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军攻占南京后，大肆淫掠，几乎无兵不抢。冯国璋兵在下关抢，雷震春兵在南门抢，张勋兵在太平门抢。冯国璋且在下关纵火焚烧，全埠化为焦土。抢掠后所有赃物皆运往浦口，由火车直运天津、北京或运至上海。南京城被劫一空，虽家具什物，亦搬运全尽。各等人民皆体无完衣，家无一餐之粮。南京在7月15日宣布独立后，上海因军事力量不足，未能及时发动。7月18日，陈其美才宣布上海独立，由黄兴任命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上海宣布独立后，没能对据守在制造局的北军臧致平团立刻采取行动。陈其美幻想通过谈判使臧团能自动退出制造局。上海商界十分害怕战争。上海商会、商团公会、教育会、救火联合会联合组织上海保卫团，推李平书为团长，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李平书赴制造局会见陈督理、郑汝成，要求和平解决。次日有注疏。今本《孟子外书》系后人伪托。，李平书又特邀陈其美、郑汝成、臧致平、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在高昌庙自来水厂会谈。李提出：“将制造局军火一并封存，等南北大局定夺后，再行办理。”郑汝成声称：“我等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前来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上海总商会见制造局方面态度生硬，便于次日致函南北两军说：“本日宣传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争，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敌党。”显然，这封反战公函，貌似公平，实际上警告革命党人，如果进攻制造局富公有、人人平等、按实际贡献得到报酬的社会。恩格斯称，则视为“敌党”。由于上海革命党人方面兵力不足，不得不向南京方面求援。镇江赵念伯部1个团的支援上海部队抵沪。原由上海调赴南京的刘福彪统领的福字营，也被调回上海。陈其美将刘部改为敢死队。陈其美得到这两支军队后，才向制造局发起进攻。讨袁军61团、37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南望道桥制造局正门。战斗开始后，北军凭借预先设好的阵地死战，海军发巨炮压制讨袁军的火力。由于讨袁军炮兵营炮火对制造局威胁很大，臧致平遂与海军司令部李鼎新商定，由海军集中炮火先轰击讨袁炮兵营。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失去了攻坚的能力，进攻失败，死伤100人。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第2次进攻，这次进攻由福字营充先锋，其他各军配合。但仍然被海军大炮击退，死伤500多人。敌将郑汝成顿时猖狂起来，他威胁南市商团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司令部，我就进攻南市。”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撤往闸北南海会馆。当天晚上，陈其美又令讨袁军发动第3次进攻。钮永建所部松军2000名与北军500名在沪杭车站发生战斗，随后，松军佯败诱敌，向西撤退，北军追击，遭到松军接应部队的回击。讨袁军再次失败。红十字会长沈仲礼、英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支持下，向讨袁军运动停战，但谈判没有结果。讨袁军向制造局发动第4次进攻，主攻力量为松军1500人。但在进军途中，为北军探照灯发现，遭到制造局与海军炮火轰击。讨袁军受探照灯电力射目，不能还击，殊难进攻，只能在外日晖附近沪杭铁路地方布阵，亦开快炮遥击。进攻再次失利。驻沪帝国主义者干涉中国内战，支持袁世凯。7月27日清晨，租界工部局以中国商民夏粹芳等人要求保护生命财产为借口，派遣总房巡捕头卜罗司带马队30余人至火车站北南海会馆，驱逐讨袁军驻沪总司令部。陈其美此时已往吴淞，驻守司令部的蒋介石所率61团一部207人讨袁，为英军缴械。上海租界工部局曾在此以前决定将黄兴、孙文、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等8人逐出租界。这次公然越界到闸北来驱逐讨袁军司令部，是一次公开的侵略行为。袁世凯命刘冠雄率领舰队，以及北军第4师师长李厚基部进攻吴淞。吴淞前线开始吃紧。讨袁军对制造局作第5次进攻之后，即将主要兵力撤至吴淞，以加强吴淞的防守，讨袁司令部也迁往吴淞炮台江湾中国公学内。7月31日，北军援兵全部到达制造局，倒向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派遣部队开赴上海支援北军。驻在龙华的松军被迫撤离龙华，辗转退集于吴淞一带。进攻制造局之役完全失败，困守在江湾、吴淞一带。吴淞原为姜国梁率广军驻守。段祺瑞派人对广军进行策反活动，广军动摇，偷走炮闩，图谋叛变，姜国梁出走。陈其美委任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并任命白逾桓、居正为讨袁军吴淞要塞总监和总司令，扼守炮台。海军进攻吴淞，白、居指挥炮台守军反击，联鲸舰投降，海圻各舰逃遁。后来刘冠雄抵达吴淞口，一再指挥海军进攻吴淞炮台，屡攻不克。这时，刘福彪部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勾引，阴谋攻夺炮台策应海军。但程德全给刘福彪的攻夺炮台命令为居正截获。居正率部对刘部先行围捕，将刘军击退。但由于刘部的叛变，本来就十分薄弱的炮台兵力，就更加薄弱了。钮永建率部到达吴淞，居正等推戴钮为总司令，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卫吴淞。8月11日，从上海开出的北军进抵江湾。当夜钮永建、居正率兵进袭北军，冀收九死一生之效。无奈夜间战斗，军队服装不一，辨敌不清，深恐误伤，有妨元气，故小挫敌军，仍回防御。次日，沪、松消息断绝，居正部各军官逃走一空。饷源无出，兵士愈慌，军心动摇。红十字会医生柯司往返炮台与海军联系，与双方协商和平解决。商定由柯率领救护队于8月13日接收吴淞炮台。红十字会接收炮台，钮永建、居正等已率1000余人经罗店退往嘉定，至太仓将部队解散，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安徽的胡万泰和孙多森勾结起来，搞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于7月17日宣布安徽独立，推柏文蔚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以孙多森为民政长，胡万泰自称都督。芜湖革命党人对胡万泰、孙多森的“独立”甚为怀疑。张永正率部以援赣为名，沿江上溯，同胡部发生冲突，胡部不敌，退回安庆。胡、孙两人搞假独立，心中有鬼，以赴上海提款为名，同船逃往上海，但胡万泰途经南京时，上岸跑到柏文蔚处进行活动。柏文蔚虽风闻胡万泰与袁世凯早有联系，但却认为孙多森、胡万泰都是他寿州同乡，且与胡的父亲胡殿甲关系甚好，因此对胡相当尊重，不疑有他。孙、胡离开安庆后，柏文蔚的亲信、宪兵司令祁耿寰被推为都督。但2天后，与段祺瑞私通款曲的胡部旅长顾琢瑭即发动兵变，围攻都督府，赶走了祁耿寰，与商团勾结推出正在安庆休假的保定军校教官刘国栋为都督兼民政长。这时柏文蔚正在蚌埠调集皖北各军以抗击倪嗣冲，忽得安庆兵变消息，又接到黄兴要他速回南京的急电，遂遄返南京。黄兴要柏文蔚速返安庆，处理安徽的问题。柏文蔚率部返皖，胡万泰随行。柏抵安庆，顾琢瑭亲自出迎，刘国栋闻风逃逸，安庆形势平静。革命党人中的许多骨干分子龚维鑫、管鹏、范光启、郑芳荪、凌毅等相继回到安庆。柏任龚维鑫为参谋长，代行都督职务，管鹏为内务司长，代行民政长职务。