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和谈破裂

在解放军进入北平的那一天，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人乘飞机来到石家庄机场，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车子直接开到毛泽东住所的院子大门口，毛泽东热情地迎了上去，握着客人们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周恩来请米高扬等脱下大衣，并让警卫员把大衣上的尘土打扫干净。客人们在院子内洗了脸，然后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坐下喝茶休息。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来了，周恩来向米高扬等一一作了介绍，接着就亲切地交谈起来，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师哲担任翻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任生活翻译。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其他的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艰难的岁月里，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研究。，在短短的两三年内，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真是为你们的胜利高兴，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毛泽东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我们很想同苏联同志谈谈，以便使你们能很好地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也听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样一定会有好处的。”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意见，希望大家谅解。”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米高扬等共会谈了3次。在交谈中，毛泽东重点谈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将革命进行到底问题、当前战争形势问题、土地改革问题等。米高扬等要启程回国，临别时毛泽东亲切地和米高扬等握手告别，希望以后在北平再见面，并请他们转告向斯大林同志和苏共中央领志同志的问候。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机关食堂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候补委员19人，重要工作人员12人。毛泽东特别高兴，他穿上新棉衣，迈着稳健的步伐，面带笑容地走进会场，代表们看他进来，热烈地鼓起掌来。五大书记在主席台上就坐之后，毛泽东便开始作重要报告。在军事战略方面，毛泽东说，解决残余的100多万国民党军队，有天津、北京、绥远3种方式。所谓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所谓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人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所谓绥远方式，就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暂时不动它，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革命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人民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主力的主要部分，尔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但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同时又必须是一个工作队。200万野战军必须准备参加解放城市和在广大农村建立和掌握政权的工作，来解决新解放区干部不足问题。在乡村中，要肃清残余的反动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土地改革；在城市中，要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国家机器，取得民主主义革命的完全胜利，为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前提。毛泽东说明了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说，要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为了适应这种需要，要求我们的同志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为了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防止骄傲自满，防止个人崇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6条规定：（1）不做寿；（2）不送礼；（3）少敬酒；（4）少拍掌；（5）不以个人名字作地名；（6）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部队领导人谈了关于解放军渡江问题。会议结束后，五大书记同代表们握手告别。毛泽东握着彭德怀的手说：“彭老总很辛苦，第一野战军是能吃苦的，苦中有乐嘛。希望你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早一点从新疆凯旋归来。”彭德怀表示：“我们一定再接再厉，夺取更大的胜利！”在送别邓小平、陈毅时，毛泽东说：“打败蒋介石，不需要再费多大力气了，不要花更多的时间了。现在部队要修整一下，然后准备渡江。要研究分几路大军，如何前进的问题。”邓小平说：“在淮海前线，各个战场有力的配合下，把一块硬骨头啃下来了。大军渡江还需要各路野战军的有力配合。”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分别乘坐吉普车，少数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卫团的手枪连等乘坐卡车，离开西柏坡，经唐县的淑闾村、保定到涿县，然后改乘火车去北平。临行时，五大书记兴奋地谈笑着。毛泽东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道：“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3月25日，他们在涿县换乘火车，叶剑英由北平赶来迎接他们。毛泽东在火车上深有感慨地说：“我以前也到过北平，到现在整整30年了。那时，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遇到了一个大好人，那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列主义者。可惜呀，李大钊同志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呀！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火车开进北平清华园站，聂荣臻、彭真、李克农等在那里迎接。他们便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休息。周恩来没有休息即去西苑机场，准备下午举行入城式的工作。下午接近5时，毛泽东等乘坐小卧车来到西苑机场休息室，稍微休息一下，叶剑英、聂荣臻陪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分别乘敞篷吉普车开始检阅部队，受检阅的大约有一个炮兵师、一个装甲坦克师、一个步兵师，共3万人。毛泽东频频向指战员招手，并向他们问好。检阅部队后，毛泽东等又来到北平市1万多名群众代表跟前，亲切地接见他们。然后乘坐吉普车向100多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所站之处驶去。毛泽东等都下了车，同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领导人亲切握手，热烈问候。在这些人中，大部分是毛泽东以前见过面的，如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郭沫若等。毛泽东这次见到他们，真是老友重逢，倍感亲切。有些不熟悉的人士，周恩来、叶剑英、彭真就一一向毛泽东介绍。毛泽东握着他们的手，称他们老先生、老朋友。他们称赞毛泽东是伟大人物。毛泽东等同他们进行了半个多小时的亲切交谈。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对大家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有机会再谈，以后见面的机会多得很。”告别之后，毛泽东等和中央机关移住香山，对外称“劳动大学”。后来毛泽东等搬进了中南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搬到了北平，有利于和平谈判的活动。4月2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秘密谈判代表刘仲容。李济深等以第三者资格派出神秘人物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3人由北平飞往南京。中共方面的代表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进行了个别交谈。周恩来同张治中谈，叶剑英同黄绍竑谈，林伯渠同章士钊谈，李维汉同邵力子谈，聂荣臻同李蒸谈，林彪同刘斐谈。毛泽东通过刘仲容、黄启汉以及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如果他们接受真正的和平条件，那么：（1）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当他的代总统。（2）如果谈判成功，欢迎李宗仁、白崇禧到北平来，也欢迎何应钦来。将来组织联合政府，毛泽东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愿支持李宗仁担任联合政府副主席。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我们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量。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不阻碍中共渡江，由李先生作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3）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果李宗仁出席，那么我们对等，毛泽东也出席；如果李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以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至那时，南京政府的牌子就不要挂了。毛泽东又谈到了白崇禧，说：“只要白崇禧先生放弃企图在美国支持下与中共划江而治、维持江南半壁河山的幻想，不要再打维持不住整个江南‘大局面’、就维持广西‘小局面’的算盘，我们在军事方面可考虑给予白先生以较大的让步。但是，解放军不过江不行。如果白同意谈判，那就在武汉不要动，我们可以绕开走，还可以考虑将河南信阳到湖北武汉一线地区及安庆一带已被我军包围的蒋军予以解围。如果白崇禧要撤退，我们可以不追击。他可以退到长沙甚至退到衡、宝一线再看。如果他要退到广西，也行，我们可以3年不进攻广西。你白先生喜欢带兵，将来国防部成立了，给你带五六十万人，做个大统帅好不好？白先生要解放军不过江，这办不到，也阻挡不住。”李济深也转告李宗仁，要其当机立断，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决裂，向人民靠拢。周恩来要黄启汉转告李宗仁、白崇禧：不应再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不应再对蒋介石留恋或恐惧，应该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只有这样才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为李宗仁先生安全考虑，可先调桂系一个师进驻南京保护，万一受蒋军攻击，只要守住一天，解放军就可以到来支援了。李宗仁仍幻想“划江而治”，白崇禧手下有几十万华中部队的实力，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江山尚坚具信心，当他得知解放军一定要渡江时，当即表示：“他们一定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下去不可，还要谈什么？”白崇禧的态度直接制约和影响着李宗仁。4月7日，李宗仁和他的智囊团研究后，给毛泽东发去“卯阳”电：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谅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现已遵邀莅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8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已饥已溺之怀，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愿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之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再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李宗仁的“卯阳”电，话中有软有硬，软硬兼施，其实质乃是拒绝中共方面的某些和谈条件。毛泽东立即给李宗仁复电：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1月14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的而奋斗。经过几天的紧张讨论，双方代表团多次交换意见，至4月13日举行第一次会谈。周恩来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详细说明。对于这个8条24款的草案，南京代表团提出了40余处修改意见，中共代表团对南京代表团提出的凡是有利于推进和平事业的意见，都尽量采纳了。中共并对草案作了20多处重要修改，作出了重大让步。但南京方面仍坚持“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中共方面认为不能再作让步。15日，第二次正式谈判中，周恩来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交给了南京政府代表团，规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的日期，要求南京代表团是否愿意在协定上签字，须于20日前作出表示。南京代表团张治中等一致认为，尽管中共的条件过高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力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好。因此，他们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16日，国民党和谈代表黄绍竑和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乘专机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此时已完全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既不敢擅作主张接受协定，也不敢断然回绝。于是，他接受何应钦的建议，立即派人把《协定》，送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蒋介石看到《协定》，击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他又对亲信们说：“可恶之极！我恨透了那批脓包！当年他们两万几千里行军，我们动员全国力量，竟不能把他们消灭干净，好，今天该让我们伤脑筋啦！”蒋介石要国民党机构举行会议，作出绝不接受《协定》的声明。李宗仁更加进退维谷。黄绍竑对李十分恼火，认为和议到决定关头，李不去向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咨询，反而庸碌迟疑，甘愿听命溪口，作茧自缚，不智孰甚。李宗仁召集桂系主要成员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李品仙、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人，举行秘密会议，黄绍竑首先向众人介绍了北平和谈内情，解释了《国内和平协定》内容。并说：“当前在军事上既不能保持均势，在政治上，也就不可能取得绝对平等地位，吾人迫于形势，决不能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蒋还可以退守台湾，我们形格势禁，无路可走，唯有和局，才足以自保。”白崇禧不以为然，他看了《协定》后，怒气冲冲地对黄绍竑说：“亏难你，像这样的条件也带得回来！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政府是有‘腹案’的，代表团没有坚持我们的基本立场，实有负付托之重，至于所谓两广在近期内不至于有大变动，那也不过时间迟早问题。这种和局，好像吃鸡一样，好的部分先吃，其后鸡头鸡脚也要吃光。”黄绍竑还要解释，白崇禧不耐卒听，甩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李宗仁则始终沉默无言，面部没有表情。黄绍竑对白崇禧此举十分不满。白走后，黄从公事包里掏出一张古色古香的信笺，上面有他在飞机上写的一道词《好事近》，给李宗仁看：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幸有一番风送，报燕云消息。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此时遇着这冤家，误了寻春药，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李宗仁看后苦笑道：“今日之下，我已经没有心情吟诗作赋了，你到底想说什么，愿闻其详。”黄绍竑：“据我看来，蒋先生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我们广西人士应另辟求生之道，再也不该替蒋先生效犬马之劳，否则糟不可言！广西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失去机会，那昔日一番辛苦，今后全付流水，没法补偿！中共的条件虽然苛些，但不是不可接受，何况代总统已经答应以8项条件为基础了！”李宗仁面色如土，沉吟良久，尔后说：“难呀！即便这个协定签了字，没有蒋介石的认可，还是一张废纸呀！”此时，桂系内部已产生严重分歧，白崇禧的态度又毫无商洽余地，而白的态度对李至关重要，没有白的赞同，李宗仁即使签了和议，也不能保证贯彻。李宗仁已别无选择，他依从了白崇禧的主张，打消了接受《协定》的想法。4月19日，李宗仁召集“和谈指导委员会”开会，作出决议：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使双方仍可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中共方面早就识破了南京政府所玩弄的花招。20日晚，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以长途电话通知李宗仁：“中共中央拒绝延期签字的要求，决定今夜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当日深夜，李宗仁、白崇禧复电张治中并各代表，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至此，和谈完全破裂。

第三十八章　占领南京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张治中向中共方面表示，定于24日回南京“复命”。周恩来对张治中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们了。”张治中和南京代表团听从了周恩来的劝告留了下来，白崇禧派飞机到北平来接代表，代表们一个也没有回去。周恩来还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将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9人，乘来接代表的飞机到了北京。是时，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认为要让国民党政权苟延下去，蒋、李二人必有一人主政，否则互相牵制，必得同归于尽下场。蒋介石此时得知李宗仁拒绝《协定》，约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同赴杭州会商大计。于是，蒋、李、白、何在杭州笕桥航校聚合。蒋问李：对于和谈，还有什么打算？“我准备再派人去北平商谈一次。”蒋说：“不用了，不必再谈了。过去共党因为在军事上没有部署好，所以同意和谈，现在他们已经渡江，再没有谈判的余地了。”李宗仁表示：和谈使命既终，求去之心已决。蒋介石知道眼下自己复职并不适时，便假意慰勉，为李打气，要李“继续领导下去，我支持你到底，不必灰心”。蒋又反守为攻，乘机提出成立“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机构，其委员会主席自然由蒋担任，李宗仁为副。李宗仁无法反对，只好默认。会议还作出3项决定：（1）政治上，宣告和谈破裂，政府今后惟有继续作战，党内不许再倡和谈。（2）军事上，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兼任国防部长，统一海陆空军的指挥权力，参谋长直接向国防部长负责。（3）采取紧急有效步骤，以加强中国国民党之团结及党与政府的联系。同时决定：总统府和行政院从南京迁往广州。国民党在发动“和平攻势”的同时，蒋介石和何应钦等人便策划凭借长江天险，增强布防，阻挡解放军南下。长江防线调集了陆军115个师，海军舰艇120艘，空军飞机600架，共75万兵力，在宜昌到上海1800公里沿江线上，分设两个战区：湖口以西，由白崇禧指挥15个军约25万人防守，其中有13个军守备沿江地带和武汉，两个军配置在长沙、南昌等地，作为机动部队。湖口以东由汤恩伯指挥25个军，约45万人防守，其中18个军守备沿江地区，7个军配置在浙赣路及浙东等战略纵深地区。蒋介石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京沪杭地区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进行持久防御，以待国际事变。但此时的国民党军队已成惊弓之鸟，哪里抵挡得住解放军的攻击。中共中央任命第二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第三野战军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制定《京沪作战实施纲要》，纲要决定以第三野战军陈士榘、袁仲贤第八兵团和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共8个军35万人组成东路军，由粟裕、张震指挥，在江苏江阴至马鞍山段渡江；以第三野战军王建安、谭启龙第七兵团，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路军，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渡江；以第二野战军陈锡联、谢富治的第三兵团、陈赓的第四兵团、杨勇、苏振华的第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组成西路军，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在棕阳镇到湖口段渡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由西路第二野战军指挥，在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主力作战。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作战实施纲要》。各部队立即作好了渡江的准备工作。4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指战员：（1）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2）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3）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队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定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4）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解放军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发起强大的渡江战役。4月20日夜，谭震林指挥的中路军第七、九兵团，在当涂到贵池段首先发起多路强渡，撕开了200多里的大缺口，不到24小时，30万解放军突破敌阵，占领长江南岸，随之向繁昌、铜陵、青阳、获港、鲁港进击。汤恩伯急忙赶往芜湖，派兵堵击突破口，然而军无斗志，纷纷溃退。蒋介石视为“固若金汤”的防线被突破。西路大军驰向长江彼岸。陈赓的第四兵团在九江以东，从彭泽到东流沿线突破蒋军江防。西路大军所向披靡，占领了马当、彭泽、贵池等地。东路大军在江阴的长山、申港以及杨中等地渡江成功。江阴要塞官兵，在炮台总队长、共产党员唐秉琳带领下宣布起义，要塞司令戴戎光被共军俘虏；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带领25艘舰艇在南京江面起义，加入解放军的行列。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原定4月23日晨2时，开始撤往广州，由于南京城内已听到解放军炮声，立即陷入一片仓皇败逃的惨淡景象中，人群夺路南逃，道路堵塞，直到早晨6时才挤出城去。李宗仁怅然乘专机南逃，途中改变航向，转飞桂林，他对蒋介石成立“非常委员会”非常反感，认为是蒋介石由幕后走向前台的先兆，用心至为阴险。李宗仁思前顾后，认为有两途可循，一即决心引退下野，一即与蒋介石公开摊牌，要他保证绝不再干预政治、军事、财政和人事。李宗仁在机上召集同机幕僚程思远、李汉魂、邱昌渭等谈了自己的设想。并决定派程等分头去汉口、广州找白崇禧、张发奎等洽商，他表示决不糜烂广西，绝不下广州。23日，解放军35军渡江直取南京。是时，南京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南京解放，中共中央发出贺电说：“南京迅速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从此宣告灭亡，江南千百万人民迅即重见天日，全国欢腾，环球鼓舞。”毛泽东心潮澎湃，欣然提笔，作七律一首：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解放军胜利渡江之后，迅速调整部署。东路军、中路军在粟裕指挥下，不顾疲劳，不为小股敌军钳制，分别神速南下，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之敌；以中路军和西路军一部迅速向苏州、杭州和浙赣进击，追歼逃敌，控制浙赣线，切断汤恩伯部和白崇禧部的联系。4月27日，解放军东、中路军占领了苏州、吴兴，并将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窜之敌第4、28、45、51、66军包围在郎溪、广德山区。经2日激战，将8万余敌人全部歼灭。5月3日，王建安、谭启龙的第七兵团占领杭州。5月4日，陈赓第四兵团占领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陈锡联、谢富治的第三兵团占领了金华；杨勇、苏振华的第五兵团占领了衢县。在上述追击中先后歼敌第68、88、106、73军各一部，残敌向福建、浙东逃窜。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进武汉。4月2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总司令朱德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约法8章，要求全国人民和解放军共同遵守：（1）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如有反革命分子或其他破坏分子乘机捣乱、抢劫或破坏者，定予严办。（2）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私人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仓库、船舶、码头、农场、牧场等，一律保护，日常生产或营业，不受侵犯。（3）没收官僚资本。凡属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大官僚分子经营的工商企业、银行等，均由人民政府接管。（4）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不受侵犯。（5）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国民党的党政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不俘虏、不逮捕、不侮辱。听候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接收处理。旧职人员有一技之长而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予以分别录用。如果乘机破坏、偷盗、舞弊、携带公款、公物、档案潜逃，或拒不交代者，则予以惩办。（6）一切散兵游勇自动投诚报到，上交武器者，概不追究。其有抗不报到，或隐藏武器者，即予逮捕查究。窝藏不报者，须受相当的处分。（7）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中的封建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民群众应组织起来，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行初步的土地改革工作。（8）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一切外国侨民必须遵守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得进行间谍活动。否则受法律制裁。解放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第三野战军王建安、谭启龙第七兵团继续向浙东、浙南地区进军，解放浙江全省；陈士榘、袁仲贤第八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的警备任务，并肃清苏浙皖边境溃散之敌；集中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和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及第八兵团的一部共8个军攻取上海，令第二军主力在浙赣路金华、东乡段休整待命。中央军委指示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以先遣兵团伺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第三野战军部队单独经营东南地区。渡红战役前夕，三野司令员陈毅曾向中央提出：二野部队自挺进大别山后搞得很苦，是否在渡江后由二野占领并经营富庶的江浙和整个东南地区，三野部队在完成渡江战役后再担负进军大西南的任务。毛泽东不但没有同意，还曾个别征求过陈毅的意见：你还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毛泽东考虑到三野前身大部分是由红军江南游击队改编成的新四军，对江南水乡地带作战比较熟悉，而二野前身则由红四方面军改编成八路军第129师，过去长期活动在川陕、晋冀鲁豫和中原地区，而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都是四川人，去大西南作战相宜。蒋介石在下野之前，曾召见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要求将南京的5大厂（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机器厂）拆搬台湾。孙几次婉言拒绝，蒋则紧追不放，最后孙托词拆迁费无着落，蒋又手令发给5个厂132亿元的拆迁费。孙不得已，只好掉了一部分装船，蒋介石下野。孙又将拆掉的部分卸船运回。但蒋介石在溪口仍派人催孙越崎尽快拆迁。孙找了李宗仁才把拆迁的事压下来，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的孙越崎撒烂污，他不迁厂，又骗了我的钱。”蒋介石派蒋经国去上海，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国民党政府库存的所有黄金、白银、外汇悉数运去台湾。从上海抢运出大量金银、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通过海运的就有1500只船的耗资。一直到了5月22日，蒋介石还要蒋经国到上海抢运物资。这样，既掐断了李宗仁政权的经济命脉，又对日后稳定台湾经济发生重大影响。蒋介石从国库运走多少黄金？台湾官方一直没有公布过准确数字。有几种说法：——当年为海关总税务司的李度说，用海关缉私舰装运了80多吨黄金与120吨白银到台湾。——国民党文人陈孝威说，黄金50万两。——曾担任转运工作的詹特芳说，美金8000万元，黄金92．4万两、银元3000万元。——李宗仁的秘书梁升俊称：国库尚存黄金280万两，美钞5000余万元，经合署的棉花纱布出售总值不下美金1500万元。还有价值巨大的有价证券，合计约美金2亿余元。4月25日，蒋介石和蒋经国悄然离开溪口，乘轿车前往象山港，从那里登上“泰康号”军舰，驶往上海，途经宁波时，停泊3天，并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表示反共到底，无论何时何地，必将始终不二。4月30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汤恩伯和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上海战区空军司令毛瀛初等参加了会议。蒋介石对淞沪防务作了周密部署。守卫上海的国民党军队有9个军又2个师、海军第一舰队30多艘舰艇、空军4个大队130多架飞机、炮兵、装甲兵、工兵、通讯十几个团，以及交通警察、保安警察、宪兵等，合计约20万人。蒋介石、汤恩伯将上海分为3个守备区，即沪西北、沪西南、浦东，整个守备阵地由外围阵地、主阵地带及市区核心阵地构成。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堡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主阵地前沿一般距市区3——6公里，在纵深内布钢筋水泥子母堡群，有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碉堡1．4万个，各主要碉堡间战壕相通，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电网、鹿砦，层层叠叠。所有飞机场、车站、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都构成抵抗重点。市区核心阵地，是由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构成，并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大厦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汤恩伯吹嘘上海防御体系是攻不破、摧不毁的“钢铁阵地”，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了阵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将它比作“东方的斯大林格勒”。蒋介石要求汤恩伯最低在上海打上6个月，以待二线兵团建立和美国大规模介入。5月1日下午，蒋介石到汤恩伯司令部，召集团长以上的军官训话，声言他要在上海亲自指挥，“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政工方面由蒋经国负责，他本人管军事指挥，并命令装甲兵副司令兼参谋长蒋纬国把装甲车部队调到上海。蒋家父子这回要以死相拚守上海。陈毅、粟裕、谭震林命部队首先把上海外围的敌人肃清，把上海的出口封死，造成关门打狗势。5月12日夜，肃清上海外围敌人的战斗打响。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从沪西南、浦东向敌人发起钳形攻击；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从沪西北、沪西向淞沪进击。5月16日，蒋军上海外围阵地丢失。两军战斗异常激烈，至5月20日，蒋军高桥等一带主阵地全部丢失。解放军为避免战火对城市的摧毁和对上海市民的伤害，采用“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战术，整团整营的敌人，一个个被解放军解决，呆呆的作了俘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不仅提供了军事情报，还组织工人、店员、学生以及公教人员，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人民保安队、人民团体联合会等工人阶级武装和群众团体，配合解放军行动，进行护厂、护校斗争。21日上午，上海对外航空联络中断。汤恩伯仓促地把司令部搬到长江口的军舰上去。上海市内，蒋军军长找不到司令，师长找不到军长，团长找不到师长。各部队开始寻路撤退。解放军宋时轮、郭化若第九兵团于24日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人一面继续调集兵团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蒋介石下令上海总撤退。26日，宋时轮、郭化若兵团攻占上海市区。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21、123军向解放军投降。叶飞、韦国清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等地。26日深夜，上海战役胜利结束，除汤恩伯率第54军等部约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人全部被歼。蒋介石在5月25日见大势已去，便在蒋经国、蒋纬国的搀扶下，登上“江静号”军舰离开上海向台湾方向驶去。过舟山群岛时，见从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撤到舟山群岛的蒋军约15万人，还有大批的政府行政人员及家眷。残兵败将和政府官员、家眷拥入舟山群岛，其状十分混乱。蒋介石于6月1日抵达台湾高雄。他草拟了一个“建设台湾、闽粤，控制两广，开辟川滇”的计划，并设想建立一个北连青岛、长山列岛，中段为舟山群岛，南到台湾、海南岛的海上锁链来封锁、包围大陆，以作将来反攻大陆的基地。蒋介石又专门召集国民党在台高级官员研究了在台湾整军、防务、军政等问题。陈毅、粟裕在上海战役刚结束，就命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第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命令王建安、谭启龙的第七兵团准备攻取舟山群岛；命令陈士榘、袁仲贤的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命令宋时轮、郭化若的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渡海攻台。陈毅、粟裕考虑到福建的国民党都是残兵败将，计划以叶飞、韦国清兵团两个军入闽。叶飞提出两个军入闽，兵力不足，于是便决定第十兵团第28、29、31军共10万余人全部入闽作战。7月2日，叶飞、韦国清率第十兵团从苏州、常熟、嘉兴等休整地出发，冒酷暑南进，乘国民党军处于欲守无心、欲逃不准的尴尬境地，向福州发起大迂回进攻。蒋介石对福建放心不下：长江防线各路败兵退入福建，俱无斗志，且溃军过处，借粮征草，拉夫派工，骚扰百姓，闹得鸡犬不宁，民怨鼎沸，福州绥靖总署主任朱绍良是老资格，对蒋介石并非俯首听命。蒋曾三番五次电告朱绍良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朱绍良阳奉阴违。朱绍良受解甲寓居的两个闽籍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的影响，不肯让自己的部队在福州决战，以免在炮火中毁于一旦；朱绍良认为大上海的钢筋水泥纵深防线还守不住，福州南临闽江、东面大海、背水之阵，何能固守？！福州市市长何震也说：“福州太穷，征工征料十分艰难。”他对死守福州，毫无信心。

