看还是殊途同归的好。”陈孝芬道:“此时正是同归时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万一暴露,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刘复基见陈孝芬说得有理,说:“慢慢来吧,文学社端午节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希望你能来陈述意见。”端午节这天,文学社果在“同兴酒楼”开会,到会者70余人。大家都赞成文学社与共进会加强联络,推刘复基为联络员,安排蒋翊武同孙武面淡。陈孝芬建议:可约孙武来文学社见面。既是会员又是社员的彭楚藩、蔡济民等人,更是鼓动蒋翊武去同孙武见面。蒋翊武以示主动和礼貌,便同刘复基一起往孙武处拜访。他们见面很是礼貌,略作寒暄便谈正题。蒋翊武道:“我们文学社在军营中力量很大,合作是可以的,只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孙武急忙道:“我们共进会是同盟会直接领导的,是中部地区同盟会的组织,与长江流域各省都有组织关系,在本省的力量也很大,人数超过文学社,联合后,共进会当然居于领导地位。”二人随即争将起来,各不相让。刘复基双手微微摆动,示意他们不必再争,道:“今日是谋合力反清,为何比较实力呢?”蒋、孙顿时语堵。刘复基便打圆场:“以后慢慢谈吧。”刘复基、彭楚藩、蔡济民等人商量,必得找一个妥当办法,加以联合。这身材高大的彭楚藩原名潭藩,字青云,湖北鄂城人,20岁入湖北新军,结识刘静庵,加入日知会,被推为评议。不久,日知会被侦破,易名楚藩,入宪兵学校,毕业后充宪兵,递升正目,秘密从事革命活动。辛亥年初,先后加入文学社与共进会。那蔡济民是湖北黄陂县人,18岁投笔从戎,后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任司务长,再升排长,素怀革命大志,交游甚广,颇有号召力。文学社本想选他为副社长,他坚辞副社长职,甘当一名普通社员。这一日,谭人凤回到武汉,便同孙武、居正等人见面。孙武等请求谭人凤留鄂主持大计。谭人凤对起义屡次事败,已经心灰意冷。听说运动新军有很大成绩,开始相信湖北党人的事业。孙武道:“不要小看我两湖同志,非得做番大事,让孙、黄看看。”谭人凤要去狱中探望胡瑛,商谈湖北革命大计。胡瑛见到谭人凤,喜出望外。恰好蒋翊武等人亦来探望,便向谭人凤介绍,此是文学社社长,等等这般。谭人凤见那蒋翊武虽穿军装,却是土头土脑,其他一些文学社中之人,亦毫无惊人之处,不觉少言寡语。蒋翊武本久仰谭人凤大名,极想攀谈,见谭很是冷漠,便即告辞。蒋翊武等人离去,胡瑛望着谭人凤道:“先生不可以貌取人,文学社同志多是肝胆相照的质朴之人,军中社员已逾3000,此几位都是文学社的领袖。”谭人凤即觉错失交臂,作跌足失悔状。胡瑛道:“先生不妨去《大江报》了解文学社详情,结识群英。”谭人凤性情急躁,辞别胡瑛,即去《大江报》,会詹大悲。坐定稍谈,那蒋翊武等便破门而入,他们来找詹大悲倾谈与谭人凤相遇,受冷落之情。这谭人凤早已变得热情奔放,急忙起身,向前一步抓住蒋翊武的双手:“刚才多有失礼,老夫目不识英雄,原谅则个。”蒋翊武见状,那点怨气顿时云散,不由得一股热流传遍全身:“文学社加上共进会力量,进行武昌革命,甚是稳当,唯是举事之后,缺乏主持大计者,恳请先生与黄克强、宋教仁诸位来鄂领导。”谭人凤紧紧握住蒋翊武的双手:“这两湖形势实是令人振奋,我当回沪邀黄、宋来鄂,惟愿文学社与共进会携手并进,为天下倡,此是革命成功希望所在。”谭人凤几日后便返回上海,向宋教仁备述两湖形势,宋教仁却也振奋,加紧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决定于1913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起义,谭人凤函告居正等人,湖北党人得这项消息,颇感高兴。这一天,章太炎弟子、名士黄侃从京来汉,在《大江报》同居正相遇,便商谈北京各类新闻,尤其是清朝皇族内阁成立,立即宣布铁路“干线均归国有”的内幕,及湖南、广东、湖北、四川四省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其中以四川斗争最为激烈,已发生了全省性的武装暴动。天下将要大乱,革命党应乘时而起,云云。那副主编何海鸣听来很是鼓舞,便设酒肉相待。黄侃微醉,何邀黄为《大江报》写篇政论文,黄侃起身:“待我写来再饮。”即挥笔落纸,一气而就: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育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长日为年,昏沉虚度,痛饮一杂,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激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将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痛巨创,使致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女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写毕,收起笔墨,将稿付于何海鸣,继续饮酒。何海鸣读罢,一拍大腿,大叫一声:“妙文!”即交詹大悲定夺。詹大悲亦是叫好,即命发排。不料,这篇妙文在《大江报》刊出,却引出一场轰动全国的报案来。巡警道王履康发现该文,即密报湖广总督瑞澄:“卑职近查《大江报》馆职员均系剪发辫者,行迹可疑,今又发现《大江报》刊行这篇乱文。”瑞澄对《大江报》鼓吹粤汉铁路保路风潮已积有宿怨,决计巡警道前往查封,传下话去:“《大江报》淆乱政体,扰害治安,应即封闭永禁发行,并传撰稿人、编辑人等交审判厅照律究办。”这天夜晚,巡警队包围《大江报》馆,数十名巡警和赤膊打手闯进《大江报》馆。撰稿人黄侃已乘轮船东去,何海鸣去租界戏馆看戏未归,那詹大悲不知祸之将至,应传归来。詹大悲一看报馆被封闭,即令报馆人等将须用物品搬出。巡警打手把詹大悲押到审判厅,已是深夜12点钟。检查厅立时起诉。法官要詹大悲将副主编何海鸣交出,大悲道:“我是发行兼编辑人,一切责任均由我承担。”法官无奈,令将大悲押赴看守所,次日再审。何海鸣闻报馆被查封,大悲被关押,有苦无处去诉,遂向全国报界发出通电求救,汉口报界即开公会递公呈,要求释放编辑人。审判厅不听,再讯詹大悲,问乱文是何人所作,大悲仍是一人承担。法官便问:“登此政论,是何用意?”大悲道:“国民长梦不醒,非大乱不足以警觉,故出此激忿之语。”法官道:”你这政论文中有‘和平改革之路无望’一句,明明是淆乱政体,扰乱治安。”大悲道:“试问立宪之诏旨是和平而来,抑是因乱而来?”法官无语对言,若要将其释放,又不敢做主,报由督院拍板定夺。督院岂肯了结,遂要审判厅判詹监禁一年半。何海鸣亦被抓获,与詹同案被判。武昌新军中同志群情激愤,都想早日发难,坐镇小朝街机关的刘复基急去各营,安慰同志,要冷静慎重。但组织发展已有相当规模,又无法收缩,宜早日大举。6月1日,蒋翊武、刘复基、王宪章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关,研究起义。彭楚藩忽然来到:“情况紧急,清政府急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瑞方带领鄂军兼程入川,除第31标及第32标一营随瑞方入川外,第41标一营开宜昌,二营开岳州,马队8标开襄阳,第19标三营开郧阳,限令7月20日前出发。”刘复基道:“若是翊武将要去岳州,一部分新军同志也要随军调走,兵力一旦分散,干部随队出发,起事很是难办。”却是如何应急?众人面面相觑。彭楚藩道:“能否乘机起事?”复基道:“先无准备,也未同共进会达成协议,怎能起事?”彭忿然作色:“为何与共进会总是不能联合?既然是宗旨一致,如此这般,恕我直言,就是湘鄂两派在争领导权!”复基道:“我提出一个方案,刘公、孙武、蒋翊武均不担任都督,他日有德者居之,若何?”众人觉得有理,即令刘复基去共进会联络。又决议,蒋翊武随军离开武昌后,机关社务由王宪章、刘复基分担,一旦武昌起义,调防各地的同志立即就地响应。彭楚藩再把新军调动消息告诉孙武。孙武更是着急,便派邓玉麟与刘复基商谈,彭楚藩、蔡济民从中撮合。遂定军政大权由蒋、孙分担。孙武却觉对刘公应有安排,共进会曾推定他当湖北都督,现在缺少起义经费,还期望他设法筹款。一日,杨玉如探得消息,遂告孙武,刘公家里汇来5000两银子,而款到多日,刘公却密而不宣。孙武大怒:“他不仁,休怪我不义,必定设法把它弄来。”孙武遂将彭楚藩找来,请彭带宪兵中同志,以搜查为名,把刘公的汇票弄来。彭楚藩觉得都是同志,不必大动干戈,他便另设一法。这日晚间,彭楚藩同共进会李作栋登门拜访刘公。略作寒暄,彭楚藩道:“有一事相告,我从宪兵营探得情报,有襄阳某人汇来汉口5000两银子,官厅已加注意,不知此款与您是否有关?”刘公大惊:“不错,我刚接到汇款,尚未取来。”楚藩道:“听说您将携款纳官,不知然否?”刘公作色道:“纳官是家父主意,我借纳官向家中索款,以作革命经费,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嘛!”彭楚藩道:“如此甚好,请把汇票交来。”刘公道:“顶好还是由我管着,当用则用,当缓则缓,何必如此着急?大家都是共谋革命,我管又有何不可?”彭楚藩满脸怒气:“怪哉,你把钱抓住不放,莫非真是要去北京捐官不成?”彭从口袋里掏出一本《革命方略》,又道:“这是在你处发现的,我就拿它告官,你所捐的红顶子乌纱帽我先拿来戴戴。”李作栋忙劝解道:“刘公当然有权过问,汇票当由谁管,可请几位同志商量,不必争执。”刘公道:“不在谁管,这钱我应该监督,以免滥支。我现在就把汇票交给你们。”彭楚藩笑道:“作栋是共推的理财部长,汇票可由他管。5000两银子可兑7000块银元,革命经费有5000元就行,其余2000由你花用。刚才鲁莽,请见谅。”刘公却也不计较,双方重归于好。
第八章 辛亥枪声
刘复基、邓玉麟、杨玉如等人商定,共进会和文学社领袖们在刘公寓所召开联席会议,推刘公主持会议。刘公俟诸位落座,即道:“诸位,我们共进会和文学社今天商讨联合大事,有何高见,请发言。”孙武起身道:“在我们文学社、共进会共同努力下,武昌革命时机已到,实在应该动手了,但只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成一体,才能取胜。”刘复基道:“现在革命形势已到紧要关头,为了精诚合作,应暂时放弃文学社、共进会团体名称,大家皆以革命党人身份参加革命。”刘公亦起身道:“本人以为,不光团体名称放弃,就是从前所推职务亦应作废。比如我自量就不能胜任那大都督,指挥起义军,恳请大家另推贤能。”蒋翊武、王宪章亦表示辞去文学社社长、副社长职务,以示取消两团体,共作一个大组织,听命于联席会的决定。杨玉如等提出,两团体领袖都取消头衔,必得推一主帅,不然,那就群龙无首,成为乌合之众了。众人甚觉有理,便在刘公和蒋翊武之间推选主帅,二人固辞。遂决定派人去上海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来武汉主持。即决定居正、杨玉如二人赴上海邀请主帅。孙武建议他们带上1000银元购买手枪和子弹,以便起义时供干部们使用。居正、杨玉如赴上海,向宋教仁、谭人凤报告联席会议决议,得到他们赞成,即电告黄兴,邀他由香港返上海赴武汉共谋大事。湖北新军果有调动,那蒋翊武随军开往岳州。一部分革命力量随军调走,使革命党人力量削弱。但同时也导致湖北腹心地区——武汉反动统治的空虚,给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发动革命造成了有利时机。9月24日,刘复基、刘公、孙武等人召集共进会、文学社要人举行联席会议,60余人到会,蒋翊武赴岳州未归,孙武主持会议。刘复基向大家介绍两团体合并情形。清朝政府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民变,急应乘机起义。大家积极赞成起义,遂确定中秋节(10月6日)起义。并通知焦达峰,希望他在湖南同时发难。大家根据刘复基草拟方案,及事先商定的协议,作出革命领导机关军政府人员名单的决议:总理刘公;军事总指挥蒋翊武;总参谋长孙武;参议部长蔡济民,副长高尚志;内务部长杨时杰,副长杨玉如;外交部长宋教仁,副长居正;理财部长李作栋,副长张振武;调查部长邓玉麟,副长彭楚藩,等等。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起义作战方案,及发动与攻击步骤、各部队所担负的任务等等。离起义的日期还有12天,要求抓紧时间准备,众人欣然应命而去。湖北常备军有一镇一混成协,那一镇是以张彪为统制官的第八镇,那一混成协是以黎元洪为统领的第21混成协。黎元洪还兼管马、炮、工、辎各队事务,且管理兵工、钢药两厂。张彪兼任湖北讲武堂总办,黎元洪兼任讲武堂会办。张彪位居湖北军官之首,他自幼酷爱武术,18岁中武举人,后中武进士。张彪系旧派将领,没有进过近代化的军事学堂,是凭着多年跟随封疆大臣张之洞,受到宠信而身居高位的。黎元洪字宋卿,1864年生于湖北黄陂。20岁考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他读书用功,遇事勤勉,擅长轮机驾驶技术,且善骑术。待人朴厚,有长者之风,学友视为兄长。毕业后被分派到北洋舰队主力舰上,参加甲午海战,他所在的铁甲舰被日本海军击中,他在海上漂泊3个多小时,被人救上岸来,逃到天津,因战败船毁被惩,监禁数月。获释后到上海谋生。闻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招募海军人才,毅然去南京投奔张之洞。张之洞询问他关于海军建树和营建防御工程意见。黎倾其所学,思虑周密地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张大为赞赏,扭头对其身边的官员说:“黎先生是我长期以来才遇到的一位非常可靠的干才。”张又见他厚重寡言,宽裕能容,便亲手书写“智勇深沉”4字赠之;并委任他监修金陵狮子山、幕府山、清凉山、乌龙山诸炮台工程。黎元洪通过修建炮台,给张之洞留下印象:刚毅、强忍、有不挠之气概,且又忠实笃厚,是难得的可贵人才。黎受到重用。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又把他调来湖北,希望他在湖北新军建设方面作出贡献,于是连续3次派他赴日考察军事。黎元洪逐渐成为湖北新军中令人瞩目的军事人才。从1896年至1906年的10年间,黎元洪以营帮带而升至协统,并曾兼护镇统制,军阶由都司升至副将。1907年9月,张之洞奉调入京,补授军机大臣,以东三省将军赵尔巽补授湖广总督。赵尔巽素知张彪从前进身之历史,颇看不上眼,便欲以黎元洪取代张彪位置,黎闻讯力辞,并对赵尔巽说:“公强逼我,我将并此末秩而弃之。”赵尔巽见他语气恳挚,不忍相强,只得作罢。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爱兵”著称,他律己严,对士兵则较为宽容。他为人不慌不快,老谋深算。黎元洪不但在广大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中赢得一定威望,而且在军队以外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中获得人望。连革命党人也觉得同他易于合作。居正曾说:“元洪廉谨宽厚,得士卒心,又敬礼士,众望归之。”但是,黎元洪毕竟是清廷湖北新军副将,他曾多次奉命镇压革命党人的起义。1906年底,他率步队6营、炮队3营去湖南屠杀萍浏醴起义者;1909年又带兵去淝阳芦林湖,残酷屠杀饥民;1910年黎奉命率“六楚”、“四湖”舰艇,去长沙镇压参与“抢米”风潮的灾民。湖北一些新军将领,往往对查讯潜伏新军内的革命党并不那么认真。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一旦查出部下有革命党,他们自己也会因防范不力而影响官运。再者,新军中革命党很多,同情革命的更多,如果采取过激手段,会激起众怒,酿成巨变,后果不堪设想。黎元洪除了这些顾虑之外,还因为他平素喜爱文化人,有些文化人在他们的革命党身份暴露以前,已经同他有了交谊,所以处置更为温和一些。1903年,刘静庵投入湖北护军马队1营当兵,得该营管带黎元洪爱重。次年,黎升护军前锋4营督带,刘随至先锋营,并升为护弁,帮理文件。刘参加科学补习所,并积极筹划响应黄兴预谋的长沙起义,恰值黄兴自长沙来信联络,不幸误入文案刘稚亭手中。刘稚亭大骇,立即报与黎元洪。黎闻后,嘱刘静庵以有病为名辞去军营职务,并将黄兴来函销毁,此乃刘万幸也。刘静庵离营后,又积极组织日知会,谋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廷侦破,被捕入狱,坚贞不屈,死于狱中。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人数愈益增多,清廷对革命党的防范愈益加紧。黎元洪对自己部下中的革命党人采取两条原则:对下,坚决清除“隐患”;对上,瞒天过海,敷衍了事。振武学社的两位主要领导人杨王鹏和李抱良,都是黎元洪所辖41标的士兵。由于振武学社发展很快,事为黎元洪侦知,遂传唤1营左队队官潘康时(亦为振武学社社员)斥责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胡若罔闻?”潘康时道:“程度稍优之士兵,常集合研究学术,实无会党情形。”黎怒斥道:“革命党作法,现尽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耶?”于是下令将潘撤职,委派亲信施化龙为队官。施上任后,对杨王鹏外松内紧,示谦和,阴结行间最服从者,充彼密探。不到3个月,搜集许多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的材料,密报黎元洪。黎对施化龙说:“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办理。”于是将振武学社的杨王鹏、李抱良等4人开除。对于潘康时,黎令潘的上峰,即管带戴寿山写一份假报告,诬潘吸食鸦片,呈请撤差了案。把这一政治事件掩盖了过去,保全了潘康时、杨王鹏等人的性命。黎元洪之所以没有滥杀潜伏在自己部队中的革命党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是他清楚地看到,清朝已是风雨飘摇的破船,他不得不窥测方向,给自己留条后路。这在客观上却缓和了他同革命党人的矛盾。1911年10月初,清廷湖北当局和革命党人都进入临战状态。这段日子里,黎元洪忧心忡忡,他不赞成瑞澄、张彪的高压政策,唯恐会激起众怒,惹出大祸。但他因长期受张彪排挤,且到任未久的湖广总督瑞澄对他也极不信任,所以处世惟谨,对防务大计,更不敢多言,只是在一些具体的防务措施上,提出一些较为缓和的意见。10月2日,瑞澄召张彪、黎元洪、铁忠秘议,策划武汉防卫。次日又召集文武官员举行紧急防务会议,武官管带以上,文官司、道以上参加会议。会场气氛十分紧张,瑞澄说他已得到秘报,革命党定于中秋节举事,他问在座文武官员,应该如何部署防务,加强防范?有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道:“武昌城里顶要紧的地方是楚望台,因为那里是湖北总军火库。一旦有失,大局将不可收拾。”张彪问是哪部分队伍在守楚望台,有人告之是工程第8营。工程8营代理管带阮荣发,便从袖口中掏出一份工程8营的革命党人名册来,报告营内革命党人最多。张彪大怒,打了阮荣发一个大嘴巴,责其治军不严,并夺过名册,立即撕毁。阮荣发没有想到,不但在工程营有革命党人,其他各部,甚至与会者中间可能也有革命党人,他当众揭发,反而会打草惊蛇。张彪毕竟老奸巨猾,当众撕毁名册,可暂时稳住革命党人。军事参议官铁忠提议以第30标1营旗籍兵士替换工程第8营兵士守楚望台军械库,免生意外。黎元洪表示反对:“我楚人素多谣,吾人今宜处以镇静。谈革命者,不自今始,余亦不能保其必无,如革命党果多,则鄂事难料,少数旗兵,何济于事?满、汉界严,始有革命,今以旗人换守军,民多误会,反为革命所乘,藉以煽惑。据余管见,工程营兵多武黄子弟,多有父母妻孥在近,而前营长李克果,感情颇洽,不若仍以工兵专守,添派李前营长监之。”张彪也不以铁忠的话为然,因为工程8营隶属他第8镇之下。又不欲受人指摘,于是遂从黎议。又经会议讨论,决议派李克果、参议厅工兵课长及课员成炳荣、马祖荃、张策平、刘绳武诸人,常驻军械库,协同阮荣发带领工程8营守楚望台。瑞澄在会上张牙舞爪地宣布了防务措施,诸如各城门加派警士,早7时开,晚6时闭,夜间行人无通行证者,不许通过;旅社、客栈一律细密检查;命令各标、营、队官长,设法劝导士兵,如受革命党欺骗,倘若觉悟,不咎既往;密令检举革命党人,确认形迹可疑者,即格杀勿论。他规定实行弹械分离,收缴士兵子弹。瑞澄把武汉城播弄得阴霾满天,用加强警卫来掩饰内心的恐慌。他的督辕大量增加守卫之兵。还特别饬令第21混成协所属第41标1营士兵逡巡宾阳门外一带,黎元洪亲率本协步兵逡巡武胜门及塘角沿江一带。但瑞澄还不放心,又在长江中的兵舰上设置行辕,夜间宿于其中,以备有事逃跑便利。张彪、黎元洪也加倍小心,为收买士心,对守卫各军每日均有赏赉,中秋节每人赏钱2000。按军营旧例,中秋节应放假停操,兵士可请假回家过团圆节。此时风声吃紧,特规定停止中秋请假。处事谨慎的黎元洪特传令混成协各标、营、队于中秋节的前一天一律置备酒肴,庆祝中秋。中秋节那日照常上操,禁止请假,以防趁人众闲散之际,酿成巨变。到了中秋节这日,武汉三镇居然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气氛中,平安无事地度过,这使清朝湖北官吏大出意外。其实,这并非湖北官吏震慑住了革命党人,而是武汉革命党人因南湖炮队事件的惊扰,以及派赴上海请黄兴等主持大计的代表未归,而将原订中秋节起义的日期往后拖延。武昌革命党起义的时间订在中秋节,士兵们都很受鼓舞,便有人沉不住气,露出马脚。那炮队中有几名士兵退伍,却是共进会同志,炮标共进会代表孟发臣便备了酒菜,饮酒猜拳,为之送行。那值日的刘排长便过来干涉:“不许喧哗!”饮酒的人已有酒态,又是人多势众,便骂道:“婊子养的,找老子麻烦,到时候要你好看!”刘排长听出话中有话,便去报告管带。管带即传孟发臣等,喝令跪下,重责军棍。