倪嗣冲率马、步、炮8营进逼正阳关、遭到皖军长淮水警处处长岳相如和第2旅参谋曾杰率兵在三沫河口截击。河水猛涨，进兵困难，双方隔河对峙。河南都督张镇芳派旅长王钰锦率一支队，由周口店出发，支援倪嗣冲。倪嗣冲部进攻正阳关。安徽讨袁军一支队司令张汇滔率部奋勇阻击，获小胜。敌军退向东窜，欲犯凤台。讨袁军与倪军再战鲁口，失利。倪嗣冲在得到豫军支援后，将进攻正阳关事交给豫军，自己率主力向凤台转移，定下取道凤台，直捣寿县之计。倪部向凤台外围阵地发起攻击。讨袁淮上军主力5000余人在凤台城外土山、古城优胜地势布防，严阵以待。倪军向讨袁军猛攻，讨袁军竭力抵御。从凌晨3时30分一直战斗到10点，倪军右翼以地势不利，猛突数次，智穷力竭，几几不保。倪军急调左路5营及机关枪队接战，直鏖战到14时，方才攻占古城要塞。讨袁军被迫退守凤台。16时，又放弃凤台渡淮溃退。倪军向寿州进攻，冯国璋分兵1团助战。寿州失守，张汇滔率部退往庐州，被驻军胡万泰部下营长夏永伦部包围，张仅率少数人突围逃亡。豫军占领正阳关，淮上军全部失败。柏文蔚令胡万泰为一线，在太湖作战，令龚振鹏为二线，向西作战，令张孟介为北路作战主力。许多人认为胡万泰早有异谋。反对他为一线，一旦胡统兵外出，放虎归山，后患不堪设想。但柏文蔚认为，内部即行破裂，影响殊甚。其实，胡万泰为一线，是胡向柏的有意献策。胡请求分兵赴援马当。胡领兵出省城20里许停扎，当夜返回安庆，准备对柏文蔚采取行动。胡万泰来到都督府，见柏文蔚，气色傲慢，腰怀实弹手枪。柏知其来意不善，持吴禄贞所赐军刀，锋锐异常，注意胡若取枪，刀即出鞘。胡未敢动手，始问柏言曰：克强已走知之否？柏答曰不知，并伪责胡曰：大势如此，我预备所有之实力，你可继续保存，你前天电骂倪氏，未免不留余地，刻下最好派人前往疏通，克强出走我已早知，即准备一切交你负责。胡至此释然，恶意顿消。胡万泰未敢当面对柏文蔚直接采取行动，但他和顾琢瑭在城外集合部队，以团长柴宝山部为主力，分兵3路向城内发动进攻，获内应入城，围攻都督府。叛军步马兵力不满2营，尚无炮队。忠于柏文蔚的部队，则有步兵2营，炮兵1营，重炮1营，炸弹队1队，宪兵1营，机关枪队约1营，完全能够平叛。但柏文蔚失去信心，认为黄兴既从南京出走，中心实力不存，大势已去，再战徒苦生民。他一面在都督府坚持抵抗，一面命令城西狮子山炮兵发炮轰击叛军，迫其转移兵力攻击炮台，然后率部数百人乘机出南门，仓猝渡江经大通退往芜湖，与龚振鹏部会合。胡万泰在叛乱的当天，即通电宣布取消独立，北洋军乘军舰从湖口开抵安庆，胡万泰迎接入城。安庆遂为北军控制。柏文蔚退到芜湖后，又率领部队去南京。龚振鹏守芜湖，安庆叛军和汤芗铭的海军，已开始向芜湖进攻。驻守在芜湖外围的龚部团长常守昆在获港以西战死，敌人集中陆、海兵力进攻获港。守军英勇抵抗，激战6小时之久，荻港终于失陷。8月27日，芜湖下游要地西梁山与东梁山先后为庐州夏永伦部攻陷。芜湖外围要地尽失，难以久守。28日，倪嗣冲部也来芜湖助战，龚振鹏弃城出走，安徽讨袁军完全失败。在二次革命中，福建都督孙道仁曾一度参加赣、皖、粤、湘、闽五省联盟，后因胆小怕事而退出。李烈钧湖口起事后，福建陆军14师师长许崇智同部分国民党人组成讨袁同盟，向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道仁以“若不赞成，暴烈立见”发布通告说：“刻下赣、宁、皖、粤业已宣告独立，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心。道仁广征意见，并据军政绅商佥请，一律赞成，以保治安。又据英、荷属79埠华侨电请伸讨前来，大局所关，吾闽亦不得不府顺舆情，宣告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即可共享永久共和幸福。”胆小怕事，必然反复无常。孙道仁宣布同袁世凯断绝关系后，又密电在京的前福建14师师长杜持，要杜向袁世凯政府说明他：“事急情迫，勉从众意，暂称脱离，并未用独立字样，且通告有云：‘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此仆之一片苦心，为全闽人士所共口者也。”许崇智等本拟出兵援赣及北伐，但孙道仁以饷械缺乏，总以保守疆土为宗旨，拒绝许等的要求。孙道仁虽表面上佯附革命，但实际上他在旅长孙宝镕的支持下，在密电调集旧部来扼杀革命。许崇智主要是依靠新兵的支持，力量不足，各军借口枪械不精，粮饷太薄，相率不肯随许崇智出发。许崇智看出孙道仁无意革命，企图把孙推倒。但孙有旧部支持，许不敢贸然发动。许曾派人赴沪运动海军，但无结果。7月25日，袁世凯下令革职拿办许崇智。许看到形势不利，出走香港。许出走后，孙道仁派人将讨袁司令部门额摘除，又致电在北京的杜持，要他向袁密报闽省情形，并说：“须广东势衰，赣省肃清，闽省即可取消脱离字样。否则，粤军来攻，闽人仍不能免祸。”袁世凯得到密报，便发布要孙道仁平乱的命令：“前闻福建有独立之遥，当即饬员确切查明。兹据复称：‘都督孙道仁素明大义，倾向中央。惟师长许崇智纠合乱党，冒孙道仁之名，妄称独立’等情。……著孙道仁督饬所部迅平乱事，重悬赏格，将许崇智拿获及其私党严拿惩办，以申法纪，仍责成该都督维持地方秩序，勿稍疏忽。”孙道仁得到袁世凯的谅解，又保留了都督的位置，但没敢立即采取行动，而是小心翼翼控制福建的局面。直到大局明朗，才正式发出通电，陈明“衷曲”，宣布取消脱离袁政府。广东陈炯明对起兵反袁一直犹豫，胡汉民、汪精卫自香港至广州，力劝陈炯明立即响应李烈钧湖口起兵讨袁，陈仍不敢发难。随后几天，武装反袁风潮在东南飙然而起。南京独立时，曾推举与袁世凯夙有怨嫌的前清官僚岑春煊为各省讨袁总司令。岑曾任两广总督，广西都督陆荣廷和广东的济军首领龙济光皆系其旧部，孙中山、黄兴想通过岑春煊促使两广独立。岑于南京独立后，即肩负此使命南下。陈炯明在这种情况下，终于抛弃对袁世凯的幻想，于7月18日宣布广东独立。在广东，袁世凯耍弄手段，已日益取得瓦解军心、民心的效果，而把反袁力量消灭于无形之中，使讨袁陷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陈炯明召开军事会议，当时有两步兵团长首先赞成独立，余各军官则反对，因畏陈之威，莫敢反抗。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当被严斥。粤军1师师长钟鼎基起来说，独立事关重大，应当慎重处理。陈炯明勃然大怒，又申斥了钟鼎基。当天，恰逢省议会开会，陈炯明出席宣布广东独立。省议会一致通过讨袁，反对者逃席。议会推陈为广东都督兼讨袁军总司令，即日发表《粤省讨袁檄》，列举袁世凯12条罪状，宣告与袁世凯断绝关系，由陈炯明率粤军北上讨袁。陈炯明还发出布告，要求：（1）广东省所属文武军警及有职任人员，应一律照旧办事，不得本都督命令，不得擅离职守防次，如违彻究。（2）各属外国人所驻地及教堂教民并游历之外国人，应由各知事会同军警切实保护。（3）此次系广东省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非南北恶感，亦非党派竞争，所有本省人外省人，均应各自相安，并由各属严禁寻仇报复，如违应即严拿究治。（4）各属钱粮税契杂款及各关卡一切收入，均应照旧征收报解，不得借词抗延。（5）各属地方非得本都督命令，不得借名筹饷，向商民人等勒捐军需。陈炯明讨袁，已成骑虎之势。一则，广东军队已被袁世凯收买，陈炯明对军队失去了控制力；二则，从广东逃出的黄士龙，已投靠袁世凯，企图借袁之力来推翻陈炯明。他已奉袁世凯密令，回粤设立秘密机关，进行倒陈活动。钟鼎基、苏慎初、谭流钦、饶景华、张我权等粤军将领亦入其彀中。广东海军也被黄士龙收买，陈炯明成了光杆司令；三则，由于陈炯明对民军采取杀逐和强迫遣散的手段，部分民党转为绿林，一些民军领袖在暗地进行反对军政府的活动。一般人民也对陈炯明屠杀民军、解散北伐军产生怨言，对陈失望；四则，广东军政府领导层处于涣散状态，朱执信、廖仲恺、陈融、杜贡石、金章、张树棠等都曾留学日本，被称之为日本派。钱树芳、关景燊、伍籍磐、黄兆珪、罗文干、罗沣辉、钟荣光等则皆卒业于欧美，被称为欧美派。两派相互拆台；五则，反动的龙济光军移驻梧州后，虽然人数不多，但为自存计，而谋求扩充和提高。他们聘请新式军官教练，朝夕奋习。加上袁世凯、陆荣延大量饷械的接济，因而济军的军事素质大有提高。