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紧紧抓住攻克汉阳的有利时机，命令北洋军在龟山架起大炮，隔江炮轰武昌，以便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黎元洪极为惶恐。他的心腹李国镛给他出了个主意：汉阳既失，武昌危急，须别择地点，移驻节铖，以保根本。黎元洪暗中派人到葛店准备住所，又派兵船停泊在葛店木鹅港附近备用。再暗嘱卫队，将枪支子弹准备齐全，以便保护他出走。同时把家眷送到上海避难。袁世凯和汪精卫派朱芾皇携有汪精卫函自北京来到武昌找黎元洪。黎元洪很高兴，待以宾礼。汪精卫在信函中说，袁世凯将率北军反正，即请南中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以免兵临祸结。第4镇第8协协统王遇甲奉袁命给黎元洪打去电话：“你是宋卿吗？我与你都是湖北人，我们都是协统，朝廷对你我都不薄，你为何做此不义之事，将湖北闹得天翻地覆？现在汉口、汉阳都在我们手中互转化：“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以至无穷，皆是一生两尔。”，此地虽与武昌有一江之隔，但长江是不能阻挡我们前进的。你现在赶快出示安民，要地方马上恢复秩序，各安生业，听候我们来处理。你如果马上做了，我们的情感，还是一样照旧。至于在朝廷方面，我们对你也说好话。你如果犹豫不决，我们大军一到，那就叫我们真的不好办了。”黎元洪听了这诱降的电话，便迫不及待地回答说：“我是一个老实人，你是知道的。这哪是我搞的事，都是他们利用我的名义瞎搞一通。所出的告示，都是他们拟定，我不仅事先不知道，写出以后我也未曾过目。我是一个完全的傀儡。今天你把这一笔帐专门算在我的头上，那真是冤枉极了。你如过江来，我可以和你谈谈。”黎元洪的电话被都督府军令部谍报处参谋、共进会会员晏勋甫截获，并切断。晏立即来到都督府，面斥黎元洪不该通敌。黎元洪面红耳赤，呆不作声。过了一会，才勉作笑容对晏勋甫道：“算了，算了，你不必说了，请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晏答应了，也没有向他人提起此事。黎元洪通敌不成，便决定逃跑。他在打点行李时被范腾霄发现。问他：“都督，岂非决议死守武昌者乎？”黎在汉阳失守的那天，曾致电各独立省，要求派兵援鄂：“元洪当督率将士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誓以死守，以维大局。”他把誓言抛到九霄云外，只嗫嚅着答道：“势已迫，四周墙壁之被敌弹洞穿多处矣。不如先去葛店以避其锋。”黎元洪的卫兵抄起手枪对准范腾霄道：“汝辈主张不走，必欲置都督于死地而后已乎？”范腾霄见势，也不与他们辩论，急忙到军务部把情况报告给副部长张振武等。张闻言大怒，携甘绩熙、范腾霄、丁复等来到都督府，而斥黎不应违议私逃古老哲学经典之一，吠陀经典的最后一部分，吠檀多派哲学，黎无词以对。张对甘绩熙及丁复道：“以都督交汝两人看守，如走脱，唯汝二人是问。”武昌城内起炮火，造成人心慌慌，纷纷向城外逃跑。军政府有人传言，说朱芾皇来鄂所携汪精卫函是假的，和议无望，于是人心溃乱。军政府机关人员亦开始逃散。那编制部长汤化龙逃往上海，理财部长胡瑞霖则托名赴沪募公债，挟多金以走，正副外交部长胡瑛、王正廷则诡称到汉口办理外交而去。甘绩熙也感到确有危险，遂与张振武、刘公等人商量道：“炮太厉害，都督欲出城，我辈宜许之。万一都督有故，我辈之罪大矣。”刘公、张振武同意甘绩熙意见，准备了一顶小轿，派亲随10余人和卫兵两队，令其护送黎元洪出宾阳门，逃至离城8里的洪山。但黎元洪出城后便逃到离城90里的葛店。黎元洪出走之时，武昌百姓甚为惊慌，旋即拥挤出城，挤死妇孺甚多，惨不堪言。而兵士等见黎出走理”。从目的性和事物的因果性、运动、可能性和现实性等方，亦相率逃窜，大有瓦解之势。代理战时总司令的蒋翊武和参谋长吴兆麟正在青山，两人巡视防线，遥见城内起火，立即骑马赶回，得知黎元洪已逃往葛店，忙派参谋甘绩熙、吴兆鲤、谢洪涛3人，携带蒋翊武手书，骑马速往葛店，请黎元洪转回洪山，以资镇慑而维军心。他们3人来到葛店，天已逐渐黑下来，黎元洪已然歇息。甘等向黎说明武昌城内军民慌乱情形，拿出蒋翊武手书，坚请黎回洪山，黎元洪不听，于是甘绩熙3人商议，决定甘、谢在葛店监视，吴兆鲤回洪山报告。袁世凯并不想立即占领武昌，因为清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以为政治发达之具，由他统一全国。于是他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商定停战条款，朱尔典电致英国驻汉口代理领事葛福，要他派人持停战条款渡江来武昌洪山总司令部，与孙武、蒋翊武、吴兆麟等接洽，表示英国领事联合各国领事，提议停战3天，只要双方在停战条款上盖印，即可停战。葛福即派英人、万国商会会长盘恩，由湖北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去武昌找吴兆麟。盘恩对吴道：“民军自起义以来，极为文明，秋毫无犯，我辈英国人颇表同情。现在我们英国领事见武昌城天天受炮击人的理性后于事物，物质是“个别”的原则，理性是“一，城内百姓甚念凄惨，故此联合各国领事，与清军商议，暂且停战3日。现在清军已表同情。我特来武昌见黎都督，请都督认可，将我带来公文盖印，然后送至清军盖印，即可停战。”吴兆麟因都督印已被黎带走，便问可否盖用总司令官印信。盘恩回道：“我在汉口已说定用都督之印，仍以都督印为是。”吴兆麟便嘱办饭款待盘恩，请总司令蒋翊武奉陪。自己暗与孙发绪商议，都督印在葛店，一时亦来不及，不如照样刻一个印盖了完事。孙发绪深以为然。于是吴兆麟即电话军务部孙武：“请速令刻字工人照样刻之，愈速愈妙，一俟盘恩饭毕，即来军务部盖印。”孙武闻停战3日，欣慰之至，当派高楚欢督令城内刻字工人，照都督印样速刻。约一时许，电告已刻完好。那盘恩饭毕。吴兆麟即备肩舆数乘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第七部，遂谓盘恩曰：“都督印在城内军务部，请乘轿往军务部盖印可也。”于是盘恩和吴兆麟、孙发绪同到军务部盖印后，当晚渡江回汉口。吴兆鲤由葛店赶来，向蒋翊武、吴兆麟等报告黎元洪在葛店坚不肯回城之事。蒋、吴又派2人随吴兆鲤仍返回葛店，携带蒋、吴2人手书，并手抄停战条件送呈黎元洪，要他们转告黎元洪：“停战后，武昌即转危为安，一切交涉，非都督接洽办理不可。”黎元洪闻已停战，喜出望外，答应回刘家祠。他在吴兆麟派出的马队迎护下，转回洪山附近的刘氏祠堂。次日又迁入武昌城内，将县华林高等小学旧址改为都督府。湖北军政府并没有去认真分析全国和武汉的有利形势，各省的起义和独立，都朝着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汉阳虽然失守，但海军仍在民军手中即主体”，亦即绝对精神。，可以回击清军。他们也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窃国阴谋，以及“和谈”圈套。汉阳一失，便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对袁世凯表示妥协。在黎元洪的导引下，湖北军政府已不惜背弃革命党“创立民国”的原则，准备接受现行君主立宪的体制，向袁世凯完全屈服。但是，上海的革命党人认为黎元洪之忠诚可疑，因此坚决反对他与清朝代表协商的任何协议。接着南京光复，革命军士气高昂，全国民心振奋，各省援鄂军队陆续到达，这使黎元洪向革命方面倾斜。湖北革命党人，甚至连黎的最忠诚的学生、参谋长吴兆麟，对他擅自逃离武昌的行为也予严厉批评，总监察刘公、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甚至主张对黎通电劾之，因吴兆麟、蔡济民等劝阻，方才作罢。黎元洪羞涩尴尬，不敢再公开附和君主立宪的调子。稍后，他才以向世界各报馆发表呼吁的方式声明：广州、南京、上海向武昌增援，革命党联合起来，坚决反对保留皇朝，他赞成共和，收回他在汉阳失守后明确表示过的接受君主立宪的主张。但是，黎元洪对革命党人的态度，因为袁世凯和帝国主义对他的推重和扶掖，在议和的过程中变得生硬起来。英国人送停战条款给军政府时，一定要“面谒黎都督”自发的辩证法者。但古代的辩证法带有自发的朴素的性质。只，吴兆麟问可否加盖代理总司令的印章，回答乃是“定用都督之印”。黎元洪知道此事后，便有恃无恐，表现出一种急转直下的骄傲态度，对革命党人更是看不起。当甘绩熙等问他何以逃离武昌，请他不要轻听人言，随便他往。黎元洪居然怒斥甘绩熙：“你青年人屡次说激烈话，实属不成事体。大家举我为都督，就要服从，勿得任意说不道德之言。”黎元洪一步步地脱离革命，倒向袁世凯那边。清朝隆裕太后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定大局，钦此。”袁世凯奉旨后，委任唐绍仪为全权大臣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并以在京每省1人为各省代表，其中有：直隶刘若曾、山东周自齐、山西渠本翘、陕西于邦华、江苏许鼎霖、浙江章宗祥、安徽孙多森、江西朱益藩、湖北张国淦、湖南郑沅、四川傅增湘、福建严复、广东冯耿光等。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道：“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反复推论至数十分钟，语极沉痛。有些代表以为袁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喜形于色，殊为瞢瞢。唐绍仪等便乘车南下，准备在汉口同南方代表开议。南方11省军政府的代表组成代表团，公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生于新加坡。留学于英国，后回香港担任律师，为香港法官兼立法局议员。1896年被清廷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公使。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07年再赴驻美国、墨西哥、秘鲁和古巴公使。武昌起义后，宣布赞成共和，并与陈其美、张謇等在上海发起组织“共和统一会。”由于汉口陷入北洋军之手，伍廷芳致电黎元洪，告诉他们不能到汉口谈判，请转告唐绍仪等来上海开议。唐绍仪等从汉口赴上海，黎元洪派王正廷和他们同行。袁世凯的议和，不过是他准备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他在派代表南下议和的同时，便派重兵向北方已宣布独立的山西、陕西两省发动猛攻，力图把北方完全置在他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命毅军统领、总兵赵倜率部攻占陕西门户潼关，革命军张钫、刘镇华部退华州。次日，北洋第3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又率部攻占山西的门户娘子关。这自然激起革命党人极大的愤慨。双方代表的第一次会议，伍廷芳便提出：“今日来开议以前，有一事先提出解决，双方定约于19日起，一律停战，而日来迭接山西、陕西、安徽、山东等处报告，知清军已入境攻战。似此违约，何能议和？故今所当先解者，须请贵代表电致袁内阁，饬令各处一律停战。得确实承诺回电后，始可开议。”唐绍仪立刻推托说是革命军先行开仗。伍廷芳道：“谁先开仗，虽费调查，惟有一办法：凡停战期间违约进占之地点，应饬清军先行退还，如娘子关、潼关等处，是最著者，此外地点，应悉退出，应符初意。”经过激烈争论，最后决定由双方总代表致电各方实行停战。南北会谈，逐渐被袁世凯操纵。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面嘱他到上海后，先晤张謇探其意旨。张謇早已被袁世凯拉拢。唐绍仪第一次晤张謇，先代袁世凯致殷拳之意，并询问整个局面，应如何措理，愿听张的指示。唐绍仪露出口风：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张謇回道：“所谓南北议和者，依照现在形势，乃是袁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8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听后，道：“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唐绍仪在上海同北京的邮传部次长梁士诒密电联系，梁士诒实际上是袁世凯的秘书长。唐绍仪收到北京来的密电，有时只让两三个北方的代表看看。北方的代表人数很多，但他们都成了局外人。唐绍仪看过电报，并不去同伍廷芳商量，而是去找赵凤昌和张謇。伍廷芳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张謇和赵凤昌。赵凤昌与张謇交情笃厚。张謇曾推荐赵到沪举办洋务，接触江浙两省的时人很多。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以及南方其他几个都督，同赵凤昌都有交情。张謇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等对张謇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于张，而张謇往往趋而谋于赵凤昌。因赵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就常常到上海南阳路私邸惜阴堂赵凤昌家里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的过程中，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精卫、陈其美等，每星期总要有1、2天在赵家聚会。赵成了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唐绍仪几乎天天同赵凤昌通话。张謇、汤寿潜、程德全原来都是立宪派或比较开明的旧官僚，现在又看到要求实行民主共和的浪潮，已不可遏制，所以转到了独立省一边。如果清室能够退位，实行民主共和的政体，又有素来受到他们信任的袁世凯掌握最高权力，这正是他们求之已久的。这与袁世凯、唐绍仪自然相当合拍。但是，南方革命党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激烈的态度，他们佥以为和议万不可恃，非接续准备进行战斗不可。这些党人激于义愤，认为流血独多，抛掷头颅，牺牲财产，无非为共和代价，以谋同胞无穷幸福，倘功亏一篑，决不甘心。那上海革命党人追悼革命先烈，莅会者不下万人，有女子军事团，捧诵诔词，声泪俱下。士女演说，无不痛憾袁内阁以汉杀汉，此次议和，务先杜绝君主，誓达共和目的，以慰诸先烈在天之灵。人心感动，势力为之一振。又有广东北伐队3000人抵沪，主张激烈，认为那袁世凯一面议和，一面进攻秦、晋；指民军为土匪，进兵皖北，为远交近攻之计，其居心险诈，决无诚心。各报纸宣传尤烈：吾宁亡国亡种，绝对不认君主政体，有背此主义者，吾党当以颈血溅之。对于革命党人的反抗，袁世凯早已预料，他除了拉拢并利用汪精卫之外，又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袁世凯派北京红十字会会长夏浚贻和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来到上海，通过南京选锋队联队长朱葆诚的介绍，找到同黄兴关系比较密切的苏军总参谋长顾忠琛和元帅府秘书官俞仲还等人，经过深谈后，顾忠琛表示：“二君之希望和平，关系大体，深可钦佩，安得项城亦同此心理。总之，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项城而以保皇为重也，必出于战，项城而以保国为重也，须归于和。和战之机，实惟项城操之。现在反正者十余省，联军北伐者数十万，决无屈服君主问题之理，项城果能颠覆清廷，为民造福，则大总统一席，南军愿以相属。”夏浚贻直截了当说道：“项城只可居于被动地位，其主动须由北军将士合力行之。所幸北军中人，近来赞成共和，颇不乏人。顾不能无所疑虑者，正恐南军所举总统为何如人。倘有畛域之分，将来即难免于冲突，是以观望不前，苟公推项城，吾知天与人归，北军定当乐于从事，特迟延非计，应速请廖君宇春北旋，密为运动，但得各方面之同意，则大事谐矣。”顾忠琛等说：“吾党欲公举项城，正苦无阶，此事全仗廖君毅力行之，可造中国无穷之福也。”廖宇春不放心，便提出：“吾辈私相计议，恐不足以取信于人，倘得黄元帅与程都督之同意，颁一纸证书，以为凭信，并订立草约，携之以归，则进言较易，而实行可期。”两日后，顾忠琛与廖宇春等再次会面。顾忠琛道：“黄元帅与程都督均极赞成廖君之手续，可以保全中国，并可以消释两军已往之嫌，善莫大焉。元帅且云：前次各省推举某为临时总统，某所以坚辞不受者，正虚此席以待项城耳。”顾忠琛即将黄兴给廖宇春的委任状交付。双方议定的条约是：确定共和政体，袁若能先推翻清廷，便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优待清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廖宇春、顾忠琛彼此在条约上签名画押，互换，欣然而别。黄兴也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但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与袁世凯抗衡，对袁世凯的武力恫吓又存有相当大的恐惧，便以满足袁世凯的欲望，使袁对清室无所顾惜，从而实现清室退位及民主共和制度的理想目标。否则，他怕袁世凯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那样，来搞垮革命。只要袁世凯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河山奉还汉族，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由于黄兴有这些美好的愿望和设想，他在武汉督师时，就曾写信给袁世凯，表示只要袁世凯能使清室退位，那么非但湘鄂人民戴袁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局亦无不拱手听命。他的这种幼稚的想法，必然给革命带来悲剧。这幕后的活动，已把南北议和的基调定了下来。第二次议和会议，唐绍仪道：“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伍廷芳曰：“甚善。”唐绍义接着说：“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伍廷芳一再追问：袁氏宗旨如何？对于民主共和之宗旨如何？唐绍仪先以“和平解决”四字回之，后在伍氏追问下，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折，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行也。其军队必如此乃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与袁世凯利用空中信道，商定向清廷施加压力。唐在电致袁世凯，请代奏清廷的奏议中说：“民军代表伍廷芳坚称，人民志愿以改建共和政体为目的。”隆裕太后果颁发懿旨：“予惟我国今日于君主立宪、共和立宪二者以何为宜？此为对内对外实际利害问题，固非一部分人民所得而私，亦非朝廷一方面所能专决，自应召集临时国会，付之公决。着内阁即以此意电令唐绍仪转告民军代表，预为宣示。一面由内阁迅速将选举法妥拟，协定施行，克期召集国会。并妥商伍廷芳，彼此先行罢兵。”袁世凯的计谋，着着得手。第二次议和会议之后，又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地点等具体问题。不料，袁世凯突然电告唐绍仪：“会议各名称，未先与本大臣商明，遽行签定，本大臣以其中有必须声明及碍难实行各节。”唐绍仪只得电请辞职。袁世凯随即电告伍廷芳，称唐绍仪一再来电请辞代表之任，已请旨准其辞任，今后应商事件，由伍直接同我往返电商。袁世凯这样做，是因为他得知孙中山从欧洲抵达香港，广东都督胡汉民前往迎接，孙中山偕胡汉民由港至沪。又有在南京的17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打电报给袁世凯，他只是暂时担任组织政府之责，望袁早定大计。但素性多疑的袁世凯并不放心，生怕孙中山早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万一后来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便用非常手段，推倒唐绍仪秉承他的意旨同南方所达成的协议，为自己下一步行动留下可进可退的余地，使形势继续朝着他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第二十四章　临时大总统