第三十九章　鏖战大西北

蒋介石获悉：上海丢失后，李宗仁同朱绍良电信交往频繁，朱绍良视李宗仁为后台，李宗仁拉朱绍良这股势力，把福建作为退守之地，李宗仁将在6月底或7月初去福州。于是，蒋介石便决定去福州作一番布置。蒋介石乘“美龄号”总统座机越台湾海峡只用一个小时就在福州南郊机场降落。朱绍良早已率领福建党政要员在机场迎候。朱绍良深知蒋介石的为人，对他突然大驾光临，心存疑惧，因而吩咐手下全城动员，要搞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蒋介石下机被朱绍良等官员们簇拥步出机场。蒋介石胸有城府地说道：“我看就不必进城去惊动市民大众了！要开的会就改在机场办公大楼开吧。”蒋介石突然提出不进城，使朱绍良等官员惊愕不止，面面相觑。蒋介石在机场办公大楼召开军事会议，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李以劻师长以上军官参加。蒋介石作了训话，他痛心疾首谢铎，宗程朱，后转师王守仁。又转而批评王学，讥宋儒为，几乎要落下眼泪来。他要求国军要“用自己的热血，死守福建，巩固台湾，失去的国土一定能够恢复”。当天下午，蒋介石乘“美龄号”腾空东去。军官们送走了蒋介石，有一个师长咕哝一句：“叫我们死守福州，他连宿一晚都不敢！”7月26日，李宗仁飞到福州巡视，朱绍良招待甚周，这惹得蒋介石不快，加上朱绍良对蒋抗共的命令态度消极，蒋介石决心换马。蒋令汤恩伯飞往福州，在机场打电话给朱绍良，约朱来机场相商要务，朱绍良当即赶到机场相见，汤恩伯取出蒋介石手令，上面写着朱已被撤销福建省主席之职，由汤接替。朱绍良大惊，声称当即同汤去省府赶办移交。汤说不必了，便催促朱即刻登机飞往台湾，简直和绑票一样。汤恩伯便做起新任的福建省主席来了。汤恩伯没有做几天省主席，叶飞、韦国清第十兵团便于8月14日向福州发起猛攻，经过4天战斗，占领了福州。叶、韦兵团乘胜挥师南下，摧枯拉朽《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等，均佚。清王谟《汉魏遗书钞》，攻占泉州、漳州都没遇上大的战斗。至9月底，叶、韦兵团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阵地，形成了对厦门、金门两岛三面包围的形势。厦门岛是中国沿海重要通商口岸，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相隔不足2公里。西与小岛鼓浪屿邻近。鼓浪屿与大陆仅距1公里，厦门岛上筑有永久性工事，前沿阵地由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原守岛的是刘汝明第八兵团第55军。蒋介石不放心，特将嫡系主力第5军第166师、第96军1个团和1个装甲连调来加强厦门的守备。蒋命汤恩伯以省主席身份取代刘汝明的指挥权，并命令军统特务头子毛森率领特务武装赶到厦门，并担任厦门警备司令。蒋命他们死守厦门。叶飞命第28军从福州乘木船走海路南下，进攻平潭岛。将士在海船上一路颠簸，多数人呕吐不止。部队又缺乏潮汐气象知识，途中又出乎意料地遇到了台风，船队被吹散。9月16日宙中心的猜测。主要著作有《有学识的无知》等。，28军登陆平潭岛时，只有2个团上岛，幸亏岛上有地下党游击队接应。因台风肆虐，国民党空军无法出动，金门、厦门和台湾的国民党军也未向平潭岛增援。解放军2个团的部队上岛后，国民党守军上万人，惊魂未定，不堪一击，军官们纷纷寻船逃向台湾，士兵们纷纷投降。未经过激烈战斗，平潭岛即被28军顺利占领。叶飞第十兵团攻占厦门、金门因渡海缺乏船只，不得不推迟。28军所乘的大帆船，大部分被台风吹散。在福建沿海的轮船、机帆船乃至大一点的帆船都被国民党在撤退时掠走或者毁坏。叶飞在泉州湾、九龙江一带征集了一些船只，但大多数是平底江船，出海行驶困难。叶飞将作战方案由“金厦并取”，改为“先厦后金”。10月15日，叶飞部越海进攻厦门的战役从鼓浪屿拉开序幕。鼓浪屿全岛仅有近2平方公里，是块弹丸之地。但岛上怪石嵯峨，叠成洞壑，树木葱郁，四季常青性的、消极的，而把精神看作积极的、能动的，并强调情感，亭台楼阁，掩映错落，以“海上花园”著称于中外。汤恩伯派2个团据守此岛。解放军精悍的4个一梯队营在炮火掩护下，于黄昏时分登船出发，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公别向鼓浪屿驶去。不料遇到了上逆风，船队出江口入海湾后，东北风越刮越猛，波涛汹涌翻滚。船队多是平底江船，大部分船队被风吹散而漂了回来。少数船只航至鼓浪屿200米处，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解放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向前，登岸后在滩头又遭到国民党军火力杀伤，解放军又组织了3个二梯队营起渡，大部分船只又被风浪漂回，只有2个排上岸。解放军将士具有孤胆作战的精神，他们上岸后，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直插日光岩两侧制高点。汤恩伯认为彭浪屿是共军的主攻方向，以为共军夺取鼓浪屿之后，将从鼓浪屿直攻厦门市区，于是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包围解放军登陆部队；汤恩伯并将控制厦门岛腰部的机动部队调至鼓浪屿。解放军攻击鼓浪屿部队浴血苦战，但告失利。叶飞攻击鼓浪屿，使的声东击西之计。强击鼓浪屿，吸引国民党军主力。然后解放军以3个师偷袭厦门，又以第28军监视金门岛之敌。如其增援厦门或撤逃，则立即对金门发起攻击。第31军和第29军抽出5个主力团组成突击部队登船起航。几百艘木船在茫茫夜幕下顺风顺流，迅速地驶向预定地点。国民党守军发现解放军的船队时，第31军突击部队的大部已经在厦门岛北部多处抢滩登陆。大陆岸上的炮兵此时猛烈开火，摧毁了国民党在海边的许多堡垒和工事。经过艰苦奋战，次日清晨，从厦门岛北部登陆的部队终于占领了第一线阵地。解放军建立了稳固的滩头阵地后，返航的船队冒着国民党军飞机轰炸，将后续部队源源运上厦门岛。在厦门岛中段，解放军85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号称“海上堡垒”，汤恩伯守以重兵。解放军经一夜激战，终于攻克了这个要塞。天亮后，又占领了高崎机场，国民党守军丢弃一架运输机和几辆坦克向南逃窜。解放军86师从厦门岛东段的钟宅、下马一线登陆后，攀越陡壁，出其不意地突到国民党军阵地，蒋军先是误认为自己人，待清醒后，以坦克和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解放军与之苦战。国民党守军虽然竭力反击，但其正面防线被解放军全线突破，陷入顾此失彼、惊惶被动境况。当汤恩伯明白解放军的主攻方面不在鼓浪屿而在厦门本岛北部时，为时已晚，他急调仅有的1个团及特务头子毛森的特务营，在飞机掩护下反击。解放军施放烟幕使飞机迷失目标，并猛插纵深，抢占据点，以近战打击国民党反击部队，在松柏口全歼毛森特务营。汤恩伯完全失去守岛信心，率先向海边逃去，部队失去指挥各自奔逃。汤恩伯在海边用报话机呼叫海上军舰放小艇来接应。叶飞听到，拿过报话机，命令追击部队迅速向厦门港追击，活捉汤恩伯。但打头的追击部队只顾猛追猛打，不同指挥部联系，当他们进击到厦门港时，汤恩伯和几个随同刚乘小艇逃往金门，追击部队未携带火炮，只好看着他们逃走。被汤恩伯丢下的3000多官兵都在港口附近当了俘虏。刘汝明带领4500余人上船逃往台湾，他的第55军其余官兵全部被俘。解放军越海厦门作战，历时2昼夜，胜利结束，歼国民党军2．7万人，其中俘虏2．5万人。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彭德怀，在1949年4月初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抵达太原前线，并留在太原前线指挥部，同徐向前一起指挥3个兵团作战。解放军开始发起对太原的总攻，杨得志第十九兵团由南、杨成武第二十兵由北、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由东，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入，猛烈向纵深进击，经过5日激战，解放了太原。太原解放，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归入第一野战军建制，两个兵团立即投入西北作战。杨得志兵团从禹门口西渡黄河，周士第兵团从凤陵渡河入陕，人不解甲，马不停蹄，昼夜兼程，直扑西北战场。5月19日，古城西安解放。但蒋介石不甘心彻底失败，企图盘踞西南，连接西北，把维持残局的希望寄予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盘踞在西北的胡宗南部队，是蒋介石的一支装备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队。在国民党军官中曾流行着“陈胡汤”之语。陈者，陈诚也；胡者，胡宗南也；汤者，汤恩伯也。国民党军队在八年抗战后，非嫡系部队已消灭渐尽，留下来的主要是这3大派系部队。蒋视“陈胡汤”为保身救命之汤。而在这三味补汤之中，胡宗南这一味，又特别为蒋介石所珍爱。因为胡既是黄埔出身，又是浙江人。在抗战期间一贯积极反共，悉力包围陕甘宁边区，颇得蒋介石赏识。在解放战争中，陈、汤部队被解放军消灭。现在蒋介石则依靠胡宗南部队，蒋存则胡存，胡亡蒋亦亡。胡宗南部队在西北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不断损兵折将，45万人的军队还剩下20万余人马。蒋介石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马步芳、马鸿逵。国民党中央于1949年5月18日命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继续担任西北军政副长官，并许诺其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二马约有18万人马，马步芳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遂伙同马鸿逵组织3个兵团，分兵3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敌人得悉解放军华北两个兵团入陕，二马主力从乾县、礼泉地区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位置，有利时可援胡宗南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宽大正面，以防解放军突然进攻和免遭聚歼。胡宗南主力猬集于扶（风）眉（县）地区的渭河两岸，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合，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四个兵团，即王震的第一兵团，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周士第的第十八兵团，杨得志、李志民的第十九兵团，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当。7月6日，彭德怀在西安召开野战军前委会议，决定采取“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战术，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彭德怀命令杨得志、李志民兵团钳制马步芳、马鸿逵，王震兵团、周士第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7月10日，扶眉战役开始，杨得志兵团进至马军对面之乾县、礼泉以北高地，构筑工事，扬言进攻。卫戍西安解放军第61军则向南山秦岭之敌佯攻，以便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并钳制马军及秦岭胡军，保障解放军主力侧翼的安全。7月11日拂晓，解放军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风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王震第一兵团，以渭河南岸沿长安至益门公路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部队猝不及防，一天之内即被强大的解放军团团包围，陷入绝境。解放军激战两昼夜，除部分残敌越秦岭溃逃外，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胡宗南在扶眉战役后，虽然尚有10万余人的兵力，但分散在东起秦岭之东江口、佛坪，西到徽县、成县、两当、武都地区，南至安康、汉中及其以南地区，已成惊弓之鸟，时刻惧怕解放军进攻，短期内已无向关中发动进攻的能力。彭德怀根据毛泽东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的指示，乃决定以周士第兵团之个两个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以王震兵团，许光达、王世泰兵团，杨得志、李志民兵团，以及周士第兵团之62军，共10个军，追击二马，力争歼其主力于平凉地区。以杨、李兵团附骑兵第2旅为右翼，沿西（安）兰（州）公路及其两侧向平凉进击；以王震兵团，许、王兵团为左翼，分两路平行北上，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断敌退路，并打击由兰州、固原方面可能增援之敌，以周士第兵团之62军为总预备队。7月21日至24日，解放军各路大军纷纷出动，坦克车、装甲车轰轰隆隆，步骑大军浩浩荡荡，公路上黄土飞扬，向西北奔腾而去。马步芳、马鸿逵虽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各自为保存实力，谁也不愿到第一线作战，在解放军主力尚未迫近时，便各自后撤。杨得志、李志民第十九兵团先后占领邠县、长武、泾川、平凉等地，并在固原以南歼马鸿逸5000余人。尔后控制了六盘山；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先后占领安口窑、华亭、化平、通渭等地；王震兵团突破敌固关防线后，歼灭马步芳骑兵第14旅等部。解放军在20余天的作战中，千里追击，气势磅礴，势如风卷残云，歼敌万余，解放了陇东广大地区。固关一战，二马成了惊弓之鸟，马步芳向陇中逃窜，马鸿逵回窜宁夏。解放军分别向兰州、银川追击。8月6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决定以一部兵力钳制胡宗南、马鸿逵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第一野战军主力分别向兰州、西宁挺进。马步芳匪军逃回兰州，困兽犹斗，妄图依北面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环山之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准备在兰州同解放军背水一战。他们将其主力分布于各主要阵地；国民党反动政府更不惜挖肉补疮，连日向兰州空运军事物资。8月20日，许光达第二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从东、西、南3面包围兰州。8月25日拂晓，总攻开始，第二兵团首先攻克沈家岭与上下狗娃山、营盘岭等主要阵地；第十九兵团经过反复争夺后，攻克了马家山、古城岭等要点。当日黄昏，攻城部队占领南由主阵地，马步芳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次日凌晨，第二兵团攻占兰州西关，抢占了黄河铁桥，切断敌军退路，并迅速攻入城内展开激烈的巷战。第十九兵团主力全歼东关守敌。兰州宣告解放，马步芳部主力2．7万余人被歼，其余部分别向永登、西宁逃窜。一路上满目溃兵，人马争道，车辆横冲直撞，自相践踏，死伤累累。兰州战役之后，解放军人不停步，马不停蹄，继续追歼中国西部大片土地上残留的国民党军队。彭德怀发布了解放大西北的青海、宁夏和新疆的战斗命令：王震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王世泰第二兵团向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李志民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从兰州落荒而逃的败将马步芳之子马继援，光头鹄面，带着少数亲信随从窜回西宁。王震兵团直逼西宁城下，西宁岌岌可危，马继援惊慌失措，不敢久留，惶惶然爬上飞机出逃。马步芳和马继援父子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西宁城内的官兵作鸟兽散，西宁城已成为一座空城。9月5日，西宁解放。王震兵团一部又向甘肃河西走廊重镇张掖进军，旨在切断沿河西走廊西撤的歼敌退路，与许光达第二兵团会师张掖，全歼甘肃境内之残敌。于是，解放军分左、右两路追击敌人。此时国民党在西北的大势已去，残余敌军将领都在各寻出路，有的打算起义，有的准备逃跑，顽抗到底的寥寥无几。国民党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兼甘肃省师管区司令周祥初在岷县通电起义，起义部队整编为独立第1军，尔后随周士第兵团向四川进军。9月9日，杨得志、李志民兵团兵分3路，挥师宁夏。大军进抵中卫时，70余岁的爱国老人郭南浦，自愿前去做马鸿逵、马鸿宾起义的策动工作。同时傅作义、邓宝珊也劝导马鸿宾同解放军签订和平解决协定。9月19日马鸿宾和马惇靖父子起义，其部队改编为独立第2军，马惇靖为军长。马鸿宾部起义后，杨得志兵团顺利渡过黄河，日夜兼程，直捣银川。在银川的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先后逃往重庆，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和第11军军长马光宗率部起义，卢忠良的第128军负隅反抗，被击溃。9月23日，宁夏宣告解放。至此，西北地区除新疆外，陕西、甘肃、宁夏、青海4省全境解放。对于新疆问题，周恩来派邓力群带着张治中给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鲍尔汉的信件去乌鲁木齐，希望他们和平解决新疆问题，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次日，鲍尔汉通电起义。新疆宣告解放。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等人劝李宗仁重开和议。李宗仁自忖：蒋介石凭藉优势海空军，退保台湾一隅，建立一个小朝廷。我们在大陆将全部溃败，恐怕想进入台湾谋一枝之栖也不可能。现在我既然在内战中失败，倒不如拿出体育家风度，干脆承认失败，把军政大权让予中共，以免内战继续，生灵涂炭。然而，李宗仁“和平”念头却遭到白崇禧的反对。白崇禧向来以反共坚决著称，虽在桂系逼宫时，曾以“主和”招摇一时，但自李上台主政后就一反前态，备战日甚一日。他扬言“凡再言安抚中共者，应首先杀之”。李宗仁想联共反蒋，由于白崇禧的坚决反对而下不了决心，联蒋反共，几等于自杀。正在李宗仁坐卧不宁之时，行政院长何应钦促驾电频频而至，阎锡山、居正、张发奎等也到广西促驾。经蒋之说客阎锡山“涕泪横流”的一番劝说，李宗仁表示赴穗。李宗仁到广州后，迫于内外压力，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声称中共如欲始终以兵戎相见，他将领导政府作坚强之抵抗。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请蒋介石从台湾运回一些黄金、白银，解决国民政府吃饭问题。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两次飞台，均无结果而归。何应钦在蒋、李之间左右为难，便提出辞职。李宗仁准其所请，提出以居正继任行政院长。居正为人正派，敢作敢为，对蒋的态度一向不卑不亢。李宗仁计划由白崇禧任国防部长，张发奎当参谋总长，甘介候当外交部长。蒋介石窥破李的用心，责成陈立夫、陈果夫组织CC派力量抵制。国民党立法院投票结果，居正行政院长之议以一票之差胎死腹中。张发奎等主张重提居正，再次表决，也有人主张电召白崇禧来粤组织军人内阁。但李宗仁考虑再三，终觉没有把握，拒走极端，乃屈服于立法院中CC势力的压力，改提属蒋意的阎锡山为行政院长。立法院再次开会，以多数票通过阎行政院长之任。阎锡山组阁，李宗仁向他提出让白崇禧入阁当国防部长，老于世故的阎锡山与李周旋，不作让步。白的国防部长当不成，张发奎的参谋总长更没份，外交部长也由阎任命了胡适（由叶公超代）。李宗仁的计划无一得逞，反而徒招怨言，威信一落千丈。白崇禧未当成国防部长，对李软弱不满，说他“抓不起、放不下”，是“糊不起的烂泥巴”。