营中共进会员甚众,发一声喊,便暴动起来,将营部砸烂,抢了军刀。管带人等惶惶而逃。孟发臣等遂高叫反了反了!去军械房拖出两尊大炮,再去弹药库搬炮弹。库门上锁,又撞库门。炮队标统忙报告第8镇统制,张彪令马队就近弹压。炮队闹事者20余人当即逃跑,马队士兵亦多是党人,磨磨蹭蹭装作追赶不上,听任逃去。孟发臣仓皇进城找孙武报告,请求即时发难。孙武遂邀请刘复基商量,复基沉吟良久,道:“各军倘无充足准备,似难成事,可由发臣回南湖营盘察看,如果大家已经大举,即通知各军响应,如仅是少数人暴露,赶快避去,不坏大局。”孙武表示同意。所幸闹事人等已经逃跑,炮队营队官亦怕因此得咎,以“酗酒闹事”开革数人,敷衍上峰。孙武因为局势紧张,同刘公夫妇等都搬到俄租界去住。革命党总部加紧起义准备工作。孙武留学日本时学会制作炸弹,他便同邓玉麟等日夜赶制炸弹;刘公与李作栋等在印好的中华银行钞票上盖章,拟定起义后各机关接收事宜,预拟军政府文告与致驻武汉各国领事照会,绘制起义旗帜:18星军旗,代表18行省。10月9日这一天,孙武制造炸弹,所用硫磺将尽,即着邓玉麟上街去买,恰这时,刘公之弟刘同,叼着纸烟走进来。刘同并非党人,但由于是刘公之弟,也经常参预一些活动,对革命党务机关都很熟悉,也经常来看孙武做炸弹,很有兴味。这刘同大大咧咧,那嘴上的香烟火星迸落在炸药盘中,霎时闪烁蓝光,轰隆一声爆炸,地动山摇,孙武顿时炸得一身焦黑。刘同吓得飞逃,楼下李作栋闻声上楼,见孙武兀自站立,忙用长衫裹了头脸,即送日租界医院抢救。俄巡捕听到爆炸声,即吹警笛飞奔而来。机关中人各自逃去,巡捕登堂入室,不见人影,炸弹数十赫然在目,忙室内搜索,把革命党人名册、文告、18星旗帜、袖章、印信等全部查获。因名册中的刘公一家,新近搬来附近,遂去搜捕,将神色慌张的刘同等一并逮去。邓玉麟外出归来,见巡捕已将巷口守住,便混在人群中探听到切实消息,即过江往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却在途中遇到逃出人等,确知孙武被炸送往日租界医院。小朝街总指挥部里,刚刚从岳州回来的蒋翊武同刘复基等人正说着话,邓玉麟进来便把汉口机关失事情况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众人惊得目瞪口呆。彭楚藩却又急匆匆赶来,说那刘公家被捕人等,已被引渡中国官厅,转押总督衙门了,都说那刘同年少无知,一经大刑必然招供,且文件名册已经被搜去,这便如何是好?刘复基道:“只有立即发动今夜起事,不能等死。”蒋翊武踌躇半晌,跳将起来:“就是这样!”便起草起义命令:“南湖炮兵今夜12时放炮为号,城内外闻炮一齐动手。”杨宏胜正好进门,拿出藏在竹篮里的子弹,却是邓玉麟让他从军械所朋友处买来的。邓玉麟便把提前起义因由告诉他,叫他一道去工程营传送命令并交子弹。这命令便分头送住各营。刘同等已在督署关押,瑞澄即命督练公所总办铁忠审讯。刘同被带上堂来,看到堂上刑具侍候,早是腿肚打抖,一经刑讯,果然经不住,就把武昌小朝街等处机关一一供出。铁忠忙报瑞澄,瑞澄且惊且喜,即令关闭武昌城门,着警察满兵等搜捕革命党,并下令截断武昌和汉口、汉阳间的交通。邓玉麟刚把城内命令送大营盘,再出门去南湖炮队,各处城门已关,且有兵搜身盘问。无法,只得把炸弹子弹等物抛在水沟中,待混出城去,到达南湖,已近半夜,翻墙入营,唤醒同志,口头传达起义命令,炮队同志道:“毫无准备,今晚举事已不可能,况且没有步兵掩护,夜间炮兵很难行动。”邓玉麟无奈,只得权且住下。杨宏胜给工程营送去了起义命令,往而复返。他携了炸弹,又来工程营给熊秉坤送炸弹。方才去传达起义命令时,工程营需要炸弹。到营门处,却有人突然窜出阻拦,杨宏胜只得逃去。原来这杨宏胜却是开了个杂货店做为革命机关,此时亦已被刘同供出,杨宏胜方归,即有军警闯入,杨宏胜被促。彭楚藩探得消息,即去小朝街向刘复基、蒋翊武报告。众人却也无奈,便在灯下等候那南湖炮响。张彪亲率巡防兵、督院卫兵数十名,至小朝街围捕党人。蒋翊武等人忽听院外门响,却是木棍捣门声,知道不妙。蒋翊武摸出一颗炸弹,道:“大家不要慌。”刘复基摸出两颗炸弹,抢前一步:“我来对付,你们快走!”哗啦一声,大门被砸开,刘复基大叫:“你们等死吗?赶快掀瓦上房!”他边说边向楼下冲去。敌人已闯进院内,刘复基扔出炸弹,却未爆炸,再扔出第二颗,也没爆炸。楼上又抛一颗,却也未炸。原来没有装上导火管,敌军再无畏惧,一轰而上,将刘复基捉住。楼上3人便只有破房而出。跳下巷去,便有警察冲上,彭楚藩忙道:“我们是捉人来的,我是宪兵。”那巡防兵细瞧,果是宪兵,便要放行,不料有个瑞澄的亲兵在场监视,却将彭楚藩、牟鸿勋捆起,再捆蒋翊武,蒋叫起屈来:“我是看热闹的,捆我干么事?”那些兵弁见蒋翊武长辫乡巴佬模样,不像革命党人,略一犹疑,已被蒋翊武挤进围观人群逃跑。这里彭、刘、牟三人即被押赴总督衙门。被捕者还有杨宏胜等30多人。当夜,瑞澄命令组织军事法庭会审,以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为主审,武昌知府双寿和督署文案陈树屏为陪审,瑞澄亲临指挥。铁忠等便升堂,令先提彭楚藩。铁忠问道:“你可是彭楚藩?”“老子便是!”铁忠却又犹豫,想那宪兵营管带果青阿是自家亲戚,如宪兵营出现革命党,于果青阿很是不利,便道:“你不是宪兵吗?为何将你捉来?”彭楚藩直认不讳:“我正是革命党!”“你是宪兵,为何盲从革命党?”“拿纸笔来!我写给你看!”铁忠便命衙役端上笔墨纸张。彭楚藩就灯疾书,写毕,由衙役呈上铁忠,三审官传阅供词:余乃大汉黄帝子孙,立志复仇,誓与清廷不共戴天。予非革命党,谁为革命党?……鞑虏入关,残暴已极,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各省驻防,残民以逞,使我炎黄袋裔,皮骨仅存。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腼颜曰:‘宁赠友邦,弗与家奴’。我炎黄子孙不忍见我民族沦亡,特伸革命救国之大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非尔等若冥顽不灵,亦当从速反正,共享民主共和之幸福。予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惟尔等图之。三审官相顾失色,铁忠拍案狂吼:“你竟敢诽谤朝廷,罪该万死!”彭楚藩亦高叫道:“革命党岂会怕死!”铁忠提笔写了旗标:“谋反叛逆一名彭楚藩,枭首示众!”刀斧手即押彭楚藩赴刑场,彭楚藩边走边呼:“轩辕黄帝万岁!国民革命万岁!”铁忠便审刘复基、杨宏胜等人,那刘、杨亦宁死不屈,大义凛然,怒斥敌人,召唤同胞起来革命,慷慨就义。陪审官陈树屏因见被捕者和搜获到的党人名册上,尽是现役军人,大为震惊,深怕因此酿成巨变,主张从宽处理,只办刘、彭、杨三人,并当众烧毁名册,不予追究。遭到铁忠反对,瑞澄更坚执不允,要根据党人名册,按图索骥,把武汉革命党人一网打尽。次日晨,瑞澄召张彪、黎元洪,命令立即按名册继续大搜捕,不使一人漏网。黎元洪也见名册上革命党人数过多,恐酿巨变,请求瑞澄,别图处理,庶可消祸于无形。瑞澄怀疑黎元洪有贰,严词申斥,黎不敢辩,喏喏而退,未至协本部,经返私第。盖明知兹事,穷极追究,必有意外之虞也。瑞澄即派张彪率警宪到各革命机关、兵营、旅栈、学社和交通要道搜捕党人。这天上午,又有30标排长张廷辅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于是军心动摇。正午,瑞澄又召集军管、巡防、水师及各机关长官参加军事会议,谓革命党谋反叛逆,反对我朝,非搜杀尽净,不无后患。特责成部署严为防备,尽力搜捕,以绝其根株为要。铁忠又命派人分途向各营传谕,令各营长官认真搜捕,不得阳奉阴违,违者必究。于是继续大搜捕,紧闭城门,断绝交通,各营士兵不许出营房一步,官长领弹携枪守在各排出口,武装巡查各棚,甚至士兵大小便均令以痰盂盛之,不许外出,气氛极为恐怖。革命机关被破获,大批革命党人被捕,瑞澄欣喜若狂,当天即向清廷发电告捷,并为其部下报功:“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工程8营正目、革命党人营总代表熊秉坤,昨日接到邓玉麟、杨宏胜送来命令与子弹。熊即密传同志,闻炮起事,因子弹大少,只能择最勇敢同志每人两粒,自留三粒备用。入夜,军营忽然紧急戒严,不许士兵出棚,一个巡逻的护兵朋友密报熊秉坤,那杂货店老板杨宏胜被捕。次日清晨,又听说刘、彭、杨三人已成烈士。忙派可靠同志设法出营探听,获悉五处革命机关均已破坏,巡防营已在工程营左右成包围之势,铁忠着工程营代埋管带阮荣发,按名册捕杀工程营党人380余名。熊秉坤暗自琢磨:到这个地步,再不死里求生,就太窝囊,手中有枪,何不果断行动?遂将工程营内可靠同志召集起来,道:“奉起义机关命令,由我们工程营首先发难,我们营正是防守军械所,各营响应后都要来领取子弹。”众人默不作声,秉坤看出大伙有点胆怯,高声道:“我们是不得不发,大家听说昨天捕杀革命党没有?我们的名册全被搜去,正按名捕杀,不反亦死,反亦死,为什么不死得轰轰烈烈?”便有那前队代表徐少斌道:“熊哥说得对,大家拚命向前,革命未必就不成,如果坐以待毙,就不是我们革命党所为了。”众人便跃跃欲试,便定当晚行动。只是为子弹发愁。原来昨晚发的子弹,各人害怕搜查,便都抛弃了。这天中午,却是大雨不停。熊秉坤弄到出入营盘的腰牌,到15协30标、29标的党人接洽起事,回到班里,恰有一位党人士兵问他:“熊代表是否要子弹,我哥哥从外地当兵退役,带回几盒子弹,可以取来一用。”又有一位党人士兵从排长处偷来两盒子弹,熊秉坤大喜。时至晚7时,又逢熊秉坤所在棚值班守卫,即给各同志发下子弹两粒,沿本营四队巡视营房,见同志都已欲动。忽听二排那边鼓噪,急忙端枪往巡,却是二排长在查问革命同志金兆龙:“为何擦枪?”夺过枪去,又见枪中有子弹,喝问道:“你要造反吗?”金兆龙大叫:“老子就是要造反!”遂扭打起来。金兆龙道:“还不动手更待何时?”便有一同志用枪柄猛击那排长,那反动军官便要逃去,却值熊秉坤赶到,对着那排长,便是一枪。这便是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
第九章 “俘虏”都督
1911年10月10日晚8时半,熊秉坤率领第8镇工程8营后队革命党人首先发难,起义士兵便都持枪在手。代理管带阮荣发督率少数军官闻讯来堵,又放枪威胁,打伤两个同志,起义士兵遂开枪打倒阮荣发,其余军官便都逃窜。熊秉坤集合起义队伍直奔楚望台军械所,那守卫楚望台的工程营左队革命士兵马荣等立即响应,便设法打开库门,取出子弹,分发士兵。这熊秉坤率队前来会合,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遂以总代表名义命令:“本军是湖北革命军,即以楚望台为大军营,金兆龙马上带兵去接应南湖炮8标,并掩护进城,然后进攻总督署。”临时参加起义者甚众,出现了随意开枪,难以指挥的现象。恰在这时,左队队官吴兆麟便出场,众人遂推吴兆麟来指挥作战,熊秉坤也非常拥戴他。吴兆麟字畏三,湖北武昌人,先后毕业于湖北武汉普通中学堂、参谋学校、军官讲习所。原本是日知会员,后来消沉多年,但在营中素有威望道主义的社会理想。主要著作有《人格主义革命和共同体》、,且对革命活动暗中同情。他见众人恳切推戴,便同意临时指挥,部署进攻防守等,甚是周详妥当。金兆龙带兵出中和门至南湖,恰炮队已有准备,队官张文鼎等已与邓玉麟等接洽妥当,金兆龙一到,遂带领炮队入城,途中又与混成辎重营起义部队汇合,遇着城内吴兆麟所派第二批接应步兵,遂一路杀奔城内,至楚望台,吴兆麟又请炮队再去把留在营内的大炮拖来。蔡济民、方维等党人遂率队来楚望台汇合,陆军测绘学堂学生亦在党人代表李翊东带领下投入起事。各起义部队推举吴兆麟统一指挥进攻督署,布成步炮阵地,便由大炮射击督署,且轰击尚未起义的41标,促其响应。黎元洪10日晚一直在协司令部里坐镇。第21混成协各部将士大多出调外地。黎元洪接到驻守在武胜门外塘角之21混成协炮队营管带张正基打来的电话,告以同驻塘角的21混成协辎重队纵火起事,黎闻讯恐慌异常,令张立即扑灭,同时电话通知铁忠。他又想到要设法阻止城内本协士兵响应起义,于是命所属41标3营管带谢国超严防本营士兵行动,同时下令召集41标全体官佐到会议厅集合。黎元洪面色庄重地环视着聚集在会议厅内的官佐,宣布了三项命令:严阵以待,来则还击,去不追击。然后只说了两个字:“请坐。”他便一言不发地来回踱步。会议厅沉默了一个多小时,黎元洪接到督署电话:第21混成协工程21队、辎重第21队兵变。没过10分钟,得到21混成协驻塘角的炮兵亦变。继而又接到张彪电话通知,城内工程8营和右旗部队兵变,又不到半小时,听说第8镇炮标进城,在楚望台驾炮攻督署,城中大乱。约10点钟,瑞澄逃至楚豫兵舰,11时督署电话不通。黎元洪和41标官佐静坐着听会议厅之外的枪声、炮声、喊杀声,黝暗的夜空不时闪着火光。突然,41标士兵、共进会员邹玉溪夺门欲出,黎元洪当即开枪将其打死。约11点半钟,听到有人攀营墙高呼:“革命成功,同胞速出,去攻督署!”然后逾垣而入,为守者所执。拉到黎元洪面前,黎向此人猛砍一刀。由于用力过猛,刃折而人未死,仍高呼革命,护兵乱刃齐下,移尸沟中。被杀者是由革命军临时总指挥所派给各营送信并联络响应起义、攻打督署的共进会员周荣棠。黎元洪一连杀死两个革命党人,并未挡住革命党人的进攻。过了一会,隔壁30标留守兵枪声大作,势将及41标,黎指挥标兵,乘墙防之,他命令:“如人来攻我,则发枪击之!”黎见革命军势力强大,又下命令说:“不还枪,好言劝之。”见地的部下慌乱已极,再下令说:“如来攻我,退守营房。”起义军在蛇山的炮兵阵地和楚望台上的炮火交相辉映,呼啸的炮弹直向41标营房射来,41标的军士亦有哄动之相。黎元洪眼见大势已去,始令官佐各自回营,并最后训话说:“带兵出外避炮,如能维持,不负皇恩,是所至盼;更能维持到底,将来定予重赏;否则听其自便,余不能为汝等负责。”41标全体官佐一哄而散。41标革命党代表阙龙、廖湘芸在队官胡廷佐等人协助下,集合队伍,冲出了营门,直奔楚望台。起义军士臂缠白巾进攻督署。先头部队到督署东面不远,忽遇张彪亲自率领的队伍,在望山门城楼抵抗,进攻受挫。吴兆麟、蔡济民、熊兼坤等商量第二次进攻,定下放火之计,兼为炮兵射击参照,便令民众从督署周围撤走,日后赔偿所损房屋,民众则搬出油桶、棉花,自愿毁家,便把督署照得如同白昼。炮兵遂用排炮轰击督署与第8镇司令部。起义军组成敢死队,熊秉坤带队猛冲,督署遂为起义军所占。第41标起义队伍亦不甘人后,在队官胡廷佐等带领下攻下藩署,都是白银满库,胡廷佐下令封存守卫,有妄取者立斩,无人敢动。电报局、官钱局也相继拿下。张彪见大势已去,遂领残余兵将,出城渡江到汉口刘家庙车站喘息,城中残兵便都投降。黎元洪焦灼万分。参谋刘文吉、管带谢国超、执事官王安澜等劝他暂避他处。他便偕王安澜等至黄土坡刘文吉家。黎对刘说:“我身居协统,部下兵变,如革命党失败,我必受处分;若革命党成功,我能否逃命,不得而知。我有金钱几许,存于某处;田地若干,均有契据。更有金表一只,现款几何,暂为拜托。我若不幸,我之家属儿女,烦君照料。”黎元洪在刘家换了一身便衣,又偕王安澜一起至谢国超家。他在谢家辗转不能成寐,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伙夫从中和门内黎宅挑出了个皮箱,担任巡查的工程起义士兵马荣、程正瀛等见其神色慌张,怀疑是乘火打劫的窃犯,喝令止步,并声语要严加惩办。伙夫慌忙答辩,吐出真情。马、程二人连忙回楚望台将此情报告。11日拂晓,很多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纷纷聚集在楚望台坡下,集议下一步行动方案。吴兆麟、蔡济民等人都在场。蔡济民道:“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别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当时,革命党的领袖们:刘公隔绝在汉口,孙武炸伤,蒋翊武出逃,刘英远在京山,詹大悲、胡瑛在狱中,刘复基等被害,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俱在港、沪,杨时杰在京。起义各军领导人,均以资望浅,不敢出来负总的责任。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李作栋、张振武等筹商,邀请原谘议局正副议长及议员前来开会,商讨地方政府组织事宜。议会会长汤化龙字济武,37岁年龄,湖北蕲水人,中过进士,担任过授法部主事、山西大学堂国文教习,后留学日本,归国后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被选为议长,1910年被推选为各省谘议局联合会主席,要求清廷召开国会,实行立宪,抨击皇族内阁,与谭延棪等发起组织“宪友会”,声明尊重君主立宪政体。他正为武昌兵变惊慌,闻说开会,很是没底。议长、议员来到楚望台,关于组织政府,便有人推举汤化龙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倒也知趣,知道手中无兵,都督如何能干。正在此时,马荣和程正瀛回来报告黎元洪去处,吴兆麟、蔡济民当即作出决断:“以黎在湖北负人望,且甚得军心,此时出任都督,最为适当。”吴兆麟同黎元洪有师生和同学之谊,当然拥护黎为都督。蔡济民政治上十分幼稚,又有单纯的排满思想,他种族界线清楚,而阶级界线模糊,却把都督位置让给属于革命对象的旧官僚黎元洪。吴、蔡当即派各军代表,偕同马荣、程正瀛率兵一排,前往谢宅迎黎。黎元洪闻起义军至,忙躲进床下,却被马荣识破,只得爬出来,端出协统架子叱责革命战士:“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众人答道:“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从则生,不从则死。统领自择之!”黎知不可抗拒,只得由众人拥到楚望台。吴兆麟等派出一排士兵,列队鸣号欢迎。众人这才注意到黎元洪身着灰呢长夹袍,上罩一件青呢马褂,头戴一顶瓜皮小帽,背后仍拖着一条“豚尾”,一派颓败的前清官僚神气,面容沮丧,失去了平日作协统时的威仪。黎见到这个欢迎场面,无可奈何地向革命士兵笑了笑道:“各位辛苦!”吴兆麟等引黎至中和门城楼观战,黎见众人视线集中在远处的战场上,小声对吴兆麟道:“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进级很易。请你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闹太大了,更不得了。”吴兆麟小声回道:“我也是被众人挟来的。”马荣在旁,听黎元洪竟出此言,大怒。斥黎元洪道:“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澄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就是一个汉奸,我们就要杀你。”吴兆麟急忙喝止,对马解释道:“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我们同志太辛苦了,暂请回营休息,黎统领自有维持之法。”又低声对黎道:“请统领暂且容忍,因昨晚杀人太多,此时都是一鼓奋勇之气,稍不如意,即动手来,反于统领面子不好。”黎不再发言。吴又对黎道:“瑞澄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戾,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澄与张统制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元洪听说督署已被攻下,瑞澄、张彪、铁忠逃走,武昌城全城已被革命党人控制,便临时集会,在了解了大致情况后冷笑道:“瑞澄、张彪统清兵水陆并进,何以抵御?海军军械尤犀利,不需10弹,此城将粉碎矣。汝等将退何处?依吾之见,汝等不若暂且回营,待吾往说瑞、张使不追究,何如?”革命党人大怒:“吾人革命,原不计生死利害,但尽心力而行之,虽肝胆涂地,亦甘之如饴也。统领意见,绝不可行。”黎元洪长叹一声:“我只老命一条,给汝辈玩掉吧!”革命党人决计在原湖北谘议局设址办公。蔡济民等与汤化龙等商定,起义军代表、黎元洪等去谘议局开会,组织政府。革命党人方维牵来一匹骏马,供黎乘坐。吴兆麟又派100名士兵护卫,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马骥云等随行。会议正式开始,众人公推汤化龙为主席。因有人曾提议汤为都督,汤首先发言道:“革命事业,兄弟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成伟举。鄙见瑞澄自逃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等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助。”吴兆麟起而发言,表示赞成汤化龙意见,并补充说明武昌首义后,革命所处的有利形势,鼓舞大家必胜的信心,然后说道:“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众人拍手赞成。黎元洪答称:“此事体太大,务必谨慎,我不胜都督之任,请另选贤能。”立宪派人士汤化龙、胡瑞霖以及吴兆麟都婉言劝黎;革命党人蔡济民、张振武、李翊东更强迫其必须接受推戴,黎仍无动于衷。蔡济民拔出手枪厉声道:“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诸先烈!”话音未落,突然有一人举刀自杀,血溅满座。原来是革命志士朱树烈试图以鲜血感动黎元洪,黎居然不为所动。一霎时,空气极为紧张,许多革命战士感到愤怒、焦躁。正在僵持之中,忽见李翊东手捧一夜之间写就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对黎说道:“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元洪吓得双手发抖,颤声道:“毋害我,毋害我!”李翊东大怒,手持长铳道:“汝絅颜事仇,官至统领,岂大汉黄帝子孙耶?罪不容于死,今不罪汝,举为都督,反拒绝之,岂非生成奴性,仍欲效忠于敌耶?余杀汝,另举贤能。”蔡济民、陈磊急忙劝止。黎元洪瑟缩不语。李翊东提笔代书一个“黎”字,并对黎元洪说:“余代为书,岂能否认乎?”众人鼓掌,表示称赞。然后把黎元洪关在谘议局楼上的一间房屋里,并派兵把守。黎元洪见此情景,思虑:革命党人把他当成囚徒,清朝又把他当成叛臣,无论哪一方都可以把他的脑袋搬家,故此整日愁眉苦脸,饮食不进。