南京光复的消息传至上海，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等，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约独立各省代表投票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并发表通电说：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急需统一。今同人公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返沪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机紧急，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原。黄兴已于南京光复的前一天由武昌到达上海。各省代表议决大元帅主持临时政府职权。陈其美、程德全并于江苏教育总会发起欢迎黄大元帅大会。程德全在欢迎大会上致词：“昨日自大元帅举定后，即邀同陈君其美亲往黄大元帅行辕道欢迎意，恭请莅会，大元帅谦辞不肯承认，以德全等再三劝驾，仅允到会重行选举。”陈其美的致词则是另一层含义：“昨日之选举，万不可无效，况大元帅责任重大，关系全国，方今北虏未灭，军事旁午，非有卧薪尝胆之坚忍力者，不足肩任巨任，故其美以为舍克强先生外，无足当此者。”黄兴则主张选黎元洪为大元帅，再由各都督中选一副元帅，自己愿领兵北伐。至于组织临时政府，托词不能胜任。各代表坚请之后，黄兴称：“孙中山先生将回国，可当此任。”代表们说：“方今军务倥偬，时间异常宝贵，孙君诚为数十年热心革命之大伟人，然对外非常紧急，若无临时政府，一切交涉事宜俱形棘手，况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因众代表坚请黄兴不必推让，黄兴才答应暂时勉强担任。他负责筹组临时政府之后，即电请胡汉民北上，商组临时政府事宜。因黄兴收到汪精卫为袁世凯说项的电报，便复电汪精卫，请其促袁世凯与民军一致行动：来电敬悉。此时民军已肃清十余省，所未下者才二三耳。北京不早日戡定，恐招外人干涉，项城雄才英略，素色全国重望，能顾及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但现在事机迫切，中外皆注意民军举动，不早成立临时政府，恐难维持现状，策画进行。现已有各省代表拟举兴为大统领，组织临时政府，兴正力辞尚未允许。万一辞不获已，兴只得从各省代表之请，暂充临时大元帅，专任北伐，以待项城举事后，即行辞职，便请项城充中华民国大统领，组织完全政府，此非兴一人之言，全国人心均有此意。惟项城举易速，易须令中国为完全民国，不得令孤儿寡妇尚拥虚位，万一迁延不决，恐全国人皆有恨项城之心，彼时民国临时政府如已经巩固，便非他人所能动摇。总之，东南人民希望项城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项城若肯从民之请英断独行，中华民国大统领，兴知全国人民决无有怀挟私意欲与之争者。此时盼速成功，民国幸甚。以弟尝与兄谈心之‘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一语为证。朔风冰肌，伏维珍重。黄兴刚着手筹组临时政府，便遭到黎元洪的反对。黎元洪致电各省都督：“忽据来电称沪上有14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副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确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消，以免淆乱耳目。”那些被黎元洪邀去武昌的各省代表，亦不满，认为此举事先瞒着他们，不令闻之，是荒谬行为，表示不予承认。在上海的浙江代表章太炎也反对举黄兴为大元帅。他在会上发言说：“克强功虽高，已受黎督委任为汉阳总司令，不得以部将先主帅；且前已推武昌为中央，焉得背之。”除章太炎外，浙江司令朱瑞亦强烈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说黄兴在武汉打了败仗。尽管同盟会陈其美、宋教仁等力主黄兴为大元帅，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但黄兴崭露头角，其声望尚未居于统率全党的地位，尚未成为核心人物，还不能指望，由他来制御那些附和于革命党的旧官吏和地方缙绅。那立宪派人，也想猎取临时政府的权力，因而各持己见、互不协调的现象，屡见不鲜。1911年12月13日，独立各省代表先后由上海、武汉齐集南京，开会选举议长，先后在日本、德国留学回国的浙江代表、34岁的汤尔和被选为议长；先后在日本、美国留学，获法学博士的同盟会会员、30岁的王宠惠被选为副议长。并议决在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但是，情况有了变化。15日，胡瑛、王正廷来电：“务乞稍缓。俟唐、伍会商后再举，必得美满结果。此事关系极重，乞诸公极力维持。”代表会议便承认上海选出的大元帅与副元帅，并于《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增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任之。“但是，黄兴因受到黎元洪和少数人的反对，坚不就职，并于12月17日通电力辞暂定大元帅，建议推黎元洪为暂定大元帅。黄兴看起来很谦虚，把政权拱手让给旧官吏黎元洪，他根本不知道，政权问题对革命党人是多么得重要。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相让，否则，就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叫花子才是最谦逊的。”代表会议接到黄兴的来电后，在当天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驻武昌，黄兴为副元帅并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坚不就职，而代表会议的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分别因病和议和而前往上海。代表会议另举景耀月为代理议长，并备公函，请黄兴速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黎元洪终于争得了全国政权的中心位置，黄正、黎副的局面颠倒过来，便通电接受大元帅名义，并委黄兴代行职权。江浙联军代表李燮和去沪欢迎黄兴，赴南京组织政府。黄兴这时已获悉孙中山归国即将抵沪的消息，就延缓赴南京，等待迎接孙中山的归来。孙中山正在美国募捐，他在丹佛城的一家报摊上，无意中买一份刊有革命党人占领武昌消息的报纸。但他没有立即起程回国，而是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他担心中国革命因帝国主义的干涉而遭受象太平天国那样的失败。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10月中旬，他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之后，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于是，他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于取道回国。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然而他却得出结论说：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政府未定者也。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他们在香港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胡汉民认为：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他主张孙中山先到广州，以广东为根据地，整训军队，然后举兵北伐。袁世凯虽有北洋军数万，但如向革命方面进攻，两三月内，未能摧破东南。而吾军已济，然后可以实力廓清强敌，乃真成南北统一之局。胡汉民劝孙中山不要去上海、南京。若孙去了沪宁，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将无所作为。孙中山不同意胡汉民的意见，他说：“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胡汉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然后随孙中山同船赴沪。孙中山回到离别16年的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黄宗仰、汪精卫等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有些报纸宣传孙中山携带回大批款项，并买回三艘军舰，其驾驶皆为留英学生，因此，孙中山甫经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孙中山回道：“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孙中山到上海的消息传出后，已独立的各省纷纷来电表示欢迎。江西省军政府及全省军、绅、商、学各界的公电说：“大节抵申，赣省军民同为额庆。光复祖国，组织共和，尤感先生是赖，除已派代表在沪欢迎外，特此电贺。”在南京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派遣马君武、景耀月、王竹怀、王有兰等6人为代表，专程赴沪欢迎孙中山。但是，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已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革命派内部的矛盾、冲突已相当尖锐。章太炎提出，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他又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口号，瓦解同盟会队伍。反革命势力亦竭力制造流言蜚语，攻击同盟会将以天下为己私者，诬蔑革命党人为“暴徒”，“无赖”。还有人冒充同盟会敲诈者，有假收会员领钱者。犬影吠声，同盟会几不利于人口，洁身自好之会员，则避之若浼。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袁世凯的操纵下，那些立宪派分子张謇、赵凤昌等继续进行着紧张的幕后活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已被袁世凯收买，随唐绍仪南下，充当南方议和代表参赞的汪精卫，也在革命党人中间公开为袁世凯制造舆论。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在立宪派人的拉拢、影响下，也早就力主和议。孙中山认为，必须对同盟会进行整顿。他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同盟会本部临时会议，并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意见书》，指出了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已被敌人利用，出现了贪夫败类，乘其间隙，遂作莠言，以为鼓簧，汉奸满奴则又冒托虚声，混迹枢要，在临时政府组织之际，其祸乃大著的严重局面。指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论调于本会所持之主义而亦懵之，是儒生阘茸之言，无一粲之值。强调革命党人的责任，决不限于推翻清朝政府，必须完全贯彻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指出：今者汉阳复失，虏军尚在，胜利之数，未能逆料，革命党人必先自结合，灵敏机关，剔弃败类，以成坚固不破之举，然后广益其结纳、罗致硕人，以闳其力。孙中山又同黄兴、陈其美、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马君武、居正等密商组织统一的中央革命政府，在讨论政府的组织形式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宋教仁坚持主张实行内阁制，孙中山表示反对。他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唯一置信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之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张静江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意见，决定采用总统制，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但宋教仁仍坚持自己的意见。黄兴则从中调和道：“待到南京后，与各省代表商酌后再行决定。”宋教仁才不再坚持。随后，黄、宋等人前往南京。12月27日晚，各省代表举行会议，以多数票通过新政府实行总统制。会议同时决定：改用阳历，启用中华民国纪元。各省代表会议指派代表赴沪，欢迎孙中山，代表们就拟选他为临时政府大元帅一事，征求他的意见。孙中山当即表示：“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为大元帅的名称，在外国并非国家之元首。”代表们回道：“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到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又决议此职暂时留以有待。”孙中山道：“那不要紧，只要袁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孙中山反对大总统之前冠以“临时”二字，是因为他在归国前向西方各国商谈借款时，他们都表示，中国正式成立共和政府时，才可考虑。各省代表会议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在12月29日选举临时大总统。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临时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到会者43人，以每省一票为原则，共17票。17省的代表是：湖北：居正、杨时杰、王正廷、马伯援、胡瑛。江苏：陈陶怡。浙江：汤尔和、陈时夏、屈映光、黄群、陈毅。湖南：谭人凤、宋教仁、邹代藩、廖名缙。四川：肖湘、周代本。安徽：许冠尧、王竹怀、赵斌。云南：吕志伊、张一鹏、段宇清。山西：景耀月、李素、刘懋赏。陕西：于右任。江西：林森、王有兰、赵士北、俞应麓、汤漪福。福建：藩祖彝、林长民。广东：王宠惠、邓宪甫。广西：马君武、章勤士。奉天：吴景廉。直隶：谷钟秀。河南：李槃。山东：谢鸣焘。前一天预选，有候选资格者3人，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选举结果是：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因此，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各省代表特派汤尔和、王宠惠、陈陶怡3人去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立即准备去宁就职，他对陈其美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陈其美预备了专车，并且亲自护从。同行的有各省代表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1万多人到车站送行。10小时后，即1912年1月1日下午6时15分，孙中山的专车到达南京总督衙门车站。各省代表和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孙中山，礼炮齐鸣，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部队排列在南京下关车站至总督衙门车站，全程为6英里的道路两旁。城内万人空巷，欢声雷动。孙中山等下车后，由黄兴、陈其美和海军代表护送，入临时大总统府。大总统府便是太平天国天王府。当晚，孙中山在大总统府举行庄严而朴素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员。典礼开始，鸣礼炮21响。