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　杀赵灭口

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落网后，袁世凯惶恐万状。3月29日，他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为凭核。”接着，他又电催程德全报告“证据”，以谋对付办法。他的机要秘书张一麟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的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咛说：“可不作正式报告。”但是，袁世凯当时还不能完全控制江苏和上海一带。4月16日、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先后将应桂馨、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1支，密电码3本，封固函电证据2包，皮箱1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5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照片。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诸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桂馨函中有：“密码送请验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1本，上注“国务院‘应’密”。1月25日应致赵秉钧电：“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指洪述祖）回面详。”2月1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方有价值也。”2月2日，应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10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同日，洪致应桂馨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索一数目。”2月4日，洪致应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2月8日，洪致应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2月12日，洪致应电：“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兄（洪自称）一手经理。”3月10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350万，请转呈，当日复。”3月13日，应桂馨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近来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同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3月18日，洪复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事速照行。”3月21日凌晨2时，武士英刺杀宋教仁后不到4小时，应致洪述祖电：“24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电：“号电谅急，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3月23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这些确凿的宋案证据公布后，舆论哗然，证据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均，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通电说：宋案移交内地以后，经苏程都督、应民政长会同检查证据完毕。凡关于应桂馨、洪述祖、赵总理往来通电，已于有日摘要报告中央，并通电各省都督在案。此案关系重大，为中外人士注目，一月以来探询究竟者，无时不有。今幸发表大略，望即就近向都督府取阅原电。诸公有巩固民国，维持人道之责，想必能严究主名，同伸公愤也。孙文、黄兴。宥。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孙中山自日本返沪的当天晚上，在黄兴寓所会商宋案对付办法。在座的有陈其美、居正、戴天仇等人。当时已经弄清刺宋由袁世凯指使已无疑问，孙中山对袁世凯的幻想完全破灭，主张速战，他语调低沉而缓慢地说道：“袁世凯之出此，天性恶戾，反复无常，固其一端；他之所以敢于如此胡作非为，一是因为革命方略不行，这其中，我将临时大总统一职让袁，乃是我犯下的最大的政治错误；二是因为在中国，专制之毒麻木人心，习于旧污者，视民主政体为仇雠，伺瑕诋隙，思中伤之以为快，这些封建遗老和崇尚旧习者趋重于袁世凯，将挟以为推翻民国之工具，而袁世凯亦利用之以自便其私。积此两方面原因，袁世凯便有了铲除南方党人势力之计划，推倒民治，恢复帝制之野心，狙杀钝初只不过是他的阴谋的第一步，向五国借款，便是第二步，往后，还有更狠毒更嚣张的第三步、第四步……看起来，我们南方革命党人非用武力倒袁不可了。”孙中山说罢，看看在座各位，催促道：“诸位，有何见解，请发表吧！”黄兴道：“上海及南方各省党人均持以法律斗争为主的讨袁对策，况且目前凶犯捕获在押，罪证确凿，法律斗争极为有利，攻势也强。”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语气平缓而坚定地说：“不不，依我之见，对袁世凯是非用武力不可，我们应该立即组织军队。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后悔终嗟无及。”黄兴迟疑了一下，不紧不慢地说道：“我也曾闪过一念，想趁党人和国民无不激愤之时，兴师问罪，兴兵讨伐。可是，本党所掌握的军队不仅数量少，且有一大部分尚在训练之中，势薄力单，实在难以与北洋六镇作战。民国既已成立，法律并不是没有效力，而且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孙中山情绪有点激动地说：“袁世凯两面三刀，阴险狡诈，豺狼之性终不可移，杀害钝初，又要私借外债，以一己之私为天下之公，此逆迹已彰。本党一方面应利用当前国人之义愤，外联日本，以孤袁贼之势；另一方面，应立即动员南方五省宣布独立，起兵北上讨袁，先发制人，方可取胜。错过目前之时机，后果将难以预料，我打算近日再次东渡日本，联络日方军政界朋友，以期得到日本的援助。日本与我国乃一衣带水之近邻，日若助我，我则胜；日若助袁，袁则胜。所以，对日方的力量应积极争取，切不可等闲视之。”黄兴的情绪也有点急躁，道：“恕我直言，若用武力倒袁，一来难以得到国人谅解，二来袁世凯正可以此为借口，向欧美乞怜求助，其结局更是不堪设想。如今真理在握，罪犯在押，铁证如山，我仍主张法律惩袁，逼袁下台。”孙中山道：“在今日之中国，对于袁世凯这样一个独揽军、政、财大权，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大盗逆贼来说，法律是制裁不了他的，甚至是动不了他的一根汗毛的。历史，我没有看准，可还是有人看准了，去年柳亚子君在报上撰文写道：‘孙退袁兴，旧势力完全存在，革命实在太不彻底，且卧榻之旁，任人鼾睡，必无佳果。’说得好，真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啊！”黄兴又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暗杀手段，省事免牺牲。”孙中山一向不赞成暗杀，亦不认为能用法律解决问题。道：“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孙、黄二人争持甚烈。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西都督李烈钧及广东、湖南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参加了会议。会上李、柏两人皆主战，柏文蔚表示：“愿首在皖发难。”孙中山、黄兴仍争论不决，结果采纳黄兴建议：分电广东、湖南两省，征求胡汉民、谭延闿意见，再行决定。电报发出后，旋得复电，皆主张法律解决。因此，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制定出兵讨袁的计划。孙中山又提出联日计划，拟再东渡，争取日本的支持，黄兴以中国内务不便乞外援相劝阻。孙、黄二人各自坚持自己的主张，相持不下。孙中山一面派人赴各省联络军人，一面派陈其美、戴天仇与黄兴辩论，往往争论激烈，不欢而散。在国民党内，也就形成了主张武力解决和主张法律解决的两种不同意见。大体说来，原来的激进派都主张武力解决，原来的稳健派多主张法律解决。新当选的国会议员也多主张法律解决。在国民党掌握的各省中，江西、安徽两省倾向于尽快出兵，湖南因立宪派谭延闿做都督，广东由于胡汉民和陈炯明内部争权，矛盾重重，都主张先争取法律解决，福建都督孙道仁则患得患失举旗不定。在国民党所控制的南京各军中，中下层军官比较积极，上层则多取观望态度。国民党内部尽管存在分歧意见，一时做不出全党统一的决策，但在揭露和谴责袁世凯罪行方面，态度是一致的。宋教仁被刺后，国民党人掌握的报纸，都以大量篇幅报道宋被刺的经过和各地的强烈反映，对袁世凯、赵秉钧表示强烈的声讨。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追悼宋教仁大会。追悼会在上午10时开始，由居正主持，陈其美代表黄兴主祭，徐血儿报告宋教仁的生平，马君武代表孙中山讲话，吴永珊代表北京国民党本部演说。出席追悼会集中在会场上的有万余人，在场外有万余人，乘车前来静安寺参加追悼会的人，挤满了每辆电车。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于右任、沈缦云、黄郛、陆颂橘。所有发言，都把矛头直指主凶袁世凯。有关袁世凯、赵秉钧主谋刺杀宋教仁的材料逐渐透露出来，袁世凯、赵秉钧手忙脚乱，甚恐此种铁证即日公布后，政府中人变为国民公敌；袁世凯惊恐焦虑过好些日子，他深怕南方国民党人趁民愤鼎沸之时举兵北伐逼他下台；后得知国民党领袖们关于起兵一事尚在争论之中，他又暗自庆幸，急忙部署对南方异动的措施。4月初，袁世凯收到孙中山发去劝他下野的电报，他拿着电报杀气腾腾地对手下人说道：“你们听听孙文在说些什么‘公今日舍辞职外，决无他策’，还有‘若公必欲残民以逞，善言不入，文不忍东南人民久困兵革，必以前次反对君主之决心，反对公之一人，义无反顾’。孙文还想下定决心跟老子干呢！你们可以告诉国民党人，我现在已下决心。孙文右是捣乱，左是捣乱，他除捣乱外再无别的本领了。我袁世凯就不能听人捣乱，他孙文若敢动枪动炮，或另行组织政府，我就发兵征伐，而绝无姑息养奸之余地。”从此，袁世凯的活动更为频繁，加快了各方面的部署，差人到上海把凶手武士英、应桂馨等除掉，来个杀人灭口。以后又命赵秉钧辞职，以段祺瑞兼任总理，组成军人内阁，组织军政力量，以便对国民党进行武力镇压。赵秉钧辞职后便去了天津。赵秉钧字智庵，河南临汝人，他本是袁世凯的心腹大员，善于逢迎诌媚，深得袁世凯的器重，在清末当过民政部侍郎和尚书，民国时代他又爬上内阁总理的高位。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后的第2天，即4月26日夜，袁世凯为准备对南方用兵，因苦于财力不足，为解决军费问题，不惜辱国丧权，命赵秉钧领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的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黄兴为此以个人名义，致电袁世凯，指出中国司法不独立，稍有常识者皆知，况宋案词连政府，国务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诉至该院，能否望其加罪，政府无所阻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并说：“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袁世凯接到黄兴电报后，竟在复电中为应桂馨辩护，说：“赵君与应直接之函，惟1月19日致密电码一本，声明有电直寄国务院绝无可疑，如欲凭应、洪往来函电遽指为主谋暗杀之要犯，实非法理之凭。”他借口立宪国司法独立，表示对许士英的反对成立特别法庭，“未便过于摧抑”。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查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但是，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赵秉钧辞去总理职务，到天津做直隶都督。宋案发生后，赵秉钧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把自己说成是宋教仁最好的朋友，企图为自己解脱嫌疑。袁世凯看到报纸后，就怀恨在心，对儿子袁克定说：“看来赵秉钧胆怯了，其实他越是想避嫌疑，这个嫌疑就越会洗不清。”赵秉钧得知应桂馨从狱中保释出来后被人杀死，知道是袁世凯所为，便给袁世凯打电话，埋怨袁世凯不该拉完磨杀驴，并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袁世凯便对赵秉钧起了杀心，派了几个心腹拱卫军到天津去执行。赵秉钧独自在天津督署内厅踱步沉思，忽然又忆起一桩往事：辛亥年武昌爆发革命，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就在袁入京组阁之前，曾邀请他在密室里共商谋取清室而代之的策略。他俩又仿照三国里诸葛孔明和周瑜比智的办法，各自在巴掌心上写四个字互相对照。袁世凯写的是“两面威吓”，他写的是“两利俱存”。袁世凯一看发现赵的计谋比自己高出一筹，就冷笑三声。赵秉钧想起袁世凯的那三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阴险奸猾的冷笑，顿觉一股寒气吹往脑门上来。他正想回卧房躺躺，突然闯进来几个彪形大汉，拦住他的去路。一个大汉走过来对他道：“袁总统听说你近来身体不适，特命我送点药来。”赵秉钧低头一看那来人手里拿着的两颗药丸，脑子“轰”的一胀，眼睛直了，脸色铁青，嘴唇发乌，方才那股寒气从头顶吹到脚跟。那人催促道：“请吧！这是袁总统特制的‘安神大补丸’。”“不！不不！”赵秉钧脑子迅速记起袁世凯命蒋自立去杀武士英时，交给蒋的正是两颗“安神大补丸”，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我没病！没病！不吃药。”“不准喊叫。”那彪形大汉喝了一声。赵秉钧明知道躲不过，但又哀求道：“那就请你转告袁总统，就说我说没病，谢谢他的关切。”“没病也得吃下去，这是袁总统的命令。快吃！”赵秉钧仍不甘心，妄想死里逃生，唤家人搭救，高声嚷道：“好，好，我差人倒杯水来，我就服下。”“不必叫人取水，这里就有。”那人从腰间取下一只水葫芦，递给赵秉钧。赵秉钧这才向周围看看，见门已被关严，屋里几个大汉一齐掏出手枪和匕首，都对准他。他颤抖的双手慢慢抬起，接过那两颗药丸，眼睛射出悔恨、凄楚、绝望的暗淡的光，在枪口和匕首的威逼下，吞服下那两颗“安神大补丸”，顿时七窍出血，凄死在地上。那几个大汉，见赵秉钧横尸于地，便扬长而去，回京向袁世凯交令去了。袁世凯将赵秉钧毒死灭口，顿觉心情舒畅，便邀新上任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总统府军事处的心腹大员唐在礼、段芝贵、陈宦等人在中南海乘画舫饮宴取乐，并叫来那给赵秉钧送毒药的领头军官，叙说赵秉钧服毒经过。那唐在礼见状，便明白了袁世凯的用意，他心里暗自说：“人都说袁世凯对付政敌有两件法宝，黄金和白刃。我看他对自己人也有一套戏法：既要怀之以德，又要临之以狠。”袁世凯早就察觉到，他在北洋军内部的基础并不稳实，许多将领并不是真心实意为他效力卖命，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他的权势作为个人取得功名富贵的阶梯，这和他自己要利用这些将领们去拼杀，作为扩大势力、巩固他的统治地位一样，一旦目的达到，这种相互利用的“心腹”也就变成互相攻击的政敌。尤其是当袁世凯看到眼下南北交战已不可避免，而南方革命党人内部意见分歧，四分五裂，南北开战，他们注定是要失败的。他疑虑在击败南方国民党之后，北洋派将领的个人力量必然会发展起来，将会养成“尾大不掉”和增长不利于他的趋势，特别是象“段虎”这样的人，目下虽是自己的“第一号心腹大将”，也口口声声说袁对他“私恩极重”，可是在袁世凯看来，段也是一个不好摆弄的人物，因为他有好几次发现，段祺瑞虽说目下不敢公开抗拒他的命令，但是段对下属却非常专横武断。段现在已是总理，日后如果权势再大，必然也会对他来像对待赵秉钧那么一手。袁世凯对他的“心腹”都不放心，他视段芝贵私心重，视陈宦是黎元洪的人，视唐在礼心直口快，不易为他所用。他让人叙述赵秉钧被迫服毒的过程，目的是让这4个心腹大员知道，要他们永远俯首贴耳，不然的话，他袁世凯会毫不留情地将其除掉，就像除掉赵秉钧那样。席上再也无人敢张声，再也无人敢举杯动筷。袁世凯沉思片刻，然后长叹一声，对儿子袁克定说道：“拿文房四宝来，念在智庵跟随我多年，有功还得记住，我给他写副挽联，明日你亲自送往天津。”“是！”那袁克定说完取来纸笔墨砚，摆在一旁小长桌上。袁世凯挽起袖子，挥笔写下：“弼时盛业追皋益，匡夏殊勋懋管萧。”站在一旁观看的唐在礼心中暗自说道：“这袁宫保真会做戏，红脸白脸花脸全是他自己一人唱。”袁世凯对国民党人采用金钱收买。在国会召开前，受袁世凯收买最先出来另外组织小政党的是曾任安徽都督的孙毓筠。孙毓筠纠合王芝祥、林述庆等人发起成立国事维持会，并接受袁世凯的重金，派人到南方从事解散欢迎国会团的活动。国会召开后，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7、8个政党，其中有陈家鼎等人组织的癸丑同志会，刘揆一发起成立的政团俱乐部，景耀月、孙钟等集合西北国会议员80余人组织的政友会，刘揆一和陈黻宸担任正副会长的相友会，司徒颖、陈垣等人发起成立的潜社，夏同和等人发起成立的超然议员社，郭人漳组织的大公无我俱乐部，黄赞元和赵炳麟等人组织的国事商榷会，张汉杰等人组织的调和党，广东议员暗中筹建的第三党等等。袁世凯对国会虽无兴趣，但根据约法，要有正式国会，尔后才能建立正式政府，选举正式大总统。袁世凯为了成为正式大总统，在刺杀宋教仁的前一天，就发布定于4月8日召开国会的命令。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北京新建的众议院会场举行开幕典礼。临近各街道，张灯结彩，以示庆贺。那些参、众两院议员，均着新制礼服陆续进入会场。国务院总理和各部总长，以及内外来宾多人列席会议。由于“宋案”关系，国民党与袁世凯关系紧张。一些国民党籍议员声言：国会一经召开，临时政府就不复存在，如果袁世凯到会，仅视为一般来宾，不以总统之礼相待。袁为避免出现被动局面，未出席开幕典礼，仅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作代表前往祝贺。上午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开幕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致敬。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报告国会召集经过，随后公推最年长的云南参议员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就席后，由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宣读四言颂辞，梁士诒代表袁世凯致贺词说：“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4000余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4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子同深庆幸。”最后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袁世凯虚伪地赞颂国会，却使不少国民党议员增添了“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在古老的中国第一次召开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象征的国会，引发出多数国民对国会的善良愿望，当时有一篇时评这样说：“今日多数人之希望，国会开后，公平以举议长、安稳以选总统，建设真正善良之政府，维持有秩序之议会，欢迎各国一致承认，此第一步也。公人专心于国事，军队一志于国防，政党以光明之手段竞争，议员以正大之问题辩难，政治能任艰难之责任，各省力谋地方之治安，外交有方，法律不敝，此第二步也。教育得以普及，少年以力学为荣，生计得以扩张，人民无失业之患，财政不求借债，军器不藉乎外来，言论不事夸张，而自有价值，人才不相嫉妒而各放光华，些第三步也。三者能如愿，中国之民国固矣。由斯以进，富强幸福不难也。”但是，国会开幕后，没有满足人民的愿望，首先没能“公平以举议长”。以国民党为一方，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为另一方，就如何选举两院正、副议长问题上，展开激烈争斗。国民党为防止敌党分化、拉拢国民党的议员，预防党员投机取巧，主张记名投票，而共和、民主、统一3党则反对记名投票，经过多次预备会议，双方仍争持不下。一直闹了半个月，才商定同时举行两院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议事细则、旁听规则及正副议长选举规则等案。