第四十章　进军华南

7月14日，蒋介石从台湾偕大批随员乘机来广州，召开中央委员谈话会，分发了4个文件：《国民党改造纲领》、《国民党改造实施程序》、《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筹备组织条例》、《总裁交议本案意见书》。接着非常委员会正式成立，主席蒋介石、副主席李宗仁、孙科，其委员全由蒋的亲信爪牙担任，如阎锡山、张群、何应钦、朱家骅、陈立夫等。“中央非常委员会”成立后，照规定总统及行政院长的一切措施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这样一来，李宗仁的代总统大权旁落。蒋介石为了对桂系来个釜底抽薪，故意忽略广东防务，准备不战而退，让出广州。两广齿唇相依，失了广州，广西势成孤立，桂系老家也就不难连锅端了。广东的实力相当薄弱，余汉谋所部钟彬、李振两兵团，均远戍川、鄂，归胡宗南、宋希濂掌握，不能调回归还建制。广东省内仅有一些保安团和新组织的暂编师，战斗力薄弱。粤、桂将领联名向蒋致电，要求：把撤往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扫数开粤增防，并将存台黄金、白银拨出一部充军费。蒋介石不但不允，反而密令在广州的“中央非常委员会”，对粤、桂的联防保卫广东，作无情打击。7月28日，李宗仁为国防部长一职和保卫广东问题专门飞台湾找蒋。蒋仍回答说，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因胡宗南、宋希濂反对，眼下不能有此命令；保卫广东，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庚岭以北地区。李去台一无结果而回。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确定在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赋予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的任务是向中南地区进军，消灭该地区之敌，解放并经营豫、鄂、湘、赣、桂、粤6省。5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物。，林彪为第一书记、罗荣桓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统一领导中南地区的党政军工作。第四野战军80多万大军分3路南下。5月6日发起了新（乡）岳（阳）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守军3万余人。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第19兵团司令张轸，在贺胜桥率部队起义。5月上旬，白崇禧决定放弃武汉南逃。张轸在第四野战军的支持下，拟订了一个迎接解放军渡江，配合解放军截击白崇禧部队南逃的计划。5月14日，白崇禧电召张轸火速到武昌总部参加“紧急会议”。张轸推测起义事机可能暴露，此去凶多吉少，但尚未得到解放军答复又不能贸然宣布起义，便毅然驱车前往武昌。白拿出顾祝同的电报：“已得密报，张轸图谋叛变，速将张及其师长以上军官扣押送广州。”张轸知无可掩饰，直言不讳承认与中共方面有过联系，但咬定是遵从白的指使。在此之前义（对一种反动哲学的批判）》。列宁的主要哲学著作。写于，白崇禧为制造和谈假象，确曾让张轸与解放军作过联系。白崇禧出示顾电，不过是胁迫张轸同他一道南逃，并未掌握张轸的真正行动计划。经张轸巧言争辩，白无可奈何。张便借口去19兵团驻汉办事处，趁机脱离虎口，乘车急驰金口127军部。他得悉19兵团司令部已被白崇禧的第7军捣毁，知事不宜迟，立即召开师长以上军官会议，布置起义。是时，白崇禧的军队逼近127军，双方开始战斗。次日，派去江北与解放军联系的人返回，带来接应起义的联络信号，于是，张轸正式宣布起义。除一部分拒绝起义的部队南逃外，参加起义的有第128军之312、313、314师，127军之369师，共2万余人。起义后立即在贺胜桥一带击退白崇禧的包围和截击。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解放军第51军，张轸任军长。5月17日，武汉三镇解放，解放军过江后，势如破竹，白崇禧集团望风而逃。7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说：“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3地，而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但你们第一步应准备在湘南即衡州以南和他作战，第二步准备在广西作战，第三步在云南作战。”“和白部作战方法，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打。”7月底，四野肖劲光十二兵团、程子华、肖华第十三兵团，从东西两面逼近长沙。长沙城内正在酝酿着起义。原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见桂系企图与共产党划江分治，认为事不可为，不愿再为桂系陪葬，私下通过可靠关系向中共方面作了愿意走和平起义道路的表示。中国共产党立即通过湖南地下党组织，加强了与其周围进步人士的联络，通过他们不断对程潜施加影响。程潜取得中共长沙地下党组织的同意后，间接通过与中共早有联系的白崇禧亲信刘斐出面，提议调与程潜有师生之谊的武汉警备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回湘，暗中襄助掩护程潜准备起义。白崇禧认为陈反共坚决，第一兵团驻守湖南，既能保持桂系的退路，又可监视程潜的行动，便同意了。中共党组织设法从上海找回倾向革命的程潜的长子程博洪，由他去做父亲的工作。程博洪是复旦大学教师，编过进步杂志《时与文》。中共又通过章士钊去找程潜谈话，章与程私交甚笃，章向程谈了毛泽东对程的期望，反复说明形势，要程相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一定会把国家搞好。程进一步打消了顾虑，起义准备工作开始积极进行。5月中旬，白崇禧部20万军队撤至湖南境内，向有“白狐狸”之称的白崇禧早已觉察湖南的和平动向，他到长沙后，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却派人加紧对程的压迫和牵制，并强制调走了程潜周围的“不可靠人员”，以桂系人物杨绩荪充任省府秘书长，又在省政府中安排了一些特务，监视程的一举一动。程潜感到和平起义刻不容缓，于6月写了要求和平起义的“备忘录”，通过中共湖南省工委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复电程潜，对他决定走和平道路表示“极为佩慰”。程潜受到极大鼓舞，立派代表去武汉，请示林彪、罗荣桓从速派部入湘。陈明仁虽愿跟程走和平道路，但他既怕起义后共产党跟他算旧账，又怕国民党同僚骂他“投降”。中共湖南省工委代表余志宏为此亲自登门，向他宣传了共产党和平解放湖南的方针政策，并策动陈明仁的亲信李君九、温汰沫为之讲解形势。章士钊又托人从香港给他和程潜带来亲笔信，其中提到中共中央、毛泽东明确表示对陈明仁既往不咎，只要起义，还要加以重用，陈明仁打消了顾虑。7月中旬，白崇禧为保存实力，准备率桂军向衡阳撤退，由陈明仁代其守长沙。白崇禧在离开长沙之前，利用李宗仁的名义，要程潜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院长，遭到程的拒绝后，拟逼程退去广西，但又担心程入桂对桂系后方产生不利影响，乃改逼程潜及其绥署机构撤往邵阳。7月21日，白崇禧亲至政府为程潜“送行”，见程登车后，才放心启程赴衡阳。“小诸葛”机关算尽，却没料到陈明仁已同程潜站在一起，程西走邵阳也是将计就计，借此脱离白的控制。程潜离开长沙后，立即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起草了起义通电文稿，几天后，他从邵阳秘密返回长沙，会见了第四野战军派出的谈判代表李明灏，具体商妥了和平起义的有关事项，起义准备陆续就绪。程潜秘密回长沙的消息为白崇禧侦知。白知事情不妙，大为惊恐。8月1日，蒋介石、白崇禧派出特使黄杰、邓文仪乘专机抵长沙，想以同学至友之谊劝说陈明仁“大义灭亲”，将程潜杀害，并设法阻止起义。但陈明仁已决心跟随程潜一道起义，蒋、白的阴谋未能得逞。8月5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和平起义通电。宣布：“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8条24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之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新中国而奋斗。”程、陈通电发表后，湖南各界人士100多人在唐生智领衔下发出响应通电。同时，人民解放军在万众欢呼声中进入长沙市。毛泽东致电程潜、陈明仁：“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湖南和平解放后，程潜担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明仁担任湖南省政府主席、长沙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和平解放后，大军飞速南下，乘胜解放了衡阳、祁阳、耒阳、宝庆等地区，歼敌4．7余万人。接着挥戈南下，挺进广东。李宗仁知再不行动，将陷于绝境之中，于是不顾蒋之反对，自行召集两广军政首领陈济棠、余汉谋、薛岳等举行会议，讨论两广合力守广东问题，并作出决定。（1）改任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华南军政长官，赋以指挥广东境内陆、海、空军的权力。（2）广州市原为院辖市，着改由广东省直接管辖，以利于集中事权，适应军事需要。在此之前，吴铁城奉李宗仁之命给台北的蒋介石送去保卫华南的书面意见和行政院关于加强华南防务的会议记录。吴铁城由台北飞东京，访晤美军司令麦克阿瑟。麦克阿瑟表示美国已决定不援蒋，但对广州政府仍寄予期望，美国国会已通过7500万美元的拨款，准备用于中国一般地区，如广州能坚持6个月，这笔款子将用于支持华南的局面。李宗仁在军事上作了部署、外交上加强联络的同时，在政治上也积极寻觅新的出路。在他的邀请下，颇负时望的顾孟余从香港来到广州，组织“第三势力”。顾孟余同立法院长童冠贤、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反复交换意见后，认为“为少数人把持、操纵之国民党，既为社会人士所鄙弃，更为青年群众所仇视，名存实亡，不可再用”。故有必要以“新组织、新号召”来重立门户，起废振衰。于是，他们拟出了一个方案，以“介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第三势力”相标榜，自称：“取国共两党之所长而弃其短，在经济平等上与苏联看齐，但在保障人民生活，思想行动，信仰之自由，在政治民主上则与英、美看齐。”一时间，广东“组新党、行新政”之呼声大起。蒋介石对李宗仁在穗的一切都了若指掌。8月23日，蒋介石再次来到广州，召见了粤将余汉谋、薛岳、李汉魂等，他为广州改省辖市问题大发雷霆，怒声训斥：“你们以为你们可以反对我咯？谁反对我，我就叫谁死在我之前！”在蒋淫威面前，粤将噤若寒蝉。余汉谋受训后，坚不就任华南军政长官一职，薛岳被蒋一骂，不敢再哼一声。倒是张发奎、陈济棠坚决些，张发奎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但张手下无兵无将，无法施展。如此这般，支持李宗仁搞粤、桂合作的一班将领人心四散。正欲开张的“第三势力”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见势不妙，也匆匆收摊，避去香港。李宗仁羽冀尽失，成了孤家寡人，“保卫广东”终成画饼。9月下旬，蒋介石在四川以“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对西南顽抗之要务作了部署后，飞抵广州，当即召集军政委员会议，宣布放弃广东退保琼崖。李宗仁见大势难挽，预感已到春残梦碎之日，但他对蒋仍拒不合作。蒋抵穗时，李未去机场迎接，到后也避而不见面。经阎锡山等人再三疏通，李才于蒋来穗后第三天宴请了蒋，席间彼此都感无话可说。李在愤懑之余，压抑不住，乃以“国家主席地位”给蒋当面训斥，以此稍抒胸中积愤。10月12日，解放军陈赓兵团迫近广州市郊，“国民政府”的头目们纷纷作鸟兽散。阎锡山逃往台北，余汉谋、薛岳乘军舰溜到海南岛，李宗仁与最后一批随员匆促登机离开广州，途经桂林作短暂停留，续飞重庆。10月14日，广州解放。陈赓根据毛泽东电示精神，率领第四兵团追击逃敌，部队以惊人的顽强精神每天连续行军150里以上，进行5天大追击，在广东的阳江、阳春地区海边追上逃敌，将敌人包围，并发动攻击，大部敌人被围歼，少数敌人夺海路潜逃，因仓皇抢渡，纷纷被挤落海中淹毙，又有4艘大船被击沉，船上2000余人同归于尽。这次广东战役共歼6．2万余人。中南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由广州迁往重庆。蒋介石在8月就密令宋希濂部队由湘鄂西退保川东，胡宗南部队由陕南、甘南退入川北。这样盘踞在西南的国民党军有胡宗南的3个兵团共12个军，孙震指挥的孙元良兵团2个军，谷正伦指挥的何绍周兵团2个军，卢汉指挥的4个军，宋希廉指挥的2个兵团6个军又4个师，罗广文兵团2个军，郭汝瑰指挥的新编兵团2个军，此外还有刘文辉、邓锡候、杨森等部队，总计兵力约50万人。然而，这50万人军队中，胡宗南和宋希濂的部队超过半数以上。因此，这两个人是蒋介石在西南的两张王牌。蒋介石一意经营西南，妄想保持一个偏安之局，继续顽抗，作最后的垂死挣扎。中共中央将进军西南的任务交给刘伯承、邓小平第二野战军。7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中共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二、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5省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调动大军向西南进军；杨勇第五兵团由湖南直趋贵州，然后插入川南；陈锡联第三兵团则向湘西进击，然后插入川东；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陈赓第四兵团完成广西作战后，即挥师云南。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第二野战军分兵数路进军西南，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向广西追杀白崇禧集团暂且不提。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积极筹建中央政权，毛泽东接见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中国致公党陈其龙，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毛泽东说，国民党反动政府垮台了，我们还没建立新政府，在中国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地方人民政府有的已经建立了。早在1947年5月1日，内蒙古已成立了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1948年9月，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1949年3月，中原地区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中原人民政府。8月，东北成立了以高岗为主席的东北人民政府。1949年6月15日，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出席会议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等134人。大会通过主席团人选之后，毛泽东等主席团成员走上主席台入座。周恩来致了开幕词之后，毛泽东、朱德、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陈嘉庚等先后发表了讲话。毛泽东在热烈的掌声中，走到麦克风前。他微笑着向代表们致意。他说，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政治基础。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手中，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火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讲完话，全体代表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敬意。筹备会议共开了5天，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议顺利结束后，毛泽东特别高兴，他对人说，总算完成了一件心事，现在就可以集中一些时间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了。又说，统一战线的威力无比，只有搞好统一战线，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把国家建设富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单，经过多次研究和讨论，确定了下来。但是，受到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还居住在上海。6月19日，毛泽东派邓颖超、廖梦醒携带亲笔信去上海，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在信中写道：“重庆违教，忽近4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贺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宋庆龄本来最怕去北平，因为孙中山是在北平去世的，北平是她最伤心的地方。但是，毛泽东的信给她带来极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8月26日，毛泽东听到宋庆龄已从上海动身的消息，非常高兴地说，邓颖超同志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毛泽东提前从中南海乘车去火车站迎接宋庆龄。车站月台上已经来了许多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陈铭枢、谭平山、郭沫若、聂荣臻等站在月台上。毛泽东同他们招手致意，并和他们握手。火车进站了，毛泽东立即扔掉手中未抽完的香烟，向火车跟前走去。宋庆龄一下火车，毛泽东就走上前去，伸出双手，与她紧紧握手，高兴地说：“欢迎您！欢迎您！一路上辛苦了！”宋庆龄兴奋地说：“谢谢你对我的邀请，向你们祝贺。”“欢迎您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祝贺中共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当天晚上，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