代表会公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宣读《临时大总统誓言》：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民国。就职典礼后，孙中山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称：“临时政府，革命时代之政府也。它将尽扫专制之流毒，确定共和，普利民生，以达革命之宗旨，完国民之志愿；临时政府谋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政之统一、财政之统一；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必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将使中国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辛亥11月13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立即组织临时政府。成立政府需要设立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参议院以每省都督府所派之参议3人组成。在参议院未成立之前，暂由各省都督代表代行职权，选举赵士北、马君武为临时正副议长。1月3日，临时参议院举行副总统选举，黎元洪以全票当选。孙中山在临时参议院会议上提出国务员9人名单，即：陆军总长　黄　兴；外交总长　王宠惠；财政总长　陈锦涛；教育总长　章太炎；交通总长　程德全；海军总长　黄钟英；司法总长　伍廷芳；内务总长　宋教仁；实业总长　张　謇　。临时参议院在审查这个名单时，一部分人反对宋教仁、王宠惠、章太炎，也有人提出改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黄兴根据讨论情况，向孙中山建议：“以宋教仁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持反对宋教仁掌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掌内务，蔡元培掌教育，伍廷芳与王宠惠对调。”孙中山道：“内政、教育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伍廷芳长者，诸多不便，故用王宠惠，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黄兴便再次同临时参议院代表会商，并通过投票选举，其结果是：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参谋总长黄兴（兼）陆军总长黄　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英次长汤芗铭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　正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　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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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联军北伐

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一面建立法制，一面准备北伐，一面与袁世凯进行议和。临时政府在一月份便制定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规定了临时政府的构成形式，确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临时政府由立法机关参议院和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员组成。临时大总统由参议院选举产生，对参议院负责，是临时政府的首脑。中央行政共设9个部，各部设总长1人，次长1人；次长由大总统简任，次长以下各员由各部总长按事之繁简酌定人数；各部局以下各员，均由各部总长分别荐任、委任。各部由临时大总统统辖，对临时大总统负责。孙中山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致电各省都督府：“临时政府依次成立，代表责任已毕，立须组织参议院。参议院由各省都督派遣参议员3人组织之，即请从速派参议员3人，付与正式委任状波颠阇利（Patanjali）传为古代印度瑜伽派哲学经典《瑜，克日来宁。参议员未至之前，每省暂留代表1—3人，驻宁代理其职权。”1月28日，各省所派参议员陆续抵宁，于是便正式开会成立参议院。各省所派参议员共42人：广东：赵士北、钱树芳、邱逢甲湖北：时功玖、张伯烈、刘成禺湖南：欧阳振声、彭允彝、刘彦浙江：王正廷、陈毓川、殷汝骊江苏：陈陶怡、杨廷栋、凌文渊安徽：常恒芳、凌　毅、范光启江西：汤　漪、王有兰、文　群山西：李　素、景耀月、刘懋赏福建：潘祖彝、林　森、陈承泽广西：曾　彦、邓家彦、朱文邵贵州：平　刚、文崇高云南：段宇清、张耀曾、席聘臣陕西：张蔚森、赵世钰、马步云四川：张懋隆、吴玉章、周代本（后改为熊斐然、李肇甫、黄树中）奉天：吴景濂直隶：谷钟秀河南：李盘42名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占了30余人，即3/4以上。议员会议选举林森为议长，陈陶怡为副议长。参议院正式成立，孙中山率各行政官员莅会，并致祝词：人有恒言：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夫破坏云者，仁人志士，任侠勇夫，若心焦虑于隐奥之中，而丧元断脰于危难之际，此其艰难困苦之状，诚有人所不及知者。及一旦事机成熟，倏然而发，若洪波之决危堤，一泻千里，虽欲御之而不可得，然后知其事似难而实易也。若夫建设之事则不然。建一议，赞助者居其前，则反对者居其后矣；立一法，今日见为利，则明日见为弊矣，又况所议者国家无穷之基，所创者亘古未有之制。其得也，五族之人受其福；其失也，五族之人受其祸。呜呼！破坏之难，各省志士先之矣；建设之难，则自今日以往，诸君子与文所黾勉仔肩而弗敢推谢者也。矧为北虏未灭，战云方急，立法事业，在在与戎机相待为用。破坏、建设之两难，毕萃于兹。诸君勉哉！各尽乃智，竭乃力，以固民国之始基，以扬我族之大烈，则不徒文一人之颂祷，其四万万人实嘉赖之。孙中山提出设立法制局，由宋教仁任局长，负责法制的编订工作。孙中山在《大总统咨参议院法制局职制》中说：“窃维临时政府成立，所有一切法律命令，在在须行编订，法制局之设，刻不容缓。应将法制局职制提出贵院议决，以便施行。”孙中山特意召集同盟会议员，对宋教仁草拟的临时约法进行讨论。孙中山在讨论时指出，应将五权宪法纳入约法，道：“非如此则不足以措国基于巩固。而中华民国主权，则属于国民全体。”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共和国宪法否定了独裁专制的君权制，赋予国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其主要内容有：（一）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二）人民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三）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四）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之自由；（五）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六）人民享有请愿、陈诉、考试、选举、被选举的民主权利；（七）政权机构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即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总统行使行政权，法院行使司法权，三者互相独立、牵制、分而治之；（八）参议院有弹劾总统的权力；（九）人民享有参政权，国家实行民主管理。所有临时政府一切重要的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呈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议决后，咨复临时大总统，经临时大总统签署公布，发交各行政部门执行。一般的政策法令，则由临时大总统或各部发布执行。临时政府为宣布法令，发布中央及地方政事，设置公报局，以但焘为局长，负责编印《临时政府公报》。孙中山对于亡清虐政，尤其用刑具逼供审讯，深恶痛绝，中夜以思，怒火中烧。他指出刑罚之目的在维持国权，保护公安，而非快私人报复己私，无非以示惩创，使为后来相戒。他命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不许行政司法官署，及何种案件，一概不准刑讯。鞫狱当视证据之充实与否，不当偏重口供。其从前不法刑具，悉令焚毁，并要求仍不时派员巡视，如有不肖官吏，日久故智复萌，重煽亡清遗毒者，除褫夺官职外，付所司治以应得之罪。孙中山严禁对犯人施行体罚。他指出，近世各国刑罚，对于罪人或夺其自由，或绝其生命，从未有滥加刑威，虐及身体，如体罚之甚者。盖民事案件，有赔损害、回复原状之条；刑事案件，有罚金、拘留、禁锢、大辟之律，称情以施，方得其平。他命令司法行政各官署，不准再用笞杖、枷号及其他不法刑具，其罪当笞杖、枷号者，悉改科罚金、拘留。为了保护民权，孙中山下令内务部。严禁贩卖人口和拐卖人口到国外充当苦工。他在一个命令中指出：本总统对奸徒拐贩，痛心疾首，殷念不忘，禁止拐卖人口，尤为刻不容缓。孙中山发布了一系列命令，禁止鸦片的种植、吸食和买卖，禁止赌博，禁止缠足，剪除辫子，禁唱淫戏等，废除贱民身份，许其一体享有公民权利；宣传不得歧视广东和福建的水上居民、浙江的“情民”和河南的“丐户”，并给予和普通人民一样的平等待遇，使之享有国民的权力；革除清朝官厅中“大人”、“老爷”的称呼；发展文化教育，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学，废止读经；还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规章制度，奖励兴办实业；通令各省救济灾民。临时政府成立后，消除了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形成的人身不平等现象，体现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革除封建社会的各种弊习陋俗。以振奋人们的精神。社会热心人士也纷纷组织团体，积极配合，努力宣传民众，转移社会风尚。于是，一股改革不适应于民主共和制度旧的社会习俗的潮流，蔚然兴起。时人对这种革新的社会潮流称颂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瓴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在外交方面，临时政府一方面希望中国能与外国平等友好相处，能够自立于世界；另一方面又宣传承认以往各国与清朝政府所订的一切条约和清朝政所借的一切外债，并表示“照旧尊重”外国通过清政府取得的一切权益，企图以这种妥协，来换取帝国主义各国对临时政府的承认。但是，孙中山仍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对外宣言》，态度鲜明地表示：在革命军兴起以后，清政府对外缔结之条约、所借之外债、出让之权利，民国一律否认。孙中山下令整饬军队，他以大总统名义发布严加约束士兵的命令说：“江宁光复以来，秩序紊乱，至今尚未就理。顷闻城乡内，盗贼充斥、宵小横行，夜则拦路夺物，昼则街头卖赃，或有不肖兵士，藉稽查为名，私入人家，擅行劫掠，以至行者为之戒途。此皆兵士约束不严、警察诘奸不力所致。”孙中山命令陆军部迅切颁行军令，责成各军司令官以下将校切实奉行。他下令设立南京卫戍总督、直隶于临时大总统，并任命徐绍桢为卫戍司令。徐绍桢会同在南京各军司令官，有浙军第1师长朱瑞、铁血军总司令范光启、沪军先锋队司令官洪承点、光复军司令李燮和、南京宪兵司令茅迺封、粤军司令姚雨平、江宁警察总监吴忠信，及卫戍总督府下所辖各分区司令官等20余人，开会议决维持治安办法，发布告示，颁行军律若干款。陆军部又颁行维持地方治安临时军律12条，规定任意掳掠、强奸妇女、擅杀良民、擅封民屋财产、硬搬良民箱笼及银钱者枪毙；勒索强买、私斗伤人者抵罪；私入民宅、行窃、赌博、纵酒行凶者罚。临时政府在整肃军队纪律的同时，加强军政建设。临时大总统简任黄兴兼大本营兵站总监和参谋总长，钮永建为大本营兵站次监和参谋次长，蓝天蔚为关外都督兼北伐第二军总司令，谭人凤为北伐招讨使。云集在南京的军队，不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苏军、粤军、赣军、海军陆战队，而且还有革命党人组织的各种名目的敢死队、义勇队，以及范光启的铁血军、林宗云的女子国民军等，人数不下30万。这些军队被整编为21个师。孙中山决定北伐，他在任临时大总统的第4天，电令广东都督陈炯明出兵北伐。他说：“中央政府成立，士气百倍，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广东军明勇敢素著，情愿北伐者甚多，宜速进发。”1月6日，北伐联军总部从上海移往南京。孙中山宣布自任北伐总指挥，任命黄兴为陆军总参谋长，并表示：拟俟和议决裂后，亲统大兵北伐。同时制定了6路北伐的计划，并通告黎元洪执行。6路北伐军是：以鄂、湘为第一军，由京汉铁道北进，粤皖为第二军，向河南北进；与第一军会于开封、郑州间；淮阳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向山东推进，会于滦州、秦皇岛；合关外之兵为第5军，山陕为第6军，向北京进击。一、二、三、四军即达目的后，与第五、六军直指敌。作战计划制定后，已经集结在南京周围的粤军姚雨平部和皖军柏文蔚部，立即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到皖北的固镇同清军张勋、倪嗣冲部发生遭遇战。姚雨平、柏文蔚部8000名将士乘火车从南京直达蚌埠，在蚌埠用过晚饭，全体将士威然肃立在车站月台上，姚雨平登上临时用十几张方桌搭起的讲台上，用一只白铁皮喇叭筒对部队训话：“各位弟兄！当今，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民心趋向共和。可是，虏廷未灭，袁世凯和他的北洋军对抗民国，仇视共和，罪大恶极，国人当不与共戴天！我们革命军奉孙大总统之命举师北伐，全线进军。我们北伐第二军今天开赴前线，进击南犯的张勋江防军。古人云：‘师克在和不在众’。辫子兵的武器装备虽比我军好，人数比我军多，可是，就在两个月之前，他们曾是我们革命军手下败将，只要我们8000将士协力同心，就一定能直捣黄龙，踏平专制巢穴，把中华民国五色旗插到紫禁城头上去！”姚雨平训话之后，部队立即登上火车，向固镇方向驶去。固镇本来控制在民军手里。两天前，张勋在徐州率2000辫子兵乘火车突然袭击固镇车站，守卫车站的民军仅百余人，扼险抵抗，后因张勋部从两翼包围上来，民军后援未至，战到薄暮，只得退到距固镇30里的新桥。夜半，固镇落入张勋辫子兵手里。袁世凯在张勋攻占固镇后，即电令直鲁、东三省各派军队前往支援。北洋军第5镇已派出步队4营、炮队1营、马队2队、由东巡防营1000名清兵先后开到徐州和宿县，准备进攻南京。民军北伐的第一个目标是从辫子兵手里夺回固镇，拔除北洋军威胁南京的前沿据点。张勋在攻下固镇后，又派了7个营的辫子兵到固镇下营，有一半是马队，准备第二天向蚌埠进攻。辫子兵巡逻队见到远处一列火车呼啸而来，又突然在不远处熄了灯，停了下来，便认定是民军的北上部队。巡逻队哨官认为火车上来的，十之八九是小股民军。目的是为了摸摸虚实。他想：何不把他们一口吃掉，好去向张大帅报功领赏。于是，辫子哨官一声令下，百十来个辫子兵便拉开了散兵线，手持新步枪，趁黑缓缓向列车摸去。辫子兵巡逻队距离北伐军只有十几丈远时，北伐军的步枪、机枪突然一齐开火。走在前头的辫子兵十几人被击毙，走在后边的，见势不妙，慌忙掉头就跑。北伐军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从地上跃起，向车站追去。正在车站里酣睡的3营步队，忽闻外面枪声大作，惊惶失措，指挥官也在搞不清民军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便瞎喊一通。辫子兵骑上马，也就觍懂懂地冲了出来，胡乱地放一阵枪。张勋的马队未曾打过夜战，黑灯瞎火中，遭到民军夜袭，吓得心惊胆跳。忽然，“轰”地一声，一发炮弹落在马群中爆炸，死伤了几匹马。战马受惊，纷纷拚命挣脱缰绳，在漆黑的旷野里狂奔乱跑。有的掉进了浍河中，被冰冷的河水冻得乱叫。经过1个多小时的夜战，惊慌失措的辫子兵被打得一败涂地。一群群不成队形的辫子兵，没命地往北方逃跑，途中拦住一列自北往南开的货车，劫持机车司机倒回宿州方向去。北伐军紧追不舍，炮轰火车头，终于将车头击毁。车上的辫子兵仓皇弃车奔逃，动作慢的或者被俘，或者被击毙。拂晓，北伐军在固镇集合。辫子兵的枪枝弹药丢遍满地，在车站前还留下了一尊巨大的子母炮，辫子兵的尸体横七竖八。那些被打散的800余匹战马，也被北伐军士兵追了回来。激战了半夜而大获全胜的北伐军战士，志气高涨，没有半点疲乏之意。司令员姚雨平站在一个台阶上，兴奋地向士兵们发表演说：“弟兄们，气可鼓，不可泄！敌人的残部正往宿州逃窜，那里是他们的第二大本营，兵贵神迅，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在宿县站稳住脚跟。现在，我们务必一鼓作气，马上登车，趁胜追击！”战士们再次登上列车，火车汽笛长鸣，徐徐向北开去。从8000余名战士中抽出会骑马的800余人，利用缴获的800余匹战马，编成北伐骑兵队，尾随列车之后，向宿县奔驰而去。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张勋，清早起来便同皖军头子倪嗣冲在宿州城内司令部楼上下棋。张勋嗜赌如命，倪嗣冲奕棋上瘾，两人正好一拍即合。他们自督军江淮以来，每天早晨，总要在这楼上摆棋盘，拚杀数局。棋盘边搁着金戒指或玛瑙杯，便是赌注。张勋身边还坐着一个天姿国色的姨太太。姨太太是苏州人，张勋把她买来，给她取名叫小毛子。她刚18岁，不但容貌绝世，棋琴诗书无一不晓。那57岁的张勋，门下妻妄成群，对小毛子有独爱之情，他让小毛子相随身边，寸步不离。张勋被革命联军赶出南京城，仓皇渡江逃跑时，没有顾上心爱的小毛子。小毛子在下关被江浙联军宪兵队捕获，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把她安置在南京门帘桥前清候补道陈善家里。陈其美得知后，建议将小毛子押解到上海，陈列张园，供人参观，门票四角，收入充当军饷，估计可得军资十万元。徐绍桢不同意，派津浦铁路局局长陶逊，专程将小毛子护送到徐州，交还给张勋。