第三十九章　北军南犯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4月25日，参议院首先举行议长选举，援引临时参议院先例，采用记名投票法分别互选。结果国民党参议员张继、王正廷分别当选为正、副议长。共和、民主、统一3党，一看采用记名投票，国民党得了参议院正、副议长的席位，便在众议院选举问题上，坚决主张采用无记名投票。而国民党议员则坚持记名投票的主张。由于双方争持不下，最后决定采用投票表决来确定选举正副议长是否用记名方式。结果通过了无记名投票选举众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在众议院中的议员，也同在参议院一样，居于多数地位。但由于共和、民主、统一3党的拉拢、分化，一些国民党议员纷纷退出国民党，转入共和、民主、统一3党，另有些国民党议员，受袁世凯收买，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党。4月26日，众议院用无记名投票选举议长，民主党议员汤化龙获272票；国民党议长候选人吴景濂获266票。汤化龙虽然比吴景濂多6票，但未超过参加投票人的半数，依选举规则的交叉学科。是对生物运动和生物研究所作的哲学总结。德，应由2人决选确定。后经二次决选，汤化龙最后战胜吴景濂，当选为议长。随后进行副议长选举，共和党陈国祥当选。这样国民党在众议院正副议长的选举中，都失败了。从此之后，国会两院内部，国民党议员与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环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问题，呼应着院外国民党同袁派及拥袁派势力斗争，彼此施展种种手段，展开了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在制定宪法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主张总统解散众议院，须先得参议院许可，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总统有权解散众议院，无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对于内阁，国民党议员主张组织纯粹政党内阁，只有众议院议员才有资格成为阁员；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主张阁员应当由总统亲自举任，不限众议院议员和政党；在大借款问题上，国民党议员认为，政府与五国银行团自行签订善后借款合同，未经前参议院通过，是为违法，当然无效；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那彦图、汤化龙、籍忠寅、张伯烈、郑万瞻、李国珍等44人，则通电说：此项借约，在事实上，确为前参议院业经通过之件，惟议决方法上，与普通法律不同，事前未刊日程，事后亦未另具公文。在宋案问题上，国民党议员以宋案证据发表，主使竟是政府，国会当根据约法提出弹劾，使袁、赵解职活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一切事物都是思维的内容，都是，由国民党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的审判；而共和、民主、统一党议员，则召开3党议员会议，议决“对待宋案，俟法律上之正当解决，但政府有侵及立法范围，如设特别法庭之类，则不能不反对。”由于两党议员（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成立进步党）的尖锐对立，在国会的两院会议上，不是一党议员有意中途退席，进步党议员经常采用这种手法，使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做出决议，就是两党议员发生尖锐的冲突，大声争吵，甚至动武。当时有人这样描述议会：“中国议会有三特例：一曰叫骂，二曰走散，三曰不足法定人数，不能开会，而殴人掷物未闻焉。今已开其例，日后必有以杀人掳人闻者，是亦可谓捣乱之极轨矣。”袁世凯见国民党在国会中占优势，恐正式总统不能到手，焦思苦虑，便有计划大规模收买国民党议员。袁世凯从向五国银行借款中拿出300万元，来收买议员。被收买的议员，可得到5000至8000元赃款，必需选袁世凯为正式总统，拥护袁世凯。袁世凯收买国民党议员，主要是依靠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和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去昼夜奔走。那国民党人、众议院议员邹鲁，从广州来到北京后，便被陆建章所派之人刘某、陈某纠缠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本书批判了德国工人运动中拉萨，他们对邹鲁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40万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们来致意先生。”遭邹鲁严词拒绝后，陆建章仍不死心，他亲自请邹鲁吃饭，并对邹说：“我有事请刘、陈两位转达先生，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邹鲁再次拒绝收买。但已有不少国民党议员被收买，脱离国民党另入进步党，或另组新党。孙中山、黄兴对此十分焦急，力图加以挽救，但却无济于事。孙中山、黄兴得知国民党籍议员郭人漳将脱党另组大公俱乐部时，致电劝阻说：“闻公欲脱离本党，自组政团，文等以党派愈多，相争愈烈，国基未固，即一党一心犹不足以尽维持之责。我公顾全大局，尽力本党，素所羡佩，他人出此，公尤当急止之，万不可发自公致兆分裂之势。十年肝胆，万里心期，风雨晦明，思急弥切，希即复交，以慰远怀。”郭人漳不理。湖南国民党人便采取行动，查抄郭人漳的家。袁世凯迫不及待地将共和、民主、统一3党合并为进步党。为尽快实现合并，袁世凯在宣布暂不入党的同时，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为经费，由袁派统一党出面策划3党联合。他派人去天津迎梁启超入京，商讨合党事宜。梁启超进京后，便积极活动，他同各方面反复磋商，在大体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3党党员恳亲会。梁启超还以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名义，公宴该党参众两院议员，并以《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为题，作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阐释了共和党成立以来，为什么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一直采取支持袁世凯政府而反对革命党人的政策和立场。梁启超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在3党恳亲会上发表演讲说：“3党在院内尚不能多数，此种现象极为可忧。为3党计，为敌党计，皆宜3党合并，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轨道。”汤化龙、孙武、王赓等在会上，一致认为3党的精神本来一致，他们强调为取得议院中的多数，彼此务必相互谅解，容忍与牺牲各方面的小意见与小问题，以取得合并的成功。会后，3党正式签订合并为进步党的协议书。3党又联合发出通电，通告各党决定合并的消息，要求各支部接洽合并事宜。5月11日，3党职员及议员400余人召开会议，讨论党章和召开成立大会等诸问题。梁启超主持会议，丁世峄、孙洪伊逐条宣读党章。新党定名为进步党，采取理事制，设理事长1人，理事10人，下设政务、党务2部，政务部专主调查政况，进行研究，下分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等8科。党务部专主执行党中一切事务，下分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5科。每部各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各科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干事若干人。党章讨论完毕后，梁启超提议以黎元洪为理事长，全体赞成，其他理事等到召开成立大会时再行推举。梁启超再次发表演说，他说道：“以时事之需要，议会之现状，国家之存亡，其不能不仰赖进步党之出现。进步党之成否即在诸君，国家之存亡亦即在诸君，千钧一发，慎勿功败垂成也。”5月29日，三党在北京举行在京全体党员大会，1000余人到会，宣布正式成立进步党。孙武担任会议主席，丁世峄报告筹备情况，刘崇佑报告党章及宣言书，陈国祥报告所选定的理事长和理事名单。随后孙武代表理事长黎元洪讲话，梁启超、汤化龙、王印川等相继在会上讲话。进步党的理事长为黎元洪，理事为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王印川等9人，另外，由理事长及理事共同推定的名誉理事有：冯国璋、周自齐、阿穆尔灵圭、熊希龄、张绍曾、阎锡山、胡景伊、尹昌衡、蔡锷、唐继尧、陆荣廷、张镇芳、杨增新、张凤闿、程德全、朱瑞、庄蕴宽、陈昭常、齐耀琳、陈炯明、陈国祥、汪大燮、徐勤等20余人，参议100余人。政务部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党务部部长丁世峄、副部长孙洪伊、胡汝麟。进步党包含着袁世凯实力派、从革命派分化出去的分子、原立宪派3种力量。黎元洪虽挂名为理事长，但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在理事中，孙武在3党合并过程中虽代表黎元洪出面活动，但是进步党成立后并未主持党务。那彦图、伍廷芳并未参预党事；代表袁派势力的统一党党魁王揖唐、王印川，在并入进步党后，势力单薄，事事消极，不预党事。在理事中实际控制党权的是原立宪派人梁启超、张謇、汤化龙、蒲殿俊。在政务、党务2部成员中，骨干力量都是清末著名的立宪派人。因此进步党名为3党合并而成，实际上领导和骨干力量是原立宪派人。进步党成立的目的，是组成大党，以便在国会中战败国民党，支持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黎元洪为进步党理事长，他早已踏上袁世凯的反革命战车。黎元洪虽未参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的密谋，但黎似有预闻。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对宋案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暗中自然称意，为了应付湖北革命党人，才去电上海陈其美探询情形。为敷衍一番，又去电袁世凯，口是心非地要求“严拿正犯，务得主名”。程德全发出通电公布宋案证据后，黎元洪当即致电袁世凯及各省，委婉地敬诫各省都督及民政长官，要其“老成谋国”，劝其“勿狃于成见，掉以轻心”，“勿激意气以相残”；又意语双关地劝慰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强调“承办宋案尤应法庭详求真状”袁世凯接读黎元洪此电，颇感欣慰，复电说：“以镇定息浮言，以公平安大局，金玉之言，敬佩无拟。”黎元洪又于5月4日、8日、14日、30日、6月1日连续发表通电，歪曲宋案真相，公然对程德全等所宣布的罪证表示怀疑，无端为袁世凯政府辩护，说什么“程都督所宣布者果否政府主使，抑系应桂馨、洪述祖揣测邀功，招摇诈款？均不可知”。他颠倒黑白地指责揭露宋案真相的人们是：“前者宣布证据，不出之于法庭，而出之于军府，学律者犹窃律其非，乃各省团体当法庭未判以先，动辄任意通电，牵入政治，摇动邦基，加人以犯罪之名，而先自居于违法之实。”黎元洪诬蔑各阶层人士对刺杀宋教仁的声讨是“有意破坏大局”，造成“人心摇动，谣琢逢起”的混乱政治局面，别有用心地劝慰各界不要抓住宋案不放，甚至说为“巩固共和，维持大局，宁可以宋君殉全国，不可以全国殉宋君”。也就是说宁令宋教仁冤死，亦不可因追究冤死之因而打破宁静的大局。黎元洪对袁世凯为发动内战、武力统一全国而非法借款，杜撰了不借外债之“六大危害”说。黎元洪唯恐袁世凯因宋案和大借款案而不能当选，又致电参议院和共和党本部，推荐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候选人。他在电文中说：“袁项城雄才大略，富有政治经验，……非举膺继任，不足以奠危局，拨逆乱。”他还向袁世凯发出效忠电说：“民国之兴，发之者虽由元洪，而成之者实我总统也。元洪爱民国如命，即爱我总统如命，力所能济，生死以之。……俾元洪锋镝余生，获享共和之福，是有生之年，皆莫非我总统之所赐也。披肝沥胆，以此为盟。”黎元洪在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罪行之际，惟恐武汉出现反袁活动。他在5月14日发出布告：“谓宋案自有法庭主持，借款之宣否，须由国会解决，毋庸平民聚讼。”上海各界成立公民大会，声讨袁世凯罪行。各省各县纷纷成立分会或支会。武汉各界亦召开会议，拟成立公民大会支会，黎元洪侦悉后，立即派军警干涉，未得成立。章太炎此时对袁世凯彻底失望。章太炎于1912年底曾被袁世凯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暗杀后，随着“宋案”真相渐次披露，章太炎开始觉悟到自己指望借助袁世凯以完成“政治革命”的荒谬，于1913年4月17日弃官从长春赶回上海，就“宋案”发生后的形势，与孙中山、黄兴商讨反袁问题。章太炎的幡然悔悟，孙、黄等极表欢迎。对于宋案章既不赞成孤注一掷的“武力解决”，也不满意于徒然迁延时日的“法律解决”，而主张“政治解决”，即通过充分揭露袁世凯的种种劣迹与罪行，造成袁世凯不得不退出大总统候选人的地位以及不得不下台的政治形势，用政治手段来结束袁世凯的统治。章太炎不想依靠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国民党，异想天开地于5月上旬来到武昌，谒见黎元洪，企图动员黎元洪反袁。黎元洪已下决心与袁左提右挈，他一见到章太炎，便知章要说服他反对袁世凯，即先表明极端拥护项城之意见，使章氏说词不得出。稍后，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等相继到鄂，他们拉上章太炎一起，劝黎元洪处处以国家人民为重，不要相信袁世凯有定大局之才略。黎元洪则抱定非袁则乱之宗旨，始终不为稍动，反而劝诸人助袁，以固国基。谈话间，章太炎与黎元洪激烈辩论，终无结果，章以三国中人物讥黎曰：“吾尝论慰亭为人似袁本初，今观公未免类刘表。”由于岑、李、二章与黎晤谈时，于总统之位，极力劝进，黎害怕有人以此在袁世凯面前挑拨离间，连忙将与他们谈话的详细情形，电告袁世凯。“申明如选举及彼，定高蹈效巢，由之避世。”黎元洪还公开接见新闻记者，更明确地将自己拥袁、反革命的态度公诸报端。他表示：“将来如不幸以宋案、借款酿成南北战争，余必力助袁总统。”黎元洪为了送走章太炎，反过来要章去北京劝袁世凯，并说：“苟其人可谏，安用更置，必不可谏，如君等计耳。”对岑春煊等，黎则示意：“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去。黎元洪如此频频地公开表示支持袁世凯，一则说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二则是黎元洪害怕袁世凯的淫威。袁世凯何等样人？连宋教仁都敢杀害，岂能容黎元洪背道而驰！黎元洪知道，袁世凯对他不无怀疑，在5月12日，袁世凯派军事顾问哈汉章到武昌，名为查察要事，实为侦察江西、安徽2省举动，监视黎元洪行止。黎元洪处处赔尽小心，一再表白心迹。黎元洪所占地盘，有举足轻重，操纵南北之势。湖北军队虽多次裁减，但仍有4个师，约6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这6万余人的军队如果能同南方国民党控制的几省兵力联合起来，对抗北洋军，其结果便殊难逆料了。再者，袁世凯要对付国民党控制的南方各省，要出兵江西，非假道武汉不可。假使黎元洪不答应假道，战争根本就打不起来。黎元洪完全投向袁世凯，他不但答应袁世凯假道武汉，而且“披肝沥血”，赌咒发愿，向袁世凯表示忠诚。他在致袁的电报中说：“元洪惟知服从中央。长江下游，誓死撑柱，决不瞻顾。倘渝此盟，罪在不赦。”袁世凯见电大喜，立即回电：“世凯若有欺天下之心，利一姓之见，亦罪在不赦。”这两封电报，稳定了武昌和北京的关系，给袁世凯放胆去打内战的决心。要打内战，关键是北兵南进。北兵早在1912年秋天应黎元洪之邀，已开始陆续进入湖北，但数量尚小。