“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在武昌城内广为张贴,这告示为六言文: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八月二十日示。告示是武昌城内破天荒的一件大事,人们奔走相告,争先恐后地观看,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武昌城内,人心为之大定,而残余的清吏、旗兵则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甚多。甚至汉口租界的外国人士闻讯,也大为惊愕:“想不到黎统领也是革命党!”逃散之陆军官长,闻黎公出任都督,多归附焉。汉口民众得知武昌起义成功,便急入监狱看望詹大悲,卫兵也不阻止,任由詹大悲等自由行走。汉口街面已乱,盗匪横行,詹大悲等急忙过江,找到蔡济民道:“你们如何在武昌闭城造反,不管汉口,请速派兵过江占领。”蔡济民等深觉有理,便派军队随詹大悲过汉口设司令部。革命党人群集詹大悲身侧,遂成立汉口军分府,出示布告,共推詹大悲为分府主任,何海鸣为副主任。当夜藏在汉口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发动42标一二营,在汉阳、汉口行动起来,赶跑反动军官,举在狱中的党人李亚东为汉阳知府。武汉三镇,已经光复。黎元洪被软禁在谘议局,闭目不语,实乃木偶尸居,不画一策。革命党人的本意是借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事情,所以当蔡济民、邓玉麟、王宪章、吴兆麟等人看到黎的态度如此顽固,毫无转变立场的表现,即决定举行会议,成立谋略处,负责军政大事,实即军政府的决策机构。会议推蔡济民为谋略处负责人,其成员还有吴醒汉、高尚志、张廷辅等,共15人。谋略处遂议决:都督署设在谘议局;废除宣统年号,改为黄帝纪元4609年;用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革命军旗为18星旗;军政府暂设机关四部: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设立招贤馆。谋略处又派出刚出狱的胡瑛为外交部长,带军政府照会过江会见各国驻汉口领事,洋人们原来不知底细,至此才知局面。此时军情却也紧张,武汉革命军不足3000人,清兵必将很快南下,谋略处遂定扩军四协,退伍老兵通知归营。蒋翊武长衫短发,满面风尘闯进设在谘议局的谋略处,众人大喜,急道辛苦。原来蒋翊武那日从小朝街机关逃出,拟至京山县找会党首领刘英,伺机再举。于途听说武昌革命党起事,遂折身回返,一路奔回,却是3天3夜工夫。黎元洪不言不笑,不进饮食,终日正襟危坐,形同偶人,人皆目为泥菩萨。黎元洪的执事官王安澜看见黎每天不食不语,心里着急,惟恐饿坏了这位他跟随多年的黎协统,便把黎的情况报告了军政府的革命党人。几位革命同志商议,都说黎如此反对革命,终日忧闷,饮食不进,若真饿死,岂不麻烦!当时在座的陈磊道:“我想黎元洪是故意装模作样,他以为革命难以成功,一旦失败,他则求请政府原谅,或者再谋做官;如果革命成功,他则享受元勋。此时假装愁闷,其心正在计算。不然,他果忠于满清,何以当初晚间不死?”都督府警卫司令甘绩熙起而支持陈磊:“黎元洪这个态度,甚是可恼!我们真看不来!依我愚见,不如用手枪扣了完事!”说着,陈、甘二人提着手枪便朝黎元洪的房间走去,其他革命党人连忙劝阻,争说不可如此激烈,以致外间有所藉口。甘绩熙遂改口道:“我纵不扣死他,亦要他决心。”说罢推开黎元洪的房门,其他同志亦随着进去,甘对黎道:“黎宋卿先生,我们汉人同志,流血不少,以无数头颅换得今日成绩,抬举你为都督。你数日来,太对我们同志不起。我对你说,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若成,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很讨便宜的,你再不决心,我们就以手枪对待!”黎元洪这时头脑似乎略觉清醒,慢条斯理地道:“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已在此两日,并未有什么事对你们不起。”陈磊道:“你的辫子尚未去!你既为都督,该做一个模范,先去辫子,以表示决心。听说你自到了谘议局,茶饭不进,你未免太着急了。我今有一言奉问:现在是民国了,你若尽忠民国,你就是开国元勋;你若尽忠满清,你就该早天尽节。二者必居其一,何以如此装模作样?你非才智胜人,即你不干,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耶!望你三思,不然,恐同志等不容汝也!”这时蔡济民等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劝他剪辫子。黎连忙道:“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前在营内并下过传知,谓: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讲话间,起义士兵丁仁杰和刘度诚二人一起当即给黎剪去了辫子,现出圆圆的光头来。蔡济民毕竟是20多岁的青年人,竟抚摸着黎元洪的光头开玩笑道:“都督好像个罗汉!”黎元洪苦笑道:“有点似弥勒佛。”黎元洪所以转变了态度,是他看到残余的反革命势力逐步被清除,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尤其是他听到起义炮兵1营、步兵1队在武胜门外两望一带阵地上,同停泊在长江的楚豫(瑞澄在此舰上)、楚材、江清各兵舰炮战约2小时,楚豫、江清两舰被击伤,敌舰向长江下游败走,这对他震动颇大。他向来迷信清政府的海军实力,今见清朝海军竟败于革命军之手,可知清朝的前途不妙,于是态度方始有所转变。另有文字记载,正当黎元洪心情郁闷,自杀未遂的当口,黎家老仆来到都督府,欲面见黎元洪,卫兵不许其入内,老仆遥对黎元洪喊道:“如夫人劝主公降”,自是黎持两端,不坚欲殉节。这未免夸大了如夫人的作用了,那如夫人,即是黎元洪以3000元买的妾危文绣是也。其实,在革命党人中,反对黎元洪做都督的不乏其人。革命党领导人张振武见黎元洪态度仍无改变,主张杀掉他,以吴兆麟为都督,李作栋、陈磊赞成,但吴兆麟坚执不肯。又有一些革命党人见黎元洪态度顽固,主张罢黎元洪都督职,以黄兴易之。赏叙长李翊东力持不可,谓:“黎名为都督,实则俘虏,以黄易之犹如反掌耳。然窃以为不可,盖黎厚重知兵,为人望所归,一旦去之,恐摇动人心,招致内乱,则为敌所乘,其害可胜言哉。且黎氏为吾人所立,旋又去之,将何以取信于人,而招致天下士耶?”
第十章 武汉血战
士兵们给黎元洪剪了辫子,天真的革命党人以为黎元洪真的拥护革命,便欢呼雀跃,燃放鞭炮庆贺。其实,黎元洪之肯于此时剪掉辫子,是因为他看出武汉三镇已归民军掌握,瑞澄经此炮击,谅不敢再有举动;纵然再来,也成不了什么气候。至于张彪盘踞在汉口一隅的刘家庙,手无实力,更是掀不起风浪。革命形势日有发展,他想就任新职,以迎合革命潮流。但又不肯明说,只好借剪辫子为题,来表示他转变了态度。当晚,在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当众慷慨宣布:“我对于革命,自11日至13日上午,犹未下决心,此际心已决矣。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倒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但革命必须有充分武力。同事中多不明宗旨,临时走避,各位赶快通知他们,即速前来,以便扩充军队,准备战争,尤其老兵不得有逃走思想。品行端正或操课兼优者,概以军佐委任。拟即建议派员往说张彪回来,我让都督席位,使他仍为我等之长官,兄弟愿往前方督师作战;张彪如执迷不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认为革命成功,有十万分的把握。时间匆促,不多说了。各位回去尽其职责,速召集旧同事前来,鼓励士兵,不使士兵有逃脱思想,这是目前要紧的任务。”听了黎元洪的讲话,诸人欣喜若狂,会场之中,掌声雷动。这表明黎元洪正式承认他为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了,从此要就任了。就在黎元洪公开转变态度的次日,那谭人凤、居正自上海来到武昌,他们带着一大包手枪,于途已知武昌大势,即奔谘议局,一到即由蔡济民介绍与黎元洪见面,黎元洪即现出一幅可怜相道:“革命二字,从未闻之,今强制我于此,岂非意外之事?”黎元洪接任都督的最初一个时期,不知究竟同志若何?团体若何?事机若何?处处谨慎从事,凡事不多表态,现出一种莫测高深的模样,他窥视对革命别有用心的旧官僚、政客,招引他们向革命党人开展夺取军政府的大权,他的盟友便是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汤化龙、胡瑞霖等人趁机向黎元洪靠拢,他们急欲设法使黎元洪真正掌握都督实权,排挤革命党人。谭人凤、居正来武昌之后,对湖北军政府的状况颇不满意,使黎元洪有了操纵大权的机会。当时军政府既要招军、组编军队,组织迎击敌人;又要处理政务,发布各种函电、文告;制订各种政策、纪律;安置各方来投靠的人;处理各种矛盾等等,真是繁忙混乱到了极点。加之首义诸子,大抵年少气盛,动机虽正,计事实疏,既难容人,又轻于动作。故军政府成立后,一切措置,颇有未尽之处。谭人凤、居正目击军政府整日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片喧闹,混乱非常,觉得有必要重新整顿军政府,以加强军政府的职能。居正首先想到的是加强都督的权威,因为有许多革命党人着实瞧不起黎元洪,虽然拥戴他为都督,但对他既推重而又加以贱侮,甚至插刀拍案,嘲弄辱骂,居正颇虑主帅徒拥虚名,无以整肃三军。汤化龙、胡瑞霖等窥破居正的心思,便在军政府大造舆论,说武昌起义乃“汤武革命”,必须举行隆重仪式,以示顺天应人。建议仿照古礼,筑坛祭天,以昭示光复大义,并祀列祖列宗。居正赞成此议,因与谋略处商议,在阅马场“设坛场,具礼仪,请都督誓师”。黎元洪身着军服,骑马来到帅台,各军举枪向都督致敬。然后,都督率各高级将校升坛面南。台中设黄帝神主,摆香案,置玄酒、太牢(以小黄牛代),两旁旗剑分列。先由都督率众将校面对香案跪下,行免冠四叩礼,继由都督亲读祭文。然后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向黎授旗授剑,接着便是黎元洪慷慨誓师。一时台下欢声雷动,全军举枪,三呼中华民国万岁!4万万同胞万岁!黎都督万岁!黎元洪威风空前,兴奋异常。随即请居正演讲同盟会革命之精神及创立民国之意义。居正大声疾呼,听众鼓掌。最后黎元洪下台阅兵,绕场巡视一周。如此用封建帝王祭天的古老形式来树立黎元洪的权威,埋下了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种子,对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资产阶级革命志士,不啻是一种污辱。瑞澄仓皇逃出武昌,登上楚豫兵舰,连夜给清廷发了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叛军占领省城,速派知兵大员率领北洋第1镇劲旅,多带枪炮,配足弹药,刻日乘坐专车来鄂剿办。”清廷接到奏报,犹如晴天霹雳,惊恐万状。下令将瑞澄革职,命陆军大臣荫昌为第1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迅即南下剿办;另加派北洋悍将、军谘府正使冯国璋为第2军军统,统率约一镇兵力为预备队,又令河南巡抚宝芬就近调派第52标张锡元统率两个营前赴汉口,与张彪残部汇合。黎元洪不听谭人凤等人的劝告,以“新造之卒军械不完备、战斗力薄弱”为词,遂不出兵。谭人凤见黎对战事一再延宕,焦灼万分,遂邀集部队军官入都督府,对大家说明形势危急,决定一致胁迫黎元洪下攻击令,倘再犹豫,欲为清廷作留守,当以手枪饷之。黎元洪命令旧军官原第2协统领何锡蕃为汉口前线指挥官,率革命军1300余人向刘家庙之敌发起进攻。由于革命军斗志昂扬,士气旺盛,作战极为英勇;人民群众热烈支援革命军,一般军民均不畏死,面对清军,大有灭此朝食之慨。10月18日攻打刘家庙首战告捷,打死清军400余人,伤者更多。拆毁京汉铁路十余丈,使载有两标清军的一列火车脱轨,清军死伤枕籍。19日革命军出动3000人,胜利占领刘家庙车站,清军丢盔弃甲,向北溃退至滠口三道桥以北,遗弃载有粮食、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的列车约10余辆。攻占刘家庙之后,本应乘胜前进,驱清军于汉口郊区以外。可是在何锡蕃指挥下,仅追敌至三道桥而止,使清军得以在桥北设防固守,以后革命军队再想通过三道桥,进攻滠口之敌,遭到桥北敌军机枪猛烈扫射,伤亡惨重,越过三道桥的可能性不大,只得退回原来的阵地。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北洋军第4镇和第2镇的第3协共2万多人,已经布置在孝感、祁家湾、滠口一带,并从北方运来了大批退管炮和马克心式机关枪等新式武器。清廷正在准备起用袁世凯,袁的头号大将冯国璋已取代了荫昌,在孝感设立司令部,直接指挥对汉口的进攻。黎元洪任命旧军官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指挥官。不久革命军又加派张廷辅统率的第4协、熊秉坤统率的第5协、蔡德懋统率的炮兵第2标和方兴、马荣统率的敢死队增援汉口。所以从26日双方战斗又激烈起来。27日、28日两天的激烈战斗,革命军伤亡达2000余人,清军死伤人数大致与此相当。正当汉口前线紧张鏖战之时,探悉前线总指挥张景良(投黎元洪的旧军官)在汉口后城马路与原第8镇正参谋官刘锡祺密商暗害革命军阴谋。汉口军政分府负责人詹大悲亲自审讯刘、张二人,证实刘确为清军奸细。詹大悲认为此二人非处死不可,遂报告黎元洪,请示办法,黎命将二人解至军政府审问。詹大悲对黎不放心,认为若把张、刘解到军政府,一定会“从宽赦免”,甚至会受到重用,便在汉口江汉关将二人枪决,枭首示众。正在汉口战役进入极端艰苦的危难时刻,国内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偕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由上海抵达汉口,渡江抵武昌。武昌起义时黄兴正在香港,得到消息后,立即回到上海,并作出即赴武汉的决定。这位以领导历次武装起义著称、为民主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革命功臣的到来,使武汉军民为之一振。黎元洪更感到如释重负,对黄、宋抵鄂,亦喜形于色,对这两位同盟会领袖的态度,备极谦恭。黄兴片刻不曾休息,即与各方面负责人集议汉口战事。经商谈后,知汉口形势已然危急,难于从根本上扭转局势,但见士气可用,加上革命同志的积极主战,便不计个人利害,自告奋勇,率师督战,得到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各方面负责人的一致赞同,遂公推黄兴为总司令,到汉口组织反攻。黄兴偕居正、田桐、蒋翊武、胡瑛、蔡济民等率队渡江。临行时,黎元洪告诫诸将曰:“诸事惟黄先生之命是听!”诸将皆敬诺。黎元洪为安定人心,命人赶制1丈2尺长的“黄”字大旗两面,一面由领队人高举前导,使武汉人民都知道黄兴到汉口督战;另一面插在总司令部的门前。表示黄兴在此,借以振奋军心。黄兴等来到汉口前线时,军民已退至汉口中心区。黄兴对众人道:“如不急谋进攻,包围圈会越缩越小,形势将愈形危急。”于是决定将援兵分成两部,采取攻势。背负长江、汉水,只能背水一战。黄兴尚未部署完毕,即接到报告,清军已进至六渡桥,炮兵2标统带蔡德懋、第4协统领谢元恺阵亡,敢死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战死,何锡蕃受伤。马荣尸体被清军剥肤剖心。黄兴闻讯大怒,立即带领江防军出战。清军闻黄兴名,俱胆落。黄挥队猛扑,清军反奔,直追抵刘家庙。但由于敌军武器精良,且军队人数众寡悬殊,革命军对失去阵地虽得而不敢守,仍退回原地防御。冯国璋到达汉口前线,亲临指挥。他竟凶残地传令各部清军火烧汉口。繁华的汉口市区成为一片火海,坚持巷战的革命军被迫节节后退,11月1日下午退往汉阳,当天夜间,汉口终于沦陷敌手。汉口战事结束,汉阳之战开始。经过汉口战役的殊死战斗,革命军人数锐减,调到汉阳的兵力,总数不足5000人,另有湖南来援的两个协,总共亦不过一万三四千人。来自湖南的两个协援军,是训练精良的新军,和那些汉阳前线作战的衣衫褴褛,装备低劣的新募士兵大不相同。他们的到来,使汉阳的守军增添了信心,黄兴十分高兴。正在这时,在武昌的一些同盟会会员讨论让黄兴取代黎元洪作为湖北军政府的首脑问题。同黄兴同来的同盟会领导人宋教仁、田桐、李书城等,以及湖北革命党人居正、蒋翊武、杨王鹏等人力主拥护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地位和职权均在黎元洪之上。11月2日晚,宋教仁、居正、田桐等部分党人及军政府有关人员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居正提议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受到革命党人的热烈拥护。但是,那旧派人物吴兆麟却提出反对意见。他站出来滔滔不绝地罗列了6条理由,反对黄兴为两湖大都督,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革命党人不敢坚持原则,在辩论中显然也没抓到要害,他们既不敢公开揭发黎元洪、汤化龙等排挤革命党人的反动企图,又不敢公然为革命争夺领导权。相反,吴兆麟强调更换都督将引起军队内部分裂和帝国主义干涉的指责,倒是触动了革命党人的隐忧。吴兆麟这么一说,宋教仁马上退缩了,于是大家决议,推黄兴为战时总司令,所有军队均听其节制调遣。对战时总司令的职权和出任方式又出现了争论:党人主张与黎元洪分权,总司令的名义由“公推”产生,不经黎元洪委任。旧派人物则以“统一事权”为理由,力主由黎元洪委任。那汤化龙、胡瑞霖道:“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这种主张获得通过。次日,黎元洪以最高权威、开国元勋的身份,在武昌阅马场“拜将台”上,效法汉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的故事,授予黄兴战时总司令的印信、委任状和令箭。黄兴在坛拜将典礼后,即于当日率领有关人员渡江,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战时总司令部。在筹划战守方针时,军政府参谋部副部长吴兆麟、军务部部长孙武同战时总司令部黄兴、李书城等发生分歧。黄兴、李书城等人主张乘汉口清军立足未稳,集中兵力反攻汉口,而对于孝感、新沟、蔡甸一线,则凭坚固守。吴兆麟、孙武则认为民军新兵多,缺乏大炮、机枪,且汉口挫折后,元气尚未恢复,只能凭借汉水固守汉阳,以疲清军而待各省响应。由于黄兴没有采纳吴兆麟的意见,吴便到都督府向黎元洪反映,希望黎能亲自出面阻止黄兴。黎元洪沉吟道:“据黄兴派李书城来言,现在攻击计划已定,颇有把握,我亦不便阻止。”黄兴也到武昌见黎元洪道:“现在各地纷纷响应,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超过全国半数以上,如能攻下汉口,起义的省份将更多,清廷势不能支,非垮台不可。”那黎元洪对黄兴的说法心里虽不尽然,表面上却唯唯称是。反攻战斗非常激烈。16日下午,队伍待命出击。当晚,他们渡过汉水,胜利地建立了滩头阵地。但是,遇到了敌人的猛烈抵抗,经过24小时的连续战斗,革命军损失惨重,800余名伤亡。黄兴在撤退中也几乎丧生。一个敌兵在离黄兴很近处准备向他开枪,被跟随黄兴的日本友人萱野长知发觉,向黄报警,黄兴迅速转身,一刀把那个敌人砍死。这次反攻失利,使黄兴极为沉痛,几不欲生。黎元洪派蒋翊武到汉阳慰勉黄兴,谓汉阳有襄河之险,且系武昌保障,仍要固守。此时之败不足虑也,一俟各省援军齐到,再图恢复可耳。黄兴召集军事会议,确定凭借汉水之险,固守汉阳。从此,革命军完全处于被动的防御地位。在革命军谋攻汉口之时,清军除留主力部队守在汉口龙王庙至玉带门一带防止革命军强渡汉水外,另派出两支部队迂回进攻汉阳。琴断河以东,依次密布着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汤家山和磨盘山,居高临下,形势险要,成为汉阳城两侧的天然屏障。革命军在这一带设置了防守汉阳的一道防线。但是,冯国璋调动了3万人的精锐部队向汉阳发动了进攻。从21日至26日,革命军同清军双方为争夺这一带险要山地而展开激烈的战斗。革命军付出重大牺牲,与优势火力的清军展开艰苦的拉锯战,几个山头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最后终于落入敌手。25日,湖南援军第1协统领王隆中擅自率部撤离前线,后又擅自率部潜回湖南,第2协统领甘兴曲,则率部退往湘南岳州。黄兴见湘军既撤,汉阳形势危急,恐兵工厂为敌所用,经大家议决,暗将兵工厂一切紧要部件及所余枪枝弹药搬运武昌储存,以免资敌。27日凌晨,清军突破十里铺防线,沿大道向汉阳城推进。同时,汉口清军也由硚口渡过汉水,进占钢药厂、兵工厂,并夺取龟山炮台。黄兴逐日至前线亲自督战,每日敌炮落在咫尺,不为所动,随从人员辄强拽以避。其英勇如此。黄兴看到败势已不能挽回,愤不欲生,黎元洪派人来劝慰,并请回武昌休息。黄兴于27日渡江回武昌,革命军也全部撤回武昌,汉阳失守。黄兴在军政府会议上报告了汉阳失利情况及原因。最后,他说道:“为今之计,只有弃武昌而援南京,若得南京,然后组织北伐精锐军队,再图恢复。”黄兴说完,黎元洪立即站起身来,表示赞同,并征求众人同意。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老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范腾霄起立发言:“武昌关系全国,不啻如人身之首脑,首脑有失,民国生命岌岌危矣。如弃城不守,风声所播,敌即欲入武昌而可得,是自绝也。我无数流血志士艰难缔造之新起民国,其血食将由此而斩!”范腾霄又从战术上分析了汉口、汉阳虽失,武昌仍旧可保。他最后高呼:“敢大胆请诸君一决,赞成死守武昌者,起立举手!”话未毕,全体齐举手,欢声雷动。大家纷纷表示:“头可断,武昌不可弃!”军务部副长张振武拔出手枪,大声喝道:“倘再有言退者,即杀之!”黄兴只好放弃己见,约同李书城、田桐一起回上海而去。黄兴是否真的提出放弃武昌,败走南京的计划,已不可知。有人分析认为,黄兴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计划,因为武昌、南京相距遥远,这样的长途军事行动,既乏补给,又缺交通运输工具,又可能遇有敌人途中袭击的危险,是个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那么,为什么又有黄兴建议撤军武昌的说法呢?有人认为,这是湖北某些军阀政客出于某种政治上的原因,挑起人们对黄兴的恶感而蓄意捏造的。黄兴在汉口和汉阳之战中,在众寡悬殊形势下,率领革命党人舍身捐躯,竭智尽力,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在坚守汉口的日子里,有5个省脱离清朝,在坚守汉阳的日子里,又有10多个省宣布独立,黄兴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也。
