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的恶浪，一浪高过一浪，在定都之争之后，紧接着又掀起参议院风波。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中，同盟会会员居绝大多数。江苏、湖北两省便以种种借口去搞垮参议院，另立一个能为他们控制的参议院，进而否定南京参汉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为袁世凯效劳。江苏省籍的参议员杨廷栋、陈陶怡、凌文渊首先发难，他们借口南京临时政府未遵循法律程序，擅用汉冶萍公司与轮船招商局的资财抵借外债和威逼参议员，蹂躏参议院，提出辞职。湖北籍参议员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在参议院审查通过一项向道胜银行借款合同，发生激烈争论后，便通电辞职。江苏、湖北两省议员辞职，黎元洪控制的民社机关报《民声日报》发表《足以亡国之参议院》一文，公开号召取消参议院，另立国民议会。它指控南京参议院犯有“借款”、“争都”、“变乱政体”、“暴公肥己”四大罪状。并说“以上四罪仅犯其一，即足以亡国之祸理，阐明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伟大，若兼而有之，其亡盖可立待”。3月14日，湖北省议会发通电：以南京参议院是由各省军政府委员组成，不能作为人民的代表机关，近因南京临时政府以赋税抵借俄债，苏、鄂议员业已辞职，参议院人数不足，议案已难发生效力为理由，主张任用国务员一节暂由袁大总统独立主持，不必再征得南京参议院的同意。要求各省议会在3月底之前，另行选出参议员，组织临时中央议会，待临时中央议会成立后，袁世凯所任命的国务员，再行追交通过。湖北议会又致电江苏议会，提议：“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10人以上20人以下议员，于20日内齐集汉口，筹划一切事宜，如蒙赞成，恳即先行告知本议会为盼。”江苏议会立即通电响应：“敝会本日开会，尊议极赞成，惟拟修正三事：一、正名为临时国会；二、每省由议会或谘议局选举7人；三、齐集临时政府所在地。贵会如表同情，拟请续电各省议会或谘议局，倘得多数赞同闽学以南宋朱熹为代表的学派。因熹讲学于福建建阳，福，仍由贵会挈名，电请袁大总统认可，共和肇建，事机万紧，伫盼赐复。”湖北黎氏集团原打算在汉口组织临时中央会议，以便控制。现在江苏提出不同意见，只好复电说：临时国会地点，原以汉口为齐集地点，俟首都决定后，即行移往，现事机紧迫，凡在长江流域以南各省均齐集汉口同往北京，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经往北京集会，限15日务各达到往在地点。他们的倡议已得到皖、粤、浙、闽、吉、奉、江、直、豫、晋等省来电赞同，要求江苏速选议员，如期集会。湖北议会不但不承认南京参议院，而且否认南京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在3月17日的一份咨文中说：“自上月28日后，苏、鄂议员辞职，各省议员相继辞职者甚多，所余仅23人，已不足法定人数，断难开会，即令该院违背法律，任意开会，揆之法律决难发生效力，勿论该院所决《临时约法》为何项性质，人民决不承认，本议会除电恳袁大总统主持外，相应咨请贵军政府通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督抚，不以该院决定之《临时约法》为有效。”湖北议会利令智昏，它支持袁世凯集权，主张国务员的任命，不必再征参议院同意，由袁世凯独立主持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要废除对袁世凯的权力有所限制的《临时约法》。但是，他们却忘记了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副总统黎元洪是由参议院选举出来的。若废除《临时约法》，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和黎元洪的副总统，也就失去了合法性。南京参议院致电湖北议会，批驳其另立国会的主张：昨接袁总统寒电，转达贵会通电各省发起临时国会，已得11省回电赞成，不胜骇异。本院之成，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现公布之《临时约法》，亦载明10个月内召集国会，当此参议院既成立之后，国会未成立之先，乃以一省议会名议，辄召集临时国会，不知何所依据？若不承认，临时政府皆将无效，民国之基础于以动摇。且今日以一省议会反对参议院而召集临时国会，他日将又有一省议会反对临时国会而召集第二临时国会，起覆纷纭，事权不一，民国前途，将何以赖？方今国基初肇，所赖以维持培植者，端在守法，参议院为法定机关，万不可任意破坏。至于参议员本应依约法选派，规定选派方法，权在各省，或民选或公派，一惟各省自定，万不能执民选二字反对参议员，因以反对参议院。且全国各地未设省议会或谘议局者有之，即现时省议会，亦多因仓卒成立，并未经正式选举。贵会所提断不能完全实行，非徒无益，实生纷纠，本院公认此举当然无效。参议院又通电各省说：鄂省临时议会发起临时国会为不正当之举动，经本院皓电通告，谅已达鉴。参议员能否代表人民之意，乃参议员之选派方法问题，非参议院可否消灭问题。若谓都督选派之议员不足代表人民，尽可按照《临时约法》第18条规定选派5人之数，尽由民选，选定后，即可陆续来院与该省前派之参议员实行交替。《临时约法》规定选派方法由各省自定，各省如何选派，其权皆在各省。各省主张民选，应依约法选举参议院之议员，方不失为正当。参议院为行使立法权之机关，若不承认，则根本破坏中华民国，前途不堪设想，恐非真心爱国者所出此。总之，参议员可以全体改选，参议院为法定机关，断不能改。鄂省之发起临时国会实为非法举动，当然无效。袁世凯出于维护自身的合法地位，于3月22日给南京参议院发出祃电说：“所论极为正当，《临时约法》既经议决公布，自为今日办事之唯一之依据。”但袁世凯又支持江苏省议会改选全体参议员的主张。把参议院中占大多数的同盟会籍议员改选掉，以达到能够控制参议院的目的。袁世凯下令各省以临时省议会为选举参议员的机关。又通令各省，除已将谘议局改为省议会的省份外，所有未经设此项议会之省，应各就原设谘议局名称撤去，改称临时省议会。那些谘议局议员本是满清时代之议员，袁世凯只不过是让他们穿新鞋走老路而已。这样的议员改造，势必有许多原立宪派人成为议员，从而改变参议院中力量的对比，削弱同盟会在参议院的力量，增强参议院中拥袁势力。袁世凯在3月28日通令各省由临时议会选举参议员，限于电报到达后一个月内办理完毕。但时间刚刚过去8天，袁世凯便迫不及待地再电各省，以“现在统一政党业经成立，非有正当立法机关相为对待，于一切进行，殊多窒碍”为由，要求各省所选出的参议员，必须于4月20日以前，一律起程赴京。4月下旬，一些省份按照袁世凯的通令，由临时省议会新选出的参议员，陆续到达北京，南京参议院也已迁往北京。这就在参议院中，出现了所谓“官派”与“民选”参议员同时并存的局面。以至当4月29日参议院举行议会时，发生了新旧议员冲突的场面。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一新议员大呼：“今日为民选参议院开幕，林议长擅将官派而来未经民选参议员，滥列位次，殊为违背约法！”从而和者十数人，一时甚为叫嚣。弄得林森议长无法出席主持会议。由于出现争吵，便改为开谈话会，新议员又当面质询林议长，会议无结果而散。次日上午，民选议员仍在议场开谈话会，公推汤化龙为临时主席。江西议员李国珍、湖北议员张伯烈等人相继演说，认为所有各省官派之参议员自经改选之后，即当取消，万无再加入本院之理。那些官派议员便站起来保护自己。杨廷栋对约法第18条原文作两层解释：“各省议员由各地方选派，选派方法由各地方自定，既谓自定，自不限定民选，但得地方上之承认，即为当选。今日各省改选之参议员亦不尽由省议会选出。”双方各持理由，争论不决，当日主席宣布表决，凡赞成官派议员一律退院者请起立，起立者仅21人，表决无效。最后议决，凡民选参议员未到省份，暂由官派议员充数，俟民选议员到一人后，即将官派议员取消。5月1日下午，参议院开会改选正、副议长，吴景濂以46票当选为议长，汤化龙以44票当选为副议长。又选出谷钟秀为参议院委员长。参议院下设法制股、惩罚股、请愿股、财政股。新的参议院议员主要有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等党派的议员组成，其中同盟会33人，共和党26人，统一共和党13人，共和建设讨论会1人，还有12人无所属。共和党是由原立宪派人发起支配和领导作用的政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与同盟会对立。统一共和党是介于同盟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党。同盟会在新的形势下，出现了严重的思想混乱，那一度担任同盟会庶务干事并代理总理职务的重要人物刘揆一，继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之后，发表《布告政党请取消从前党会名义书》，提出同盟会、宪政公会、宪友会、辛亥俱乐部应一律取消的主张。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也发表文章说：只有解散同盟会，才能救党派分歧之中国。同盟会在上海的一些领导成员宋教仁、张继、景耀月、陈其美、谭人凤等，也声言将选择同盟会中稳健分子，集为政党，变名更署，与同盟会分离。又有同盟会会员景耀月、胡瑛、王宠惠、陈其美、钮永建、汪精卫、马君武、于右任等，联合立宪派人伍廷芳、张謇、唐文治、赵凤昌等，发起成立“共和统一会”。许多同盟会会员，要求同盟会变为公开的组织。孙中山不同意马上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的政党。他说：“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趁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孙中山反对将同盟会改组为公开党，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一党之专制”。孙中山的这种主张显然是错误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同盟会必然思想混乱，并屡受挫折。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国出现了组党热潮，在涌现出来的许多政治团体中，以立宪派人为主体，吸收部分旧官僚和从革命派中分离出来的革命党人所组成的政团，它们的基本立场是拥袁反孙，对同盟会十分不利。袁世凯取得临时大总统，同盟会又成为在野党。这时，孙中山、黄兴等才深感加强同盟会的组织建设，使它成为全国性的大党，十分必要，他们指定居正等负责改组大会的筹备工作。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三牌楼第一舞台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四五千人到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并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宋教仁、刘揆一、平刚、田桐、居正、马君武、李肇甫为干事，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同盟会改组后的宗旨是“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决定大为扩张，以完成民国之最大政党，号召各地支部实力推广，以张党势。孙中山又指定汪精卫、张继为总干事，马君武、田桐任文书，居正任财务。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后，在组织上得到迅速发展。不数月间，会员增至十数万人，支部遍于18行省。但是，改组后的同盟会，在思想认识上，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意见，会员既有激进派，又有稳健派。这两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报纸，进行着公开激烈的论战。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一批官僚，政客和投机分子被拉入会内，如黎元洪被选为协理，造成组织严重不纯，孙中山并没有觉察。他在1912年4月初，应黎元洪的邀请，偕同胡汉民、汪精卫等人乘船到达武汉，黎元洪派孙武、蒋翊武乘小轮至孙中山座舰迎请登岸，黎元洪则率文武官员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站立迎候，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蜚声中外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力赞黎元洪为中华第一伟人；黎元洪复颂孙中山功成身退，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当面敦请黎作同盟会协理。黎心中不愿，但仍未置可否。显然，黎元洪借孙中山抬高了自己在革命党人的威信，但他不久便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去屠杀革命党人。但总的来说，同盟会改组有重大的意义。其地位仅次于同盟会的共和党于1912年5月9日在上海张园正式成立，它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以及国民党（江浙从事教育和地方公益的学士所组织的政团）5政团合并而成。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张謇、章太炎、伍廷芳、那彦图等4人为理事，并选出干事54人。他们是立宪派达半数，因此，共和党的基本力量是原立宪派人。共和党成立后，其本部机构与各地支部、分部迅速发展。在本部先后设置了参议员讨论会、政谈会、政务研究部等机构，又设置交际员100余人。共和党共有支部34个，其中国内支部27个，国外支部7个。随着组织的发展，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全国人数不低于10万。共和党的扩张方针是：在中央，努力向权力机构渗透。先后成为阁员的有：熊希龄、范源濂、张元奇、应德闳、章宗元。在地方，参加共和党的都督有黎元洪、蒋尊簋、朱瑞、庄蕴宽、吕公望、赵惟熙、杨增新、胡景伊、程德全等人。共和党以国权主义来抵制同盟会的民权主义，以国家社会政策来抵制同盟会的民生主义。共和党与袁世凯结盟，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处处作对，想托庇于袁世凯以发展自己的势力，待自己力量壮大后，来实现自己独立执政的素志，或者取得与袁世凯联合掌权的资格。但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民国初年，中国有两大政治力量相互对立，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势力、以张謇等原立宪派人为主体的共和党的拥袁势力为一方；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为一方。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之后，革命党人努力保留南京留守这个中心。黄兴改任南京留守，统辖南洋各军。他便成立留守府，以李书城为留守府总参议，府内设政务、军务两厅，以马相伯为政务厅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厅长，陈嘉会为秘书长，何成浚为总务处处长，耿觐文为参谋处处长，曾昭文为军需处处长，陈登山为军法处处长，赵正平为军学处处长，林虎为警卫团团长。黄兴着手整编军队。他将在南京的各省民军编为5个军，即柏文蔚的第一军，徐宝山的第二军，王芝祥的第三军，姚雨平的第四军，朱瑞的第五军。黄兴在任留守的第6天，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焚掠白门桥、太平桥一带。兵变发生时，黄兴正在上海同唐绍议洽商公务，闻讯急忙搭夜车回宁，到南京时已经天明，兵变已被驻宁各部平定。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南京10余万军队，军费没有来源。熊希龄在上海时曾许诺待到北京就任财政总长职以后，即拨汇军费给南京，但他就职以后，分文不给，虽多次函电催促，仍置不理。南京留守府总参议李书城，公开指摘他失信，他还是不理。李书城不得已，只得把南京军队的伙食从于饭改为稀粥。以后连稀粥也不能维持，留守府便将南京城的小火车向上海日商抵借20万元，暂维现状。南京留守府所属军队，每月饷银约需200万元以上，抵借20万元显然不足维持数日。某夜，江西军俞应麓所部突然哗变，在南京城内肆行抢劫。经请广西军王芝祥军长派队弹压，到天晓才平定。除由军法处将罪据确凿的犯兵予以惩处外，其余均遣送回籍。这次兵变后，黄兴向袁世凯提出辞职。但袁世凯还要利用黄兴去稳定南方局面和遣散南京的军队，不准其辞职。南京留守府的辖区只不过是南京周围的那么一小块地区，而且南京又是江苏省的辖区，南京留守府的上司是江苏都督程德全。4月14日，袁世凯颁布《南京留守府条例》，规定留守府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留守府管辖范围内所需的款项，由留守咨商财政部筹解。但是，财政总长熊希龄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对留守府所需军饷置之不顾。黄兴函电交加，熊仍置若罔闻。过了半个多月，袁世凯才让熊希龄去宁，会商解决。熊到南京后，口头上允拨款百万，但离开后仍一再拖延不拨，迫使黄兴天天发表演说，以革命大义来动员军队解散。袁世凯一方面不给革命军军饷，迫其解散，另方面又制造谣言，攻击黄兴留守权力太大，存割据东南之心。黄兴忍辱负重，他在5月12日致电唐绍仪、熊希龄说：“此间经济又告罄，千方罗掘，敷衍至今。日来奇窘之状，几乎不敢告人。不但各军积欠饷项无从发给，即目前伙食已无术支持，告急之声，不绝于耳。似此情形，一两日内必有绝大险象。务恳无论如何，请尊处火速电知中国银行，立拨百万元以救眉急。万分危迫，立盼电复。”过了两日，黄兴又去电催问：“告急一电，谅邀鉴察。未蒙赐复，五内焦灼。前尚可靠军钞救济，今则坐困穷城。此间军队伙食已数日不能发给，今日有数处竟日仅一粥，每日索饷者门为之塞。危险情形，日逼一日。加以急报密陈，日必数十至。哗溃之势，已渐发端。二日内倘再无款救宁，大乱立至。”袁氏政府对此仍置若罔闻，不给予接济。黄兴因军饷无法解决，又受不住拥袁报纸的流言舆论压力，于5月13日通电要求销职。由于南京所属军队大多裁撤，袁世凯表面上装着挽留黄兴，暗中却着手准备结束留守府。5月18日，袁世凯电告张謇，准备派陆军次长蒋作宾去南京与黄兴面商留守府结束事宜，要求张謇和江苏都督程德全（袁世凯窃国后，程德全再任江苏都督）会商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謇因病以密电告程。程德全害怕操之过急会发生变故，便密电袁世凯说：“在宁亲见克强办事情形，实系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即使三月不能完竣，大概五月为期总不无不了之局。蒋次长到宁，实于各方面均有裨益，但虑蒋君一到，留守即将各事立即交出，失之太骤，非事势所宜。可否密谕蒋次长于抵宁之日宣布钧意，以此番来宁为抚慰赞助起见，并非交接，闻克强与蒋君至好，必乐引为己助，似此一面可以促事实进行，一面可以释军心猜虑。”程德全此招确实巧妙。袁世凯接受了他的建议，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

第三十一章　与虎谋皮