第四十一章　开国大典

9月7日晚，程潜从长沙乘火车来到北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100多人来前门车站迎接。程潜走下火车，毛泽东快步迎上去，亲切地握住他的双手，向他表示热烈欢迎。程潜感动得流下眼泪，激动地说：“你的工作那么忙，不应来车站迎接我，我应当到府上去拜访你。”毛泽东说：“欢迎你到我家去作客。”次日，毛泽东设家宴请程潜作客。程潜面向毛泽东高举酒杯说：“我过去被辱国辱民的蒋介石拖进了苦难的深渊，走错了路，很惭愧。愿今后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新中国的未来努力奋斗。”9月21日下午7时，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提前10分钟来到怀仁堂，同大会主席团成员在怀仁堂休息室里热情畅谈。大会开始时，毛泽东等步入会场，600多名代表一致起立，会场上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大会开幕，军乐队齐奏《人民解放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鸣。毛泽东致开幕词。他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政协组织法》并通过了：（1）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1949年9月27日通过之日起，改名为北京。（2）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通过这个决定的一年是1949年。（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确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大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成员，即：主　席：毛泽东副主席：朱　德　刘少奇　宋庆龄　李济深　张　澜　高　岗委　员：陈　毅　贺　龙　李立三　林伯渠　刘伯承　吴玉章叶剑英　何香凝　林　彪　彭德怀　徐向前　彭　真薄一波　聂荣臻　周恩来　董必武　赛福鼎　饶漱石陈嘉庚　罗荣桓　邓子恢　乌兰夫　徐特立　蔡　畅刘格平　马寅初　陈　云　康　生　林　枫　马叙伦郭沫若　张云逸　邓小平　高崇民　沈钧儒　沈雁冰陈叔通　司徒美堂李锡九　黄炎培　蔡廷锴习仲勋　彭泽民　张治中　傅作义　李烛尘　李章达章伯钧　程　潜　张奚若　陈铭枢　谭平山　张难先柳亚子　张东荪　龙　云9月30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大会通过了宣言和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慰问电。会议还通过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下午6时，全体政协委员来到天安门前，举行了隆重的纪念碑奠基仪式。周恩来代表政协主席团致词，然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默毕，毛泽东宣读纪念碑碑文。最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全体政协委员扬起铁锹铲土，给纪念碑奠定基石。礼毕，代表们回到会场听取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选举结果，并举行闭幕式。朱德在庄重热烈的气氛中致了闭幕词。当天晚上，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亲笔起草次日将在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黎明时分，毛泽东身披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写好的《公告》草稿，神色从容地步入周恩来办公室，他们坐在桌旁，一字一句地商讨《公告》的内容和措词。早晨6时，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后，才回房休息。下午1时，卫士把毛泽东叫起。他坐起来揉了揉眼睛，便下床刷牙洗脸，吃了饭，穿上一套绿呢服装，步行走进勤政殿大厅，2时在那里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选举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兼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沿城西侧古砖梯道，登上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30万群众欢声雷动。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在《义勇军进行曲》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在国歌的乐曲声中，毛泽东按动电纽，第一面五星红旗顺着旗竿冉冉升起。他心潮澎湃，热血奔涌，胸脯开始起伏，用很大的声音脱口喊出：“升得好！”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28响。它象征组成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54个单位和中国共产党英勇斗争的28年。接着，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公告宣读完毕。由朱德总司令担任检阅司令，聂荣臻担任总指挥的阅兵式开始。朱德驱车检阅各兵种部队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上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尔后受阅部队开始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最先通过天安门主席台前的是海军。他们身着崭新的水兵服，以“八一”军旗为前导，接着是陆军，步兵师踏着《八路军进行曲》的节奏，雄纠纠地走过天安门前。在《军队进行曲》和《坦克进行曲》的伴奏声中，炮兵师、战车师的队伍轰轰隆隆地开过去。空军的飞机分别以三机和双机编队，一批又一批地飞经天安门广场上空。尔后在《骑兵进行曲》弓导下，3个团的骑兵师缓缓而过，高头大马一个团毛色全红，一个团毛色全白，一个团毛色全黑，骑士们身着草绿色军服握枪挎刀，威风凛凛。3个小时的阅兵式结束后，天安门广场上的群众在热烈的气氛中开始游行，群情沸腾。“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毛主席万岁！”响彻云霄。毛泽东激动异常，两手交替举起，时而禁不住高呼“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直站了好几个小时。尽管很累，但他一步也没有离开主席台。后来，他在别人多次劝说下，到休息室去休息。他坐下刚点燃一支香烟，周恩来走进来对他说：“你一离开主席台，游行群众看不见你，就不前进了。”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吧，疲劳也得去啊。”他回到主席台，服务员给他拿来了凳子，毛泽东坐在凳子上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他一直到游行结束，才走下天安门城楼。10月9日，政协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李维汉为秘书长。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任命政府各负责人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朱德　刘少奇周恩来　彭德怀　程　潜总参谋长　徐向前政务院副总理　董必武　陈云　郭沫若　黄炎培　秘书长　李维汉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　董必武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　陈　云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谭平山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高　岗内务部部长　谢觉哉外文部部长　周恩来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贸易部部长　叶季壮　重工业部部长　陈　云燃料工业部部长　陈　郁　纺织工业部部长　曾　山食品工业部部长　杨立三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铁道部部长　滕代远　邮电部部长　朱学范交通部部长　章伯钧　农村部部长　李书城林垦部部长　梁　希　水利部部长　傅作义劳动部部长　李立三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教育部部长　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　李德全司法部部长　史　良　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人事部部长　安子文　法制委员会主任　陈绍禹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李维汉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何香凝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出版总署署长　胡愈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副主席6人，党外人士有3人；委员56人，党外人士27人；政务院副总理4人，党外人士2人；政务院34个部、会、院、署、行长中，党外人士14人。在党外人士中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冯玉祥在1948年7月31日从美国乘轮船去苏联，准备经苏联回国，不料轮船在向敖德萨港开进时船上失火，冯玉祥被烟熏而窒息，抢救不及而遇难。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了高岗为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饶漱石、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分别为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我们不会忘记，1949年那个金色的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的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它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同时也宣告了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历史在中国的结束。自此，尽管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竭力垂死挣扎，仍然难逃失败的命运。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各部门负责人的时候，蒋介石密令从潮汕走海路的胡琏第12兵团第19军去金门驻防，命令胡琏以第12兵团司令官名义兼任福建省主席，取代汤恩伯。国民党守金门换防的部队应走的还没走，而奉命到金门的18军正好刚下船，就发生了解放军登陆金门的战斗。金门只是个并不知名的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10公里处，北距大陆也只是10公里。该岛状似哑铃，东半部为山地，西半部为丘陵，北部岸滩地段便于登陆。岛西部有金门县城，岛上居民约4万人，多是华侨家属，岛上十分荒凉。金门对于蒋介石十分重要。厦门丢失后，他让汤恩伯退守金门，还连续给金门岛增加守备力量。国民党军原负责防守金门的李良荣第22兵团。加上刚从台湾调来的青年军201师，总兵力不过2万人。蒋介石调整部署，先将胡琏的第18军从汕头调到金门，又令从汕头调往舟山群岛的胡琏兵团第19军中途改航金门。蒋介石考虑到汤恩伯连遭败绩，深恐金门岛也会为他断送，因而决定及时换马，要胡死守金门。胡琏不敢怠慢，于24日晚冒着风浪驶往金门。19军改航金门的船队已于前一天驶近金门岛的海面，因遇飓风警报，风大下船不便，延迟至24日，转船到大小金门之间避风，同时用驳船登陆。第三野战军叶飞第10兵团第28军于24日晚向金门发动进攻，当时，他们并没有确切了解胡琏兵团已开到金门岛。粟裕对金门作战作了特别指示：（1）以原敌25军108师1．2万人计算，只要增加一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但是，叶飞并没有完全执行粟裕的指示，仍按原计划攻打金门岛。当天晚上9时，攻打金门的第一梯队3个团主力分别于澳头东北海湾及大嶝岛、运河一带登船，在夜幕掩护下，向金门开进。这是解放军步兵用轻武器乘木船向国民党优势兵力加现代化海、陆、空立体防御的岛屿进攻的战斗。解放军28军第一梯队的3个团来自3个不同的建制师，又没有师级指挥员随船统一指挥。部队于25日凌晨2时登岛时，正值涨潮，国民党军设在海滩的铁丝网和许多水下障碍物被潮水覆盖，许多登岛船只船底被挂，船只一时动弹不得，部队只好下水前进，因无人组织船只返航，错过了涨潮高峰，海水退潮使已经抢滩的船只和海边其他船只因未及时返航，全部搁浅在沙滩上，没有了船队，第二梯队4个团无法增援，原定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已登岛的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浴血奋战。国民党军派2个团去执行烧船任务，又用大炮轰击船只，尔后又朝木船倾倒汽油、花生油，放火烧掉了所有的木船。解放军第一梯队3个团的突击部队，在既无退路又无后援的情况下，手持轻武器同据有防御阵地及重型武器，还有坦克、飞机与军舰助战而兵力高于5倍的国民党军，展开激战，他们各自根据事先提出的：“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口号，向纵深猛插。登岛部队相当勇猛，登岛仅一两个小时撕破了国民党青年军第201师的阵地，使该敌昏头转向，丢弃工事南逃。登岛部队俘虏了不少敌兵，但因缺少看管的人而成了负担，第244团一举占领了金门两部的制高点双乳山。天亮后，登岛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坦克群和援军的联合攻击而严重受挫。登岛点在海边开阔地，敌坦克群的火力向登岛部队猛击。解放军指战员发扬大陆上反坦克作战的传统，一面在防风草中集中火力射击，一面组织爆破手用集束手榴弹炸坦克。因地形平坦，接近坦克很困难，许多战士当场牺牲，未能靠近坦克。坦克车更肆无忌惮，冲入解放军隐蔽处做蛇形碾压，许多战士被射死或碾死。中午时分，坦克群冲至海边，被看押在海边的国民党俘虏群也乘机跑散。胡琏兵团的2个军投入战斗，解放军顽强与之苦战，但打倒一批国民党军后，很快又有一批新军投入战斗。国民党军队越打越多。25日中午，解放军3个团部队被迫从抢占的高地，先后撤向海边古宁头阵地，古宁头是253团登陆后留下的一个营巩固下来的唯一的滩头阵地。国民党军在黄昏前投入许多兵力向古宁头发起攻击，企图一举消灭解放军登陆部队。结果攻击被打退。天黑了，国民党军伤亡惨重，只好转入休整。在大陆岸边待命的第二梯队将士看到对岸金门岛登岛船队被烧，“隔岸观火”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解放军登岛部队在25日晚至26日天亮前的一夜，奋力激战，顽强不屈。国民党军4万余人全部投入战斗。25日，叶飞下令从厦门紧急调集船只，却因国民党海军巡逻舰轰炸，入夜只有一艘小轮船和几条木船调到澳头、大嶝岛一带，只够装运4个连的部队。第28军军长令即将担任副师长的246团团长孙玉秀率领4个连的部队增援金门，并由孙玉秀负责统一指挥金门登陆部队作战。孙玉秀率4连将士顺利地在金门登陆，无奈兵力太少，难抵众敌。登岛部队不顾整日苦战的疲劳，又发挥夜战的传统，展开反击，以小部袭击金门县城，主力在岛西北夺取了国民党军的部队阵地，天亮前推进到林厝、浦头一线。26日天亮后，国民党军集中主力，在海军、空军和坦克掩护下，向古宁头、林厝、浦头一线猛烈反扑，林厝和浦头是两个村落，解放军凭藉石屋、阵地工事和高地顽强抵抗。战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座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至中午12时以后，林厝失守。胡琏、汤恩伯及日本顾问根本博（侵华战犯）一起到前线督战，蒋介石又派蒋经国飞到金门督战。由于国民党军队对古宁头久攻不克，胡琏、汤恩伯要求台湾加派飞机，对古宁头村中房舍猛轰，再用火箭筒和坦克炮抵近逐个轰击。只有几百名解放军据守的古宁头这个小村落仍没有被攻下来。26日晚间，解放军已经两昼夜苦战，粮尽弹绝，难以支持。孙玉秀用报话机向军指挥部报告，登岛部队10个营已伤亡5000多人，活着的3000多人准备分成几股突围上山打游击，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的职责。26日午夜，古宁头的解放军乘夜突围，先向北突到海边，没有找到船只，又向东南突围进入山区。次日上午，没有突围的少数人坚守古宁头以北的地堡之中和在古宁头村内据屋抗击，国民党军逐屋搜索攻打，才解决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向古宁头附近的北面海边发起攻击，军舰也绕到古宁头北面海上，用炮向地面轰击。在海陆军夹攻下，在海边的一些有武器的解放军伤员战斗到最后牺牲，大部分伤员被俘。从古宁头突围到岛东南山区的解放军部队，因岛小地窄，在几万国民党军的搜索下难于回旋与隐蔽，246团团长孙玉秀在沙头附近被包围，不愿当俘虏而自杀牺牲；244团团长邢永生因重伤在东山沟被包围，被俘后牺牲。251团团长刘天祥牺牲后，政委田志春率50多人打游击，因弹尽粮绝被俘。253团团政委陈立华在打游击中牺牲。253团团长徐博，在太武山的山洞中藏了1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蕃薯维生。国民党军在俘虏中查不到徐博，遍岛寻不见他的尸体，又不相信徐博会泅水逃回大陆，乃派兵反复搜山，才将他逮捕。华东野战军第10兵团兵败金门，共损失两批登岛部队3个团零4个连，计9086人（其中包括船工民夫350人）。国民党军伤亡9000余人。华东野战军兵败金门，全军震动。这是三年解放战争以来解放军损失最大的战役。10月31日，第10兵团在厦门老虎洞举行党委扩大会议，叶飞发言说：“我因轻敌，听不进意见，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去两个营，肖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我严厉处分。”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金门失利，不是处分问题，而是要接受教训的问题。”于是，中央军委命令叶飞准备再攻金门。