第十一章 “龙头大哥”
武昌首义之后12天,湖南第一个起来响应。湖南起义的领袖便是24岁的焦达峰。焦达峰原名大鹏,字鞠荪,湖南浏阳人。15岁时毕业于南台高小,经姜守旦介绍,加入洪福会。华兴会成立时,他又参加过同仇会,从事联络会党工作。18岁入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肄业,并加入哥老会,受反清思想影响,倾向革命。1906年赴日本,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旋加入同盟会。湖南萍浏醴起义时,奉黄兴之命回国,任浏阳会党领袖李金奇为联络参谋。因遭清军突然搜捕,李金奇落水而死,焦达峰逃回日本。次年被推为同盟会调查部长,专任联络各省会党事;同孙武、胡瑛、张百发、邓文辉等在东京创立共进会,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纲领为“平均人权”,主张在中国长江流域地区,联络会党发动起义。黄兴对成立共进会不满,问焦达峰:“何故立异?”焦答曰:“同盟会举趾舒缓,故以是赴急,非敢异也。”黄兴道:“如是,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达峰笑道:“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1909年,焦达峰回国,在长沙建立湖南共进会总机关。他在浏阳县召集湘阴、平江、萍乡、万载、长沙、醴陵、浏阳等县的洪门会的“龙头大哥”30余人集会,经龙头大哥们抬举,焦达峰便成了“穿靴子上山”一步登天的“龙头大哥”,成了会党首领。焦达峰原与学界有紧密的联系,现又同会党有很深的关系,他有这两方面的条件,遂成为重要人物。1911年10月,长沙新军酝酿起义。最早在湖南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刘文锦。1909年刘文锦从保定速成军官学校毕业后到南京会见其兄、同盟会会员刘承烈,在那里结识同盟会会员邹永成。邹永成是湖南新化人,原是华兴会会员,后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奔走于湘、桂、鄂、赣、苏、皖各省,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到苏州任新军第23混成协管带,在军中联络了不少同志,被清廷发觉,逃到南京。刘文锦在邹永成影响下,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在南京别后,刘文锦到长沙进新军25混成协。邹永成赴日本留学。次年下半年,邹永成同谭人凤、宋教仁在东京密议加强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邹永成便回湖南,在长沙见到刘文锦,刘已是马队排长。邹便把东京商议的计划告诉他,要他在军队中设法组织革命党。邹永成还介绍吴任到新军当文案,暗中帮助刘文锦。刘文锦在新军中组织革命党,发展很快,他把25混成协的革命同志严密地组织起来,标有标代表,营有营代表,队有队代表,排有排代表,棚有棚代表,都由目兵担任。除了刘文锦、吴任之外,没有官长。虽然有几个官长在日本留学时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但恐人一做官,思想便不免动摇,所以索性不让他们知道。1911年2月,谭人凤、刘承烈、谢介僧等来长沙设立起义机关,邹永成派人送信给刘文锦,要他同谭人凤联系。谭人凤约集文斐、刘文锦、陈作新、吴任、曾杰、文经纬、龙毓峻等人开秘密会议,推刘文锦负责军队的起义,文斐等负责学界鼓动,焦达峰、杨任、谢介僧等联络会党,龙毓峻筹集经费,文经纬在铁路协会与士绅联络。由于焦达峰当时在武汉,谭人凤便赴武汉同他商议。刘文锦便在长沙天心阁三棱召集新军各标营代表开会,25混成协的步、马、炮、工程、辎重等队代表安定超、徐鸿斌、刘安邦等五六十人参加了会议。刘文锦道:“清政不纲,国土日削,我辈为救亡图存光复祖国而革命,必须群策群力,方克有济,幸勿稍怀疑惧。”话毕,旋即对江宣誓,共约死生,并由各个自行认定担任联络。抚院探目汪子林、探兵刘宏德等在天心阁二楼喝茶,见到刘文锦召集这么多军人在楼上集会,便产生怀疑。会散后,找人打听,便有与会者年少气盛,言词间不免有所流露。汪子林等立刻向湖南巡抚杨文鼎报告。杨文鼎大惊,即同协统萧良臣密议,认定刘文锦是“乱首”,但又怕在湖南动手杀害,会激起兵变。于是设计派刘文锦到北方买马,暗中嘱湖北新军统制张彪在途中把他杀掉。他们找马队管带张翼鹏前去商议。张在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托称刘文锦早已因酗酒滋事而被撤职,张又暗中通知刘逃走。刘文锦脱离部队,去武汉。刘出走后,萧良臣又亲自到各营房大事搜查,没有得到证据。杨文鼎还想杀马队头目数人,以止乱源。张翼鹏道:“这事未获实证,枉杀恐激起变乱。”49标2营管带陈强亦是在日留学时加入同盟会的,也暗中帮助被侦探出在天心阁开会的目兵张海斌、徐鸿斌逃走,并嘱安定超、丁炳尧二人转告,叫他们各自小心,相机行动。由于张翼鹏、陈强两位管带暗中掩护同志,革命势力就一天天壮大起来。湖南同盟会会员多在学界。在5月的铁路保路风潮中,又有湖南绅商学界的文斐、文经纬、龙璋、粟戡时、易宗羲、左学谦、黄瑛、姜济寰、曾杰、常治、龙铁元等发起组织铁路协赞会,以贾太傅祠为会址,掀起保路高潮,其中既有革命党人,又有立宪派人。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人协手合作为湖南起义打下基础。刘文锦亡命武汉,对湖南的起义仍积极筹划,曾多次秘密函电湘中同志计划一切,但因那些大多数学界中的同盟会员们不主急进,没有收到效果。于是,刘文锦又把活动目标直接转到新军中去。他写信给马队的党人刘安邦转告各位同志:“加紧组织,趁四川铁路风潮,即速起义。”刘安邦在城东清水塘召集会议,到会者有200余人。刘安邦宣读了刘文锦的密函;各代表报告了工作进展状况,决议加紧宣传联络工作,务使全协目兵接受。会后,各代表分头去作,新军中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被开除的徐鸿斌又投入中路巡防营当哨官,把革命火种撒向巡防营中。焦达峰同刘文锦在汉口相遇,刘以湖南军队中的组织相告,并写了秘密函件,介绍焦达峰到长沙,找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接洽。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长沙,湖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跃跃欲试,正苦于缺乏领导时,焦达峰带着刘文锦的介绍信返回长沙,即与安定超、刘安邦、熊光汉见面,又召陈作新、丁炳尧、徐鸿斌等相见。焦达峰道:“奉同盟会命特派来湘联络同志响应武昌起义。”那新军党人听命于刘文锦者,转而瞻焦达峰之马首矣。焦以甫行到湘,初次接洽,对新军之能否任此艰巨尚无把握,因言已于浏阳、平江方面联络洪门会多人,并购有手枪炸弹,须俟人械到齐,再与新军联络发难。湖南巡抚余诚格刻意防范,与司道黄忠浩密谋,将新军分调各府州县驻扎,以散其势。又将驻各府州厅县的巡防队兵弁,拨回省城,听候调遣。再派多员稽查新军各兵士往来函电,凡新军函电概由稽查员拆阅,先行登记,不准径交兵士,各兵士亦不准擅发函电。已是防不胜防,湖南的立宪派也积极行动起来。湖南政学各界占有最大优势的是立宪派的首脑人物谭延颛。那谭延墀字组安、组庵,号畏三,31岁,湖南茶陵人,是原两广总督谭钟麟的儿子,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1909年任湖南谘议局议长。次年因长沙抢米风潮事,对湖广总督瑞澄、湖南巡抚岑春萱诿过于人不满,曾以谘议局议长名义致电军机处、遭清廷申斥,渐生怨望。后赴北京,参加立宪派联合举行的第三次请愿活动。要求速开国会。他参加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他号称“文武全才”,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湖南立宪派因独占谘议局地盘,可以公开活动,连官府也不敢奈何他们。武昌首义一举成功,湖北立宪派汤化龙等人参加湖北军政府,给他们很大震动。武昌首义的第三天,蒋翊武派蓝综、庞光志拿着他的介绍信来长沙联络,由阎鸿飞陪同,见过谘议局的左学谦和常治等人。他们便并设法多方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在李藩国家中找到了陈作新。陈作新字振民,湖南浏阳人,他本是个文人,曾捐了监生去应乡试,没有及第,作过家庭教师。1899年随唐才常在湖南联络会党,准备起义。1902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军事。后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任新军25混成协炮队兵营排长,旋改步兵49标排长,因倡言革命被撤职。1909年该协创办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他任教官。次年长沙发生“抢米”风潮时,他对管带陈强道:“报告管带,机会到了,我们拥护管带。”陈强问道:“陈教官讲什么呀?”“管带在日本留学很久,自然知道的,不用我多嘴。”陈强大惊,心想这人如此冒失大胆乱说,必会弄出事来,就装作不懂,喊道:“护兵,陈教官喝醉了酒,送他回去。”便借故辞了他的职。陈作新失业后,便到李藩国家里教书,新军里的目兵同情他,常找他聚谈。陈作新自称和同盟会领袖孙文、黄兴是拜把兄弟,又是湖南革命十领袖之一,云云。立宪派黄瑛、曹惠邀陈作新到自治公所商量。陈作新放言高论:“湖南如果要响应武昌起义,新军由我负责,只是巡防营和会党须与焦达峰商量。”立宪派人求文经纬、易宗羲介绍认识焦达峰,约他到贾公祠见面。焦达峰正在运动各界参加起义,毫不犹豫地同立宪派商定,由他担任联络会党的任务,惟以清室铁桶江山,不易破毁,仍主张采纳烧毁教堂洋行,捣毁学校之手段。文经纬、易宗羲力劝勿扰乱秩序,以至垂涕。立宪派人对陈作新不够信任,认为此人爱说大话,常信口开河。陈作新虽说过“新军由我负责”,总觉得陈作新不为新军所信,事体重大,若仅恃陈一人接洽,未能坚信,乃托陈直接间接转知新军士兵,派代表接头,以便互相认识,利于行动。于是,陈作新就邀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安定超到福寿楼与政商学各界代表黄瑛、左学谦、黄翼球等见面。安定超是刘文锦离开后新军中革命党的核心人物。安定超同邹永成商量是否去同立宪派人见面,邹永成道:“此辈是临时投机的,最不可靠,我是决不去的,你们去时也得小心些,不要上他们当。”40余人来到福寿楼聚会,先有着天青团花马褂、落落大方、肩舆而来的焦达峰,次来者陈作新,那些长袍短套、不伦不类的代表也陆续来到。士绅们问焦达峰:“浏阳可到多少兵马?”焦答曰:“至少2万人。”“进城时有什么标识?”“青衣青包头。”“带来多少炮火?”焦达峰毫不在意地随口答道:“没有炮火。今日局势,只须10个洋油桶,10挂万子鞭炮,即可将抚衙门攻下。”有人突然发现抚署的侦探唐满老鸦正坐在这家茶馆里,会议中途散去。焦达峰即去浏阳联络会党。次日,陈作新邀集部分新军代表到小吴门外义冢山开会,30余人到会,推安定超、刘安邦、徐鸿斌分别指挥新军。巡防队于10月20日起义,由成邦杰等通知哥老会响应。10月18日,焦达峰返回长沙,因他联络的会党未到齐,便召陈作新、安定超、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徐鸿斌、左学谦、阎鸿飞、成邦杰、粟戡时、黄瑛、文斐等100余人在贾太傅祠体育学堂开会,决定21日起义,由炮兵营举火为号。21日夜始终未见火光,原来清军防范很严,炮兵营没有举火机会,没能起义。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是急不可耐,在营士兵不论白天晚上,操场讲堂,三五人一碰头,议论纷纷,群情激动,有一触即发之势。官长对各代表外出不敢过问,对于在营士兵的议论也不去管,偶尔碰到,则装作不闻不见,悄悄地走开。湖南巡抚余诚格知道新军不可靠,就同主持湖南全省营务处兼中路巡防营统领的黄忠浩商量,将巡防营的枪、炮、子弹都收缴存军装局,每营只留10小箱,作警卫之用。新军的子弹已收缴,新军部分部队已调驻岳州、临湘、宁乡、盖阳等地,各县的巡防队15营则调防省城。黄忠浩有“小诸葛”之称,他由文人而任武职,足智多谋,余诚格对黄倚之若长城,军事悉取决焉。黄同绅商学界都有广泛联系。立宪派人甚至曾想拥他当湖南都督。他最初心存观望,派心腹去武汉侦探革命军是否取得武胜关,如果取了武胜关,他便响应,否则便帮清朝“戡平祸乱”。侦探回报武胜关仍在清军手里。21日起义没能发动,次日上午,余诚格、黄忠浩便听到消息,商量用大炮对新军营房轰击。安定超21日夜未见火光,认为事情已迫不可缓,于22日拂晓向前来报告消息的炮队同志李金山道:“汝速回营准备,听枪声轰动,当齐集发难也。”安定超并派人分头通知新军各标营和巡防队准备。22日是星期日。安定超于8时便率领49标士兵发难了。这日8时,安定超要谭满芳在操场吹紧急集合哨子,2营左队把营部军装库打开,军需长问他们:“到底什么事?”安定超道:“今天起义,你听命令好了。”每个目兵得10发子弹。官长不知何事,个个大惊失色地望着。安定超朝天放了三响信号枪,向目兵演说革命意义,并传禁令:各队由代表指挥,官兵不准擅离队伍,违者以临阵私逃论罪;未遇敌人反抗,不准随便放枪;不准取民间物品。违令者就地正法。安定超命令:彭友胜率49标2营后队会同50标和马队由北门进城,占领荷水池军装局;李金山率炮队进城后即到军装局领取炮弹,威胁抚署。他自己率49标2营前队、左队、右队会同辎重炮兵工程3营由小吴门进城,占领谘议局。起义队伍分途出发,旧官长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同去。旧官长易棠龄问:“你们干什么事?”一个目兵拿出刀来:“今天我们起义,你要反对,便先杀你。”易不敢反抗,跟着队伍进北门。黄忠浩已下命令要各营管带督促士兵,严密防守城门,不使新军入城,准其开枪制止。令各营管带派兵巡逻四城,缉捕革命党人防止暴动。但各路防营士兵要求改善待遇,未得解决,军心涣散。彭友胜率一路起义队伍开到北门,守北门者为巡防营管带赵春霆,他早已被部下徐鸿斌联络成熟,故起义军入城时,他便列队举枪致敬。守军装局军械弹药库的是巡防8队,起义部队赶到,那已被联络的王鑫涛、周福堂、易尚志便开库门。新军目兵猝见大批枪弹,如获至宝,各各尽量饱装;又见拨壳枪枝,知是利器,而未谙用法,则坏其壳而取其枪。安定超等到达小吴门,巡防营管带已命目兵将城门关闭,并令向起义军射击。目兵却不放枪,但也不开城门,彼此相视而笑,毫无敌意。相持1小时余。安定超命炮队退到教场坪,将炮架起,装作将射击恣态。恰在这时,在城内的工兵代表赖福春来到城门口,见城门虽闭,尚未加锁,就上前摇落门杠,守兵也不加阻止,城门豁然洞开,起义军一拥而进。安定超一队起义部队也来到军装局取军械弹药,见身穿便衣的焦达峰被兵士捉住,便上前解释,请他们放人,原来兵士不认识焦达峰,见他拿枪在军装局往来,以为他是奸细,便把他捉住。谭延遹正在抚署同余诚格议事,忽一仆至,称报新军攻城,余诚格道:“没有的事,再去打听。”谭延即欲辞去,起身道:“今日中丞有事,改日再谈。”余诚格亦起身解释道:“今日新军开往株洲,他们误会了,所以才说新军攻城。”谭延韻刚欲下楼,又一仆至,道:“报告大人,新军进城了!”余诚格还是不信:“没有的事,再打听罢。”谭、余刚下楼梯,又一仆至:“报告大人,新军已到了贡院东街!”余亦不信:“没有的事!”但他又道:“你们准备去罢。”余对谭道:“回去拜上老太太,请她老人家放心,没有甚么事,不要紧的。”谭延恉向余诚格点头而别。新军到抚署,抚署卫队即投诚。余诚格见势变,出来向起义军士兵道:“弟兄们,我们都是汉人。”他令仆人将他亲书在白布上“大汉”的标语悬挂在桅杆上,自己便进堂内,钻进后院的洞内,逃往小西门外的洋行,乘轮避往上海。黄忠浩听说势变,便骑马带领几个卫兵奔往城门指挥,同一队起义军相迎。起义军并不认识黄忠浩,黄的卫兵故意大声道:“这就是黄忠洁。”起义军立即把黄忠浩击毙,尸体落下马去。新军占领了长沙城,整个起义过程没有遇到强有力的反抗。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会议,讨论建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问题,一些同革命党人有联系的士绅参加了会议。焦达峰首先讲话:“我是奉孙文的命令来的。孙将湖南的事交给了我。”于是,大家推焦达峰力湖南都督。陈作新忽然当众对焦达峰说:“你当都督,我来当副都督。”焦达峰道:“原议并无副都督一职,湖北也没设副都督,你当都督好了。”“我不是和你争都督,我只要当副都督。”同陈作新私交很厚的黄瑛见焦、陈意见分歧,便小声地对常治道:“你的声音洪亮,你就提名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由大家去决定。”大家听到常治的提议,一阵掌声通过了。焦达峰提议推举谭延闿为民政部长,阎鸿飞为军务部长,一致通过。新政权一成立,立宪派便开始争夺领导权。22日晚,军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谭延飏突然提出设置临时参议院的计划。焦达峰道:“这件事,明天再讨论如何?”谭延玑坚持:“革命告成,我们要建立的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应设议会,一则表示新邦的民主作风,二则可以聚集各方贤达,集思广益。”焦达峰询问大家的意见。曾杰、吴孔铎同意设立。文经纬道:“议会是应该设立,但现在就设,未免为时过早,我们的一切设施,都在草创时期,此刻设立议会,可能对革命政府的工作,发生牵制。”大家急于散会休息,对文经纬的意见没有注意,就匆匆忙忙决定设立临时参议院。次日清晨,谭延昉便将临时参议员名单交给焦达峰,请求即发聘书。这天下午,谭延闿便召开临时参议院议员第一次会议,这些议员多数是原谘议局议员。会议选举谭延闿为议长。临时参议院一成立,便要夺都督之权力,制订《都督发令条例》,规定参议院有权规划军民全局,行政用人一切事宜。都督命令必先送参议院审议同意,加盖院戳送还,才可发交各属执行。未经参议院盖印的,各机关得拒绝执行,参议院认为应该兴革的事宜,可先行议决送请都督发交各属执行。参议院的决议,都督不同意时,可以送还请求复议,经复议后,已盖院印,都督不能再持异议,当即执行。照这样做来,临时参议院总揽一切大权,都督只是个傀儡而已。焦达峰看到《都督发令条例》,愤然道:“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先行取消参议院。”谭人凤于当月26日到达长沙,看到这种情形,不满地道:“焦达峰特一笼中之鸟而已。”30日,在谘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各机关组织职能时,谭人凤、曾杰、阎鸿飞等坚决主张取消临时参议院和军政府,另订章程,一切军事、行政、理财、司法均由都督掌握。这个主张得到多数人赞成。次日,焦达峰召集全省各界开会,公布取消各机关,谭延闿当场辞去临时参议院议长之职,愤愤而去。起义的新军驻长沙的人数不多,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武装,准备援鄂,便招兵买马。应募入伍的新兵有会党群众,他们是焦达峰联络来长沙参加起义的各地洪门会会员,他们涌入长沙:“焦大哥作都督,吾洪家天下矣。”这些人无器械,无戎装,则皆髻绒球,胸前拖长带,以为是汉官威仪,若戏剧中之武伶装束。应募入伍的还有青年学生,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个。18岁的毛泽东在湖南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一个革命党人来校作鼓吹革命演讲,毛泽东和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朝政府,号召同学行动起来,参加革命,建立民国。毛泽东异常兴奋,认为武汉的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需要更多的人去参加战斗。他决定和几个同学一起弃学从戎,参加革命军。但是,毛泽东不愿参加由学生入伍组成的学生军,认为学生军的基础太复杂,而去正规军报名投军,被编入25混成协50标1营左队。他在营内同班长以及大多数士兵交了朋友,被称为“秀才”。还同士兵们热烈地议论社会主义问题。