张勋正因失掉小毛子而心情烦躁，几位不知趣的姨太太想趁机跟张勋讨宠，不料张勋张开五指，左右开弓，打得姨太太们四处躲藏，再不敢去纠缠他了，参谋长向他汇报辫子兵在南京打仗时伤亡情况，他牛眼一瞪，拍着桌子大骂道：“丢了几营兵算得上几根鸟毛！老子把小毛子都丢掉了。”张勋烦闷不堪，副官进来报告：“大帅，民军把太太送回来了！”张勋跳了起来，一把抓住副官的衣襟，瞪着他问道：“在哪里？”副官吞吞吐吐地回道：“在徐州火车站，是由铁路局陶局长送来的，太太坐在轿子里。”张勋喜出望外，放开副官，喝令道：“快传我的令，速派仪仗列队出城欢迎！”从张勋公馆到徐州火车站的大路两旁，排列辫子兵仪仗队，张勋带着卫队，满面春风地到车站迎接小毛子。他见过陶逊后，便跑到花轿前，掀起苏绣轿帘，果见小毛子怀抱琵琶，端坐在轿内。小毛子抬头见到张勋，娇嘀嘀地喊了声：“大帅！”张勋重新得到小毛子，十分感谢陶逊，便把从南京劫持来的机车14辆、客车80辆悉数归还铁路局。陶逊即把机车、客车开回南京，姚雨平的北伐军所乘列车，便是张勋归还的。张勋与倪嗣冲对弈，把那金戒指、玛瑙杯输了不下几十只。这小毛子不服气，便向张勋请缨，要把张勋输掉的金戒指、玛瑙杯全部赢回。这天早晨，倪嗣冲来到张勋公馆楼上，见张勋身边的小毛子，有倾城倾国之色，心里便有些酸溜溜的，暗想：这老家伙还真有此艳福。他坐了下来，小毛子忙将棋子摆好，张勋便同倪嗣冲拚杀起来。小毛子只是静静地坐在张勋身边，暗中观察倪嗣冲的棋路却不言语。不一会功夫，张勋却是输了一盘，把那镶有一粒蓝宝石的沉甸甸的戒指，从自己面前推给倪嗣冲，倪嗣冲“嘿嘿，嘿嘿”笑着，狡黠的小眼瞟着小毛子，抓过金戒指，套在无名指上。小手子忙伸开玉手，把棋子重新摆好，站起来向倪嗣冲躬了躬身子，娇声嗔气地道：“请倪大帅赐教！”倪嗣冲见小毛子与他对弈，从小眼里射出邪光，浑身不觉发痒，真想把小毛子一把搂在自己的怀里。但他却装得一本正经地说：“太太，这使不得，使不得！”张勋手端一个盖碗，漫不经心地喝了一口蛋奶，瞪着牛眼，瞅着倪嗣冲道：“你这野小子怎么啦，怯战了不成？”倪嗣冲道：“我和您老哥对弈，每盘皆是下赌注的，现在夫人上阵……”张勋拍着胸脯道：“哈哈，我当你野小子说什么来着，我老张一生好赌，事无大小皆好下它一注。赌什么，你只管说吧！”倪嗣冲摇摇头道：“只怕大哥舍不得。”只这一句话，惹得张勋骤发脾气，“嗖”地从腰间拔出一把短剑，“嚓”地一声插在桌子上，恶狠狠地道：“赌什么你只管说，要赌身上的肉吗？”倪嗣冲也是个狡诈好色之徒，见张勋的性子已被激起，便“嘿嘿，嘿嘿”笑了两声，又用眼睛盯着小毛子，用挑战的口吻道：“把太太拿来下一注，你敢吧？”张勋一听，便愣住了。他挥金如土，甚至用刀子割下身上的肉，也在所不惜，但他不能失去小毛子，在张勋为难之时，小毛子便嘻嘻地笑了起来，她用那双秋波粼粼的眼睛瞟了张勋一眼，娇声道：“大帅，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先恭喜您将又有一位新的太太了。”她用两只大眼瞟倪嗣冲，嘻嘻地笑道：“倪大帅的夫人，不也是一位如花似玉的娘子吗？”倪嗣冲见小毛子这般神态，恨不得立马把她赢过来。两人你来我往地厮杀起来。张勋把心都提到嗓子上来。眼睛死死盯着棋盘。双方酣战得难解难分之际，忽听楼梯一阵乱响，张勋心里一惊，便知不好，没有大事，谁也不敢上楼打扰。他的贴身护兵阿三跑上楼来，跪在张勋面前：“禀老爷，先头部队昨夜在固镇遇上孙文的北伐军，敌众我寡，抵挡不住，已退回宿州，3营骑兵和战马几乎全部损失。”张勋忽地从抽屉中抽出一支手枪、恼怒地朝玻璃“乒乓”开了两枪：“蠢驴，还不快给我下令封锁城南，那些该死的民匪一定会追上来的！”小毛子吓得“哇”地一声哭了起来，拉着张勋的胳膊：“大帅，怎么办呀？”张勋虽然心里惊慌，却装着镇静的样子道：“不要怕，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指挥部队，把民匪打退后再回来！”倪嗣冲心里暗想：他娘的，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在我快把小毛子弄到手里时来。他眼巴巴地望着小毛子，又不得不跟着张勋下了楼。宿州城内一片骚动，老百姓都关门闭户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各城门都有重兵把守。城垣四周野炮林立，城墙上伏兵如蚁。张勋、倪嗣冲手提马刀，腰插短枪，匆匆登上城门，准备督战，举起望远镜一看，见那北伐军拖着山炮，端着机枪，骑着战马，分头而进，潮水般地涌了过来。张勋暴跳如雷：“开炮！开炮！”“轰轰轰”几发炮弹都落在北伐军身后。张勋的炮队配的都是野炮，打远，不打近。北伐军已勇猛地冲了过来，机枪朝城楼上猛射，大炮向城里猛轰，宿州城一时间硝烟弥漫，古城欲毁。北伐军的敢死队手持雪亮战刀，在机枪掩护下，呐喊着向城垣冲过来。张勋在混乱中喊道：“嗣冲老弟，胜败乃兵家常事，快退吧！”张勋左顾右盼，却不见倪嗣冲的踪影。他再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在两个卫兵的护持下，踉跄跄地从城楼上退了下来。一个卫兵给他牵来了一匹马，张勋跨上马鞍，气急败坏地对卫兵命令道：“快去通知各标各营，马上向符离集撤退。然后上火车，回到徐州老营。到徐州后。我要训话。”张勋慌忙打马回府。他翻身跳马，便迫不急待地朝楼上奔去。刚踏上楼梯，便听到楼上有女人哭泣声，还混杂着男人急切的喝斥声：“快跟我走！”张勋立即拔枪在手，冲上楼去，看见倪嗣冲楼住小毛子正欲下楼。原来倪嗣冲趁张勋在城楼上督战，便悄悄地溜了回来，跑到楼上，佯称张勋受重伤，嘱他前来保护小毛子到徐州去。小毛子吓得没有主见，被倪嗣冲搂着。正欲下楼，没想到张勋赶了回来。张勋气得大喝一声：“你这狗杂种，竟敢搞到老子头上，看我毙了你！”倪嗣冲见张勋正要向他开枪，忙把小手子往前面推，张勋怕误伤小毛子，将手枪收回，倪嗣冲趁机飞步下楼去。张勋把小毛子往怀里一抱，亲了一口，才拖住她向楼下跑去。张勋的十几房太太，各自从房里跑出来，趔趔趄趄地奔到张勋身边，扯着张勋的衣袖，哀叫：“老爷救命！老爷救命！”张勋圆睁牛眼，挣脱太太们的纠缠，紧紧搂抱着小毛子，翻身上马，扬鞭摧马，冲出宿州城北门，抄小道直奔符离集而去。这些晦气的太太们，嚎哭着，夹在乱兵之中奔逃。张勋、倪嗣冲所部被姚雨平、柏文蔚部穷追猛打，节节溃败，一直逃到济南。

第二十六章　政党群起

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立即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黎元洪立即配合，他电致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吹嘘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这次未能当选大总统，识者惜之，还说：“方期和议早成，彼此共享共和之福，人望如项城，何至不能与选？”他特告伍廷芳转致唐绍仪：北军应遵守停战协议，立即休战、否则冠裳之会，变为干戈。黎元洪的这份电报，一则为袁世凯鸣不平，给临时政府和孙中山施加压力，再则暗示袁世凯、只要停止炮轰武昌，将来大总统之位，非袁莫属。向袁暗送秋波，略尽投靠之诚，可谓用心良苦。黎元洪从清朝的一个中级军官，一夜之间，成了中华民国首义军政府都督，又两月有余，一跃而为中华民国副总统，他被时人称为“开国元勋”、“开国三杰”（即孙中山、黄兴、黎元洪）、“民国四大伟人”（即孙中山、袁世凯、黄兴、黎元洪），这只是历史的机遇。对于被人强拉出来的那幕历史喜剧，他自己并不否认，他在1月2日复孙中山的电文中说：“元洪才识凡庸，素无定见，此次发难，皆赖群策群力，共赴事机，元洪何人，敢叨天之功以为己有？”黎在表示接受副总统职位的电文中又说：“诸君子创其苦因，而元洪收其乐果，纵诸君子谬蒙推奖，能恧然？”他还当众说过：“按照大清法律，革命行动可招杀头灭族之祸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毛泽东1956年8月30日，岂可以掉以轻心，随便加入，我当时是被他们强拖出来的，实在情不得已。想不到，果然就成了一番大事业！”但是，黎元洪是一位争权的人，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宣布取消副大元帅职，但黎元洪仍然继续使用大元帅名义。他还分化瓦解革命力量，加紧集权。他利用亲信孙发绪、饶汉祥、杜锡钧等人，密密勾结原共进会领导人、军务部长孙武，拥黎自重，摧残湖北革命力量，打击、排挤原文学社系统革命党人和在湖北的同盟会领导人；临时政府成立后，又公开拥袁、拥黎，排孙、排黄，反对临时政府和同盟会。孙武等人，因没有选上临时政府各部总长，便迁怒于孙中山、黄兴，攻击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孙发绪乘机盅惑在宁不得志之鄂人，谓南京政府排鄂，鄂人功高多材，应另树一帜，以与之相抗。于是孙武、孙发绪、刘成禺等人，拉拢一批失意的文武官僚政客，在上海成立一个新政党，一民社，与同盟会公开对立。列名发起成立民社的人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麴、王正廷、王鸿猷、李登辉、孙武、朱瑞、张振武、吴敬恒、杨曾蔚、刘成禺、项骧、宁调元、孙发绪、周恢、张伯烈、汪彭年、高正中、朱立刚、徐伟、高彤墀、郭健霄、何震等。1912年1月16日，在上海旅泰开成立大会，临时推举孙发绪为主席，决定在上海设立民社本部，选举职员，公推吴敬恒为总干事，何震为秘书。主事者为孙武，最活跃的是孙发绪，黎元洪为后盾。民社成立后，在报端发表《民社缘起》、《民社规约》，标榜爰本卢梭人民社会之迺，发起民社，对于统一共和政治式。1．在社会生活中，指对立双方根本利益互相冲突的矛盾，，持进步主义，以谋国利民福。实际上是拥护黎元洪为首领，向同盟会争权。他们在上海创办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又在武汉成立民社武汉支部，公举黎元洪为社长，孙武为副社长，孙发绪为评议长，丁立中为总干事。民社的中心实际上已由上海移到武汉。黎元洪，孙发绪等，以民社为据点，掀起反对临时政府的阵阵恶浪。孙发绪在一次会上说：“孙文说话，完全是骗人的。从欧美回来，想做现成的总统。此次组织政府，所用的人，都是他从前打滥仗的朋友。我们万不可同他联合，免得陪着他一路垮台。”他盅惑说：“黎氏德高望重，虽华盛顿复生无以过之。鄂中将士，皆起义有功，而南京政府均漠置之，且以湖北全省矿产及赋税抵借外债，并谓武昌内政不良，将练一军平武昌。”这些无中生有、挑拨离间的谣言，正中孙武的下怀，孙武当即恨恨连声地道：“南京如此败坏，吾宁承认袁世凯，而不承认南京。”他们还要公开发表通电，表示反对南京政府。当即遭到同盟会员杨时杰、查光佛等人的痛斥，双方几致动武。黎元洪抱定主义，另立门户，垄断湖北一切政权，联袁拒孙。武昌民社集团成了袁世凯在湖北的代言人。黎元洪稳固掌握了湖北的政权后，又掌握军权。他利用孙武与蒋翊武之间的矛盾，免去蒋翊武的护理总司令职务，又将节制各军的谭人凤派为赴上海的议和代表，令心腹吴兆麟为总司令。吴兆麟立即改组司令部，设立参谋、副官、秘书、军法四处，其中只有1个副官是革命党人，又将原步、炮、马各队11个协的兵力编为3个大防御区，另编2大队和1个总预备队。每防区和每个队均设司令官1人，6名司令官中，革命党人只有2人，其他均为旧军官，而且统率先锋军的总预备队总司令官也安插了黎元洪的心腹执事官王安澜。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基本上已掌握在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手里。黎开洪的心腹杜锡钧向黎献策道：“自古道‘当权者贵’，权是不可放松的。袁世凯为什么‘抖雄’，还不是仗着兵权在握吗？现在和议未定，正可借备战的名义，把军队扩充起来。尽管当选了副总统，大元帅的名义千万不可取消。各省来鄂的援军，编遣和节制权，都在大元帅手内。不过高级官吏，多物色几个亲信人。有了兵权，谁个敢不服从呢？”此话正中黎元洪下怀，黎元洪已有了掌握军权的计划。杜锡钧又给孙武出谋划策：“一旦和议告成，鄂省需进行之事甚多．黎元洪既当副总统、都督一席．势必易人。谁人呢？非你孙武不可。做都督又非掌兵权不可，而现在兵权均在战时总司令吴兆麟手里，不如趁北伐时机，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把吴调开，请黎元洪下令将军队归军务部节制。”孙武颇以为然。他和黎元洪各自装着杜锡钧所献计策，一起商讨扩军计划。把吴兆麟划分的3个防区改为3镇，令吴统率第3镇，外加混成第8协、机关枪1营、督战敢死队1营、护军队2队、卫生队1队，作为北伐第一军，吴为第一军总司令。此外，湖南、江西、安徽、广西、江苏、南京、贵州、广东、云南等省赴鄂援军近10万人编为第二、第三军，以江西援鄂军统领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统率安徽、江西、九江、南京各地援军，及鄂军第3协；以广西援军赵恒锡为第三军总司令，均归大元帅黎元洪统辖。其余鄂军部队编为守备部队和留守部队，各拥有3个协兵力，留守部队中还包括炮兵2标、工程兵1营，亦归黎元洪统辖。杜锡钧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在决定吴兆麟任第一军总司令后、又在孙武面前挑唆道：“吴任此职，指大功告竣，吴之功劳权势亦愈加大，是后患也，仍宜设法牵制。”孙武、杜锡钧便商定，请黎元洪改派吴为尚未建成之第4镇统制，暂指挥第一军所属军队。黎元洪不能驳孙武的面子，认为吴兆麟是自己人，好说话，如不行，再令他作参谋总长。于是当即照孙武的意思赶办委札，连夜派人送给吴兆麟。吴接到委札颇为恼火，立即打电话给黎，表示不满。黎元洪只得任命吴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孙武接让第一军总司令。孙武争权、黎元洪朝令夕改，引起革命党人及军政府人员不满，总监刘公对吴兆麟道：“黎之左右佥任，非驱逐不可！”杜锡钧闻风逃往汉口，并派心腹之人潜往武昌，面晤孙武道：“先生若就第1军军统，则军务部势必易人，就小遗大，甚为先生不取也。不如此时辞去军统之职，再由先生保荐一心腹之人，先生间接遥制之。此两全之策也。”孙武正为遭到众人反对而懊悔。听了这番话便向黎元洪建议暂命杜锡钧代理第一军总司令。黎元洪从恶如流，惯听小人播弄，且杜亦是他的心腹之人，买孙武的面子。于是，杜的目的便达到了。可谓手段狡猾矣。黎元洪以大元帅名义发下了准备北伐进军的命令，命第一军由阳逻向黄陂方面前进；第二军由黄陂进占祁家湾，然后沿铁道线向三议埠行进；第三军占领新沟、汉川，嗣后即由孝感进攻。三军均需在停战期满，即1月15日晨8时完成如上军事行动，一旦和议破裂，即向盘踞在杨店和孝感之敌发起正式进攻。但黎元洪雷声大，雨点小，他的主要希望是寄托在同袁世凯的和谈上，北伐仅成为他扩张军队的口实。同盟会在袁世凯的诱惑下，在立宪派人的离间下，上层已经分裂。原同盟会会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太炎同立宪派人张謇、程德全、赵凤昌、应德闳等发起，于1912年1月3日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公推章太炎、程德全为正副社长。各省设立分会，经各省会员互选，其参议员为：江苏：唐文治、张謇；浙江：蔡元培、应德闳；湖南：熊希龄、张通典；湖北：黄侃；安徽：江德渊、程承泽；四川：黄云鹏、贺孝齐；江西：刘树堂、邹凌沅；广西：陈郁瑺；云南：陈荣昌；广东：邓实；甘肃：牛载坤；贵州：符诗镕、王朴诸。设机关报为《大共和日报》。中华民国联合会主要是由立宪派人和少数象程德全这样的旧官僚、把章太炎这位“革命元勋”当作旗帜而搞起来的。它的“假定政纲”计有10条：1、确定共和政体，建设责任内阁；2、统一全国，厘正行政区域；3、厘正财政，平均人民负担；4、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5、振兴海陆军备，巩固国防；6、建设铁路干线，力谋全国交通；7、维持国际和平，保全国家权利；8、励行移民开垦，促进边荒同化；9、普及国民教育，振起专门学术；10、注重国计民生，采用稳健社会政策。这些政纲是无所非议的。但是，中华民国联合会的实际活动，主要斗争矛头是对着临时政府的。诸如反对使用阳历，多队向临时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成立民选参议院。他们在临时政府准备将汉冶萍公司同日本合办、以向日本借款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等问题上，对以孙中山为首的临时政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表示坚决反对的态度，使临时政府处在更加困难的境地。中华民国联合会成立2个月之后，即改名为统一党。改组后的统一党领导机构是理事会议，选举章太炎、程德全、宋教仁、熊希龄、张謇五人为理事。理事主持一切党务。各省推举评议员，有唐文治等17人为评议员。又将一批在政治上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举为参事，以襄助理事办理党务，他们是：汤寿潜、蒋尊簋、庄蕴宽、唐绍仪、赵凤昌、唐文治、陈荣昌、邓实、应德闳、王穆青、汤化龙、温宗尧、叶景葵等。统一党成立后，全力支持袁世凯，在许多方面抨击临时政府。到了1912年5月，统一党与民社等社团合组为共和党。除了共和党与临时政府、中国同盟会对立的组织之外，又有“国民协进会”、“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等组织与同盟会对峙。又有“统一共和党”、“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建立起来。国民协进会是由范源濂、籍忠寅、蹇念益、周大烈、王景芳、严修、黄远庸、蓝公武等人于1912年2月，在天津发起成立，是由清末立宪团体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成员组成。政治倾向于黎元洪主义，主张推黎为党魁。国民协会是由张嘉璈、温宗尧、唐文治、夏廷桢、沈祚延、赵熙、唐绍仪、杨士琦、袁树勋等人担任领导。它是袁世凯的政治附庸。共和建设讨论会是由原宪友会的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胡瑞霖、张嘉森等人于1912年1月在上海发起4月13日成立。谢远涵、林长民、肖湘等人为文书干事，陆乃翔等人为会计干事，李文熙等人为庶务干事，胡瑞霖、黄可权、向瑞琨、刘崇佑、张嘉森等40余人为交际干事，汤化龙为主任干事，组成共和建设讨论会本部。共和建设讨论会以原立宪派人和旧官僚为主，其骨干多为原各省谘议局的议长、副议长、议员。该会的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积极为梁启超归国创造条件；其二，策划合并反同盟会的各政团为一大党，和同盟会对峙。最后与国民协会一起，联合了几个小政团，组成了以汤化龙为干事长的民主党。统一共和党是由共和统一会、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政治谈话会联合而成。共和统一会是由同盟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和江浙立宪派人士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赵凤昌等，在1911年12月下旬发起成立，并在南京创办《大中华报》。