而李耀汉、翟汪所部7营及汪道源所部10艘军舰归附龙济光，更使济军战斗力倍增。陈炯明对此种形势缺乏清醒的估计。对内，他过份相信自己的威信和号召力。他没有看到各军官虽在他的压力下发表一则讨袁通电，实际上却视他的号令如空文。陈炯明拟先派1旅，由林震、张我权统率，前往援助李烈钧；再以其余部队为第二支队，取道南雄北上。陈复召各师、旅长到署磋商，但钟鼎基不肯应召，他以缺粮饷为借口，公开拒绝发兵援赣。陈炯明发放弹药和军饷之后，各部队的军官仍然按兵不动。由于他们或明或暗的阻挠，援赣之师迟迟不能成行，陈仅以子弹数万发援救李烈钧。袁世凯发布命令称：“陈炯明祸国、祸乡，竟敢通电各省，措词狂悖，罪不容诛。”“褫去广东都督官职，并撤销其陆军中将暨上将衔，着龙济光督饬各师旅长派兵声讨，悬赏拏办。”袁世凯委任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觐光为宣抚副使。陈炯明对龙济光疏于防范，认为龙济光对自己很崇拜，断不会倒戈相向。他在报上辟“谣”说：“龙济光不日攻粤，此说亦属无稽。即或确有其事，济军为数只有5000，决难为拥护袁氏之效力也。”于是，他拒不采纳朱执信等人的正确建议，陷后防于空虚。不仅如此，他还幻想龙济光能为己助，打电报向龙征求讨袁意见。龙在回电则诓骗陈说：“如果能付给济军军饷，当即率部下健儿，追随鞭镫，共捂国贼。”但龙济光又密电袁世凯说：“今日陈炯明来电云，江西独立，苏、皖、湘皆响应，渠为粤省大都督，兼讨袁总司令，克日兴师北上，特电要约等情，狼子野心，早知叵测，今兹果然，业已复电拒斥。……粤人对于济光感情甚洽，荡平粤乱，责不容辞。”陈炯明不知是计，派陈任平到梧州与龙济光谈判。龙济光把子弹和军饷骗到手后，就翻脸不认人，把陈任平杀死。岑春煊入穗，陈炯明指望岑能笼络住陆荣廷、龙济光这两个旧部属，免除后顾之忧。岑下车伊始，就打电报给龙济光，要他顺天应人，宣布讨袁。但龙济光予以断然拒绝，并公然奉袁世凯命令，率领济军，由梧州顺流东下，进攻广东。陈炯明因而腹背受敌，局势更为严重，为了阻止济军东进，陈炯明命令汪道源出任肇庆绥靖处督办，前往封川江口布防，还加派兵舰10艘，交汪道源调遣。但为时已晚，西江防线已在济军的强大攻势下土崩瓦解。海军背叛了陈炯明，效命龙济光。其他广州各舰，或托词至香港，入澳修理，或托词避风，纷纷远走。同时，陈炯明过去镇压民军的恶果也显示出来，遭到残酷镇压和强迫遣散的流落在东江、西江一带的民军，乘机蜂起，打出反陈旗号。在龙济光攻肇庆，其军尚未到肇庆，绿林已先为布置，肇庆不战而下。汪道源率兵舰溯西江而上，穿越羚羊峡，抵达肇庆河面时，即为济军包围缴械。他带领的舰队，也全部投降龙济光。陈炯明得到消息，极度震惊，不得不改变计划，命令援赣部队停止前进，防守广州。但所谓防守已经有名无实。钟鼎基等拒不受命。陈炯明大怒，将钟鼎基革职，钟惧而逃之港。张我权心不自安，亦逃之港。陈炯明另委李根源接任1师师长。李见大事已去，不敢赴任。1师和独立旅群龙无首，局势更加混乱。陈炯明同岑春煊结成反袁联盟，其实，他们的合作缺乏诚意。陈炯明举行讨袁誓师大会，岑春煊作为元帅莅临视察，方知各军人表露不赞同意，且有诘者，吃了一惊。岑看到陆军军心动摇，陈炯明已经不足依靠，因而大失所望，在发表一通“鄙人始终抱一救国救民宗旨，誓以血泪救苍生”的慷慨激昂演说后，于当天就背信弃义，仓皇出走。这使陈炯明陷入更加孤立境地。陈炯明派邓泽如向李福林求援。李拥兵数千，如果见义勇为，加入反袁行列，陈炯明也许能多支撑几日，等到邓铿把驻守琼崖的部队调回广州，也许会有另一番局势。但李福林滑如泥鳅，从来见风使舵。此时见陈炯明地位动摇，也在一旁冷眼作壁上观。2师师长苏慎初对陈炯明宣布独立，本不赞成，但他却不露声色，表面上仍和陈炯明虚与周旋，暗中则与军民人等设谋取消独立。8月3日，济军攻占三水县城，打开了通往广州的门户，随即进扑广州。二次革命的失败几成定局。苏慎初这时撕下面具，于8月4日上午10时命令2师由沙河出发，直至牛王庙一带布防，准备战斗。同时又以大炮多门，直指都督府，待一切布置就绪后，苏打电话威胁陈炯明，要他取消独立。陈炯明此时还抱有幻想，认为陆军既然迁怒于己，那就只有辞职出走，局势或可挽救，因此赶紧派人动员姚雨平接任都督。姚雨平不愿接下烂摊子，代人受过，所以一口回绝。中午时分，燕塘炮兵奉苏慎初命令，率先炮轰都督府，都督府卫队奉命出防，半路上哗变，并派出代表，与燕塘军联络，一致倒陈。陈炯明手中无一兵一卒，无可奈何，只好挟资百万和副官黄强一起，躲进广州石室天主教堂，然后在法国神父的保护下，秘密出走香港。苏慎初被举为临时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即加苏慎初陆军上将衔并给勋三位。8月5日，张我权又驱走苏慎初，自称都督，并发表取消广东独立电。11日，龙济光率部3000进驻广州，开始了长达3年的残暴军阀统治。陈炯明出走后，委托邹鲁主持策反工作。邹派人去各地联络，定于8月15日晚上起义，以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为内应，不料事机不密，陈被龙济光设宴诱杀，起义流产，邹又派保定军校学生陈铭枢潜入广州，暗杀龙济光，同样没能得手。琼崖镇守使邓铿回援广州，打算赴三水督率旧部叶举旅抵挡济军。邓到三水仅1日，苏慎初倒戈反陈，邓铿挽救广州的努力终归徒劳。至此，二次革命完全失败。

第四章　流离日本海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离开上海，同胡汉民等人乘船去福州，打算从福州换乘去广州的轮船。轮船到达福州时日本驻福州领事馆武官、孙中山的朋友多贺宗之急匆匆登上船来。孙中山有点诧异，心想：“他来干什么？他怎么知道我在这艘船上？”他微笑着迎上去热情地伸出手，想同多贺宗之握手问安，多贺宗之却一挥手，抢先低声说了一句：“回舱房去！快！”多贺宗之说着一把夺过孙中山手上提着的皮箱，挽着孙中山的臂膀往回走。胡汉民惶惶地紧随其后。回到孙中山原来的头等舱房，多贺宗之随手把门关上，焦急不安地说：“孙先生，胡先生，你们不能下船！”孙中山惊讶地问：“怎么，出了什么事了？”“我为你们买到了到台湾去的船票还是这艘船，明日启航。今晚你们只好在船上，千万不能上岸。袁世凯已经下令追捕你们几位国民党领导人。”多贺说着，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盖有大印的布告，递给孙中山：“您看这个。”孙中山接过一看，果然是北京政府发出的通缉令。孙中山怒目圆睁，愤愤地骂了声：“无耻！”尔后对多贺武官说：“谢谢您的好意，多贺先生！袁世凯下通缉令的事，我们离开上海时就知道了。但是，我不去台湾，我要去广州，我要亲自指挥陈炯明的粤军，北上讨伐袁贼！”多贺宗之控制内心愤慨，镇静地说：“广东的局势已经逆转，龙济光与驻粤将领合谋附袁，陈炯明逃离广州，去向不明。袁世凯派出大批密探、刺客，布满了南方诸省。”“我先赴香港，再图讨袁大计。”多贺宗之不赞成地摇摇头。孙中山惊愕问：“怎么，难道连香港也去不成吗？”多贺宗之轻轻地点了点头，又从公文包内取出一张命令：“这件事，您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孙中山慢慢地伸手去接过英国政府命令香港英督禁止孙文、黄兴等国民党要人入境的文告。孙中山看着，肝火往上冲，不禁放声骂道：“太卑鄙了，想不到英国当局竟公然与袁世凯勾结。”孙中山把纸递给胡汉民：“你看看，当年反清，同盟会党人尚可在香港设立机关，进行革命活动，现在香港当局为了讨好袁世凯，竟下令禁止我们入境。”胡汉民长叹了一口气：“先生，上海回不去，广州、香港去不成，只有先到台湾去了。”轮船到了台湾基隆港，孙中山和胡汉民夹在旅客中间走上码头。刚刚来到一个广场上，一队警察在一个挥着长刀的日本警官的带领下，向聚集在广场的人群冲去。人群惊惶四处逃散。胡汉民见状，喊丁一声：“快步！”拉着孙中山朝广场外跑去。他们俩人刚跑出几步，身后忽然有人喊道：“快跟我来！”孙中山回头看去，原来是他的同乡、早年的革命同志杨心如。他惊喜万分，正欲喊，却被杨心如挥手制止。他们一路急走，拐进小巷，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家旅店。杨心如把他们领到自己租的楼上房间内。