招募新兵,以49标各营为基础,添募部分巡防兵,新编独立第1协,在协统王隆中率领下乘轮船赴鄂。这支部队开拔后,使湖南革命党的实力处于空虚状态,因新军49标是发动长沙起义的主要力量。独立第1协开拔后的第三天,即取消参议院的那一天,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杀害了。发动叛变的是原新军50标第2营管带梅馨。长沙起义后,军政府不仅留用了他,还任命他当标统。梅馨不满足,要当协统。焦达峰也同意。但他又不愿受镇统的管辖,要当独立混成协协统。焦达峰道:“独立协的名目,原议是没有的,等和大家商量后再说。”梅馨很不高兴,便在士兵中煽惑:“焦达峰只有会党,不喜欢新军,我们不杀他,他就会解散我们。”士兵中早有对焦达峰用人以会党分子为多不平。焦、陈两都督亦自知不满人意,屡次出有谕帖,声明草创伊始,用人行赏多有未当,此后应由士兵具折呈报,按照升赏;委任各种人员,应由各总机关甄别去留。另有一部分士兵没有发饷,对焦、陈强烈不满。焦、陈对于自己私人又特别照顾,又引起士兵不满。梅馨便同部下吴家铨、袁富荣密谋杀焦、陈两都督,由吴家铨领一队至都督府杀焦,袁富荣领另一队趋北门杀陈。这日,都督府忽然接到报告,说许多人在和丰洋火局挤兑。都督府正在商议,忽又有人对陈作新道:“事关省城治安,挤兑之风,平息越快越好。副都督如果亲自弹压,群众看到副座的威风,一定可以放心,不会扩大风潮。”陈作新办事素来漫不经心,匆忙带了卫队两棚,亲自骑马向和丰洋火局进发。路经文昌阁附近一家成衣铺门前,袁富荣带领的预伏在那里的一队叛军拥出,将卫队缴械,另有一叛兵使马刀劈向陈作新,陈拔枪不及,跳下马来,抓起一条板凳,将那人砸死,陈作新连中几枪,倒地而亡。吴家铨一队叛军冲入都督府,假索饷为名,要焦达峰接见,那焦达峰和从浏阳赶来的会党领袖龚春台共进午餐,听卫兵报告,把龚春台送出仪门,与叛兵相撞,叛兵将焦达峰拥出府门,达峰道:“你们要怎么办?”叛兵道:“要杀你。”“要杀就在这里。”焦达峰说完,就在都督府前坪立着不动。叛兵乱刀将焦达峰砍死。吴家铨用马刀割下焦达峰衣襟,蘸着血在照壁上写:“焦达峰系匪首姜守旦冒充,应予处决。”写毕,用脚踢几下尸体,便结队往东而去。叛兵涌到戥子桥谭延闿寓所,哗呼:“谁为谭延闿?”谭延闿不明来意,坚不肯出,叛兵将他抬上轿子拥入都督府,推他为都督。谭延闿赏叛兵500金。谭延闿虽任都督,湖南局势仍动荡不安。长沙城内风传,革命党人要为焦、陈报仇。黄兴得知湖南形势,派人给谭人凤、周震麟送去一封长信,要他们稳定湖南局势。湖南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既然谭延闿已被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维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周震麟等召集新旧两军集会,发表演说,旌恤了焦、陈两都督,以明是非;要求大家顾全大局,不要相互歧视、排斥,严守纪律。那谭延闿令厚葬焦陈二人,亲往致祭。湖南援鄂部队开至鲇鱼套,闻变皆泣不成声,徒以汉上战事方急,未便回师讨贼,以分革命之势,亦惟有沫血饮泣,与清军拚生死而已。谭延闿任都督,立宪派人在湖南掌握大权。常德巡防营西路统领陈斌升便杀害焦达峰派去的西路招讨使、同盟会会员杨任,剖腹取心致祭黄忠浩,造成复辟惨案。但谭延见黄兴、周震麟、程潜等同盟会人胸襟开阔,深受感染,思想起了一些变化,能接受革命党的一些主张,几个月后,他也参加了同盟会。
第十二章 “兴汉灭旗”
在湖南起义的同一天,稍迟几个小时,陕西便发生了起义。领导起义的核心力量,便是在陕西的同盟会会员。陕西较早的同盟会员便是井勿幕。井勿幕,1888年生于陕西蒲城,字文渊,是民国初年在榆林做了20多年陕北镇守使的井岳秀的弟弟。1903年赴日本东京,入东京大成中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立会,旋奉孙中山命回陕西建立支部。他虽年少,活动却很见成效,固然能和青年人在一起讲新学,也能同中年秀才举人们做诗谈旧学。他从小跟着武秀才的哥哥习武,对于十八般武艺也都会耍,能与江湖之人结交。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展同盟会会员30余人,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子端(字欣)、焦子静(字冰)、李仲特(宇异材)、李桐轩(字良材)、张拜云(字铁)等,大多是学界中人,井勿幕任支部长。次年,井勿幕再赴日本,与赵世钰等在东京组织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井勿幕从日本回陕西。那王子端、李仲特、焦子静、张拜云等已在西安创办健本学堂,成为同盟会的重要活动据点。1909年11月,陕西谘议局成立,议长是进士王锡侯,同盟会会员李桐轩和倾向革命的举人郭希仁被选为副议长,李仲特和井岳秀等为议员。郭希仁不久便加入同盟会。郭希仁在一次同盟会的会议上,痛陈革命乃大义,事不可视为儿戏。王子端、焦子静等听言,众相顾失色。1910年5月,陕西成立国会请愿团,推郭希仁和王敬如为代表,进京请愿。去后,同盟会开会,改推郭希仁为会长。井勿幕比会长郭希仁更激进,他在陕西各地奔走,在三原办了畜牧场,说要预备养好了马将来革命时编马队用。因没枪械弹药,便于1911年5月返回西安,筹措资金,派张奚若到日本购买手枪和炸药。张奚若到日本,找吴玉章、洪承点、任鸿隽等,都说买手枪、炸药没问题,运回国内困难,尤其上海检查时不易逃过。张奚若离开西安不久,四川省同盟会主盟人,曾在四川多次领导起义,发动广安、嘉定起义,参加广州黄花岗之役的熊克武,应井勿幕邀约抵达西安,同井勿幕、郭希仁、胡景翼等会面。他们商讨了今后的活动办法。井勿幕表示要在陕西关中地区举义,如果事成,便可以震动南北,但因交通不便,军械弹药缺乏,须要多方准备。他请熊克武折回上海购买制造弹药的机器。熊克武到上海找到宋教仁、陈英士、于右任、居正等,报告了陕西形势和他来上海的任务。宋教仁等道:只要武昌起义成功,则陕西方面的军火接济自然容易解决,为陕西购买弹药机器的事可缓后一步。井勿幕购买枪械弹药没着落,也就难以发动起义。但是,另一批在陕西新军中的同盟会员着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担任营副的钱鼎成为主要人物。钱鼎字定三,陕西白河县人,由陕西陆军小学推荐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入步兵科就读,加入同盟会,被推为陕西同学会会长。1909年他毕业后回陕西,先在新军1标当排长,后升3营营副。这是一个温文而且多才的人,有周密计划的能力和坚强的意志,决定策略不轻出口,同仁都愿和他接近。同钱鼎一起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回陕西新军的,有充当队官的曹位康和党仲昭,充当排长的张钫、张宝麟,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陕西新军中原来已有同盟会会员4人,即队官朱叙五、张作栋、彭世安,以及司务长张光奎。陕西新军中还有一名同盟会员张凤畀。张凤廛字翔初,陕西咸宁人,家里开铁匠铺。他19岁中秀才,1902年初入陕西武备学堂,因成绩优异,没毕业便被陆军部选送到日本士官学校,并加入同盟会。因与留学生监督李士锐有矛盾,毕业回国后,受一年内不准录用处分。1909年回西安闲居。次年先后出任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第39混成协司令部参军、参议兼2标1营管带等职。他学术水平较高,办事认真公允,平素为人深沉果断,谦虚诚恳,获得一般中下级军官好评,享有很高威信。张钫同张凤刲曾在武备学堂是同学,祖籍又都是河南,常在一起无话不谈。在谈论国家兴亡,以及孙、黄倡导革命问题时,意见相合。张凤戢道:“我们是军人,搞革命切要机密,以免偾事。目前处境困难,未便直接参加,以免暴露。”张钫介绍钱鼎同张凤儳见面,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钱鼎、张钫把准备革命的事告他,他虽不直接参加革命行动,但他另有一套做法,他从全协的军事训练中,尽量在中下级军官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时机一到,便出来参加起义。武昌首义消息传到西安,陕西震动。官府对新军很不放心,计划把西安的新军全部调离。张钫先从巡警道机要科长公恩傅那里得到消息。张钫和钱鼎会面商议,为了保密,两人用笔谈达4个小时,认为时机紧迫,决定发动起义,并秘密串连,商议起义日期。最后确定10月22日起义。关于起义领导人问题,钱鼎是新军中革命党人的核心人物,又有同盟会、哥老会双重身份,大家推举他为领袖。但钱鼎觉得自己的才能和声望不足以当此重任,主张由张凤闿担任。由于张凤闿平时态度持重,不少革命党人对他并不了解,担心他没有参与革命活动,仓促间万一不允,将暴露机密,坏了大事。钱鼎、张钫力主同张凤宄接谈。10月21日傍晚5时,张凤闿带第1营从临潼野外演习归来,张钫便在西安西关梢门外途中通知他:事已紧迫,要他晚间在营部稍候。晚上7时,钱鼎、张钫来到营部见了张凤闿,因营附、旗人恩厚在室内,他们3人只好出去到大操场,在黑暗中商谈。钱鼎对张说道:“时机紧迫,不能再有迟延,决定明天起义,你负责指挥。”张凤翙默然沉思一会,毅然答道:“这是革命大事,既承大家不弃,要我出来干,这是义不容辞。成功了是国家民族之幸。万一失败,你们都说由我一人主使,千刀万剐我一人承当。既然决定明天起义,那就事不宜迟,明早发饷后,各方面的主要人在林家坟开会,决定起义部署。”钱、张二人高兴地同意。分手后,钱鼎对张钫道:“我们平日没有看错。”22日上午7时,协部及督办公署、藩台衙门的委员分别到军营,点名发饷,以防顶替。8时放假,旗籍和同革命没有联系的军官,纷纷回家或外出。张凤翙以参军身份命令各营目兵擦枪、整理内务、听候命令,再行出营。参加会议的各营代表和新军中的洪门帮会代表75人,陆续来到林家坟,林家坟在新军营房外的古庙景教寺右面,有10多亩地的松柏树林,是士兵平日聚赌的去处。张钫宣布:“决定今天起义响应武昌革命,公推张凤翙为指挥,钱鼎为副指挥。”众人表示赞成。有人提出起义日期推迟到26日或28日。张凤翙道:“我们响应武昌起义,推倒清政府,这是革命义举,是生死大事,成功是国家民族之幸,失败就流血杀头,不是儿戏。据确实消息,巡抚衙门已决定把我们新军最近几天调走,还开了要逮捕的革命党人名单。时机已不许我们再迟延,迟延就是失败,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今天就干。我蒙大家不弃,被推举出来,这是救国大事,义不容辞。我向大家有个要求,要听我命令,还要互相团结、不论同盟会还是洪门帮会都是一家。成功大家都是革命功臣,都有前途;万一失败,我一人承当。”众人无异议。张凤翙宣布起义部署和各人的行动任务:上午行动,记号用白布缠左臂;炮、骑兵分骑马和徒步零星入城,在高等学堂附近集中,听候招呼,这一路由张钫指挥;1标听到枪声后,向陆军中学前进,收缴该校枪弹,编制学生,占领鼓楼及北城门楼,从满城西北进攻,这一路由钱鼎指挥;二标进攻军装局,取得子弹后,由东、南两方向攻满城,工、辎两队随2标进攻,这一路由张凤翙指挥。起义的口号是“兴汉灭旗”。张钫带领两骑,先进西门,侦察军装局附近情况。左队队官朱叙五随即带领20多骑由西门续进。党仲昭带30骑到骑兵营监视出入,从南门进城。其余徒手兵三三两两,形同闲游,由西门进城,顺着僻静街巷向军装局进发,到高等学堂门前空场等候。张钫骑马途中,遇见省谘议局议员严庄,嘱他到谘议局通知郭希仁听到枪响,便是起义。已有28骑来到军装局附近。张钫见到已有宪兵和警察前来干涉,怕迟延会生变故,便下令进攻军装局抢枪。起义士兵没有子弹,将军帽掷向天空,大声喊杀,蜂拥而入。军装局毫无戒备,巡防队士兵大半出外游玩,少数士兵见冲进的人多势猛,不敢抵抗,都从后门溜走。起义军士冲进南院库房,见铁栅门上大铁锁长达尺余,便找来3尺长的青石条撞击,铁栅门洞开。起义军士进入楼内,见枪弹箱堆积高与梁齐,乃从上层推箱坠地,木箱破裂,将枪枝子弹运出库房,实弹朝空发射,枪声震天。炮营及其他徒步士兵赶到,控制了军火库。张凤翙率领的队伍迅速来到军装局,取得枪弹后,向西安城内东北隅的满城进发。钱鼎带领一队起义军队来到北校场陆军中学,学校不加抵抗,便开门迎接他们。钱鼎率队将学校存贮的1000枝枪和16万发子弹取出,发给起义部队,按计划攻占全城,并组织陆军中学学生700余人占领藩台衙门,保护存有70余万两银子的藩库。陕西官员正在谘议局开会,听到枪声四起,仓皇失措,立刻作鸟兽散。有人弃去官服,藏匿在民家,不敢回衙。陕西巡抚钱能训慌忙躲在一个随从家里,用手枪自杀未遂。起义军攻击的最后目标便是满城。满城是西安的城中之城,满城四周筑有城墙,城内全是旗民2万户,有步枪1万余枝,旗兵四五千人,不许汉人入城,汉人经过这里都侧目而视。满人将军文瑞,听到西安城内枪声四起,立即下令关闭南西两面通汉城的城门。满城骑兵几次冲击起义军,均被起义军击溃。起义军大炮轰击满城,击中旗兵火药库,弹药爆炸,旗兵伤亡极大,顿时陷入混乱,失去抵抗能力。起义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等,率部从被炮兵轰塌的满城城墙处,冲入满城,其他起义部队也攻进满城,在满城内逐巷逐院搜索。那起义的部队都是汉人,一贯对旗人不满,杀了些不该杀的旗兵和家属。张凤翙得知,急忙禁止。文瑞自知不能幸免,便在混乱中跳井自杀。西安光复,张凤?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发出安民布告,但局势一时难以稳定。新军士兵多是会党群众,帮会势力极大。陕西地方贫穷,连年灾荒,民众生活日趋暗淡、游民遍地,流传着“想当兵,拜仁兄”的谚语,当兵的多数是洪门帮会的弟兄。这些士兵虽然对清政府强烈不满,但缺少革命意识。高级军官大部逃散后,军队中的哥老会头目们便各自运用洪门的组织关系发号施令,自立山头。起义胜利后,大批军火落入哥老会头目手中,他们擅自扩编军队,任意委官招兵,自立系统,个个气焰万千,成为难以驾驭的力量。在会党首领中万炳南和张云山势力最强。万炳南是湖北郧西人,当兵后来到西北,加入洪门,在行伍二三十年之久,开山结友,麾下众多,形踪诡秘。他先在巡防营内称雄,后转入新军,是1标3营下的正目。他因自己是老资格的哥老会头目,号召力大,认为军政府最高权力应属于他,他的党徒们也说:“我们只认识万大统领,不识什么张大统领。”万炳南又有谋士、同盟会会员陈素子相助,便有不可一世之概。张云山是陕西长安人,幼年失学,入行伍,曾转战青海、新疆。他吹号技术名噪关中,升至协部司号官。他拥有一批帮会群众,用红绸包裹铜铡,每次外出,铡刀队跟其后,前呼后拥。后请清朝翰林宋伯鲁为军师,逐渐改变作风。张凤?使用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发布告示,万炳南、张云山等对用“复汉军”名不满,主张改用“洪汉军”,并要洪门哥弟领导。万炳南表示要当大统领。10月25日,张凤?召集各方负责人来军装局开会。他表示谦让,道:“起义之初,蒙大家一致推举我负责指挥,为国家民族我是义不容辞。承大家协力一致,现在取得胜利,以后要做的事很多,我资望、能力均属不够,请大家另选贤能接替大统领之职。”钱鼎立即起身道:“我们起义,很快就能成功,张大统领指挥有方,功劳最大,大家应当一致拥护。现在西安虽然平静,但豫、甘两省清军势力强大,前途如何,未敢逆料,我恳请大统领再勿谦辞,准备对敌。”张凤?部下正目、洪门帮会舵把子马玉贵、吴世昌相继发言,表示拥护张凤?。万炳南没有参加会议,其军师陈素子刚要讲话,张凤?部下、会帮分子陈殿卿猛然起立道:“大家一致拥护张大统领,没有别的可说。谁若不顾大局,我就把军装局烧了,大家散伙。”经过多次商量,又选举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为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为军令大都督。后来,张凤翙为陕西军政府都督。陕西起义的次日,即10月23日,江西九江岳师门外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宣告起义。九江沿江交通便利,早有同盟会会员林森、吴铁城等在那里创办书报社,灌输革命主义于军、学界。林森字子超,1867年生于福建闽候,是同盟会较年长的会员。武昌首义的第二天,一位同盟会会员身着新军服从云南昆明经武汉来到九江,他就是在云南新军工作的九江籍人蒋群,字君羊。蒋群在江西督镇公所任过事,同驻九江的新军第53标标统马毓宝是旧交,同该标下属的3个营的管带范福增、黄焕章、何文斌是军校同学;同九江炮台总台官徐公度、统领戈克安等是老朋友。他在这批军官中奔走相告,运动反正,进展迅速。清朝派庄守忠率55标4个营来九江,又派周树森为九江炮台总稽查官,名为充实江防,实为监视53标和九江炮台。蒋群见事不宜迟,就同马、范、黄、何、徐、戈约定,10月23日起义。金鸡坡炮台三声炮响,各营便放枪一排,起义军臂缠白布,向道府两署进攻,遂唾手而得。九江道保恒和知府璞良,携同眷属逃避无踪。起义军出南门,进攻驻扎在火柴厂的第55标。标统庄守忠和江西按察使张检,立即逃往省城。九江起义,兵不血刃。马毓宝、蒋群、徐公度等在道台衙门商定,宣布九江独立:马毓宝为都督,蒋群为帮办军务兼参谋长,刘世均为参谋次长,徐公度为炮台总司令,戈克安为副司令,吴铁城为总参议,吴照轩为副总参议,林森担任交涉事宜,罗大佺为政事部长,舒先庚为财政部长。九江刚刚独立,又有一同盟会会员李烈钧来到九江。李烈钧字协和,1882年生于江西武宁,中过秀才。20岁入江西武备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加入同盟会。1910年毕业归国,任江西新军54标一营管带,积极宣传革命,事泄赴云南,任陆军讲武堂教官兼炮兵科科长、陆军小学堂总办。武昌起义时他去北京观操。起义发生后,秋操停止,他便潜返九江。李烈钧是位有才能和胆略的人,蒋群要他代替自己出任参谋长,他自己则去南昌,发动起义。九江光复,南昌大震。南昌的新军只有27混成协,且许多人倾向革命,又有同盟会会员蔡公时从中鼓动。10月28日,新军中革命党人20余人,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军官有:马营管带方先亮、排长蔡森、工程队官蔡杰、排长韦兆熊、米洛宾、司务长沈鹤年、辎重队官宋炳炎等。推选方先亮、蔡杰、宋炳炎为司令,蔡森为独立马队指挥,韦兆熊为前卫司令,决定10月30日晚举事。蔡森为爬城队队长,由他挑选勇敢精壮士兵充当爬城队员。蔡森率领爬城队,爬进南昌城,警察和抚台卫队早有联络,起为内应,把城门全部打开。方先亮率骑兵营,蔡杰率工兵队,宋炳炎率辎重队,各路起义部队,蜂拥进城。警察用石油纵火焚烧皇殿、抚台衙门两侧的鼓楼、旗杆。江西巡抚冯汝骙听到满城枪声,赶快从后门逃走。蒋群提议在万寿宫开会,宣布江西独立。在推选军政府领导人时,军队方面推举吴介璋为都督。吴介璋是江西新军第27混成协协统,在江西军界资望高,曾任过江西武备学堂总教习兼陆军测绘学堂总办、督练处总办等职,多数江西新军军官是他的学生。吴介璋却不肯任都督,提出:“巡抚还在省城,都督应由冯汝齛e担任。”冯汝?得知消息,道:“要我仍做抚台,司道照常办事,则可。要我为都督,宁死不愿,即砍头亦不做。”最后商定仍由吴介璋任都督,推刘凤起为民政部长,雷恒为财政部长,李瑞清为文事部长。李瑞清不肯任职,以副长熊育锡代理。吴介璋宣布就都督职,规定以青蓝市衣为礼服,男人剪去长辫,废除作揖、跪拜等旧礼。吴介璋对冯汝?留居省城不安,请蒋群去要冯汝?的印信。冯汝骙道:“因恐事情发生,已把印信差人送京。”蒋群不信:“这不能取信于一般军民。”冯汝?取纸笔书写“印已送京,决无他虞,请各界安心。”署名后交给蒋群。2日后,冯汝骙离开南昌赴九江,在九江服毒自杀。江西境内,袁州光复,推新军第54标二营管带胡谦为都督。鄱阳光复,推防营黄金台为都督。赣州光复,推蔡锐霆为都督。吴介璋办事庸懦,任用非人,故视事10日之久,亦无甚表现,名虽改革政治,其实仍旧时专制政体故辙,致令外间喷有烦言。他扩充军队,军饷开支增大,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引起民众不满,又受到新军第55标标统冯嗣鸿等人反对,局面难以维持,只得离职出走。江西各界在军政府集会。原第27混成协骑兵营排长邹恩灏,有去武昌参加革命活动的身份,便报告道:“吴都督离职,不知去向,本会急须决定继承人选。我在武昌时曾谒见黄克强先生,谈到江西光复后都督人选,我提出彭程万最为适当,黄克强先生赞同,并发了印信,交我带回江西。”到会人等,均无异议。彭程万是留日学生,起义前在江西测绘司工作,又在测绘学堂任教。虽然积极响应起义,却无实力和影响。他起身道:“吴都督既已离职,不知去向,地方秩序不可无人负责,大家如要我出来,我便维持几日。一面打听吴都督去处,请他回来复职。至于黄先生发的印信,我暂时不能接受。本会可去电告黄先生,说明今日会议情形。”彭程万也无法控制江西局势,处境亦难。南昌起义时的骨干方先亮、蔡杰、蔡森等,担心形势再变,秘密开会,酝酿倒彭迎马,派人去迎接九江都督马毓宝来省城,做江西省都督。彭程万得知方先亮去九江迎马的消息,便自卸江西军政府都督职务,又电劝袁州、赣州、鄱阳都督胡谦、蔡锐霆、黄金台取消军政分府,让马毓宝做江西都督,以谋统一江西。胡谦等人表示赞同。马毓宝便来南昌就任都督,实行援鄂、锄奸等措施。但马毓宝亦没有控制江西局势之能力,众人便推李烈钧来南昌任都督,那李烈钧办事之能力,处事之果断,为军民所倾服。
第十三章 山西立威