第四十二章　山倒西南

金门作战失利后不到10天，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61师以4个营的兵力，利用天降大雨敌机不能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布岛发起攻击。木船队起航后，风向逆转，潮渐退，船队被海浪冲散，导致第一梯队9个连只有7个半连1000余人登岛。这支劲旅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守岛国民党军，却能持轻武器连续突破守军阵地，经几小时战斗，至天亮前已占领了全岛的3A4，歼灭国民党军8个连，俘虏500余人。但后续部队却因风向和潮汐变化而无法起航；而第一梯队因占据过多的阵地需分兵把守，减弱了突击力，又未能夺取岛北部的渡口，以阻截国民党军海上援兵，国民党军4个团的援兵乘军舰顺利上岸，岛上的形势逆转而有利于国民党军。敌人在海军空军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形成岛上解放军7个半连同敌军4个整团对阵。解放军顽强作战，坚持到天黑，第二梯队又有7个半连在夜幕掩护下登上登布岛。岛上解放军部队增加到2000余人，仍然少于岛上的敌军。解放军又同敌军苦战一天，敌军有海、陆、空配合作战，显然占优势。解放军61师指挥员考虑无法再增援，决定撤出战斗。于是登岛部队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使敌人转入防御，尔后迅速携带伤员上船，1000多人安全撤回。进攻登布岛的战役歼敌2825人。解放军伤亡、失踪1490人，由于未占领登布岛，仍然算是一次失利。金门、登布岛的连续失利，揭示了渡海作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根据金门、登布岛作战的教训致电三野：“舟山作战必须集中足够兵力，充分准备，如果准备不周，宁可推迟发起攻击的时间。”这样，解放军在东南沿海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部队转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渡海攻岛作战的规律。蒋介石才稍稍松了一口气，暂时没有了被“毁巢拆窝”的危险。解放军准备进攻的渡海作战有4个大的目标，即台湾岛（3．6万平方公里）、海南岛（3．2万平方公里）、大小金门岛（140平方公里）、舟山群岛（1200平方公里）。国民党军守岛部队兵力分布是：台湾为20万人，海南岛为10万人，金门为6万人，舟山群岛为12万人。白崇禧从湖南逃入广西后，经过强行抓丁和编并地方保安团队，恢复了被歼部队的番号，其兵力为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即董杰第1兵团、鲁道源第11兵团、刘嘉树第17兵团、张淦第3兵团、徐启明第10兵团，连同由广东逃至粤桂边的余汉谋残部在内，总兵力近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进入粤桂边的余汉谋所属第4兵团残部据守合浦地区，以确保向海南岛的退路。但是，白崇禧集团连续被歼，已成惊弓之鸟，士气极其低落。李宗仁到了重庆之后，深知蒋介石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果然不出所料，几天后，蒋介石派吴忠信携亲笔信自台抵渝，要求由李、蒋两氏发表一个联合宣言，说明和谈失败，李氏自动告退，敦请蒋氏复出领导。吴忠信还带来了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的一份会议记录，上面赫然书明：“请蒋总裁复任总统，李副主席回任副总统。”于是重庆“请蒋复职”之声鼓噪而起。李宗仁不觉勃然大怒，乃气愤地让吴忠信对蒋回话说：“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吴忠信见此，转而与白崇禧商洽。白崇禧此时已转向蒋介石，他认为蒋之复出已成定局，便帮助吴劝李让步。李宗仁知白已被蒋软化，但为了维护桂系内部统一，同意召开桂系高级会议作一讨论。然而，会议议来议去，未有明确答案。原来，李、白对蒋的态度已有歧异，部下捉摸不透，不便妄作议论。白崇禧便说：“建议德公先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李宗仁也意识到蒋介石数日内必抵渝，不如先行避去，于是便以“出巡”为名，率随员数人，专机赴昆明。李宗仁飞离重庆，白崇禧同程思远、邱昌渭等，拟出了一个蒋、李妥协的方案：（1）蒋介石宣布复职。（2）李宗仁回任副总统，但因李患胃溃疡，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进行外交活动。（3）白崇禧以行政院长兼任国防部长。此方案由吴忠信飞台交给蒋介石。蒋介石答复如下：（1）蒋介石同意复职，李宗仁回任副总统。（2）李宗仁出国之议此时不宜提，一提就表明蒋、李不能合作。至于白崇禧任行政院长之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蒋甚至怀疑李在出国后将进行反蒋活动。李宗仁在昆明，已摸清“卢汉不稳”的底细，云南省主席卢汉已与共产党暗中往来，有举行起义的可能，当程思远乘专机来向李汇报与蒋妥协不成的消息后，李宗仁便乘专机由昆明飞往桂林，同白崇禧商量最后的退路。是时，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急急由台北飞抵重庆，他致电李宗仁来渝“共扶危局”。同时电告白崇禧“力促命驾”，并放出话音，谓“白即将出组新阁，兼任国防部长、总领师干。”蒋的来电被李宗仁拒绝，他派程思远到香港，安排他去美国之事。11月20日，李宗仁乘专机飞往香港，尔后由香港飞往美国。白崇禧靠蒋已定，也于11月20日飞往重庆。蒋见白时虽对李不辞而别表示“不胜骇异”，但对白并未责难，反而抚慰有加，连声说，“德邻走了不要紧，只要与我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蒋又假心假意许白以“国防部长”的画饼之诺。林彪、罗荣桓第四野战军根据毛泽东关于远距离大迂回的战术，首先切断白禧集团逃向云南、雷州半岛、钦州的道路，对敌实行分割围歼。在李、白分手的那一天，第四野战军开始进攻桂北。30日，鲁道源兵团被击溃。12月3日，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在博白以南被解放军包围，各个击破，全军覆没。兵团司令、白的得力干将张淦被活捉。4日，徐启明兵团在大寺、上思撤退途中被歼。解放军在广西境内歼灭白崇禧集团17．3万余人，解放了广西全境。解放军于12月14日占领了中越边境镇南关，白崇禧残部2万余人逃入越南境内。白崇禧在12月3日乘飞机去了海南岛，他形容憔悴，两眼无神，精神涣散，声语低沉，与往昔神采奕奕、一向自负的“小诸葛”判若两人。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对李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去台北“归队”。蒋许白去台后“自有重用”，还给白捎去一些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白崇禧对去台踌躇不决，派李品仙先去台摸底。但李品仙此时已决定投蒋，在台北来电：蒋介石、陈诚都希望白去台湾，共荷“戡乱救国”之责。白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境遇每况愈下，从此消声匿迹，冰消雪融。广西战役刚刚结束，中央军委批准第四野战军以韩先楚的第40军和李作鹏的第43军，共10万人的兵力组成渡海兵团，由第15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海南岛又名琼崖，是我国第二大岛。它和广东省的雷州半岛隔着宽度有20—50公里的琼州海峡相望。琼州海峡是世界上海流流速最高的海峡之一。海南岛守敌为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部5个军，海军舰艇50余艘，飞机40余架，总兵力约10万余人。尽管第四野战军在解放军中装备最好，拥有远程火炮，但由于海峡过宽，航渡距离太远，登陆地点也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外，无法进行火力掩护。毛泽东依据金门战斗失利的教训，指示林彪、罗荣桓：“渡海作战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兵力，与3天以上的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进行，而不要依靠后援。”“海南岛与金门岛情况不同，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2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同登陆，就能建立足点。”渡海兵团立即作了渡海作战的准备和训练。人民解放军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第二野战军各路大军进兵西南。11月中旬，贵阳解放，解放军前锋已接近彭水。宋希濂部已撤到乌江西岸。在川北的国民党军南逃的道路已被截断。11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约法8章”，停止抵抗，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地方秩序，并要求解放军将士在进军途中注意作好国民党军的争取瓦解工作。国民党军队能抵抗解放军入川者，仅胡宗南、宋希濂两黄埔系门生所率领的30万人马。蒋介石派蒋经国携带亲笔信去乌江见宋希濂和第20兵团司令陈克非，希望他们卖力打仗。但宋希濂纵有杀身成仁的决心，又岂能挽救全国败局，他率部且战且退，愈退愈快。11月23日，就退到离重庆仅几十公里的南川。钟彬的第14兵团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溃不成军。陈克非兵团主力也败下阵来。宋希濂在撤退途中，吉普车轮胎破了，赶快换上陈克非的预备胎，才得仓皇续逃。15军军长刘平狼狈地搭上陈克非的车子，才得以免作俘虏。11月28日，解放军先头部队抵重庆市郊南温泉，重庆被围。蒋介石带领蒋经国于次日中午召集军政头目开会，部署国民党政府迁往成都和破坏重庆市。晚上10时，重庆市已枪声大作，蒋氏父子乘车去白市驿机场，途中阻塞，至午夜始达机场，当夜睡在专机里，30日逃往成都。重庆即失，成都无险可守，蒋军败势如山倒。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等率领所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解放。蒋军第22兵团司令郭汝瑰也率所部72军于宜宾宣布起义。12月10日，解放军周士第第18兵团逼近成都，成都市内秩序大乱。卢汉给在成都的刘文辉致电，要刘会同四川将领扣留蒋介石，可成为“人民政府第一大功臣”。蒋介石侍卫人员发现“可疑人物”，蒋见势不好，速奔成都凤凰山机场登机，逃去台湾。他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4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俯视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宋希濂在解放军追击下，节节败退，从川东到川南，狼狈不堪。宋部到宜宾时，他的10万大军只剩下1万。有人劝他投奔胡宗南，以谋共存，但他觉得寄人篱下俯仰由人，亦非善策。他决定第一步先到西昌去，不行再转至滇缅边境。主意已定，对随行人员做了一番动员。他语气悲凉，在场的人都感到穷途未路，凄然落泪，一部分人自动离去，剩下的人西行。12月18日，解放军追击宋部，宋的一名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宋希濂听了，不由得打了个冷颤，觉得这是个不祥之兆！果然，第二天黎明，宋部刚过大渡河，就被解放军包围，经1个小时战斗，这支落荒而逃的军队全部被歼，宋希濂也作了俘虏。胡宗南集团和第15、16、20兵团向川西撤退。北路的裴昌会率领第7兵团于12月23日在德阳县西的孝义镇宣布起义，接着李振的第18兵团、陈克非的第20兵团，罗广文、张荣宪的第15兵团都先后起义。胡宗南于12月23日偷偷撇下部队，逃出四川，飞至海南岛三亚。蒋介石在台湾不知胡宗南的去处，下令四处去找。最后得到胡逃到三亚的消息，即派顾祝同去三亚“查办”他。顾祝同从中疏通，让胡宗南去西昌戴罪立功，蒋介石正当用人之际，只好宽大为怀。12月28日，胡宗南飞到西昌。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固守西昌3个月，并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但3个月的守期未满，解放军逼近西昌，胡宗南便乘飞机逃之夭夭，去了台湾，西昌解放。

第四十三章　海南岛战役

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2月中旬，毛泽东出访苏联。毛泽东在苏联期间，不断地与林彪电报联系。他指示林彪，解决海南岛问题，要15兵团邓赖洪指挥，琼崖纵队冯白驹配合。邓赖洪即15兵团主要领导人邓华、赖传珠、洪学智。琼崖纵队是海南岛有20多年武装斗争历史的共产党部队，并建立了五指山根据地，纵队有1．5万人。冯白驹是琼崖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有琼崖纵队作内应，是海南岛作战的最有利条件。2月1日，华南分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主持召开了海南岛作战的广州会议，15兵团、第40、43军和琼崖纵队的指挥员参加了会议，确定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最后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主张社会改良主义。在教育学上，认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得到毛泽东的赞同。15兵团作了周密的战役准备，广东各级政府和军师两级参战部队共同组织了“船工、船只收管委员会”。先后征集了4000名船工和2100多艘船只，保证一次运载10万以上部队登陆。又将部分木帆船改装成“火力船”，为木帆船安装上汽车发动机，把步兵小炮及高射机枪固定在船上，经过多次试航、试射，造出了“土炮艇”，组成了一支“土舰队”。参战部队经过3个月海上训练，指战员学会了划桨、摇橹、拉帆、掌舵和识别风向、潮汐，掌握了海上作战的多种战术，又培训了600余名水手。3月5日19时，15兵团副司令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精心挑选出800个壮士组成渡海先遣营，配备了电台和两门迫击炮，分乘13只木帆船起航，顺风顺流，向预定的登陆点海南岛西北白马井地区破浪前进。先遣营在苟在松的率领下穿过海峡时，风突然停了，木船只能靠划桨、摇橹航行，行驶很慢，不可能按原计划在天亮前登陆。苟在松遇变不惊出“存在先于本质”的命题，认为人的本质并非天生的，而，当即命令各船准备战斗。天亮后，苟在松发现有同方向行驶的几十艘国民党军帆船，当即下令各船伪装成民船，尾随国民党船队行进。当遇到国民党巡逻飞机盘旋时，就摹仿前面船队的做法，使巡逻飞机没法分辨。至中午1时，先遣营船队驶近白马井地区预定登陆点，被国民党军察觉。受到国民党两艘军舰、4架飞机的火力拦截和岸上国民党军队的猛烈射击。在国民党军立体攻击下，先遣营一面奋力划船靠岸，一面在船上以火力还击。预先秘密运动到白马井地区的琼崖纵队一总队第8、9团，从背后向国民党守军发起攻击，将敌人击退，先遣营登陆成功，并进入琼崖纵队根据地休整。3月10日下午1时，第43军的一个加强营从湛江市郊洲岛起渡，战胜了途中的暴风雨，顺利地在琼东北赤水港一带登陆。3月26日下午7时，第40军一个加强团3000余人，分乘81只木船在琼崖纵队副司令马白山率领下，从灯楼角起渡。31日晚10时，第43军的加强团3700多人，在师长王东保率领下，分乘88只木船，从雷州半岛东南端博赊港起渡。这两个加强团船只众多，目标大，在航行途中被敌人发现，先后遭到国民党飞机、军舰的猛烈攻击，加强团的“土炮艇”奋起应战护航。第40军加强团因遇海上浓雾偏离了预定登陆地点，在国民党守军正面防御较强的地段登陆。加强团抱着“强敌面前勇者胜”的信念，实行强攻抢滩登陆，摧毁了守军前沿碉堡群而上岸，与琼崖纵队接应部队会合。一个月内，渡海兵团两批4支先遣偷渡部队相继登陆成功后，15兵团便决定以主力实施大规模的强渡海峡登陆。以第40军主力和第43军一部为第一梯队，以第43军主力为第二梯队。4月16日，第一梯队5万余人分乘350只木帆船起渡行的变革）》。恩格斯写于1876年9月至1878年6月。先以，分东路、西路编队，浩浩荡荡向海南岛进发。刚离岸8海里，便遭到国民党军的巡逻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渡海将士毫无惧色，用机枪、步枪向俯冲扫射的飞机射击。下半夜，船队遭国民党军舰的攻击。“土炮艇”迅速开足马力迂回到国民党军舰侧后，对准敌舰艇指挥塔、轮机舱、炮塔等要害部位猛烈射击，打得敌舰上的官兵不知所措，经过彻夜激战，渡海第一梯队接近海南岛，不顾守敌的疯狂射击，冲向海岸。船队距岸边60米处，先头船的将士们纷纷跳入齐胸深的海水，向陆地冲去，琼崖纵队又来策应。17日6时，第一梯队全部在临高角至花港一带登陆，并直扑敌军沿岸据点。第40军连续攻克9个地堡群，抢占了临高山，包围了临高县城，主力向纵深推进。第40军118师歼灭了美台地区的敌守军；119师奔袭加来敌64军军部，占领了加来。第43军128师主力抢占了才芳岭、桥头等敌据点，包围了花场港。敌军主将薛岳不敢怠慢，调集4个团的兵力开赴福山，阻止解放军。解放军127师先遣团向福山出击，协同128师主力将福山守敌击溃，占领了福山。19日下午，解放军突破了薛岳所谓的“伯陵防线”。20日清晨，解放军128师在澄迈县城以北的黄竹、美亭地区，将敌252师师部和两个团包围。薛岳命62军和暂编13师，教导师及252师的另一个团，对解放军128师反包围，薛岳得意地说：“螳螂捕蝉，岂知黄雀在后呵！据我所知共军已没有后续船队渡海，已登陆的共军即将被我全歼。”他忘乎所以地向蒋介石报告：“已包围登陆共军”。并在海口市中心部署召开“祝贺大会”会场。身经百战、足智多谋的解放军第15兵团司令邓华决定将计就计，来一个更大的包围，布下了包围圈层层相套的琼北围歼战。他命第43军128师坚守阵地，顶住数倍敌军的围攻。又命第40军主力急速从琼西北东进，将包围128师的敌军大包围，琼崖纵队协同第40军作战。解放军128师迅速调整部署，用少数兵力抗击外线围攻，集中主力于内线歼灭被包围的敌252师。第40军又将围攻128师的敌军包围起来，形成了内外夹击的态势。战场上出现了包围与反包围、内线与外线的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双方都不敢炮战，在许多地方短兵相接进行肉搏战。解放军越战越勇，22日上午，解放军和琼崖纵队向敌军发起猛烈攻击。薛岳这才知道解放军四野的大部队来了，他想起蒋介石叮嘱他的不要将兵力都拿去拼了，因担心主力被全歼，急忙命令部队撤退。这次围歼战，解放军全歼薛岳的252师，重创其62军等部。薛岳的环岛防御体系的核心阵地——琼北守备区土崩瓦解。23日早晨，解放军进攻海口市，并占领了海口。薛岳见大势已去，下令全线撤退。他急电台湾火速派军舰来琼南榆林港和八所港，接运部队撤往台湾。薛岳同陈济棠等军政要员，登上飞机，逃往台湾。敌军撤退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7万名敌军丢弃重型装备，在榆林等港乘船撤往台湾。整个海南岛战役，解放军伤亡、失踪4500余人，击毙敌军6000余人，俘虏2．6万余人。毛泽东在1949年7月10日写信给周恩来：“我们必须准备进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中央军委已在3月30日成立了航空局。早在日本投降后中央军委就在东北筹建空军，在通化办了航校。教员是留用关东军的日伪人员，也有国民党起义人员。限于条件，空军建设极为困难。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信，立即行动，于第二天召见了正在北京的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说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导机关组成的建议。刘亚楼提议，空军领导机关由四野的14兵团机关再加航空局所辖人员组成，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是时，刘少奇正在秘密地访问苏联。他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向斯大林提出中国空军建设问题，希望购买200架左右的战斗机并请代训飞行员。斯大林完全同意，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他还说，中国现在建立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空军便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立空军的消息传来，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迅速组织人员研究空军建设规模问题，他们提出一个比毛泽东原设想更大的建设规划，准备通过向苏联购买作战飞机和突击培训飞行员，在一年内组建一支拥有300—35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部队，要比国民党空军略占优势，以便在渡海作战时能夺取制空权。这个计划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并同意刘亚楼立即带随员赴苏联商谈空军建设的具体事宜。12月初，毛泽东又决定组建海军问题，他召见了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肖被内定为海军司令员。毛泽东征求了肖劲光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肖劲光懂俄语，又在苏联学习过，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苏联的一些情况。谈话之后，肖劲光便受命组织海军领导机关。早在4月下旬，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接收国民党起义、投诚舰艇的基础上着手组建工作。蒋介石最害怕中共军队拥有海上作战能力，所以一旦出现蒋军舰艇起义投诚，蒋介石即下令出动空军对其轰炸，具有5270吨位的巡洋舰“重庆”号，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舰艇。“重庆”号于2月起义后，立即遭到国民党空军不停的追踪轰炸，负伤后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以保全舰体。以后国民党海军有多艘军舰起义，结果也多被炸沉或自沉。蒋介石向国民党空军提出“攻势防御”的要求，加紧对东南沿海城市、港口和船只的轰炸。由台湾起飞的作战机到舟山群岛定海机场加油后，其航程可达华东乃至武汉。1950年1—2月间，国民党空军对上海及华东沿海港口连续轰炸，以破坏大陆的国民经济恢复，并阻挠解放军三野部队向华东沿海集结船只。2月6日，国民党空军机群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发电设施，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多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瘫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于1950年2—3月间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任内地防空任务。该师装备了米格15和拉12飞机共99架。米格喷气式飞机在上海机场出现，使国民党军十分惊慌，国民党空军连续被击落5架飞机，从此，不敢进入上海地区。1950年5月，解放军空军在南京组建空军第4混成旅，终于有了一支可以配合陆军作战的空军力量。5月间，可以用于海上作战的华东海军第四舰队也在上海组建，装备了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大批的船只也在浙东、苏南沿海集结。陈毅、粟裕的第三野战军积极准备对舟山群岛的登陆作战。蒋介石判断解放军将以陆海空三军发起对舟山群岛的攻击。国民党军在舟山的守军有15万，是国民党陆军的1A3，亦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蒋介石为保存实力，便于5月11日给在舟山的国防部副参谋长郭寄峤、浙江省政府主席兼舟山群岛防卫部司令官石觉写了亲笔手谕，部署秘密撤退，规定12日晚间开始登舰，并期于15日至迟16日上午，必须全部撤退。5月13日，舟山撤退秘密开始。守岛国民党军队分批登船，同时把岛上2万多名青年男女强行拉往船上，运往台湾，并炸毁了岛上的重要设施。花费了4000万银元修筑的定海机场，也被彻底炸毁。5月16日，解放军发现国民党从舟山撤退，立即以3个军的部队渡海，17日占领了舟山本岛。海南岛解放、舟山群岛占领，毛泽东下一步棋就是进攻台湾岛，台湾顿时进入战时状态。台湾是不是能守住？已经成为台北街头巷尾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台湾岛上，沉浸在一片悲观与惶恐的气氛中。《中央日报》的社论大声疾呼：“我们国家实在已到了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也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蒋经国主持的国民党军政治部，发动各部队歃血连盟，“誓死效忠领袖”，要做到“成功成仁誓为国死”。台湾岛的面积3．6万平方公里，山脉占去2A3，但可耕地不及1A3，原有人口600万，人民生活粗可温饱。蒋介石一下子带来军民200多万，人口骤增，经济恶化，生产失调，通货膨胀极为严重。根据台湾国民党当局颁布之平均物价指数，1949年是1945年抗战胜利时的7000余倍。好在金库里尚存从大陆劫掠来的几千万两黄金，但也只能稳定一时。