1913年4月4日，黎元洪致电袁世凯：“鄂省不靖，请饬李钝派步兵1团到汉，以资镇慑。”5月中旬以后，北洋军大批南下，至5月下旬，驻鄂北军已达2万余人。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既可以此为基地进击江西、湖南，又可协助黎元洪镇慑湖北的革命党人。此外，黎元洪又在距武昌30里处的青山修建炮台，扼长江下游之咽喉，为武昌之门户，由陆军部及鄂省合建；将汉阳兵工厂收归部办，其库存枪炮弹药除鄂省必须用者留备外，其余均运北方，供北洋军使用。有人劝说黎元洪守中立，使北军出境，截留枪弹北运，黎元洪严词驳斥。此刻派人请见者皆行谢绝。北军驻鄂后，无恶不作，霸占房屋，强奸妇女，抢劫财物，骚扰阎闾，欺行霸市等罪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湖北商民极大惊恐。鄂军虽在黎元洪严密控制之下，然亦有南北观念，不少军官，目睹北兵在鄂暴行，异常气愤。甚至连黎元洪的心腹大将、第1师师长黎本唐也气愤不过，晋谒黎元洪，反对北兵南进，以致言语冲突、触黎之怒，报告袁世凯，免去黎本唐师长职务。袁世凯出资促共和、民主、统一3党联合为进步党。担任共和党理事长的黎元洪被推举为进步党理事长。黎元洪自然知道袁世凯肯于出资促3党联合之用心，所以被选为理事长后，立即复电接受，并表示：“执鞭相从，实所深愿。”3党合并过程中，屡起纷争，黎元洪千方百计调和党务，目的是保住袁世凯的御用党，以与国民党相对抗。袁世凯收买分裂了国民党，对于刺杀宋教仁的凶手又来个杀人灭口，矢口否认宋案是他指使；他得到黎元洪相助，便放胆对付不屈服的国民党人。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他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近阅上海4月29日路透电称，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谆劝商家助捐筹饷，反对中央。又英文《大陆报》称，上海有人运动沪宁铁路，预各运兵赴宁等语。披阅之余，殊堪骇怪。虽西报登载风闻，不必实有其事，而既有此等传说，岂容坐观乱萌。用特明切宣示，昭告国民。须知总统向称公仆，与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劳逸回殊。但使众望允孚，即能被选，何用借端发难，苦我生灵。倘如西报听言，奸人乘此煽诱酿成暴动，则是扰乱和平，破坏民国，甘冒天下之不韪。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此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袁世凯命令北洋军秘密南下，第一军左司令李纯和右司令王占元率北洋第6师和第2师的1个混成旅，沿京汉铁路南下，已抵江西九江；第二军军长冯国璋率禁卫军1个旅、直隶第1混成旅、外加两个旅1个团和张勋的辫子军，沿岸浦铁路南下，已逼近南京。海军方面也由郑汝成和汤芗铭率“应瑞”、“肇和”、“飞鹰”等兵舰沿长江南下，直插吴淞。当时海军共有各种舰艇40艘，有22艘驻泊上海，其余18艘分泊于烟台与长江沿岸各埠。由于驻上海一带的海军同情革命，袁世凯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检阅名义，调各舰到烟台集中，并令参事挟资30万南下运动各司令听袁调遣。海军曾主动与革命党人联系，表示愿意宣布独立，孙中山极为支持，但黄兴、陈其美等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海军先发之计，结果海军在袁世凯策动下，于5月中旬北上。至此海军就为袁世凯所控制。袁世凯在中南海海宴堂接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决定作战总方略，其中规定：“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路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源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防害敌军之集中。”袁世凯一方面加紧扩军备战，一方面施放和平烟幕，以欺骗人民和麻痹国民党讨袁派。6月22日，袁世凯发布裁兵节饷令，命参谋、陆军两部会商财政部，“妥筹限制兵额，分配军区，核实简练，以足维持地方治安为度。”并规定行政经费应由各部各省权衡缓急，大加裁减，制定预算，依法颁行，务使漏卮尽寒，丝毫无滥。好像他从无发动战争的打算。为了消除国人对他“复生帝制”的疑虑，他还一再公开表示将信守诺言，效忠共和。当章太炎到京探听情况时，他对章说：“吾以清廷既去，不得已处此坐，常惧不称，亦安敢行帝制？人之诬我，乃至于是。”袁世凯又特地接见上海《大陆报》记者弥勒，极力把自己打扮成“共和英雄”和“和平天使”。他同弥勒有这么一段对话：弥勒问：“你主张何种政体？”袁：“自以共和政体为主张，盖共和既已告成，而又欲适用他种政体，其愚孰甚。”弥勒：“近有人评论总统并不实心赞成共和，拟复君主制，有是事乎？”袁：“予知此种谣传自不能免，然既为公仆，凯能逃诽谤乎！此种问题当留之以待后人之解决。余既为民国办事，必当尽余之能力，以求民国之成功。倘有破坏之危险，决非自余而生，必由于一般暴徒以破坏国家为主义者也。”弥勒：“有人谓总统欲仿效拿破仑，信乎？”袁笑答：“余欲为华盛顿，非拿破仑。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弥勒：“现在中国最要之事为何？”袁：“对内对外均以和平。此为最要之事。”袁世凯欺骗性的宣传收到相当效果，不但全国商民大多信以为真，就连那博学的政活动家章太炎也确信袁世凯“帝王思想是其所无，终身总统之念是其所有”。“宋案”罪证公布和袁世凯违法大借款，使革命党人的反袁情绪更加激昂，他们当中的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国会选举后，宁调元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朱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广东都督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他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但军权在陈炯明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为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世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皖督柏文蔚和赣督李烈钧积极备战。临准关1旅和安庆省城军队，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一批激烈分子纷纷主张立刻兴兵讨袁。何海鸣、张尧卿、韩恢、尹仲材、王宪章筹组铁血监视团，举何海鸣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湖南、浙江等省的革命党人纷纷致电本省都督与省议会，要求与袁世凯政府断绝关系，宣布独立。湖南籍革命党人张通典、周可均、曾继梧、陆鸿逵、章勤士、宁调元、张孝准等，要求谭延闿拒绝承认大借款，驱逐在湖南境内所有袁世凯派遣的官吏；张尧卿、吴作霖、刘天猛、丁洪海、颜炳元、葛天民、熊仁等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浙江省的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陆惠生、张人杰等，要求浙江都督朱瑞拒绝承认违法借款，宣布与临时政府断绝关系，并使各银行团知难而退；丁匡一、韩一飞、周维新、汪铁民等要求立即宣告独立，与万恶之临时政府断绝关系，为各省倡。国民党江西支部在5月2日发表通电主张各省协电国会，提出弹劾书，勒令袁世凯解职投案，否则，以武力为后盾，请各省联合组织护国军并特别国会解决一切。并说：“同人眷念国基，眷怀前路，愿糜身骨，共讨叛奴。”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

第四十章　广东内耗

革命党人起兵讨袁，那拥有兵权的地方实力派，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他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但若靠广东一隅讨袁也不是长久之计。广东省都督胡汉民本讨袁坚决，只是受到陈炯明等人的制约，才持消极态度。胡汉民、陈炯明入主广州，曾共同致力于广东军政府的建设。胡汉民是孙中山得力的助手，他长期流亡海外或香港，在广东商绅中影响不大，他又是一介书生，手中无一兵一卒，很需要实力派人物作后盾。而陈炯明在广东声誉鹊起，又是握有重兵的“党中同志”，其地位足以支撑艰巨。因此，对于当时的胡汉民来说，陈炯明是不可缺少的帮手。就陈炯明来说，他虽有一定声望和实力，但毕竟加入革命党不久，资历甚浅，要在革命阵营中营造自己的地盘，就必须凭借革命党及其领袖孙中山的这面旗帜，所以陈炯明对胡汉民也只能是支持和迁就。且胡汉民曾解饷10万，以济陈军。胡、陈入主广东时，他们之间是“同”多“异”少，“同”著“异”伏。在新生的广东军政府中，胡汉民任都督，陈炯明任副都督，廖仲恺、陈少白、蒋尊簋等人基本控制了财政、外交、军政各部；朱执信、胡毅生、姚雨平等人，则是枢密处的主宰者。因此，革命党人掌握了军政府的大部分实权。胡汉民、陈炯明携手在巩固广东革命政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法令，没收了满清官吏和反抗军政府之人的家产。广州和平光复时，旧军队并没有解除武装，龙济光军12营、李准军6营降卒性、必然性的保证，是一切经验科学形成的基矗，都原封不动地驻扎在广州城内；驻扎城内的各路民军，没有来得及进行整顿，广州城内军队林立，各不相属，以致司令遍地，政出多门。陈炯明的循军进驻广州，起了一些镇慑作用，但革命秩序一时尚未建立。胡、陈为稳定局势，定计先巩固新军，使其居中不动，作诸军之监视。对于陈炯明的循军军官钟鼎基、王肇基等委以重任，使军政府有军事实力对付龙济光部和其他旧军队。对民军逐步进行整顿，委任威望素著的黑旗军首领、原台湾“民主大将军”刘永福为民团总长，同盟会员何克夫副之，总摄各路民军。又把民军领袖们组成“广东军团协会”，作为水陆51军的自律团体，直隶于军政府，以陈炯明为会长，周之贞为副会长，高剑父、刘师复、李栖云为干事员。胡汉民竭力笼住李准和龙济光，使其不至危害新生革命政权。胡汉民刚上任，就照会李准、龙济光等，饬令他们照旧统辖所部，所有城内衙门局所，均请妥为防护，共保治安，并表示饷项由军政府发给。胡、陈对李准、龙济光部厚发军饷，每人的军饷是民军的7倍。胡、陈的目的主要是在于缓和旧军队和新政权之间的矛盾，采用收买办法稳住“济军”，使他们不致轻举妄动。待正式陆军组编完毕，民军实力已压过济军时，便把济军调往远离广州的高廉雷琼地区去。但是，胡汉民等未能对这支旧军队进行整编和彻底改造，使龙济光得以保存旧部，后来这支军队成为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的鹰犬。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坚邀胡汉民立即随他去南京。胡汉民分别致函陈炯明、朱执信等，嘱陈炯明接任广东都督，并饬令各军服从陈炯明。已筹备就绪的广东临时省议会致函陈炯明，推举陈正式接任都督析学和马克思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一种思潮。20世纪30年，陈辞不受，向省议会推举汪精卫为广东都督，陈自己仅允暂任代理都督。但汪精卫对所举，以“功成身退”为词，辞不就任。陈辞汪不就，孙中山亲自出面，致电陈炯明，委任陈为广东都督；省议会也再次推陈为都督，但陈始终不接受。孙中山只好委任汪精卫督粤，在汪未到任前，由陈炯明代理，并申令：不可更辞，各界亦不可再举他人。醉心于利禄的陈炯明推三阻四，辞不就都督职，有多种原因：其一，武昌起义不久，部分革命党以“功成身退”来自鸣清高，汪精卫几辞都督、刘师复高唱“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等。陈炯明受这些处世哲学和沽名钓誉的思想影响，且与这些人交往颇密，亦很重视个人声望；其二，广东时局混乱，棘手问题很多，而当时北伐声浪很高，陈炯明不愿坐守广东，而声言“素志北伐”。他请为北伐军总司令，以所部循军及他部改编，并把姚雨平已编定之北伐军合并为1军，乘机掌握军队，尔后地位、声誉将必更有凭借。但姚雨平不愿受陈节制，胡汉民与朱执信商量，北伐必须立即进行，而广东内部亦尚需陈炯明留粤整顿办理，所以，胡汉民等令姚雨平北伐，陈炯明虽未如愿，但他的循军却因编入北伐军序列而跻身于“政府军”行列（未出发北伐），后来裁撤民军时，这支军队也得以保留。广东北伐军由姚雨平率领，于广州誓师出发，后转战江北，为巩固南京临时政府作出了贡献；其三，孙中山由于同胡汉民、汪精卫共事时间长，了解比较多，因倚畀也比较重。广东是他的故乡和进行民主革命的基地，在择人任事的问题上也特别关注和慎重，所以，他主要寄望于胡汉民、汪精卫。只是因胡、汪或因北上需人，或因固辞不就，才再三拉陈炯明出来，而在陈辞不受之时，孙中山和广东革命党人还先后想捧出冯自由、朱执信、孙眉、何克夫、邓泽如、胡毅生等人供粤人抉择。广东的革命党人才济济，陈炯明不过是个乘时而起的革命后起人物，还不能唯一独尊。陈炯明对于这种局面不能无睹。他的固辞，实际上是谋求进一步掌握实力，待价而估，以退为进，饲机再起。在1911年12月22日至1912年4日25日，陈炯明为广东代理都督，全权督理广东120余天。南北和议告成，北伐中止。陈炯明将北伐军总司令部改为广东陆军司令部，已经编成但没有出发的北伐部队，全部改为广东正式陆军。陆军数目，本来须设3师为是一种以人的自我解放为目的而如何达到合理化交往的科，然以经费无出，仅成立2师1旅。改编后的广东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以反正新军为辅，这样，大多数官兵，都是陈炯明的老部下，如师长钟鼎基、旅长王肇基、叶举、团长洪兆麟等。这些军队名义上隶属于军政府，实际上带有军队私属的色彩，成为陈炯明在广东营建统治的凭藉力量。陈炯明在裁撤民军方面，错误地采用残暴镇压手段。广东民军对广东独立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广东光复后，云集在广州的民军51股计有15万人，这对反革命势力是一支强大的镇慑力量；但由于民军多数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有些是铤而走险的绿林，有些是游兵散勇转投过来，因而他们既具有小农的分散性，又具有游民无产者的破坏性。虽然大部分民军是好的，但也有一些民军首领进城后，沉迷于嫖、赌、饮、吹的堕落腐化生活。胡汉民、陈炯明起初利用民军的声势，来对付清朝降军和防营；并成立“军团协会”来约束民军，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陈炯明以他的循军为主体的正式陆军组编工作完成后，不再需要民军。首任民团正副总长刘永福、何克夫治事一月，显得软弱无力；换上老同盟会员黄世仲，黄颇能操纵王和顺、关仁甫之属，而遭陈炯明之深忌。同时，民军首领居功骄傲，目无军政府，同大权在握、个人野心渐次萌发的陈炯明尖锐对立。一部分民军以武力要挟省议会，令举孙眉为都督，明显地流露出对代都督陈炯明的不信任感。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陈炯明为了排除异己力量，采取了残暴镇压手段。首当其冲的是石锦泉和他的“石字营”。石锦泉绰号“石鬼仔”，广东独立前就倾向革命，为革命党人潜运武器。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竖起义旗，成为促进广东独立的一支武装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列宁写于1919年6月。同，因此，对革命是有贡献的。然而，石锦泉以桀骜不驯著称；入城后，更颇为骄恣，他曾手提土制炸弹，闯入都督府，气势汹汹，要胡汉民立即发饷。石本人还公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广州多宝街擅自杀人，取出人心，沿街夸耀。对于石锦泉这样的行为是应该予以规劝和惩戒的。但是，陈炯明却扩大了事态。虎门炮台截留了一批军械，这批军械是胡汉民主持军政府期间代民军购买的。陈炯明本来有裁撤民军的意图。他做了代理都督，当然不愿意这批军械落入民军之手，而想用来装备正式陆军。民军首领很不服气，石锦泉尤其按捺不住，竟直奔虎门，私自起用军械。这正好为陈炯明提供了解散“石字营”的借口。陈炯明接到报告后，马上通知魏邦平，派兵追赶石锦泉，将石拿获，未经审讯，即予枪决，并随即将“石字营”全部遣散。在布告中，给石锦泉加了许多罪名，如“屡抗命令”、“扰害治安，商民共愤”、“擅行缴械抢物，并敢隐匿实数，延抗不缴”等。石锦泉事件发生后，其他民军首领已预测到陈炯明是杀鸡儆猴，尤其是王和顺。在51支民军中，王和顺的惠军实力最雄厚，对陈炯明的威胁最大。为了对付陈炯明的武力压迫，求得自存，王和顺与关仁甫的“仁字军”、杨万夫的“协字军”结成盟军，约定互相支援。陈炯明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段，以重兵对王和顺的“惠军”形成包围，然后派出巡查队前往惠军驻扎的太平沙一带巡逻，故意寻衅闹事，挑起事端罗纳德即“摩诃提婆?戈文德?罗纳德”。，惠军及其盟军“仁字军”、“协字军”被迫自卫，陈炯明乘机宣布惠、仁、协军“变叛”，派出整编正式陆军向他们猛烈进攻。在广州的惠、仁、协军失败，王和顺出走，这3支民军被缴械遣散。随后，陈炯明又先后派出军队攻占黄埔炮台、虎门，惠军被全部消灭。陈炯明在进攻民军时，竟调动了龙济光军和降将吴祥达的旧巡防营。在镇压惠、仁、协军的过程中，陆兰清，李福林等民军首领、军团协会、演说会、各善堂负责人曾经到交火双方进行调解，但陈炯明既已得手，凯肯善罢干休。他召集各界代表会议，混淆黑白，硬说此举是出于万不得已，进攻惠军是“政府命令”，并非内讧，要求各界不要出面调停。他又发出布告，把冲突的责任全部推给王和顺，要求“各军民人等，不可误信谣言，致淆乱实情，动摇心志”。慑于陈炯明的声势，其他民军纷纷自请遣散。被裁民军达9万余人，只有李福林的6个营，因朱执信的斡旋，才得以保留。陈炯明还以“绥靖地方”为名，对各地民军进行“剿办”和屠杀。他派出冯国威的“威字营”围剿连阳的“复汉义军”。“复汉义军”因寡不敌众，尽行逃散；冯军乘胜追击，将民房烧毁，一村有民军一人势便是无为。又儒家也讲“无为”，如《论语?卫灵公》：“无，即指全村为匪。陈炯明又应潮州商民和外国领事之请，委任前清巡防营统领吴祥达为潮梅绥靖处督办，率2800人乘英国军舰抵达汕头。吴祥达以宴请当地民军首领为名，将民军首领、同盟会员许雪秋、陈芸生、陈涌波3人当场枪杀。惨案发生后，很多同盟会员为许雪秋等通电鸣冤，要求陈炯明惩办吴祥达。陈炯明自然不闻不问，吴祥达因而更加嚣张，又派人捕杀了光复大埔的有功人物、三合会首领温阿拱。民军被裁撤后，遭遇极其悲惨。多数无田可耕，无业可就，又得不到陈炯明政府的妥善安置，于是再度沦为流民，或者混迹绿林、四处打家劫舍。后来这些人又流落入军阀队伍。尽管民军自身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主流是好的。一些民军将领还是革命元老，如王和顺、许雪秋等。