陕西起义后的第7天,山西便在10月29日响应。山西、陕西地域毗连,两省革命党人早有联系。他们曾约定同时起义,相互策应。陕西起义后,山西群思起义,举事如箭在弦,随时都可爆发。山西革命党人力量,主要在新军中,新军中有一批军事人材,他们大多是留日学习军事的,起义后被推选为都督的28岁标统阎锡山,就是其中之一。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堂名斌役堂,是山西五台县河边村人。他6岁进入小堡私塾,学习认真由潜能转化为现实。上帝是一切形式的形式,是万物的最后,能熟读、背诵课本。10岁丧母,受到很大痛苦和刺激,有时沉默寡言,呆若木鸡;有时像一匹脱缰野马,狂奔乱跳,且好打抱不平。15岁到父亲在五台县城办的钱铺里当小伙计,与各阶层人士广泛接触,增长见识。他探行情、记帐、算利息、讨债,什么都干。学会了精打细算,牟取暴利,投机钻营。他利用业余时间读书,摘录了许多古代圣贤修己治人的名言要语,名曰“补心录”。1900年,阎锡山的父亲在“打虎”市场上折了本,欠了债,一时间,讨债、打官司的人涌上门来。他两手空空,一筹莫展,招架不住。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乘着黑夜,悄悄离开五台县城。凤凰落毛不如鸡,只好给人当帮工。阎锡山也落了个走街串巷卖饶饼的下场。但阎锡山必然比他父亲精明,18岁混上个司赈纠首,相当于村长。时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德军进攻五台县龙泉山,阎锡山被清军拉去做杂工,吃尽了苦头。他预防清军扰害村民,偷卖了继母首饰,纠集壮丁,组织武装,保卫村庄,备受村民称赞。初露头角的阎锡山,树大招风,引来了络绎不绝的讨债人,父子俩人躲避他乡,先在忻县的一家药铺帮忙,后奔太原。阎锡山拜一位在太原开“裕盛店”的同乡魏老五为干爹,在裕盛店当伙计。他交结了一些朋友,与黄国梁、张瑜拜为“桃园三结义”,阎年龄小,为老三。阎锡山涉世后,饱尝了社会生活的酸甜苦辣,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刺激着他的爱国心,清朝腐败无能萌发了他忧国忧民之思想,他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他报考了武备学堂,论文有见地,口试对答如流,即被录取。他的结拜兄弟黄国梁、张瑜一同考上。1904年,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满三年,报考日本留学,他同黄国梁、张瑜以及朋友温寿泉、乔煦、焦纯礼、姚以价、王宝善、金凤巢等被录取。阎锡山、姚以价还是公费留学。阎锡山东渡日本,在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1905年,阎锡山加入了同盟会,他对同盟会纲领中“平均地权”一语不解,便向孙中山请教,孙中山给他讲解了30分钟,使他茅塞顿开。同盟会设立各省分会,山西分会干事是谷思慎,山西分会会员还有温寿泉、荣炳、荣福桐、景定成、赵戴文、何澄、王用宾、张瑜、乔煦等人。同盟会在留日军校学生中秘密地组织了“铁血丈夫团”。山西籍学生阎锡山、温寿泉、张瑜、乔煦等人加入了这个组织。“铁血丈夫团”取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为团规,规定每个团员都要随时准备为国捐躯。同盟会山西分会积极派人回省进行革命活动,第一次回省的荣炳在武备学堂学生中,发展了常樾、王嗣昌、张煌等人参加同盟会。以后,谷思慎、景定成等回省,学校中又有一些人参加了同盟会。1906年,阎锡山、赵戴文利用假期回省运动革命。临行前,他们接受同盟会总会要他们在华北宣传革命,发展革命势力的使命,并领了两颗小型炸弹。轮船抵达上海港时,阎锡山得知海关检查非常严格,便将赵戴文携带的炸弹藏到自己身上,对赵说道:“如查出来,我一人当之,你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友。检查时,我站在前列,你站后列。”赵戴文道:“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站后列有畏惧检查之嫌,易被注视,仍以我站前列为宜。”海关检查人员果然前松后严,阎锡山安全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赵问阎为何有先见之明,阎道:“事到危险宜放胆,不可畏缩,畏缩会让人生疑。”阎锡山和赵戴文在山西活动了3个月。假期满之后,赵戴文留太原发展同盟会会员,阎锡山返回日本,进弘前步兵第31联队实习。实习结束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他在这里同李烈钧、唐继尧、李根源、朱绥光等人结识,一起分析时事、研究政情。1909年,阎锡山毕业归国。山西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革命党人不仅在学界发展组织,而且在军界、商界和其他阶层发展了许多同盟会员。但政治局势复杂,拥护革命的有两派,一派以省谘议局议长、清翰林梁善济以及谘议局副议长、清举人杜上化为首,称北路派;一派以《昔阳日报》主笔王用宾、北京《国风日报》主笔景定成,以及温寿泉为首,称南路派。南路派比北路派激进。阎锡山绕道北京,谒见清朝陆军部左丞姚锡光。他自称是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谈吐谦恭而庄重,得到姚锡光的赏识。姚的儿子姚鸿法是山西新军协统,他写信嘱咐儿子优待阎锡山。阎锡山回太原即任山西陆军小学教官,3个月后升为监督。阎锡山在山西上层搞社交活动,拜访省谘议局议长梁善济、副议长杜上化、标统夏学津,又取得了巡抚丁宝铨的信任。但阎锡山很快意识到,夏、丁不去,他很难夺取军权。于是,他同同盟会会员李蒿山、张树帜等人,联络北京《国风时报》、太原《晋阳公报》制造社会舆论。时值“交、文禁烟惨案”发生。交城、文水产烟区收割之际。丁宝铨下令全部铲除。两县群众拥往巡抚衙门请愿,夏学津下令开枪,打死打伤多人,造成流血惨案。丁宝铨与夏学津之妻有暧昧关系;标统齐允贪污腐化。这些丑事公诸于报,社会舆论大哗,丁被朝廷给予降职留任处分。清政府为选拔军事人才,下令召集留日归国学生到北京会试。会试结果,温寿泉成绩最佳,阎锡山、黄国梁、姚以价、乔煦等人为上。温寿泉为陆军炮兵科举人,提为副军校,阎锡山等为陆军步兵科举人,授以协军校。不久,温寿泉任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阎锡山升为86标副标统,黄国梁升为85标标统,乔煦为86标3营管带,张瑜为1营管带,姚以价为85标2营管带。革命党人在新军中有了相当力量。阎锡山同温寿泉、赵戴文、张树帜、南桂馨等人策划,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和模范队组织,以研究学术和训练表演为名,联络团结革命同志,鼓动革命,作起义准备。清朝调江苏藩司陆钟琦为山西巡抚,丁宝铨被免职。陆撤了夏学津的86标标统之职,命阎锡山为标统。阎推荐南桂馨为86标军需官,仇亮、常樾为陆军督练公所科员。阎锡山见新军中多是老兵,那些老营混子纪律松懈,军队不易掌握,便提倡征兵,得到有关方面支持,便招劳动农工子弟入伍,兵员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山西督办姚鸿法提出老兵逐步退伍。但很多老兵是同盟会会员,又是班长之类的骨干,遣散老兵,对革命党的力量有较大影响。阎锡山等人决定筹款,建设农庄,开设店栈,安置退伍老兵。南桂馨、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杨彭龄等人,于1911年中秋节召集退伍老兵八九十人,以聚餐为名,为将要退伍老兵饯行。席间歃血饮酒,立誓结盟,约定退伍时,按计划进行。山西当局怕酿成事变,不敢贸然遣散老兵。同盟会员景定成、谷思慎、王用宾等人到北京办《国风日报》,抨击时弊,揭露山西统治者劣迹。南桂馨等在太原创办“振兴派报社”,与《国风日报》呼应,开展革命活动,革命思潮传遍全省。山西巡抚陆钟琦思想守旧。陕西起义那天,他急电平阳总兵谢有功调集所部步马7营,加强黄河河防,他又召集督办姚鸿法、协统谭振德密谋对策,认为新军绝不可靠,决定将新军调出太原,85标和86标分别调往晋南和晋北,加以分隔,将驻在外地的巡防营调来省城,以资震慑。85标革命党人多,先行调离,规定部队先开拔,后发子弹。因黄国梁、姚以价等力争,才允许发给子弹4万发。阎锡山、黄国梁、温寿泉、南桂馨、乔煦、赵戴文感到形势危急,便在85标标统黄国梁家秘密集会,商议对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85标遵令开拔,等领到子弹后将军队开往韩信岭,伺机返回太原,举行起义;二是不离开太原,待领到子弹后即发动起义。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却在这时,一位革命党人张树帜,从陕西返回太原,即找阎锡山商议起义之事。阎锡山道:“我同志等,逢此时机,尽可举事,想君早有筹划。我省若不速为起义,以分清兵势力,时机一失,吾辈革命有何价值,即我前辈数年辛苦,竟成画饼,何面目对武汉同志乎?”张树帜道:“即然如是,决不失此宝贵时机。”阎锡山道:“现在事体大,非靠军队不能成功。不过,目前有机可乘,陆钟琦要85标到韩信岭南驻扎,我们可以军需品一时难以备齐为借口,罢兵不动,陆钟琦必然以违抗军令论处,我们就先发制人,杀85标反动军官3营管带熊国斌而起义,陆钟琦必定命令我们86标进攻85标,我以86标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拒绝执行命令,并乘机起义。派人逼令陆钟琦出城暂住,我们到谘议局开会,推举都督。”张树帜道:“如此办法很好。”两人作了分工,张到85标发动起义,阎找85标标统黄国梁商议。黄国梁已接到命令:10月29日前必须开拔。他问阎锡山是否出发。阎道:“不出发,过不去,你带标部先出发,把队伍留下,你走了,我反好运用。”两人默契,互相配合。黄国梁因出发命令催逼甚紧,不敢违抗,便同南桂馨率先行队南下。张树帜到85标和缉探队运动起义,又回来向阎锡山报告,劝阎从速起义。阎决定立即起义,道:“85标官长兵士如能响应,即以该标2营攻抚署,本标2营接济;85标1营两队攻警署,两队攻满营,本标1营二队守军装库,两队接济攻满营。85标驻城外,今夜入城,诸多不便,必得翌晨进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事成,我诸同志即到谘议局开会,公举都督。事不成,由东门退出,无堪阻碍,以便举兵南下,与陕省民军结合,势力膨胀,好图再举。”阎锡山派张树帜到85标发动,嘱咐:“特别注意头目和下级军官,将头目和下级军官运动好,以他们带起军队,逼迫营长。等运动好,即打电话通知我,暗号为‘债讨起’,运动不好的暗号为’债不能讨’。”阎锡山又道:“你纵使运动不好,也不可离开85标的队伍,如本标发动时,你在85标能拉多少就拉多少,至少要纠合同盟会员带队响应。”阎锡山又命令刘文英通知张培梅、王赞绪、王栋材、张子奇等,联络军界,准备起义。张树帜来到85标一营,找张占元、梁俊玉、柳殿魁、白路喜、李开成等人,商谈起义大事,人愈聚愈众,一时齐集30多人。张把阎锡山起义计划当众宣布,众人拍手叫绝,当场推张树帜为司令。时至半夜,张树帜令人分头到各官长门口把守,劝其顺应革命潮流,响应起义。他又带数人到各官长处,晓以参加革命推翻清廷大义,各官长莫不从命,愿意共图大举。管带白文惠已走未遇,督队官苗文华,素抱革命意志,蓄谋已久,对起义极表赞成。张树帜与营队各官见面,宣传革命,同心共举,磕头订盟,誓共生死。明晨进城,严守纪律,勿得抢掠焚毁,致失革命宗旨。随即发布命令,号召全营士兵持枪站队,领取子弹。士兵一呼百应,蜂拥齐集,入军械库自取枪弹。广大战士将锅碗砸碎,以示“破釜沉舟”决心。张又派人去85标2营找同盟会员杨彭龄、王嗣昌联系,告知1营决定立即起义,希望2营同时起义。杨、王表示赞同。经王嗣昌与各队官联系,众人都道:“我辈素有此意,岂肯任人先我着鞭。”于是,众人行动起来,并将起义之事报告管带姚以价。姚虽不是同盟会员,但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愿协同动作,率队起义。姚以价对阎锡山起义计划颇为赞同。张树帜见姚以价地位高,兵权在握,遂与苗文华商量,推姚为司令,统一指挥85标的部队。阎锡山召集加入同盟会的86标中下级军官来他家开会,商量起义:“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众人同声道:“我们应该起义!”阎道:“85标不同意怎么办?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众人道:“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有什么关系,85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阎道:“好罢!那就等待85标动静。先把我们86标的行动计划研究一下!”午夜,阎锡山接到张树帜的电话,知道运动成功。便让86标同志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迎85标进城。85标攻打抚署前门,86标攻打抚署后门。抚署侦探瑞禄在阎锡山大门口,见排长李执中出来,拉住他的手道:“你们开会作什么来?”李一时语塞,认为事已败露,造反罪大,便投井自杀。有人向阎锡山报告李执中自杀,阎心急如焚,仍命令众人随时同他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阎午夜骑马来到86标标部,召集军队,发布起义,并将反动军官二营管带瑞墉囚禁起来。姚以价一夜没有合眼。次日凌晨,他集合全体官兵誓师起义。杨彭龄、王嗣昌、苗文华发表演说,阐明起义宗旨和革命重要意义。姚以价大声疾呼:“满清入至,虐我汉人两百余年,可算是穷凶极恶;清朝皇帝昏聩,官吏贪暴,压制人民,虐待士兵。现在外患日亟,而满贼仍用盗憎主人伎俩,谄媚外人,压制汉人。我们不要当这家奴,要救中国,非先推倒满清不可。我宁拚个死活,不当这亡国奴。”姚以价声泪俱下,众官兵齐声道:“愿拚死,愿服从大人命令。”姚以价宣布起义命令:“苗文华率一营前左两队直扑满城;崔正春率一营右后两队,夺取军装局,杨彭龄为冲锋队长,张煌为奋勇队长,随本司令直捣清抚署衙门。”姚以价宣布起义军法四条:“一、不服从命令者斩;二、不勇往直前力战者斩;三、扰害百姓者斩;四、伤害外人者斩。”姚以价又派人飞速到炮兵营联络。炮兵营班长于凤山、刘德魁、高永胜得知步兵起义,便立即集合全队宣布起义,将炮拉出来,作好出发准备。管带张治尧企图阻拦,下令全营不许行动,高永胜举枪向张治尧射击,张慌忙逃走。于凤山等便率领炮兵,尾随步兵之后,攻打满营。10月29日凌晨4时,姚以价率85标起义军来到新南门,城内早有人响应,打开城门,起义军顺利进城。各队起义官兵,按照计划行动。杨彭龄、张煌率队进攻抚署,队伍跑步来到巡抚衙门。张煌派两排人分别把守东、西、南三条街口和抚署门口。协统谭振德得悉兵变,仓皇持剑赶到抚署门口,厉声道:“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杨彭龄道:“协统也知道革命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请退!”谭振德不听,力阻不退。杨彭龄举枪射击,将谭击毙。起义军一拥冲入抚署,抚署卫兵不作抵抗,纷纷溃散。巡抚陆钟琦被枪声惊醒,慌忙整衣而出,刚到二堂,起义军已涌入。他勃然大怒:“我来此没有一个月,有何坏处,竟如此对我。”陆钟琦次子陆光熙紧跟父后,右手开枪射击起义军,左手扶其父避退。父子俩人被起义军乱枪击毙。阎锡山率86标围攻抚署后门的巡防队,令2营前队3排长张培梅,右队3排长金殿元率队,从抚署后门西围攻,左队队官王缵绪,后队队官吴信芳带队从抚署后门东围攻。巡抚马队1营管带谭金标领队在抚署后门顽抗。阎锡山督兵奋战,顷刻击溃谭部。姚以价和阎锡山前后夹攻,攻下了抚署。温寿泉率领陆军小学堂学生队占领了省谘议局。苗文华一队起义军登上城墙,向东冲向满城。满城内的兵丁有些还在家里睡觉,起义军兵临城墙,才吹集合号。起义军居高临下,发起进攻。阎锡山又率队赶来,并调炮队向满城轰击。炮弹如注,枪弹如雨,清军抵挡不住,即由东门向马家花园溃窜,满营悬挂白旗,派人向起义军联络投降事宜。起义军占领全城,太原光复。阎锡山、温寿泉、姚以价、乔煦、张树帜、张瑜等起义领导人在谘议局召集紧急会议,学界、警界、军界和谘议局均有代表参加,赵戴文、李成林、杨沛霖、徐一清、贾英、姚鸿法等人都参加了会议。谘议局议长梁善济主持会议。会议讨论建立军政府,推举都督等。但梁善济反对建立新政权:“官厅不可推倒。”革命党人群起反对,说陆巡抚已被击毙,不推倒官厅,还发动起义作甚?张树帜一气之下,拔出手枪,要击毙梁善济。梁善济吓得躲到副议长杜上化背后。阎锡山要大家平静下来,他主张选姚鸿法为大都督,姚因其父任清廷陆军部侍郎,坚辞不就。众人主张选阎锡山为都督。梁善济等人主张投票公举都督,且颇有当仁不让之势。张树帜担心都督落入梁善济之手,一个箭步跳到主席台上,将梁挤到身后,大声疾呼:“我们选阎锡山为大都督,不要选票,举手表决。”他即高举左手,要众人也举手。正当一部分人迟疑张惶之际,周玳掏出手枪拍案而起:“赞成的举手。”于是,个个举起手来。张树帜检查,即宣布:“一致通过。”会议又选举了温寿泉为副都督,杜上化为总参议,姚以价为总司令。推举完毕,众人拍手称赞。阎锡山、温寿泉等,立即组织山西军政府:都督、副都督以下,分设七部,军政部部长温寿泉兼任,副部长马开嵩;参谋部长黄国梁,副部长孔繁蔚;军令部长常樾;政事部长景定成;财政部长曾记刚,副部长徐一清;外交部长乔义生;司法部长张映竹,副部长张宴林、李凤翔。军政府设在谘议局,用黄帝纪元年号,称中华民国,军政府门前悬挂“八卦太极图”旗。85标3营管带熊国斌对民军起义极为仇视,产生刺杀都督歹心。这天夜里,熊忽然带着他的全营官兵来找阎锡山,道:“我来保护都督来了。”阎深知来者不善,便道:“好罢!你先命令你的队伍架枪集合,集合好后向我报告,我给他们讲话。”熊集合部队返回向阎报告,阎乘其不备,一枪将他击毙,并向他的部下宣布:“熊国斌是要反对革命,现已被我处决,你们赞成革命的枪架原地候命。不赞成的自动回营。”有两连留下,其余溃散而去。
第十四章 血盟人头愿
山西省起义的第二天,云南昆明又举义旗。云南籍在日本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人数较多,同盟会云南分会早就在东京成立,分会支部长是吕志伊。吕志伊字天民,云南思茅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云南主盟人。与赵伸等发刊《云南》杂志及《滇话报》,宣传革命。1908年与杨振鸿等发起云南独立会,发表宣言,同清廷断绝关系,并组织人员支援河口起义。同年冬赴仰光,与居正同任《光华日报》、《进化报》主笔。1910年返回上海,任《民立报》主笔。次年与宋教仁、陈其美等组织中部地区同盟会,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云南省内的同盟分会在1906年成立。同盟会会员杨大铸、徐濂、张大义等先后成立了文明演说会,编刊《云南旬报》,出版《新云南》、《醒滇梦》等书籍,组织云南公学会,以研究科学为名,其实则是积极从事革命活动。杨大铸得到云南谘议局议长张世勋等赞助,又在昆明设立云南国民大会,以“挽回矿权”为口号,暗中推动革命运动。在云南新军中,有不少中级军官是革命党人,这些人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其中有37协统领蔡锷著作、演讲、书信、电报、便条、笔记、批注等材料汇编而,74标1营管带唐继尧,74标2营管带刘存厚,74标3营管带雷飙,73标3营管带李鸿祥,炮兵19标2营管带刘云锋,炮兵19标3营管带谢汝翼,马兵19标教练官黄毓英,机关枪19营管带李凤楼,工程19营管带韩凤楼、陆军讲武堂代理监督沈汪度,讲武堂教官张子贞、顾品珍、刘祖武、庾恩旸(兼炮兵19标1营管带)、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参谋处总办殷承瓛、督练处副参议官李根源、74标教练官赵又新等等。此外,李烈钧、方声涛、张开儒等也在讲武堂任过教官。在云南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是蔡锷和李根源。蔡锷字松坡,原名艮寅,湖南邵阳人。父亲是个裁缝,家贫,无法供他上学苏泰兴人。留学日本、英国。后任北洋政府地质调查所所长。,被当地名士樊锥收为免费弟子。1896年,14岁的蔡锷考中秀才,后到长沙入时务学堂,梁启超、谭嗣同、樊锥均在学堂教书,对他影响很大。戊戌政变后至沪入南洋公学。次年,16岁的蔡锷东渡日本求学。先后入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及横滨东亚商业学校。1900年,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将在汉口发动的武装起义,事败复去日本,入成城学校,继入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同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常相往返。1904年回国后,曾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1905年夏,被调至广西,历任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新军混成协协统等职,对训练新式军队极负时誉。黄兴、赵声、谭人凤都曾到他军中活动。1911年初调至云南新军。同盟会会员黄毓英希望蔡锷支持革命,蔡道:“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绝对同情支持。”李根源字印泉,云南大理人。1904年去日本留学,次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同唐继尧、罗佩金、顾品珍、谢汝翼、刘祖武、庾恩?、刘存厚、李烈钧等人一起,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返回昆明。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次年升任讲武堂总办,沈汪度、张开儒分任监督、提调,云南讲武堂完全落入革命党人手中。云南讲武堂是全国少有的几个讲武堂之一,是西南各省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附近各省有志学习军事的青年,不惜远道来这里就学,其中便有一位英姿青年朱德从四川来到这里。云南讲武堂在1909年秋成立,设甲乙丙三班,分步、骑、炮、工四科,招收学员400余人。