蒋作宾字雨岩，湖北应城人，秀才出身。1903年，19岁入武昌文普通学堂。1905年春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08年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回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教官。次年调陆军部军衡司任职。1911年升司长。武昌起义后去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于5月23日到南京后，黄兴从蒋处得悉：熊希龄同国外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得到一笔垫款，但这种乞求贷款的条件严酷，于是，黄兴便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对熊希龄加以猛烈抨击。他召开留守府特别会议，邀集各师、旅、团长、巡警局长、宪兵司令参加，他在会上说：“现在3000万之外款，熊总长已擅自签约，不独失财政权，且失军政权，盖因度支竭蹶，而北方之对于国民捐皆不以为然，故熊总长非借不可。据我之意，发行不换券任何多数之款均可立得。即以国民捐为不换券之基本金，并于各省设立银行，非此不能济急。我之请取消留守，欲以诚意感动北京政府，庶国民捐与不换券皆可实行。”黄兴还说：“留守机关有碍统一，决定即日取消。推荐程德全来南京，接收管辖各军。”黄兴坚决要求解职，但蒋作宾和程德全都反对黄兴立即解职。几经协商，最后决定由蒋作宾出面要求袁世凯拨款。蒋致电袁说：“此间裁军密令已下，被裁之兵，束装待发。至今尚未收到拨款。两月又未发军饷，伙食无着。会党趁机运动，危险万分。程都督抱病甚深，一味推卸，实难胜军事繁重。数日内若无大宗款项来宁，宾即回京。非独不敢挽留守，并不忍坐视糜烂。”袁世凯并不支持蒋作宾，他接到告急电报后，仍不拨款。黄兴、蒋作宾为了争取袁世凯拨款，以缓和因缺饷所出现的军队严重不稳，便商请程德全到南京来接收留守府机关。于是有些人由于把表述人的内心心理的“假设陈述”误认为“范，袁世凯在5月31日发布命令准允黄兴辞职，并说：“所有南京留守机关，候程德全到宁接收后，准即取消。”袁世凯并没有因为黄兴呈请取消南京留守府而受到感动。但对黄兴所提出的发行不兑换券以救目前之急的主张，表示同意。他要蒋作宾复电黄兴，表示“即日照办”。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表示：“南方富庶可以倡办，北方贫瘠，不能不借外债。”即请黄兴筹办国民捐，为留守府所辖军队的粮饷。黄兴由于自己提出推行国民捐的主张，只好进行，颇得各界拥护，特别是驻扎南京各部队更为热烈支持。南京各界组织国民捐总会，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协理。孙中山在6月1日发出通电表示接受，并要求国民捐总会以他的名义分电各省，使四方闻风响应。他又致电袁世凯和参议院：“民国存亡千钧一发，前经留守发起国民捐，实为求亡之要策。唯此举须由参议院采取累进法，须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务请诸公竭力提倡，应使共和基础得以巩固，民国幸甚。”推行国民捐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财政困难，提高人们的爱国心，抵制外国银行团的侵略野心。但是，作为下台的大总统孙中山和下台的南京留守黄兴和体现。代表人物有中国朱熹（“理在气先”）、德国黑格尔，已无大的号召力，又有袁世凯暗中破坏，应者甚少，军饷无法维持，弄得非常被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掌握着陆军80个师团，约45万人，这是袁世凯的一大心病。3月31日，袁世凯颁发了《训勉军人令》，三令五申要军人服从统一命令，保持地方秩序。4月29日，他又在参议院提出缩编军队的主张。对于南方各省的军队，袁世凯借口经济困难不发给军饷。而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省革命军队自行裁兵或解散。在黄兴的号召下，革命军中曾出现了“功成身退”、“全师遣散、解甲归农”的热潮。这一举动，当然得到袁世凯的赞赏，称赞他们是“仁心向义，懋树风声”。革命党人控制的南方苏、湘、粤、赣、皖、闽等6省，裁兵27个师，计36万人。在湖北，黎元洪裁减了7个师，7万人。但袁世凯的北洋军，非但一兵不裁，反而有所增加，各军新招不少精壮士兵，使部队编制充实，战斗力提高。此外，倪嗣冲、张勋、张作霖也到处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袁世凯对此不闻不问，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黄兴辞去留守职务，同盟会内部的态度各不相同。稳健派认为黄辞职可以使“前此詈同盟会之专横者，疑军府之拥军自卫者，恶军人之争权黩货者，至此亦为之冰释。”激进派则批评黄辞职是功成身退的思想作怪，他们说：“留守其留，此非畏难苟安之时也。”“若必辞职，是所谓暮气已深，易于谋始，难与图成者。”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陈其美、范光启、谭人凤等对黄兴要求辞职、完全放弃军权的危险性，亦有所察觉，并试图挽回。陈其美一面到南京劝黄兴留任，一面准备在苏州发动政变，推倒程德全而自为江苏都督，把江苏控制在革命派手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江苏省会苏州和近邻的上海，两个都督府并存，立宪派人支持下的程德全力图恢复清朝旧制，将上海置于江苏都督的管辖下。但由于上海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它在光复进程中的贡献，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地位一时难以动摇。但已引起双方明争暗斗，颇为激烈。陈其美与苏州的同盟会组织素有联系。在苏州同盟会以柳成烈为主脑，有骨干分子蒯际唐、删佐同、程宏、徐国华、吴康寿、朱葆诚等，都是策划酝酿苏州起义和响应革命的活跃人物。联军攻克南京时，朱葆诚、吴康寿、程宏等人都参加了沪军洪承点部队。攻克南京后，朱葆诚被提任为沪军先锋队第2联队队长，吴康寿为朱葆诚部第1营营长，程宏也是该部军官。1911年底，朱葆诚部调回苏州，扩编为“先锋团”。这个先锋团，名义上属江苏军政府，实际上却是沪军都督陈其美系统的武力。陈其美为便利蒯际唐、蒯佐同在苏州活动，特委任蒯际唐为沪军都督府特派联络员，蒯佐同则由上海“共和协进会”委派组织苏州分会。陈其美用柳成烈、蒯际唐、蒯佐同和朱葆诚掌握的先锋团，联合驻苏州的原新军45、46标，准备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把程德全赶下台。黄兴提出辞留守并荐程德全接收留守府，江苏就将完全被程德全控制。陈其美便决定发难倒程。柳成烈等组织了“洗程会”来领导这一行动。策划在6月1日由先锋团首先发难赶走程德全，举陈其美为江苏都督，陈不在苏州时，由柳成烈代理江苏都督。但是，由于事机不密，被程德全所挫败。蒯际唐、蒯佐同、程宏、吴康寿4人被捕杀，先锋团被包围缴械，柳成烈逃走，朱葆诚被判永远监禁。程德全在苏州处理了“洗程会”事件后，准备去南京接收留守府军政事宜。这时，谭人凤、范光启等，和同盟会南京支部幻想让袁世凯改委黄兴代替程德全为江苏都督，这倒像是让败下阵来的将军重新上阵。6月4日，谭人凤通电袁世凯说：近且许黄留守请愿取消，而以10余师两月未发饷之兵，畀之老病龙钟之程都督，敢信其能维持现状乎？东南动摇，北面随之，民国前途，何堪设想！乞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则危局尚能支持。革命党断无拥兵自卫之心，如以谗慝之言存疑，窃恐贻误天下也。范光启和同盟会南京支部也分别致电袁世凯，要求袁世凯改任黄兴为江苏都督，言词激烈。但黄兴已授袁以柄，袁便“理直气壮”地复电曰：“此次取消留守，本因黄君再三电请，无计可留。参以实行统一大义相责，故不忍强迫以累其盛德。至程都督接收军队，即系黄君再三力保，且称于南方军队决不受其影响。来电谓政府猜忌英雄，利用老朽，实未知兹事真像。南北统一，方消化意见之不暇，岂宜轻动恶感，为谗拘者所中伤。务望竭力维持，以维大局。”袁世凯据此回答，谭人凤、范光启等无言以对。黄兴在6月14日交卸留守职务、退居上海的第2天，北京便发生了袁世凯逼走唐绍仪的事件。唐绍仪原来是袁世凯的亲信，但在上海议和期间，唐绍仪的态度已引起袁世凯一些猜疑。唐绍仪南下组阁加入同盟会后，在一些问题上站在同盟会一边，同袁世凯发生了分歧。唐绍仪到南京组阁，参议院正式向唐提出由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王芝祥任直隶都督。袁世凯答应王芝祥为直隶都督，作为革命党人放弃陆军部总长的交换条件，但却坚决反对柏文蔚任山东都督，由此引起双方激烈的斗争。革命党人所领导的烟台军队万余人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在烟台的山东省临时议会也通电反对周自齐任山东都督。袁世凯则通电声明：并未令柏文蔚代周自齐山东都督。唐绍仪颇接近同盟会的倾向，他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法对付袁世凯。他同袁世凯不断发生争执。蔡元培等人在袁世凯策动北京兵变期间，曾同袁世凯达成临时政府北迁时可派军队护送的协议。现在袁世凯又口头上接受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同盟会就要求袁尽快发表委任王芝祥的命令，并由王芝祥率领军队3000人护送参议院和在南方的国务员北上就职。唐绍仪就这两件事向袁提出后，袁世凯立即复电唐绍仪，表示拒绝。革命党人并没有因袁世凯的反对而放弃派兵护送参议员北上的决心，决定派由广西开到南京的3000军队，在王芝祥带领下北上。袁世凯见通过唐绍仪阻止南军北上，未能奏效，一面利用报纸大造阻止南军北上的舆论；一面唆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等人、北京的社团和黎元洪致电唐绍仪，反对南军北上。最后，驻宁赣军因军饷不足，发生兵变，派军护送参议员北上的事，才不了了之。临时政府北迁之后，唐绍仪再次向袁世凯提出王芝祥任直隶都督之审，袁世凯仍一口应下。唐绍仪便电邀王芝祥进京就职。袁世凯表面上对王赞誉不绝，但直隶是他老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背后指使直隶北洋军5路将领通电反对王芝祥。直隶各团体针对北洋军的反对，纷纷通电表示拥护王芝祥为都督。于是，袁世凯命令国务院以传达他的命令的形式，通令不准直隶各界随意欢迎王芝祥，同时以军队反对为借口，改任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唐绍仪表示反对，他当面对袁世凯道：“政府不能以军队反对为理由失信于民。前既答应，现在何能食言？”袁世凯赖账道：“是你答应的，我并未予闻。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我们尚有余地吗？”“这是责任内阁职权。国务院会议因不用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将全体辞职。”“吾为总统，乃受全国委托。吾之用人，乃以国家为前提，且以不违背约法为标准。国务员中如有告病者，可以告病。倘以同盟会为要挟工具，则吾将开全国大会公布天下。”唐绍仪拒绝在袁世凯给王芝祥的委任状上副署，袁不顾唐的反对，公开破坏《临时约法》规定的大总统必须由内阁副署的规定，不经唐副署，将委任令交给王芝祥，并给王一笔远远超过实际需用的宣慰使公费，示意王可以包办一切，省下的公费一律不必上缴，要王芝祥立即返回南方，给唐绍仪以难堪。在内阁各部组建过程中，在人员安排上，唐绍仪又同袁世凯发生矛盾。内阁会议决定，各部组织实行原来南北各部人员同时兼顾的原则。唐绍仪为了表示南北合作，主张多用南方人。但袁世凯则明令各部总长：“官制虽改，断不能全换新手，仍当照前委任，或略更调而已。”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段祺瑞得到袁的尚方宝剑，在用人问题上便同唐绍仪大闹起来。赵对唐大加诘责，词极严厉，彼此遂大起冲突，几至用武。赵秉钧并以辞职相威胁。最后，唐不得不退让，即与赵约决不干涉内务部中用人之权。陆军总长段祺瑞，在陆军部用人问题上同唐绍仪争吵。段祺瑞先是推荐其心腹、日本士官学校第8期毕业生徐树铮任陆军次长，但群滋不悦，不得不接受唐绍仪的意见，改任原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次长蒋作宾任次长，并电其拣带司员北来。但又不等蒋作宾到京，抢先委任王赓等5人为司长，致使蒋由南带来80余人，无从一一位置，蒋大为愤懑，因之与段颇起龃龉。后经调停，于原订5司之外，添设3司安置南来诸员，并议定：“以后司长由段荐任，蒋不得预闻，科长以下则由蒋委任，段亦不干涉，并以段所推荐的徐树铮任秘书长。”内务部和陆军部情况如此，其他外交、海军、财政各部，也大体相同。唐内阁虽然成立起来，但袁世凯不仅将内务、外交、陆军、海军、财政等要害部门夺去，而且在唐内阁成立后，千方百计地缩小内阁权限，企图把唐绍仪架空。但是，革命党认为责任内阁制直接关系到民主共和制度的成败，绝不能听任袁世凯随意破坏。根据《国务院官制》规定，临时大总统公布法律、发布教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文书，须有国务总理或全体国务员或总理与有关国务员副署。如果不经国务院总理和国务员副署强行公布，那就是违法越权。这对袁世凯想推行专制独裁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是袁世凯难以容忍的。而唐绍仪加入同盟会后，在政治上明显的倾向同盟会，在内阁中，每有要事，必就商于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他们决心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袁世凯以每有设施，辄为国务总理依据约法拒绝副署，致不能为所欲为，深滋不悦。袁世凯决心等待时机，把唐绍仪赶下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自黄兴在4月29日通电反对在苛刻条件下借外债、提倡开国民捐来解决财政问题以后，很快掀起反对在严酷条件下进行借款的声浪。这时，唐绍仪同4国银行团代表会晤，唐绍仪拒不接受银行团代表提出的对中国财政进行监督等条件，于是谈判陷于破裂。谈判决裂的当天，唐绍仪同财政总长熊希龄一起去见袁世凯。唐绍仪同袁世凯、熊希龄在贷款问题上出现分歧。唐主张施行强迫公债及不换纸币等办法抵制外债。他说能出万元之资本家，中国尚不为少，得千人便是千万，且欲强行不换纸币。袁、熊均不以为然，并密电黎元洪、黄兴、孙中山征求意见。黄、孙赞成唐之政见，黎则极端反对。袁决定改派熊希龄负责同银行团谈判，同时指使拥袁报纸，就借款事对唐绍仪进行攻击。在袁的策划下，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内阁成员出席。会上，不少共和党籍参议员就借款问题对唐绍仪进行诘责，有人说唐总理失信于国民，外见嫌于邻国。现在时势统一南北之责任全在总理，而总理之责任几乎全在借债以济焦眉之急。唐总理于借债事件已误大事，若留以当国，于将来外交财政上，必大受其苦，定不日提出弹劾案。共和党参议员张伯烈攻击唐为“亡国总理”。另一共和党议员李国珍登台演说，指责唐在借款问题上的失败：“非彼唐总理一身之辱，实致吾民国将为埃及之恶因。”唐绍仪在参议院受种种逼迫后，异常愤恨，到国务院时一言不发，裂眦咬牙，自谓非立时辞职不可。当晚，唐向袁世凯提出辞职。6月15日，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唐绍仪被袁世凯逼走的事件。唐绍仪离职去天津，正中袁世凯下怀，但他表面上还派人赴天津对唐慰留。6月17日，袁世凯任命其亲信外交总长陆征祥暂行代理国务总理。唐绍仪是为了民主共和制度、维护约法尊严才离职的，同盟会理应给唐以有力的支持，站出来公开揭露袁世凯的违法行为。但同盟会本部没有这样做，它于6月20日派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4人去见袁世凯，说：“唐内阁成立以来，一切政务不能着手进行，实因党派意见不一致之故；因为唐内阁不是纯粹的政党内阁，当然有此弊病。鉴于混合内阁的失败，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或无党派的超然内阁，如果再组织混合内阁，同盟会决定不再参加。”袁世凯明确地表示，他做总统期间，是不允许政党内阁出现的。他说：“诸君须知，吾国今日政党方在萌芽，纯粹政党内阁尚难完全成立。若再越数年，民国基础巩固，政党亦皆发达，人材辈出，届时余已退老山林，听诸君组织政党内阁可也。”袁世凯表示将组织超然总理混合内阁：“非联合数党及无党派之人共同组织，则断不能成一完美之内阁。”同盟会想通过袁世凯来实现在其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席位，并成立以同盟会为主体的政党内阁，这是与虎谋皮。袁世凯希望的是利用共和党去攻击同盟会，削弱同盟会在政府里的力量。共和党视唐绍仪被迫离职为攻击同盟会千载一时之机会。它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同盟会采取5项办法：（1）为同盟会多布谣言，令机关报尽力攻击，使同盟会中人个个体无完肤。（2）所有津、汉、沪报告均由党内寄稿，使一致进行。（3）请某政治顾问谒袁，谓同盟会中人无健全分子，无学识无经验，更率引外人为后盾，谓外人不信用同盟会，要求袁世凯此后万万不可用会中人。（4）今日再开全体职员会，广征意见，期藉此事将同盟会一网打尽。（5）推举后补国务员，探闻拟定总理熊希龄、内务赵尔巽、外交刘成禺、陆军张勋、海军程璧光、（司法未详，有谓汤化龙或薛大可）农林那彦图、工商赵凤昌、财政叶景葵、教育梁启超、交通孙武。共和党在上述5项方针下，开动宣传机器，大肆造谣，攻击谩骂同盟会和唐绍仪、宋教仁等。共和党本部发出通电说：“同盟会员实不宜再为总理。”共和党控制的报纸《神州日报》，以戏弄怒骂交加的方式攻击同盟会说：民国更始，同盟会必自夸首功，骄甚，惜黄克强失弃汉阳，不争气。政府初建，同盟会先得总统，荣甚，惜孙中山私取公款，不争气。内阁告成，同盟会竟位至总理，阔甚，惜唐绍仪潜逃出京，不争气。熊氏借款，同盟会正可利用其机，猛事攻击，奈国人不输国民捐，可恨。各地光复，同盟会本已假种种名义攫获多金，奈人民必须查账，可恨。愚民无知，同盟会尚可肆其簧鼓再倡革命，奈各报馆必为揭破，可恨。攻击同盟会的恶浪，甚嚣尘上，统一党继共和党之后，也发表公函，攻击唐绍仪“擅离职守，乘间潜逃”，攻击宋教仁、蔡元培“惟务党争，不为国计，非以同时辞职要挟，则以政党内阁饰词”，说“唐绍仪罪有应得，不可挽留。其他同盟会阁员，亦可听其逃罢。”同盟会领导人中，陈其美和黄兴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一度表示不满。陈其美发电质问袁世凯说：“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黄兴在一次讲演中说：“今后内阁若不速为解决，我知非驴非马将继续出现，民国之危甚于垒卵。”袁世凯使出又打又拉之招术，他复电陈其美，指责陈：“误听浮言，殊出意外。”对于同盟会激进派揭露他“帝制自为”，他发出通电反咬一口说：“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谣惑视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惧，其用心如何，姑置不问，大抵出于误解者半，出于故意者亦半。万不宜听悠悠之口，徒为扰乱之阶。”袁世凯又致电孙中山、黄兴，请他们“即日来京协同组织内阁”，用这种拉拢的办法，缓和同同盟会的敌对情绪。陈其美、黄兴一时颇为激烈的态度，却很快缓和下来。他们在同盟会上海第10次夏季常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同盟会员正当对待共和党的造谣诬蔑，不必相对骂。又表示支持陆征祥的新内阁。孙中山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后，抱定主意暂时不过问政事，专心致力于实业。唐内阁风潮发生后，孙中山并不怎样介意，认为政见之所以分歧，是由于经济困难引起的，是小争执，不足虑也。他在答记者问时说：“我知袁世凯实能斡旋大局，必不至有变动。”