王和顺是1905年广西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起义失败后，他亡命香港，加入同盟会，筹划和参与反清起义，他领导的“惠军”即使在横遭陈炯明镇压时，还是举动文明，绝无乘机抢掠情事。许雪秋也是老同盟会员，曾参与领导1907年的黄冈起义。他们都是革命功臣而不是革命对立面，对他们进行残酷镇压，不但挫伤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而且严重损害了新政权的形象，使群众脱离新政权。王和顺、关仁甫、杨万夫等出走港澳后，组织“扶正同盟会”，他们推举孙眉为首领，并派人潜入广州，从事反对陈炯明的秘密活动。只是由于孙中山及时制止，孙眉才拒绝加入，扶正同盟会才逐渐解体。但王和顺等人由于对陈炯明结怨，转而对革命丧失信心，投到袁世凯的怀抱，成了袁的走卒。陈炯明镇压了民军、残杀同志，激起一些同盟会员的强烈不满，有些人在都督府会议上公开为王和顺辩诬，大声疾呼：“今日之乱象，不是王和顺之罪过”通“性、道、理”。著作有《刘子全书》、《刘子全书遗编》。，“比王和顺更坏而盘踞要津而无人敢过问者，触目皆是”。但陈炯明这时已控制了军队，有恃无恐，他凭借这支陆军，不仅加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以陆军第1师出防惠潮嘉一带，以第2师出防北江及西江一带，加强对广州以外地区的控制。镇压民军，又助长了陈炯明的专擅自为，更加露出他排除异己的私心。广东北伐出师时，陈炯明就和姚雨平为争夺北伐军统帅权而生嫌隙。后来姚雨平北伐军为捍卫江淮、巩固南京临时政府屡建功勋，而陈炯明却一反前态，在饷弹接济上诸多掣肘。南北议和达成后，姚雨平与胡汉民商定，拟将军队调回广东高州、廉州一带驻防，筹建营房。因陈炯明阻挠而中辍，只好被迫全军就地解散，仅留炮兵1营，调回广东。该营回抵广州虎门时，又被陈炯明派兵缴械。专擅自为的陈炯明，除了敬畏他的师尊朱执信而外，往往不恤人言，甚至于议会也积不相能。时人称广东有二陈，一个是陈炯明，另一个是警察厅长陈景华，都是杀人魔王。二陈曾判决“扶正同盟会”25名会员死刑。他们杀人很简便，不必经过什么法律手续，抓到人，动辄就杀，有时连话都不问，拉出门就枪毙。黄世仲和陈听香被杀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黄世仲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他青年时代就从事新闻工作，1905年加入同盟会，曾与郑贯公创办《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宣传革命合，提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张用存在主义的“人，抨击保皇谬论，勋劳卓著。先后著有《廿载繁华梦》、《大骗》、《洪秀全演义》、《宦海升沉录》等长篇章回小说。因他同民军首领素有联络，所以胡汉民委派他接替刘永福，任广东民团总长。黄世仲站在公正立场上，在裁撤军队问题上，主张“裁弱留强，合理编遣”，反对陈炯明“裁减他人部队，扩充自己实力”。陈炯明甚为恼恨，派人将黄世仲逮捕，以“串通民军统领，冒领军饷，私图分肥”的罪名，将黄枪决。与黄同时遇害的还有军械总局局长香益远，说他“擅将枪械发给民军”。陈听香是当时报界风云人物，与民军首领交游颇多，所以他主持的陀城、公言两报，经常为民军说话，对王和顺更是多所赞赏。陈听香又很自负，常以民意代表和政府监督人的身份自居，撰写文章，批评时政。因而深遭陈炯明之忌。当《公言报》、《陀城独立报》、《国事报》、《人权报》等9家报纸先后刊登了广州燕塘新军“解散”的消息时，陈炯明便借口“事关军政，不容捏造事实，扰乱军心”，勒令《国事报》停刊，并传讯各报主笔，拘留陈听香和《人权报》主笔陈藻卿。陈听香不服，领衔发表《广州报界全体布告同胞书》，指控陈炯明干涉报纸之野蛮举动，“欲借报馆以逞其大威福”。陈炯明更恨之入骨，令法务局以“依附叛军，防害军政”等罪名，将陈枪决。黄世仲、陈听香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同盟会员潘达徵写信给陈炯明，予以责备。省议会就黄、陈案提出讨论，并向陈炯明提出质询，要求他到议会解释。陈炯明视议员为卖弄狗皮膏的“假洋鬼子”，拒不出席会议，议员们大为不满，作出弹劾陈炯明的决议。陈炯明有军队做后盾，又有广东商业资产阶级的支持，在给议会的咨文中，否认省议会对都督有“纠治权（即弹劾权）”，省议会力争纠治权，3次咨会陈炯明，但每次都被陈炯明毫不客气地驳回。议员们群情激昂，决定派代表去北京请愿控诉。陈炯明则使出杀手锏——辞职。陈炯明这一着果然奏效。72商会、公安维持会等团体纷纷打电话给袁世凯政府，请求挽留陈炯明，粤省军界及省港商界更“力诋省议会弹劾陈督为非”。袁世凯复电照准，并竭力慰留陈炯明，弹劾案不了了之，陈炯明也就更踌躇满志，予智自雄了。正当陈炯明春风得意、个人权利欲开始上升之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同胡汉民等一起南下，来到广州。孙中山同陈炯明作了一次长谈，想把广东改造为“模范省”，主张由胡汉民继续出任都督。这对陈炯明来说，不啻冷水浇头。他既不好公开反对，又不愿屈居胡汉民之下。权衡再三，只好一走了之。他在都督府设宴欢迎孙中山一行之后，立即出走香港。行前写信给胡汉民，“请”他代行都督职权；又写信给省议会，要求解除职务，回家“省亲”，建议省议会推举孙中山或胡汉民接任广东都督；并告诫军人服从命令，拥戴新都督。省议会按照孙中山意图，推举胡汉民为广东都督。表面上看来，都督易人，是在谦让中实现，而实际却出现复杂情况。陈炯明控制的广东陆军，非但不受胡汉民控制，且对胡很不服气，陆军部会议厅召开会议，议决挽留陈炯明，并派团长翁式亮、李济民和军部军需司陈竞杰去香港请陈炯明归省任事。港穗商人也拥陈反胡，弄得胡汉民处境十分尴尬。在种种压力下，胡汉民不得不派陈炯明的师尊朱执信到香港请陈炯明归省。省议会推举陈炯明任军统。胡汉民委任他为广东绥靖处经略，专门处理帮会、赌博械斗等事务；又委任陈炯明为广东警卫军总司令，责成所有各路军务处督办，总办、按抚使均归节制。陈炯明把全部军权都拿到手后，仍怨气满腹。胡汉民身为都督，负责全省军政，但军队则不容胡汉民置喙。甚者，胡汉民计划组编1个营的都督府卫队，已经指定李海青为营长，但陈炯明坚不同意，卫队刚刚成立，就被迫解散了。相反，陈炯明却倚恃军权，扩及政权。陈任广东总经略时，设经略处总揽军权，兼办清乡缉捕，又要求划赌盗会斗4项归军法惩治，得就地枪决人犯权。陈炯明权益大，杀戮益多。后经略处改为绥靖处，其权如故。陈炯明的权力已混入民政范围。陈炯明与胡汉民处处作梗，打击胡汉民，而又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双方益成水火。胡汉民有一口诀：“救国必用粤，用粤必去陈。”同盟会广东支部易名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陈炯明在易名仪式上作即兴演说，他大声呼吁：“今日必须扩张党务，吸收人才，能达到开放主义，凡我党员，万勿分新旧畛域；盖党员愈多，人才愈众，多一党员，则将来多一选举权，并可多得一议员，政治上始有权力。”但是，由于国民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是胡汉民，在国民党广东支部征集新党员时，陈炯明竟然一反“扩张党务，吸收人才”的主张，以所谓“军人不党”为借口，严禁部下加入。在陈炯明看来，如果部下入党，身为国民党广东支部负责人的胡汉民，必然趁机插手陆军，从而削弱他的势力。黎元洪提出“军民分治”的主张，遭到南方各革命都督的强烈抵制，胡汉民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军民合治”。陈炯明本应抛却个人权力之争，一致对付袁世凯，但是，他稍后便附和军民分治之说，并在行动上极力推行军民分治，企图使都督徒具虚名。袁世凯任命他为广东护军使，陈炯明也不推辞。这样陈炯明身兼数职，尤其是护军使职，同都督权限不清。他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后，遂开府广州，设使署，仍自兼绥靖处督办，一时权倾都督。袁世凯极力抬高陈炯明，推倒胡汉民，造成胡、陈水火局面，以便坐收渔利。陈炯明亦有倚靠袁世凯来压胡汉民的念头。袁世凯政府的秘书梁士诒是广东人，梁是袁的心腹，称“智囊”。他秉承袁世凯意旨，挑拨胡陈交恶，多次派巨绅江孔殷当说客，竭力劝说陈炯明拥护袁世凯。陈炯明亦派心腹与梁交往。在陈炯明的默许下，梁士诏的亲信李兼善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南园俱乐部”，专事贿诱粤军官，使拥陈叛胡。在李兼善的唆使下，《总商会报》、《七十二行商报》、《华国报》、《平城报》等，遇事攻讦胡汉民，使胡处于十分困难境地。宋案发生后，梁士治以“亲寿”为名，回到广州，亲自出马部署倒胡。梁贿买了许多粤军将领。袁世凯于北京召开各省代表会议，胡汉民派秘书金章去京，而陈炯明加派官银钱局总理、国民党员邹鲁偕行。袁世凯认为邹鲁与陈炯明同乡同学，又曾同事，一定是陈炯明的心腹，所以对邹鲁很重视。除一般性接见外，还特别约见一次。袁问邹：“以陈代胡如何？”邹当即表示反对，并提议派陈炯明去库伦处理外蒙独立事件，好把陈炯明调离广东，从而平息胡、陈之争。袁世凯不仅不肯答应，而且加紧进行以陈代胡的阴谋活动。胡汉民本身也有许多缺点，他不习军事，未能掌握军队，性情狭隘，又是秀才造反、书生从政，缺乏足以应付时艰的实际斗争经验，习于纸上谈兵。他同省议会的关系紧张，省议会指控他“厉行军政，蹂躏法政”，甚至派温雄飞等人为代表，去北京控诉胡汉民，商界、报界对胡汉民也是一片嘲讽和叱骂之声。胡汉民原靠孙中山、孙中山已下野。胡汉民处于穷于应付的地位。胡汉民在艰难的处境下，仍紧跟孙中山，他积极筹划了广东的反袁斗争。1913年5月初，他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直斥“善后大借款”。他还多次提议扩编广东军队，以适应讨袁需要。在他主持下，广东制造局昼夜不停地赶造枪炮；大批粮食被购进广东，留充军粮之用。宋案发生后，陈炯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袁世凯的态度保持令人费解的沉默。他和胡汉民一起参加省议会召开的秘密会议，胡汉民慷慨陈词，坚主讨袁，而独陈炯明一言不发。胡汉民禁不住问他：“公守口如瓶，外间必以公为否赞者，公宁忍坐视不相助为理耶？”陈无以答。为了加强广东军事力量，以准备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胡汉民多次提议，正式陆军再扩编1个师，以林震为师长。而陈炯明却不肯答应，议遂不行。广东的反袁运动，因而不能及时展开。胡汉民虽有心跟随孙中山，但手中无兵，亦无可奈何，只好一度暂主缓进。胡汉民在犹豫一阵子后，还是坚持反袁。而陈炯明则不同，袁世凯尚不断赐给他恩典，而袁世凯又势焰方盛，因而态度犹豫，他说：“世凯虽怀不轨，但罪状未显，信用犹在，师出恐无名。”这实际上是放弃了武装讨袁的准备，给袁世凯重金收买粤军将领留下空子。

第四十一章　“江西王”斗法

袁世凯在1913年6月14日下令撤免胡汉民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调充所调“西藏布政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为民政长。如何回答袁世凯这一公开挑战，军政府内部意见分歧。朱执信向胡、陈献策说：“此时欲讨袁必先简选革命之劲旅，今在粤之第1师为钟鼎基，第2师为苏慎初，第1兵中无革命党人，第2师之中虽有而不多。今若新编革命军1师，则第2师当然可互相提携，第1师亦不敢有所变化，此上策也；其次则余辞去一切名义中之职务，专选优秀同志在粤军各军中宣传革命之理论与讨袁之大义，以坚将士讨袁之心，此又一策也。”陈炯明曾高唱“军人不党”，使国民党在大难当头之时，却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朱执信所献二策，都有“亡羊补牢”的深意，但陈炯明听不进去，不予采纳。胡汉民则无实权在手，茫然失措，灰心丧气。有人向胡建议，要求袁世凯收回成命，但胡已丧失斗争信心，去志甚坚，终于在6月20日弃职赴港。临行前，他不无沮丧地对陈炯明表示：他到上海后，将与叶夏声等人组织报馆，决不再入政界。袁世凯以陈炯明取代胡汉民，其用心十分阴险毒辣，不但加剧了胡、陈之争，而且以都督为诱饵，将陈炯明收为己用。如果陈炯明不俯首听命，袁世凯则以龙济光为广东护军使，分割广东军政大权；以陈昭常为广东民政长，分割民政大权。军政、民政大权旁落他人之手，“都督”也就徒具虚名了，陈炯明在龙济光、陈昭常的牵制之下，无所作为。袁世凯如此煞费苦心，其目的就在于控制陈炯明，进而控制广东全省，斩断国民党的退路。广东远离全国政治中心，袁世凯对它鞭长莫及，只能实行间接控制。而国民党在广东却有深厚基础，所以广东可以成为武力讨袁的根据地。孙中山等决定武力讨袁，对广东自然特别重视。胡汉民被免职后有《直讲李先生文集》。参见“经济”中的“李觏”。，孙中山和黄兴力促陈炯明立即就职，保住广东这块地盘，以便据以反袁。但陈炯明始以“内部不一致，兵力还薄弱”为借口，拒绝参与。孙中山亲自去澳门，约陈炯明在军舰上会面，促陈“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陈炯明对都督职位早就梦寐以求，但此时接任，却面临两种选择：或者按照孙中山的意图，实行武力反袁，这就会招致袁世凯的军事镇压；或者不反袁，国民党人必不容他。因此，陈炯明煞费踌躇，举棋不定。陈炯明举棋不定，引起同志们的疑虑。黄兴从上海一连发给陈炯明3个电报，请“接任都督，宣布独立讨袁”；希望他“联合讨袁，切勿再延”；最后一电更愤然指出：“再不接任都督，独立讨袁，党人将不能相谅。”袁世凯也逼着陈炯明表态，他通过他的秘书长梁士诒向陈炯明递交“最后通牒”，胁称：如果3天内不就职，一周之后，将改派龙济光接任。袁世凯的部队已大举南下缘”。北宋张载提出：“饮食男女皆性”。视“性”为人的生活，江西、安徽、江苏奋起讨袁已如箭在弦上，形势非常迫人。陈炯明至此已别无选择，只好于7月8日宣布正式就职。陈炯明不甘心听任袁世凯摆布，让袁世凯的亲信龙济光等人架空自己。他在就职前向袁世凯提出，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就职后，又一次要求袁世凯取消护军使的设置，从而垄断广东兵权。在陈炯明授意下，广东掀起一股拒陈风潮，吓得袁世凯派来的民政长陈昭常不敢南下。陈炯明趁机向袁世凯提出“暂时”兼任广东民政长，以10个月为限。袁世凯无奈，只好默认。于是袁世凯利用龙济光、陈昭常架空陈炯明的计划落空。陈炯明就任都督后，并未下定决心讨袁。他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仍然坚持己见：“广东兵力单薄，不能首先发难。”他还致电袁世凯政府，希望调停“北赣两军冲突”，“使赣军晓然于中央用意所在，不至铤而走险，贻患大局。”江西李烈钧反袁态度最为坚决。江西军队号称2师1旅。5月中旬，当袁世凯的北洋军第6师进驻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随时准备向江西进攻时，李烈钧毫不示弱，立即在湖口、九江沿长江一线加强战备见“历史”中的“孙中山”。，将所属第1师、第2师及炮兵团、护卫军尽数开往九江、湖口、马当、关城、德安、沙河、江北瑞昌、武穴等处，沿长江布防，准备随时迎击袁军南犯。并断然拒绝袁世凯通过黎元洪要他“洁身引退，举贤自代”的劝告。李烈钧的态度虽很坚定，但江西1省毕竟兵力单薄，在缺乏其他各省配合的情况下，李的处境不免孤立。李烈钧与袁世凯发生尖锐冲突是在江西民政长问题引起的。李烈钧是最早坚决反对“军民分治”的，自然被袁世凯视作眼中钉。他更针对袁世凯的“中央集权”，提出“地方集权”的口号。李烈钧的“地方集权”得到国民党人的支持，国民党人马君武称李为本党主张的第一贤豪。袁世凯更加愤恨李烈钧。共和党曾拉拢李烈钧入党，举李为共和党江西支部长，李辞不就，引起共和党人不满。后来共和党人在江西活动，同李烈钧的江西都督府不断发生矛盾。李烈钧为了加强在江西的政权建设，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实行了革命的专政。诸如在禁烟、国民捐和筹饷等问题上，都采取了严厉的手段来对付当地豪绅。这更激起了共和党人的愤怒，把他称为“江西王”，并从各方面帮助袁世凯铲除李烈钧。1912年12月10日，在袁世凯指使下，由原江西第3旅旅长余鹤松在南昌发动兵变。余原为李烈钧的同学，和李关系甚好，由于李将余部编入其他军队主义论”，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支持帝国主义战争。他否，委余为省府顾问，余心不愿，遂跑到北京谒袁，辞令之间，对李颇露不满。袁知可利用，遂给以咨议名义，月支300元叫他到赣便宜行事，只要能够倒李，就任他为江西都督。于是，余返回南昌运动旧部，策动兵变。在兵变发生前，李烈钧曾考虑缓和他同袁世凯之间的矛盾，推荐前清候补道、署理江西按察使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汪曾任前清武备学堂总监，与李烈钧有师生之谊。李派人同汪联系，汪表示同意。但这本是李的一种考虑，并未正式提出。兵变发生后，李烈钧迫于形势，致电袁世凯，对兵变引咎自责，又在都督府会议上决定实行军民分治，并向袁世凯推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报刚刚发出4个小时，就接到了袁世凯发布任命汪瑞闿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这种怪现象不能不引起李烈钧的怀疑。他本来是反对军民分治最积极的人，只是由于兵变的压力，才不得已把不久前设想让汪瑞闿出任民政长一事正式提出。袁世凯这么异常任命汪瑞闿为民政长，袁、汪是否勾结？李本打算给汪以民政长虚职命后俄国工人发起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指出它，如果袁、汪勾结起来，对李十分不利。实际情况是：汪认为李既叫他任省长，江西方面已不成问题。惟闻袁和李极不睦，专凭李荐，袁未必允，若先到北京和袁接洽妥当，岂不更好。遂进京谒袁，述李荐他为省长固然好，但甚愿谓大总统径行任命，不由地方大吏推荐，这不是表示中国更统一么！袁见汪主动上门，正可借他来牵制李，所以在李请简汪任民政长的电报后，立即给予任命。这时，李烈钧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但事已无可奈何，只好暗中布置抵制。在李烈钧策动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历数汪瑞闿在前清时的种种劣迹，对他出任民政长表示极力反对，誓不承认。国民党江西支部则以“省长简任须经民选”等理由对盲目崇拜经典，注重学术研究与实际的结合。主张对外开，要求袁将简任民政长之成命收回。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通令声称：“民政长一职由国家设置，汪瑞闿到任后能否任职，国家自有法令，功过原无所逃，该协会等种种指陈，无论虚实，既有溯及既往之谈，尤属党同伐异之见。至于所称誓不承认一语，查任官依照约法并无须某会承认之条，似此未免弁髦约法。”袁饬李烈钧“传知该协会等，嗣后务遵法律，各守范围，勿得自滋纷扰。”江瑞闿由于有袁世凯撑腰，有恃无恐，便乘船到南昌上任，受到共和党人和当时共和党人占优势的江西省议会的欢迎。李烈钧表面上也表示欢迎，隆重接待，并在都督府政务会议上，表示将贯彻军民分治，但暗中则积极布置驱汪。南昌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有人提出武力驱汪，也有人主张“举代表告汪，速离省城，否则人民激于义愤而有暴动思潮，德国奥斯特瓦尔德首先提出。