第四十四章　残喘台湾

国民党在军事上，从大陆撤退下来的蒋军，号称60万之众，但实际上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残兵败将，是乌合之众，根本无战斗能力，早已成为惊弓之鸟，或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空留番号。官兵成分也是五花八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中，也有保安团等地方武装。空军有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但缺乏维修的零件，真正能作战的只有半数。汽油储存量也只有2个月。海军有3．5万人，舰艇约为50艘，与空军面临相同困难；零件、燃料皆不敷接济。经济严重困难，人心不稳，台湾人民对蒋介石的“光临”并不欢迎。台湾人民被日本奴役长达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盼的是过上自由康乐的生活。但随着国民党大员的到来，腐败风、涨价风也随之吹到台湾，造成工人失业，市民破产，农民陷于生活绝境。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蒋家王朝，曾在大陆有几年热闹风景，如今落得风流云散，分崩离析。宋子文没有陪妹夫蒋介石在大陆坚持到底。中共把他列为重要战犯，国民党内又有人说他侵吞巨款，要他至少交出全部财产的一半。美国人大骂蒋介石政权腐败时，也总忘不了把他扯进去。他在大陆无法呆下去了，便于1949年1月辞去广东“省长”职务语。认为整个自然界就是宇宙间唯一的实体，实体自身即是，带着妻子张乐怡先走香港，转巴黎“治病”，6月10日踏上美国，去料理他的大量家财。孔祥熙和宋霭龄极力促成蒋介石、宋美龄的婚姻，成了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第一号聚敛之臣，曾一身兼“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3要职。终因侵吞美金公债的贪污案，被宋子文、政学系、CC系联合挤下了台。于是，宋霭龄从美国来电，称她要在美国开刀，要他前往。孔遂于1947年去了纽约，住在里弗代尔的自家别墅里，经营他的银行业去了。陈果夫、陈立夫随国民党党部一起迁来台湾。陈氏兄弟当年深得蒋介石知遇，成为蒋介石反共事业的中坚，他们结党营私，形成了渗透于党、政、军、文化教育、财经各方面的CC系。形成“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这不能不使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正面临着CC派的潜在威胁，从而埋下了蒋陈明争暗斗的种子。陈氏兄弟为了扩大实力，常常以党内民主派的姿态出现，对蒋多有微词。蒋介石想让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CC派却不给面子，霸住阵地不让。1946年3月，蒋介石想让陈果夫让出中央组织部长而外放为浙江省“主席”，他对陈果夫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当即顶撞说：“现在中央谁又做得好？！”他不肯让出组织大权。CC派还想扩张势力，建议把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CC派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企图吞掉蒋经国的三青团干部。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将计就计，提出由自己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经国任教育长。CC派便暗中唆使“政大”学生闹事，在公告栏中贴出校长蒋中正的告示：“奉教育部××号令，国民政府主席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学生们怒吼：“反对儿子教育长！”“反对父子家校！”“蒋经国滚开吧！”蒋介石获知，勃然大怒，立即电召陈立夫，予以严词训斥，但小蒋因此未能当上教育长。1947年秋，蒋介石把国民党与蒋经国的三青团合并。蒋经国率领大批亲信进入党的中央，硬性打入CC派的势力范围，矛盾因此加深。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前召见有关人士，将积蓄已久的愤懑爆发出来，破口大骂：“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然后他转脸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他赌咒发誓，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蒋介石到台湾后，觉得CC系是个累赘。在大陆时，蒋为了借重CC派对付其他派系，不得不倚重二陈。在台湾孤岛，桂系集团已彻底崩溃，其他地方派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成其为目标了，只剩下CC派了。而蒋介石也从自己人生的大起大落中，看透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决意将来要由骨肉至亲的蒋经国继承“大宝”，卧榻之侧，自容不得陈氏兄弟酣睡。再者，美国人早就因蒋、陈勾结而对国民党有所抨击，为了取悦美国而牺牲二陈，是合算的。CC派又与蒋介石的“顾命大臣”陈诚闹得不可开交。陈诚亲历了国民党由兴盛而衰败的历程，深知人心的力量比飞机大炮和原子弹还大。他在台湾任“省主席”，特别是“行政院长”之后，想进行各项改革以稳定台湾局面，因而他希望其“行政院”的令行有威，要求援例享受“立法院”授予“行政院”可以行政令代替法律的特权，遭到陈立夫把持的“立法院”拒绝。陈诚仍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又被“立法院”予以否决。陈闻讯大怒说：“授权案乃是被他CC派所否决，从此行政院长只有陈立夫能当，本人决心马上辞职。”并宣布“行政院”立即休会。陈诚又向蒋介石告状，建议把陈立夫和CC派骨干统统送到火烧岛去监禁起来，陈立夫见事情闹成轩然大波，而蒋介石又偏向陈诚，便避居到台中去了，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蒋介石本来就想驱逐陈立夫，他已经不看陈氏国民党中央党部给他送来的文件，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常委召开的会议。于是蒋托卧病于榻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许其离开台湾。同时，蒋经国和陈诚请CC派的两员大将余井塘、张道藩吃饭，饭后陈诚请余、张给陈果夫传达蒋经国一句话：“陈立夫是个混蛋！”鉴于蒋介石不出席中常会，也退而不看中央党部的文件，1950年6月22日，国民党中常委开会时，CC派大将肖铮提出建议：全体中常委自觉辞职，以便让蒋总裁实施对党的改造。此建议被通过，并派于右任、居正、邹鲁3元老去见蒋介石。蒋介石胸有成竹，随后召见陈立夫问：“你们兄弟俩跟我一起为三民主义奋斗了几十年，当初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个海岛上来吧？”陈立夫摸不清蒋的用意，顺口应道：“确实没想到会有今天的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又问：“我不知道你对我党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考虑？”陈立夫察言观色，沉默片刻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3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不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蒋介石听了，只是淡淡一笑，没有再出声。7月下旬，蒋介石宣布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中央改造委员仅有陈诚、蒋经国、张道藩、张其昀等16人。CC派只有张道藩、谷正纲两位幸存者，其余14人中有10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包括蒋介石的侍从秘书5人，余下的不是蒋经国的亲信，便是陈诚派的成员。这个16人的小班子，取代了原来460人组成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陈立夫在四周的舆论压力下，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离开台湾去美国，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而陈果夫则于1951年8月病死于台北。其他非蒋派系的情况，也大同小异，以张群、王世杰、吴铁城为首的政学系，也逐渐瓦解，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虽然尚未烟消云散，但也已日薄西山。张静江、戴季陶一手扶植的朱家骅也早已失势。台湾成了蒋介石的一统天下，国民党成了蒋家店。有很多国民党要员，更把台湾视为一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在蒋氏父子退台前后，纷纷带着金银细软外逃，自我放逐。曾任“台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过东北方面大员的熊式辉滞留香港；原大名鼎鼎的徐州“剿总”总司令的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尼当了华侨中学教员。国民党在大陆选出的“国大”代表有1300余人，有的留在大陆，有许多人已成为北京新政协的代表，有的则不知逃向何处，担任过“行政院院长”的翁文灏，在撤出大陆时，任“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主任”，不愿跟随蒋介石而寓居香港，蒋介石请他去台，并说，若不愿去台，由经济部赠美金5万元请他赴法国研究及讲学，以免翁文灏北上投奔新中国，翁便到法国住了一年多，他思乡心切，向往新中国，终于辗转回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等人的热烈欢迎。翁文灏的两名助手，原“民国公营事业资源委员会副主任”钱昌照、孙越崎从香港起义到北京，受到新中国的重用。有些从大陆迁台的企业家，机器设备刚运到台湾，终于放心不下，又高价雇船，将机器迁到南美去了。1950年新年伊始，对蒋介石集团并不吉利，美国总统杜鲁门于元月5日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宣布抛弃台湾：“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没有野心。美国无意在台湾谋求特权优惠或建立军事基地，也无意利用其军事力量干预现状。美国政府不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同样，美国政府不对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意见。美国政府认为台湾的资源足以使他们获得保卫该岛所必需的物资。美国政府建议在现行立法许可范围内，继续执行目前的经济台作署的经济援助方案。同时，美国宣布从台湾撤退侨民。这无异给了蒋介石当头一重棒。蒋介石赶忙下令让平时受到严格新闻控制的台湾报纸，不得登载半纸只字；只有少数几个掌权者，才了解事态的严重性。蒋夫人宋美龄，逗留美国经年，备受杜鲁门的冷漠鄙夷，于1950年1月13日默然归台。原来，美国在1949年底得到密报，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冷落，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认为有隙可乘，如能使毛泽东“铁托化”，与美苏保持等边关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艾奇逊的主张，符合杜鲁门心意。于是当毛泽东在莫斯科的访问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美国乘隙而入作文章。当然美国政府早已对蒋介石集团冷淡。在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将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昏庸、专制、无能一一历数，以说明国民党的失败是咎由自取，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美国支持不力，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并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发去一封电报，通知李，由于时势与环境的需要，他已在台北复任“总统”，希望李以“副总统”的身份在美国作他的专使，在友邦争取外援云云。李宗仁立即通过甘介侯在美国各报刊发表声明，谴声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为违宪行动。李引证“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并由“立法院长”于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他指责蒋介石说，即使我“代总统”缺位，也该由“国民大会”来补选“总统”，你蒋介石将“总统”职务移交李宗仁之后，已成为一个平民，一个平民怎能自称为“中国总统”？对李的声明，蒋介石置之不理。美国政府收到蒋介石恢复“总统”职位的正式通知，又承认蒋介石是“中国政府”的“首脑”，还声明说，关于谁是中国“总统”的问题，是一个由“中国政府”自己决定的问题。蒋介石复“总统”职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清理门户，把台湾搞成名副其实的“蒋记”独家统治。但他的亲生子蒋经国资望尚浅，此时不便一下子把他摆在太惹眼的位子上，怕弄出“蜀中无大将”的寒酸相，有碍各方的观瞻。因此，必须另外物色人选出任“行政院长”。这个人必须对老蒋、小蒋都忠诚不二，既能帮助老蒋支撑眼前局面，又能保证小蒋的地位稳步上升。符合这些条件者，只有陈诚。陈诚是四星上将，历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东北行营主任”、“参谋总长”、“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陈诚的优点是治军严格，要求部下不贪财，不怕死，在军中实行人事、经济、意见三大公开，个人操守比较廉洁检点。在贪污腐败成风的国民党显贵中，确属佼佼者。但更主要的是陈诚对蒋忠诚，他与小蒋的关系处得又好，因他的夫人拜宋美龄为干妈，与蒋夫人的关系也非寻常。于是，蒋介石让陈诚代替阎锡山出任新的“行政院长”，组织台湾“内阁”。陈诚的台省“主席”位子由美国人欣赏的吴国桢递补，外国桢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向推崇资产阶级国家的一套法制，有“民主先生”之称。“陆军总司令”一职由孙立人担任。孙立人也在美国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在军中一副美国式作风，也很讨华盛顿喜欢。美国人很早就寄希望于吴国桢和孙立人，希望他俩掌握实权甚至取代蒋介石。1949年10月，郑介民受蒋介石之命出使华盛顿。郑从美国携回3方案，其中之一是美国希望台湾厉行改革，由吴国桢担任台省“主席”，使台湾“人民获得更多的参政机会”。此时的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阮囊羞涩，争取美援是它的第一要务。蒋介石任用吴国桢和孙立人是为了讨美国的青睐。他对争取美援，一往情深，从未气馁；然而一旦达到目的，就立马换人。孙立人曾在抗战中立下卓著的战功，美国人称他是“史迪威的孩子”。后来孙奉命调任“陆军训练司令”，赴台练兵，他有3个军的番号，美国人又称他训练的军队为“新军”，称他为“伟大的军事家”、“常胜将军”等，又向李宗仁和蒋介石建议由孙立人出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以攻为守，表示愿意让位给孙；蒋介石也向孙表示格外亲切。但这不过是陈诚和蒋串演的一出双簧戏，陈诚不仅没有从省“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来，反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孙立人见到美国人时情绪低落，埋怨美国人不肯及时行事，落得一场空忙。美国人便通过各种渠道，制造“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防止蒋介石去台。蒋介石去台湾之前先到马公岛，并想办法探测孙立人与美国的关系已达到多深的程度。他派国民党驻菲律宾“大使”陈质平去见孙立人，由陈为他投石问路。陈向孙立人说：“蒋先生不想亡命国外，但求台湾一席之地。若孙将军以为未便，则他父子迳去马尼拉矣。”孙立人听后吓了一跳，知道蒋对他不放心，便连夜召集人商量对策。次日，孙立人率部下去马公岛，表示欢迎蒋介石去台。孙立人说：“台湾一切当以领袖之命是从！”蒋介石这才稍稍放心，高兴地握着孙立人的手说：“蒋某人从此息影田园，再不过问政治。孙将军将来可以出任陆军总司令。”蒋经国被安排在“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编阶为三星上将（二级）。官衔虽说不高，但权力却非常之大。他主管的政治部，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对去大陆的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另外，蒋经国又兼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长，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因此，吴国桢当面对蒋介石说，经国兄管特务，“事情做得再好，天下人都是怨恨的。”蒋介石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打入冷宫。白崇禧被蒋骗到台湾后，挂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空名，实际上处在一种无形的软禁状态。一次，白的妻子去香港，到了机场，检查人员对她说：“你的皮包如果有信件，应该交出来寄去，不应该由你带去。”白的妻子果然取出一封信，随手撕毁，说没什么要事，不必交出邮寄了。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经国派人去检查过，连地板都被挖开搜查一遍。名义上说是对所有人都要搜查，实际上，只有白、薛两家如此。每逢当局攻击李宗仁时，白无例外地都要随声附和，发表一通攻击李的言论，以明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模样，台湾的同人见了为之可怜。何应钦到台湾后，也只是挂了个空有其名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牌子。何应钦自知大势已去，因此处处做出一副绝意于政坛的样子。自称是除了“三打”之外什么也不打了：一打桥牌，二打猎，三打球。后来他又转而成为所谓“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写写“道德”文章。一次，何应钦去东京，久久未回台湾，蒋介石便起了疑心，急派张群去东京“促驾”。阎锡山到台湾后，当了几天有职无权的“国防部长”，后改任“总统府资政”。蒋介石不让他染指自己的“反共大业”，他只有躲在台北附近的一座山上，写空头反共文章去了。顾祝同、汤恩伯、胡宗南之辈也都统统靠边站。蒋介石复职以后，急切地采取措施，安定台湾局面。1950年3月，他在总理纪念周的集会上，面对2000名国民党中上级干部，作了一次演讲，其要点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政府”；（3）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蒋介石一贯板起面孔教训人，如今能当众认错，同时众人又亡命海外，同病相怜，因此，与会者大多落泪。蒋介石觉得是狠抓改造的时候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独思党政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顿军队，以求内部精纯，团结一致。”蒋介石越想越觉得，国民党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失败，还不是最大的失败，最大的失败是政治上的失败，而导致政治失败的最重要原因是党的建设的失败。蒋经国在日记中记述了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决心：“父亲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彻底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而让有为之志士革命建国也。’父亲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来改造本党，无非欲重整旗鼓，自力更生，以达成反共复国之使命。”蒋介石以16人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个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48岁；蒋又使三军首领年轻化。任命周至柔为“国防部长”、桂永清为“海军总司令”、王叔铭为“空军总司令”、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蒋介石痛定思痛，得出结论：政治工作尤为重要。他强调，要和共产主义战斗，必须“七分政治，三分军事”。首要的问题是加强政治宣传，以收拾人心，鼓舞士气。他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硬要人们相信，台湾会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并且还订了“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日程表。蒋介石在经济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令台湾省“财政厅长”严家淦以从上海偷运来的200万两库存黄金为准备，限额发行新台币2亿元。每新台币1元合旧台币4万元，每5元新台币合1美元。此项币制改革，遏制了通货膨胀，使之不演变为恶性。蒋介石一贯反对孙中山的“二五减租”政策。他亡命到台湾之后，不得不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实行“三七五减租”。此前台湾佃农要缴纳收获量的50％乃至70％给地主。实行“三七五减租”政策后，佃户可从收获量中减除25％的肥料等实际费用，其余部分，再由地主和佃户对半均分，各得37．5％。在治安方面，蒋介石的措施更为严厉，他让陈诚以“行政院”名义发布紧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规定人民“出国”探亲游历一律禁止，政府官员因公“出国”，须“行政院”审核批准。接着又公布了检肃“匪谍”条例，规定：各机关部队学校人员必须连保，发现可疑人物必须告密检举。这是蒋介石在大陆的“保甲连坐法”的翻版。同时，禁止集会、游行、请愿、罢工、罢市、罢课，管理书刊出版。是共产党人者，则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或用麻袋捆扎，不必经司法程序，丢到海里，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是枪毙人的刑场；在那些岁月，频频传出枪毙“匪谍”的枪声。大逮捕大屠杀，令人恐怖异常。蒋经国所指挥的5万多人的特工队伍，气势实不亚于明朝的锦衣卫。1950年3月，台湾最大的两家企业的总经理被枪毙。台糖公司总经理沈镇南、人事室主任林良桐以“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产党来接收”之罪被枪毙，其部下多人被判刑。但没有人会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以“其子在台大参加左倾团体被捕，刘将他保释出狱后，纵其赴大陆”罪名被枪杀，刘晋钰的职员严惠先以“通共嫌疑”罪而被杀。台湾当局又称破获中共地下组织，如吴石案、蔡孝乾案、《新生报》董事长李友邦案等。《中央日报》仅在1950年上半年以《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内出现好几次，连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之母张明璋女士和儿子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课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第四十五章　大军进藏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当日，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从青海致电毛泽东和朱德：钧座以大智大勇之略，成救国救民之业，义师所至，全国腾欢。班禅世受国恩，备荷优崇。20余年来，为了西藏领土主权之完整，呼吁奔走，未尝稍懈。第以未获结果，良用疚心。刻下羁留青海，待命返藏。兹幸在钧座领导之下，西北已获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班禅又致电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恳请进军西藏。11月23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班禅，表示嘉勉：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领土，但是40年代初之后由于英帝国主义分子的破坏活动，西藏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占了上风。1949年7月8日，西藏地方政府突然通知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要他们全体人员及眷属立即离开西藏，这即是所谓的“驱汉事件”。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进西藏的和平解放，于1950年7月，派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格达活佛前往西藏，但格达活佛7月24日刚刚到达昌都，就遭到英国特务福特部署的阴谋阻挠，不能前往拉萨，并于8月22日被福特在饮食中下药毒死。死后全身发黑，皮肤手触即行脱落。同时，西藏反动分子扩军备战。组织应变机构，设立“外交局”，成立“藏军司令部”、“军饷收发局”，将藏军由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代本。在阿里、黑河、昌都一带布防，企图与解放军对抗。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命令解放军向西藏进军。10月7日，解放军渡过金沙江、怒江、澜沧江，向西藏进发。藏军在昌都进行顽抗，企图阻挠解放军前进。解放军向昌都发动猛攻。至10月19日，昌都战役结束，歼灭西藏军6个代本的全部。3个代本的一部，争取1个代本起义，共歼敌5700余人，解放了昌都。11月1日，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发布政治动员令，向西藏进军。以大札为首的西藏反动分子眼看解放军就要挥师入藏，便挟持14世达赖喇嘛逃到亚东，企图把达赖带到国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卷土重来。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司令部于11月10日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解放军入藏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对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样供职。以大札为首的一小撮分裂分子的活动，引起西藏三大寺和一些官员的反对。1951年2月，大札摄政下台，由14世达赖“亲政”。达赖派噶伦阿沛?阿旺晋美等5人为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前往北京谈判。阿沛一行在北京同中央政府代表李维汉等进行谈判，所有重要问题都获得解决。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签字仪式。17条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出西藏，实现祖国大家庭的统一；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巩固国防，藏军逐步改编为解放军；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的各项改革必须实行；实现西藏内部团结，主要是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发展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协议签字后，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但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实现协议，靠我们努力。”7月16日，中共代表张经武在亚东会晤了达赖，并交给他毛泽东的亲笔信。8月17日，达赖从亚东返回拉萨。9月，西藏召开僧侣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和平解放协议。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拥护和平解放西藏的决议。10月26日，解放军在张国华、谭冠三将军率领下，进抵拉萨。随后，解放军进驻黑河、日喀则、江孜、隆子、亚东等重要城镇和边防要地，把五星红旗高高地插上喜马拉雅山之巅。至此，中国大陆领土全部解放。西藏解放后，中央政府大力帮助西藏人民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修通了西藏全境主要地区间的公路；在各地开办公费医院，为藏民免费治病；设立学校，让藏民子弟入学；开办工厂、农场和牧场，发展西藏的工业、农业和畜牧业；举办低利贷款，扶助西藏贫苦人民发展生产；设立国营产业机构，高价收购西藏土特产，廉价供应西藏人民的日用必需品，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措施，得到西藏广大民众热烈拥护，西藏的落后面貌迅速改变。从1950年秋，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逐步展开。在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国后的新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新区土地改革作了一些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把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均不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200％者均保留不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土地改革必须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分批分期进行，一般在冬春农闲时进行；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说：“现在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土地改革的胜利，极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亿万翻身农民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劲头空前高涨。195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26．9％。但是，国民党不断向大陆派遣特务，同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势力勾结起来，利用大批恶霸、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组织反革命组织和反动武装进行破坏活动。仅贵州遵义地区，共产党就破获了“反共革命委员会”、“国民党后方救国委员会”、“反共救国军”、“反共保产动员会”、“平黔军”、“游击纵队”等几十种，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这些人一般拥有武装，盘据和流窜在一些较为偏僻的地方。从1950年至1951年5月，仅广西一地，土匪特务组织暴动达52次，袭击区、乡政府247次，围攻县城52次，杀害农会会员、民兵、村干部3703人。1951年6月，贵州仁怀县，除县城及附近村寨外，其余乡镇全部为土匪所占，26个原国民党政权的乡镇长，有22个叛乱为匪。在1950年春到1950年秋，全国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1950年秋，在北京破获了帝国主义间谍秘密测绘地图，准备武器，预谋在国庆节用迫击炮轰击天安门，杀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案件。1951年上半年，国民党土匪、特务在湖南零陵、广西恭城、湖北汉口等地纵火焚烧民房，抢劫财物，使数万人民无家可归，财产损失严重。广西在匪患严重时期，交通阻塞，行旅不通，农民不能耕种，工人不能做工，商人不能经商，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反革命分子造谣惑众，制造混乱，威胁和恐吓积极分子，离间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除此而外，他们还制造事故，破坏生产，恐吓农民，破坏土改，腐蚀收买干部，刺探收集情报等。一向比较平静的东北地区，从1950年7月12日至8月11日，一个月内，铁路上共发生大小政治事故154起。在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的半老区，也不断发生地主向农民反攻倒算的事件，他们威胁农民退回土改中所分得的土地、耕牛和房屋。1950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解放军和各级人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清理和镇压。在城市，勒令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登记，通令取消各种反动会道门，并破获了一批反革命组织，搜捕和杀、关、管了一批特务、土匪。在新解放区的农村进行了清匪反霸斗争，对盘踞在湘西、桂西、贵州等地的土匪进行了围剿。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在西北、西南、中南、华东等地，先后剿灭土匪数十万人，搜捕特务分子1397人，缴获电台175部，破获国际间谍7起。但是，对于镇压反革命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干部滋长和存在一种和平、轻敌的麻痹思想。他们认为革命已经胜利，天下已经太平，有几个泥鳅翻不起大浪，对反革命分子一味宽大，对反革命活动镇压不力，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首恶分了镇压不够，该杀的未杀，该捕的未捕，重罪轻判，久押不问，甚至对捕获的匪特“4捉4放”、“8擒8纵”，致使一些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未能得到镇压，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一些坏蛋今日释放明日做案，此处释放彼处做案；有的地方土匪越剿越多；有的反革命分子把公安局叫“公安店”，把人民法院叫“司法旅馆”，甚至有的在监狱中公然叫嚷：“迟进来，早进来，迟早进来；迟出去，早出去，迟早出去。”人民群众批评政府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讲宽大。”有的民主人士批评政府“姑息养奸，遗害人民”，并说“能除暴安良者，万民才能归顺”。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开始纠正镇反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公安部召开了公安会议，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指示，规定镇压反革命运动，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必须坚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的方针；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镇压反革命运动历时3年，即从1950年10月至1953年秋，大体经历了4个阶段，即发动阶段（1950年10—1951年2月）、镇压阶段（1951年2—5月）、清理积案阶段（1951年6—10月）、扫尾和建设阶段（1951年11月—1953年秋）。全国共逮捕反革命分子150万人，处决了其中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50万人，另外还有150万反革命分子受到管制。镇压反革命运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大陆上基本上消灭了土匪、特务分子、恶霸分子，以及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中的坚决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焕发，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