孙中山对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对共和党、统一党造谣诬蔑同盟会置之不理，持不过问态度，但对共和党报纸诬蔑他受贿巨款百万，却通电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查明宣布实情：“如文受贿之事果确，国法具在，甘受不辞。倘实为少数私人凭空捏造，岂能任其逍遥法外？”袁世凯逼走唐绍仪后，准备推徐世昌为内阁总理，消息传出后，立即受到革命党人的猛烈批评。他们说，满清亡国妖孽之徐世昌做总理之举动，非推翻同盟会之国务员也，直欲推翻此中华民国耳。徐世昌做总理，赵尔巽、梁启超、张勋为国务员，共和党之报纸亦居然为此辈鼓簧，呜呼！中华民国可以亡矣。袁之所以荐担任过清廷军机大臣、皇族内阁协理大臣的徐世昌，盖欲位置一糊涂昏聩之徐世昌，而达其拿破仑之目的。共和党本为极守旧之官僚，趋炎赴势之滑政客，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知徐世昌若为总理，亦共和党之好友，则赞成而附和之。共和党与袁世凯朋比为奸，而利用糊涂昏妄之徐世昌，以揽政夺权，破坏共和之目的者也。袁世凯见复辟帝制的条件还不成熟，便决定暂时放弃让徐世昌出来做总理，6月29日，他正式任命陆征祥为国务总理。陆征祥，上海市人，原是清末驻沙俄公使，武昌起义后曾联合一些驻外公使电请清帝退位，因此，当上了唐内阁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因他无党派，可以实现他超然总理混合内阁的主张，就推他出来做内阁总理。参议院投票表决时，以74票对10票通过。陆征祥得到了共和党支持，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看到自己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便没有激烈地反对。同盟会为表示政党内阁的立场，于陆征祥内阁成立的次日，便通电宣布同盟会阁员全部退出内阁：“鉴于混合内阁之弊，而超然内阁其害亦与之相等，即绝对主张政党内阁。盖非是则无以祛政治进行之障碍。此次陆征祥为总理，陆君硕材，中外同仰，惟义取超然，不合于本党之主张。吾党国务员同蔡元培、宋教仁、王宠惠、陈其美、王正廷诸公，已遵照本会多数同志决议，悉行引退。”同盟会发出通电的同一天，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王正廷等再次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次日，他们去总统府当面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知道此时还不是和同盟会决裂的时候，便向宋、蔡等人表示坚决挽留。宋教仁、蔡元培等为了表示辞职决心，于7月10日致函陆征祥，声明从即日起，一概不到院参加国务会议，从14日起不再到部办公，请及早派人接任。袁世凯这时才批准宋、蔡等同盟会员辞职。同盟会发出的通电，除责令同盟会籍的阁员辞职外，并规定：“凡本会会员不得自由加入。”但袁世凯对同盟会的声明却置之不顾，仍准备委任同盟会会员孙毓筠、胡瑛、沈秉坤3人分别任教育、农林、工商3部总长。孙、胡、沈都是同盟会稳健派，他们又是临时参议院的新议员。来京之后，与袁世凯最惬。同盟会对此极为不满。宋教仁指责袁世凯此举是一种“逼奸政策”，并派魏宸组去见袁世凯，请他切勿提出。同盟会于7月16日开会，正式否决了孙、胡、沈3人参加内阁的意见。袁世凯无视同盟会决议，仍提出这3人为补充阁员。因共和党对胡瑛有异议，将胡瑛换成王人文。袁世凯最后提出的补充阁员名单是：财政周自齐、交通胡惟德、司法章宗祥、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坤、教育孙毓筠。袁世凯派陆征祥拿着他提出的阁员名单，到参议院要求通过。陆征祥是个不学无术、根本不懂政治的洋奴饭桶，他出席参议院会议，向参议员说明这份阁员名单时，说了许多鄙俗不堪的话，议员们听来听去，才明白陆征祥在大谈开菜单、作生日之类的废话。于是，一些参议员一气之下，在对阁员名单举行投票前，先提出陆不配做总理的问题。另一些参议员却认为陆就任总理还不久，既没有政策上的失败违法行为，推倒问题自无从发生。陆被选为总理时，得票较多，今日因一夕谈话，便把其人说得一钱不值，当日投陆之票，岂非盲举？袁世凯得知消息，坚决反对去陆之职，当天致函参议院，要求对阁员名单推迟表决再进行协商。次日参议院会议，同盟会、统一共和党认为袁的信函不是正式咨文，应属无效，坚持进行投票。到会参议员99人，投票结果，袁世凯所提6位阁员，都被否决。陆征祥便躲进医院里养病，不敢再出任内阁总理，并以“无组织内阁之能力”，向袁世凯提出辞职。袁世凯决心施展手段来迫使参议院就范。他又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唆使北京军警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院只争党见，不顾国家危机，甚至叫嚷要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用硬的一手来进行威胁；又邀请各党派参议员60多人到总统府开“茶话会”，劝说参议员化除成见，同心协力，以挽救国家危亡，用软的一手加以笼络。袁世凯向参议院送出新的补充阁员名单：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在参议院投票表决前，恐吓信、匿名信、传单纷纷送给各议员。其中有署名军界公启声讨议长吴景濂、委员长谷钟秀，以及殷汝骊罪状的传单；有取得吴、谷二人头颅者赏洋1万元的匿名传单；有说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署名公健十人团的传单。那军警会议公所召开特别会议，声称参议院再不通过阁员名单，就请大总统予以解散。同盟会和统一共和党籍的多数参议员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投了同意票。除蒋作宾一人外其余5人均获通过。原拟蒋作宾任工商总长一职，由刘揆一登报声明脱离同盟会后充任。袁世凯想让他的亲信内务总长赵兼钧接替总理，但担心不能为参议院通过，所以只任命赵为代理总理。又声言：国务总理人选，待孙中山、黄兴来北京后商定。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此人，可以为恶，也可以从善，主张用诚意来感化袁，争取他从善。黄兴也认为，只有停止内战，发展实业，国家才能繁荣。他们对袁的邀请，表示“拟缓数日即同北上”。袁世凯深知孙中山、黄兴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对他们采取拉拢欺骗的手段。他得知孙、黄同意北上后，立即去电表示：“得遂夙慕，至深欢忭。”并急派蓝建枢、张昉携带他的亲笔信赴沪迎接。又派梁士诒、赵秉钧、傅良佐等军政要人为招待员，负责迎接事宜，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来欢迎孙、黄。孙、黄决定8月17日启程北上。但是，在8月15日，突然发生了袁世凯枪杀武昌首义革命党人张振武、方维的严重事件。消息传出，举国震惊。蔡元培、吴敬恒、徐宗汉等同盟会员都认为袁世凯阴险毒辣，不足见信，反对孙、黄北上。京津革命党人也以袁捕杀首义党人包藏祸心，致电劝阻孙、黄北上。同盟会激进派本原就反对孙、黄北上，8月12日，《民权报》发表社论说：“彼袁世凯者，专制流毒于骨髓”，已为“中华民国之霉毒”，孙、黄北上，也决不能使袁“变种”，中华民国不去袁氏，决不会病愈。孙中山仍以为大局混沌，力主以诚信感化袁氏。他表示“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力排众议地说：“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认为可靠，必欲一视吾目光。”。黄兴提出暂缓启程，孙中山则决定一人去京。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第三十二章　湖北黎屠户

张振武、方维被杀，是袁世凯、黎元洪串通一气，狼狈为奸，屠杀革命党人的典型事例。黎元洪坐镇湖北，多次屠杀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内部早有矛盾。以刘公、孙武为首的共进会与蒋翊武为首的文学社两大革命团体在联合之前，就存在门户之见。武昌起义前夕，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建立了联合总部，一起取得了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初期，即革命党人组成谋略处，与旧军人、立宪派抗衡的时期，两团体合作得较好。但在联合总部组成中，共进会占据明显优势。在湖北军政府建成时，掌握军政府实权的军务部部长孙武、副部长张振武，均系共进会党人。文学社对此不满，一直存有戒心。文学社领导人之一詹大悲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便在蒋翊武的积极支持下，大量安插文学社社员。在文学社社员心目中，只有汉口军政分府才可赖以维持革命系统。他们往往不受武昌政府的指挥，而自行其是，想在汉口另树一帜，以待将来改组湖北军政府。孙武等共进会成员也对汉口军政分府心存疑忌，有人曾献计要取消汉口军政分府，以免所谓“尾大不掉”。湖北军务部长孙武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势，一面打击文学社党人，一面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势力相勾结，拥黎以自重。而黎元洪也需要寻找党人首领作为代理人，于是，孙武与黎元洪的勾结日益加紧。黄兴来武汉督师，孙武因忌妒黄兴的威信，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军官势力更加紧密勾结，与黄兴对立；蒋翊武等文学社党人则拥戴黄兴。恰值黄兴、宋教仁、胡瑛等同盟会领导人和蒋翊武、杨王鹏、宋锡全等文学社党人均为湖南人，而孙武、黎元洪等均为湖北人条件①相对于根据，指制约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外部诸，便形成了以黄兴为首的在鄂同盟会党人与将翊武为首的文学社党人为一方，同以孙武为首的共进会党人与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势力为另一方的两个派系之间的矛盾斗争。1911年10月29日，詹大悲看到汉口不守，同文学社员温楚珩、何海鸣等人乘轮离鄂，去安庆，得到安徽革命党人的支援。对于詹之弃职东下，黎元洪宣称为军法不容，孙武说是拆革命的台。詹等如果回武昌，则有被黎元洪、孙武加之“失陷汉口”的罪名而杀害的危险。汉口失陷前夕，受文学社拥戴的胡瑛，虽然担任了军政府外交部长，但仍不满足个人权欲，利用文学社的不满情绪，挑唆驻汉阳的民军协统宋锡全于11月1日晚，自汉阳率兵撤往湖南，造成汉阳防守空虚。湖北军政府闻讯后，即电湖南都督将宋锡全就地正法，首级解武昌悬城示众3日。与宋同行的王宪章、胡玉珍等，经蒋翊武、蔡济民力保方获释。由于宋走时佯称奉黄兴之令，时人信以为真，故宋被杀又引起文学社不满。汉阳失守，黄兴东下，蒋翊武任战时总司令。军务部根据第5协协统熊秉坤的报告称，第5协第10标标统、文学社员杨传连前在汉阳临战时，私卸武装欲逃教”、“绝对知识”，并把这些阶段说成是人类意识在历史中所，将杨的职务撤销。蒋闻讯大怒，函知军务部及熊秉坤，宣称欲撤熊协统之职以报之。孙武便以军务部长名义召开会议，第7协统领、与孙武关系密切的邓玉麟发言说：“今军事紧急，各军皆布列江岸战斗线内，而蒋代理总司令乃欲撤熊协统，殊属悖谬已极，将来军事必败于一人之手，安能久任此糊涂竖子耶！”于是，孙武等决计捧出谭人凤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方招讨使，将蒋翊武撤职。蒋被撤职，愤愤不平。其他文学社党人也对孙武等共进会领导人满腔恼怒。孙武对与他意见相左的共进会负责人之一、军务副部长张振武也排挤打击，以致势成水火。由于孙武、蒋翊武、张振武3人之间的矛盾极为尖锐，且都有一定的实力，3人又分别担任军务部长和副部长，时人称之为“鄂军三武”。随着南北议和达成协议，黎元洪日益倒向袁世凯，“三武”的政治态度也愈益分野：孙武组织民社，支持黎元洪，反对南京临时政府；蒋翊武则亲近黄兴，支持南京临时政府；张振武处于中间状态，但对湖北局势不满，声言要进行“二次革命”。蒋翊武、张振武为了与孙武把持的《中华民国公报》抗衡，先后分别办起了《民心报》、《震旦民报》，各自抒发自己的政治意向，互相攻讦，在湖北军政府内形成了“三武鼎立”的局面。孙武因与吴兆麟争夺北伐第一军总司令，也发生了矛盾，总监刘公也对孙颇为不满。孙武树敌过多，除了政治原因外，他盛气凌人，飞扬跋扈，攘功怙权，无所不至，不但排斥和打击文学社党人，即对共进会同志也不大重视，所以同志们怨言极多。革命党人和军政府内的不满矛头，均指向孙武一人，驱孙几成普遍要求。黎元洪就利用大家对孙武的不满情绪，从中挑拨。若有人对黎处理的事情不满时，他便说：“这是孙尧卿（孙武）的意思，是孙尧卿他们议妥了让我盖章的。”他既把责任推到了孙武身上，又挑拨革命党人之间的关系例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致使党人把对军政府的不满情绪均集中到孙武头上，反对孙武的情绪终于导致一场以“倒孙”为目标的事变。倒孙事变的发起人是共进会员黄申芗。黄在革命准备阶段曾广泛联络会党，并在军队中发起革命团体种族研究会，拥有会员80余人，又联络其他团体，总并联络军中同志500余人。孙武自日本回鄂后，组织共进会，黄加入，并将所联络之团体归并成为共进会的群众基础。孙武对他极为器重，以孙中山名义委任他为大都校。但后来他一直没有被重用，武昌起义时，初任他为民军第4镇第7协第14标统带。1912年2月，湖北军队编为8个镇以后，他升为协统。但资格和能力都在他之下的高尚志却是他的顶头上司（镇统制），他对这个委任不满，碍于面子，才勉强到军务部找孙武，谢军务部对他的委任。未料到，孙武对他的态度非常傲慢。孙坐在靠椅上，双足俱跣，昂然不动，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来了，接到委札没有？”黄申芗已是怒火中烧。孙武又道：“协统不小呀，你好生的干，听着没有？”黄申芗见他太瞧不起人，强忍怒火不辞而去，而且到处说：“尧卿得意忘形，连老朋友也不认识，我非杀他不可！”黄申芗与群英会的领袖向海潜关系极为密切，而且二人都是湖北大冶人。群英会是向海潜等在武昌起义之前建立的会党性的反清团体，基本群众对外称108人，取水浒梁山伯聚义108将之意，实际人数远不止此数。曾得到文学社刘复基等人的支持，但文学社不吸收会党，故武昌起义前，群英会大多数加入共进会。黄申芗发动“倒孙”运动，便以向海潜的群英会相号召。提出“改良政治”的口号，组织“改良政治群英会”，企图驱黎倒孙，改组湖北军政府。后又收缩目标，专门打击孙武。黄申芗为了团结各路人马，参加倒孙事变的人员很复杂，有文学社员王文锦、王国栋领导的伤兵团体毕血会、武昌起义以后从四川返鄂的原31标组成的教导团、起义老兵组成的将校团，以及义勇团、学生军等士兵组织。这些人各自带有不同的目的，有出于对孙武勾结黎元洪植党营私，打击革命党人不满的；有革命有功人员因被置之闲散、或因伤残未得到应有的抚恤，而对军务部不满的；也有因个人权位未得到满足而郁郁不得志的，等等。由于参加人员极复杂，行动起来就没有统一的政治方向，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惟因同盟会、文学社中人暗中与群英会携手，文学社机关报《民心报》社，便无形中成为联络机关。起事时，各军重要人员，往来报社络绎不绝。孙武对下面的不满情绪，有所耳闻，故以军务部长名义与副部长蒋翊武联合发出布告，针对群英会警告说：“近月以来，流言蜂起，争权利，挟意气，怀疑诈，树党援，第二次革命之风潮几于昌言不讳，试问此等无意识之举动为公乎？为私乎？其推倒异族乎？抑自残同类乎？……我同胞宜慎思之。”但为时已晚，不能奏效。向海潜于1912年2月27日晚10时，对空放了一排枪，是为起事信号。毕血团、将校团、教导团、义勇团、学生军一齐出动，以黄申芗为总司令，在武昌城内采取暴力行动，驱逐孙武及其亲信镇统制邓玉麟、近卫军统制高尚志等人。起事队伍佩戴“群英会”徽章，手持百旗，上书“改良政治”、“驱除民贼”、“保商保民”等字样，上街游行，鸣枪示警，高喊“打倒孙武”、“打倒军务部长”等口号。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事先得到消息，已避走汉口。群英会发出告示，只诛孙武一人。但由于诸人协谋时各有忿心，本非一致，祸机既发，各赴其事，内务部与军务部同时被扰，各部人员纷纷逃匿。参加事变人员一时失去控制，秩序大乱，军政机关，破坏殆尽，乱兵盛行抢劫，借机报复。第2镇统制文学社骨干张廷辅亦于当夜被乱兵所杀；蔡济民被绑架，经黎元洪力保，方得被释。黄申芗见孙武已逃，于次日天明把他在武昌大朝街的寓所查抄，并扣押了孙武的家眷，不许随便出入，抄出的箱笼推积如山。称孙为“民贼”、“悬赏购孙头”。孙武在汉口闻讯，怒不可遏，要调兵平乱，实际上已无兵可调。后经汉口绅商蔡辅卿等恳劝，又与武昌黎元洪商妥，向起事人提出3个条件：（1）不得动摇都督；（2）不得累及无辜；（3）不得骚扰平民。孙武发表退职宣言后了事。孙武辞职后即寓居汉口，在英租界组织武汉民社，继续从事拥袁、黎，反对同盟会的政治活动。黎元洪的本意是以革命党来残害革命党，他巴不得利用党人之间的矛盾，把孙武搞掉。在事变发生前，他已得到消息，但并不加制止，摆出一副坐山观虎斗的姿态；孙武也曾向他上书辞职，以免凶终，他却表示再三挽留，不使孙武离位，要把笑话看到底。事变后，孙武果然被逐，他心中暗喜，顺水推舟地接受了群英会的要求，批准孙武辞职。而另一方面，对驱孙的发动者黄申芗，同样不客气，当众申斥黄破坏秩序，给5000元作路费，要他立即出国留学。黎元洪以镇压“叛乱”的口吻致电鄂省各军事机关谓：军务部长孙武，昨已平和解决，市廛无惊，秩序如常，各机关照旧办公，望勿轻听谣诼，仍在该地镇慑，是为至要。由于孙武、邓玉麟、高尚志等去职，黎元洪便可以名副其实地独揽湖北的军政大权。他首先将军务部改为军政司。原军务部副部长蒋翊武、张振武一同去职，改充都督府顾问。任命旧军官曾广大为军务长。为平革命党人之气，3天后又改任蔡济民为司长，但军务司失去了军官的任免权。改组后的军法处则成了黎元洪用来任意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工具。第2镇统制张廷辅被杀，近卫军统制高尚志和第4镇统制邓玉麟去职，而代之的均是黎元洪的心腹、爪牙。在黎元洪的周围不但早已聚集了一帮阴险狡猾的文人政客，又聚拢了一批野蛮凶悍的旧军官以及共进会的败类，杀人不眨眼的蔡汉卿和与他同有“屠户”之称的军法处长程汉卿等，组成了一个极端反动的统治集团，对湖北革命党人施行血腥镇压。黎元洪不但把革命党人从军务部赶走，而且把其他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如内务部长杨时杰、教育部长苏成章、副部长查光佛、实业部副部长牟鸿勋等均撤职，换上旧官僚。黎元洪又撤销了总监察，改组为纠察处。不及半月，黎元洪仍嫌纠察处碍脚，又下令改为纠察院，大大缩小编制，只留60名工作人员，其余近千人全部解散、遣散。军务部和监察处本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都督权力限制最大的两个职能部门，现在这两个职能部门均取销、缩小，改变了性质，完全在黎元洪的控制之下。可悲的是，革命党人并未能自觉地把“驱孙”与“倒黎”结合起来，而是把“驱孙”看作是“党争”，共进会、文学社，仇恨日深，形成势不两立，加剧了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黎元洪坐收渔人之利。孙中山接到报告，立即意识到湖北党人存在内争大不利于革命，当即发电报给鄂省同志进行调解，可惜鞭长莫及。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没有看到黎元洪的阴谋，发出“保全大局，不遭人忌”8个字通告全体社员，甚至说：“如有不遵我副总统之命令及损失我副总统之威严者，惟以武装维持治安耳。”蒋的态度遭到文学社同志非难，有人批评他“胆小畏事，不足表率群英”。4月，同盟会于鄂省组织支部，以石瑛为支部长。文学社遂与同盟会支部合并。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被推为副支部长。