认为一切事物都归结为，我两界难负保护之责。”汪瑞闿即逃离行馆，于第二天函告李烈钧，声称赴沪就医。同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李烈钧表面派人挽留，汪在当天下午乘船离南昌，经九江，前往武汉。袁世凯电准给汪病假20天，责令李烈钧从速筹划分治事宜，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以专责成而清权限，毋再延缓。李烈钧复电，表示将接受军民分治，但又说：“烈钧承乏江右，本由省议会所公举，大总统所任命，重以乡梓义务，未敢告劳。现在正式议会形将成立，于此数月内，拟即勉为其难，于军民要政担任完全责任。一俟正式国会、省议会成立后，即当呈请大总统分别简任贤能，以期共臻郅治。”他在这份电报中，实际上拒绝让汪瑞闿返任。汪瑞闿被逐后，共和党人开展了更加猛烈的反对李烈钧的活动。共和党人派人在浔游说各界，逐日集议主张推翻李督，派谢熊赴汉联络汪瑞闿同谋进行。共和党人发动江西各团体以“李烈钧违法殃民”联合赴京请愿，并公布李烈钧的14条“罪状”。是时谣言四起略原则，还阐述了关于武装起义的基本思想。，人心恐惶。舆论哄传有中央派兵送民政长重行至赣之说，又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为镇守使之说，形势颇为紧张。此时恰好李烈钧从日本先前订购的步枪700支、子弹300万发，由英国商船运抵九江。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命令参谋部和陆军部以这批军火未经陆军部批准为由，密令此时已投靠袁世凯的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克安扣留这批军火后，又害怕李烈钧以强硬手段进行报复，便致电陈宦、段祺瑞，要求调张勋部和海军兵舰到九江一带接济。不久，就传出从下游来军舰8艘停泊九江，2艘停泊湖口，张怀芝将来江西镇抚的消息。李烈钧通电陆、参二部，说明这批军火是经过合法手续的，要求发还。段祺瑞复电，诈称“此项枪弹已分给各水兵师军队”，拒绝李的要求。李当即通电再次坚决要求发还。黎元洪的暗探程守箴、邓汉祥将在南昌了解的情况报告给黎，黎便向陆军部密报：“赣省刻下群情愤激，对于中央颇起恶感的原因，在于李督以中央之防赣省，几如寇敌理的经验”，再产生人们的意识。提出“普遍代换说”，用精，人情觉不能忍。”他主张陆军部将所扣军火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如何野心，此区区军火，亦何济事！窃视李督似非甘冒大不韪者。”至于所传中央有派张勋或岑春煊任江西镇抚之说，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海军楚谦舰奉命提取枪械，赣军蔡锐霆部屯扎岸上，声言如敢装运，立即开炮还击。双方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此时，黎元洪发的调解赣事通电到达，戈克安派人登舰请楚谦舰长王克熊上岸协商，由于王克熊电陆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结。”李烈钧的强硬立场，使袁世凯终于不敢强行提取这批军火。黎元洪提出的调解条件是：发还军火，以平赣人之疑虑；迎回汪民政长，惩办生事之人，以重政府之威信，黎元洪想以政府放行军械的微小让步国家里虽被否定但也被肯定，国家必然是个人自我牺牲即自，来换取李烈钧对汪端闿回任民政长的同意，这自然对袁有利。李烈钧通电拒绝了黎元洪所提出的撤兵、迎汪、惩凶三个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永久计划，汪公未来之前。即已实行；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确非少数人民意思；汪公当日去赣，并无个人胁迫之行为，即无从根究。”李烈钧愤然表示：“烈钧奔走国事将近10年，乃不意昔日以革命不能见容于满清者，今共和告成，转不能见信于民国政府。”黎元洪调解未成，袁世凯不再让步，他发出通电，坚持“由都督、议会公派代表迎汪民政长莅职”，并强硬表示：“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在，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李烈钧也不退让，他多方布置，志极坚定。正当李烈钧同袁世凯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江西省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等串通民主党人，用江西临时省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5团体的名义，在汉口密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孝悌忠信儒家所倡导的四德。《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而靖地方”。共和党人梅光远也以江西公会名义，由上海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威望素著大员为镇抚使，偕民政长莅省慰众庶之渴怀，宣中央之威信，正纲纪而戢奸谋。”郭同等在汉口用5团体名义发给袁世凯的那份要求武力解决江西问题的密电，被李烈钧派驻北京的俞应麓所探获，乃撮抄原电告李烈钧，请其饬各机关速电中央解释。于是，李烈钧乃将俞电油印数函分发省议会及各公团，附以最猛厉之辞，要求各团体自行再电中央取消前电。于是，江西各团体纷纷通电指责郭同的捏名窃发的行为。江西凡有血气者，闻请派镇抚使带兵来赣之电，莫不怒发冲冠。而商务总会、教育总会各公团被盗名尤属无辜受屈，经详细调查，确系郭同所为，是可忍，孰不可忍。江西教育总会、商船总会、工商勇进会、铁道协会、国民会、社会党等10余团体，亦通电声明：“此次赣省反对汪瑞闿实出于各界公愤，并非一二怀私报怨者之所为，且非以中央简民政长而反对，实反对汪瑞闿不能任民政长，同人等宁可牺牲性命而决不能听汪瑞闿贻害江西。”南昌各团体召开江西公民联合会大会，反对汪瑞闿返赣及中央违法颁布省官制，有数千人参加大会。会议通电各省：“吾赣自不认汪瑞闿为民政长以来，一二怀私挟怨之不肖赣人，如郭同、李国珍、梅光远等，在京沪间散布谣言，构成疑窦，遂致外间腾喧沸之声，内部兆恐惶之象。而陆军部扣留江西军械，海军部派赴九江兵舰之事，亦因之前后发生。同人等窃为此惧。……而又适值临时省会已停，正式省会未立，机关不备，维系无人，爱于本月三号，集会全省各界，各公团并请李都督暨各司长莅临开联合大会。当经议决，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除电请袁大总统将江西民政长汪瑞闿成命收回，并祈命陆海军部掷还军械，退去兵舰，暨电请参议院提出质问外，尤不能不环告同胞。……再前月八号，大总统乘参议院休会期中，擅以命令颁布省制，以及各种文武官制，显系出于专制，实有背于共和。吾民若不抵死力争，则约法几等弁髦，民国将成泡影，履霜坚冰，宜防其渐。伏冀共表同情，感伸公论，以维政体而巩民权。幸甚！”这份通电发出后，政治上拥袁的云、贵、川、桂四省都督，蔡锷、唐继尧、胡景伊、陆荣廷联名发出声讨“阴谋窃割”的通电，其电说：“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国民公敌。吾辈责任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蹈危亡！”矛头直指李烈钧。共和党籍参议员郭同、李国珍、陈国祥、籍忠寅等24人，在参议院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质问书，列举李烈钧武力驱汪、越权调动军队、擅自扩大军队编制、下令征兵、私购军火等5大罪状，质问袁世凯政府为什么“任其帝制自雄，不加惩究”。旅居京、沪的江西籍共和党人梅光远、吴宗慈、陈三立、谢远涵等则联名通电，宣告李烈钧“罪状”，“痛陈李烈钧祸赣之实情。”一时，声讨李烈钧之声，甚嚣尘上。袁世凯看到他不仅有共和党、民主党，而且有掌握实际军政权力的西南4省都督的支持，气焰更加嚣张。他阅4都督声讨电，益形愤慨，当即拟一长电，他致4都督及各省长官，表示“本大总统若再曲予优容，非惟辜负众望，实亦矛盾初衷，惟有牺牲一身保全大局，竭我绵力，殄此么魔。”接着，国务院传出大总统以除暴安良为天职的通电，表示“一息尚存，总以除暴安良为天职”，摆出一副即将出兵镇压的架势。李烈钧面对袁世凯和拥袁势力，坚决进行反击。他用“江西全省公民联合会”名义发出通电，指责袁世凯简放汪瑞闿为民政长，是既无择贤之哲，又无体察民意之诚哲学家。曾任法兰克福大学讲师，并参加法兰克福社会研究，不知共和国政府以人民为主。指责旅京、沪的江西绅耆的通电攻讦，是一小撮奸佞僻拗之人贪个人私利置地方于不顾，颠倒黑白，吹毛求疵，适于江西大多数人民公意相反；批评袁世凯扣留军械，派军舰驻扎九江等种种不当行为。李烈钧在军事上则加强吴城、姑塘、湖口、德安一带的布置，严密监视戈克安控制下的九江，同停泊在长江中的军舰对峙，形势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程德全、柏文蔚、朱瑞、黄兴、谭延闿等纷纷出面调解，主张和平解决。这时袁世凯鉴于正值召开正式国会，选举大总统的前夕，而且还没有得到银行团的“善后大借款”，发动内战的时机尚不成熟，于是委任隶籍国民党并同南方军人有关系的王芝祥为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准备调李烈钧入京。但王芝祥立即识破袁世凯挑动国民党人内讧的阴谋，便以“不宜纯用手段，反启纷争”为由，拒绝上任。袁只得改派王芝祥为“查办使”，南下查办江西事件。王芝祥离京南下的消息传出后，共和党人认为王是国民党人，必然偏向李烈钧，群起而反之。袁世凯看到共和党对王芝祥赴赣有所误会，赶忙电告共和党理事长黎元洪说：“铁珊（王芝祥字）此行不啻代表鄙人与赣中人士握手，掬诚相见，该省人民或不知中央之用意，不免又生误会，请贵处速派人员，前往开示此意，以释赣人之疑虑。”共和党人反对王芝祥到江西的活动方才停止。袁世凯又派耿毅作为王芝祥的副手。耿是革命党人，曾任同盟会广西支部长。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耿到北京在总统府任职。袁见耿同南方军人关系较多，准备加以收买利用，耿虚与委蛇。耿同李烈均关系素来密切揭示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科学，就利用王艺祥赴江西前先到上海会晤黄兴的时机，先王芝祥到南昌，同李烈钧密议对付袁世凯的策略。王芝祥到南昌后当即表示：“汪民政长决不再来，将来由李督兼署或另简人，此时未能预定。军械扣留案，陆军部嘱兄弟看江西枪弹是否足用，是用则归中央，不足则发还江西。此案政府已表示退让之意，当不难了结。”袁世凯发布了如数发还所扣江西军火和任命赵从蕃任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烈钧通电表示欢迎。袁世凯退让，除因发动内战时机尚未成熟外，英商向袁氏政府行索取“耽延赔偿费”，每天索价200两，从1913年1月28日算起心主义经验论是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流之一。②狭义的指，这使袁政府在经济上有颇大压力。因此，袁世凯令王芝祥解决赣事，“迅则妙”。李烈钧并未就此罢休，江西省议会换届，使李烈钧在江西的处境改善，换届后的省议会不再是共和党人占优势，因此，省议会在李烈钧的支持和策划下，发出通电说：本会前不承认汪民政长，纯为恪守约法起见。文电改委赵从蕃署江西民政长，窃地方官制未经参议院通过，民政长一职，在法律上无委署之依据，况正式国会成立在即，此次官制当俟议决践行。若于约法有效时期骤事变更，无论改委何人，赣民抵死不能承认。本会为人民代表，断难缄默。伏乞收回成命，以维约法而顺舆情。省议会拒赵，袁世凯极为恼怒，立即致电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莫此为甚”，扬言“该省会苟能幡然省误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自可勿庸置议；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大局。”江西省议会毫不后退，针对袁电发出通电说：“民政长为大总统命令官制中之一，吾人民既绝对不承认此代法律之命令，即当然不承认此命令官制中之民政长。本省拒汪一案，业经电中央查照，讵中央复简赵从蕃为赣民政长，命令官制必欲实行，专制进步一日千里。本会不敢冒昧服从，躬为祸首，谨就事实，聊布腹心。”李烈钧在接收了被袁世凯扣留两个多月的军械后，立即采取措施驱逐戈克安。他首先以“本省沿江炮台，共计6台，延长百余里，仅设总台官1员，指挥殊多不便”为由，下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委任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湖口东、西两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委任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均归“本都督直接指挥”。并命令将戈克安所指挥的驻浔第9团编入第1师。这样就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完全剥夺了。同时，李烈钧又命令第1师师长欧阳武，在沙河没司令部，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准备以武力解决，戈克安一日数电向北京告急。王芝祥闻讯从南昌赴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下令：“戈克安着来京面询事件，其九江镇守使事务任命王芝祥暂行兼管。附近各军均归王芝祥节制调遣。”李烈钧宣布：“现已奉令调戈镇守使入京，浔事由王上将暂行兼理。地方安宁，人心大定。”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这也是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在许多问题上的斗争，赢得的唯一的一次胜利。这次胜利，由于李烈钧有一省作为据点，手中握有一定的武装力量，立场坚定，并在斗争中比较讲究策略。这是1912年底至1913年4月初的事。

第四十二章　恐怖武昌

袁世凯采取收买分裂革命党的策略，革命党人武力倒袁的主张一再受挫，法律解决的希望全属幻想，袁世凯的态度又日趋强硬起来，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起来。在革命党人中首先出来进行调停活动的是谭人凤。他于4月底到5月初和王芝祥一起在上海积极奔走，联络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的一些督抚和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温宗尧等人出来主持公道。岑春煊以恐其不听辞。谭人凤加以激励说：“公等与袁资望平等，听不听由他，言与不言则视公等之爱国心如何也。若坐视南北决裂，不出赞一词，人将不蔑公等乎？”岑春煊、李经羲乃慨允。岑领衔，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温宗尧、王芝祥、高而谦、蓝建枢、杜锡圭、张其锽等10人签名致袁世凯和各界通电说：“政府与人民未能相见以诚，一事发生，是非各走极端，相持益急，纷扰日甚。祸机既伏，大局垂危，国事如斯，安忍坐视。”他们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定，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希望袁世凯能够采纳。又有于右任到京，自称为孙中山、黄兴全权代表，谒见袁世凯，提出调和3条件：其一、宋案要求赵秉钧到案；其二，要求撤回派往军队；其三的。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组织国民党内阁。并谓此为国民党最后之忠告。袁世凯回答道：“宋案尚未水落石出，究竟赵秉钧有无关系，并不能确定，自当保全赵之人格，无到案之理由。至于所派往军队，究何所指。如指张勋、倪嗣冲之兵，则张、倪两军本驻扎该处，并非派往，武胜关以南之军队，则系黎副总统电请派往，镇压地方，黎副总统未请撤回，中央不能卸责。惟政党内阁一层，毫无疑义，盖议会中谁党占多数，即以谁党组织内阁，实属当然之事。”显然，袁世凯的态度已十分蛮横。他又复电岑春煊等，断然拒绝他们所提出的调和条件，他说：“当宋君被刺之始，尚未获凶，即有人预设成心，诬指政府。继又凭影射之词，牵混之据，断章取义之电文，预侵法官独立职权，实为文明国所未有。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袁世凯对岑等电文所提出的借款、政府干涉制定宪法问题，逐条强辩。那些拥袁的各省都督和北洋将领，紧密配合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开展猛烈抨击，并发出战争叫嚣。背叛同盟会的陕西都督张凤闿、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河南都督张镇芳、甘肃护都督张炳华等通电责骂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本文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不爱国家，谗说殄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断以借款冀逞阴谋。”声称：“自今以后，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定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与国民共弃之。”袁世凯对态度缓和的黄兴也不留情，他悍然发布命令，取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谭人凤的调停活动仍在加紧进行。他和王芝祥进京会见袁世凯，袁态度极为强硬地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袁世凯痛诋黄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谭人凤见难再多说，只得告辞。第二天谭人凤去武昌前向袁辞行。袁世凯和颜悦色地说：“先生此来甚好，民国疮痍未起，诚不愿再见动乱，兵队可否撤退“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唐孔颖达疏：“天有悬象而，还清与黎副总统相商。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不然，我受国民付托，不得不以土匪目之矣。”谭人凤抱一线和平希望来到武昌，会见黎元洪，告诉他在京与袁所谈之事。黎断然说：“李烈钧跋扈桀骜，中央即允留，尚有13省都督不承认，势非撤不可。