甲班从新军驻扎在云南的第19镇的管带、督队官、队官、排长中选调120余名学员,乙班从巡防营管带、帮带、哨官、哨长中选调100余名学员;丙班招考贡生、?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及识字健壮青年。同盟会在讲武堂建立组织,发展会员,秘密传阅同盟会宣传革命的书刊,酝酿革命起义,成为云南革命党人的重要据点。云南总督李经羲对李根源有了戒心,委派他赴滇西办理防务,历时半年。回省后,即被削去讲武堂总办职,调任督练处副参议官,这是个闲职。1911年8月,讲武堂300余名学生立意起义,策划于8月12日特别班毕业,李经羲总督来讲武堂行毕业式、发文凭时,即行刺杀,共同举事。监督沈汪度、总办唐继尧均知其事。沈即告之谢汝翼,谢认为时机未到,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极力阻止。特别班学生100余人毕业,同盟会会员朱德、范石生、杨蓁等被派到云南新军中担任队官。武昌首义后,云南革命党人狂欢欲舞,策划起义。李经羲和新军统制钟麟同,异常惶恐,连日召集各司道密议,飞调蒙自防军4营来省城;军械局筑碉楼,以防袭击,夜晚派侦探到巫家坝74标、炮队搜索,严加防范。蔡锷任职协统,阶级较高,资格较老,且有才干,有眼光,众人拥他领导起义。蔡锷、唐继尧、刘存厚、罗佩金、雷飙等人密议:联络官兵,与可靠之官长逐层组织小团体,歃血为盟,坚其信用,预备子弹,严守秘密,有泄者共殛之。蔡锷、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李鸿祥、殷承瓛、张子贞、雷飙歃血为盟。殷承瓛在一张白纸上写下:“协力同心,恢复汉室,有渝此盟,天人共殛”16字,众人看过,将纸烧了,灰烬调入酒中,众人分饮。蔡锷道:“我们这人头愿已许了多久,迟完不如早完。”雷飙道:“我们的事,彼等早已知道,不干必遭毒手,快干可望成功,并可保全地方。”10月28日晚,蔡锷等集议,10月30日夜12时起义,以37协所属步兵73、74两标和炮兵19标为起义主力。73标占领昆明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北地区,进攻重点是军械局和五华山;74标占领大东门至小西门以南地区,进攻点是南门外巡防2、4营、南门城楼、督署、藩库、盐库;炮兵向督署、五华山、军械局射击;讲武堂学生负责开启昆明北门、小东门、小西门、南门。众人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蔡锷决定起义的指挥部设在巫家坝的74标标部。74标标统罗佩金和所属3个营的管带唐继尧、刘存厚、雷飙均是密议起义的革命党人。19镇统制钟麟同听到革命党人秘密集会的风声,便于30日清晨7时突然来到巫家坝,集合2营官兵训话:“得有确报,今夜有匪作乱攻城,将谋革命。凡尔官兵如发觉妄言革命者来报,本统制见官加一级,并奖银200元。”钟麟同又召集74标军官会议,道:“谣传今夜巫家坝军队将作乱,你们看如何?”蔡锷道:“此处军队保无此事。但天时人物现已如此,何不对李督办自行宣布独立?”“该统领且莫胡说,你我吃王爵禄,当报王恩。要云南独立,非23省中22省俱己独立则可;否则,纵有21省独立,我都不肯任云南独立的,你可莫乱说独立。”钟麟同的讲话更激起革命党人的怒火。各队下级军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晚7时,蔡锷召集罗佩金、唐继尧、刘存厚、雷飙、炮标管带庾恩旸、刘云峰、谢汝翼、机关枪营管带李凤楼等集议,决定12时鸣号,传步、炮两标官长在指挥部前集合,宣布革命宗旨,31日晨3时发难,若有反对者,当场击毙。蔡锷又找没有参加密议的炮标统带韩国饶,把发难的计划告诉他,韩国饶当即表示极力赞成。30日晚,发生了意外事件,使起义提前爆发。讲武堂派刘祖武去73标联系。73标除3营管带李鸿祥是革命党人外,标统和1、2营管带都是北洋派。但下级军官和士兵同情革命的人不少,8时半黄毓英等排长派士兵将装有枪枝子弹的箱子抬出,被右队官安焕章发现,便用指挥刀阻拦,士兵开枪把他击毙,同时击毙值日队官唐元良、督队官薛树仁等。士兵们便从营房冲出,喊杀声起,李鸿祥急忙命号兵吹集合号,并调1、2营士兵出动。1营管带成维铮把所属四个队多数官兵拖走,只有一队队官胡庚先率队前来,2营管带齐世杰逃走,队官马为麟率2营官兵前来。李鸿祥命令刘祖武为3营营长,马为麟为2营营长。标统丁锦率卫队赶来镇压,向起义士兵开枪。李鸿祥命起义部队回击,将丁锦卫队击溃,便整队向昆明北门进发,途中迎面来了一顶轿子,问后便知是李根源。李根源这天晚上吃饭,听到枪声,便问前来看望他的沈汪度,知道夜间起义,便立即坐轿绕南门赶往北校场,见到李鸿祥的起义部队,便一同前进。北门城门紧闭,李鸿祥命排长黄毓英、王秉钧、杨秀林、蒋光亮等数人,持刀带枪爬上北门城墙,打死守兵,开了城门,起义部队拥入城内。这支起义部队弹药较少,战斗不能持久,便决定首先进攻五华山北的军械局。19镇统制钟麟同已占领五华山,指挥军械局顽抗,发生激烈的战斗。云南总督李经羲听到73标枪声,即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得知73标行动,决定提前起义。步兵74标和炮兵19标官兵来到指挥部前,蔡锷即发表演说:“钟统制疑本协及炮标目兵将作乱,今日已有命令到协,饬我限今夜将枪、炮机柄收缴后再行严加惩办。我辈军人无辜受累。满清专制数百年,纪纲不振,政以贿成,四万万同胞如坐涂炭。现在武昌首义,四处响应,皆欲扫除专制,复我民权,我辈军人莫非国民一分子?与其被疑缴械,徒手待戮,何如持此利器同为起义军,革命清廷,驱逐汉奸,复我山河,兴我汉室之为愈耶!果能如此,诚汉族之荣,军界之光也。赞成者举手三呼‘革命军万岁’。”步炮两标官兵齐声三呼:“革命军万岁!”刘存厚当即宣布:“公推蔡锷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官兵们三呼“万岁”,表示赞同。74标2营首先开拔,李凤楼率机关枪营随后。来到昆明城南门,守兵官兵不战投诚。起义部队陆续进城。那讲武堂的起义人员也行动起来。炮兵管带谢汝翼率部,由东城埂上炮轰总督署和五华山、军械局。军械局守军凭借弹药充足,仍据险顽抗。起义军用炸药炸倒军械局围墙,谢汝翼率部冲入,占领了军械局。军械局存有德国造五子步枪子弹数百万发,日本造1000枝枪,双筒无烟2000枝,九子枪、音响毛瑟枪5000枝,马的里数千枝,退管炮弹数十万发。唐继尧率兵进攻总督署,朱德等人事先与总督署卫队有过联系,卫队很快缴械投降。总督李经羲仓皇逃走。钟麟同在五华山指挥据守,起义军炮兵射击,士兵四散。钟麟同以手枪自杀未遂,卫生队把他放到担架上,抬至南门城上,被士兵杀死。31日清晨,战斗结束,起义胜利。云南军政府成立,蔡锷为都督,五华山两级师范学堂改为“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军都督府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军政部总长为李根源,李曰垓次之,参议院院长由李根源兼;参谋部总长为殷承瓛,刘存厚、唐继尧次之;军务部总长为韩国饶,张毅次之。云南起义的第4天,即11月3日,上海发生了起义。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策源地。在上海宣传革命的要数于右任最为突出。于右任名伯循,陕西三原人,1903年,24岁的于右任中举人,因讥刺时政,曾遭清政府捉拿,于次年潜逃上海,入震旦学院肄业。旋因抗议外籍教员干涉校务而离校,与学友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赴日本,访孙中山,加入同盟会。1907年4月回上海创办《神州日报》,任社长,宣传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继而创办《民呼日报》,以实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为宗旨,揭露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该报被查封后,又办起了《民吁日报》,报名取“民不敢声,惟有吁也”之意。激烈抨击清政府和揭露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阴谋。该报仅发行48天,便被日本驻沪总领事函请上海苏松太道查封。1910年10月,于右任再创日报——《民立报》,自任社长,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章士钊等先后任主笔。报纸以提倡国民的独立精神为宗旨,激烈攻击清政府,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报导各地革命运动,深受读者欢迎。1911年7月底,上海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一大批同盟会骨干分子,如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等,都在那里活动。担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的陈其美实际上是领导人,他在联络上海社会各界、策划上海起义的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早年学习典当业与丝业。1906年23岁到日本东京,入警监学校学习警察,结交革命青年,加入同盟会。次年改入东斌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回上海,往返沪浙及京津各地,联络党人。1909年在上海接办革命机关天宝栈,拟与浙江会党首领张恭等策动浙江起义,因叛徒刘师培告密未果。1909年至1910年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宣传革命。加入上海青帮,是大头目之一。在上海还有一个由同盟会会员陶成章、李燮和等人创建的光复会组织。陶成章字焕卿,浙江绍兴人,1893年,15岁为塾师,喜读新书,遂萌反清革命思想。1900年去东北,后到北京,观察形势。1902年赴日本留学,不久返回祖国,在浙江积极联络会党,谋响应黄兴等将在长沙发动起义。1904年在上海与蔡元培等组织光复会。次年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设体育专修科,召集金州、处州、绍兴各府会党头目进行军事训练,培养革命骨干,并捐官知府,再赴日本,入陆军联队,被拒,又欲入振武学校及陆军经理学校,亦未成功。1906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1908年赴南洋各地筹集革命经费,先后任新加坡《中兴日报》和仰光《光华日报》记者。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于1910年去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推章太炎为会长,自任副会长。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以为通讯机关。次年回上海,与李燮和等人组织光复社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李燮和原名柱中,湖南安化人,曾在长沙求实书院读书,参加华兴会,后又为光复会会员。1904年9月,参予黄兴等策划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次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后往香港,入南洋文岛滨港中华学堂和双溪烈埠启智学堂任教三年,曾配合黄兴筹措广州起义军饷。1911年到上海。光复会上海支部对外称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并建立了秘密活动机关。同盟会和光复会携手合作,为起义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工作。同盟会会员沈缦云、王一亭等人为议董的上海商务总会,对上海起义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沈缦云1868年生于江苏无锡,原名张祥飞(或翔飞),因入赘上海沈家,改姓沈,名懋昭,字缦云。1905年任复旦公学校董,次年创设上海信成储蓄银行。1907年被选为地方自治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事会议董。1909年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后加入同盟会,资助创办《民吁日报》、《民立报》。1910年代表上海总商会赴北京参与速开国会请愿活动。次年与李平书、叶惠钧等发起组织全国商团联合会,被推为副会长,6月组织中国国民总会,任会长。王一亭名震,别号白龙山人,浙江安吉人,早年习业钱庄,业余在广方言馆学习外语。1907年,40岁任日清轮船公司买办,又兼任日商大阪商务会社买办,同时进行多方面投资活动,任沈阳地产公司、上海内地电灯厂、日商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等董事,兼任上海信成银行董事长。1909年,被选为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同年起又担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积极参与上海地方自治活动,先后被举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自治公所议事会议董,并担任基本商团会长,与绅商政学各界交往密切,又暗中结交革命党人,于1910年加入同盟会,负责同盟会上海机关财务工作。曾资助《民立报》创刊。陈其美、沈缦云、王一亭、叶惠钧等同盟会会员争取商团,筹划上海起义。1907年夏,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曾铸和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发起成立南市商团公会。会员每晨操练,对维持地方治安起了一定作用。清政府遂发给七九步枪120支,子弹5000发,并准自购杂色枪械。商团公会会长先后由李平书、曾铸、王一亭、叶惠钧等担任。会员人数增至2000余人。1911年4月8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李平书被推为会长,沈缦云,叶惠钧任副会长。李平书原名安曾,改名钟珏,号瑟斋,晚号且顽,优贡出身,1854年出生于江苏宝山。1899年在署广东遂溪知县任内,因支持民众反对法国侵占广州湾,被革职。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此后兼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及招商局、江苏铁路局董事。主持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兼办商团。1911年5月7日全国商团联合会、全国学界联合会、上海日报公会等10个团体在上海召开大会,欢迎由东京留学生组成的国民会代表,决定成立中国国民总会。一个月后,中国国民总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5000余人到会,公推沈缦云为会长,以提倡尚武精神,兴办团练,实行国民为宗旨。武昌首义,上海民情沸腾。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正在家乡湖南安化,武昌起义后受到都督黎元洪委托,以“长江下游招讨使”之名奔赴上海,与光复会的陶成章等人密议发动起义,认为如果得不到江浙响应事情终不能成。于是,他们决定派王文庆赴浙江省会杭州,章梓赴南京,柳承烈、张通典等赴江苏省会苏州。李燮和、伊锐志等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上海的巡防营。吴淞、闸北军警上层人物中有不少是湖南人,李燮和利用老乡关系,拉拢了吴淞巡官黄汉湘,通过黄汉湘与闸北警备队队长陈汉钦等人建立联系,运动起义。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宋教仁、范鸿仙、沈缦云、叶惠均等,在民立报馆举行秘密会议,决定以联络商团,媾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利用《民立报》,宣传革命胜利消息,激励民气。沈缦云介绍全国商团联合会会长李平书与陈其美见面,结为莫逆之交。同盟会与商团联络渐次成熟。商团加紧起义准备,11月1日,上海各商团在九亩地举行检阅。刚从湖北归来的新军第9镇马标1营管带、李平书的族侄李英石担任检阅官,并被推为上海商团总司令。11月2日,陈其美、李燮和代表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民声报密议共同行动问题,决定次日午后4时,命令各路军警易帜,宣告独立。当晚,同盟会和光复会分别部署起义。陈其美同李平书在城自治公所召集会议,宣布次日起义,他们的行动目标是控制南市和江南制造局。李燮和也在光复会部署起义,给光复军发了白旗,派人到闸北和吴淞通知起义时间。3日上午10时,闸北革命力量出人意料地提前行动起来。上海巡警总局设在闸北。巡警道汪瑞闿和巡警总局总办姚捷勋,在武昌起义后防范很严,对警士亦很注意,平日发出的子弹,除每枪限留五粒外,多者悉令上缴,运存缉私营所属海豹兵舰,以防不测。但他们对警备队队长陈汉钦仍很信任,提升他为警备营管带。陈汉钦早已同李燮和及其光复会建立了联系,被推为闸北巡警起义的总指挥。陈汉钦便于这天上午10时,鸣枪为号,发动巡警起义,攻击巡警总局,汪、姚两人逃入租界。下午3时,起义者占领巡警总局,高悬白旗,宣布闸北独立。巡士均袖缠白布,商店闻风,争先闭市,民军立即晓谕,照常贸易,无庸恐怖。闸北起义发动,商业体操会商团代司令朱少沂、总教练沈鹏也在南市发动。上海道台刘燕翼听到革命党人起义消息,携带关防,逃入租界。刘燕翼一逃,道台衙门群龙无首,毫无抵抗。起义军随即将道台衙门付诸一炬。大街小巷贴出李书平署名的安民告示。陈其美等在西门外斜桥西园,召集同盟会重要人物举行会议,通知所部齐集进攻制造局。商团和新成立的敢死队午后在南市九亩地集合。敢死队队长张承槱是上海中国公学学生,和于右任有师生之谊,他因偶然机会,结识了一批上海的青红帮分子刘福标、田鑫山等,号称有3000人,原准备赴武汉参加作战。于右任得知后,对张承?说,既然有如此多人,何必往武汉,就在上海动手亦可,于是,刘福标决定将他所有弟兄300余人交给张承槱,成立敢死队。陈其美率敢死队百人和商团数百人,均袖扎白巾,于下午5时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制造局东、南两面临黄浦江,只有北、西两面是陆地,制造局四角围墙上设有炮楼,大门前是一条长巷,门口安置重机枪守卫。制造局总办张士珩是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外甥,所部是安徽同乡300余人的卫队,武器弹药充足。他们利用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起义军趁工人放工之际,一人持白旗,一人持红旗,率队冲向制造局,开放排枪,并放炸弹轰击,与制造局卫队相持一个多小时,起义军连放炸弹20余枚。商团武器稍为精良,敢死队只有手枪4枝,炸弹几十枚,另有几十把短刀和一些手雷,制造局卫兵用机枪猛烈扫射,敢死队难以接近,始退至局门,摇旗复战,敢死队几经冲锋,死伤已达50余人。陈其美忽然站出来道:“我来说服守卫制造局的军队,可以不再流血。”他贸然只身闯入制造局,企图说服守军响应起义,结果被扣押起来,捆绑在办公厅前的柱子上。进攻制造局失利和陈其美被扣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和上海商团总司令李英石,集合商团1000余人。沈缦云、叶惠钧、王一亭3人向众人痛哭道:“愿众于此千钧一发之际,抱破釜沉舟之志,即夕奏功,则域中无数生灵,我团员数千家室得保安全。”随即由李英石率领这支队伍向制造局出发。4日凌晨3时开始,起义军向制造局发起多次进攻,仍以敢死队为前锋,同顽抗的制造局守军激战两个多小时,守军以机枪居高临下扫射,敢死队仰攻受挫。制造局大门为铁制,背后又护以铜板,难以打开。商团团员、九亩地新舞台京剧武生演员潘月樵发现门侧有木制栅栏,可以火攻,但一时没有引火物,附近杂商铺店主自动捐助汽油十几斤,纵火焚烧。商团团员许奇松等又从制造局炮兵营护墙沟内夺得钢炮一尊,对准大门轰击,守军开始陷入混乱。通宵酣战,直至黎明。李燮和率领的吴淞,闸北起义军燮赶到,起义军声势更盛,张士珩在四面楚歌声中,率亲信数人狼狈逃离,搭乘事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小火轮,退往法租界,制造局悬出白旗,商团、起义军警、敢死队一齐拥入。李燮和等即将军火库内装箱待运南昌的步枪和弹药分发给起义人员,人手一枪。寻觅被囚的陈其美不见,询问制造局投降人员,得知陈其美被囚在厕所旁边的一间储藏钢铁的小房间里。陈其美手足带镣铐,坐在一条凳上,发辫从新凿的壁孔穿过,吊在房外的铁钩上,头紧紧贴在板壁,他默然不动。同志们给他打开镣铐,放下发辫,他手脚麻木,不能走动。拿下制造局,11月4日8时,上海光复。6日下午,在小东门内大街海防厅署召开会议,推选军政府领导人员,五六十人参加会议,李平书主持。李平书、李英石、陈其美先后发言。推选开始,有人推举李英石为都督,有人推举陈其美为都督。跟随陈其美来会场的敢死队头目刘福标突然高举一颗手榴弹,大呼:“都督非选陈其美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李平书无法维持秩序,便宣布散会。会议在混乱中无结果而散,后来经过各方协商,推举陈其美为都督。军政府各部长官是:司令部部长陈其美,副部长盛典型;参谋部部长黄郛,副部长刘基炎;军务部部长钮永建,副部长李英石;民政总长兼江南制造局总理李平书;财务部部长沈缦云;外交总长伍廷芳;交通部部长王一亭;海军部部长毛仲芳;顾问虞和德、沈思孚、姜国梁等。李燮和在上海起义中也有很大功绩,因没得到沪军都督职,便另组吴淞军政分府,李燮和为都督,同时设光复军司令部于吴淞中国公学内。