民社成立后，共进会发生分化，部分共进会骨干，如居正、杨玉如、李作栋等回到同盟会阵营里。杨玉如当选为同盟会鄂支部总务干事。7月14日，民社与统一党等合并的共和党鄂支部成立，孙武当选为支部长。从此，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组织，不复存在，代之以同盟会与共和党。黎元洪在同革命党人争夺权力的实践中，看出革命党人的力量多集中在军事部门，便提出“军民分治”的口号，将总揽军、民两政大权的军政府撤销，另立平行的都督府和民政府，都督和民政长各司其事，两不相扰。这样，都督独揽军事大权，可以削弱革命党人的军权。又规定民政府的民政长必须由“富于政治经验”之人担任，借此起用前清旧官僚，以旧官僚掌握行政大权，消除革命党人势力，是旧势力复辟夺权的一个重大政治步骤。黎元洪选中了清朝老官僚樊增祥作湖北民政长。樊原籍湖北，曾任过清朝知县、布政使等官，并曾护理两江总督。武昌起义后寓居上海。黎元洪曾派人带着他的书信赴沪，恳切敦请。樊意存观望，坚不赴任。黎乃电请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对樊加以委任，但樊仍不肯出山。黎元洪又推荐另一前清旧官僚刘心源暂代湖北民政长，袁又命刘署理湖北民政长，刘只答应代理3个月。民政府下设内务、外交、财政、实业、司法、交通、教育7个司。由夏寿廉、李作栋、李四光、姚晋圻、伍朝枢、张知本、熊继贞分别担任司长。民政府刚刚成立1个月，下属几个司长均易人，革命党人李作栋、李四光、张知本、熊继贞都是过去军政府各部部长，民政府成立后，分别担任财政、实业、交通、司法司司长。黎元洪、刘心源迫使他们辞职，以满清旧吏代替，美其名曰“有经验”、“重资格”，让那亡清官场之山精海怪一齐出现。湖北军民分治的实施，是黎元洪全部篡夺湖北军政大权的标志，也是湖北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袁世凯也看到了军民分治是削弱革命党势力的办法，便通电表示：“外省官制，必本伟论。”一些拥袁政党，也把黎倡导的“军民分治”赞为“建国良谋”。但是，一些革命党人都督敏锐地看出黎通过“军民分治”排挤革命党人的企图，所以江西都督李烈钧、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只得令赞成军民分治的湖北、四川、山西3省，首先实行，其他缓办。黎元洪的军民分治，进一步激化了他与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以致激起湖北“第三次革命”风潮。刘心源将民政府中大部分革命党人排挤出去，引起军界同盟会党人不满；而且刘心源腐败浅陋，不堪重用，且引用私人，因刘是嘉鱼人，致外间有称民政府为嘉鱼会馆，以致群情大愤，密议推倒。一些反对同盟会的人乘机造谣生事，扩大事态。在都督府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共和党人造谣道：“同盟会在京争内阁，恐不胜，特派杨玉如君回鄂运动军队，以王宪章为主动。”他们还在会上宣布：“同盟会鄂支部副理事长王宪章、总务干事杨玉如等多人因不得重要位置，欲谋危黎副总统，推倒鄂军政府。”同盟会党人起而反对共和党诬陷，引起争论，继竟斗殴。黎元洪调卫兵胁迫会议解散。上海同盟会机关部特致电黎元洪，指出上述传闻，系反对党因王、杨为同盟会支部干事，故有意中伤。同盟会本部干事居正、胡秉珂特为此事去会见黎元洪，声明：“但使共和政体一日无颠覆之虞，同盟会断不致有革命之举。”黎元洪当面保证：“日内派兵巡城，亦为防范宵小起见，与同盟会并无丝毫嫌疑。如有人心存破坏，我必力饬保护。”黎元洪的话是向来靠不住的，都督府军事参议王宪章、都督府顾问杨玉如、警察学校监学祝制六被他解职。王、杨被迫离鄂赴沪。同盟会员祝制六、江光国、滕亚纲原系文学社党人，由于文学社屡遭黎元洪镇压，心中极为愤恨，积不能平。遂秘密联络，组织改良政治团，设立秘密机关，欲图改革政治，改组都督府。时称“第三次革命”。这时，毕血会因退伍问题发生风潮，几致暴动。黎元洪下令戒严，发出严令：“有暴动及擅自开枪聚众者，格杀勿论。若被捕获，则就地正法。”祝制六等初拟7月8日，后又改为16日起事，均因大雨未成，17日，被都督府侦探探悉。黎元洪接到密报，立即调近卫军奔赴阅马厂同盟会事务所，将江光国、滕亚纲2人逮捕，交军法局审讯。又派出大批军警在汉口大公宾馆破获机关，逮捕祝制六，并立即解送过江，押至武昌汉阳门码头即被杀害。江、滕也于当日下午在狱中被杀。黎元洪又出布告，指控祝、江、滕私立机关，假改革政治为名，主持极端破坏，实属民国罪人。他宣布说：“本都督辟以止辟，刑期无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乱党经伏诛，此外概不追究。”黎元洪所说的“概不追究”是为了稳革命党人之心，目的是为了一网打尽。从7月17日开始，直至月底，破获机关数处，逮捕党人数十名，多数立时枪毙，少数永远监禁。黎还秘函驻汉口外国领事，要求协缉租界内之乱党。

第三十三章　袁、黎合谋

黎元洪及其党羽在屠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同时，大肆挑拨同盟会与共和党，以及“首义三武”之间的关系。7月18日，黎元洪亲信孙发绪对孙武说：“居正、蒋翊武等人认为祝、江、滕3人被杀，是你主使，故对你欲兴问罪之师。”孙武立即上书黎元洪，建议“速将所杀乱党罪状宣布，通告国中，以免同盟会先声诬我湖北，并诬我副总统也。”同盟会鄂支部得悉此信非常愤怒，立即致函诘问孙武：“足下致副总统书，任意诬蔑，谓系本会所主持，不知足下果何所据而云然？夫士君子立身行己，须堂堂正正，庶俯仰无惭，奚必鬼鬼祟祟，为倾陷异己之举哉！”同盟会支部领导人虽然对会员祝、江、滕3人被杀深怀怨愤，但又不敢公开为3人申冤，只是竭力否认与3人之间的瓜葛，并指责孙武为事件的挑唆者。他们指责孙武出钱唆使祝、江、滕3人组织机关，然后又反过来唆使心腹向黎元洪告发，借以张大其事，波及无辜，为一网打尽之计，致使3人被杀。同盟会既不敢为被害战友辩诬，使黎元洪更加猖獗，他屠杀了数十名革命党人之后，又藉口《大江报》刊登社会党首领江亢虎的的一篇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是“妖言惑众”疗工作，后转向哲学研究。把存在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认，“破坏共和”，于8月8日将该报查封，该报编辑何海鸣、凌大同逃往上海。黎元洪又发出通电，指控《大江报》“实属大逆不道，悖谬已极”，宣布将何海鸣、凌大同一体严缉，就地正法，以惩悖逆。《大江报》在武昌首义前就是革命报纸，因宣传革命，曾受清廷当局查封，主笔副主笔詹大悲、何海鸣被捕入狱。1912年春，《大江报》复刊，发扬其一贯战斗作风，畅所欲言，毫不忌讳，对拥袁的共和党时加抨击，持论甚激昂。对共和党党魁黎元洪攻击尤为厉害，引起黎的忌恨。黎不顾一切地撕下“尊重舆论自由”的假面具，以“军法”惩治报界。《大江报》被查封后，黎元洪遭到全国舆论抨击，上海《民权报》、《民立报》等7家报纸一致谴责黎“违背国宪，蔑视人权”，“以专制时代所不敢为者而黎公竟然为之”。同盟会南京支部亦愤怒表示：“共和国中，民命民权断不可任一二当道者随意蹂躏。”但黎元洪根本下听舆论忠告，倒行逆施，凌大同于9月自沪返鄂，化名凌乔，参与南湖马队暴动，被黎元洪抓捕枪毙。《大江报》被查封后，同盟会在鄂喉舌《民心报》发表蔡寄鸥的《哀大江报》一文，抨击黎元洪：“夫黎元洪不过一庸常人耳，英雄不出，遂令竖子成名。吾虽爱黎按自己的需要任意选择，只要它能满足实用的价值标准就是，亦不能为之讳。”黎阅报恼羞成怒，拍案大呼：“何物狂生，敢呼余为竖子耶！《大江报》鼓吹无政府主义，而若辈公然庇护之，是非重办不可！”黎元洪下令将蔡寄鸥拿至都督府，经蒋翊武等说情力保，方释出，但《民心报》被他查封。对黎元洪执掌湖北政权威胁最大的“首义三武”之首的孙武，已在群英会事件后倒台，还剩下“二式”，其中以张振武是黎元洪的心腹之患，他决定除掉他。张振武（1870—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吠檀多经（Vedāntasūtra）即“梵经”。，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他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各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阳夏战争，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思想激进，在武昌起义时，对旧势力的妥协思想较少，曾鲜明地反对黎元洪为都督，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黎做都督后，他曾说过：“将黎元洪斩首示众。”汉阳失守后，黎元洪、孙武、孙发绪均支持放弃武昌的主张，张振武则激烈反对，怒斥：“敢言弃武昌者斩。”民国成立后，他发现革命果实有丧失的危险，见在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日益恶化，便道：“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他又在武昌国民公校开学典礼发表演说：“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军政府成立时，军务部长孙武住院，军务部由张振武掌握，他在湖北军队中有较大影响，得鄂军士心。他直接掌握的军队将校团，约有3000余人，以心腹之人方维为团长。黎元洪在群英会事件后，下令将校团解散，但未能成功。黎又千方百计使将校团摆脱张振武控制，派去一心腹任副团长，遭到该团拒绝。黎又下令将该团编入其亲信王安澜统率的第6镇，又遭该团强烈反对，不得不收回成命。黎又设计，企图将该团改为军官学校，此又没成功。黎元洪下令遣散张振武直接掌握的另一支军队，这支部队是由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1000余人。张振武则将这支队伍改编为军务司护卫队。黎元洪指责张“拥兵自卫”。议和期间，张振武以军务部副部长身份去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有人电告黎元洪，说张耗费公款，械不合用。黎元洪派人去清查他的帐目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其学生罗素合著）、《科学与近代世，并电沪都督陈其美监视他的活动。张一怒返鄂，当面质问黎元洪：“你凭什么资格查我的帐？”黎连声解释：“此为尧卿所为，与我无关。”从此，他同黎元洪、孙武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黎实行“军民分治”，藉故将武昌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警视厅长顾庆云排挤去职，张大愤，立即上书黎元洪，严词诘责。黎闻后，恼羞成怒。黎改军务部为军务司，军务部正副部长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同时被解除职务，孙、蒋均消极隐退，独张仍不甘退让，曾向黎要求留任，并继续掌握将校团武装力量，不肯放手，致使黎席不安枕，去张之心遂决。黎元洪虽然打算除掉张振武，又顾张系革命功臣，恐杀之影响波及全国，因此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可免却湖北发生动乱的危险。3月19日，黎元洪向袁世凯推荐张振武任“东三省边防使”，令其由鄂调拨精兵1镇，赴东三省驻扎。袁也表示同意，但到4月中旬理想境界，提出“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忠恕之道”等，又借口东省大局已静，南军不服北方水土，阻止鄂省派兵屯扎东北，实则不愿革命党人屯兵在自己的侧背，张振武的边防使名目也随之取消。黎元洪又多次密函袁世凯，以首义元勋16人在鄂党见纷歧，恐将来酿生他患，请其将各员调京内用，名义上似为酬报有功，实际乃为化除党争之计。从4月份开始，袁世凯屡电首义党人百十人进京。然此间诸人大都窥见及此，深恐脱离巢穴，势力更形薄弱，故一再上书辞职。惟蒋翊武自恃兼人之才，欲一展其作用，电复袁世凯自欲赴京供职。要求黎元洪给川资1万元，黎以鄂省有困难仅准拨给4000元。蒋既得此川资，故即乘快车首途。5月26日，拙于心计的张振武满怀希望地与孙武一同北上。袁对“三武”一概给以顾问官虚衔。张大为不满，甚至对段祺瑞大发牢骚：“我湖北人只会做顾问官耶？”张又两次向袁呈递条陈，要求给以实职。袁无意认真对待，随便给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名义作为敷衍，张振武却很认真，又是申请经费年出版社出版。，又是要求设立专门机构。袁又借口财政困难，不予理会。于是张便负气缴状留书而去，仍尽义务于桑梓。6月中旬，张振武回武汉，凭自己在湖北的实力，在汉口设立屯垦事务所，并向黎元洪每月索款1000元，准备招兵1镇，往蒙古赴任。黎元洪对张振武的复返武汉极为恼火，于是杀机顿起，但却不敢贸然行事。黎元洪便与袁世凯加快了筹划杀害张振武的阴谋。袁世凯和参谋次长陈宦派遣心腹之人万廷献来鄂，同黎元洪密谋后回京。袁世凯在北京与陈宦进一步布置杀张阴谋，与此阴谋相配合的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活动也在加紧进行。张振武与孙武之间，原来“交谊契合”，而欲杀张，必须使其脱离任何党派的保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那张振武本是好逞意气之人，经黎元洪心腹孙发绪的挑拨，张振武果然同孙武交恶。挑拨“三武”之间的关系，是袁、黎及谋士们的本意，是在暗中进行的；但还有更阴险的一手，是他们在明里给当事人灌迷魂汤剂：借调解孙武和张振武矛盾之名，行迷惑张振武之实泰利士（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又译泰勒斯，古，取得张振武的信任，将张振武等人骗往北京杀害。7月底，湖北籍民社派参议员刘成禺、郑万瞻等，受袁世凯派遣返鄂，调解孙、张矛盾。刘、郑在汉口嘉宾楼设宴招待孙、张及黎本唐、蔡济民等50余人，进行调解。席间，郑万瞻首先发言：“此次奉大总统命令出京，实因鄂中时有暗潮，尤多误会。起义诸同志时起纷争，未免使旁观者暗笑，希望捐除意见，融化党派。”刘成禺说孙、张交恶，系出误会。那孙、张则自认前误，并誓以永无意见。孙、张同刘、郑等人共同发布了《孙武、张振武原无意见之布告》，孙、张算是恢复了团结。黎元洪便装出要与张振武和好的姿态，邀请刘成禺、郑万瞻来调解。刘、郑也热心周旋。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皆大欢喜之事。黎元洪暗与袁世凯通气，时机成熟，袁便频频来电特的圣节、圣人节、教义问答手册和对理性崇拜的仪式。曾一，请张振武进京，说什么：“屯垦事正在筹商，何以径行回鄂？仰速来京筹划进行。”黎元洪给张振武路费4000元，促他迅即北上，刘成禺等也劝张携眷去京。胸无城府的张振武不知此乃袁、黎调虎离山之计，兴致勃勃地邀集方维等30余人随同刘成禺、郑万瞻一同进京，临行时，黎元洪与张振武握手作别。张振武喝下袁、黎“调和”迷魂汤剂，顿时忘乎所以，满脑子想的是消除党见，联络南北感情，又雄心勃勃地想在镇抚边陲方面有一番作为。他刚到北京，便向袁世凯呈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又为调和党见，在北京德昌饭店宴请两党要人，即同盟会宋教仁、张继，共和党张伯烈、刘成禺等，变得异常活跃。袁、黎谋士们毒杀张振武的阴谋活动正在加紧进行。陈宦见张振武经刘成禺、郑万瞻调解后来京，立即与黎元洪的幕僚饶汉祥商议，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请袁杀张的密电，谓“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当武昌二次蠢动之时，人心惶惶，振武暗煽将校团乘机思逞，幸该团深明大义，不为所惑。元洪念其前劳，屡予优容，终不悛改。因劝以调查边务，规划远谋。于是大总统有蒙古调查员之命。振武抵京后，复要求发巨款，投专局。一言示遂，潜行归鄂。飞扬跋扈，可见一斑。近更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元洪爱既不能，忍又不敢，回肠荡气，仁智俱穷。伏乞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其随行方维系同恶相济，并乞一律处决，以照炯戒。元洪抚驭又无才，致起义健儿变为罪首，言之赧颜，予以处分，以谢张振武九泉之灵。”饶汉祥将此稿带回武昌，由黎元洪签署，于8月11日发往北京，此即“真电”。袁世凯接到黎元洪电报，召集北洋高级将领会议，研究杀害张振武、方维的具体方案。但又觉得黎元洪电报“盅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等近于空言，似不得为罪状。当即复电，拟为之设法调停。黎元洪得袁复电后，又于13日发第2封电报给袁世凯：“不杀张不独为全鄂之害，实为天下之害。”并以参谋总长名义，派饶汉祥及军官10余人乘快车赶赴北京，向袁世凯报告：“鄂军队俱已布置妥协，万无他虞，请即日行刑。”袁便于15日下捕杀张振武的军令。15日晚，张振武为增进南北感情，和湖北同来将校在六国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参加宴会的北洋将领姜桂题、段芝贵等人身上、已带着袁世凯立即捕杀张的军令了。宴席未终，段芝贵就说有点小事先行告辞。10时左右，张振武和冯嗣鸣、时功玖分坐3辆马车，冯车在前，张居中，时殿后，途经正阳门时，段芝贵指挥预先埋伏好的军警，将张逮捕，押送到西单牌楼玉皇阁军政执法处。方维于当晚9时左右在金台旅馆被捕，押送到执法处城外分局。16日晨1时，张振武在执法处被绑在木柱上，身中6枪毙命。临刑前，他愤怒地说：“不料共和国如此黑暗！”方维也在同时被害。张振武被捕后，坐在后边马车上的时功玖立即赶到共和党本部报告消息，并邀集孙武、邓玉麟等在凌晨3时赶往执法处营救。刘成禺、哈汉章也先后赶到，要求保释。但陆建章打断他们的话，说张已伏刑了，并且拿出袁世凯捕杀张振武的军令，该令是根据黎元洪的密电，由段祺瑞副署后交来的。面对这一惊人的事变，哈汉章伏尸痛哭，孙武一言不发，刘成禺大呼：“无怪外间多骂共和党无人格，似此自残同党，夫何人格之可言。”孙、方被杀，全国震骇，群情愤激，函电纷纷，诘难群起。最感愤怒的是民社派（即共和党的湖北派）参议员，因为他们刚刚奉袁世凯之令赴鄂调解张振武与孙武的矛盾，并向张劝驾来京，几日后，张即被杀，他们感到受了愚弄，又颇蒙卖友之嫌。故最先采取行动。16日晨8时，时功玖、刘成禺、张伯烈、孙武等同往总统府质问袁世凯，未得要领。17日，袁世凯要报纸全文披露黎元洪“真电”原文以及袁世凯军令大意。18日，由张伯烈领衔，共和党参议员20人署名，向参议院提出《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对袁世凯杀张、方军令的依据，即黎元洪“真电”进行全面批驳，将“真电”提到的张振武的“罪行”摘成“赴沪购枪，吞蚀巨款”，“倡二次蠢动，乘机思逞”，“盅惑军士，破坏共和”，“要求发巨款，设专局”，“冒政党、藉报馆”等五个问题，进行反驳，认为均系诬蔑不实之词。对袁、黎口衔刑宪，意为生杀的违法行为，表示强烈的愤慨。8月19日，参议院讨论质问案，刘成禺首先起来对《质问书》作了简单说明。他说“查约法第6条明戴，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张振武既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即应受有中华民国人民之权利。而张振武之被杀也，并未捕送审判厅公开审问。即云罪有应得，亦不宜星夜邀袭，旋捕旋杀。……观政府杀人之手续，直等于强盗之行为。以冠冕堂皇之民国，而有此以强盗行为戕杀人民之政府，违背约法，破坏共和，吾人亦何不幸而睹此！且推此义也，则凡民国起义之功首，造成共和之巨子，皆可一一捕杀之，任凭其为帝为王矣。”在讨论过程中，各党参议员对袁世凯、黎元洪耍弄权术，违法杀人进行谴责。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彭允彝、刘彦等先后发言，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和黎元洪。刘彦说：“此事体重大，质问恐无效力，不如提出弹劾案，以尽本院保护人民之职。”张伯烈提出，弹劾案必须满法定人数，质问案则不需如此，参议院人数不足，不得已才提出质问案。陈家鼎认为非提出弹劾案不可，弹劾后，或政府国务员解职，或参议院解散。如果参议院此时尚不弹劾，尚有参议院何用？彭允彝主张必须在质问之后再提出弹劾案，弹劾时弹劾国务总理与陆军总长。刘彦补充说，还应弹劾黎元洪。袁世凯就质问书向参议院作了答复：“查此案情节重大，因张振武、方维本系军人，故以军法从事。惟所牵涉之人，及牵涉之事，不特关系湖北一方之治乱，且关系全国之安危，目前实有不能和盘托出之处。且以军事通例而言，事关军事秘密，未便宣布者，本可无庸宣布。惟既经贵院质问，为解释群疑起见，业已电达黎副总统，请其审查现在情形，如不至因此滋生枝节，可将犯事地方之证据，摘要宣布。俟得黎副总统复电，再行答复。国务员明日碍难出席。特此咨复。”20日参议院开会，参议院对袁的咨复极为不满。卢士模、彭允彝、覃振等主张即日弹劾，时功玖主张退回咨文，刘成禺认为咨文可作政府无法之根据，不能退回，张伯烈提出两种办法：（1）今日非政府出非答复质问不散会；（2）令其明日出席。最后表决：要求段祺瑞明日出席答复。21日下午，参议院开秘密会议，在讨论弹劾案问题时，发生分歧。同盟会籍参议员主张弹劾陆征祥、段祺瑞，共和党籍参议员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同盟会和共和党参议员们各有各的想法：同盟会籍参议员对张、方案虽甚为愤慨，但他们同张振武的关系较浅，主要是从维护约法、着眼于改组政府，想通过张、方事件，推宋教仁出来改组内阁，他们并不敢与袁世凯直接对抗。所以不少同盟会籍参议员尽管言词激烈，但却害怕同袁氏政府决裂；共和党籍议员中，民社派与张振武个人的利害关系比较密切，且兼含有一种嫌疑性质，故愤激异常，主张弹劾。而非民社派参议员，因张振武系共和党干事，不能不随声附合，但这些人支持袁世凯对付革命党人的政治立场未根本改变。他们迫于形势，表面虽表示赞同，其内心却是反对弹劾，故提出弹劾全体国务员来和同盟会所提出的弹劾陆征祥、段祺瑞相对抗。