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袁世凯做好了经济、军事、政治上的准备，便于5月21日召见梁士诏、段芝贵、曾彝进时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亦未尝不愿，但今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袁世凯要求把他的话传给国民党人，并说这是他负责任的话。袁世凯、黎元洪又加紧收买、分化李烈钧的部下，逼李自动下台。黎元洪密电驻守九江的赣军第1师师长欧阳武，暗示以推荐他代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要他退军撤防。第2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也先后被袁世凯收买，与袁私通款曲。袁又买通众议员欧阳成主义的进步冒充为普遍的、永恒的进步，鼓吹资本主义“和，由欧阳成向他弟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电李烈钧，要求撤退前沿部队，以利和平解决。黎元洪派黄祖徽到南昌会见李烈钧协商调停办法。李烈钧迫于内外压力，不能不表示退让，他通过省议会提出双方将军队后撤，中央实行责任内阁制，省长民选，不得撤换赣督等4项妥协条件。袁世凯和黎元洪不接受这些条件，黎元洪向李烈钧提出最后方案：“（1）请公开声明服从中央；（2）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3）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充任。”限李10日内答复。李烈钧自然不会接收，他通过江西省议会加以拒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当江西局势紧张的时候，5月29日凌晨，在上海发生了攻打制造局的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5月中旬，张尧卿、柳人环等到上海，以孟渊旅社为据点，用黄兴、陈其美的名义，运动混成第3旅下级军官，密谋起事。又联络上海籍工党领袖徐企文，由于徐熟悉上海情形，请他出面组织。张尧卿等在夜间摆花酒7台，号召本埠之军官赴宴密议。伪称张为黄兴代表，柳念陈其美代表。此事被第3旅旅长李英石知悉，电告程德全，程复电要求立即将张尧卿等人拿解南京究办。赴宴之军官中有数人与陈其美相识，便去访问陈其美，曰：“昨夕曾蒙招饮，感谢之至。先生与张、柳诸君所议之事，我等大表同情，请随时指挥可也。”陈其美立即表示：“余并未摆酒议事，黄克强先生亦未有此举，请速关照昨夕赴宴之人及各营同志，万勿为他人所愚。当此建设伊始，国民元气未复，我人须以大局为前提。”来人恍然而退。黄兴、陈其美得知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便派黄郛去南京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又告知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陈榥得知情报后，派间谍打入内部进行侦察，并做了周密的布置。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29日凌晨1时，张尧卿自任总司令，会同徐企文、柳人环等率100余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分3批冒大雨进攻制造局，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除少数人被捕外，多数人逃散。张尧卿等起事失败后，陈其美赴制造局，会见陈榥，并发表谈话，暗示此次事件系内务部勾结“南方败类”冒名捣乱。陈其美的这行径，受到激进分子何海鸣的谴责，何就此事说：“徐企文之失败，系前沪军都督告密所致。事后，且诬柳人环、徐企文等为袁之侦探。自残同类，如此其剧。”柳人环失败后，带10多人跑到江西，想投靠反袁最为坚决的李烈钧。他们来到南昌求见李烈钧，不料遭到李烈钧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回电说：“张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办，以表白克强之心，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李烈钧派军警逮捕了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13人，准备将柳、文、卢等人解往江苏交程德全处理。当时担任李烈钧秘书的铁血监视团团长何海鸣，向李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海鸣见革命党人自相残杀，十分痛心，愤而离赣赴沪。后来，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于9月8日，与徐企文等同日被处死。徐、柳等人表现得相当英勇。徐企文公开承认参与起事，“专以巩固共和，声讨民贼”为目的。唐尧臣在被讯时声称：“因观时局艰难，刻下虽称共和，实与专制无异，是以此出。”临刑时，立而不跪，声称“起事之事，系我威逼士兵而去，兵士实出无意”。反袁坚决的李烈钧也同样为了保全自己而出卖了同类。但是，在他逮捕了柳人环等人4天后，袁世凯便把他免职了。从欧洲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和蔡元培，仍对袁世凯报有幻想，他们同胡瑛通过赵凤昌请程德全、张謇致电袁世凯，进行调解，并要求袁世凯暂不撤换国民党都督。袁世凯不予理睬，于6月9日突然下令免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并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部下，贺国昌是李烈钧都督府的顾问。袁世凯企图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李烈钧决定同袁世凯斗争到底，有人问李烈钧反袁的结果如何？李回答说：“一定打仗。”问：“打仗胜负如何？”李答：“国民党一定失败。因为国民党虽有5省（江西、安徽、江苏、广东、湖南），但一盘散沙，互无联系，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孙、黄二人意见又不一致，孙中山的话很多人都不听。”问：“如果打败，都督又何以自处呢？”李说：“打不赢也要打，打败了就走路。我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不是北洋派，我只有打，这是我的人格问题。”孙中山在袁世凯宣布解除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务后，决心不顾一切举兵讨袁。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去见孙中山和黄兴时，孙断然表示：“本人无论如何将以冒进主义一举去袁。”为了起兵讨袁，孙中山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和马君武、白逾桓、邵元冲4人到南昌对李烈钧进行动员。孙中山发表宣言，指出：袁氏专为私谋，倒行不已，以致东南人民荷戈而逐，旬日之内，相连并发。大势如此，国家安危，人民生死，胥系于袁氏一人之去留。……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孙中山同时向参议院、众议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各军师、旅、发出通电：今袁氏种种违法，天下所知，东南人民迫不得已，以武力济法律之穷，非惟其情可哀，其义亦至正。……当此存亡之绝续之际，望以民命为重，以国危为急，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对此袁世凯发表命令：捉到黄兴赏洋10万元，捉到陈其美赏洋5万元。张继等人奉孙中山之命来到南昌，动员李烈钧起兵讨袁。李烈钧并没立即举兵讨袁，而是通电下野。李烈钧接到解职令，召集部下商讨对策，一些将领建议“即行通电否认此乱命”。赵正平觉得事体重大献上一计：“不如先行电询湘、皖、粤诸省，再行决定。”并当即起草电稿，用密电急发，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督谭延闿主张从众意；皖督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督胡汉民且言他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督孙道仁也含糊。李烈钧反袁的主张得不到同盟者的积极响应，因而有所顾虑，再者袁世凯收买了他的部下，他感到内部不稳。在京议员徐秀钧密电李烈钧：“赣省上级军官悉与中央通，多不足恃，须从速计划。”李闻之胆落。第2师刘师长等指天誓日，议决派张鲁藩、陈泽霈、周斌到浔游说欧阳师长，勿为中央毒计。那欧阳已被袁提为护军使，趋向已定，张、陈、周探知后电李，李乃悔用人不当，兵权旁落，且财政又极支绌，便打起退堂鼓，决定下野。李烈钧宣布下野后，于6月15日离开南昌前往上海。路过湖口时，约见耿毅、李明扬、周璧阶、卓仁机等一群英俊青年军官，大家都主张立刻兴兵讨袁，并说：“再延时日，袁定派大军压境，欧阳武为了清理内部，也会收拾我们。”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李烈钧途经安庆，同柏文蔚会晤后，由柏派军舰护送至南京，改乘火车到沪。这时，孙中山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港、澳，李烈钧便留滞上海。欧阳武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即致电黎元洪报告筹划江西军政事务的打算，并表示：“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接着，他就任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欧阳武从九江前往南昌，道经湖口时，下令遣散李烈钧命水巡总监蔡锐霆将内河水巡炮船之兵调集湖口训练的调训团。他抵南昌接管了都督印信后，即着手破坏李烈均的备战措施，将沿江部队撤回腹地，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使江西的防务受到削弱。李烈钧、胡汉民相继被免职，使革命党人内部武力讨袁的主张逐渐占了上风。坚持法律倒袁但也未放弃为讨袁做准备的黄兴，在李烈钧被免职的第3天，便着手规划讨袁的实际部署，并把重点首先放在湖北。黄兴早在3月下旬就派田桐拿着他给湖北革命党人的信去武汉。田桐在武汉先与季雨霖晤面，又由季召集黄兴信中所致诸人，在武昌昙华林举行了秘密会议。经讨论，议决先以宴会方式召集各方面，以言语暗中打动，联络有志于反袁倒黎的同志。季雨霖和田桐在汉南旅馆宴请各部队团以上、宪兵司令部营以上，以及政界人士，共约四五十人。宴罢，一部分人作了秘密商谈，决定组成改进团，以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为宗旨；以推翻今政府为主义。推季雨霖为团长，设秘密机关于汉口碧秀里，武昌中瀛街、大朝街、抚院街、巡通岭、鸿翔巷等处。改进团的主要成员采用喝酒、叙旧情等方式，联络军队中的党人，以他们所掌握的部队为基本力量，酝酿起事。由于湖北军队大量裁减，属于革命党人掌握的军队已经很少，改进团便广泛招纳退伍和失意的闲散军人，同时联络会党群众。旬日间达数万人。改进团制订了几套打倒黎元洪的方案，其一是打算利用原季雨霖的1团和都督府的60名校尉队，通过召开军事会议，劫持黎元洪，铲除顽固派，并宣布彼等造反，破坏革命，这样便从中取得实权，更利于以后行动。其二是先挑起吴醒汉所统之兵与蔡汉卿部下冲突，牵扯蔡部力量，并可乘混乱之机冲击都督府，推倒黎元洪。拟以蔡济民为都督，詹大悲为民政长。计划于4月6日起事。3月28日，黎元洪侦悉改进团的活动，他发现改进团分送各军的宣言书，大为骇异，悬赏万元捕拿张统，熊自豪2首领。在大智门某旅馆内将2人捉获，立即斩决。黎元洪将江南留鄂第1师黎天才部调入城内，负责各处巡哨查缉。为了捕获在租界活动的党人，黎又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要求：（1）租界内如有匪徒，经鄂政府查悉，鄂政府得直接派兵会同当地巡捕捕拿。（2）捕匪军队因为防范匪徒拒抗起见，得持械前往。（3）捕获匪徒即照引渡犯人之规定，不必经捕房之审问，可直接带回鄂政府讯办。（4）如因捕匪，租界内受有损失，鄂政府担任赔偿。这样，黎元洪便无所顾忌地在武汉三镇，包括租界内外，大肆搜捕改进团党人，缇骑四出，军警密布，拿获之犯，日有所闻。黎元洪乘改进团重要成员、碧秀里秘密机关负责人、第5旅中校参谋官容景芳等在汉口如寿里宴客联络时，派军警逮捕了在座人员，同时破获碧秀里机关。容景芳供出改进团发起人季雨霖、曾尚武，以及改进团活动计划。幸运的是，季雨霖、曾尚武、熊秉坤、詹大悲等主要成员已闻讯逃往上海。黎元洪下令通缉季、曾等，令以10日为限，自行回鄂投案对质。黎元洪还两次致电袁世凯，报告破案情形，要求袁饬令院部及各省都督、民政长、交涉使，通饬所属军警，悬赏缉拿，按律治罪。季、熊、曾均为首义功臣，黎元洪发出告示：“能生获季雨霖赏银10万；生获熊秉坤、曾尚武各赏银5万。”这引起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安徽都督柏文蔚发表通电，对黎元洪通缉季雨霖等提出抗议，责其轻听人言，误伤士类，要求黎立将佳电取销，并通告海内，以前此误听之故。黎元洪气急败坏，发电痛驳柏文蔚，斥其诬毁个人名誉，贻误国家全局。袁世凯配合黎元洪的行动，发布大总统令，将陆军中将勋二位季雨霖、陆军少将勋五位熊秉坤、步兵中校曾尚武、容景芳一并先行停职，归案查办，季雨霖、熊秉坤并褫夺勋位，即由该省组织军法会审，分别惩办。10日期满，黎元洪复又将期限延长10日。又10日满，黎元洪宣布将季雨霖、熊秉坤、曾尚武3人实行缺席审判。同案被捕的容景芳，王子英、管心源被判绞刑。容景芳虽然叛节，亦不能免；另有王神斧在审讯中变节，具吐实情，仍被判绞刑。临行刑前，赣、湘、皖、粤4省都督李烈钧、谭延闿、柏文蔚、胡汉民所发抗议通电到鄂，电文曰：“湖北乃首义之区，彼辈皆系革命志士，拥公而建立民国，勿能杀戮。”黎迫于舆论，未敢即杀，但直到袁世凯死去，方予以释放。在通辑季雨霖等人时，黎元洪对改进团党人进行残酷屠杀，大有血染长江之势。在3月25日至4月6日，10天内斩决共120名，拘禁未行刑者尚有百余人。这些还不包括军法局秘密斩决的数字。军法局秘密处决者已成一大片血场，其中19人系军政学各界知名人士。6月，袁世凯解除李烈钧等人职务，决心发动全面内战。面对这种局势，黄兴再次指示湖北党人，立即起义，先发制人，打乱袁世凯以及湖北为根据地进攻江西的部署。季雨霖、詹大悲、宁调元，熊越山等率同志多人先后由上海返回武汉，以季、詹、宁、熊住处以及汉口国民党交通部、《民国日报》社为机关，定名“临时鄂军机关部”，使用国民党的名义，决定联络军队及退伍士兵于6月25日夜发动起义，放火为号。一切布置均已成熟。可惜又事先被黎元洪探得讯息。24日，黎元洪即派军警会同法国巡捕包围《民国日报》馆，搜出文电、布告多件，内有通告湖北独立、组织北伐军，请各省协应，并起义宗旨、军人条例等语。25日又探悉秘密机关多处，拿获改进团党人50余人，均立即处决。这时军队已处在黎元洪的严密控制之下，对反袁的二次革命，各部队官长为保全职位计，外表赞同，内实观望，内心抱定成功则从，事败则离的主意。有的看到形势不利，甚至杀掉前来联络发动的革命党人。如钟仲衡即因亲去发动驻汉口附近铁路沿线某团，而被该团杀掉。所以当6月25日夜预定起义时，武昌城内外仅有3处放火发难，但没有得到响应，很快被早有戒备的黎元洪镇压下去。26日，又在汉口德租界日本所开的富贵馆内将起义重要领导人宁调元、熊越山拿获，日租界松乃家、九原公馆以及法租界伊达医院等处机关亦先后被破获，季雨霖、蔡济民、吴醒汉、詹大悲、熊秉坤等领导人逃往上海，蒋翊武、杨王鹏、钟畸、温楚珩等逃往湖南。驻天门县、岳口一带的章裕昆1营如期于6月25日发动，但很快失败。章只身逃走，黎元洪下令缉拿。驻沙洋之刘铁一团人迟于7月21日起兵，树“湖北讨袁军”旗帜，传檄各处，自称讨袁军鄂西总司令。黎元洪先后派出3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往剿，刘铁部仅五六百人，寡不敌众。刘铁逃跑，黎元洪悬赏3000元捉拿，后袁世凯下令悬赏1万元捉拿。刘铁逃亡日本。改进团第二次反袁倒黎起事至此全部失败，黎元洪再次进行血腥屠杀。自6月24日以后，日日擒斩，连续不绝，每日多则10余人，最多的1天杀了48人，少则二三人不等。革命党人机关被破获，亦无日无之。至7月上旬，为时满1旬，诛戮者已不下300余人，捕拿者尤众。7月下旬到9月初的40多天里，又杀了300余人，而军法监狱囚犯，由800余人增至1000余人，几无隙地。9月份黎元洪又杀了革命党近50人。时人称湖北省城为“暗无天日之湖北”，“恐怖时代之武昌”，“鬼哭人号之鄂垣”。革命党人报《民立报》抨击黎元洪“外假书生文饰，以盗宽仁之名，内则任用宵小，以行险残之实”，“叹黎元洪之残忍，殆为各都督冠”，“屠户之类名，赵尔丰不能独有矣。”在被杀的革命党人中，较著名的有宁调元、熊越山、蒋翊武等。宁、熊是被解至北京杀害的。蒋翊武在广西全州兴安县唐家冲被驻军统制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解桂林。黎元洪电袁世凯称：“蒋逆翊武……不予迅诛，终为巨患。可否饬陆都督从速执行，以昭显戮。出自钧裁。”袁世凯立即电陆荣廷，令其将蒋就地枪决。蒋翊武临刑前，从容不迫，仍向围观群众宣传革命。首义功人王国栋、胡捷三，以及钟伸衡、罗云锦、彭志超等亦均同案被杀。参议员居正、胡秉珂，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均以“照内乱罪”，革除其议员名义，有勋位及军职者，一律褫夺。谭人凤也被革去长江巡阅使职务。在逃的季雨霖、詹大悲、章裕昆等10余人也被袁世凯以大总统令通缉。《民国日报》，《震旦民报》遭到迫害。《大汉报》编辑余慈舫，是国民党中坚分子，被捕枪决。至此，湖北革命党人已被黎元洪摧残殆尽。

第一章　二次革命