没等孙中山开口，杨心如说：“好了，多年来各奔东西，历尽沧桑，今日偶然相逢，你我都有很多话要说，只是现在不是时候。”“怎么，这里不安全吗？”“袁世凯的密探早两天就上岛了，刚才广场上的事，就是他们勾结日本警官干的，他们要抓革命党人。……”楼下突然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杨心如忙收住话，朝孙中山投去一个眼色，急忙下楼去了。孙中山焦急地在房间里踱步，几次想把头伸出窗外去看个究竟，都被胡汉民拦阻回去。不一会，杨心如神色慌张，一进门便说：“外面势头不对，日本宪兵和地方警察正在挨门挨房通知，要居民取下挂在厅堂上先生您的画像，大街小巷都张贴了北京政府的通缉令，他们出20万大洋重赏捉拿你。”孙中山解开外衣钮扣，两手叉腰，怒目圆睁，注视窗外日本宪兵和当地警察在街道上来回穿梭，吆喝。胡汉民心情十分紧张，目光呆滞，不知所措。“东渡日本，重聚力量，再举革命！”孙中山一拳打在桌子上。杨心如自广州起义失败后，只身逃到台湾，在台北美时茶行当账房。曾与陈少白一起负责台北兴中会的工作。这次他到基隆是为茶行老板收账和接洽一笔生意，恰巧在广场上遇见孙中山和胡汉民。他很想留孙中山、胡汉民在旅店里住几天，好好叙谈叙谈，却又碰上大搜捕，只好同意孙中山东渡了。夜里，日本“信浓丸”海轮启航回国。杨心如给孙中山和胡汉民买了头等舱船票，并把自己的两套唐装送给他们，给他们改扮一番，又把自己身上的钱全部给了孙中山，尔后悄悄地送他们到码头。上船前，杨心如叮嘱孙中山：“先生，一路上要多加小心，说不定这条船上也有密探。”孙中山、胡汉民默默无语地同杨心如握手告别，踏上“信浓丸”甲板，走进舱房。“信浓丸”在风浪中向前方驶去。孙中山、胡汉民各自躺在小床上。突然，舱外甲板上一阵骚动、叫嚷声、谩骂声由远而近。孙中山急忙下床，从窗户向外望去，只见几个日本船员押着一个健壮的中国青年，前拉后推地朝船长室走去。因月光迷蒙，船灯昏暗，孙中山没看出那青年的面孔。不久，门突然被推开了，一前一后走进来两个人来，前头的那人面向孙中山道：“高野先生，您好！”“高野”是孙中山的化名，是杨心如去购买船票时遵照孙中山吩咐改名的。孙中山闻声转身看到身穿制服的人，便知是船长，后面跟着的那个却是普通水手打扮。“我叫郡宽四郎。”船长自我介绍道。“郡宽先生，您好！您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孙中山十分客气地说道。“我的船是专门航行在日本——中国这条航线上，加上我们船上有几位中国船员，慢慢就学会了，不过写汉字还差些。”郡宽指着身后的水手又说：“这位就是中国人，在我船上当水手，我很喜欢他。为了给您解闷，我特意让他来陪您下棋消遣，好吗？”“欢迎，欢迎。”孙中山这才发现水手的手里本拿一盒东西。可能就是象棋吧。他很感谢船长的关心。“那好，你们玩吧，不过只准下一局，下完就休息。”郡宽船长说完，转身朝舱门走去。“请留步，郡宽船长！”孙中山把船长喊住。郡宽回身问道：“有事吗？”“刚才，你们抓了一个人？”“是的，是一个中国青年人。”“他犯了罪？”“因为他没有买票，是混在旅客中间登船的。”“就因为这个吗？”“是的，高野先生。”郡宽态度平静，但又有些疑惑地回答。“哦，他对您说了吗，他要到哪里去？”孙中山得知青年人只是因为没有购票而被抓，以为他也可能是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才逃亡日本的，心情松缓了些。“他说，他要到日本去谋生。”“那就让他去吧，不要关押他，更不要把他交给公使馆。”孙中山从衣袋里掏出杨心如临别时给他的几百日元，“船票钱我付，给您。”“不不，高野先生。”“乘船不买票是不对的，我想，也许那青年是万不得已才这样做的。请您一定收下，因为他是中国人，我有责任帮助他。”郡宽微微一笑：“好吧，你们下棋吧。”把钱收下后，走出舱房。被抓的那位中国青年是林寒梅，他到日本后加入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8月9日，“信浓丸”即将驶进日本神户港，船长郡宽收到通缉孙中山的命令，急急忙忙来到孙中山的舱房，严肃地说：“二位先生，请马上跟我走！”“船长先生，要我们到哪儿去？”“神户水上警察署要搜捕你们，现在必须把你们隐藏起来。”“好，我们听从您的安排。”郡宽四郎把孙中山和胡汉民领进他的办公室里间的一个小房间，拉开舱壁上的一个不易发现的暗门：“请进去吧！”孙中山、胡汉民进去后，郡宽把门锁上。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办公室，坐在帆布躺椅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通缉今，从头至尾地认真看了一遍。又把通缉令折叠好，站起身来，把通缉令压在桌子上乘客花名册的下面，在室内慢悠悠地踱起步来。副船长急冲冲地走进船长室，低声对郡宽四郎说：“神户水上警署的汽艇向我们这里开来了。”“不是说好了，等船抵神户港时，他们才上船检查吗？怎么变卦了呢？我刚才交代的事，赶快去办。还有，孙先生他们住的五号舱房要仔细整理一下，他的那些书要收藏好。”“是，你放心吧！”副船长转身退出船长室。郡宽四郎戴好帽子，整整服装，振作起精神，迈开大步，直出办公室，去迎接神户警察署的事务长和警官。事务长和4名佩带金色肩章的警官被郡宽四郎请进船长室。事务长坐下后，用审视的目光盯着郡宽，说道：“内务省警察局已获得中国方面的情报：中国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有可能乘你的船来日本。我们奉命前来搜捕。”“事务长先生，这位孙大总统我认识，几个月之前他以国宾身份来我们国家考察工业和铁路时，我在长崎见过他一面，自然他不认识我。请放心。如果孙中山确实在我船上，我是不会不加注意的，也一定会把他交给你们。”事务长不相信郡宽船长的话，他一边吸着烟，一边饮茶，那瘦长的脸上没有丝毫反映，而那对小眼却射出疑神疑鬼的狐光。郡宽船长拿起桌上旅客花名册说道：“我看这样吧，这是头等舱二等舱的乘客名册，请您先看看，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可以亲自搜查。”郡宽说完，把名册递给事务长。事务长接过花名册：“好，就这么办，”他朝四位警官使了个眼色，又回过身来，对船长点点头：“船长先生，请勿介意，这是履行公务。请吧！先检查头等舱。”列队站在甲板上的十几名警察，在警官的指挥下，开始了大搜查。事务长检查头等舱，郡宽四郎一直跟随在他身后。一个警官过来报告：“头等舱五号房的两名旅客不在房里。”这五号房正是孙中山、胡汉民的舱房。事务长一扬眉，睁着鼠眼，望着郡宽船长：“噢！船长先生，五号房的两位旅客是……”“这两位旅客是台北美时茶行的经纪人，他们是到日本来接洽茶叶生意的。昨天我到他们房里闲谈时，他们还拿出几包茶叶给我。”郡宽十分镇静地回答道。事务长边走边说：“是做茶叶生意的吗？”他显然不相信。来到五号房，果然见茶几上有两包茶叶。他拿起看看，包装纸上印着“美时茶行出品”字样，“人呢？都快到神户了，他们这时会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也许是在小餐厅里喝酒，也许是在船尾甲板上散步、聊天，或者是在别的舱房跟中国旅客谈茶叶的事吧。要不要去找找他们？”“不不，不必了，我们在房里等等他们吧。”事务长在帆布椅上坐下。“也好。”郡宽船长只好坐在床上。一高一矮。身穿长衫的两个中年人兴冲冲地走进五号舱房。高个子见到船长，笑着说道：“噢，船长先生在这里，实在对不起，我们到餐厅吃点心去了。有事吗？是不是给我们美时茶行拉到了笔生意，介绍买主来了？”他故意瞟了一眼坐在帆布椅上的事务长，还向他点点头。郡宽船长起身，正想说话，不料事务长抢先说道：“早就听说，美时茶行的茶叶声誉很高，今天郡宽船长特地领我来见见二位，我们神户水上警察署也想买些好茶叶。”他一边说，一边打开公文包，拿出几张孙中山的照片，偷偷地对照眼前这两个中国人，审视一番，都不像，但又不放心。一对鼠眼转转，计上心来，漫不经心问道：“你们从事茶叶买卖多年，谅必对茶叶有很深的研究喽？”“谈不上研究，不过，做买卖嘛，总得知道一点茶叶上的事。”高个子笑着回答道。事务长露出狡猾的笑容：“好好。