第三十四章　虚情欢会

袁世凯极力阻止参议院提出弹劾案，他在21日晚邀请湖北籍参议员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到总统府谈话，作了一番解释之后，表示“追悔莫及”，又请求刘等“仰仗诸公疏通意见”。刘成禺、张伯烈、时功玖、郑万瞻等虽然表面上并不示弱、但实际上他们已开始软化。到22日参加议会时，刘、时、张、郑4人，意气稍平。议会外，谴责政府的活动颇为激烈。黄兴于18日、20日连续电袁，指出黎电中所述“张、方罪状，语极含混。凡有法律之国无论何级长官，均不能于法外擅为生杀，而黎竟不据法律上手续，率请立予正法，以快私心，致使群情激动，外人轻视，民国基础，愈形危险”。他对共和前途，表示忧虑。同盟会本部于8月22日发布开除黎元洪的启事。启事指斥黎元洪暴戾恣睢，擅杀元勋，破坏约法，摇动民国，人神共愤，决定革去黎元洪本会协理，并除名，嗣后，同盟会与黎元洪断决关系。其他各政党、社团以及知名人士，也对袁、黎表示极大义愤。黎元洪任社长的东西大同社，也以黎为“共和之敌”，与黎脱离关系，将社名改为大同公社，拥戴黄兴为社长。黄兴婉言谢绝。袁世凯杀张、方的主要目的是离间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失去革命党人的拥护，成为孤家寡人，以便为己所用，直至黎成为千夫所指的过街老鼠。黎元洪知被袁所卖些没有意义的伪命题组成的，只能引起无休止的争论，因此，甚为尴尬，以至气喘旧痰复发，咯血时，精神颇觉不支。于是，亟通电自白。19日发出通电，开列张振武“十大罪状”，21日再次通电，电文长达2000余字，把“十大罪状”扩充至“十五大罪状”。黎元洪极尽罗织之能事，无限上纲，把张振武描写成十恶不赦、死有余辜的罪犯，以平息社会舆论，求得对自己的谅解，但全部“罪状”无一证据。黎元洪还列举了不得不采取特殊手段假手袁世凯将张、方杀于北京的“理由”，以诉自己“苦衷”。他说：“元洪数日以来，踌躇再四，爱功忧乱，五内交萦，柔肠九回，慈心百结。宁我负振武，无振武负湖北；宁受负振武罪，无受负天下罪。臂疗身，决蹯卫命，冒刑除患，实所甘心。”黎元洪还假惺惺地自认三罪：一罪自己驭将才疏，造成武汉动乱不已，致使商民流离，市廛凋瘵；二罪自己本与张振武相从患难，情同骨肉，乃因不善调理，竟使首义之士，堕为罪魁，心怀惭德，愧对振武；三罪国基甫定，法权未张，乃有杀张之事，以致险象环生，祸机密切，快一邦黎庶之心，解天下勋庸之体。自时厥后，定当退避贤路，伫待严谴。黎元洪保证对张优加抚恤：赡其母，使终年，养其子，使成立。派专员迎柩归籍，乞饬沿途妥为保护。俟灵柩到鄂，元洪当开会追悼，亲往祭奠，以安哀魂。黎元洪还致电袁世凯，正式提出辞参谋总长及鄂军都督职，又向参议院辞副总统职。黎元洪是否真的认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呢？不是，恰恰相反，黎元洪凶相毕露地又对湖北革命党人进行镇压。张、方被杀的消息传到湖北，鄂人士甚震骇，军人尤不平。谣言四起，黎令武昌戒严益甚。各界人士群情愤激，莫可名状，黎竭尽全力削弱革命党人力量，首先派亲信部队将张、方统率的将校团包围，令即日缴械退伍，实即遣散。又召集军界人员在都督府开会，强词夺理地说，杀张振武，实出于万不得已。元凶既除，余党自解。此后我军人务宜和衷，同御外侮，不可再存党见。黎元洪下令解散张振武所设军务司卫队和屯垦事务所，即连张振武创办的民国男、女公校也下令取缔，后经教育司力争，才决定将两所学校收归公办。黎元洪加派军警巡逻市街，缇骑四出，暗探密布，都督府周围长期处于戒严状态。黎谕令汉口电报局总办孙发绪：“凡有关系之电，概行扣下，不为代送。凡交鄂报馆来去访函至汉口邮局，均派人检查拆阅。”谴责黎、袁的电函无法从武汉发出。黎元洪得悉参议院要弹劾自己，非常紧张，连忙策划对付手段。他采纳饶汉祥献计：“假用鄂军人联名挽留为要挟地步，又用商会、教育会名义，电责参议院不应弹劾，恐摇动大局。”于是，湖北全体旅以上军官、各级军事学校校长、都督府军事顾问，以第1师师长黎本唐领衔，在黎元洪提出辞职的第2天发表通电（梗电），对民社派参议员提出的质问书进行了逐条驳斥，为黎元洪辩解。未过一日，湖北军界再次气势汹汹地发出通电，语气尤为激烈，点名痛骂刘成禺、张伯烈等，说他们“混乱是非，颠倒黑白，违反人民意思，亵渎副总统威严，是为丧心病狂，玷辱祖宗”。还威胁说：“参议员如必欲弹劾，请将梗电所驳各款限于电到24点钟内逐一答复，同人如有一字之误，刀锯斧钺，悉加同人；贵议员如有一字之诬，刀锯斧钺亦必当有受之者。”在黎元洪及其亲信的煽动下，又有湖北教育总会、商会，武昌、夏口、汉阳议会，以及“湖北保安社绅耆暨全体士民”、“旅沪鄂人”等，也纷纷致电北京，斥责参议员，挽留黎元洪。稍后，鄂省议会也致电北京。这些电文，均系黎元洪左右舞文弄墨者所为，那军界之恐吓电，更开武人干涉议会之恶例，为此激起参议院和舆论界的不满。黎元洪作贼心虚，连忙致电袁世凯，说是“军界通电，措词激烈，元洪往阻无及，索稿未获，深为惶歉。伏念元洪于振武案办理委曲，未能事先遍晓，致启诘问，故谨请失察之罪，临颖彷徨，泪随电堕”。黎怂恿军界攻击参议院，又自请“失察之罪”，可见其已捉襟见肘，黔驴技穷。黎元洪的这些活动，确实发生了作用。参议员们害怕动乱，袁世凯除亲自接见湖北议员外，又暗中运动共和党的非民社派议员，要他们说服民社派议员不要再坚持弹劾政府，一旦弹劾无效，则参议院必出于解散之途，而大局为之动摇。稍后，袁世凯命参谋部次长陈宦、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等宴请民社派议员，劝其勿迷于张振武私情，而与政府为难，即要求他们放弃弹劾案。民社派议员终于软化。为了保全面子，他们只是没有公开撤回弹劾案，而是消沉下去。到了22日下午，参议院经过辩论表决，赞成弹劾陆征祥、段祺瑞者为多数，于是弹劾陆、段案得以成立，并举定由张伯烈、时功玖、刘成禺等为起草员。但是由于袁、黎收买和串连参议员不出席会议，使到会议员达不到法定人数，使弹劾案不能成立。28日，拖延了1个星期的弹劾案，终于提交参议院。弹劾案由张伯烈、刘成禺、时功玖、郑万瞻4人提出，同盟会籍参议员陈家鼎、覃振、刘彦、彭允彝、欧阳振声、卢士模、周珏、殷汝骊8人连署。该案仅把袁世凯不经审判，捕杀张振武、方维的违法举动，归罪于陆征祥和段祺瑞的“辅佐乘谬”，“陷临时大总统于违法地位”，要求临时大总统依约法将陆、段即予免职。与此同时，同盟会籍议员刘星楠提出《咨请政府查办参谋长黎元洪违法案》，指控黎元洪恃有全国军事上之大权在握，对张振武、方维不依法手续，坚持其就地正法之蛮横办法，屡电北京，强陆军部以必行，为破坏约法，背叛民国之元恶大憝，咨请政府严行查办。这两个避重就轻均未涉及黎、袁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杀害张、方的提案，袁世凯和参议院中拥袁、黎参议员，仍千方百计加以破坏。弹劾陆、段案未能通过。革命党人遂将斗争重点放在查办黎元洪身上，认为张、方一案，黎元洪假手袁世凯泄其夙愤，破坏约法，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此案黎为造因生祸者，袁为黎连带，而陆、段当代负其责者也。故陆、段可递咨减罪，而黎元洪则万不可不问。黎元洪杀张、方非以参谋长电杀之，乃以鄂督电杀之，乃改查办鄂都督案，举陈家鼎起草。但查办黎元洪案同样遭到袁、黎势力的反对，他们出于共同的打击革命党人的立场，出来袒护黎元洪。9月3日，陈家鼎提出了查办鄂督黎元洪案，连署20余人，列出交参议院。拖延到9月13日，陈家鼎始得在会上报告，列举黎元洪十大罪状，要求讨论通过。十大罪状从杀祝制六等到封闭《大江报》，通缉何海鸣、凌大同，逼走王宪章、杨玉如，到杀张振武、方维，以及外云军民分治，内实大权独揽，滥用刑讯，唆使鄂军界干涉政治等问题均涉及到，虽然也是从法律角度提出问题，但接触到了黎屠杀革命党人的政治问题，说明了黎杀张、方非出于偶然违法，而出于敌视革命党人的一贯立场。报告甫毕，刘崇佑、刘国珍等大声反对，不待议长宣布散会，纷言延会而去。至此，参议院中环绕着张、方事件的所谓弹劾与查办也就不了了之。但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的声讨下，不得不为张振武开追悼会。他亲往致祭，并致挽联：“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义，此心不负故人。”“杀戮首功之罪在黎不在袁”的认识，与同盟会领袖孙中山的态度有关。张、方被杀前，袁已多次邀请孙中山、黄兴北上，面商国是，调停党争。16日，张、方被杀，大多数革命党人都反对孙中山北上，他们认为“此等现象，一若并非真共和，殊形危险”。于是，众人力劝孙中山、黄兴不要轻入虎穴。同时，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也纷纷致电孙中山与黄兴，力阻他们只身进京，误入圈套。但是，孙中山对众人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袁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对于进京与否，黄兴也有所犹豫，于是，孙中山也劝黄兴暂止其行，以防突然。黄兴正踟蹰时，仆人乘机把他的行李搬回家。孙中山从上海同孚路黄兴的寓所起程，在袁世凯的迎孙专使张昉、程克陪同下，登上商局的“平安”号轮船。与孙中山同行的有其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还有魏宸组、居正、王君复等10余人。在码头上，欢送孙中山的中外记者、各界人士，人山人海，他们团团将孙中山围住，并一再劝他不要贸然进京：“公世界伟人，历经险阻，岂怯于民国成立之后，惟此行以有益无益为断。观北方情形，似即行亦无大裨益。”但孙中山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仍然决意北上。于是，送行的人。有人神情黯然，有人痛泣。孙中山一再向人们解释，让人们相信袁大总统，并声明他这次进京，主要是想帮助袁世凯当好民国总统，解决好迁都、治政、建军等一系列大事，并能一心一意搞些实业，改造中国。在送行的人群中，有一美丽、年轻的女子，随着孙中山一行混上安平号轮。在安平轮上，她趁人不注意，把孙中山请进一间船室内，尔后关上门，正当孙中山愕然之际，她掏出一把寒光阴森的尖刀，道：“先生是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身虎穴，我誓死反对！”那年轻女子说着，便举刀刎颈。孙中山见是个女志士，慌忙拦住，从她手里夺过尖刀，掷于地上，然后慰言再三，劝止百般，那女志士才肯下了安平轮，怏怏而去。8月18日下午，“安平”号轮在“海琛”号巡洋舰的护送下，载着孙中山一行从上海启程，去北京会见袁世凯。22日下午，“安平”号轮抵天津，孙中山在袁世凯的代表、教育总长范源濂、工商总长刘揆一等北京专员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天津去北京。袁世凯以欢迎元首的礼遇进行隆重的欢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将自己的专用的金漆朱轮双马车，饰以黄缎，供孙中山使用。孙中山下了专列，只见北京站欢迎牌坊耸立，军警如林，政府各部总长、议员、工商界、学界、报界、外宾都来迎接。由于北京市民早就期望看看这位革命领袖，加上袁世凯有意隆重接待，欢迎群众达数万人。孙中山举帽从人丛中穿过，频频向人们致意、然后乘袁世凯的双马车由正阳门入城，进中华门。孙中山的马车前呼后拥，沿途军警林立，军警背后便是人山人海。孙中山在代理内务总长赵智庵等政府官员的陪同下，来到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下榻。袁世凯命令对孙中山的接待仪式要十分隆重，供奉要十分丰盛。袁世凯为接待孙中山来京，筹划甚久，用心颇深。他把孙中山的馆舍选择在石大人胡同外交大楼，即袁世凯的总统府，这里建筑既宽敞轩朗，铺陈亦富丽堂皇，还便于警卫，而他自己却搬到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去办公，故意把总统府腾出来，加以修缮，让给孙中山居住。孙中山因路途劳累，原准备在第二天会见袁世凯。但袁当晚就派人邀见，并举行晚宴欢迎。孙中山去铁狮子胡同总统府时，袁世凯早迎于厅下，互相礼毕，手拉手来到大厅。在晚宴上，袁世凯亲自执盏于孙中山，致词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久矣，今克强未与同行，未及共聆伟论，深引为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殊为欣慰。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迭至，世凯识薄能浅，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世凯忝负国民付托，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求赐宏论，以匡不逮。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见袁世凯如此说，便道：“文久居海外，于国内情形或有未尽详悉之处，如有所知，自当贡献。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早日筑成，则我民国前途受惠实多。”袁世凯忙道：“极是，极是！”孙中山原只准备作短时间的拜会，但同袁晤谈后，即“欢若平生，恨相见晚”，即留驻府中与袁畅论时事，至夜半犹未辍谈。次日，孙中山宣布自己北上的宗旨和政见7条：（1）男女平权。（2）大铁道计划。（3）尊重议院。（4）南北不可分离。（5）大局急求统一。（6）报界宜造成健全政论。（7）决不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袁世凯为了表示竭诚招待孙中山，特派唐在礼和大礼官黄开文在石大人胡同孙中山的行邸照料，并派有侍从多人听从孙中山等人支派使唤。孙中山如公出，即有人安排车马，预洽休憩餐膳之所。袁世凯又特别命令巡警总厅：凡孙先生出入除派马队侍从外，沿途均派军警护卫，并断绝交通。孙中山每次外出，见途中总无一人，甚为诧异，得知是袁世凯特意安派之后，道：“鄙人虽系退位总统，不过国民一分子，若如此尊严，既非所以开诚见心，且受之甚觉不安，应即将随从马队及沿途军警一律撤去，俾得出入自由。如大总统坚执不肯，则鄙人小住1、2日即他去矣！”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心思，忙将军警撤除。孙中山住在袁世凯的总统府，石大人胡同一时车水马龙，前往谒孙的人很多，有新旧政府成员，有前清遗老，有广东同乡，有日本人，有新闻记者。孙中山应酬不暇。28日，袁世凯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孙中山，并邀请各部总长、各高级军官，参议院议长吴景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及孙毓筠、沈秉坤、章太炎、王赓、孙武、宋教仁、张绍曾，还有诸满蒙王公作陪。席间，袁世凯致欢迎词，道：“孙先生游历海外20余年，此次来与我所商者，大有造于民国前途。……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此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袁世凯举酒向孙中山致敬，并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也起立作答：“今日承大总统特开宴会，备极嘉许，实深感谢。”他称赞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善于练兵，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孙中山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宴后，袁世凯同孙中山就国内外重大问题举行秘密会议。由于孙中山在北上前就认为，中国无论由何人来执政，都不能有所作为。因为国力日竭，外患日逼，现实的政治状况犹如一团乱麻，谁也一时难以措手足，如果只从党争下手，结果反而会越搞越乱，难以解决问题。现在既已让位给袁世凯，就应该努力去疏通南北感情，融和党见，支持他推行利国福民的政策，争取有一个较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实业，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从根本上解决国弱民困的问题。他对袁世凯失去警惕。来京后，袁世凯表面上又对他极为尊重，孙缺乏同袁世凯这样的人物打交道的经验，很容易受袁世凯的欺骗。袁世凯在张、方事件后，很需要孙中山的支持，来稳定革命党人的不满情绪，因而表现出极其尊重孙中山。他们俩人这才相互高呼“万岁”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初次晤谈后，就向自己的同志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总统为恶。”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袁世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像盼孙中山一样，也盼黄兴能北上，他坚请孙中山特电黄兴即日来京商议要政。孙中山致黄兴的电报，就是应袁的请求发出的。黄兴在孙中山的敦促下，于9月5日率陈其美、李书城、张孝准、徐少秋等10余人，乘铭新轮离沪北上。9月7日，黄兴还在途中，袁世凯就颁令授黄兴为陆军上将，同时授上将衔的还有黎元洪和段祺瑞。黄兴抵京后上书辞谢，袁又批复说：“该前留守奔走国是20年，提倡共和，改革政体，热心毅力，百折不回，出死入生，坚苦卓绝，凡我经历，中外咸知。……事经国务会议，金谓该前留守名冠军界，众论翕然，所谓收回成命，碍难照准。”

第三十五章　“化男为女”