袁世凯于6月30日又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的职务，改任柏为陕甘筹边使，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安徽革命党人张子刚、管鹏、王孟启、陈紫枫、孙师武、郑赞丞等都主张即时起义，拒绝孙多森来皖。但柏文蔚对革命党人内部在举兵讨袁问题上始终举棋不定不满，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他以未奉孙、黄命令，不宜轻举妄动为托词，不赞成立即举义。他致电段祺瑞表示交卸省亲和拒绝接受新任。柏文蔚于7月10日交卸都督后，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借以休息。孙中山不甘心不战而降，他同黄兴宴请李烈钧，动员李起兵发难。李于席间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江西第1F旅旅长林虎派遣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向李烈钧报告：“倘同志各省有意讨袁，我愿以本部首先发难，以报诸公持本部之苦衷。无论若何，总可望支持两星期，过此无援，亦可退湘边或粤边，再想办法。”李烈钧见江西部队士气旺盛，终于下定决心首先发难。他命李思广迅速回报林虎：“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型的差别。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经历了三种知识型，因而，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林虎得到回报，遂将情况分别通告江西其他将领方声涛、赵又新、耿毅、何子奇、蔡锐霆等人，密为准备。但是，李烈钧的活动很快被已叛降袁世凯的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侦知。陈立即向袁世凯密报说：“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他要求袁世凯电商黎元洪，就近派军队及兵轮来浔，以滋镇慑。袁世凯向北洋军驻湖北的李纯部下达命令说：“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诉李纯，已电黎元洪副总统派队前往，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质和无意识状态，称为“世界2”；第三世界是人类精神产物，以防意外。实际上，李纯在此之前，已根据黎元洪的密令，派遣第12旅吴鸿昌的第23团附机关枪一连，由圻春开往九江。李纯随后率第11混成旅旅长马继增部继续向九江挺进，并进驻九江，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当李纯部前锋进入九江地区后，林虎便急电南昌，要求护军使指示作何对付方法，并表示本团现已实行防御。林虎已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并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欧阳武虽然曾被袁世凯收买，但他得知北洋军李纯部入赣，大怒。他致电国务院抗议北洋军入赣，并提出辞职。他说：“伏念武奉大总统令为江西护军使，关于江西军事，应负完全责任。我在受事之初，当众宣布了副总统来电，决无北兵入境一步之语。今副总统即欲派兵来浔，亦当先询情形，与武接洽。今该军队到浔在先，副总统电到浔在后，虽有通告，已不及时。江西军队现有二师有余，万一因误会而生冲突，患不胜言。”欧阳武一面提出辞职，一面要求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黎元洪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置之不理，更将前锋推进到沙河一线，同林虎的防地仅距数里之遥。两军对峙，战争一触即发。在这关键时刻，李烈钧乘小轮来到湖口，他一面筹组讨袁军司令部，一面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党政机关说：“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欧阳武对李烈钧的行动并不支持，他严词答复说：“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欧阳派三人到湖口劝李烈钧离境，表示愿出3万元作李出洋的旅游费。李烈钧以生死以赴的坚决态度示意欧阳武不得阻挠起义。他对欧阳武的代表说：“烈钧亦知欧阳武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欧阳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欧阳武企图调动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他致电袁世凯说：“李烈钧到湖口，确系实事。9、10两团虽为所用，然此外非武之命不能调动者，似较该两团更强，现武调集南昌附近军队，竭力维持省垣外，并开两团往攻湖口。”但是，赣之军队毕竟是李烈钧的旧部，支持革命，欧阳武已经指挥不动了。这时，南昌的局面已为江西革命党人骨干分子俞应麓所控制。俞曾在李烈钧病假期间代理都督。江西议会更是李烈钧的拥护者。欧阳武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召集各界领袖会议，宣布辞职。他声称：“护军使本系军官，今既无调遣军队之能力，武何颜任此重职。”李烈钧在湖口作了进攻九江的军事部署。他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并通饬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其一、誓诛民贼袁世凯；其二、巩固共和政体；其三、保障中外人民的生命财产。江西省议会开大会宣布独立，公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江西首先举起了讨袁义旗，酝酿已久的二次革命终于在7月12日爆发。但是，起义一开始，李烈钧便存在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问题。江西有陆军两个师和1个混成旅，共10个团的兵力。李烈钧在军队中有较高的威信。但由于袁世凯收买分化，第1师师长欧阳武倒向袁世凯；第2师师长刘世钧在九江与袁世凯、黎元洪暗中通气，政治上已动摇不定。完全服从李烈钧领导的只有林虎的第1师第1旅（两个团），李明扬的第10团，周璧阶的第9团，卓仁机的机关枪大队，方声涛的新编旅（只有两个连兵力，营长陈铭枢、连长蒋光鼎）。李烈钧自兼任正面军司令，命江西混成旅旅长方声涛为右翼军司令，第1师第1旅旅长林虎为左翼军司令，并以江西讲武堂堂长夏之麒为总司令参谋长。7月12日拂晓，林虎兵分两路，一路向沙河镇挺进，一路出右翼袭击十里铺的北军。北洋前线指挥官第6师师长李纯，一面命驻沙河镇的吴鸿昌团阻击，一面命驻十里铺的肖安团向沙河迂回前进，抄袭赣军后路。肖团于途中同林虎派出的部队发生遭遇战。激战竟日，讨袁军初战获胜，占领沙河镇，迫使敌人退守瓜子岭。当林虎部队在沙河一线投入战斗后，方声涛所指挥的部队从姑塘向九江城东侧进攻，因水路木船运输困难，行动阻滞，没能同林虎部同时发动进攻，到13日夜才进入阵地，士气激昂，一个个磨拳擦掌，打算入九江城吃早饭。但通讯联络不畅，方声涛听沙河方面枪炮声已停止，误以为是攻不上去，便下令部队退回原地。部队接到退回原位的命令，士气沮丧，官兵都躺在路上睡觉了。严重影响战局的发展。在九江城的赣军团长伍毓瑞、李定魁协谋趁北洋军增援部队未到前线之前，迅速消灭北洋军驻在城内的部队，然后率部开赴德安，从翼侧攻击九江以南的北洋军，配合林虎作战。但是由于李定魁违约按兵不动，伍毓瑞见事态暴露，情况突变，独自逃离九江前往湖口，所部2个营，1个营转移湖口，1个营投附赣军驻九江城内的第2师师长刘世钧。李纯在沙河战役受挫后，急忙调整部署，集中大部分兵力向林虎部反扑，他集中3个团的兵力向沙河镇一线猛烈进攻。林虎率部奋勇抵抗，激战9个小时，不支，向蓝桥方面撤退。李纯因援军未到，后路空虚，浔城赣军时有袭击十里铺之警报，不得不令北洋军保持现状。这时驻德安的李定魁团1营营长郭懋修策动叛变，虽经林虎发觉，立予平定，但军心动摇，从此无力出攻。黎元洪致电驻孝感的北洋军第2师师长王占元，要他迅速将该师驻湖北的各部开赴九江，进攻湖口，并配合李纯进攻德安。王占元立即派驻汉口附近的两个团开赴九江。第2师其余部队，拟等北洋军援军开到湖北接防后，再向九江集中。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统一指挥前线作战部队，段归黎元洪节制。林虎左翼军进攻失败后，右翼军司令方声涛率第9团和机关枪两连，以及新从湖口前来增援的伍毓瑞团的两个营，右翼军共计5000余人，分左右两路，由姑塘向九江东南的金鸡坡炮台发起进攻。在这场相当激烈的战斗中，赣军第9团团长周璧阶身先士卒奋力冲杀，不幸阵亡。周璧阶阵亡后，军心有些动摇，已被戈克安、陈廷训收买的第9团营长龚星胜，于撤退途中，带领两个营及炮队、机关枪队，偷过六把桥、琵琶湖的赣军前哨绕道金鸡坡，向北洋军投降。方声涛的右翼军兵力大减，失去了进攻的能力。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8营抵达九江。海军次长汤芗铭也指挥舰队配合北洋军进攻。段芝贵以李纯为左司令，王占元为右司令，命李纯一部驻守十里铺同林虎部相持，以掩护北军右翼安全外，其余各部会同海军军舰队进攻湖口。北洋军分3路向湖口一线进攻。一路由第6师22团团长张敬尧率所部从金鸡坡出发，经新港、灰山、回峰矶，攻占西炮台。张部在新港遇赣军3000人极力抗拒，甚为猛悍，经激烈战斗后将新港占领。尔后，张敬尧乘黑夜在灰山、回峰矶设伏。次日晨，张部经4个小时的激战，攻占了三面临水一面依山的灰山和回峰矶，接着占领了西炮台。北洋军的另一路由第2师鲍贵卿旅为主力，于夜间乘船从官牌夹出发，沿长江东进，偷渡鄱阳湖口，利用浓雾于湖口以东抢滩登陆，在汤芗铭的四艘军舰配合下，向东炮台开炮轰击。赣军湖口守备司令何子奇指挥炮台守兵装弹开炮。但湖口炮台的射程不过六七千米，而敌舰的炮火射程却达万米以外。军舰摸清情况后，把军舰开至炮台炮射程以外，向炮台开炮。7月25日，湖口终于被北洋军攻陷。李烈钧率守军从水路退守吴城。驻守在姑塘一线的方声涛部，又遭到北洋军第三路王金镜旅的猛攻。方部伍毓瑞所率领的第3营，同由南昌前来支援的独立营，以及一个连，同北军在狭市激战一昼夜。7月26日，方声涛放弃坚守多天的姑塘，率部退往吴城。北洋军攻占湖口、姑塘后，段芝贵令李纯率第6师及第1师一部，向驻守在瑞昌、蓝城一线的赣军林虎部发动攻击。林虎鉴于蓝桥地形开阔，易招敌迂回侧击，便稍加抵抗后撤离蓝桥，退守老黄门。老黄门三面环山，一面山口险狭，铁路穿山而过，是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林虎在此构筑阵地，组织防御。北洋军两个团轮番向老黄门进攻。林虎指挥部队顽强抗击，使北洋军遭到沉重的打击。敌主力1连仅剩8人。李纯连夜休整后的22团乘火车来老黄门支援。北洋军分3路进攻赣军阵地。林虎旅奋力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弃守老黄门，经德安退往建昌。北洋军攻占老黄门后，又不战而下德安。8月7日起，北军以南昌为目标，分路前进，一路由陆路攻建昌，一路由水路攻吴城，然后合击南昌。林虎军在众寡悬殊情况下，不待敌人进攻，即放弃建昌，退守山下渡，林虎本打算联络南昌守军，凭险力战，以待湘、粤援军，可是，南昌复失，友军无踪迹，回顾徘徊，只得经奉新退往湘赣边界。李烈钧在吴城命方声涛整顿撤回部队，负责防务。北洋军马继增部70余人化装成难民模样。乘民船数艘，利用夜雾大风直驶吴城东岸，驻守望夫亭的炮兵营长刘棱受其蒙蔽，没有发炮阻止。北军一跃登岸，发枪攻击，守军仓卒抵抗，陷于混乱。北洋军马继增部随后进抵吴城，赣军不支，吴城失陷，李烈钧退往南昌。欧阳武见李烈钧失陷吴城，即将回到南昌，他便逃离南昌，赴青山，自称止戈和尚。欧阳武的两营护兵为宪兵司令廖伯琅控制。廖伯琅和警察总监阎思荣有叛变企图。李烈钧到达南昌城，廖闭门不纳。李烈钧打电话责问廖伯琅，并命士兵越城而上，打开城门，始得入城。李烈钧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来见，被卫兵剥下衣服押着进来。李烈钧见到他，便叫人把军服、军刀交还给他，叫他穿好军服，并不责怪他，只是怪自己无用，打了败仗。廖伯琅回去后自觉不安，逃往赣州。李烈钧重整军队，任命伍毓瑞为南昌卫戌司令，在南昌东北20公里的樵舍、南昌北16公里的乐化一线，部署防线。在牛行附近选择据点，布置第二道防线，同时架设浮桥，以便交通。李纯军进攻樵舍，伍毓瑞率领4、5营兵力，抵抗李纯1师之众，众寡悬殊，经过激烈战斗后，放弃樵舍，退守牛行防线。伍毓瑞又在南昌近郊与北洋军战斗，终不能敌。伍毓瑞率所部向进贤撤退。途中，将部队解散。伍经浙江、上海、转赴日本亡命。李烈钧在南昌失陷前，看到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久不至，赣苦战，弹尽力疲，难以继续坚持。湘督谭延又来电劝他赴湖南，部下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劝他去湘；伍毓瑞向他报告前线败退情况，劝他先行撤退。于是，李烈钧同何子奇等人乘坐两艘快轮，经樟树镇，向赣、湘边境撤退。李烈钧到萍乡后，与唐蟒率领的湘军援赣部队会合。又在袁州同林虎研究赣军的善后问题，然后带领少数亲信和随员，乘火车去长沙。李烈钧9月2日到达长沙时，谭延闿虽然已经宣布湖南取消独立，但并不打算同革命党人断绝关系。他害怕公开接待李烈钧，被袁世凯知道抓住把柄，特安排一乘大轿，将李抬到日本驻长沙领事馆，在那里同李会晤。在他安排下，由日本领事馆掩护，经上海去日本。林虎所部则由谭延闿电请袁世凯同意，由湖南收缴枪械，按退伍的办法出资遣散。林虎本人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辗转流亡日本。湖南也曾宣布过独立。湖南自赣督李烈钧被免职，一批湘籍革命党人受黄兴等人派遣先后由沪、汉等地回省。在湖南的国民党内部原同盟会派程潜、周震鳞、唐蟒等人，坚决表示与袁世凯誓不两立，而以谭延闿为首的原立宪派则动摇退缩，顾虑重重。谭延闿本不赞成同袁世凯作对，无奈身为都督，隶属国民党，不便同国民党人闹翻，但又怕附和袁世凯，将来万一失败无法开脱，于是施展两面派策略，明里极力强调独立困难，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借以拖延；暗中却与袁世凯、黎元洪等人私通款曲。谭人凤由沪返湘，传达黄兴意旨，谓赣、苏、皖、闽、粤各省决计在7月间起义讨袁，湖南万不容坐视，要立即响应。李烈钧在湖口发难后，苏、皖、沪、粤相继响应，湖南革命党人急不待，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独立。谭延闿不得已，派人告诉黎元洪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黎元洪回信劝他说：“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数平。”谭得此方略，据以敷衍革命党人，尽力推迟宣布独立讨袁的日期。谭延闿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湖南去向。谭人凤带枪入场，道：“今日有不赞成独立者，即以此物相赠。”稳健派不敢出声。激进派相继发言。第二次会议规定不准带危险物，稳健派才发表反对湖南独立的言论。谭延啰当众宣布：“如必欲宣布独立，鄙人固不敢赞成，然亦无反对之能力，但请另举贤能，继此重任。如不许鄙人去职，鄙人惟有闭户深居，听诸君为所欲为而已。”是时，唐蟒、陈强、谭人凤等人极力辩驳，意气激昂，争论并无结果。7月24日，革命党人不由分说，起草独立宣言的通电，公推谭都督为讨袁军总司令。在都督府悬挂讨袁军大旗，正式宣布独立。谭延劻与黎元洪密商，设法采取消弭革命党人斗争锋芒、极力压制省内群众反袁热情，力争袁世凯谅解，伺机取消独立。谭延椝用调虎离山之计，借口援赣讨鄂讨袁，将省城拥护革命的军队由第1军司令程子楷、副司令赵恒惕率领，调赴岳州，又以蒋翊武为鄂豫招讨使、邹永成为湘鄂豫联军第3军军长，与蒋同驻岳州，部署对湖北的军事；派唐蟒率新兵援赣。谭延鬯将革命党掌握的军队调出省城，即以亲信余道南为省防守备队司令，又以童锡梁为新募5营管带，控制长沙城卫戌权。尔后下令防止会党活动，饬各属举办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如有“聚众滋事”，扰害社会安宁者，一经拿获，从严究惩。私藏私造危险物者，散放飘布希图起事者斩，造谣生事煽动人心者斩，秘密集会者斩，私自招兵者斩。对于群众自发组织北伐敢死队、招募讨袁义军的，谭廷闿都批驳取缔。谭延闿请黎元洪为他在袁世凯面前转圈，希望得到袁的宽宥。黎元洪对谭颇感同情，他对各军长官说：“湘鄂唇齿，谊若兄弟，其独立本属少数暴徒之主张，吾不忍湘民之涂炭，极力主和平。请中央不必征讨。令彼自行取消独立，所有援赣之师，概置不究。”谭延瓛在通融之后密电袁世凯说：“湘事措置无方，咎在延鹍一人，惟维持操纵，实具苦衷，现情安谧，终当始终保持，不敢上烦荩忱。”当南方讨袁阵线开始全面崩溃时，谭延鬯眼红面黑，大起恐慌。他和程潜密议说：“湖南在上月25日宣布独立，从当时环境看，可以说水到渠成，除独立外别无第二条路可走。现在我们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孤立无援，取消独立，也可以说瓜熟蒂落。我想取消独立，依靠黎元洪担保，可免生灵涂炭，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你以为如何？”程潜不得不表示同意，并辞去军事厅长职务，表示愿意担责任。这时，湖南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分化。文经纬、易宗羲、吴作霖、文斐等人站在谭延鲊一边，不仅主张取消独立，还打算牺牲几个同志，来保全自己；唐蟒、罗良干、刘承烈、柳聘农等人要求坚决同袁世凯斗争到底。他们在都督府特别会议上，拔剑舞刀，愿拚死一战，将来失败，我等须要同归于尽，决不令有一人得庆余生者。湖南妥协空气占了上风，革命党人上层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放弃抵抗，纷纷出走。谭人凤、程子楷、陈强、周震鳞、唐蟒等人先后潜往上海转赴日本。谭延焜遂于8月13日通告正式取消独立。谭延筼宣布湖南取消独立后，把许多革命党人送去上海，继续同革命党人结好。革命党人中激进分子不甘心失败，力图作最后的抗争。李严翼、胡熙寿、柳杨谷等人运动先锋水师统领杨玉森率兵入城，谋再次独立，因谭延栻有备，未能成事。党人刘崧衡、魏伯益、杨久明等率众进攻都督府，准备逐出谭延锽，宣布独立，事败被擒。这时谭延骍则凶相毕露，遇犯即杀。他说：“我平日何尝杀人，越不杀人越不待结束。”他很快将刘、魏、杨3人杀害了。

第二章兵败石头城