中华民国国民共进会是由浙江都督府各部长及部分省议会议员褚辅成、殷汝骊、沈钧儒等，于1912年1月发起成立。政治谈话会为同盟会员刘彦组织，其成员多为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员。1912年4月，这3个政治团体在南京合并组成统一共和党。选举蔡锷、张凤祐、王芝祥、孙毓筠、沈秉坤为总干事，殷汝骊、袁家普、陈陶怡、张树森、彭允彝为常务干事，景耀月、刘彦、欧阳振声、吴景濂、沈钧儒、肖坤等20人为参议，褚辅成、李日垓等25人为特派交际员。统一共和党在云南、贵州、江西等十余省设立支部。党员人员达数百人。蔡锷为云南支部长，张凤翙为陕西支部长，唐继尧、李烈钧、戴戡等都分别积极从事建立贵州、江西支部的工作。该党主要领导成员几乎全部是同盟会员和立宪派人。以巩固全国统一，建设完美共和政治，循世界之趋势，发展国力，力图进步为宗旨，它在同盟会和其反对党之间，采取折中态度。中国社会党的前身是江亢虎于1911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有50余人参加。江亢虎原名绍铨，江西弋阳人。1901年，18岁赴日本考察政治，不久回国，被袁世凯任为北洋编译局总办和《北洋官报》总纂。次年留学日本，1904年因病辍学回国，任刑部主事和京师大学堂日文教习。1910年经日本至欧洲各国，宣扬无宗教、无国家、无家庭的三无主义，并以此抵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在国外听得一点社会主义的门面话，归国后便鼓吹“社会主义”，组织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尽管江亢虎把无政府主义当作社会主义去宣扬，但对落后中国来说，仍有一定的启蒙意义。上海光复的第二天，江亢虎将社会主义研究会改组为中国社会党。他在《中国社会党宣言》中说：“社会主义欧美极盛，在中国则本党实为最初惟一之团体机关，其宗旨在于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它的党纲为：赞同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中国社会党成立2个多月，便有党员4、5千人，设30余个支部。虽然中国社会党党员成分复杂，但其中确有一批热心于社会改革的进步人士，如苏州支部总务干事陈翼龙，以及顾颉刚、叶圣陶、王伯祥等，后来又有天津的李大钊。中华民国工党是由中国社会党党员徐企文发起，于1912年1月21日在上海成立。公推朱志尧为正总领袖，徐企文、谢月为副总领袖。该党的基层组织是按行业组建，分别在铁业、机器业、纱业、电业、外国木器业、眼镜业、红木业、丝业、银行业、雕花业、漆业、帽业、织业、寿器业、刻字业、印字业、红帮缝衣业、制烟业等建立基层组织，惟选各业领袖。中华民国工党以“促进工业发达”为主旨，不提倡工人罢工，主张工人同资本家通力合作，调和阶级矛盾。1912年6月23日，中国社会党和中华民国工党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两党“切实联合，一致进行”。孙中山指挥6路大军北伐，1912年1月12日，他命关外都督蓝天蔚率“海容”、“海珲”、“南琛”3艘巡洋舰，从上海出发，经烟台北伐。北伐舰队开抵烟台，受到已宣布光复的烟台人民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又命刘基炎率领2000余名沪军为北伐先锋队，从上海分乘新铭、新昌、公平、太顺等四艘轮船，去烟台，先后占领了登州等地。沪军由蓝天蔚节制，从此北伐军以烟台为进军东北之基地，即从烟台乘船渡渤海，在辽东半岛登陆，进军东北三省。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早年以湖北武备学生资送日本留学，入士官学校。1903年，25岁，与钮永建、秦毓鎏等在东京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被推为队长，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回国后在湖北新军任统带官兼湖北将弁高等师范学堂教员。不久赴日本考察军事，考入陆军大学。1910年归国，任陆军第2混成协统领，驻奉天。武昌起义后，与陆军第6镇统制吴禄贞、第20镇统制张绍曾等，拟发动北方新军响应。不料吴被刺身死，张被解职，他赴沪任北伐军总司令，再赴烟台。但是，蓝天蔚准备在辽东半岛进军东北的计划，却受日本帝国主义阻挠。日本“音羽”舰将校到“海容”号访问蓝天蔚，拒绝蓝天蔚军在辽东半岛登陆，声称“不但中立地带绝对拒绝利用，即在其他满洲沿岸地域登陆，亦将使满洲之安宁秩序发生紊乱，并将进而危及各国居民之安全，以至于损害我国利益。为避免将来发生骚乱，应请贵军放弃登陆计划。”蓝天蔚不得不改为绕道在貔子窝附近经花园口至大孤山中立地区以外一带地点登陆。孙中山组织的6路北伐大军，若能继续北伐，不出3个月，便可兵临北京城下。同盟会要人谭人凤在谈到北伐形势时说：“时南军援鄂者，有沈秉坤率统之湘、桂联军，马毓宝移驻九江之赣军，南京派遣黎天才之滇军，唐牺支、王政雅光复荆、襄，重庆、四川亦光复，鄂固无虞矣。南京方面，柏文蔚率滇、粤军驻临淮，扼由徐入皖之路。扬州徐分府合皖军屯宿迁，扼由京入浦之路，正阳、六合等处，亦有军扼守，以防由豫入皖之路。其集中于南京城者，有浙军、沪军、光复军、铁血军、卫戍军，以及固有之军队与新编之各军，合计不下10余万众。而广东，闽、浙尚议继续出军，兵力不可谓不厚，加之长安、太原早已光复，烟台有刘基炎独立，河南有王天纵举兵，直隶有滦州兵变之一事，东省自牛庄发难后，关外都督蓝天蔚尚谋大举。使南京政府毅然攻击，以援鄂各军出武胜关，直趋河南与山、陕义军合，以南京集合各军分配前敌，3路夹攻徐州，分1支捣开封与鄂军合，1支由京浦入济南，与齐、鲁义军合，行见北方健儿群起响应，袁且将瓮中鳖矣，岂能操必胜之算哉！”袁世凯所依仗北洋6镇，至多10万人，临时政府的军队多出袁军好几倍。而且在兵源上，独立各省人民踊跃参军。相反，袁世凯到自己的老家招兵时，应募者认为是革命军，踊跃入伍，但一见龙旗，便群哄而散。清政府不得人心，它的兵源十分困难。总之，临时政府在军事上已处于优势，袁世凯则处于被动的守势。临时政府在政治上也处在有利地位，南方各地军民，纷纷发布通电，要求取消议和，出师北伐。有的说：“今民国已立，总统有人，诸公早定大计，直捣贼巢。”“北伐北伐，纵以吾辈之血，染成民国地图，亦所不惜。”有的说：“和约且破，已堕袁贼诡计。刻下敝军已联合五镇，预备开赴前敌，如何进行方略，速复，以免一误再误。”有的说：“北军势单力薄，调遣难周。我军朝气方新，万不可堕其延宕之术。敝军政分府现今整队北伐，一面廓清淮甸，以固我长江门户，然后与各民军合力北伐。务请我最崇拜、最亲爱诸公，持以决心，奋扬神武，毋使九仞之功止于一篑，是为至祷。”全国反对议和，要求北伐的呼声极高。但是，6路北伐军队，除宁皖和淮杨两路沿津浦线北上，烟台、关外两路有所行动外，其他两路并无动作。由于南北议和，命令各路北伐军在停战期内不许进击，而停战协定一再延长期限。停战议和，一则是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就已确定的方针，二则是新成立的诸多党派拥黎拥袁。孙中山事实上已不可能改变南方各省“举袁”的方针，同袁世凯中止议和。这样，临时政府所举行的北伐，终于夭折。袁世凯在声势浩大的北伐军面前，已是惊恐之状。他手下的北洋“三杰”，也变得无所作为。所谓“三杰”是袁世凯在山东的时候，曾请德国军官观操，那个德国人当着袁的面，用马鞭指着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称道：“你手下这三员均为杰出的将才。”于是，这三人便被吹嘘为“北洋三杰”了。后来军中进一步把这“三杰”吹得更形象化了。分别称之为“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冠的王士珍，城府很深，在政治舞台上是个时隐时现，见首不见尾，知面不知心的人物，所以称之为“龙”；段祺瑞性情暴躁，好比恶虎。但这只“恶虎”长相却没有半点虎威，他脸膛扁平，眉毛疏淡，鼻子微微歪向左边，胡子散乱，嘴唇没有棱角。因此人们常常不叫他“段虎”，因他是合肥人，则叫他“段合肥”。冯国璋爱在主子面前点关哈腰，象一只摇尾的家犬。冯国璋和段祺瑞虽是一对结拜金兰的把兄弟，可一直是面和心不和。早在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委派冯国璋为步兵学堂总办兼督练营务处总办，段祺瑞为炮兵学堂总办兼炮兵统带。冯国璋丧妻后，袁世凯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嫁给他做填房。段祺瑞断弦后，袁世凯又将自己的干女儿张佩蘅许给他做继配夫人。由于各有这么一层不寻常的关系，冯、段二人常在袁世凯面前争宠，就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常常明争暗斗，各不相容，互不服气。段祺瑞的父亲在旧军中当过管带，段祺瑞因此自命为“将门之子”。他在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又曾到德国深造过。当时德国是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国家，而那时留德学生又很少，段祺瑞更是以此引为自豪，常在人前摆出一副门里金刚的架势。他非常崇拜德国，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称德国的好。甚至他生了病也非要服德国药不可。在他的眼里，冯国璋简直是个无名鼠辈，根本无法和他相比。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早年中过秀才，后来弃文习武，考入天津北洋武备步兵班。毕业后，派往军队中当个小军官，不久又离开军队，重操本行，做起候补知县来。他到小站后，立即受到袁世凯重用，成为新建陆军的重要台柱子之一。袁世凯对他手下这一“虎”一“犬”，采取暗中笼络，互相牵制，分而治之的驾驭办法，促使他们心甘情愿地为自己卖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表示他“用人唯公不唯亲”，便常用考试办法来提升军官。当北洋新军成立第1协时，王士珍考个第1名，当了协统；成立第2协时，冯国璋考试也夺了桂冠，也当上了协统。那位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却一连两次名落孙山，脸上无光，肚子里有气。成立第3协时，他满腹心事，坐立不安，深怕这次考试再落榜，那留洋镀金的面子将要丢尽，别说升官当协统没份，恐怕连在北洋军里继续呆下去的本钱也将蚀光。不料在考试前一天，他正惶惶不安时，袁世凯突然差人来把他叫到书房去，二话没说，悄悄地将试题递到他的手里。这次考试，他终于名列前茅。事后，他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是表示对袁世凯“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之所以早他登榜，也全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只不过段祺瑞一直被蒙在鼓里罢了。冯国璋第一军攻下汉口和汉阳之际，袁世凯突然把段祺瑞从前线召回京，一见面，劈头就问：“芝泉，你看这仗该怎么打？”段祺瑞对主子袁世凯心思摸得很清楚，袁世凯不是真心为清廷打天下，那已被清廷封为一等男爵的冯国璋挂帅出征武汉，虽然连克2城，但伤亡严重。他又居功自恃，急于攻下武昌，即使他能打下武昌，他所指挥的北洋第一军也将拚得所剩无几。袁世凯不召冯国璋，却把他段祺瑞召回京来，必然是袁想利用历代权臣惯用的保存实力、养寇自重的手腕，来保存北洋实力。于是，段祺瑞便引用兵书上的两句话回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袁世凯仰头哈哈大笑，竖起大拇指夸道：“知我者，芝泉也！”袁世凯见冯国璋率北洋军与民军拚命，损兵折将，耗尽实力。冯在攻掠汉口、汉阳时，放火焚烧城市，两城已成瓦砾，湖北民众和民军深恨其人，如仍留这只“冯狗”在武汉督师，不利于实施和平诱降计划，于是便定下以“虎”换“犬”的办法。段祺瑞的回答，正中他的下怀，当下命段祺瑞为湖广总督，统率北洋第一、第二两军，取代冯国璋。段祺瑞到了湖北，秉承袁世凯旨意，与民军隔江对峙，并派信使往返，秘密进行倒孙举袁活动，深得袁世凯赏识。袁世凯把冯国璋召回，命他担任禁卫军军统。因为这个职务一直是由皇室最亲信的满族王公担任。冯国璋知道袁世凯这样安排，是为了夺取皇族兵权，作为下一步逼宫后盾，便愉快地回道：“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宫保看守家门！”冯国璋自从当了禁卫军军统之后，即伪装成与袁世凯政见不同，公开反对与民军讲和，力主组织军队进攻南方，大张挞伐，博得了良弼等一班亲贵的信任，使他得以摸清皇室的情况。袁世凯又把段祺瑞和冯国璋叫到他的密室，商议北洋军今后的出路，这3个人都认为“逼宫”的时机已经成熟，由袁世凯取而代之的时候已经到来。

第二十七章　袁氏逼宫

袁世凯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2天，便唆使“段虎”、“冯狗”等联络北洋军官40多人，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极力反对共和，又将此电转达伍廷芳，声称如果以少数人意见采取共和政体，必誓死反抗。袁世凯的这个阴谋，一则是对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再则是以借清廷之信用，假补充军费之名，榨取清室内帑，作特别使用。他在代段、冯等代奏时，说民军要求太酷，依段、冯主张，即行讨伐，惟苦于军费无着，不能实行，愿辞总理之职。隆裕太后温谕慰留，并发内帑黄金八万锭。临时政府并没有因为袁世凯破坏议和、进行军事威胁而同袁决裂，孙中山针对袁世凯的疑虑，复电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辞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许诺，还是不放心，他致电伍廷芳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设国会议决君主立宪，该政府及总统是否亦即取消？以总统让袁和精神的对立而又能构成物质和精神的中性物。如“中立原，有何把握？”袁世凯再次得到明确的答复。唐绍仪辞职后，袁世凯仍令他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大体上达成清帝在优待的条件下自行退位，退位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但是，袁世凯却处于颇为困难的地位。他原来坚持国体问题应由国民会议决定，他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发出反对共和、主张讨伐南方的通电，现在要清帝自行退位，实在难以开口。他为了从这种困境解脱出来，便大造舆论，压迫清帝自行退位。北京各报纸纷纷发表敦促清帝退位的文章和社论。袁世凯又通过他的亲信蔡廷干，动员外国在上海的商会，向清廷提出请愿书，敦促皇帝立即退位，认为皇室妨碍和平，而没有和平便不可能恢复正常贸易。袁世凯做了上述动作之后，便秘密地把清室退位的优待条件告诉奕劻，说这是对清室和满人最为安全有利的办法。清室的王公亲贵就议和形势开秘密会议。会上，奕劻将袁世凯密示他的退位条件提了出来，除少数少年亲贵表示反对外根本矛盾即“基本矛盾”。，大多数人意气消沉，会议无结果而散。载沣见袁世凯，询问关于退位的问题，袁以不得要领的话敷衍他。袁世凯的话被传出后，亲贵中的一些人：肃亲王善耆、恭亲王溥伟、毓朗、良弼、铁良等，对袁世凯极为不满，酝酿组织“宗社党”来对付袁世凯。袁世凯便把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找来，装着忧心忡忡的样子道：“菊人兄，孙逸仙不可小觑，他们的目的、不论是议和还是北伐，也不管是来文的还是动武的，不外乎是要我尽快向那孤儿寡妇下手。可眼下，一是宗社党那伙铁杆派在死顶着，二是隆裕太后本人至今还是六神无主，迟迟拿不定主意。而孙文又挥师北伐，那张勋、倪嗣冲的部队一触即溃，照此下去，这局势无须多时，……。”徐世昌慢慢地说道：“老弟，目下之形势，你不说我也明白，但你可不能老是躲在家里哀声叹气。你若迟迟不下手，我敢断言取非爆发式方法来解决的矛盾，如天体演化、生物进化等。在，过了这村，就没你要的那个店了！依我之见，你明日上朝，即可借孙文北伐声威，狠狠地压一压隆裕太后，这可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只要这寡妇对退位一事略有松口，你便可马上与南方通消息，请他们开个价。这样，既可以速退南方之兵，又可避逼宫之嫌。”次日，袁世凯果然入朝谒见隆裕太后，依照徐世昌的计策装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跪在隆裕太后面前，以全体国务员的名义密奏太后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仅靠北洋6镇，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如若迟疑不决，难免不遭外国干涉，民军亦必因此对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陈孑遗也。请太后圣断。”隆裕闻奏，也早就吓昏了，过了好一阵子她才回答道：“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决定。”袁世凯在卫队的保护下出朝回府在东华门的马路拐角处三义茶馆门前，受到革命党人炸弹的袭击。那些刺客，也并不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他们大都是热血青年。为了清除实现共和的大障碍，他们决定以暗杀手段来对付这个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参加暗杀的人有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陶鸿源、薛荣、李怀莲、许同华、傅思训、黄永清、肖声和女同盟会员郑毓秀等10余人。他们共分为3队，每人携带手枪1支，炸弹1枚。一队装作茶客到三义茶馆喝茶，一队装作酒客到祥宜坊酒店饮酒，最后一队则在东安市场附近准备接应。他们都未经过严格训练，而只是凭一腔热血胆气，虽然布置得很好，但因没有投中袁世凯的座车，只是炸死卫队巡警数人，袁世凯却得逃脱。张光培、黄之萌、杨禹昌3人当场被捕遇害。当天，除郑毓秀外，其他7人全部被捕，后经外国新闻记者保释出狱。这一暗杀活动对袁世凯不但未造成丝毫伤害反而给了他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从这天起，他称病不朝，只是派他的心腹外交大臣胡惟德做他的代理人。