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在北京着手把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同盟会5党合并成立国民党。宋教仁为什么要把同盟会与其它政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呢？原因是南京参议院经过一场风波而北迁后，同盟会已不能控制参议院中的多数议席。5月中旬，共和党成立后在参议院的势力大增。在唐内阁风潮中，它同袁世凯狼狈为奸，宋教仁等深感要坚持责任内阁，就必须实行政党内阁，而要实现政党内阁，就必须组成强大的政党，而要组成强大的政党，同盟会就必须联合其他政治力量，特别是当时在参议院占有相当席位的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张耀曾、李肇等最积极，但屡次开会研究，均无结果。因为多数同盟会会员反对改组，他们认为“现值党争剧烈之时，本党若稍有动摇，恐他人利我改名而分势，其危险而不堪设想者”。田桐、白逾桓等人反对尤为激烈，他们“痛陈同盟会系数十年流血而成，今日当以生命拥护，此名与民国同体，奈何提及改组？”蔡元培也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但是，由于袁世凯使用武力威胁参议院通过陆征祥任国务总理，统一共和党在陆内阁风潮中和同盟会一起受到共和党和军警的攻击，多数人异常激愤，于是终于决定和同盟会合并。同盟会为了增强在正式国会竞选中同共和党的竞争力量以新的内容。，也同意同统一共和党合并。统一共和党的代表、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向同盟会提出两党合并的3个条件：（1）变更同盟会的名称。（2）废除民生主义。（3）改良内部组织。吴景濂字莲伯，奉天宁远州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后，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任奉天谘议局议员，旋任议长。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参议员，后任北京参议院参议员、议长。8月5日，以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合并的消息后，派代表到京，表示愿意参加，除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合并3条件外鲁迅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早年曾受西方科学思潮及进，又提出取消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的要求。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光绪举人。1898年任广东布政使，旋调甘肃布政使。1900年率兵护送慈禧太后与光绪帝至西安，升陕西巡抚，次年3月调山西巡抚。后历任四川、两广总督，残酷镇压人民反清斗争。1907年调任邮传部尚书，因与奕劻、袁世凯争权而解职。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又被起用为四川总督，见清廷大势已去，未赴任。同盟会为了达到改组扩大的目的，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但坚持在党纲中必须保留“民生”两字。8月7日，三党代表开会，又有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派代表参加。提出参加合并。他们就党名党纲达成最后协议，推定宋教仁、张耀曾和国民公党代表杨南生负责起草宣言。8月11日，同盟会代表宋教仁、统一共和党代表谷钟秀、国民公党代表虞熙正、国民共进会代表徐谦、共和实进会代表许廉举行正式筹备会议，宋教仁被推选为临时主席。会上，通过了内部组织和“宣言”。两天后，五党联名正式发布了国民党成立宣言：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也，故取其名曰国民党。党有宗旨，所以定众志。吾党以求完全共治。众志即定于内，不可不有所标帜于外，则党纲尚焉。故斟酌损益，义取适时，概列五事，以为揭橥：曰保持政治统一，将以建单一之国，行集权之制，使建设之事纲举而目张也。曰发展地方自治，将以练国民之能力，养共和之基础，补中央之所未逮也。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曰采用民生政策，将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也。曰维持国际平和，将以尊重外交之信义，维持均势之现状，以专力于内治也。凡此五者，纲领略备，若夫条目，则当与时因应，不克图定。国民党成立宣言发布的同一天，孙中山、黄兴便通电国内外同盟会各支部，通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2000余人。张继为临时主席，报告五党合并经过以及政纲的起草经过。因为国民党政纲是由同盟会政纲演绎而来，但国民党政纲里取消了男女平权一条，于是，参加大会的同盟会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大怒，她们围着宋教仁严词诘问，其中一个女会员怒不可遏，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左右开弓，打了他几个嘴巴，使会场大骇。继而，为国民党政纲中是否补入“男女平权”一条，主席主持以举手形式表决。结果，举手者未过半数，仍然没有通过。接着，大会发选票选举理事和参议。不久，大会开检选票，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又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组织分为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总务部主任干事魏宸组、殷汝骊，干事任鸿隽等；政事部主任干事谷钟秀、汤漪。政事部下又设有选举科，主管干事杨永泰，干事张东荪、沈钧儒、徐傅霖、罗文干、刘盥训、张耀曾、伍光建、文群、仇鳌等。交际部主任李肇甫，干事覃振、顾维钧。文事部主任干事杨光湛。政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干事张耀曾、刘彦，干事冯自由、石志泉、吴铁城等。大会选出参议：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29人。名誉参议钮永建等7人。孙中山来到会场，全体与会代表起立，脱帽向孙中山致敬。然后，孙中山发表演讲，他说，“中国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只宜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五党合并，从此成为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国民将可日进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政党之必有两党或数党互相监督，互相扶助，而后政治方有进步。故政党者虽意见之不同，行为之不同，要皆为利国福民者也。今五党合并，诸君皆当持此观念，则民国前途永无危险之象。……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惟民生问题尚待解决。……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缓图，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孙中山语声刚落，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在奏乐声中，孙中山退出会场。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孙中山仍要宋教仁直接负责，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一再表示，不多问党事。他认为政治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中国的社会革新，比党务与政治问题更重要。他说：“现在我正在集中我的思想与精力于从社会、实业与商务几个方面重建我们的国家。对于西方国家劳资间的不协调以及劳工大众所处的困境，我所见已多，因之，我希望在中国能预防此种情形的发生。由于实业的发展，生产必将增加，而此种情形的变化，必将有加深劳工阶级与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野的危险。我希望看到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获得改善，而不愿帮助少数人去增殖他的势力，直至成为财阀。”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把兴办铁路作为他工作的中心。孙中山表示不多问党务，并不是不问，对于国民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他仍以国民党理事长的威望和权力，给予指导。国民党成立后，为了扩大声势，争取多数，到处拉人加入。国民党对“青年之士子，跋扈之武人，市侩之商贩，皆搀杂于其中，对于大官阔佬，则不问其是否同情，预写文凭，强之加入”。孙中山、黄兴都同意大批发展国民党党员。黄兴一到北京，一心一意扩大政党，他在北京逢人便动员其加入国民党，上至袁世凯，下至一般君主立宪派分子、旧官僚以及前清遗老，都是黄兴动员的对象。孙中山、黄兴极力邀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作为国民党首领。袁世凯内心不愿加入，他根本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为了拉拢孙中山等人，态度暧昧，虚与委蛇，使孙中山、黄兴存在种种幻想。后来袁世凯向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实不敢以一己之便安，而起国中之纷扰。”黄兴到京后，袁世凯举行了欢迎黄兴的公宴，袁世凯再一次亲自到场主持。因为有孙夫人参加，所以政府方面除了国务院各总长、次长及总统府各重要大员七八十人为陪宾外，其夫人也都参加。晚宴在居仁堂大殿举行。袁世凯讲了欢迎词后，孙、黄答谢，态度毫无拘束。然后便是陪宾们依次致辞。军事处副处长傅良佐坐在西南角，他在致辞时，从恭维孙中山、黄兴，自然地转向恭维袁世凯，出于本性，继而不自觉地牵涉到政治，批评国民党说：“共和是北洋之功，同盟会是暴徒，只会乱闹……”有人开始响应，高声叫喊：“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孙中山是孙大炮、大骗子！”晚宴骚乱起来，有人偷看孙中山，见他态度从容如常，若无所闻。黄兴虽然有些坐立不安，但见孙中山如此，也稳定下来，不为所动。袁世凯见火候到了，该出来压一压了，便站起身来，用拳头猛砸桌子，众人立即寂静下来。袁世凯怒叱道：“我们今天欢迎孙先生、黄司令，不要说那些题外的话！”尔后，他拱手向孙中山、黄兴说：“北洋军人都是老粗，程度不太够，望孙先生、黄司令海谅！”孙中山气量宽广，面带微笑点头，他见袁世凯坐下，便站起来，举杯道：“我与黄兴相约，皆放弃正式总统的竞选，让项城作总统10年，练兵百万。我经营铁路设计，把铁路线延长20万里，民国即可富强！”孙中山的这一席话，正中袁世凯下怀，他站起来大呼：“孙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接着呼喊：“袁大总统万岁！”黄兴本对袁世凯产生怀疑，尤其是张振武被杀案，使他不想北上进京与袁世凯会谈，后经孙中山说服，消除了对袁世凯的疑虑，他到京便说：“定当调和一切，使我同胞无稍隔阂，和衷共济，以巩固民国基础。”孙中山和黄兴利用一切场合呼吁停止党争，劝说革命党人平和对待政府。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还告诫革命党人，要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他不顾袁世凯屡用军警干涉政治的严重事实，要革命党人相信，此次共和既由军人赞成，则军人决无破坏共和之事。他还邀集原同盟会在京各报负责人座谈，要求他们勿猛烈攻击袁世凯。黄兴北上途中，在天津演讲宣称：“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到京后更提出“以和缓手段，对待婴儿之政府”，要求报界诸君，须牺牲党见，共维大局。孙中山反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采取激烈态度，他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孙中山极力说服党内和平了结张、方案件，认为“弹劾大可不必，盖于事实毫无补救。”孙中山在京近1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谈话均由梁士诒陪同。谈话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3、4次直谈到晨2时，所谈的都是国家大事，包括政治、财政、实业、外交、国防等问题。每次会谈，报纸上都有大体的报道，但没有记录发表。每次谈话，袁世凯都装出十分谦恭的样子，无论孙中山说什么，他都颔首：“所言极是。”就连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激进主张，他也满口答称：“事所当然。”偶有异处，袁世凯也说“贵论宏大，可以参考”之类的奉承话。某夜，孙、袁会谈结束后，梁送孙回行馆，孙问梁：“我与项城谈话，所见略同。我之政见，彼亦多能领会。惟有一事，我到今尚疑，君为我释之。”梁问是什么事？孙道：“中国以农立国，倘不能于农民自身求彻底解决，则改革匪易。欲求解决农民自身问题，非耕者有其田不可。我说及此项政见时，以为项城必反对。孰知彼不特不反对，且肯定认为事所当然，此我所不解也。”梁士诒回答道：“公环游各国，目睹大地主之剥削，又生长南方，亲见佃者之苦，故主张耕者有其田。项城生长在北方，而北方多属自耕农，佃农者少之又少，故项城以为耕者有其田系当然也。”孙中山推心置腹畅所欲言，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当然，袁世凯的“谦恭”不过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好感，是要孙中山作出更大的让步。因此，谈话中袁总是“谆谆以国家与人民为念，以一日在职之苦”，“诉党派竞争之苦”，并表示：“俟国会召集，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袁世凯百般地曲意相从，很快就骗得了孙中山“十年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话很满意，他后来曾说：“余在京，与袁总统时相晤谈，讨论国家大政策，亦颇入于精微。故余信袁之为人，很有肩膀，其头脑亦甚清楚，见天下事均能明澈，而思想亦很新。不过，作事手腕稍涉于旧，盖办事本不能全采新法。……故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黄兴同袁世凯晤谈后，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总统经营国事，不辞劳怨，实所钦服。”袁世凯在发生内阁危机时邀请孙、黄北上，想请他们解决陆内阁的风潮问题。8月20日，陆征祥提出辞职后，袁想让他的亲信赵秉钧担任内阁总理，但又怕参议院通不过，于是一面任赵为代理总理，一面声称内阁总理待孙、黄到京后协商解决。与此同时，又故意作出物色人选、改组内阁的姿态。他先是派范源濂、刘揆一动员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宋以仅换总理，阁员仍采各党混合，既不能组成强固的政府，又不合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辞谢不就，并表示待孙、黄到京后再议。孙中山到京后，28日同陆征祥会见时曾劝陆勿存退意。当袁向孙征求内阁总理人选的意见时，孙提议由宋教仁出任，黄兴也来电劝宋担任。宋以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所余时间很短，不能多所施展，调和南北感情须有威望素著者，始能得到人们信仰之理由，反过来建议由黄兴任内阁总理。黄兴北上到天津，宋迎黄于天津时，又动员唐绍仪、陈其美共同促黄出任总理。以后袁、黄会晤，袁也作出动员黄为总理的姿态。黄兴以准备专心致力实业来谢绝。袁世凯就趁势提出在赵秉钧和国民党籍的沈秉坤两人选一人担任总理。袁提沈秉坤自然只是作为陪衬。黄兴认为沈、赵两人均可。宋教仁反对沈而赞赵，因为他认为沈若出任，必然破坏国民党政党内阁的主张。在京国民党人亦多认为国会大选在即，临时政府时间已不长，如沈勉强出任，万一短命，对国民党不利。经过反复商议，多数国民党党员主张取放任主义，谓不如即用赵秉钧为总理，俾得组一纯粹的袁派内阁，黄兴便代表国民党正式向袁提出赵秉钧为总理，这当然正中袁世凯的下怀。9月24日，经参议院通过，赵内阁正式成立。赵秉钧正式任内阁总理后，黄兴建议全体阁员加入国民党，以便实现政党内阁。狡猾的袁世凯见黄兴画饼充饥，极表赞成。于是黄兴、陈其美在六国饭店宴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议员、国民党本部各部正副主任与新闻记者，正式宣布“欢迎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诸君”。可是那些新加入国民党的国务员们在宴会上说了几句应酬话之后，根本不拿国民党当回事。内阁总理赵秉钧说：“我们并未理他。”范源濂、周学熙、朱启钤表示不承认。表示积极的惟有最热心做官之外交总长梁如浩，及以留学生一跃而至农林总长之陈振先。有人讥笑黄兴拉这些人入党实是“天然凑成一部一见哈哈笑耳。”也有人说忠厚老实的黄兴劝赵内阁加入国民党，变赵内阁为国民党内阁，是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孙中山一心扑在中国的实业上，在他的心目中，头一件大事，就是把中国的铁路搞上去。他到张家口视察了詹天佑设计修建的铁路，并游览了长城。孙中山希望自己铁路建设计划能够得到“参议院之赞同，政府之特许”。袁世凯表面上满足了他的这个愿望，正式任命他为全国铁路督办，全权督办全国铁路。孙中山预定的3大铁路干线是：由广州经广西、云南、四川，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之南。一由扬子江口，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新疆以迄伊犁。一由秦皇岛，绕辽东折入蒙古，直穿外蒙，以达乌梁海。资本定为60亿元，里程为20万里，期限10年。筹款方法是借债修路，允许外人承办，但限期若干年收归国有。9月18日，孙中山离开北京，到各地考察铁路、矿务，结束了他这次北京之行。他在孔祥熙的陪同下，前往山西太原，去和阎锡山会面。孙中山和黄兴在京热心调合南北，又公开表示信任、拥护袁世凯，为袁世凯施展诡谋提供了可乘之机。孙中山走后，袁世凯发表了自己拟定的袁、孙、黄、黎的共同宣言，即八大内政大纲。这共同宣言没有经过孙中山、黄兴的酌定。那黎元洪因为张振武案，回避与孙、黄见面，未入京，只列上了名。9月25日，“四大伟人”之协定政策予以公布，这“四大伟人”协定又称为八大内政大纲。其内容是：（1）立国取统一制度；（2）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3）暂时收束武备，先储海陆军人才；（4）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5）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6）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7）迅速整理财政；（8）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各国承认之根本。孙、黄为除祛袁之猜疑心理，表示无意竞选正式总统，而黎元洪亦通电预辞总统：“沉机默运，智勇深沉，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旷，洪不如孙中山；坚苦卓绝，一意孤行，洪不如黄善化（黄兴，湖南善化人）。”黎又另致共和党之私电，则仅推重袁世凯一人。南北表面上的谐和一致赖以铸成，实则袁、黎之间扭得更紧。