第十五章 “竹竿挑檐瓦”
上海光复的第二天,苏州、流州同时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上海革命党人在准备起义时,便策动江苏独立。光复会上海支部总干事李燮和派柳承烈、张通典到苏州活动。同盟会派徐文斌到苏州枫桥新军45标进行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已跃跃欲试。江苏省城苏州兵力十分空虚。新军名为一协,即第23协,协下属只有一标即第45标。协统艾忠琦不能控制部队。45标统带刘之洁倾向革命,向江苏巡抚程德全进言:“时局转移视鄂胜利及他省响应与否;倘长江各省响应日多,苏居其间难独异,宜沉机观变,以俟时耳。”程德全事实上已无法控制局势,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务必秋毫无犯,勿扰百姓。”11月4日,上海光复,江苏独立的时机成熟。这日上午,45标正在操练,统带刘之洁从抚署回来,登上操场旁土丘上,集合队伍,高声道:“武昌起义以来,瞬已二旬有余,各省先后响应者络绎不绝,天命人心,于此可见。满清政府不久推翻,可操左券。苏州所以不敢冒昧从事者,因布置未妥,恐流血殃民,徒滋纷扰而无济于事。现在时机成熟,不日即可宣言独立。”官兵听罢喜形于色,准备行动。这天,苏州城内传出消息,言今晚6时,新军营有马队入城,宜家制白旗以待,严扃门户,毋早睡。晚上,上海民军50人从上海乘火车赴枫桥同新军会合。新军士兵向队官请领子弹,队官初时未允,嗣见士兵不散,遂一律发给。5日拂晓,新军马队、步队、工程队、辎重队偕上海民军一律臂缠白布入城。队伍来到抚署,谒见程德全,拥为都督。程德全字雪楼,四川云阳人,做过黑龙江巡抚,奉调江苏才一年多,他在清朝封疆大臣中,可算作较为开明者,同国内立宪派首领、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交往颇密。武昌首义后,曾全力镇压江苏人民的反清斗争,并串通立宪派,电请清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后见大势已去,表示同意江苏独立。起义官兵随即给程德全送上印信。印信用砚石一方刻其底,文曰:“江苏都督印。”江苏省提法司左孝同、巡警道吴肇邦、新军协统艾忠琦等闻变逃走,左路巡防营管带戚从云被变兵所杀。江苏宣告光复,都督府设在都练公所,刘之洁任苏军统领,顾忠琛任参谋厅长,蒋懋熙为巡警道,应德闳任财政司长,江绍烈为司法司长,黄炎培、沈恩孚、罗良鉴为秘书,李平书为民政厅长。其余官吏一仍其旧。都督府门前,悬有红字白旗一面,上书“中华民国军江苏都督府”,傍有“兴汉安民”四字。江苏省谘议局解散。在拙政园成立省议会,原谘议局议员55人到会,程德全亲自莅会,宣布开会宗旨。谘议局议员摇身一变,成为省议会会员,遂由会员公推议长,张謇选为会长,蒋炳章为副会长。当时就有人记下江苏独立的情形:“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之。”浙江同江苏同一天宣布起义。浙江的革命党人大多在新军中。浙江省早先就有武备学堂、弁目学堂、陆军小学堂、炮工学堂等。这些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多数人后来成为浙江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力量。早在1905年,同盟会重要干部秋瑾就到杭州从事革命活动。秋瑾字璇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1890年,15岁随父入湘,依父母之命嫁给湘潭富绅子弟王廷钧。1902年王廷钧纳资捐得户部主事,秋瑾随其去北京。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清政府腐败无能,决心献身于救国事业,于1904年冲破封建家庭束缚,自己筹资留学日本,先入骏河台中国留学生会馆所设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文,继入青山实践女校。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与陈撷芬发起“共爱会”,和刘道一等组织“十人会”,创办《白话报》,鼓吹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提倡男女平权,并参加冯自由等在横滨组织的“洪门天地会”,受封为“白纸扇”,即军师。1905年回国,春夏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再赴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1906年初回国,在上海与易本羲等创办中国公学。与尹锐志、陈伯平等设立“锐进学社”。又创办《中国女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为日后创设中国妇女协会打基础为宗旨。仅出二期而止。旋至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响应萍浏醴起义,未果。继与徐锡麟分头准备浙、皖两地同时举事,被推为大通学堂督办,往来沪、杭间,联络沪、杭军队与会党,组织光复军,徐锡麟为首领,她为协领。预定先由金华起义,处州响应,诱清军离杭州然后以起义军渡江攻杭州,如不克,则带队回绍兴,由金华、处州入江西,攻安庆,事败,清军包围大通学堂,她与少数学生持械抵抗,失败被捕。绍兴知府贵福深夜提审,她坚贞不屈,仅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以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秋瑾在杭州时,曾运动弁目学堂周亚卫等加入光复会。朱瑞、周凤岐、吕公望、夏超、俞炜、叶颂清、徐世镳、傅孟等军界人士加入光复会。秋瑾有光复会、同盟会双重身份,朱瑞等也既是光复会员,又是同盟会会员。在浙江新军军官中,还有一批人加入了同盟会,如顾乃斌、来伟良、黄元秀等。日本法政大学留学生、同盟会会员褚辅成归国后,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支部长,1907年被推举为浙江谘议局议员,同新军有密切联系。至1911年,浙江军界中下级军官中已有不少人是革命党人,如第81标代标统朱瑞,营督队官俞炜,第82标3营管带顾乃斌、教练官吴思豫、冯炽中,督队官傅孟,炮队队官徐士镳,工程营队官来伟良,陆军警察营督队官童保暄,旗官傅其永,队官王桂林,辎重营管带韩绍基,陆军小学队长葛敬恩、周亚卫,督练公所科长黄元秀,科员吕公望等。起义前夕,82标标统周承棪,经吴思豫联络,同意参加革命。上海革命党人有不少是浙江籍人,同盟会方面,陈其美是湖州人,黄郛是杭州人,蒋介石是奉化人,王逸是嵊县人;光复会方面,尹锐志、尹维峻是嵊县人。沪杭有铁路相通,当天可以来回。武昌首义后,陈其美曾多次到杭州,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意周和尚处密议,策划起义。杭州新军两标都驻扎在城外,每个士兵所带子弹不满5粒,城内驻有防旗营,兵多械足,巡抚衙门驻有巡防营1营,卫队两连,军械局内也有巡防营驻守,新军进城需要城内配合。新军工程营驻在城内,该营管带田继成早已辞职,由左队队官、同盟会会员来伟良兼代。来伟良表示,愿在城中首先发难,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劈开几处城门,将城外新军放入城内。10月23日,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到杭州,召集褚辅成、朱瑞、顾乃斌、韩绍基、葛敬恩、吴思豫、周亚卫等人开会,部署起义的准备工作。决定在横箭道巷李絅棠家设临时机关,存储军需弹药物品,及接洽外地来杭人员。上海又先后派庄之盘、吴文禧等人运去炸弹和送去经费。浙江革命党人同抚署卫队长金富有、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取得了联系。11月3日,上海发难,黄郛、蒋介石同浙江革命党人褚辅成、顾乃斌、俞炜、童保暄、葛敬恩、徐士镳、吴思豫、王桂林、韩绍基、来伟良、傅孟等,开紧急会议,决定次日午夜12时起义。会上推选都督时,众人推顾乃斌,顾不肯;又推朱瑞,朱瑞的代表俞炜说,朱的身体不好。顾、朱是众望所归的人,他们不肯任都督,众人呆了。再推褚辅成,褚则主张由前任谘议局议长汤寿潜出任。汤素来与革命党人无联系,人又在上海。这时童保暄在会上慷慨陈词,顾乃斌提议由童保暄担任临时都督。虽然童保暄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但事情不能拖延,只好这样定下来。童保暄提议由葛敬恩担任临时参谋,起草命令,众人同意。4日下午,抚署各官绅会议,多数绅界人士坚请独立要求,至晚8时未允,旋退出。起义按计划进行。81标3个营、炮兵1营、骑兵1连,从笕桥出发;82标从南星桥出发,分别向杭州城开进。陆军警察营童保暄、傅其永、王桂林率宪兵,会同工程营前队3排排长陈涤饬率目兵打开望江门,工程营左队队官来伟良率队打开艮山门。两标起义士兵长驱直入。傅孟等率领的82标同蒋介石率领的一部分敢死队向抚署进攻。抚署卫队长金富有作内应,起义军只开了几枪,掷了几个炸弹,就进入抚署衙门,纳火焚烧抚署。浙江巡抚增韫从后围墙逃走,躲进马房里,被起义士兵拿获。81标起义部队和光复会会员王金发带领的敢死队进攻军械局。军械局守备队长吴秉森等人作内应,很快占领了军械局。是晚,真正发生战斗的地方,只有茅郎巷,那里新招之巡防兵颇有效忠于清政府者,同起义军相战半小时,力竭始降。清军最后的据点是旗营,旗营的新兵500人,壮丁700人。而起义军有5000人之众,整个大势已去。满人将军德济主张投降,但协领贵林主张顽抗到底。浙江谘议局议长陈棪宸谓贵林曰:“清天命尽矣,公无徒死。”贵林答道:“吾唯一死以自谢耳。”到了5日下午,贵林等探得巡抚增韫已被活捉,革命声势浩大,眼下无法再顽抗下去,才在营门小城垛上竖起白旗,贵林带了两名随从,向起义军接洽投降。偌大个杭州省城,兵不血刃而白帜飞扬,遂宣布独立矣。浙江谘议局的议长陈絅宸、副议长沈钧儒以及马叙伦等,商议迎接在上海的汤寿潜回杭州,担任浙江都督,当即由马叙伦起草了电报稿,除陈、沈、马三人具名外,沈钧儒还加上了议员褚辅成的名字。电报由马叙伦发出。革命党人在总司令部召开军政紧急会议,正式推选浙江都督。褚辅成提议推汤寿潜为都督,多数赞成,王金发等少数人反对,理由是:汤寿潜过去怂恿浙江巡抚张曾扬捕杀秋瑾,不应该推他作都督。会议最后仍决定汤寿潜为都督。汤寿潜得知推他做都督的消息,他不愿就任,道:“卿等欲革命,径行之耳,奈何以强人?吾虽弗善颛制,然与卿等异趣,以若所为亦不与也!”汤寿潜在他人劝说下,还是在当天返回杭州,上任了。汤寿潜就任浙江都督,周承颛为浙军总司令,褚辅成为政事部长。汤寿潜任职2个月,便辞去职务,由蒋尊簋接任都督。蒋尊簋字伯器,浙江诸暨人,早年肄业于浙江求是书院,后留学日本。1905年,23岁加入光复会,同年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历任浙江陆军第1标统带、浙江讲武学堂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兵备处总办、1909年任广东新军协统。1911年11月9日,他参与驱走两广总督张鸣岐,宣布广东独立,被举为临时都督,迎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自任广东军务部长,旋任浙江都督。安徽革命却是难产。早在1904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就在安徽成立了反清组织岳王会,参加岳王会的有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和武备学堂的学生,约30多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陈独秀为会长。次年,柏文蔚在南京设立分部,自任分部长。柏文蔚当时在南京南洋第9镇33标2营,任前队队官,后升至管带。同盟会成立后,柏文蔚率岳王会南京分会全体同志参加。在日本留学的安徽籍学生吴春阳、管鹏、王天培、常恒芳等在1905年加入同盟会,吴春阳任安徽主盟人。他们归国后,到安徽省省会安庆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同盟会会员。武备学堂的学生、岳王会会员倪映典、熊成基等先后投入安徽新军。岳王会在安徽新军中有二三十人,因人数太少,没有建立分会,便成立了一个外围组织维新会,新军1标3营的官兵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此时,倪映典已加入同盟会,他在新军先后任炮队队长、骑兵营管带、炮兵管带。他同队官熊成基密谋发动起义。熊成基已加入了光复会。1908年11月,倪映典、熊成基等乘太湖会操的机会,率马、炮两营1000余官兵起义,推熊成基为起义总指挥。起义军进攻安庆,激战3昼夜,因寡不敌众,起义军退至庐州解散余众。岳王会的主要骨干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兰瑞等英勇就义,全省牵连被害者达300余人,岳王会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一些幸存者,大多加入同盟会。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吴春阳加紧活动。吴春阳字墀谷,安徽合肥人。曾和熊成基同在炮营任职,并奔走各地。武昌首义的前三天,他回安庆。随后又去武昌会见黎元洪,10月28日再次回到安庆。30日,他和王天培、韩衍、史沛然、李乾瑜、陈安仁等在奚家花园附近的一家客栈萍萃楼召开会议,新军步兵两标、马炮营、工程队、测绘学堂、陆军小学堂都有代表参加,决定当晚由新军发难。推胡万泰为总指挥,约定晚8时先由62标举火为号,61标和马、炮营继起响应,先攻标部,夺取子弹,再合力攻省城。驻安徽的新军是第31混成协,协下设第61标、第62标和炮营、马营、辎重队、工程队。61标驻安庆城外五里庙,62标驻安庆城外20里的集贤关,炮营、辎重队设东门外迎江寺下,马营设西门山上,工程队设城内关帝庙。新军中识字的人很多,其中还有文武秀才。每到夜晚,书声琅琅,达于户外。安徽巡抚朱家宝是个思想顽固的旧官僚,他曾镇压熊成基起义。武昌首义后,他十分恐慌。他认为新军不可靠,除将发给新军的子弹悉数收回,命驻扎在安庆城内的巡防营统领刘利贞加强防务外,将新军革命情绪较强的62标3营调往皖鄂交界的英山驻防,该营管带是革命党人桂丹遹。朱家宝又请求清朝政府调来张勋所部江防两营到安庆,并派军舰到安庆长江江面游弋,以资威慑。起义总指挥胡万泰在30日晚突然借口“送母”离开安庆。负责率62标首先发难的排长李乾瑜,因参加策划起义的会议,回营太迟,被标统顾琢堂拘留,62标不能及时行动,也无法举火为号。61标和62标、马炮营、工程队驻地相距很远,传递消息很慢,不知道情况临时有了变化。到了规定时间,炮营队官陈安仁、排长吴士英将该营管带逐走。但炮上机关均已被预先卸去,众人无能为力。61标士兵也如期进攻本标标部,标统胡永奎率弁兵居高临下开炮轰击,不少起义士兵牺牲。双方相持到晚11时,仍不见62标举火信号。起义士兵便各自回营。巡抚朱家宝得到新军起义的消息,立即命卫队以机关炮守城。次日,61标标统胡永奎调来江防营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官兵,作为警戒,收缴了62标官兵枪械,并将全体官兵集合在操场训话,宣布将全标解散,听候分批遣送回籍,无令不准出营,否则枪杀勿论。这日下午4时,62标起义士兵由陆国荣、史明家率领,救出被拘留的李乾瑜,赶走标统顾琢堂,向省城进发,61标官兵闻讯,乘机冲出营房,徒手向省城进发,逼近北门,发出了联络信号,可是城防已由江防营严密控制,城内新军不敢响应,而江面上又有兵舰巡游。起义军攻城,因枪弹不足,且守城的江防营和巡防营都配有新式快枪,起义军被击溃,退往桐城。潜伏在城内的吴春阳,逃离安庆,前往武昌求援。起义失败。朱家宝下令新军各营一律解散。他还准备在城内大搜捕。但有人向他进言,党人皆挟有猛烈炸弹,如逼其走险,恐全城俱毁。朱家宝因而不敢搜捕。江防营是朱家宝请调来的客军,纪律很坏,随意抢劫居民财产,两家当铺被其抢劫一空,还想抢劫藩库,激起民愤。安徽省谘议局要求朱家宝将江防营调离出境,将溃散的部分新军招回,编为商团,维持省垣治安。商团团长由原62标教练官王道济担任。朱家宝只好答应。省城安庆动荡不安,皖北重镇寿县又举义旗。同盟会会员张汇滔从日本回来,在寿县以“信义会”名义开展活动,其誓言和同盟会誓言完全一致。11月5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革命武装发展到2万人,编成21营,由王庆云任淮上军总司令,张汇滔、袁家声、张纶为副司令,寿县举事,震动省城。江防营撤离安庆,朱家宝失去了兵力。正当此时,江西省军政府致电安徽省谘议局:“浔将遣师,恢复金陵,道出安庆,要求独立。”这个简短的电报,使安徽士绅甚为疑惧,与其让九江的革命军到来方始独立,不如及早自为作主。同盟会会员、测绘学堂的王天培自称是奉黎元洪命令,主持安徽独立,对谘议局施加影响。11月8日,谘议局开会,决定宣布安徽独立,推巡抚朱家宝为都督,王天培为副都督。各界将都督印信送至抚署。朱家宝接见,放声大哭,再三推让,始允暂受。逃往武昌求援的吴春阳,于当晚返回安庆,被任为总经略。朱家宝将抚署改为都督府,于头门外竖立白旗二面,一书宣布独立,一书兴汉保民。谘议局推王天培为副都督后,又借口各省都没有副都督,要王天培改任军事总监。王天培有炮营支持,便到谘议局,限时要他们交出都督印信,否则以铁血相见,谘议局弄巧成拙,不得不向朱家宝索回都督印信,交给王天培,并承认他为都督。王天培不能控制局面。原巡防营统领刘利贞等唆使流氓在城内鼓噪,王天培被迫出走,都督印信又回到朱家宝手中。朱家宝虽然再任都督,手中却无兵力,全靠巡警道方耿寰所率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原62标教练官刘国栋,便乘机率领一部分招收回来的新军,包围巡警道衙门,赶走方耿寰,自称都督。胡万泰也率领测绘学堂学生百余人,包围巡抚衙门,要朱家宝交出印信,并以皖军总司令名义出布告安民。安徽一时竟有三个都督,省城安庆一片混乱。安徽同盟会领导人吴春阳看到局势无法收拾,便向九江军政分府都督马毓宝请求派兵援皖。马毓宝派团长黄焕章带兵两营开赴安庆。黄焕章是个庸劣异常之人,他所部2000人是新近招募来的洪江会会徒,军纪很坏。有人得知黄焕章的部队毫无纪律,便极力反对他的军队进城,指定他们驻城外五里庙,说明军饷由省库供给。黄焕章根本不理,擅引军进城,驻扎师范学堂。黄焕章向谘议局要军饷万元,议长窦以珏答应先付2500元。黄焕章不满,先唆使军士放枪威吓,后指挥所部围攻都督府,洗劫军械库、藩库,以至商店和富户。藩库存银洋8万余元,军械库快枪200余枝、子弹100余万发、机关炮6尊、过山炮12尊被劫走。100余家商店所失达100万元。朱家宝在混乱之中逃离都督府。黄焕章便出布告说,安徽一切军政由他负责,俨然是安徽都督。黄焕章胡作非为,吴春阳极为愤慨,他决定去责问他。他的一位朋友拉着他的手劝阻道:“焕章狼子野心,不可理喻,何轻身入虎穴乎?”吴春阳厉声答道:“焕章假借民军,行同盗贼,践我土地,虐我人民。吾皖素称多志士,今事如此,竟无一人仗义执言乎?”言罢,便去黄焕章军营。吴春阳要黄焕章将所掠夺的库银、军械和商民财物如数归还,至于军费,可以保证筹给。黄焕章不理睬他。次日,吴春阳再次找黄焕章,被黄拘禁。吴春阳自知不免,写了一首绝命诗:来来去去本无因,只觉区区不忍心,拚着头颅酬死友,敢将多难累生灵。……诗还未写完,黄焕章便指使卫兵用手枪向他射击。吴春阳身中七弹,壮烈牺牲。被朱家宝调驻英山的原62标3营的同盟会会员,听说吴春阳被害的消息后,便在管带桂丹慓的率领下,开回安庆,准备用武力逐走黄焕章部。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人数虽然不多,却是黄焕章部难以抵抗的。此时,马毓宝派总参谋长李烈钧来安庆处理善后。李烈钧见安庆群情愤激,便将黄焕章撤职看押,将黄焕章的谋士、肇事人顾英枪决。复令黄部士兵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李烈钧被推为安徽都督,但仍有皖人不服。李只得以援鄂为借口,率黄部离皖。众人推桂丹韻为临时都督。胡万泰仍以总司令自居。实际上,安庆陷入无政府状态。安庆宣布独立的第二天,皖北重镇庐州、皖南要地芜湖同时光复。庐州首邑在合肥,同盟会会员孙万乘为庐州军政分府总司令;从武汉刚刚返回芜湖的陆军小学学生吴振黄为芜湖军政分府司令。在混乱中,安庆的同盟会会员韩衍、管鹏等,以及陆军小学、测绘学堂、尚志学堂学生为主,组成一支青年军,由韩衍任总监。韩衍等发电报给上海的同盟会组织,请求派刚由南京出狱的安徽籍老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为安徽都督。淮上军总司令王庆云,庐州军政分府孙万乘,芜湖军政分府吴振黄等,均一致拥戴孙毓筠。孙毓筠,安徽寿县人,1905年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去南京运动新军,响应萍浏醴起义,事泄被捕,判刑5年。他于12月21日抵达安庆,成立安徽军政府,出任都督,以桂丹墀为军务部部长兼总司令,韩衍为青年军总监兼代参谋长,管鹏为内务部长,史推恩为财政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