第四十六章　经营“家天下”

至1950年6月份，解放军人数已经达到540万的庞大数字。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及经济建设的需要，除了保证有足够的力量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及镇压反革命，经毛泽东批准，准备在1950年下半年复员140万人，使部队保留400万兵力。此时，发生了朝鲜战争，金日成的部队和李承晚的部队在三八线激战。驻日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兼任朝鲜战场联军总司令。6月25日，蒋介石收到麦克阿瑟从东京发来的急电，询问蒋能否派一个军赴朝作战。蒋介石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出兵赴朝问题，并通过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蒋介石拍板出兵后，立即向李承晚驰电声援，其中包括派遣主力52军附加第13师共3．3万人出兵朝鲜，准备经空中和海上将部队运到朝鲜战场。台湾当局的“外交部长”叶公超授意驻美“大使”顾维钧及在美文化名人胡适赴白宫拜会杜鲁门总统，面交了蒋介石向杜鲁门建议派52军驰援南朝鲜的电报副本，以示台湾方面的诚意。杜鲁门召集美国军事与外交的高级官员会议，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经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讨论的对朝鲜战争的3项建议：（1）向南朝鲜运送军援计划外的武器装备；（2）动员空军掩护美国侨民撤退；（3）命令驻菲律宾的第七舰队向北移动，以阻止中共军队进攻台湾。并希望第七舰队实行双向封锁，阻止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攻击。艾奇逊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居心叵测慎到战国时法家。哲学上，主张“齐万物以为首”，提出，只是想达到要美援的目的。艾奇逊劝阻了杜鲁门不要让蒋介石的军队卷入朝鲜战争。他说：“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共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能力，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干预朝鲜的同时决定是否干预台湾。”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此外，已经开始中英建交谈判的英国表示，不能和台湾军队一起并肩作战。美国权衡利弊，也只能采取取英舍蒋的方案，拒绝了蒋介石的援军。6月27日，杜鲁门政府下令第七舰队进入中国台湾海峡。两天后，第七舰队的6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和一艘运输舰，开始在台湾海峡巡戈。7月，美国又增派13航空队常驻台湾。蒋介石派兵参加朝鲜战争，其目的是直言不讳的：他期望通过赴朝作战，就可以从北朝鲜进攻东北，或者在东南沿海开辟第二战场，实现其反攻大陆的如意算盘。蒋介石提出的出兵建议无效后，于1950年8月又通过麦克阿瑟，提出派1．5万人的“志愿军”的名义入朝，结果又遭到美国拒绝。美国认为起用国民党军队只能有一点表面价值，却会遭到英国等盟国强烈反对，还有引发同中国的全面战争的危险，所以认为，即使暂时无兵可派，也不能引蒋入朝。当蒋介石第3次提出出兵朝鲜的时候，杜鲁门却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蒋介石参战的用心，是在于挑起美国和新中国之间的大战，因此杜鲁门不能让蒋介石通过出兵朝鲜来达到其企图。最后，杜鲁门不但拒绝了蒋介石出兵的要求，还干脆以指挥权调整的名义，把朝鲜战争与台湾问题截然分开。蒋介石为此对杜鲁门抱怨甚深。为配合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蒋介石发出“反攻大陆”的疯狂叫嚣，在台湾孤岛发起了所谓“国民党改造运动”。蒋介石强调，改造国民党是救亡图存的唯一途径，首要的任务是检讨过去，反省缺点，必须从痛苦经验中寻求教训，以沉重的心情赎罪。在消极方面，要检讨过去的错误，反省自己的缺点：（1）要把失败主义的毒素彻底肃清；（2）要把派系倾轧的恶习痛切悔改；（3）要把官僚主义的作风切实铲除。在积极方面，首先要确定国民党的组织原则和工作方向。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于1950年9月1日宣布《本党改造纲要》，同时宣布“现阶段政治主张”，提出所谓的“4大主张”：（1）坚持反共抗俄战争，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完整。（2）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主张配合国家建设计划，使一般民众不受垄断投机的操纵，各行各业者有均衡合理发展的机会；国营企业应加整顿，民营企业应加扶植，以求生产的加速增进，对外贸易尽量发展；更主张历行所得税、遗产税、财产税，以平均社会的财富。（3）完成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主张本着“宪政”的精神，贯彻为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决心，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为民主政治树立坚实的基础。（4）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国民党“改造运动”的重点是党员归队和党员整肃。1950年9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发布《党员归队办法》，号召党员归队。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只见党部，不见党员，组织系统完全涣散。掀起党员归队运动后，办理党员归队，使脱离组织的党员再度纳入组织，并趁此机会清除所谓的“动摇腐化、信仰不坚定分子”。国民党整肃也有标准，根据《改造纲领》的规定，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为整肃对象：（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4）有贪污渎赃之行为者。（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7）信仰动摇，工作弛废者。（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国民党员整肃的程序，初步以小组为基本单位，互相检讨。对被检举人应作调查，被检举人可提出申辩，并将检举书、答辩书及调查报告，逐级转呈国民党中央核定。干部的整肃，由其所任职务单位的“改造委员会”或区党部及小组办理。干部的整肃，即可由下而上，也可由上而下进行。在“整肃运动”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指导各级组织进行层层“改造”，重建国民党的各级党部和组织系统。其党的组织，在小组之上，便是区党分部及县（市）、省等地方党部。地方党部直接与当地民众接触，参予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与地方自治的推行。除省、市、县等地方党部之外，又有职业党部及知识青年党部和海外党部。国民党改造运动的另一个重点，是协调党政关系与开展民运社调工作。关于党政关系，其基本精神是：以主义制定政策，以政策决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并规定：在民意机关如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以及省、县议会、乡镇民代会，保民大会中建立党团或党部，而在政府机构如行政院、考试院、司法院、省、县政府、乡、镇公所中，则成立党员的政治小组，原则上实行党政分开。关于民运工作，则向国民党全体党员提出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如号召党员“深入民众，使党的政策能代表民众利益，党员能为民众利益而奋斗，藉以巩固党在民众中之组织与领导”等等，并制订了“中央民运工作会报简则”，提出国民党的“民运工作”实施措施：（1）为广大农民利益而努力。（2）为广大劳工利益而努力。（3）妥善照顾“全国”青年。（4）提倡女权，团结“全国”妇女。国民党在改造过程中还提出“沟通全党思想，发展群众路线”，开展“社会调查”等任务。1952年2月，国民党又掀起了所谓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发表了《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纲领》，其主旨是所谓“联合党、政、军3方面的力量，发挥全国人力、物力，建设台湾基地，俾早日光复大陆，争取反共抗俄战争的胜利。”为促进“总动员”运动的实施，分别大力推行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大“改造运动”。“经济改造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互助合作，调整经济结构、维持币值稳定、保障投资安全、促进劳资合作、发展出口创汇、厉行增产竞赛等；“社会改造运动”则主要是转变社会风气、培养“民主法治”习惯、厉行战时生活、加强民众组织等；“文化改造运动”主要是进行“青年救国运动”，筹组“青年救国团”，创造三民主义的“新文化”等活动；“政治改造运动”则包括实行行政三联制、充实地方自治等政治方面的“改革”。国民党的“改造运动”，从表面上看，大有“脱胎换骨”的气势。历时2年又3个月的改造活动，在蒋介石看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通过“改造运动”，重新整顿了国民党的组织，稳定了国民党的内部，并相对扩大了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国民党在“改造”运动中吸收了大批所谓“爱国的革命分子及优秀青年入党”，又从本地人口中吸引新党员，增加了党员人数，特别是知识分子党员的比例大幅度增加，给国民党充实了一定的新生力量。1951年国民党知识分子党员占61％，农民党员占37．7％，而30岁以下的青年党员占41％，初步实现了国民党的知识化和年轻化。同时，有计划地训练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干部，确定了各级党部的监察制度等。蒋介石通过“改造运动”，对国民党加强了控制。其腐败混乱的情况有所改变，在岛内民众中的声誉也有所好转。由于强化了组织，国民党对岛内的统治能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在“四大改造运动”中贯彻实行的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各方面的方针、政策，初步确定了台湾社会经济及政治发展的方向。然而，国民党在本质上仍未发生任何变化。1952年10月，国民党“七大”召开，蒋介石连任总裁，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央委员，陈诚、蒋经国等10人为中央常委。同时，设立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一批失去权势的国民党元老何应钦、于右任、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被任命为评议委员。随着美帝国主义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蒋介石集团“反攻大陆”最终成为泡影。但通过“改造运动”，蒋氏家族在台湾的统治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逐渐崛起，成为台湾“政坛”最有潜力的政治集团。蒋经国1910年3月生，是蒋介石的长子。1925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后滞留在苏联13年。1937年回国，出任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副处长，1938年6月加入国民党。“改造”之初，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便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改造委员”。在“七大”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常委，进入国民党组织最高权力阶层。蒋经国“太子系”的班底是“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等，战干团的学生以及1952年开办政工干校的干部；“一俄”则是指留俄时的同学。在“三干一俄”中，赣南时的干部和战干团的学生位卑名微，“一俄”则为蒋介石所忌讳。政工干校蒋经国则下了大力经营，俨然是他的黄埔，“太子系”门生多出于此。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宣告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任主任。“救国团”是三青团的借尸还魂，是国民党的预备队，而蒋经国则利用“救国团”作为培植私人政治资本的工具。无论是中央“改造委员”，还是中央常委、“救国团主任”，都是明是一盆火；而蒋经国的权力，远超过其公开的职衔，又暗是一把刀。他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调查官兵思想行为，监察官兵思想，检举动摇分子，实权超过三军统帅；又以“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名义，操纵台湾特务机构，逐步掌握台湾的特务情治系统，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之上。蒋经国在国民党组织系统内的地位迅速上升，为日后蒋经国的上台，实现蒋介石的“家天下”作了组织准备。既然“改造”的意图是重新分配统治权力，调整上层统治结构，就难免充满着人事倾轧的意味，虽然元老派大都已经降伏，然而国民党内新起的政治势力却并不都一心情愿地拜伏在蒋氏父子的脚下。集权的背后，反抗独裁、向往民主的思潮，逐渐在孤岛内外知识分子阶层兴起。于是，便发生了“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兵变案”。吴国桢1903年出生在湖北，1926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次年归国，历任国民党政府外文部秘书、科长、副司长、湖北省税务局长、汉口地政局长、财政局长，1932年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不久改任江西盐务、汉口市长、重庆市长，1942年改任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上海市市长。吴国桢颇具才干，为蒋介石所赏识。又独得美国政府青睐，于1949年12月担任了台湾省“主席”。当时，蒋介石要吴接替陈诚台湾省主席职务时，吴国桢谦逊地说：“陈诚将军不是做得很好吗？最好由俞大维担任，较为和陈合作。”蒋介石说：“你很恰当，我要你今后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就任“台湾省主席”的当天晚上，便举行记者招待会，提出4点施政纲领：（1）彻底反共，密切配合军事；（2）努力向民主途径迈进；（3）推进民生主义，为人民谋福利；（4）实行地方自治，发扬法治精神。他宣布起用台籍人士。吴国桢认为蒋介石惨受大陆失败之教训，已锐意改革，故敢冒死犯险，竭智尽忠，以图报效。于是刷新吏治，厉行改革。一时间，台湾省“政局”也有些可观之处。他自恃有美国人作后台，有时难免恃宠而骄，同到处抓权的蒋经国发生冲突。吴国桢同小蒋的不快可以追溯到1948年。那时吴任上海市长兼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奉命赴沪任经济副督导员，他用铁腕手段，全面打击投机商人，同吴发生意见分歧，引起正面冲突。吴国桢从经济的观点出发，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解决经济问题。吴亲赴南京，向老蒋力谏，剖陈利弊。小蒋则坚持“一路哭不如一家哭”的信念，认为只要争取上海民众的通力合作，施用铁腕手段，通货膨胀是可以控制住的，然而“扬子案”的风波，把小蒋那份声威志气一扫而光。“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小蒋以失败告终，乘兴而来，落荒而走。到了台湾，蒋经国身为“太子”，“中华民国”当有其一半，而且以情治特务头子的身份，到处插手，凌驾于一切军政要员之上。吴国桢又是“难得糊涂”的角色，不愿意装聋作哑。于是，吴蒋潜在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冲突不断升级，形同水火。蒋、吴冲突的焦点，首先在军事与治安权上。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一职，循例由省主席兼。陈诚任省主席时，因不能分出精力来兼管，一切都委诸副司令彭孟缉等去全权处理。吴国桢接任省主席，也兼任保安司令，但不得不因袭陈诚的旧规，保安司令部的事，基本上无从插嘴，而獐头鼠目的彭孟缉早已投效到蒋经国的麾下，同蒋经国互通声气，听其驱使，不把他的顶头上司吴国桢放在眼里。特务机关毫无法制而言，抓人无正当手续，往往公民失踪，家属无法知道，就连吴国桢这位保安司令也茫然无知。于是他向蒋介石建议：任何机构不通过保安司令部，禁止随意抓人。逮捕后14天，一定要释放或起诉，然而蒋经国、彭孟缉根本不理睬。1950年某天，“省政府”召开资源方面的会议，有人报告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被捕，抓人的又是省保安司令部。会后，吴国桢召见副司令彭孟缉，令其查明原委。原来台湾火柴公司的总公司原设上海，上海解放后，董事长吴性栽留在大陆，于是保安司令部将吴列为“附匪商人”。吴在大陆从事电影事业，拍摄了一部《民国40年》的影片，其中有对国民党、蒋介石诸多“诋毁失敬”之处。蒋经国通过情扳机关获悉，勃然大怒。然而无奈吴性栽何，于是下令彻查台湾火柴公司，逮捕王哲甫。