我爱喝茶，还想知道支那人喝茶的历史和风俗习惯，你们能介绍介绍吗？”高个子一时语堵。事务长嘴色慢慢露出一丝冷笑，沉默一会后，突然睁开眼睛，正想发话，不料矮个子上前一步，客气地说：“长官，敝人虽说经营茶叶多年，但由于才疏学浅，对茶叶研究不深，如果长官不见笑话的话，我可以略说一二。我国唐朝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商人重利轻别离，前年浮梁买茶去’，可见既有人贩运茶叶，各地必有喜欢喝茶人。在中国，据文字记载，饮茶盛行乃始自晋朝南渡之后，不过，当时所用之茶叶，是碾成粉末制成饼状，而且还有用葱、姜、枣、桔皮、茱萸、薄荷、盐等合煮的。当时饮茶所用之器具，正像如今还保留在贵国‘茶道’里的那些。”这位事务长曾在日本驻清朝公使馆干过事，在北京呆过几年，算是半个中国通，一听矮子的回答，似懂非懂，似知非知，一副窘态：“噢噢，是这样，是这样。那这茶以哪种为上品呢？”矮个子不慌不忙地答道：“据《茶谱》记载，‘木樨、茉莉、玫瑰、蔷薇、蕙、兰、橘、栀子、木香、梅花皆可作茶’。但据我之经验，以茉莉花茶为上品，因为茉莉花晒干后，贮藏于干燥处，其花颜不褪，其香味不变。花茶乃是中国四川人发明。”“说得有理，说得好。”事务长见他对答如流，引经据典，全是行话，不仅解除了疑惑，而且表示恭敬，起身施礼道：“好了，公务在身，不能多谈，失陪了。买茶叶之事，到了神户再谈吧。”事务长随郡宽四郎回到船长室。一进门，郡宽对事务长说道：“我们接到这份通缉令，哪敢让孙中山在我的船上。”“实在对不起，打扰你了。”事务长带着恼怒的表情又说：“我们山本权兵卫内阁的态度变得也真快，半年前，视孙中山为国宾，热情接待，这阵子又把孙中山当作国事犯，拒绝他在日本登陆。真是令人难以捉摸呵！好了，我回去交差，你也准备进港吧！”神户水上警察署事务长带领警官、警察坐汽艇离去，一场虚惊过去，郡宽四郎急忙打开小房的门。孙中山、胡汉民走出小黑房，孙中山紧紧搂抱着郡宽四郎，眼眶上挂着晶莹的泪花：“谢谢您，谢谢您的帮助和搭救！”“快别这么说，刚才若不是我们船上的一位中国厨工对答如流还险些出事呢！”郡宽就把刚才发生在五号房里的事说了一遍。一高一矮的两个中国人在副船长带领下走进船长室。郡宽把他俩介绍给孙中山。原来这两个中国人都船工。高个子姓刘，是勤杂工，矮个子姓李，是厨工。孙中山同他们一一握手：“谢谢你们！”海轮在神户码头靠岸。郡宽拿出望远镜朝码头望去，见码头出口处的警察很多，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还有几个像中国人在出口处游动。郡宽略为思索后轻声对孙中山说：“目前，你们不能上岸，码头上已布满了警察和密探。北京驻日使馆派有耳目在神户和东京等地，就连我们船上旅客中也有袁世凯的密探。日本政府也不准许你上岸。为了防备万一，你们还必须在我这里躲藏，我派人上岸探听消息，秘密地同您的朋友联系，援救你们。”“谢谢！我相信您，听从您的命令！”郡宽四郎在下完旅客，卸完货后，立即将船驶离码头，停泊在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并派出副船长和刘、李船工上岸，根据孙中山提供的地址，秘密地与在神户、横滨、东京等地的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联系。码头上的警察一直没有撤去，对旅客检查很严。街上贴了一些中日两国文字印的通缉令。松本副船长一直在日本奔走了两天，终于把孙中山的老朋友古岛一雄、萱野长知和菊池良一3人接到“信浓丸”号船上来。孙中山看到3位老朋友，惊喜若狂：“朋友，你们好！快请坐下，我真想念大家啊！”古岛一雄说：“袁世凯通令缉拿您和黄兴等人，山本内阁竟下令禁止您在日本登陆，并要逮捕您，大家都非常愤慨，也万分担心、焦急，因为我们估计您是一定要东渡的。为此，官崎寅藏、犬养毅、头山满、梅屋庄吉，还有我们几个，几天前就商议要尽一切努力，让您能在日本停留。”“谢谢大家！我们中国有句俗语：‘疾风知劲草，严霜识贞木。’大家这样关心我，我一辈子都会牢记大家的友情的。”孙中山说着，眼角都湿润了。萱野长知道：“谢什么，孙先生，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信浓丸’抵达神户的前一天，头山满就去拜访军政界要人，如犬养木堂。他答应动身回东京与山本首相商谈。可是，就在这时候，‘信浓丸’到了神户，神户水上警察署派人上船搜查，我们几人吓坏了，急忙采取应急措施，古岛一雄雇了几只小船，在警察汽艇开出后，也一起驶向‘信浓丸’附近，乔装捕鱼，监视船上搜查。今天犬养木堂回电了，他说，山本已私下同意您上岸，但是必须绝对保密。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驻日本公使馆在各地都有耳目。山本内阁目前还不敢公开保护您，他担心北京政府会对日本在华的利益和侨民造成威胁和损害。接着，他们一起商量了秘密上岸的方案。第二天，孙中山、胡汉民穿上西装，系上领带，脸部作了化妆，乘坐一艘银白色的小汽艇，松本和萱野长知驾驶着汽艇在海上绕了个大圈后，才向神户诹访山附近一个僻静的小港湾靠岸。孙中山、胡汉民上岸后，跟随荒野翻过一座小山，来到松本幸次郎的别墅，并在那里暂时住下。神户的一家报纸，把孙中山抵达神户的消息登出来，而且还说是乘“信浓丸”号船抵日的。北京政府驻日公使馆立即向山本内阁提出抗议，并派出一批密探到神户活动。新闻记者根据“信浓丸”这几天既不装货，又不准船员上岸的迹象，推测孙中山是乘“信浓丸”来日本的。神户水上警察署只好派人再次搜查“信浓丸”海轮，还将船长郡宽传到警察署盘问许久。神户通往外地的水陆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严格检查进出车船。神户市内气氛异常，大街小巷都有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巡逻，宾馆旅店也有警察把门。夜里还进行了全市大搜查，抓去了几个日本居民和中国商人到警察署问话。紧接着，搜查范围又逐步扩大到郊外小镇。古岛一雄、萱野长知立即安排孙中出、胡汉民转移到东京去。这天晚上，萱野长知、古岛一雄陪着孙中山和胡汉民，秘密地下了诹访山，在小港叉里登上小汽艇。萱野长知亲自驾驶小汽艇，朝神奈川县方向飞驶而去。小汽艇在海里停停开开，直到次日下午3时，才靠上了神奈川县富冈海岸的一个小码头。码头上人来客住，十分热闹。在码头不远处，有一辆黑色小汽车在等候他们。这是萱野长知事先与东京方面联系安排的。汽车在黑夜里亮着大灯，向东京方向奔驰而去。萱野长知同古岛轮换开车。第三天天未亮就来到了东京，在赤坂灵南坂25号头山满的住宅前停下。头山满与孙中山见面，紧紧地抱在一起，两位异国朋友如同久别的亲兄弟，都禁不住热泪盈眶。头山满把孙中山安排在与他一墙之隔并有小门互通的房舍里。这所房子是海妻猪勇彦的住所，房子比较合适，屋宇轩昂，庭院宽敞，围墙高筑，前后有门，各通一街，又有侧门与头山满住所沟通，万一遇事，有地方躲藏，逃走也易。头山满从海妻猪勇彦那里租借几间给孙中山使用。海妻欣然应诺，主动把房间粉饰、布置一新，在院庭里移种了许多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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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重整旗鼓