第三十六章　国会争权

黎元洪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湖北、上海两地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送以绰号“黎屠夫”。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逃到上海的何海鸣在《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总机关设在武昌城内札珠街13号，顾开文为司令长，顾斌为干事，又设分机关3处，还有许多小的秘密机关不下10处，联络有志为张振武复仇的革命党人。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袁、黎勾结，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谓“袁、黎不死，即不能真正享共和之幸福”；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第2标积极响应，计划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黎元洪戒备森严。9月23日，宪兵队在嘉宾楼拿获党首1人，汉口亦获大头目黄某，立即正法。南湖马队恐事机泄漏，决定提前于24日夜12时起事，却不料24日下午城内的总机关被黎元洪的密探侦破，黎当夜派宪兵1营包围札珠街13号，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将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其他4人监禁20年。南湖马队2标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第2营管带集合全标官兵演说，道：“机关已破，不如趁此时攻进城内。”声称有某标某营可为接应，决不至于失败。2标标统周某亦和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著。认为文化是人类意欲的产，遂率全标官兵出。先攻起义门，希图乘敌不备，斩关而入，但第4师师长蔡汉卿已奉黎元洪令，事先在起义门埋伏，并在城墙上以重炮向马队轰击，击死数十人。马队后队即往扑保门进攻，那里有第1师师长黎本唐把守。蔡汉卿亦率军出城夹攻，马队官兵腹背受敌，双方激战3个多小时，至天明，马队3营仅剩1营，退回南湖本营，凫水死者甚众，仅存的400余人，犹敢恃险抵抗。黎本唐、蔡汉卿率军追随围捕，直至中午1时始逃散。对于被捕之马队官兵，有的被就地处决，有的被解至都督府或司令部正法，有的被解至阅马场杀害，标统和2营管带均被正法。次日，黎元洪下令巡查城内各军，遇有马队2标中人，格杀勿论。又令军警稽查散兵，捉获即杀，不问口供，尸体丢进长江，连姓名、罪状均不宣布。此役死于战斗中的马队官兵200余人，湖中泅水死者数十人，被“正法”者数十人，共300余人，此外，有部分并未参加起事的马队也被误会，指为乱兵，四围合攻，当场枪杀200余人。蔡汉卿率军到南湖，又误会炮队参与起事，毙炮队数十人。马队2标失败后，又有马队1标革命党人继起，密谋再举，结果被拿获，又处决数人。9月25日到10月中旬，又陆续破坏“振武会”机关10余处，数十人被处死。此外，在武昌周围各县：襄河、沙洋都有振武会活动，荆门、当阳等县亦有振武会分支七星会组织，均遭破坏，多人被杀。加上零散被搜捕杀害者，死者当在1000人以上。军法局收禁的人犯达500余人，以至人满为患。这次被杀的革命党人，基本上是国民党员，即原来文学社系统的革命党人，经过这次杀戮，幸存下来的极少。黎屠夫电告袁世凯，轻描淡写地说：“正法5人，其余均弃械逃溃，暴动业已平定，现在省垣人心安谧。”他虽然这么说言才有意义和价值。主张返回“生活世界”。，但内心十分恐慌，特电袁世凯要求从直隶、江西、江苏、安徽4省派军到鄂驻扎，以资镇慑。袁世凯立即抽调北洋军1000余人到汉口，驻南湖马队附近，又命4省派军队援鄂。直隶、江西、江苏各派1营陆续到鄂驻扎。黎元洪还采取了多种防范措施：设立鄂军稽查处，加强对革命党人的秘密侦讯；下令禁止军人参加政党、社团，已入者务须脱离，尤禁参与秘密结社或开会，违反者，则惟该管上官是问；加强警戒，各军队按照区域添班逡巡，每晚发特别口号，在险要地点酌设快炮、机关枪，巡警厅、消防厅分途巡逻街道，晚9点钟以后戒严。10月5月以后，又下紧急戒严令。首义周年纪念日前几天的武汉，气氛异常紧张，人民均有恐惧之色，群以国庆日为不祥之日，必须度过此日，方可安枕。10月10日，纪念会场设在前清万寿宫，宴会厅设在抱冰堂。两个场所附近皆驻军队，旁架机关枪，预防变乱。参加会议的人限制极严作哲学考察的总称。有人认为其对象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各行政官署、局、所、学堂、军队只准派2名代表入场，其他一概不准入场。袁世凯这日发布大总统令，授黎元洪为人勋位，特派哈汉章前来参加武汉的纪念会，并带来授与黎元洪的嘉禾勋章1枚，以及纪念祭文一道。黎元洪佩戴此嘉禾章，在首义周年纪念会上演说，他赞颂一番“中华民国共和立宪政体”诞生，然后便把民国成立1周年“国基未固，民生未宁，秩序未复，纪纲未振，风俗未淳，奸宄未戢”等等现象归咎于坚持革命的党人。又把辛亥革命的功劳完全归于袁世凯：“元洪得有今日，武昌得有今日，中华民国得有今日，皆我大总统旋乾转坤，与各都督宣战议和。”黎元洪演说之后，惟恐革命党会有非常举动，匆匆离开会场，连国庆宴会也未敢参加。首义纪念日在机枪、大炮保护之下过去，但局势远未平定。1913年阴历年关，又发生“同志乞丐团”的反黎活动。同志乞丐团的主力是退伍军人。他们谋生乏术，日食维难，曾上书黎氏求筹生计，亦被置之不理。于是以胡某等为首，联合被迫遣散而生活无着的起义官兵组成同志乞丐团，设立事务所，印发传单，共谋乞丐生涯。临近旧历年关，同志乞丐团向各暴富户告贷年费，于是各“伟人巨子公馆咸有破衣无褐辈”要求资助，此去彼来，络绎不绝，甚有成群结队硬索巨数，不予不走。黎元洪惟恐聚众，兹扰来府，别蓄隐谋，即派人携银1．2万元，交给该发起人按名遣散。同志乞丐团拒却不受。该团参与革命党人活动要著作有《百一新论》、《百学连环》、《人世三宝说》等。，组织秘密机关，准备发难。黎侦悉后，督饬军士警察日夜奔驰，皆以捕乱党、抄机关、搜军械为事。捕获之人皆由军法处秘密处死。城内宣布戒严，每日下午2时即闭城门，除军警、宪兵外，又加派正式军队2营公驻各街巷；并加派楚材号军舰逡巡武汉。特饬警厅出示禁放鞭炮，甚至不准商铺停贸闭市，不准举办庆祝活动。以至商民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黎元洪即使这样防范，仍不能安枕。由于历次反黎斗争均以军队为主，他对鄂军队已不信任。同志乞丐团人数甚广，他不敢绳之以法，又苦于无法安置，便电请袁世凯设法维持，于是又一批北洋军进入湖北。湖北革命党人几经镇压，党人被杀得寥落殆尽，稍有学望节操之士，则去之唯恐不速。南湖马队事件后，军务司正副司长蔡济民、吴醒汉辞职离去，黎元洪在革命党人累累尸骨上，逐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后又进一步倒向袁世凯，为袁氏北洋军统一全国出力。孙中山离开北京之后，不再过问袁世凯的政治，而一心扑在中国的铁路建设上，他为考察日本实业和解决经营铁路的经费问题，于1913年2月立新宗教——人道教，把抽象的、普遍的“爱”绝对化，当，与夫人卢慕贞及其子女孙科、孙婉、英文秘书宋霭龄，乘坐山城丸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规定，要在其施行10个月内，需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选举法，进行国会选举。袁世凯由于迫不及待地急切登上大总统宝座，要求临时参议院尽快制定出国会组织法和国会选举法。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的催促下，于8月3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及时予以颁布。《国会组织法》首先确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其次规定参议院由以下几方面议员组成：1、各省省议会每省选10名；2、蒙古选举会选27名；3、西藏选举会选10名；4、青海选举会选3名；5、中央学会选8名；6、华侨选举会选6名，总计议员274名。众议院以各地方人民选举议员组成，其名额：各省取人口比例主义，每80万人选议员1名，但由于全国人口尚未普查，普查也非一时所能办到，所以各省名额实际分配采取前清谘议局额数1A3为标准，总计议员596名。国会议员“选举法”规定实行限制选举制。所谓限制选举，除年龄、居住期限有所限制外，最主要的是财产限制、教育限制、性别限制。具体规定是：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21岁以上，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在选举区内居满2年以上1901—）、萨特等为代表。强调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以扬弃异化，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1、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2、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3、小学以上毕业；4、有与小学以上毕业的相当资格。其中1、2项为财产资格限制，3、4项为教育资格限制。限制选举使一般贫苦大众被排于选举之外。相当一部分工商资产者由于无田产，又未能在小学毕业，也失去了选举权。其次，无视女界要求，拒不承认女子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以唐群英为代表的“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取政治上男女平等，从南京到北京掀起颇有声势的女子参政活动，接连两次上书临时参议院，指责参议院不承认女子选举权，是违背约法，蹂躏人权，不以女子为人，坚决要求补定“女子选举法”。一部分参议员同情，大部分参议员拒绝，未经讨论，女界要求即被打消了。“选举法”虽然对选举资格作了种种限制，但各省登记的选民仍有4000万以上，占总人口4万万的9．98％，约每10人中便有1名选民，这较清末谘议局选举则增加24倍以上选民。“选举法”放宽了选举资格，使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毕竟有了点民主气氛，多少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国会选举自1912年12上旬开始，到次年3月基本结束。还在国会选举筹备阶段，各党派就已秣马厉兵，为全面竞选作准备，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为了使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多数席位，号召党员：介绍党员，以有选举权者为标准，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宋教仁还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共和党也视国会选举为最注重之事，决心倾力以争。统一党于选举一事，同样不甘落后，它声称：“无论用何项手段，总以不使国民党取胜为是。”民主党虽成立最晚，但它以选举胜利激励党员说：“出而组织内阁，出而为各省省长，掌握政权，亦何所不可。”各党激烈地竞选，而又不是通过宣传政见，而是倚仗行政手段控制选举，那选举便不可能在完全“合法”范围内进行，以至明抢暗夺，愈演愈烈，出现了种种“怪状”和“丑闻”。诸如浮报选民，竞相效尤；拉票、冒投，还有比拉票、冒投更为新奇的，就是“列名指定”，真是无奇不有；抢票、毁票，时有发生；金钱收买，变本加厉；手持手枪，威逼胁迫；那些预料不能取胜的政党，最后使出拒不到会，以为抵制。“选举法”固然有违法、舞弊情事，得向地方、高等审判厅起诉的明文规定，但司法机关通常为一党把持，很难做出公正裁决，起诉、审判，几若虚设，无法有效地制止舞弊行为的发生。国会选举开始，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认为“吾国今日之国势已如是，强弱兴亡，在此一举”。但五花八门的选举作弊现象，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但是，尽管暴露出上述种种污点，却并非所有选民都不珍惜自己的权利，因此卷入了唯党是争的漩涡，当选议员者，也不都是出于非法手段。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客观上又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使人民平等、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宋教仁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后，成为该党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第一步是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组织完全政党内阁。1912年10月18日，宋教仁离京南下，布置各省选举事宜，同时顺道探望离别8年的老母和妻子。不久，传来国民党初选告捷的消息，他兴奋不已，又匆匆告别亲人，继续出游。他经长沙到上海，后又到杭州与南京，到处会见国民党人，到处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的演说没有谩骂，没有恫吓，表现了一个政治家“平心论事的风度”。他的演说，抨击袁世凯政府，反复宣传国民党的政见，满怀信心地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实行他的政治抱负。宋教仁的活动，博得了各界的支持。在参众两院初选和复选中，国民党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众议院的596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269个，占45．1％，共和、统一、民主党为154个，占25．7％。在参议院的274个席位中，国民党获得123个，占44．9％，共和党、统一、民主党为69个，占25．2％。国民党虽未能达到超过半数的地位，但所占议席数，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政党。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使全党一片欢腾。但是，在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势力展开了激烈地争论。《民权报》在上海组织欢迎国会团，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袁氏一闻此说，即张皇失措，日夕焦虑，求所以消弭之策。首先出来替袁世凯说话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他发表反对迁移国会的通电。说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即是变更国都地点，欲假国会之力，迫政府使必迁南方而后已。自孙、黄入都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今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忧，小则亦起乱公安之渐。针对孙毓筠的通电，激进派进行批驳，双方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袁世凯使出种种手段，力图取消“国会欢迎团”。他暗中指使冯国璋通电进行威吓，说：“该团员竞肆其无意识谬论，冀破坏我民国初基，其罪既不容诛，其心尤不可问。国璋嫉恶如仇，爱国如命，凡有敢簧鼓其僻辞邪说，冀以动摇国本、盅惑人心者，惟有执法以随其后。”袁世凯亲自上阵，电令程德全取消“国会欢迎团”，并通电各省：“谓人心甫定，倘再动摇，演成分裂局面，不啻自求灭亡。”有人问袁：“上海欢迎国会团一事，甚为危险，总统当有以防其渐。”袁答道：“这都是瞎闹，本可以不理他们，他们若真干起来，则稳健派必齐到了北京，其余暴烈派主张南都者，必不肯来，就一概不要他，一概除名，令各地方另选。如果他们不服，我自有办法。”上海欢迎国会团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动，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烈进步分子的热烈响应，继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国会地点研究会。袁世凯想尽办法，破坏欢迎国会团。利用金钱收买，允以官爵加以引诱，是袁世凯的一贯手法。袁通过孙毓筠用巨款收买了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让石寅生到上海去活动，解散欢迎国会团。由于国民党稳健派不支持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它们的目的便不能达到。宪法如何制定问题，袁世凯一再声明，他反对制定限制总统权力的宪法；国民党人则反复论述，宪法为一国基础，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忽视。袁世凯无视国会组织法“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议定”之规定，企图另行成立宪法起草机构，以便加以操纵控制。在袁的授意下，江苏都督程德全发出通电说：“夫宪法必由国会起草，表面虽似合共和原理，而实质上其弊甚大，因为国会中立法事件，极为纷繁，再益以最重之宪法草案，其不能得宽闲之时间，静一以求之，是可断言者。”他主张由各省都督联合呈请大总统向参议院提议，仿美国各州推举代表之例，由各省都督，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2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程德全的通电，遭到国民党的猛烈抨击，但得到许多都督的通电赞同。袁世凯便利用这些通电，宣布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国务院选定李家驹、汪荣宝、杨度等为委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国民党的反对，北京国民党本部否认宪法起草委员会。不仅国民党否认，连一向支持袁世凯的黎元洪也不赞成设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袁世凯鉴于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确实没有法律根据，便将起草委员会改称讨论委员会。这事又遭到国民党人的批驳，激烈抨击袁世凯有心劫夺，必欲将仅存一线之立法权摧残之无余而后快。袁世凯又将宪法讨论委员会改称宪法研究委员会，但仍遭到批驳。国民党与袁世凯势力的争论，不限于宪法的起草权，而且涉及宪法的内容。袁世凯先是一再表示反对限制总统权力的“弱国宪法”，后来又明白地提出，宪法必须规定“国务总理及陆海军总长委任之权，为总统专有，方能为正式总统之候补员。”为适应袁世凯的要求，云南都督蔡锷、江苏都督程德全、贵州都督唐继尧、四川都督胡景伊、直隶都督冯国璋、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陕西都督张凤翙八省都督，致电袁世凯，提出制定宪法的4条要点，为袁世凯张目。这4条是：1、组织内阁无须取得国会同意；2、大总统任期7年以上；3、大总统有解散国会之权；4、大总统有不可裁夺之法律权。袁世凯接此电，喜出望外，立刻交给宪法研究会作为议题。这个消息发表后，国民党人立即发表文章抨击，指责8都督逢迎袁世凯，实为无理取闹。国民党根本不承认什么宪法研究会，声言研究会的经费应该由都督自己拿出，所研究的结果，不得向国会饶舌一句。袁世凯没有达到目的，由于舆论界的批驳，使各省所举宪法起草委员，其自好者皆电京辞不就职。这样袁世凯始终没有能建起一个“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的班子。袁世凯所成立的那个有杨度、汪荣宝、李家驹等人的“旋起旋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也始终没有得到参议院的通过。袁世凯得知参议院将他提出的“宪法起草委员会大纲案”打消的消息，大怒：“若正式政府成立，选举余为大总统，国会新订宪法对大总统责任权限过于苛刻，没有意外干涉，余不认其咎。”除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之外，还有选举谁做正式大总统问题。