并让赵秉钧等人在朝廷里外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保障”的谣言，引起清政府内部的大慌乱，朝廷上下，人心惶惶。那些胆小怕死的王公贵族，有的干脆卷起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避难去了。袁世凯在遇刺的第2天，即1912年1月17日，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参加御前会议。恭亲王溥伟问赵、梁：“总理大臣邀余等会议，究议何事，请总理大臣宣言之。”赵秉钧道：“革命党势甚强，各省响应，北方军不足恃。袁总理欲设临时政府于天津，与彼开议，或和或战，再定办法。”溥伟道：“朝廷以慰廷为钦差大臣，复命为总理大臣者，以其能讨贼平乱耳。今朝廷在此，而复设一临时政府于天津，岂北京之政府不足恃，而天津足恃耶？且汉阳已复，正宜乘胜再痛剿，乃罢战议和，此何理耶？”梁士诒道：“汉阳虽胜，奈各省响应，北方无饷械，孤危已甚。设政府于天津者，惧惊皇上也。”这次会议，无结果而散。18日，开第二次御前会议，有些激烈反对清室退位的满族亲贵未被通知出席。奕劻在会上将袁世凯告诉他的请清帝退位优待条件提出，遭到蒙古王公的激烈反对，仍无结果而散。那些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人士，见形势日迫，集30余人，齐赴庆王府，包围奕劻，态度激烈，奕劻被迫，不得不改变他主张退位的态度。19日，隆裕太后在养心殿召集满蒙王公亲贵14人会议。会上，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那王那彦图、载泽等4人，强烈反对退位，当面攻击“奕劻欺罔”，要求太后嗣后不要再信他言。并请求太后拿出宫中金银器皿，暂充军费，支持冯国璋再战。总管禁卫军的冯国璋，暗中虽听袁指挥，表面上也和诸亲贵采取同一的态度，表示拥护清帝。他在18日对载泽说：“革命党甚不足惧，但求发饷3月，能奏功。”隆裕太后已听不进溥伟、善耆等人的话。溥伟道：“如获一胜仗，则人心大定，恩以御众，胜则主威，请太后圣明三思。”善耆又道：“恭亲王所说甚是，求太后圣断立行。”隆裕道：“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么？”满蒙王公退席后，袁世凯的国务大臣晋见隆裕，赵秉钧正式提出由内阁商定的解决时局的方案，即将清政府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另在天津由袁世凯设立一个临时统一政府。袁世凯又致电伍廷芳，要求在清帝退位后2日，南京临时政府即行解散。袁世凯自以为得计，但他的野心却被孙中山看穿。孙中山连电伍廷芳，要他向袁世凯提出3个条件：（1）清廷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2）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3）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举袁为大总统。孙中山电致伍廷芳，要求将所提各条交各报馆公开发表。孙文在电报中称：前电言清帝退位，临时大总统即日辞职，意以袁与满洲政府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故许以即时举袁。嗣就后来各电观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清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故文昨电谓须俟各国政府承认后，始行解职，无非欲巩固民国之基础，并非前后意见有所冲突也。若袁能实行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则文当仍践前言也。今确定办法如下：一、清帝退位，由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电知国民政府，言现在清帝已经退位，或转饬驻沪领事转达亦可。二、同时袁须宣布政见，绝对赞成共和主义。三、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四、由参议院举袁为临时总统。五、袁被举为临时总统后，誓守参议院所定之宪法，乃能接权授事。按1、2两条即为袁断绝满政府关系，变为民国国民之条件。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袁并此而不能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为和平解决，如此则所有优待皇室八旗各条件，不能履行。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请告袁。孙中山将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公布后，袁就处在十分被动的地位。他若不接受这最后解决的办法，又没有别的对付办法；若接受这些条件，宗社党尚在同他作对，并且还没有取得清帝退位的同意。他以后用清廷退位去换取自己的总统地位，还是半公开的秘密交易，孙中山把5项条件公布后，他过去进行的秘密交易，完全被公开了，再没有暗中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只好继续称病不入朝。临时政府逼袁回电，他起初不理；再逼，他答称关于皇帝退位之事，从未与贵代表交涉；再电责问，他干脆置若罔闻。孙中山公开揭露袁世凯，在各方面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支持袁世凯的恶势力便公开替袁讲话，英国《太晤士报》在社论《中国的新困难》中，攻击孙中山所提的条件是“有失审慎”，说南京政党及其领袖的行为，似乎是无法辩解的。该报的一篇署名文章攻击孙中山背弃了他的许诺，提出了不可实施的新建议。那袁世凯的代理人唐绍仪说孙中山正在把事情弄糟，他致电孙中山说，再提什么条件，简直是发疯。伍廷芳、温宗尧急于同袁世凯达成协议，对孙中山公布的清帝退位条件更为恼火，温宗尧说：“如果我有一只手枪，我就亲手杀死孙中山。”临时政府电报局局长是唐绍仪的亲戚唐元昌，他所控制的《国民评论》，在一篇社论中竟说：“看来袁泄凯在最近几个星期所做的工作，由于孙逸仙博士发出了一纸最后通牒，在很大程度上是白费气力了。这一通牒正当就要宣布退位的时刻送达北京，人们只能把它视为一件非常拙劣的恫吓，再无其他看法。”那些满蒙王公亲贵，尤其是以良弼为首的宗社党，在孙中山公布清帝退位、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的条件后，更加紧了反袁活动。他们准备袁世凯一辞职，便照准，由毓朗、载泽等出面组阁，以铁良任清军司令，作最后的斗争。铁良已回到北京，他和良弼等人策划反袁，在北京城组织1．7万名满族士兵。北京恐怖行动正在蔓延，很多人设法购买武器，价格只有45法郎的勃朗宁左轮手枪，竟卖到100两银子1支。袁世凯十分惊慌，他的便衣队卫士已达350人之多，每人配带着勃朗宁左轮手枪。他虽然采取了一切防卫措施，还是担心能否逃开暗杀。没有办法，他又将徐世昌找来，问计于他。徐世昌道：“对付宗社党那几个死硬的家伙，依我之见，除之为上。”袁世凯点头，他也想过杀掉宗社党以良弼为首的亲贵，但是，他考虑到，一则良弼任禁卫军第1协统兼禁卫军训练大臣，仍有操纵禁卫军的实权，要除掉他，不是那么容易。再则杀掉皇族，尤其是像良弼这样的皇族，很可能会惊动整个清室，这不但使他永远洗不清“曹操”之恶名，也不利于他稳妥地从清室手里接过权力。徐世昌见袁世凯沉默不语，便不露声色地道：“老弟，你不便下手，可用三十六计中的借刀杀人一计。”袁世凯禁不住敞怀大笑起来。他要儿子袁克定把刚刚来到北京的汪精卫叫来。汪精卫自从随唐绍仪到上海议和，至临时政府成立后，他的职务，是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充当南方议和总代表伍廷芳的参赞，但是，他在暗中，却又是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的秘密参赞。他平常下榻于伍廷芳在上海的住宅“观渡庐”，但又常有密电向袁世凯报告议和动态。尤为甚者，他竟攻击孙中山道：“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汪精卫还和一部分人发表宣言，提出“五不主义”，即：不做官，不做议员，不纳妾，不吸烟，不饮酒。以此用来促使孙中山放弃政权。南北议和基本上陷于停顿状态后，汪精卫见呆在上海无事可做，便独自一人跑到北方。由于他暗中投靠袁世凯，倒孙举袁；又以同盟会京津分会会长身份，阻挠、破坏北方革命党人武装起义和暗杀活动，同盟会京津分会内，没有人理睬他。袁世凯以干爷的口气对汪精卫道：“从前我曾听说过，孙文先生是个高风亮节之人，为国为民奔走十几年，如今初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也是众望所归。但是，如果为了当总统，就以兵戎相见，同室操戈，大举北进，那也未免有损于孙文先生的声誉。”汪精卫道：“我们革命党人的目标就是要推翻清廷，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不惜使用任何革命手段！”“好！百川归大海嘛，我们的目标乃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快结束满清专制。不过，为国为民着想，还是不动干戈为上策。”“清廷这些年来，已把国家糟蹋成千疮百孔，国贫民穷，若再进行一场内战，怕只有招致亡国了。”袁世凯故作姿态地叹了口气道：“清帝退位的事，目下已成僵局，其实也就是那么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亲贵，在死撑着，其台柱人物就是良弼了，他有禁卫军做实力后盾。据说他们还要另组皇族内阁，以取代我这责任内阁，随后良弼便要亲率大军征伐南方。照此下去，内战不休，兵连祸结，国将不国。”汪精卫见袁世凯一副悲天忧国的样子，沉思了一会，问道：“干爷，对于时局，您难道左右不了吗？”袁世凯摇摇头道：“你要议和，可南方不买帐，清廷又不接受。开战吗？我又不忍生灵涂炭，国家破碎。目下之清廷，虽可比作一座古老残破的大房子，不过，要推倒它，即使千百人一起使劲，也还不一定能达到目的，话又说回来，若抽掉其中一根顶梁柱，它便会自己倾倒下来。”汪精卫明白了袁世凯要他刺杀良弼的意图，他自己再也不敢搞暗杀活动，但他马上想起在天津的同盟会京津分会的同志正在准备暗杀良弼等人，便答道：“除掉良弼，我当尽力而为。”袁世凯喜出望外：“好！那就看你的了。”他边说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支票递给汪精卫：“先拿两万元花去，日后缺钱，跟你兄弟克定说一声就行了。”同盟会京津分会军事部部长彭家珍和黄复生等，因党人在滦州起义，被袁世凯派王怀庆带兵镇压，捕杀了大批革命党人，他们义愤填膺，秘密决议暗杀袁世凯、良弼、荫昌、载泽等清臣。彭家珍等在上海研制成一百余枚小炸弹，运回天津。汪精卫闻知此暗杀名单中袁世凯当首，便多方劝阻，不仅无人听从，反而挨了一顿臭骂，只好溜走。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人。1903年，15岁，入成都武备学堂炮科，毕业后赴日本考察军事，常与革命党交游，立志革命。归国后充四川新军哨长，后升为队官。1909年5月调往云南，任新军随营学堂教练官兼教习，不久调赴东北，任奉天学兵营讲师、代理管带，后改任奉天讲武堂讲师，又充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武昌首义后，与吴禄贞、张绍曾等谋联络北方各镇响应，并扣留清廷购自欧洲的大批军火。旋策动王金铭等在滦州起义。京津同盟会成立，他即入盟，被选为军事部长。彭家珍下了死心要除良弼，他认为良弼有军事知识，且极阴狠，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则此后生民涂炭不堪设想。1月16日，革命党人投弹袭击袁世凯未中，党人被捕，彭家珍闻讯，悲不自胜，心焦欲焚，决心以刺杀良弼为己任。他独自潜入北京，从一位四川同乡家中找来良弼的像片，仔细观察，识别良弼的容貌特征，但因良弼出入均有卫兵护卫，几次想直接行刺，均无机会。他想起他在奉天讲武堂时，听说讲武堂监督崇恭与良弼交往甚密，正好他还保存了几张崇恭的名片，便决定冒充崇恭闯入良弼私宅，进行刺杀。彭家珍探知清廷将于腊月初八（1月26日）假赏赐喇嘛恩粥典礼，召集诸亲贵密议南北战事，于是他决定在腊月初八宴行刺。1月25日那天，彭家珍在中西旅馆写了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他将银票百元和衣物用具交给仆人伍焕章带回天津。1月26日傍晚，彭家珍更换服装，手提小包内藏2枚炸弹，乘马车进入前门，先到军咨府，没见到良弼，便转往红罗厂良弼私宅。彭家珍叫马车夫将马车调转车头在大门前等候，他便直进大门门房前，彬彬有礼地道：“请问，此处可是良弼总领的官邸吗？”门房盯着这位陌生人，见他身着军官制服，威武英俊，便恭敬地答道：“总领赴摄王府，尚未回府。请问老爷尊姓大名？”“敝人姓崇名恭，奉天讲武堂监督。今日专程来谒见挚友。”彭家珍说话间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崇恭的精制名片。“啊，失迎，失迎！请进里屋坐！”“不必客气。我和良弼总领乃是多年好友，只是这几年忙于公务，久疏贵府。现在既然总领未归，我不妨先到附近办件小事，呆会再来。”彭家珍却是十分精明，他想良弼是十分熟悉崇恭的，自己乃是假崇恭，如果在府内等候，待良弼进门，先行禀报，难免事未遂而败露，使托故而出。他整了整佩在腰间的军刀，蹬上马车，又朝着来的方向不紧不慢地驰去。走出数十丈远的一个丁字路口，转了个弯，便在一株老槐树下停下。他掀开车帘，点上一支烟，眼睛注视着马路上出现的车辆和行人。一支烟还未抽完，便见一辆四轮马车奔驰而来，在路口拐往红罗厂良弼私宅方向。彭家珍虽然没有看见车上的人，但凭那威风样子，便料定这是良弼回府了。他吩咐车夫：“跟上！”前边那辆四轮马车在良弼私宅大门前停下，一个青年禁卫军将领从马车上跳下，便大步向大门走去。彭家珍的马车紧跟着也在门口停下，他跳下马车，借风灯的昏光见那青年将领：四方脸，大鼻子，厚嘴唇，两撇细八字胡，便确信他就是良弼。彭家珍机警地提着那只装着两枚烈性炸弹的小包，急步走到门边，亲切地叫道：“良弼兄！”良弼参加宗室密议南北战事，除了几个宗社党发言附合他的主战意见外，其他人皆默默不语，他窝了一肚子气，一路坐马车回来。烦恼地闭着眼睛，不愿看周围的一切，彭家珍尾随其后，他也没有介意。他刚踏上大门石阶，忽听身后有人亲切地叫他，他便站住了。“不认得我了？”彭家珍从衣兜里取出那张崇恭的名片，恭敬地递了过去。当良弼接过名片，在昏暗的灯光下注目觑看时，彭家珍便迅即从小包内取出炸弹，引动爆炸装置，掷在良弼脚下，可是，这是枚哑炸弹。良弼见掷下炸弹，吓了一跳，但他是个有胆略的军人，当即一转，跳上门前的台阶，“唰”地拔出腰间短剑，准备拚搏。彭家珍扔出第1枚炸弹后，迅即掏出第2枚，向良弼扔了过去。“轰”地一声巨响，那刚拔出利剑的良弼，左腿被炸飞出1丈多远，石阶飞裂。机警的彭家珍掷出第2枚炸弹转身欲走，不料一片锋利的弹片被阶石反弹过来，直插他的脑颅，他眼前一黑，竟直直地倒下。良弼的8名卫兵、1名马弁，也同时倒在血泊之中。彭家珍牺牲时只有24岁。

第二十八章　清帝退位

良弼被炸死，清皇族心惊胆颤。铁良一听到他兄弟被暗杀致死的消息，便逃离北京。其他反对清帝退位的宗社党分子，也纷纷逃出北京，前往天津、青岛、大连等地租界，托庇于帝国主义列强。这宗社党策划的反袁活动，也就烟消云散。袁世凯趁机唆使亲信纷纷发出通电，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先后发通电要求袁内阁代奏的有：河南巡抚齐耀琳，山西巡抚张锡銮，署直隶总督张镇芳，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署两湖总督、会办剿抚事宜第一军总统官段祺瑞。段祺瑞的两封电报却是厉害。段率北洋将领46人联名通电声称：“共和国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2、3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万民受困。瑞等不忍宇内有此败类也，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到了这个时候，清室满族亲贵没有人上朝了。袁世凯便授意外交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人，不时入朝恐吓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吓得魂不附体，只好哭求袁世凯：“务要保全我们母子二人性命！”隆裕授权袁世凯，与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立即与南方代表伍廷芳电文文驰，往迫磋切。2月6日，由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优待皇室8条：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400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第五款：德宗皇帝未完成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第六款：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再招阉人。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第八款：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2月12日，隆裕太后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朝见仪礼。那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仍然称病不入朝，他委派外交大臣胡惟德率领民政大臣赵秉钧、度支大臣绍英、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等10名国务大臣，头戴翎顶，身穿袍套，进入乾清宫门内东南角上的廊子里落座候旨。他们默默无语地坐着，喝盖碗茶，但却表情不一：胡惟德、赵秉钧、王士珍眉飞色舞，一副欣喜若狂神态；梁士诒眯着一双神秘莫测的眼睛；唐景崇表情迟钝；绍英一脸愤懑；达寿无可奈何地垂着头；谭学衡、熙彦一副怅然若失的神色。一个太监通报：“太后已至后殿，请各位大臣上殿。”10位大臣一齐起立，整了整头上的翎顶和身上袍服，从廊子里出来，由胡惟德领头朝大殿鱼贯而入。进入大殿，胡惟德在离宝座一丈远的地方站定，各位大臣依次在胡惟德两旁，横列一行，面向宝座站定。大殿内的四个佩着军刀的侍卫武官，站在大臣身后。