革命党人纷纷流亡日本。戴季陶随孙中山之后，化装成日本新闻记者，改名岛田政一，从大连乘轮船“台南丸”来到日本。戴季陶又名戴天仇，他的祖籍是安徽休宁县，以后迁浙江湖州府吴兴县。清朝乾隆末年，戴季陶的高祖戴闻天只身流浪到四川。起初做帮工度日，以后几经辗转，在成都不远的汉州，靠一个浙江同乡的接济和帮助，做起瓷器生意来。他以质取胜，收项颇丰。他的“昌泰瓷号”名声大噪。戴闻天在广汉定居下来，娶妻得子，建家立业。家业传到戴季陶的祖父戴廉手中。戴廉为人慷慨尚义，尊师重道，远近皆赞美其具有侠义之风。他精绘画，却不善于理财，晚年由于商业不景气，干脆关闭了两家瓷号，闲居在家，沉溺于丹青之中，过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能画一手绝佳的海棠图，远近闻名，为时人所唱。戴季陶的父亲戴小轩也精于绘画，但他受人秘传更擅长外科医术。戴小轩娶妻黄氏，受其指点，也精通治疗。他们夫妇医术精湛，远近闻名。黄夫人笃信佛教，虔诚之心莫有能比。幼年的戴季陶也常常随母亲烧香敬佛，但他多出好奇之心，并不能深领其意。戴小轩有四男三女，戴季陶是七兄妹中最小的一个，戴季陶排行最小，自然最受宠爱，吃喝玩乐都让戴季陶占尽。戴季陶的祖父素具侠义之气，喜欢替人排忧解难，每遇有人发生纠纷，总是乐意居间作保。好人做多了，少不得会有得罪人的时候，赔钱受累且不说，生活日见困难。在广汉颇有声望的戴氏家业从此衰落。戴季陶天资很高，他从小聪明异常，年仅6岁就能即景赋诗。一天，戴季陶随父亲及父亲的三位挚友到郊外散步，时值新麦方吐嫩穗，春光明媚。年幼的戴季陶在盎然春意中跑前跑后，欢跃如雀。戴小轩见儿子那聪颖的模样，也得意万分，便命他即景赋诗，以为助兴。戴季陶果不负父望，迅速转动他那机灵的小脑瓜，面对大好风光，用稚嫩的童声一板一眼地吟诵出一首五言绝句来：“新麦出堤上，迎风如舞浪；极目不知远，江山皆在望。”戴季陶10岁跟随长兄读书。长兄戴传薪在汉州纯阳阁开设私塾，他对小弟要求非常严格，专门为他制订了学习计划。戴季陶读了许多书，眼界大开，学习进步很快，1901年冬，年仅11岁的戴季陶随两个兄长一道去参加童子试，大哥戴传薪顺利地考取了生员，戴季陶在州试和府试中均名列前茅，偏偏院试时，《易经》试题是“为大赤”，以戴季陶的年龄及他所读过的书籍，实在是搞不懂“为大赤”的题意，不明题旨之所在，根本无从落笔，最后交了白卷，整个考试功亏一篑，戴季陶心中好不懊恼。1902年，戴季陶随长兄戴传薪到成都。戴传薪在东文学堂谋到了一份差事。他把戴季陶送进东游预备学校读书。戴季陶在那里学习日语，很快掌握了日常用语。一年以后，戴季陶考上了成都客籍学堂高等科。同学之中多是举人和秀才，唯独戴季陶一人年仅13岁，远离弱冠之年。在这里，戴季陶受名师指教，学问大长。每每考试，年龄最小的戴季陶总是名列前茅，令人刮目相看，受到客籍学堂师生的交口称赞。少年戴季陶并不顺利，倒霉的事接踵而至。一次体操运动时，他不慎栽倒在地，左脚关节骨折，经过治疗没有完全康复，以致终生走路都有些跛。而且步行过久或天气变化，都会隐隐作痛。在这之后不久，学堂里调来了一位为人很不公正的监督（校长），他在评定学生成绩时常常随其所欲，偏袒喜欢的学生。戴季陶一向名列前茅，校长很不公正对他，他在愤恨不平之际，奋起发难抨击。校长恼羞成怒，仗其权势，不顾师生反对，竟然将戴季陶开除，并以师道尊严之词呈请四川督署通令全川学校，不得收录戴季陶入学。戴季陶改名进入一所教会学堂——华英学堂。入学不久便显出他的聪颖和功力，在学堂里大出风头。可是树大招风，仅三个月便被官府查出这个改名换姓的人物，立即勒令退学。这时，戴季陶的华英学堂老师小西三七被川北中学聘为理科教师，他们几乎同时离开华英学堂。小西见戴季陶喜欢读书，能用一口流利日语和他交谈，更加偏爱他。于是便主动介绍戴季陶到川北中学去做他的日语翻译。这样，15岁的戴季陶正式被聘用，月薪15元。小西三七是位很有远见的日本人，他认定倘若戴季陶今后还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将来必定难成大材，故极力鼓励戴季陶去日本留学。戴季陶雄心勃勃，经过学堂风波，对腐败的清政府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又接受了小西向他灌输的国外先进文化，特别是日本的文化和社会情况，决心听从导师的指点，东渡日本，寻求新知识。1905年，年仅16岁的戴季陶，叩别亲人，挥泪踏上东渡日本的征途。戴季陶乘船顺江而下，来到汉口，他准备上岸找个客栈暂住几天，再行东下。他随身携带七百块大洋分做两处存放，身上背五百，提篮里放二百。他本来左脚遗留旧伤，不便步行过久，加之码头上的大斜坡更是难上，他提着沉重的行李，吃力地在人群中穿行。突然一条大汉从他身后闪过，一把抢过戴季陶的提篮就冲进人群里。戴季陶知道自己遇上了强盗，惊慌之中茫然不知所措，竟然放声大哭起来。与戴季陶同行的是他的一位族兄，他在族兄的安慰和照料下，继续东行而去。戴季陶在日本东京，先后进师范学校、日本大学读书。他文采风流，辩才雄盛，为人又热情慷慨，在日本大学时间不长，就成为风头人物。他在二年级时，便同几位朋友，胡森、王用宾、谢健、杨子鸿、张伯烈等组织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同学会，被选为同学会会长。戴季陶是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他有着超人的才华、汹涌的激情、俊逸的丰采和豪放不羁的品性，赢得周围同学的尊敬和喜爱，也令不少异邦女子暗怀春心。一位李姓皇族公主的朝鲜女留学生同他一见钟情，哪知日本政府对朝鲜留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戴季陶不畏强暴，决定公开自己的爱情，他和李小姐把各自的亲朋好友邀集在一起，举行宴会，宣布他们正式缔结婚约。郎才女貌，到场的友人无不衷心地为他们祝贺，俩人幸福至极。但婚宴后没几天，李小姐突然失踪，戴季陶的伊甸园被莫名其妙地拆毁，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1909年，戴季陶从日本回国，他踌躇满志，准备好好干一番事业，但是当他回到上海之时，身上仅剩下四角钱，不足吃一餐饭，他毫无办法，只好在茫茫人海中无目的穿行，以期发现生的彼岸。就在他山穷水尽疑无路时，结识了上海教育界知名人士张俊生。张不仅慷慨解囊，并给他鼓励勖勉。不久，戴季陶离开上海去江苏省城苏州，以毛遂自荐的勇气，叩开了江苏巡抚的衙门，以日本大学法科毕业生的资格和过人才识，担任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1910年春，戴季陶离开苏州，回到上海，当新闻记者。他先在上海日报社，后转入天铎报社。戴季陶在报社兢兢业业工作，夙夜不懈，因而得到了天铎报社社长陈屺怀的赞赏。两个月后，便被破格提拔为《天铎报》总编缉。他成了新闻界的风云人物，他的笔名天仇也为人人皆知，“穷达利眼识天仇”成为上海新闻界的名言。1911年，戴季陶刚刚完成新婚嘉礼，还未来得及度蜜月，清政府指名逮捕他。他闻风逃离上海，前往日本长崎。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秘密潜回上海。哪知上海政治环境更加险恶，他无法在上海立足，独自一人到了浙江省吴兴县，匿居于云巢山道观，过了一段闲云野鹤的出家人生活。不久，他登上南下的海轮，前往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在槟榔屿担任《光明日报》编缉。他在那里引起了革命党注意，由著名的老同盟会员黄金庆主盟，雷昭信、陈新政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戴季陶于1911年10月20日回到武汉，投入保卫武汉的战斗。在攻占汉口招商局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勇敢冲杀。武汉的形势逆转，戴季陶便从武汉来到上海。他到上海后，立即协助陈其美筹划武装起义。并同陈其美等人一起领导了上海的起义。上海光复后，戴季陶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滩，附轮北上，来到大连。他在大连同东北的革命党人领袖一起，筹划东北的武装起义。他试图一举铲锄满清王朝的发源之地，使南军北伐时，清统治者援助无人，逋逃无处，只有束手归罪。他同商震、蒋春山、张光如等紧张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戴季陶等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迅速任命蓝天蔚为东北主要负责人。孙中山接电后，即任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蓝就任后委任戴季陶为关外都督府交通部长。