第三十七章　车站暗枪

袁世凯认为他做正式总统，是理所当然，势在必得；国民激进派认为，若袁世凯爬上正式总统宝座，就会覆辙重蹈，那绝对不行；国民党稳键派的不少人也开始感到：袁世凯实在是不可教诲，但究竟是否让袁世凯做正式总统，却处在举棋不定的状态。至于国民党领导人孙中山，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看法，主张举袁为正式总统。黄兴和宋教仁虽然仍主张成立责任内阁，由国民党取内阁以掌实权，而不取总统，但暗中确有拥黎元洪为总统的想法。如果国民党议员不选袁世凯为总统，袁世凯要当正式总统便成了问题。于是，袁派能员数十人，携款数十万，分赴各省运动自己为正式总统，袁世凯还特令总统府秘书函询国会事务局，将当选议员属何党籍详细调查呈阅。在袁世凯着急的时候，他又听到黄兴、宋教仁联合孙武及共和党民社派，举黎元洪为总统，黄兴为副总统，将袁排除在政府之外的消息，甚是惊慌。他指使他的党徒匿名大肆攻击宋教仁。宋教仁针对匿名攻击进行反驳，并揭露官僚派的“造谣生事”。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乘江新轮到上海，当晚住进黄浦路惠中饭店，后迁居同学路21号黄兴家里。不久，孙毓筠从北京致电黄兴说：“正式国会成立在即又玄，众妙之门”。时人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谣言纷起，人心动摇，时势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我公，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黄兴以袁世凯处事无诚意，拒不应孙之邀。袁世凯没有达到将黄兴调北京之目的，便搞起恐怖来，多家报纸刊载消息：“大致谓选举总统在即，人心惶恐，纷纷迁避。各国使馆亦日日增置军械防备。”1周后，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枪声在上海响起。使用暗杀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是袁世凯惯用的伎俩。袁世凯最先曾企图拉拢并利用宋教仁。陆内阁风潮后，袁表示希望宋出来任内阁总理，宋以这“与国民党政党内阁之党议大相刺谬”，坚辞不允。后来，袁又企图对他收买。宋教仁准备南下回湖南桃源老家省亲，并参加国会议员竞选，袁赠予50万元的支票，要求宋随意支用，宋不为所动，婉言将支票退还。宋教仁南下后，袁极不放心，派他的爪牙随时监视。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表达了国民党人的决心和愿望，但也引起了袁世凯的仇恨。一天，袁世凯看到秘书处呈上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道：“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为抵制宋教仁演说的影响，打消国民党的组阁计划，冯国璋暗中主持所谓“救国团”，攻击宋“莠言乱政”，抱“总理热心，思攫现政府而代之”，并把内政、外交一切失败全部归咎于国民党“醉心权利，不能垂功德而祛私见”。宋教仁对袁世凯有所警惕，他劝谭人凤担任粤汉铁路督办，说：“此路于南方军事上的关系紧要，大局难料，一旦有事，有款有人，尤可应变。”他叮嘱程潜：“湖南应从速训练军队。”他认为国民党获得选举胜利，袁世凯“一定忌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国民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宋教仁认为袁世凯至少在正式国会召开之前，不敢公然撕毁约法，与国民党为敌，他没有从北洋集团的肆意攻击中，嗅到火药气味。当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恐有加害阴谋，劝他先为戒备时，他不相信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夙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岂以此懈吾责任心哉！”宋教仁错了。袁世凯暗杀宋教仁阴谋正在加紧进行。这天日黑时分，一辆黑色小汽车飞驰而来，在北京政府内阁总理赵秉钧的门前嘎然停住。一个身穿貂裘大衣、头戴海獭皮礼帽的人，从车门里闪了出来，一跛一跛地溜进了赵寓。这人便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赵寓后宅的一间小厅里，壁炉火旺，灯光通明，不时传出一阵男人得意且淫荡的笑声和女人们娇柔造作的怪叫声。袁克定闻声，收住脚步，身子斜立在后院门前石阶上，袁克定很熟悉赵秉钧有个习惯：每天晚饭后，若无紧急公务，他总要和妻妾们在这小厅间玩一阵牌，下几盘赌注，妻妾中谁个连赢3局，这天晚上她便可得到赵的宠爱。赵寓内侍对袁克定也很熟悉，知道他此时亲自上门，必有要事。见他在院阶上驻足，侍人便匆匆往小厅跑去。穿着长袍马褂的赵秉钧，一听来报，“哗”的一声，挥手推倒面前的麻将牌，起身离座，急步跨出小厅，迎至门前。一看来的果然是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心里不由一惊：通常到了这般时辰，这位“大爷”是绝不出门的，即使有要务急事，也都是挂个电话，叫赵秉钧去一趟罢了。今晚，到底有什么特别要紧事犯得着这位“大爷”亲自出马了？“‘大爷’驾到，未曾远迎，……”赵秉钧的客套话刚一出口，袁克定一扬手，又向他瞟了一眼，他便知事非寻常，把后边的话慌忙咽下，赶紧把袁克定引到二楼一间密室内。赵秉钧刚把密室的门拴上，还未坐定，这位公子便抢先开了口：“赵叔，外面风声很紧，谅必你也有所闻了吧。国会选举揭晓后，大势不好呀！‘梁山匪魁’宋教仁趁国民党人在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之势，借口回湖南故里省亲，在湘、鄂、皖、苏诸省，大放厥词，大肆鼓吹政党责任内阁制。这小子野心倒不小。我爹早就看出宋教仁是个不识抬举的东西！”袁克定见赵秉钧直愣愣地站着，急忙又说道：“赵叔，你想到过吗？若让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出山组阁，到那时，‘梁山宋江’登上国务总理的宝座，你就得卷铺盖，我爹即使在位，也只能是个徒有虚名的大总统，我们的天下就算完了。”“唉，这个‘梁山宋江’，年纪不大，手腕倒是挺厉害的，真他妈的厉害！”赵秉钧为表示效忠袁世凯，连骂了几声。“我爹说了，总统总统，就要统管天下。手上无权，听人使唤。他当总统由人摆布，仅仅是用来当聋子的耳朵——摆设，这样的总统，他是绝对不当的。”袁克定说到这里，拧开一颗大衣钮扣，伸手从内襟口袋里取出一支乌黑锃亮的小手枪，尔后又掏出一个小蜡纸包，轻轻地放在漆木桌上，沉着脸说：“我爹口谕，务必在四月初国会开会之前，把‘梁山匪魁宋江”除掉，这支手枪和5发带剧毒弹头的子弹，由你交给一个绝对可靠又有胆量的人去执行，不得有误，事成之后嘛，我爹应诺了，从向五国银行团的借款中支取10万英镑予以重赏。”赵秉钧听罢这位大少爷传达了他老子的口谕，犹如当头挨了狠狠一棒，脑子发胀，手脚发麻，两眼盯着桌子上的手枪和子弹。“赵叔，你看这桩事，……嘿嘿……”袁克定奸笑了几声。赵秉钧立即意识到：若不马上应下这桩秘密差事，必将招致杀身之祸。他强掩着内心惊惶，赶快从太师椅上站起来，两手垂立，摆出一副十分虔诚的样子，不卑不亢地说道：“总统口谕，智庵俯首听命，绝对服从，只是这合适的人嘛……唯恐一时难以选到，不过，我将尽力物色，尽快去干！”“好！赵叔，我爹一向是把你当亲兄弟看待，这一回，就看你的了。我爹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梁山宋江’回到北京之前……”袁克定没有说下去，只是用那对凶恶的眼睛瞟了下桌上的手枪和子弹。赵秉钧送走了袁克定，回到密室，视线一触及到桌上的手枪和子弹，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无力地坐在太师椅上，哀叹一声，垂首沉思起来。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因国会议员已陆续北上，他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资格，准备赴北京参加国会。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毛毛细雨从清早开始一直不停地下着，晚上夜更浓了。宋教仁在黄兴、廖仲恺、陈其美、于右任陪同下，从《民立报》报社乘上一辆四轮大马车赴上海沪宁车站。虽然上海的十里洋场依旧是灯火通明，但街上毕竟不同晴天那样热闹，行人稀少了。他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在通往上海火车站的一条街道上，在茫茫细雨中不快不慢地行进，为了挡雨，车上四周的帆布帘篷全都落下，遮得严严实实的。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在车里谈笑风生。坐在马车前排的宋教仁扭头对坐在后排的黄兴说：“克强兄，从现在起你就要做好一切准备，待国会闭幕后，你即来京，根据国会的情况，我们再共同商议下一步棋该怎么走。”黄兴神情带着几分亢奋地回答说：“如果由我党组阁的事真的实现了，责任内阁制定下来了，那连其美、仲恺，都得一起赴京才是。”“到那时候，孙先生也该从日本回来了。”廖仲恺补充了一句。沪宁火车站临时特设的议员接待室里，摆设得颇为排场：一盏16头的玉兰吊灯下，摆着几张长条桌，白绸桌布镶着荷花叶边，桌上摆着精致的茶具、各色糖果和香烟，条桌的四周，一色的漆木架藤座椅上，已经坐着20余位议员和前来送行的上海各界知名人士。离检票进站上车还有20多分钟时，宋教仁、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刚从马车上下来，接待室门口便走出几个撑着雨伞的人，热情地迎到马车跟前：“噢，是黄先生、宋先生、陈先生、廖先生，失迎失迎！”宋教仁、黄兴等并不认识他们，以为是政府临时雇来的招待员。宋教仁、黄兴等人都穿着风衣，戴着礼帽，雨并不大，可迎候者还是举着伞，把他们接进了车站。就在进门的那一瞬间，在接待室通往进站口的拐角处，一个人鬼鬼祟祟地飞快闪过。廖仲恺眼快，见此情况心中顿生疑云，警惕地用手肘轻轻碰了碰宋教仁，侧身凑近他的耳边说道：“钝初兄，那边似有坏人。”宋教仁听了，不以为然地朝拐角处瞥了一眼，轻声答道：“这类事，防不胜防。”便大大趔趔地走进了接待室。窗外，依旧是风裹细雨，四处飞扬。初春的夜，寒意三分。车站接待室里却是一片热烈气氛，相识的，不相识的，彼此寒暄问候，特别是即将赴京的宋教仁，这样一位年轻而又颇负声望的大党魁的到来，人们自然是不约而同地向他围拢过来，客套话、恭维话不绝于耳。宋教仁兴奋地应酬着，那怕是在与人简短的几句交谈中，也几次提到“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的主张，以致使几个非国民党员在寒暄过后，一转身面孔上就呈现出几分不悦。时间将近10时40分，一阵急促的铃声，使这暄腾热闹的接待室顿时静了下来。开始检票进站了。议员们自当是第一批进站的贵客。宋教仁提起身边的一只小皮箱，转身对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说道：“诸兄，请留步，望多保重，等候我们的好消息吧！”黄兴拉着宋教仁的手，深情地说：“钝初，到了北京，莫忘了给孙先生写封信，据日程，他明天可能就要到长崎了。”“一定，一定。不过，我想等国会闭幕之时再写，到那时，我要向他报告一个他意料不到的特大喜讯，让他也高兴高兴。哈哈……。”宋教仁一边笑着，一边大步走出接待室。其他议员已经稍前进入了检票口。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陪同下，匆匆向检票口走去。从接待室至检票口只不过数十公尺距离，他们刚走到一半，突然“砰砰砰”地3声枪响，宋教仁惊喊道：“有人刺我！”宋教仁的小皮箱“啪”地一声从手里掉到地上。他双手捂住腰部，随即栽倒在地上，鲜血从风衣里流出来。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右任随即将他送进附近的铁道医院。火车站内警笛四起。巡捕们发现一个持手枪的人，正趁站内秩序大乱之机，慌慌张张夺路而逃。巡捕断定此人就是凶手，便跟踪紧追。凶手是个矮个子，穿一身黑呢子军官服，跑得并不快，看样子，心里十分惊恐慌惶。车站外，风呼啸，细雨茫茫，灯昏暗。凶手刚跑到拐角处的沥青路上，见前面有一滩水，正想避开，不料由于湿漉溜滑，一侧身滑倒在路旁。巡捕奋力追上，眼看就要擒住，凶手抢先开了两枪，前面两个巡捕应声倒在马路上，凶手立即跃身冲进一条小巷，待后面的巡捕追来，他已经消失在迷蒙的夜雨之中。宋教仁由于被子弹击伤肾脏、大肠，手术后虽将子弹头取出，但因子弹带有剧毒，抢救无效，于3月22日晨去世，享年仅31岁。宋教仁入医院时，神志清醒地嘱于右任3事：“（1）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2）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3）诸君皆当勉力进行，勿以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费尽心力，造谣者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宋教仁于痛苦中请黄兴代笔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道：“窃思仁自受任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丝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这位为中国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而献出生命的革命家，直到临死，也没有看清南北之争是不能用调和的办法去解决的，更没想到暗杀自己的就是那甜言蜜语的袁世凯。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凶手当场逃之夭夭，便扮演一幕贼喊捉贼的丑剧。他颁布命令说：“昨据前农林总长宋教仁电称，20日晚在上海车站被奸人枪击重伤，当即饬江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及上海地方官、沪宁铁路总站，悬重赏勒限缉凶，并派交涉使陈贻范前往慰问。据陈交涉使电称，宋前总长于22日寅时因伤身故。民国新建，人才至难，该凶犯胆敢于众目睽睽之地狙击勋良，该管巡警并未当场缉拿致被逃逸，阅电殊堪发指。前农林总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方期大展宏猷，何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袁世凯又致电程德全等，要求“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他又令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以图转移视线。袁世凯自以为得计，没有料到事实真相很快就揭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宋教仁被刺后，黄兴和陈其美等痛心地联名致电上海闸北警局、上海租界总巡捕，请他们加紧侦缉，尽快破案。陈其美派任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平时已从来往电报中获得不少线索。案发后，一个古董商人王阿法向巡捕房提供重要线索。英巡捕房于23日晚12时半在湖北路迎春坊3弄妓女李桂玉处将谋杀犯应桂馨逮捕。第二天又在应家捕获行凶者武士英，并搜出五响手枪1支以及应同主谋者赵秉均、洪述祖往来的密电码3本和函电多件。洪述祖字荫之，人称“洪杀胚”，江苏常州人，清附生，1884年至1891年间当过福建兼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僚，后来又当过湖南巡抚俞廉三的幕僚。民国后，充当赵秉钧在内务总长任内的内务府秘书，实际上是袁世凯指挥下的侦探头目。应桂馨浙江宁波人，稍有家产，曾承父命在家乡办理学堂，后因仗势欺人，避捕出亡上海，成为上海流氓、帮会头目。武昌起义前，陈其美在沪组织秘密革命团体，曾借应家在沪的房屋作为据点。上海光复后，陈其美委应为上海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归国到上海，陈其美命谍报、庶务两科负责照料，应桂馨在上海组织卫队，护送孙中山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被孙中山委为总统府卫队司令，并兼任庶务科长。但是，应桂馨妄自尊大，挑拨是非，刁难临时政府官员，欺侮华侨来客，又从应办菜席中克扣银钱，“应办菜每席开支银5元，后减至1元，与5元菜相等。”孙中山才知道他从中舞弊。有不少人建议不仅要把他撤职，而且要逮捕查办。孙中山本着与人为善，又碍于他是陈其美推荐，就宽容了他，革了他的职。他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中华民国共进会”，自任会长。共进会成立时，虽标榜痛改前非，从兹为善，共守法律，同享自由，但实际上，该会成立后，为非作歹，扰乱社会秩序。浙江都督朱瑞、江苏都督程德全先后通令查禁民国共进会，黎元洪也曾下令通缉应桂馨。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以为可以利用，遂派洪述祖到上海，借商谈解散民国共进会为名，秘密加以收买，并由洪引见程德全，委以江苏驻沪巡查长，以掩护他的真实身份。袁随后致电黎元洪取消通缉令，又亲自电召他入京，借解散民国共进会名义，任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批给5万元活动经费，从此，应桂馨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只恶犬。袁世凯、赵秉钧又通过洪述祖安排他刺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的退伍军人，只知金钱的兵痞，流窜到上海后，就被应桂馨收买，为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孙中山在日本接到黄兴的电报，得知宋教仁被刺身亡，极为悲痛，立即从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及上海交通部，要求党人全力查明宋被害的原因。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返沪。他刚从轮船上下来，便被前来迎接他的黄兴请进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内，他迫不及待地询问宋教仁遇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