那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也应召前来上朝。一位太监呼道：“请太后御驾。”隆裕太后在两个太监引导下，领着6岁小皇帝溥仪慢慢地从后殿走出来，走向宝座。胡惟德忙带领众国务大臣朝隆裕太后三鞠躬。胡惟德上前一步奏道：“总理大臣袁世凯身体欠安，命我带领各位国务大臣前来给皇后请安，给皇上请安。”隆裕点点头，道：“好。袁世凯为国家，为皇室都出了不少力。南北议和，做到如此优待皇室等等条件，也是不易。我按照议和条件，把国家大权交出来，让袁世凯去办共和政府。今天颁布诏书，实行退位。”御前太监把皇帝退位诏书放在隆裕面前，她看了几行，泪水便糊住了双眼，勉强看完。她想到：这大清268年的江山，被她拱手让出，她实在不愿把它奉送出去，但又无可奈何。想到这里，便顾不得太后的体面，“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双手死死地抱住退位诏书，呼喊着：“祖宗呀！祖宗呀……”整个大殿，充满了恐怖、阴森的气氛。那胡惟德见隆裕死死攥着退位诏书不肯交出来，深怕发生意外，他恨不得奔上去从隆裕手里把诏书夺过来，扬长而去。但他却从眼里挤出几滴泪水出来，哽咽着对哭得死去活来的隆裕唯恭唯谨地奏道：“太后，现在大局只有如此。太后能睿明鉴远，顾全皇室，顾全百姓，袁世凯和群臣、百姓岂有不知，绝不会辜负太后的一番慈衷善意。况且优待条件已经确定，今后必然做到五族共和。敬祈太后保重。太后放心。”隆裕听了，反而哭得更痛心了，双手仍旧紧紧地把退位诏书捧在怀内。胡惟德料想不到，他善言相劝竟不起一点作用，正在着急的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赵秉钧，忙向他递个眼色，用手指了指衣袖。胡惟德恍然大悟，想起入宫前，赵秉钧给他的一份孙中山发来的电报。他忙从袖里取出电报，上前一步，惊慌地奏道：“禀太后，这里有一份孙文发来的电报，我差一点忘了奏报。”隆裕说有孙文电报，止住哭声，抽抽泣泣地说：“电报里说些什么？”胡惟德展开电报念道：万急。上海伍秩庸代表鉴：今日经参议院同意，如15日下午12点钟以前清帝不逊位，则收回优待条件。此布，即转北京。总统孙文。震。隆裕听了，如一声霹雳盖顶，山崩地裂。她浑身震颤，仆地而倒，两个随扈太监赶忙把她扶起，她悲痛欲绝地将诏书交给内务府大臣世续、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由他们钤印御玺后，交胡惟德。胡惟德捧在手上，大声地开读起来：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非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到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胡惟德读完清帝退位诏书后，他也不等隆裕太后发出退朝命令，便带着各位国务大臣，手拿退位诏书，急急奔出宫去，上了马车，直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向袁世凯复命去了。退位诏书，是由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叫实业部长张謇起草，经唐绍仪转袁世凯的。袁世凯亲笔加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一句。这样以来，共和政府不是由议会选举产生，而是由清政府任命产生了。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他致电袁世凯，表示抗议：“共和政府不能由清帝委任组织。”可是这篇诏书为退位之文，犹如遗言一样，无再起死回生而使之更改之理。袁世凯早已做好了接受诏书的准备。在外交大楼附近，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尤其是外交大楼的门口，便是戒备森严。从大门口一直排到正厅，一色扈卫的队伍。正厅里，两旁站着各级武官，再往里走，便是一些重要的大员了。正厅中央，静摆着一条大条案，条案中间，放着一个紫檀镂花的帖架。胡惟德等人捧着诏书走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百余人哑口无声，甚为静穆。袁世凯从内室走了出来。胡惟德同去朝见的各内阁大臣，都以胡惟德为首列队站立。袁世凯一脸虔诚，轻整衣冠，朝胡惟德走去恭恭敬敬地向诏书鞠过躬，双手从胡惟德手里接过诏书，把它放在大条案上的大帖架上陈列起来，然后转身站到下手。胡惟德朗声道：“太后把国家大权交给了宫保，请宫保早日组织共和政府，以不辜负太后的愿望。”袁世凯恭恭敬敬地回了声：“是！”接受诏书仪式完毕，袁世凯转身，对胡惟德等人说：“你们辛苦了，到后厅里休息吧！”是日晚上，袁世凯在外交大楼剪去发辫，异常兴奋地哈哈大笑。其他人也纷纷效仿袁世凯，把发辫剪去。次日，北京各家报纸，争先恐后地把《清帝退位诏书》全文发表。于是，北京城内街头巷尾，人们拱手相告：“改了朝代了！”“共和了！”“再也不会打仗了！”北京城的龙旗收起来了。人们只知道“共和”二字，但不知如何“共和”法。袁世凯在清帝退位的第二天，即2月13日，便按孙中山提出的办法，迫不及待地将退位诏书送各国公使及南京临时政府，并发表声明：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今由弊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穷之幸福。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各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袁世凯之声明，可谓情真意切，信誓旦旦。这些极其动听的言词，不仅迷惑了革命党人，就连南京临时政府的一些首脑人物，也被他这番花言巧语弄昏了头脑。孙中山接到袁世凯声明电文的当天，便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员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孙中山为了防范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专制，在咨文中附有3个条件：（1）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2）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院自行解职。（3）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新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章程。2月15日，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根据孙中山推荐，以17票选举定世凯为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不久，又选黎元洪为副总统。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美、英、法、德等国公使，立即登门祝贺，并纷纷答应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辞去国民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而推荐袁世凯为临时总统的消息传出，一般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及各界人士，纷纷致电孙中山，反对推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为了平息众人的反对之声，孙中山在回电革命党人中说：文等所求者，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创立中华民国也。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设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项城以和平手段达到目的，功绩如是，何不可推诚；且总统不过国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滋所誓于国民者，项城亦不能改。若在吾党，不必身揽政权，亦自有其天职。更不以名位而为本党进退之征。先生在野，吃苦辞甘，宁不喻此，祈更广之。孙中山在复电海外华侨时说：“今日目的已达。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孙中山把用无数烈士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民国政权以“成功而不私其权利”的磊落风格，拱手让给了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民军的中下级军官，仍表示强烈不满，有的要求立即出兵北伐，有的甚至愤而自杀，那临时政府陆军部致电：徐州电局转镇军柏军长、湘军柴司令、粤军姚司令、清江蒋都督、孙司令、扬州徐司令、上海陈都督转陈汉钦君、安徽孙都督转皖北，各军司令均鉴：顷广东香、惠两军来电，大不满意于新大总统，并云决意北伐等语。果如此，于大局实有关碍。务希洞观时局之危急，曲体孙大总统之美意，互为劝阻，祷切盼切。南京城内，部队听到孙中山退位，让位袁世凯，大家哗然，一般军官开会都主张立即出兵北伐，粤军旅长任介眉发言尤为激烈。陆军部总长黄兴闻之，到会极为劝慰，半夜始散。袁世凯继任大总统，通令各省军队改编。北伐招讨使谭人凤调任川汉铁路督办，所部立即解散，不尊者以土匪论。谭遵命照办。湘军将领邹永成独持异议，对谭人凤说：“袁世凯决靠不住，不特你的军队不可解散，连南京应裁的军队都不可裁撤，否则后悔莫及。”谭人凤不依，邹永成又坚持说：“你去和克强商量，把所有不要的军队都配好了子弹，交把我带到绿林中去训练，等到大局变动时也好出来备用。”谭人凤骂邹永成道：“你发神经病么？”邹永成气愤不过，又见一班老同盟会员只图苟安，马马虎虎地把民国重任交给靠不住的袁世凯，辜负从前的一片心血，因此郁闷在心，决计自杀。他投江自杀，被人救起未死。孙中山认为，只要有了参议院制定的宪法，就能迫使袁世凯遵守宪法，从舆论。他从2月初开始花了1个月的时间，领导参议院制定了一部《临时政府约法》，并在3月11日公布。但孙中山却不知道：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袁世凯对于一纸《约法》，不以为然。但对迁都南京，却十分恼怒，他致电孙中山，拒绝迁都：若专为个人职任计，舍北而来，则实有无穷窒碍。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北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苦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然长此不能统一，外人无可承认，险象环集，大局益危，反复思维，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盖就民设之政府民举之总统而谋统一，其事较便。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此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世凯立即退归田园，为共和国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袁世凯又密电张謇，希望他来京，予以襄赞。张謇虽没亲自北上，却派刘厚生持密函为袁献策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飞钳捭阖，在少川知其意而妙用之，若不著一毫痕迹，使不欲南来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此题不过政府尚在南方，公如何能组织正当之政府也。”张謇之计却是高袁一筹，袁便按张的妙计做去。张謇又鼓动拥袁党派和势力做袁的后盾，2月21日，民社、中华民国联合会、国民协会，以及《民立报》、《神州日报》、《时报》、《时事新报》、《大共和日报》等8社团，联名致电江苏都督庄蕴宽（程德全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内务总长后，庄接任江苏都督），并要求他转告黎元洪、各省都督、谘议局说：“查北都关系外交内政最巨，若舍北取南，帝党有死灰复燃之虑，强敌有乘机侵略之虞。望公电抗议，以全大局。”章太炎早就与张謇串通一气，他以上海光复会总会的名义，分别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和袁世凯，反对民国政府设在南京，要求袁世凯即在北京就职，“以顺舆情”。江苏都督庄蕴宽实际上是张謇的代言人，江苏都督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掌握在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手中。庄蕴宽有了8团体要他出面抗议孙中山等建都南京的决定，便立即通电全国说：阅报载大总统咨交参议院全文，……光明磊落，薄海同钦，但附有办法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一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辞职。二项办法，蕴宽期期以为不可。各省代表所议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乃南北未统一以前，今事实既已变更，则前议岂有拘执。至政府地点之应设在南京，与新总统之是否须到南京，当就事实上论之，不可参以主客尔我之见，致起中外猜疑。今姑设为问题数则：一现势上观念，如袁公南来，北方各省能否保持秩序，满蒙等处能无联外人拥幼主以破坏全局之事否？一地点与历史上之观念，披览地图，南京能控制西北各边否？中国古时除洪武一代外，南京有建都之价值否？一外界上之观念，东西各国能不反对迁都否？以鄙见测之，舍北就南种种危险，将使和平解决之共和政体自生荆棘，致启争端，曲直固不必言，利害岂能不计？前见《大共和日报》13日登有《章太炎致南京参议会书》、《民立报》同日登有空海《建都私议》，业已阐发尽致，太炎谓都南京之毒有五，有八报馆持论鉴定衡平，毫无偏倚，蕴宽南人，岂不以南都力便利，顾以大局所系，自当奉总统府删电转达袁公真电，有极愿南行，祗因北方秩序不易维持等语，自系实情，明者自能鉴之。谨贡所见，以待公决，庄蕴宽叩咸。庄电发表后，安徽都督孙毓筠通电表示：“袁君电称北京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未能一致等，尚系实在情形，藉令举足南来，大局必定为牵动，故定都宁、鄂之说，目前决不能行。”顺直谘议局也通电响应，提出迁都南京之五虑，即：“关东一带现在正忧蠢动，又有外人从中窥伺，风声吃紧，可虑一。京都未靖，倘一摇动，难保不死灰复燃，再生意外之变，可虑二。各国公使对于此事皆喷有烦言，稍一不慎便生交涉，可虑三。庚子乱后与外国使馆订有使馆通路之约，若移南京则江阴、吴淞等炮台，必须撤毁，利害关系甚大，可虑四。蒙藩回藏，正待经画，倘一移则控御失宜，不但于殖民不便，且恐内讧外侮后患方长，可虑五。若就吾国历史上考察，则南不如北尤为彰明较著。”天津的旅津南10省绅商代表崔文藻、徐铮等10余人，致电孙中山说：“临时政府宜北不宜南，章太炎先生论说极详，兹不复赘。恳乞允临时政府仍设北方，以维大局。如不得请，则拟邀约各省绅商来南京，哀请于大总统之前，必得请而后已。”对于庄蕴宽反对定都南京的通电，临时政府外交次长魏宸组致电驳斥道：“公为都督，行政中人也，即政府一分子也，对于国家大计，有所陈述，当告之总统或各部长，能行者以中央之命令行之，否则由中央政府交于议会，决定而后行之。断无以一人之意见，经电各部、各省、公人、私人及各报馆，至有类于耸动社会，反对政府，扰乱秩序之理。令中外闻之，将谓我政府何也。且公所提各问题，固易解决，无俟过为研究者。维持秩序，赖有兵力，固与袁之在南在北无关也。控制西北，亦视兵力与政治若何，决不因京城为转移；英于印度，法于安南，美于菲律宾，未闻因京城之远而失也。联外，拥幼主，系公过虑。至全国反对一节尤为大谬。义师一起，商务全消，各国何尝不反对，吾人固未尝先求外人之同意，而后施革命也。”黄兴以公开信的方式严厉地批评了庄蕴宽。又有驻汉口的湘桂联军以8000人名义向孙中山、黄兴通电说：“公等和平解决之苦心又为国人所欺，然以建都问题既经参议院第一次议决而不克实行，则袁公之心路人皆知。公等何必因循从事，希图苟安，坐令北氛逼人，胥我貔貅行见拚命流血换来之民国政府几奄奄无声息，可为痛哭。袁果赞成共和则请速推诚布公毅然南来，若犹眷恋于专制窠穴，负隅思逞，某等誓必提兵北上拚死一战，不血洗二百余年之秽污地不为黄汉子孙。”南方军队虽然普遍地存在着主张定都南京的强烈情绪，但在高级将领中的意见反而不一。那南京联军参谋团的浙军司令朱瑞、粤军司令姚雨平、第一军团长柏文蔚、光复军司令李燮和、第7师师长洪承点、江北都督蒋雁行、鄂军代表傅人杰、李正溶等、竟发出通电，主张统一后的临时政府宜设在北京。这通电引起了南京军界内部的争论，陆军部便下令解散联军参谋团。而参谋团各统将群起不服，拒不执行陆军部的解散命令。在定都问题上，临时政府内部、军队内部和参议院，都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这使孙中山、黄兴等，陷于被动地位。他们不得不表示：国都问题当由国会解决。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欢迎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海军顾问刘冠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长宋教仁、陆军部军需局长曾照文、步兵第31团团长黄恺元、湖北外交司长王正廷、前议和参赞汪精卫为欢迎员，偕同唐绍仪前往北京，专程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看到舆论多主张定都北京，形势对他极为有利，对如何对待欢迎团，已胸有成竹。

第二十九章　“老猿”称王