蓝天蔚率军北伐。因革命军缺乏枪械军火，戴季陶火速电告上海方面。上海的陈其美接电后，命令沪军将领刘基炎押运大批枪支弹药前往烟台。刘基炎中途突起歹念，悄悄将这批军火改运登州，以图据为己有。戴季陶及时得知这个消息，他假托有事，邀请刘基炎到海容舰议事。刘基炎对于文人戴季陶没有一点戒备，十分坦然地到海容舰上赴会。戴早有准备，待刘基炎得意洋洋地登上海容舰时，亮出手枪，对准他的胸口。刘大惊失色，退路全无，只好束手就擒。戴勒令他将吞没的军火交出来。一个武夫，却被文士制住，茫茫大海，逃走不能，反抗无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应允将吞下去的械弹吐出半数。革命军跨海北伐，很快在辽东半岛尖山口登陆，反动清军望风披靡，革命军占领瓦房店，攻克庄河厅城。南北议和，孙中山功成身退。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下令取消关外都督，戴季陶只好打点行装，回到上海，再度从事新闻工作。他同李怀霜、周浩等人一起创办《民权报》，并担任总编辑。他写了不少文章，揭露抨击袁世凯。对于袁世凯羽翼下的官僚政客、议员军阀，戴季陶也无情地实行口诛笔伐，不稍假以词色，一概抨击无余。由于戴季陶的文章对袁世凯复辟阴谋尽情揭露，再加词锋犀利、文字劲烈，一时为人们广为传诵，《民权报》也声誉日增，读者越来越多，大有洛阳纸贵、不胫而走之概。戴季陶的言行引起了袁世凯对他的极端仇视，并终于不能容忍。袁世凯大权在握，急于清除异己，扫除复辟帝制道路上的障碍，于是，首先拿戴季陶开刀。1912年5月22日，一伙租界巡捕气势汹汹地闯进《民权报》社戴季陶的办公室，出示拘票，上书“戴天仇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应即提究”。戴季陶当即指着拘票，振振有辞地申辩：“拘票上写的什么鼓吹阅报者杀袁、唐、熊、章，这算是什么罪状？何况，袁、唐、熊、章都不住在上海租界，你们凭什么抓我？”巡捕根本不管戴季陶怎么申辩，不仅逮捕了他，而且还想抓报馆里其他人，他们问报馆发行人是谁？戴季陶冷笑道：“你们是执法的，应该懂得法律，你们带来的这张拘票上，并没有列本报的发行人，怎么可以胡乱牵扯毫无关系的第三者呢？”在租界捕房，戴季陶厉声质问领班：“我这个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有什么关系？租界捕房是否有这个权力，代中国政府在租界里滥捕无辜？”问得捕房领班瞠目结舌，再也不敢和戴季陶多说什么。由于戴季陶精通法律，雄辩滔滔，也无把柄被捕房抓住，一向自诩为“文明自由”的租界当局无法将他定罪，再加上朋友尽心营救，规定的羁押期限一到，捕房只好将他无罪开释。戴季陶出狱后，除了在报纸上继续写文章对袁世凯进行抨击外，还发挥文学特长，编写剧本宣传革命。他坚持反袁斗争，虽然为此下狱，也在所不惧。他那意气纵横、声光逼人的文章，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阴谋、警醒人们继续战斗，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戴季陶与孙中山相识前，即1911年春，曾在槟榔屿为孙中山家当私人教师，为孙中山的两个女儿——15岁的金琰和14岁的金琬讲授国文，这时孙中山在欧美筹款。1911年12底，戴季陶以同盟会党员兼新闻记者的身份首次见到孙中山，在交谈中，孙中山询问了戴季陶的姓名和个人的一般情况，孙中山这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就是风云一时的戴天仇，又曾担任过自己女儿的国文教师。从此，戴季陶与孙中山逐渐熟悉起来，两人开始成为忘年交。1912年9月，孙中山任督办全国铁路事宜，戴季陶被孙中山聘为机要秘书，从此，他便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不久，戴季陶又担任了孙中山的专职记室，随孙中山奔走各处，把孙中山讲话记录下来，既快又准确，很受孙中山的赞许。几个月后，他把孙中山在各地的讲演记录进行精心整理，辑成《民国政治纲领》及《钱币革命要义》两本书。二次革命期间，戴季陶到南京协助黄兴领导起义工作。他和黄兴召集1、8师各级军官、各单位主管军官会议，戴在会上宣布了袁世凯杀害元勋、毁弃约法、破坏宪政的罪行，号召大家起兵讨袁，广大军官都表示响应，少数袁党死硬分子，如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藩鑑等表示反对，戴季陶和黄兴立即采取革命手段，当场将这几个反对军官逮捕，并毫不留情地杀掉。为了保证黄兴的安全，戴季陶说服黄兴离开南京。黄兴和南军一些将领逃离南京后，戴拳陶仍然留在南京活动，受到士兵群众的欢迎，一般同志闻戴天仇来，亦莫不欣然有喜色，交相告曰：“天仇先生，中山之代表也。”戴季陶在南京陷入极度混乱的危急情况下，采取了迅速筹款、整顿军队等措施。他和何海鸣等人一起领导了南京第二次起义。南京陷落后，戴季陶没有外逃，坚持留在城里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为了挽回败局，他联络了1、8师中的一批中下级军官，图谋再举，但不幸消息泄露，没能成功，反革命军队到处捉拿戴季陶，城里一片白色恐怖。一天，戴季陶办完事从外面回来，见北洋军已将他的住处，即由日本人经营的宾来馆围得水泄不通，一些士兵已入宾来馆搜捕，戴季陶想要退回，已经来不及了，便只好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坦然前行。因为北洋军并不认识他，再加上他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那些士兵都被他哄住了，以为他是日本人，便放他进去。戴季陶昂然进入宾来馆，然后携一名日本妓女，双双翩然而出，居然奇迹般地闯过了险关。戴季陶离开南京到了上海。袁世凯命令他的御用北京总检察厅，下令通缉发动二次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分“首魁”及“执重要事务”共34名，戴是通缉犯之一。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他革命斗志并没有低落，他在上海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决定到东北去重新聚集旧部，组成一支精悍的军队，从东北打进关内，直捣北京，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政权。他从上海再度北上，第二次到了大连。大连的革命党人宁武、刘纯一、石磊、王明山、傅笠鱼等人欢迎戴季陶的到来，他们一起筹措经费，购买军火，发展党员，等时机一到，便拉起军队，公开反袁。但那时全国反袁斗争形势已经低落，戴季陶虽有宏图万里，也鼓翼难飞。这时，他听说孙中山偕胡汉民已离开中国到达日本，在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于是，他决定去日本与孙中山合作，于1913年9月下旬来到日本东京。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在国内实行黑暗的独裁统治，资产阶级革命派遭到严重迫害，军队溃散、党人星散，中国上空，封建帝制的阴云迅速凝聚。在这严重关头，国民党内部思想混乱，意见分歧，加上生活困难，互相诟谇，20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亡命日本的多数国民党人对革命和讨哀失去信心，悲观失望情绪甚浓。其中少数党员或因绝望而离开国民党，或为谋取官禄而投靠袁世凯。孙中山并没灰心丧气，也没有被袁世凯的嚣张气势所吓倒，自东渡以来，夙夜以国事为念。他急需重整旗鼓，更急需一批坚定的骨干分子，因此，戴季陶的到来，使孙中山喜出望外，他要戴季陶继续当他的机要秘书。