黄兴派赵正平去南京联络起义事宜。赵到南京后，致电在徐州的冷瑮到南京，同章梓、洪承点几人密商。冷、章认为苏军的枪械弹药全靠上海制造局供给，袁世凯已派兵1团驻扎制造局，如果上海不供给枪械弹药，江苏军队实在危险，若先将上海拿在手中，南京通电响应就有办法。赵回上海向黄兴报告。黄兴召集陈其美、钮永建、黄郛等商议上海起事计划问题。因上海方面没有军事力量起事，只得请南京方面先发动。黄兴再派赵正平、何成浚赴宁，邀集驻宁的第1、8师高级将领、驻徐州的第3师师长冷歔、前安徽都督柏文蔚，开军事会议，决定7月15日宣布讨袁。冷劼的部队散在乡间剿匪，他匆匆北返徐州，调集四乡军队。会议之后，第8师士兵和下级军官准备杀死师长，欢迎孙中山到南京主持讨袁。那第8师师长陈之骥和旅长王孝缜、黄恺元等，都认为第8师缺额尚多，不赞成马上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他们极为不满总结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和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他为了起兵讨袁，竟派朱卓文从上海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8师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8师的两个旅长王孝缜、黄恺元得消息，仓皇来沪，向黄兴报告说：“现在事已至此，虽准备未充分，也得树起讨袁的旗帜。希望您去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要求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宁，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去宁组织政府。黄兴应允他们的要求，决定次晨动身去宁。他立即见孙中山，说明自己赴宁举兵讨袁，请孙中山在初举义时勿赴南京，等形势稳定后再去宁组织政府，孙中山点头同意后，王孝缜、黄恺元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黄兴也于次日轻车简从，秘密地到了南京，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的作战计划。7月15日，1师师长章梓派人割断了都督府的电话，8师士兵开入都督府。尚在睡梦中的苏督程德全惊骇异常。赵正平急忙上前安慰说，请都督安心，克强先生就要来了，即要同都督商量。……赵的话声未落，黄兴以温蔼大度的态度初编为二十篇。1923年四存学会在此基础上出版《颜李丛，踱进来了，背后跟着各高级将领。大家坐下，黄兴说明讨袁大义，请求协助。若干高级将领，自8师师长起，纷纷跪下，语极诚恳。程德全遂一变其惊骇颜色，表示附和独立讨袁，并留住和黄兴同来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委任的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宣布江苏省独立，其电文是：近日北军无端入赣，进逼德安，横排浔军，迫之使战。又复陈师沪渎，威逼吾苏。溯泪政府失政，狙害勋良，私借外款，暮夜签押。南方各省，稍或抗之，意挚词温，有何不法。政府乃借辞谴责，罢斥随之。各都督体恤时艰，不忍为抗，亦即相继谢职，静听后命矣。政府乃复于各军凝静之时，浮者甫息之会，耀兵江上，鞠旅海隅，逼迁我居民，蹂躏我秩序，谣诼复兴，军纪大乱。政府倒行逆施至此，实远出意料之外。吾苏力护中央，夙顾大局，今政府自作昏愦，激怒军心，致使吾苏形势，岌岌莫保。德全对于政府，实不能负保安地方之责，兹准各师之请，兴本日宣布独立，即由兴受任江苏讨袁军。黄兴没有看诱程德全是黎元洪之类的人物，他本来完全可以自己打起讨袁的旗帜，但是他却要程德全做太上皇，由程德全任命他为江苏讨袁总司令。事后，柏文蔚密告黄兴说：“最好快刀斩乱麻故名。，处程于死地，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黄兴未采纳柏文蔚的意见，放程德全托病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即通电声明说：“驻宁第8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支持，本日来京调治。”黄兴着手组织讨袁军司令部。他委任章士钊为秘书长，黄恺元为参谋长，何成浚为副官长，赵正平为兵站总监。因第1师师长章梓为文人，不会打仗，即调任都督参谋长，任命洪承点为第1师师长，任命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就任），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同时令冷遹率第3师向驻韩庄的北洋军立刻发动进攻；令第8师骑兵团团长刘建藩率该师第29团附机关枪连及骑、炮、工兵各1营，组成混合支队，开赴徐州前线支援第3师；第1师第1旅旅长戢翼翘率该旅随后跟进；周应时率第1师第2旅开赴临淮关，协助安徽讨袁军进攻北军倪嗣冲部；派洪承点进驻蚌埠，节制第8师的混成支队和开赴徐州、临淮关一带的第1师的部队，并负责组织徐州以南沿铁路线的防御；第1、8师的其余部队，负责在南京四周的防御。冷遹回到徐州，立即收拢部队。未待全师集中，就率部向徐州以北30公里的利国驿方向运动，并拆毁韩庄以南的铁路数处，占领徐州电报局规律又称“法则”。反映事物发展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断绝南北交通和通讯。北洋军第5师师长靳云鹏闻讯，立刻致电袁世凯说：“徐州军队既经叛变，应乘其尚未集中，迅速突击。第5师现经分扎，猝难集合。张勋军队聚驻铁路沿线，可否饬令星夜进攻。陆军集中后即行继进，以赴事机。再韩庄支队至今未见报告，焦甚！”袁世凯复电靳云鹏说：“五师严守准备，未可轻进。望向韩庄确探军情再夺。”冷霨的第3师冒雨向驻守韩庄的方玉普旅的两营北军发动进攻。方率部坚守待援，多次打退冷部的进攻。张勋接到方玉普求援急电，不待袁世凯行令，立刻派他的义子武卫前军左路统领张文生，带步炮3营赴韩庄助战。张文生的3营辫子兵和从兖州开来的田中玉的巡防营，先后到达韩庄前线、加入战斗。冷沄部遭到北军左右夹击，被迫退守利国驿。北军团长潘鸿钧率部从济南冒雨赶到韩庄参战，炮团团长郑士琦也从济南率步兵一营、炮兵一连赶到前线，将利国驿车站轰毁。冷遹部被迫撤出利国驿，退守徐州北20公里的柳泉。8师混成支队在刘建藩的率领下到达柳泉前线，从铁路两侧向敌猛攻，激战一昼夜，包围敌军右翼。敌军急调第5师的两个营投入战斗，才得突围后撤。讨袁军1师第1旅赶到前线，与3师、8师刘建藩支队并力再度反攻，将北军赶回利国驿一线。讨袁军前锋一度追到运河。在讨袁军节节取胜的时刻，黄兴听说驻杨州的徐宝珍的第4师叛变，将从六合进攻南京，急电刘建蕃支队撤离前线，回守六合。刘队的撤回大大削弱了利国驿前线的兵力。黄兴幻想利用张勋忠于清室、不满袁世凯愚弄旧朝的情绪，动员张勋倒戈。他致电张勋说：“兖州张军统鉴：江西、江苏先后独立，皆袁世凯自开衅端，过为已甚。……世凯本清室权奸，异常显诈。每得权势，即作奸慝。戊戌之变，说者成为寒心。前岁光复，世凯复愚异旧朝，盗窃权位，继以寡妇可欺，孤儿可悔，假其名义，以御民军，旋乃取而代之。自入民国，世凯更无忌惮，阴谋满腹，贼及太后之身。贿赂塞途，转吝皇室之费。世凯不仅民国之大憝，且清室之贼臣，无论何人，皆得申讨。公久绾军符，威重于内。现冷军已在徐州方面，与袁军接仗，公率一旅之众，直捣济南，则袁氏丧胆，大局随定，国家再造，即由我公矣。”黄兴对张勋这个臭名昭著的封建余孽策反，无异与虎谋皮。张勋不仅不理，反而派出骑兵，绕道台儿庄经涧头集，配合新抵前线的袁军向讨袁军进攻。已被袁军收买的大土匪李扒子（李已被冷军击毙）余部，也抄袭冷军的后路，使冷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退回徐州。冷军刚退还徐州，又遭到受敌军收买的冷师骑兵团团长张宗昌骑兵的突然袭击，以致军心大乱，被迫退出徐州。讨袁军撤出徐州后，高级将领斗志消沉，无意部署节节抵抗。不久，第1师被调回南京，第3师师长冷遹脱离部队回南京，3师由旅长伍崇仁率领移驻凤阳。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江淮宣抚使兼第2军军长，负责统一指挥江苏方面的作战。冯国璋将北军主力集中在徐州一带，准备向南推进。袁世凯命令张勋率全军由运河水路南下杨州，会合南京叛军徐宝珍的第4师进攻镇江；命令冯国璋率第4、5两师沿津浦路南下，速取临淮关，再趋浦口，与张勋联合，会攻南京。同时要求冯国璋注意与安徽的倪嗣冲联络，配合作战。袁世凯见程德全与革命党人离心离德，便下令恢复他和应德闳职务，他在通电中说：“该都督有治军守土之责，似此称病弃职，何以对江苏人民。姑念该都督从前保全地方，舆情尚多感戴，此次虽未力拒逆匪，面事起仓猝，与甘心附逆者迥不相侔。应德闳因事先期在沪，情亦可原。”袁世凯命令程德全、应德闳即在就近地方暂组军政、民政各机关行署，要程德全选择得力军警严守要隘，迅图恢复。程德全见袁世凯不再追究他在南京独立问题上的责任，又看到讨袁军在徐州战役失败，就活跃起来。他通电声明说，南京独立的一切电文，都是黄兴假借他的名义搞的，并说黄兴跪泣哀求他宣布独立，他始终不允。程德全、应德闳密召苏属旧部水陆军警，策划配合袁世凯的活动。7月26日，程德全通电黄兴，要求“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如尚坚持成见，必以江苏之生命财产，为孤注一掷，即违全国公意，即系江苏公敌”。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从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南京军界不但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还接到了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夜间乘日轮静冈丸离开南京，一走了之。何海鸣对黄兴的出走惋惜道：“南京之独立，即借此一追而成功，章梓犹不为功首也。彼等玩克强于股掌之上，一方欲胁其出走，一方又畏士兵之反对。乃思得一极妙之策，对克强则曰：‘事不可为矣，兵心悉变，卫队且将不利于公之身，公曷不速去，为明哲保身之计’。及克强已许离宁，乃又派出许多兵士云：‘护卫总司令出城有要公。’不使其知底细。江干一别，黄克强之要公乃办到东瀛去，真奇剧也。斯时克强如果以镇定处之，或与下级军官、兵士向无隔阂，侧彼等又何能售其奸。后各军官兵士多语予。若克强曾以此情告之，必能力卫克强，而直取奸人之颅。克强既不出此，而其身近又无一沉着之人与亲信之兵，徒恃一不招兵，不增加人民负担之文告，以取悦于人，究与实事奚盖。”黄兴离开南京后，章梓、洪承点、冷遹亦当即出走。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8师师长陈之骥、代理1师师长周应时等当即宣布取消独立，连发两电与袁世凯联系，并派人到上海要求程德全迅速返回南京处理善后事宜。程德全急派杜淮川前往南京接任1师师长职务。撤退到凤阳的3师也宣布取消独立。何海鸣、韩恢等赴江北发动起义，道经镇江时得知黄兴已离南京，就星夜入宁，谋补救。是时8师已全部由阵地开回，1师悉数在城，即吴浩之卫戌团亦分扎下关各处。兵士对无端停战、克强等无端出走，南京取消独立，怀强烈不满。韩恢与1师士兵有广泛联系，所有1师及宪兵、巡警等非其同乡，即与同事，韩恢之名无人不识。于是，何海鸣、韩恢就从运动1师着手。詹大悲、戴天仇也从上海到南京在8师中进行活动，但双方未通声气。何海鸣、韩恢同1师的代表经过紧急会议，决定在是夜发难，并规定以富贵山信炮为号。但是，由于所放之炮系40磅之空炮，声响不巨，何、韩所在的指挥所大观楼在门帘桥，耳不能闻，都督府附近则闻之，以致未能按时发动，但这声空炮却吓倒了程德全派任的1师师长杜淮川，使他仓皇出走，告急于浦口冯国璋军。8师兵士闻空炮声，均跃跃欲试，何海鸣率100余人占领都督府，贴出布告，宣布独立。1师士兵全部拥护宣布独立，8师骑、炮队，29团已疏通意见，决不反对。反对者惟8师之陈之骥与1师中上级军官耳。何海鸣为了争取陈之骥，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推举陈之骥为江苏都督。何派代表迎陈就职，陈开始不答应，后表示接受，并通知何海鸣来都督府办事。但到了晚间，陈却派参谋长袁华选带兵将何海鸣劫往8师司令部，将何囚禁起来，再次宣布取消独立。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他虽然囚禁了何海鸣，但由于何得到8师29团的支持，却不敢加害于何。陈之骥由于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部队，便通过英国驻南京领事馆联系，在宪兵司令茅乃封的陪同下，于夜间渡江到他岳父冯国璋军营，商谈和平解决方法。陈、茅出城后，8师29团下级军官和士兵举行起义，击毙企图阻止起义的代理团长李浚，又与1师联合起来，拥入8师司令部，断绝陈之骥的归路。8师司令部士官纷纷卷行李而逸，军需外之款为此辈拐去不少。旅长王孝缜躲到船上电告陈之骥部队哗变。陈见大势已去，在日本领事馆参赞护送下，乘日本舰经上海流亡日本。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其布告说：江苏讨袁军临时总司令何为布告事。袁逆世凯，黄总司令兴宣布独立于前，为程贼德全破坏，本司令重行宣布于后，又为陈贼之骥推翻。人天共愤，万众不容。幸各军深明大义，于昨夜又行建树义旗。本司令承各军士推戴，仍任临时总司令。凡地方之安全、军队之接济，本司令当竭办维持，毋敢稍懈。仰商民人等，勿得自相惊惶，纷纷迁徙。以免匪徒乘间骚扰，自贻伊戚。至于各军士，幸敌忾同仇，志节高尚，深保秩序，遵从命令，为国家尽天职。本司令誓与各军士共患难生死，决不敢忽。戴天仇在何海鸣被囚禁后，本想返回上海。但他在下关遇到8师参谋长袁华选，得知何海鸣再次宣布独立，就折回城内。29团营长王兆鸾将戴接到团部后，一般同志闻天仇来，亦莫不欣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先生代表也，天仇来，经济问题有着矣。”何海鸣恳求戴天仇留南京相助，并希望得至上海方面的支持。戴则说：“予须回沪一次力筹之，此间事项，以知兵之人为司令，钮永建可承其乏，尔可退贤让路也。”何表示同意，希望戴返沪尽快派人来支援。但事实上，戴返沪后，他和钮永建并未来南京，上海来的经济支援也十分有限。由于师长及上级军官多逃去，军队漫无统率。何海鸣召集1、8师军官开军事会议，举出徐涛为1师师长，王兆鸾为8师师长。但举徐为1师师长，只不过二三个军官的意思。熟悉1师情况的韩恢去上海未回。何不知1师何人可用，故暂时不能不以徐涛承其乏。徐握权后，反复无常，其结果亦不过如陈之骥而已。而经戴天仇推荐被举为8师师长的王兆鸾，竟于被举后的第2天，忽不别而去。何海鸣令8师再举，李可钧乘势而出，以师长自命，其党徒附和之，出入都督府，其势汹汹，8师中人鲜承认之者。1、8师虽然未获适当之人任师长，士兵们却战斗自觉性高，不待将校指挥，人自为战。军士每日荷枪巡行街衢，甚为严密。无论昼夜，处处皆见军服者徘徊在警备中间。南京第3次宣布独立的第2天，即8月12日，张勋率部到达龙潭。他致电冯国璋，要求冯派兵自大胜关、三汊河渡江攻占雨花台，同时令所部武卫前军不待冯部协同作战，即会同徐宝珍师突袭并占领紫金山及天保城。旋为富贵山炮台所知，当即发炮轰击。8师亦发起反攻，至中午夺回天保城，随即在天保城架炮轰击紫金山。张、徐两军不支，弃山逃走。徐军被击毙团、营、连长各1名，排长以下55人，旅长方更生重伤；张军被击毙营管带1名，伤管带2名，兵士死亡人数不少，叛降的张宗昌所派潜入下关的两营步兵，也为守军发现，歼灭大半，残部退入南京东北的幕府山。冯国璋下令各军晚间渡江，向神策门、太平门、钟阜门一带进攻，未获成功，仅占领老虎山。张勋再度攻夺天保城、紫金山。在这紧要关头，徐涛、李可钧和卫戌团团长吴浩，联络南京地方维持会，勾结北军，图谋取消独立，献城叛变。何海鸣派韩恢、钱通前往，向徐涛、吴浩做工作。徐不服，其意欲叛；吴劝之气稍平，然终必迫何海鸣等退出南京，念在同志，向商会筹3万元为赆。吴浩要何等于当日下午2时出城，否则，以炮队来攻。何海鸣被迫躲入金陵医院，借宿一宵。8师29团、1师3团等部士兵得知消息后，十分愤怒，当夜围攻8师师部，镇压了徐涛和李可钧，但攻击卫戌团失利，吴浩仍出布告，取消独立。1、8师官兵又联合击溃卫戌团，吴浩逃跑。何海鸣出示宣布，举定张尧卿为临时都督，何海鸣兼8师师长，韩恢为1师师长。但张尧卿在军中并无基础。何海鸣为一文人，不懂军事。就连韩恢也说，何海鸣为总司令，不过儿戏而已。何海鸣是位革命精神很强的人。这次独立，凡不肖军官一律剪除尽净，无稍绊碍。从都督以至排长，皆系坚决果敢之士，万众一心。保卫南京，主要依靠在天保城一线的1师29团，在雨花台一线的1师3团为主的下级军官和士兵群众，士兵们凡一临敌，无须号令，即奋身前往。在阵前亦无须指挥，即向前攻击。张勋再次发起猛烈攻击，经4个小时的激烈战斗，重占天保城，并先后3次向太平门、洪武门一线发动进攻。北军数千名猛扑该门，城上大队守军驾麦肯沁炮2尊，静以待敌，北军竟难进逼。是役炮声极为激烈，晚间北军复进扑该门，仍未得手。北军屡图冲入尧化门，惟均未得利。8师29、32团及炸弹队向天保城发起反攻。战斗异常剧烈。民军在枪林弹雨中毫不退却，奋力前扑，战绩甚微。但是，至第2天下午，终因寡不敌众，复为张勋所占。这时，安徽讨袁军总司令柏文蔚从芜湖率卫队1营及宪兵共约1000多人来南京支援，给血战中的南京军民很大鼓舞。柏文蔚被推为江苏都督兼8师师长，领导南京的讨袁战斗。在柏文蔚的指挥下，讨袁军再次向天保城发起反攻，但未能攻下。张勋军与讨袁军在南京城外激烈争夺，冯国璋在隔岸观火。张勋在天保城站稳后，冯国璋才命令他的部队分别向神策门、太平门发起攻击。但他又下令说：“本军首次攻击，早迟必定成功，无须太着急。”他的本意是让张勋为他火中取栗。袁世凯担心南京久攻不下，他处再起，电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会合海陆各军迅速荡平，切勿延缓，致牵大局。陆军大队尚未渡江，望速设法护渡。”北军第7师由上海开抵镇江登陆，海军兵舰4艘，水雷艇2艘由镇江驶抵南京下游龙山附近，准备水陆四面围攻南京。在兵临城下之时，张尧卿和柏文蔚、柏文蔚和何海鸣之间却出现不和。张尧卿原赞同让都督与柏文蔚以维持危局，但柏就都督职，而张又异常不悦；柏文蔚见何海鸣不得人望，内部矛盾甚多，强敌压境，前途无望，欲带8师出走，何和8师官兵坚决反对，柏的卫队多数也不愿随行。柏文蔚仅带少数人从水西门出走。柏文蔚原打算返芜湖后入徽州，经赴江西，同李烈钧联合。但所带卫队途中遇冯国璋军一击，逃散无余。结果仅剩下柏文蔚和亲信祁耿寰，化装逃往上海，转赴日本亡命。何海鸣又兼任江苏都督、8师师长等职，全权指挥。刘冠雄命令海军海琛、应瑞、楚有3舰暗渡上游，直抵大胜关。不仅截断了南京与芜湖的联系，而且利用舰队炮火助陆军攻城，掩护北洋军从上游渡江。8月26日，冯军全力攻城。张勋马队1营突入朝阳门，张宗昌部攻入神策门。张勋狂喜，电京告捷。但他的马队入城后，即遭到讨袁军预掘深沟的拦阻。向后撤退时，却被守军全部歼灭。张宗昌部也遭到守军城墙两侧火力的射击，被迫退出城外。失败后，冯国璋严饬南岸各营队，并约会海军，联合张军，协同作战，再也不敢轻率冒进了。8师29团100余人，出敌不意，冲出仪凤门，攻占宝塔桥，一直冲到幕府山下江岸处，距北军第3师司令部仅四五百米。敌人拚死抵抗，伤亡40余名，司令部被迫后撤。但次日，北军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张勋、徐宝珍部攻朝阳门，北军第3师攻神策门、第5师攻太平门、第7师和第4师一部攻雨花台，第4师另一部扼守通向芜湖及秣陵关的要道。海军上游舰队不时攻清泉山、仪凤门暨城内西南部，下游舰队日夕攻狮子山东西岸暨城东北部，南京的形势顿时险恶起来。何海鸣和韩恢在只有虚名的新编第三军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时任1师师长的王宪章、5师（新编）师长钱通积极主张以攻为守。何海鸣主持决定：于8月31日晚分4路进攻。即1师出雨花台，攻紫金山；新编5师出朝阳门，俟1师与敌接仗时，出而合攻；8师出太平门，突出天保城；新编6师出仪凤门，攻击幕府山。是时1师迟迟没有行动，5师至朝阳门，敌人炮火猛烈，不能出城。而8师亦因之不能直攻天保城。原定4路进攻计划完全落空。9月1日早晨，北军对南京城发起总攻击。讨袁军各师由于昨日晚的反攻计划未能实现，不仅打乱了守城的部署，而且天亮后纷纷转回休息，削弱了守城的兵力，在敌人总攻面前，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张勋部利用地道将朝阳门城垣轰崩两丈有余，蜂拥而入。太平门被北军用猛烈炮火击穿，北军冲入城内，分别占领了富贵山和骆驼山；徐宝珍部也由通济门拥入；神策门也被北军攻破。何海鸣、韩恢、钱通、王宪章、参谋长廖培坤、护卫团1营营长张露、副官石俊卿、都督府办公厅厅长夏裕藩等率部在钟楼、内桥、鸽子桥、花牌楼等处与敌军进行激烈的巷战，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一部由清凉山撤出城外，一部退守雨花台。次日上午，何海鸣、韩恢等率卫队及1师3团、8师29团残部在雨花台同北军进行了最后的一战，伤亡殆尽，队伍溃散。何海鸣同少数亲随潜行至武定桥下，乘小船逃走。

第三章　讨袁再受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