第四十七章　无奈的“金刚计划”

吴国桢认为王哲甫同吴性栽在上海的行为，并没有任何牵连，于是命令彭孟缉立即释放王哲甫。彭未执行，并同蒋经国一起见吴国桢。蒋经国说，王哲甫有罪不能释放，吴国桢坚持于法无据，场面极为尴尬。吴责问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还是我？”蒋经国走后，当天晚上，“总统”贴身秘书周宏涛来见吴国桢，奉命转达抓王是蒋介石的意思。吴国桢坚持己见，写就私函一封，托周转呈。当晚，周再度访吴，周说：“蒋先生看你的面子，将王的死刑改判7年徒刑。”在这次事件中，吴未获全胜，亦未全败。另外一次事件发生在台湾第二次县市长选举前夕，蒋经国下令全省特务以检查户口为名，一夜间逮捕398人，其中仅19人有过轻微违警记录，其余全属无辜。吴国桢作为省主席和保安司令，不得不出面干预，将人全部释放。但大逮捕之后有小逮捕，基隆市有两位议员于午夜失踪，吴接到报告，向彭孟缉查询。彭先说不知，后又推到保安司令部某处长身上。那处长说不知详情，案子是调查局办的。吴国桢下令他在3个小时内开释。开释后，吴召见此两位议员。两位议员表示，人既恢复自由，就不要再追究真相了，原因是怕特务报复。后来说出真相，因两位议员未遵守党部指示，投国民党提名的议长一票，遂遭惩罚。吴国桢要彭孟缉把违法乱纪的处长撤职查办，彭表面敷衍，并不照办。吴追问原因，彭拿出蒋介石的手令来，搞得吴国桢进退两难动之理”。发挥张载学说。后收入《船山遗书》。北京古籍出，好不尴尬。蒋吴斗争，又表现在经济上，台湾省经济来源有限，应付的开支很大，难免捉襟见肘。吴国桢遇到预算以外的额外要求，往往不客气地予以拒绝。而蒋经国正在广植势力，花钱的地方特别多，他便兵分两路，向吴国桢和财政厅长任显群要钱。吴国桢在穷于应付之余，难免会牢骚形之于色。而任显群则八面玲珑，几乎是有求必应，以致连蒋介石也称赞他是财政的“长才”。后来吴国桢才发现，任显群除了把日产房地大拍卖之外，还用“政府”自大陆运来的黄金抛售了不少，最不可原谅的，则是他把所有公营单位包括台电、台铁、台碱、台铝等存在美国购料的存款，未经吴国桢批准，擅自提了回来，自己做人情，为他政治前途铺路。任显群支给蒋经国的经费，吴国桢自然把帐算在蒋经国头上。蒋吴冲突，越闹越大，最后竟发展到蒋经国企图暗杀吴国桢。1952年复活节那日，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司机简火山，改请包姓司机驾驶。途中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和“科学阶，见司机吓得脸色刷白，说是有人把汽车前轮的螺丝扭松了。要不及时发现，则要送命了。吴十分怀疑是蒋经国的特务所为。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上台，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美国人对台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已不再需要用吴国桢、孙立人等亲美人物装点门面。吴国桢终于意识到是他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便以健康欠佳为借口，请求辞职。蒋介石故作姿态，批示慰留，给假一个月。又派黄伯度传话，只要吴愿和蒋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便当行政院长；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吴国桢一概谢绝。后来蒋介石召见吴国桢，问道：“黄伯度给你传话了吧？”吴国桢回道：“经国兄，当然我是要帮助的，总统叫他管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如果不做特务之灭，火不可复燃，人死亦不可复而为鬼。借以批驳因果报，做点社会福利方面的工作，我决心尽力协助。”蒋介石面露不快之色，踱步走向火炉边：“今天我头痛，改天再谈。”吴国桢终于明白了，蒋介石的“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他去意更坚，3度请辞。行政院终于在4月准其辞职，任命俞鸿钧为台湾省新“主席”。吴国桢暗中活动两个美国学术团体，邀吴到美国讲学。蒋介石开始不让吴离台，但吴国桢有美国人支持，宋美龄也为吴出面向蒋介石说情和施加影响，于是，蒋介石不得不放行。吴国桢遂于5月24日离台赴美，蒋介石留下吴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12月发生了王世杰免职案件。蒋氏父子决定乘机削除“政学系”势力，吴国桢虽然并不身隶“政学系”，但和张群、王世杰等人都过从甚密。于是，蒋经国决定痛打落水狗，将吴国桢也牵涉到王案之内。1954年1月尔哲学的二元论性质，他的后继者分为两派：一派以荷兰哲，台湾报纸披露吴苟取巨额外汇的内幕，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闻之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吴的父亲跑遍各报，不得要领。吴国桢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国发表对台湾3点“政见”，主要内容是：“（1）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美国的同意与支持；（2）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全然照搬苏联方法，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这3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尚未指名道姓。吴的意见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政府所支持的竟会是这样的“政府”，对美国公众来说，不啻是一个耻辱。《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时代》、《新闻周刊》等著名报刊，无不争相报道，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刮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吴国桢风暴”。台湾自有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已“义愤填膺”。立法院长张道藩带头“揭竿而起”，始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反动”、“狂妄”、“非法乱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地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13项之多。陶希圣则发表《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口诛笔伐。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取自《周易》“箕子之明夷”句。自称“吾虽老矣，如箕子之，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一纸上书，使蒋氏父子极为震怒。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布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和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责职20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底查究办，此令。”接着又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踏，喧嚣一时，结果是不了了之。通过吴国桢事件，中外人士留下的深刻印象是：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蒋介石十分后悔让吴国桢出走，造成吴国桢借外国政治保护是各自的实践创造的，它们之间是不可还原的。反对唯经济，肆意攻击“国府”。蒋经国更是对蒋夫人帮助释吴不满，此后蒋经国与宋美龄之间的矛盾激化。吴国桢的骂声尚未息，蒋介石便造出“万年国代”来。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照国民党宪法规定，台湾当局应于4月选出第二届“总统”。于是，蒋介石下令召集“国民代表大会”，但“国大代表”远远凑不够法定人数。蒋只好命令大法官们修改“选举法”，重新规定，依法不足的“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即可。很多人据此摇身一变，凭命令被“选”为“国大代表”，并且规定是终身职，台湾人称“万年国代”。而且这些“万年国代”一改过去不能享有薪给，蒋介石批准“国大代表”重新建立薪给制，于是皆大欢喜。“国大代表”有了钞票，蒋介石有了选票。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当选”为第二届“总统”。孔祥熙意想天开地想竞选副总统，特派曾任台湾省主席的魏道明从美国回到台湾窥察行情。蒋经国和陈诚看穿魏道明的来意后，立即命报纸发表文章，大骂豪门，并影射魏道明是豪门走狗。孔祥熙见势不妙圣西门（ClaudeHenrideSaintFSimon，1760—1825）法，命魏道明停止活动回美。蒋经国和陈诚传出风声，似乎要与魏道明清算其任台湾省主席时营私舞弊的旧帐。魏吓得胆颤心惊，立即走了宋美龄的门路，离台返美。蒋介石传出话去：“问问何应钦愿不愿竞选副总统？”何应钦自知在历史上曾有过两次（1927年伙同桂系逼蒋下野；“西安事变”期间，拟取蒋自代）“对不起”总裁，连忙作揖婉谢。蒋介石乃顺理成章地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陈诚，陈诚便成了没有竞选对手的“副总统”候选人。陈诚当选为“副总统”，外界公认是蒋介石的继承人。实际上，陈诚继承的希望非常渺茫。陈患有严重胃疾，且已57岁，早不堪繁剧。他也清楚了解人的成功，而是公众的成功。，蒋介石最后剩下的这点江山，是一定要传给儿子的。老蒋将小蒋调离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扑朔迷离，来路欠明。它的常设机构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一来，“国防会议”成了制度化了的“太上特务机构”，蒋经国更上一层搂，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誓察首脑。蒋经国“太子系”的势力已经形成，为太子“亲密战友”的人，都安排到重要位置。陈诚空出的“行政院长”职位，由俞鸿钓接替，另一位“太子系”主将唐纵，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职务。蒋介石连任“总统”，蒋经国羽毛丰满，环视党政军各界，与之抗衡者，便只有孙立人了。孙立人，安徽舒城人，清华大学毕业，保送赴美留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后入费吉尼亚军校学习，毕业后回国，历任党务学校军训队长、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侍卫总队副总队长、税务警察总团特种兵团长、新38师师长、新1军军长、第4绥靖区长官兼“长春警备司令”、“台湾编练司令”、“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台湾防卫司令、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1951年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孙立人同美国顾问团团长蔡斯交往十分亲密，蔡斯负责台湾的军援执行，可以说是蒋台政权的“衣食父母”，颐指气使，法力无边，早为蒋氏父子所不满。而蔡斯又从美国的民主观点出发，对蒋经国一手建立起来的军中政工制度，无法容忍。蒋经国对于美国人干预他的事，气恼万分，但因他们是“衣食父母”，只得忍气吞声。但孙立人同蔡斯一唱一和，引起孙蒋冲突。1950年12月底，孙立人召开年终扩大良心会，让许多高级长官来听取士兵们的良心话。孙致词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就是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之故。”蒋经国认为孙立人居心叵测，便召开“庆生会”，给予反击。孙立人认为，在现有的领导之下，台湾是无法久存的。他在私下谈及大陆之失，认为这纯粹是由于蒋氏坚持“政府私人化”的结果。他主张面对现实，放弃不切实际的“反击”希望。孙立人的话，无论是在公开场台，还是私下场合说的，都通过无孔不入、无所不在的情报机构，传到蒋氏父子的耳中，蒋如何能够容忍？1954年及稍后，美国欲指使李宗仁、孙立人推翻国民党政权，以谋台湾独立。蒋介石认为，孙立人不除，就不能根绝美国人换马的企图。孙立人存在一天，蒋介石父子就“终日乾乾”，不得安宁一天。1954年6月，孙立人的“陆军总司令”任期届满，蒋介石调孙立人任有名无实的“总统府参军长”，尽管孙立人被解除“陆总”职务，但羽翼尚在，在陆军中还有班底，蒋氏父子就必欲除之而后快。1955年5月25日，孙立人的老部下郭廷亮突然被捕。6月15日，孙立人受到看管侦讯，即所谓的“孙立人兵变案”。8月3日，在封锁孙被捕消息两个月之后，台湾当局才公布孙辞职的消息。孙立人是个优秀的带兵官，但他与同辈，几乎没有人可以合得来，他与陈诚、参谋总长周至柔、空军总司令王叔铭、海军总司令桂永清之间都闹得很僵。孙因为不能与人和衷共处，就孤立无援，遭致众人打击。所以当“孙立人兵变案”发生后，三军将领都表示沉默。甚至有些人落井下石，参与制造“孙立人兵变案”的活动。“孙立人兵变案”是台湾当局蒋氏父子为了根除孙立人的潜在威胁而蓄意制造的一个政治事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成立的以陈诚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当事人郭廷亮，1948年在沈阳任新1军少校营长时，同共产党接触，并被共产党派到台湾，又在孙立人军中先后任营长、大队长，步校教官、陆总第五署督训组长等职。1954年9月，有操北方口音的李某到郭家相访说：“白先生要你积极进行，不久他会到台湾来。”郭随即利用与孙多年长官部属关系，在军中联络少尉级以上军官100余人，预备于适当时机，发动“兵谏”。孙立人在交卸“陆军总司令”时，曾令陆总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造册送给他。1954年8月和10月，孙曾两度召见郭廷亮，了解联络进展情况。1955年6月初，蒋军在台南地区举行阅兵，蒋介石亲临检阅。孙等选定此时，为发难日期。郭廷亮于5月15日到台北见孙，向孙报告情况。孙本人计划于5月25日左右南下，将于5月底或6月初有所行动。不料，5月25日郭廷亮事机不密被捕。蒋介石等觉察到孙立人的“兵变”意图，便谕令孙立人30日与蒋同机赴台南，孙实际上处于被看管状态，孙立人“兵变”的计划也就死于腹中。然而，这份官方调查报告，不能自圆其说处甚多，就连香港《祖国》杂志也登出《孙立人案件献疑》的文章。蒋介石又不得不令“监察院”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5人小组，对孙案重新调查。但这毕竟又是蒋氏的戏法而已，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孙立人兵变案”影影幢幢，扑朔迷离，至今仍然是个谜。蒋介石发布“总统”命令：“孙立人久历戎行，曾在对日抗战期间作战立功，且于案发之后，即能一再肫切陈述，自认咎责，深切痛悔。即经令准免去总统府参军长职务，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蒋介石师法前人，恩威并施，孙立人送台中软禁。在孙案爆发前后，蒋军总政治部又发动“效忠总统运动”，借重青红帮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1954年9月15日至2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不久，人民解放军在11月1日出动米格15型战斗机10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13架次，飞抵大陈岛上空，反复投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陆军岸炮也发出3000多发炮弹，将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炸得遍体鳞伤，大陈岛硝烟弥漫，国民党空军因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15型，龟缩地面不敢迎战。11月14日，解放军出动6艘鱼雷艇将国民党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击沉，台湾的所谓海上优势的神话破产。消息传到台湾，蒋氏父子大为震惊。自从败退海岛之后，蒋介石就刻意经营大陈岛，1951年派“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并挂名“浙江省主席”，驻守大陈。胡宗南在大陈岛先后训练了约7000人的挺进队员，不断派遣这些携带美式武器和特务活动器材的挺进队员，登陆进入内地，和当地土匪结合在一起，开展游击战争，袭击大陆沿海数百次。胡宗南得手的次数并不多，他获得较大成功的一次，便是1952年“双十节”对南日岛的袭击。胡宗南的游击队配合金门岛国民党军正规军，接近1万人，在飞机和舰艇掩护下猛袭南日岛，解放军损失兵力1300人，胡宗南喜不自禁。解放军加强了沿海防备，1953年5月下旬，解放军向羊屿、鸡冠山和大小鹿山4岛发起进攻，歼灭守岛的蒋军230人，俘获胡宗南部干将纵队司令何卓权，并铲除了大鹿山的一个特务巢穴，缴获8部电台，捕获一批准备潜入内陆的特务分子。蒋介石失去4岛，严厉申斥胡宗南。胡宗南决心夺回羊屿等4岛将功赎罪。6月19日晚，他乘驱逐舰亲率1600余人攻击羊屿等4岛。结果被歼700余人，大败而回。6月24日，解放军又奇袭了大陈港西口的积谷山岛，予以占领，使大陈岛海面处于解放军陆上大炮射程之内，大陈岛局势更加紧张。蒋介石将胡宗南调回台湾，委派刘廉一中将接替胡宗南。1954年5月6日，解放军海陆配合，轻取大陈外围的鲠门、头门、田岙3岛。正当解放军要解放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之时，美国和台湾当局于12月2日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条约宣称美国和台湾当局双方有“为自卫而抵御外来武装攻击的共同决心”，台湾方面如遭攻击，美国要立即采取行动。条约同时还规定，美国有“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这个条约是干涉中国内政，使美国出兵侵略台湾合法化的侵略性条约。条约签订后，美国海空军在台湾海峡的活动加强了，美国提供给台湾的第一批F—86型喷气式战斗机也运到台湾。周恩来就美蒋条约发表声明宣告：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美国政府必须从台湾、澎湖和台湾海峡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如果有人要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要对干涉者和挑衅者给以坚决回击。1955年1月，解放军集结了两个陆战师、154艘各类战船和230架各类飞机，于1月20日开始攻击与大陈岛密切相联的一江山岛。18日封锁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联络通道。60架IL—28型轰炸机在米格机的掩护下，对面积仅1．3平方公里的一江山岛轰击，解放军1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登岛作战，几个小时后便占领全岛。一江山岛解放后，解放军的火炮射程可以覆盖大陈岛，加上空军轰炸优势，大陈岛已指日可下。台湾当局“国防部长”俞大维要求美国第七舰队介入大陈战斗，还要求美国空军给大陈岛守军以空中支援。艾森豪威尔总统要蒋介石放弃大陈等岛，美国提供海空军掩护让大陈守军撤退。杜勒斯又通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希望劝说中共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不要攻击。解放军指挥员张爱萍想在国民党军撤退时予以打击，彭德怀给他发去电报：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就让他们撤退算了。1月26日，蒋军在大陈岛发布文告，准备撤离，其代号为“金刚计划”。2月10日，大陈岛军民3万多人，在美国第七舰队协助下，撤到台湾岛，解放军随后占领大陈岛。

至此，本“春秋”的叙述结束。这里敬录毛泽东1954年夏天在北戴河写的一首“浪淘沙”词作为结尾：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后记

这部多卷本长篇历史纪实是个巨大而艰难的工程，它囊括了中国20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历史。这半个世纪是中国社会、政治骤变的年代——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最痛苦但最伟大、最辉煌的时代。可以说这半个世纪的变化超过了一千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进程，真可谓一日等于20年的时代。这半个世纪，在军事上是大决战，在政治上是大革命，在社会制度上是大变革。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前浪，革命势态汹涌澎湃。

要完全详细地把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内幕描叙出来，不是这些文字所能办到的，但文字再多，对读者也是一大负担，因此，这部著作只能尽可能地反映历史的主要脉络。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200多本历史资料和专著，特向这些资料的编者和专著的作者致谢。参加这部书写作工作的还有高涌香、刘昊钰、刘弘略诸同志。本书在修改定稿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指导，特致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限制，一定会有许多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作者1995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