2月26日，欢迎团的汪精卫、唐绍仪先一天到达北京，袁世凯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所经之路均有军队夹道而立，火车站且有军乐队一班，人民观者如堵。当晚，唐、汪晤袁，唐道：“国都建设北京，孙逸仙断无反对之理，惟虽定都北京，总统必先赴南京一行庶可化南北畛域，使南京布置略定，再回北京方可。”袁世凯答道：“若赴南，以后北方军队，恐有猜疑而有破坏秩序之举动。可派大公子袁克定先行南下。”次日，欢迎团全部抵京。那袁世凯便在迎宾馆与欢迎专使蔡元培等开会，他拿出京外人民各团体条陈不可迁都之电呈一百余件，评述宜在北京奠都。孙中山已在定都问题上退让，他密授专使：都城地点，决之于袁，但必先请袁赴宁一行，以与旧总统面议各事。蔡元培便道：“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不但反对迁都南京，而且也不肯南下就职。但他在与蔡元培等会谈时表示：“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行期不能骤定。”他表现出打算南下的姿态，给欢迎团造成很大的幻想。正当欢迎团准备陪同袁世凯一起南下时，袁世凯却导演着一场闹剧，他授意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动兵变，并与外国特使通气，让他们调兵入京以“保护”使馆为名，与所谓的兵变相配合，故意制造北方的混乱局势，造成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的假像。那天晚上，蔡元培又去外交大楼催请袁世凯早日动身南下。袁世凯对蔡元培道：“正准备着，准备就绪就一同南下！”并执意留下蔡元培共进晚餐。7时30分，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人声喧噪，袁世凯当着蔡元培的面，立即假装打电话询问情况，“才知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曹锟所部第3镇整队兵变，在东安门及前门一带放火行劫。不到半小时，电话再也打不出去。顿时，外交大楼里大乱，人心惶惶，仿佛大难临头一般。江朝宗、姜桂题请示袁世凯，要带所部去弹压兵变，但是，袁世凯对他们命令道：“你们要调度好自己的军队，必须守卫好自己的防卫地带，切不可擅离防地去打兵变，只要你们守好自己的驻防地区，不叫变兵进来，北京城就乱不了。对付变兵，我自有办法。”袁世凯命令江朝宗要随时报告外面的情况。江朝宗于是马不停蹄，东奔西走，不断进出外交大楼，向袁世凯报告外面闹到什么地方去了，死了多少人，什么地方又放火了。袁世凯虽然遇事不慌，对于外面的曹锟兵变心中暗自有数，但他为了防备万一，也忙着做些应变准备。他换上短装，穿上马裤，登上一双青布便鞋，并收拾好了几箱细软，打点了随身穿用之杂物，让蔡元培留在他身边，选好了几个护从，不离左右。看来，袁世凯对外面的兵变是真是假，他自己也没有多大把握了，如果真的闹大了，他也有动身逃避的准备。曹锟的假兵变，一夜未停，商民有数千家被烧被劫，假兵变成了“北京正月十二兵变”。这一夜，外交大楼里的人一夜未睡，种种猜测、谣言四起，越说使人越感惊恐不安。一会谣传说：“听说亲贵中有人主张杀尽北京城内的汉人。民政部早就把巡警里的汉人，一律换由旗人充当了。”一会谣传说：“禁卫军要进城了！”一会又谣传说：“宗社党早就买通了曹锟！”欢迎团的其他几个人正在下榻的馆所里准备吃晚饭。饭菜刚刚摆好，就听到外面枪声大作，人声嘈杂，继尔，又看到四处火光冲天。不久，枪声越来越近。有人慌忙进来报告说：“北京驻军因为反对袁宫保离开北京，闹兵变了。”欢迎员们看看那人，并不认识，但听到枪声逼近，就都坐不住了。接着，那人又说：“隔壁是个礼拜堂，那里有洋兵保护，乱兵不敢进去，墙根有个梯子，不如过去躲躲。”众欢迎员听了，觉得有理，就忙把饭菜端了出来，爬上梯子，往那边教堂里递过去。是时，馆所外面像是已被乱兵困住，吵闹声乱哄哄地传来。众人端着饭菜刚刚翻过墙去，乱兵们便持枪一哄而进，把馆所抄了个底朝天。欢迎团在礼拜堂内躲了一夜，第二天天未亮，就逃到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去了。各国公使，暗中配合兵变，借口保护在北京城内的使馆，纷纷调兵进京。大街上，处处可见外国军队，尤其日本军队最多，使北京人心惶惶。袁世凯又派梁士诒来到六国饭店，看望困留在那里的欢迎团，他说道：“现在全国倡行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部队弹压，确保地方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欢迎团受到兵变的惊吓，又目睹了外国出兵的猖狂，再听梁士诒这么一说，不但心里发慌，而且也没有了主意。经过与梁士诒反复磋商，蔡元培于3月2日，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报告北京的局势，陈述袁世凯不能南下就职的原因，并提出建议。电文称：“北京兵变，外人极为激昂，日本已派兵入京。设使再有此事发生，外人自由行动，恐不可免。培等睹此情形，集议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馀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袁世凯唆使兵变玩弄骗局，不但没有被揭露，反而得到旧官僚、军阀、原立宪派人和一部分革命党人的拥护。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呼声高了。有的甚至将兵变归罪于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的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在3月4日发布通电说：“宣布共和已逾两旬，专使到京，亦已7日，而临时政府设置何处，袁大总统受任何时，统一政府如何组织，迄无定议，北京秩序似难维持，满蠢将再牵动，使馆卫队昨已调集、六国发兵既见电报，若徒事无理之争执，功亏一篑，更召灭亡，谁尸其咎？各方面观之，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国民协会致电孙中山，声称：“京兵构乱，外患日迫，全由争持临时政府地点致统一政府不能成立，倘在迁延，必至内乱环生，外人藉口，大局何堪设想，请速电袁暂缓南下，就近组织统一政府，以维人心而杜外患，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幸早定大计。”立宪派报纸《时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实在恶毒，它说：“如当道不满意于项城，可以不举项城，既举项城矣，则凡事对于项城，宜尽力让步，岂能因争持临时政府地点之故，两相龃龉。……当道诸公，如以国家为前提也，为今之计，第一宜地点让步，第二宜阁员让步，第三宜临时宪法让步，百事皆弃捐，务须于此旬日内建成一统一之临时政府。统一之临时政府既设立，南京之政府，即宜取销，使全国之统治权出于一，全国之内不论如何军队，如何地方行政长官，皆当服从新政府之巩固，新政府既巩固，然后可以望秩序之回复。”江苏省议会通电指责临时政府，强行要袁南下，致统一政府乞未成立，奸人乘机煽惑，遂肇京、保之变。今全国大多数皆主临时政府设在北京，所见既同，自应协力以达公共之主张，岂可挟私见争意气者败坏大局，惟有请孙总统速电袁总统在北京受任组织政府。黎元洪也乘机说风凉话。他发布万万火急通电说：“顷闻京、津乱党操戈，首难虽平，余孳未靖，祸变之来，将未有艾，外人对此，极为激昂，某国并潜谋运兵入规京辅，瓜分之祸，即在目前。时机万分危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况利便之势，相判天渊乎？”在反对南京临时政府、拥袁定都北京的大合唱中，一些省份的都督和民军将领阎锡山、谭延闿、马毓宝、孙道仁、将尊簋、蔡锷、蓝天蔚、朱瑞、蒋雁行等人，纷纷出台表演。革命党人也有反袁的激进派，但是，孙中山等已决定把大总统让给了袁世凯，而在定都问题上同袁世凯争论，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而已，那些坚决反袁的激进派，已是寒心，不再给孙、黄以有力的支持。因而在这场斗争中，陷于极为孤立的境地。各国帝国主义在北京兵变之后，纷纷调兵入京，进行恫吓，通过它们在中国办的报纸，散布“不让袁世凯组织政府，即将进行干涉”的种种消息。袁世凯搞的假兵变，使蔡元培等欢迎专使，完全上了圈套。他们惊恐之余，一再上书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说：“内变既起，外人干涉之象既现，无政府之状态，其害不可终日。培等会议数次，全体一致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来之目的，以全垂危之大局。”蔡元培等提出两项主旨与袁世凯作最后交涉，即：“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孙中山在国内、国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完全放弃他辞职时所提的三项条件中的二项。3月6日，南京参议院正式决议：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立即派唐在礼与范源濂作为代表前往南京。临行前，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找到唐在礼对他说：“现在上边派你和范源濂为北方代表、尽快到南京去对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声明，说宫保由于北方局势的关系，无法离京到南京就职，为民国计，请他们从权考虑。这是件大事，请你们二位到南边把宫保的意思妥为转达，使他们承认通过。”梁士诒又小声道：“南方的临时政府和参议院方面，通过蔡元培等已经预先接洽好，并且不少的参议员也已经打点好了，我想这次到南京应当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袁世凯也接见了唐在礼和范源濂。袁淡淡地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趟，到南京对他们把北方的情形说一说，我看你们只要说一说就行了。”唐在礼、范源濂二人抵达南京，孙中山带着他们来到南京临时参议院会议厅，当着全体参议员的面把他们作了介绍，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唐在礼便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事先拟好的发言稿照本宣科地读道：“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2月18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致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仪节，从权考虑，俞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唐在礼读完发言稿，众参议员一致鼓掌通过。接着，参议院议决了从袁世凯受职至孙中山解职的6项程序：（1）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就职；（2）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3）参议院接到宣誓之电后，即复承认为授职，并通告全国；（4）袁大总统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国务员姓名电知参议院，征求同意；（5）国务总理及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待事宜；（6）孙大总统于交待之日，始行解职，由参议院电达。实际上，以上六条早已讨论安排，现在只是履行手续罢了。先是孙中山向北京六国饭店迎袁使团致电：“经参义院决议电允袁总统在北京受职。”接着，袁世凯致电孙中山：“自经此变，北方商民愈不欲凯南行，函电吁留，日数千起。而南京政府亦鉴北方事之方殷，谅南行之宜缓。连日筹商办法，以凯既暂难南来，应请黎副总统代赴南京受职。”不久，袁世凯便在北京宣誓就职，专使蔡元培等，也参加了典礼。袁在就职宣誓词中，宣誓遵守《临时约法》。这样，袁世凯终于如愿以偿了。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一再妥协，老百姓看得十分清楚，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前夕，便致电孙中山，提出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由孙中山送交参议院通过。参议院讨论时提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会员。便有赵凤昌提出，由他劝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孙中山、黄兴拍手赞成，欢迎唐绍仪入党，于是参议院便通过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绍仪被正式任命为总理，于3月下旬赴南京组阁，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参入了同盟会。内阁总理的人选经双方达成协义后，袁世凯便向孙中山提出内阁成员名单。袁拟定的内阁名单没有同盟会会员，孙中山力保宋教仁、陈其美、王宠惠等为阁员。袁世凯对政府中的要害部门，如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各部门，牢牢地抓住不放。革命党人对内阁重要席位，也是十分重视，他们力主必须由黄兴来任陆军总长。两广党人开会提议军、财二部长官非民党不可，即由刘毅、朱先悴等出函纠合各军队署名致函参议院，推戴黄兴为陆军总长，反对段祺瑞为陆军总长。参议院开议新阁员一案，也欲推黄兴管陆军，同盟会员覃振从南京急电上海各报说：组织内阁一节，袁公所提出阁员概属亡清旧吏，无一纯新人物差强人意者，此间军、政、学、商各界咸怀不平，暗潮汹涌。寻见南北混合之统一政府，势将破裂不可收拾，贵报主持舆论，最有价值，务希鼎力维持，大张公道，使袁公幡然醒悟，以融合南北感情，为今日救急之要义，万不可循私行诈，功亏一篑，致五大民族之新共和国陷于分裂之惨境，不胜祷盼。革命党人对陆军总长席位的要求，不但遭到袁世凯的坚决拒绝，其他各种拥袁势力也纷纷表示反对，压迫南京临时政府让步。正当南北之间就由谁任陆军部长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候，赵凤昌向黄兴和汪精卫提出，由段祺瑞任陆军总长，黄兴任参谋长的方案。他首先给黄兴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接着又打电报给汪精卫，要汪精卫努力说服南方的革命将领柏文蔚、洪承点等人接受这一方案。唐绍仪于3月25日来南京组阁，双方就陆军总长席位的争夺，仍然相持不下。唐便致电袁世凯：因南军力争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劝袁改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复电谓北军亦为段力争。这时，统一党也发出艳电为袁世凯助阵，劝黄兴放弃做陆军总长，就任参谋总长。唐绍仪又电商北军，劝其顾全大局，一得允电，即向参议院宣布阁员名单，请求同意。军权是袁世凯的命根子，他自然不会因为唐绍仪的电商，就会把陆军总长的位置交给黄兴。这一斗争，最后还是黄兴退让而终结。黄兴正式向参议院公开宣布，他不接受陆军总长这一职务。黄兴在参议院演说，力辞陆军新任，言时声泪俱下，故表决时多数推段。3月29日下午4时，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及各部总长国宴毕，至参议院报告新国务员名单，求其同意。6时开会进行投票，是时议长议员到会39人，以得20票者为通过。唐绍仪提出的经双方商定的内阁名单，经参议院投票的结果是：外交总长陆征祥（38票）内务总长赵秉钧（30票）陆军总长段祺瑞（29票）海军总长刘冠雄（35票）财政总长熊希龄（30票）教育总长蔡元培（38票）司法总长王宠惠（38票）农林总长宋教仁（34票）工商总长陈其美（21票）交通总长梁如浩（17票）以上除梁如浩未能通过外，其他均获通过。唐绍仪提名汤寿潜为交通总长，遭到议员们的反对。最后，交通总长一席，决定由唐绍仪兼任。《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的本来精神，总理处理一切国家事务，阁员和总理共同负责。内阁总理的人选虽由总统提名，但总理一经由议院通过之后，全部阁员应由总理自行遴选。可是，唐内阁的全部阁员，都是经过袁世凯所指定或同意的，由唐绍仪向参议院提出通过，只不过是形式而已。因此，唐内阁实际上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在唐内阁的10名阁员中，同盟会籍的阁员占有一半，即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陈其美和新入会的唐绍仪。从表面上看，这个内阁是以同盟会为中心的混合内阁。但实际上，内阁中的要害部门：内务、陆军、海军、财政、外交都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或追随者赵秉钧、段祺瑞、刘冠雄、熊希龄、陆征祥手里。因而混合内阁的实权，却完全操在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为了缓和南方军人的情绪，便在内阁成立的次日，发布委任黄兴为参谋总长的命令，黄辞不就。袁世凯改任黄兴为南京留守。黄兴发表辞参谋长暂留守南京的通电，表示：参谋总长职任綦重，非兴材力所能胜任，已复电力辞，至两江一带军队维持整理刻不容缓，兴纵怀归隐之志，断不敢置，未完事宜于不顾，以负我军界同胞，已商请唐总理妥定办法，务使南方各军队布置得宜，各安其所，俟布置大定，始行告退。袁世凯任黄兴为南京留守，统率南京附近集中的10余万军队，表面上是倚重黄兴，实际上是要黄兴来替他稳定南方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军队。黄兴肯接受这个委任，一方面是唐绍仪对他的请求，另方面是因为南方许多革命党人，感到在此过渡时期，不仅需要军事和行政权力，而且需要拥有一个民政和军政的总机关，以便保存革命力量，应付出现分裂时的非常局面。黄兴虽然表示归隐之志，但他又不能不顾及客观形势和许多革命党人对他的要求。黄兴力辞参谋总长之后，袁世凯改委徐绍桢为参谋总长。徐绍桢因南京参谋部有人竭力反对，致电力辞。最后，袁世凯请黎元洪以副总统兼参谋总长。其实，军令、军政等实权都由陆军部掌握，参谋部并没有什么实权。4月1日孙中山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参议院行辞任礼。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设北京，4月7日参议院发出通告说：“本院已议决迁往北京办公，自本月初八始休会15天，于本月21日齐集北京。”4月下旬，在北京正式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

第三十章　留守穷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