孙中山为了安置同志培养干部，以继续进行革命，与黄兴、李烈钧等在日本办了两所学校，其一为军事研习所，对外称“浩然庐”，其二为政法学校。前者研究军事，后者则学习政治、法律。二次革命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触动，他花很大的精力，认真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革命的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意见之分歧，步骤凌乱，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等于散沙，既无团结自治之精神，复无奉令承教之美德。特别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二次革命中，号令不能统一，事党魁未能服从。他特别责备黄兴，自辛亥革命后，许多作法违背他的意愿。正因为这些原因，革命才遭致失败，为了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决定另组一个党，以重新焕发革命精神，这个党要忠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决定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规定：志愿参加中华革命党者，必须有志于革命救国，为国民谋自由平等，必须各具誓约，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并须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为挽救祖国，牺牲一切。无疑，这里存在着矫枉过正之弊，这套绝对服从领袖和打指模表忠心的办法，近乎专制和迷信，是有悖于民主精神的。但孙中山旨在团结同志，加强党内统一，以便再接再励，坚持讨袁斗争。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熊克武等人都不同意这样的做法。他们认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得逞，其势力正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他们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抱反对态度，被称为“缓进派”。孙中山则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既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黄兴等人认为，逃亡日本的党人，都是被袁世凯所通缉的，不应在这个非案时期对他们严格要求，而应该在现在的基础上，发展和巩固反袁力量。黄兴等对党员入党必须服从党魁一人命令表示异议，认为党员入党并非为某一领袖服务，而是效力于革命事业。入党要在誓约上按捺指模，是对党人人格之侮辱。孙中山对党员必须服从党魁一人解释说：“此次组织，其所以必誓服从弟一人者，原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识者论吾党之失败，无不归于涣散，诚为确当。即如南京政府之际，弟为总统，乃同木偶，一切皆不由弟主张。关于袁世凯受命为总统一事，袁氏自称受命于隆裕，意谓非受命于民国。弟当时愤而力争之，以为名分大义所关，宁复开战，不得放任，以开专恣横行之渐。乃当时，同志咸责备弟，且大为反对。其余建都南京，乃饬袁氏南下受职两事。弟当时主张极力，又为同志反对。第二次革命之前，有宋案之发生，弟当时即力主开战，克强不允，卒迁延时日，以致于开战即败。可知不统一服从，实无事不立于败衄之地位。”为了筹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17次召集会议，讨论建党方案和原则。黄兴等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请人婉劝孙中山改变自己的主张。但是，孙中山意志异常坚决。黄兴觉得这样相持下去，恐与孙中山的矛盾加深，而削弱革命的力量，给袁世凯以可乘之隙，于是，他决定以疗养胃病为名，离日游美，使孙中山行其所是。1914年3月，黄兴在孙中山直接安排下，携夫人徐宗汉、幼子一美、翻译徐申伯、唐月池、秘书石陶钧、李书城等人，乘日轮赴美。李烈钧、谭人凤、熊克武、柏文蔚等人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第六章　刺客大搏杀

中华革命党从1913年9月下旬开始吸收党员，至1914年4月中旬，已发展党员500余人，最早入党的有廖仲恺、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林伯渠、汪精卫、何香凝、邓仲元等等。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大会，到会的有8省成员。会议选举孙中山为总理。7月8日，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孙中山就总理职，并宣读誓言：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权，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1）实行宗旨。（2）慎施命令。（3）尽忠职务。（4）严守秘密。（5）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3年7月8日立。会上，公布了孙中山手订《中华革命党总章》，党的宗旨是：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会议选定党的领导机构，设协理一职，由黄兴和做过都督的国民党员担任，目的是团结不同意见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许崇清为军事部长，邓仲元为军事部副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杨庶堪为副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副部长。9月1日，发表《中华革命党宣言》，并通告美洲和南洋各地党组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都依《总章》第七条规定填写誓约，履行入党手续。中华革命党除设军事研习所和政法学校外，于5月创办机关刊物《民国杂志》，进行政治宣传。《民国杂志》由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撰述人有朱执信、田桐、苏曼殊、戴季陶、邵元冲、邹鲁、叶复声等。袁世凯得知孙中山在东京建立中华革命党，更加紧了暗杀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活动。袁世凯派他的私人保镖蒋自立去日本暗杀孙中山和黄兴。袁世凯雇佣蒋自立为保镖还有一桩奇特有趣的事：袁世凯府上要增加几名保镖。消息传出，一日便有一名山东大汉蒋自立经旁人介绍来到袁府。袁世凯便先让手下人把蒋自立引到一间宽敞的客厅里坐等。这间客厅四周长台上整整齐齐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珍贵古董、名人字画，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金银珠玉，蒋自立独自坐在客厅正中的一张椅子上，老老实实一动不动地等候袁世凯的接见。不料，等了一会儿，不见袁世凯前来，便举日环顾，观赏宝物，过了一个小时，又过了一个小时，仍不见袁世凯的影子。蒋自立便起身离座，走到长台旁，把台上的金镯子、金耗子、小金龟、田黄印、黄金塔、银链、银兔子、玉石、玛瑙、珊瑚雕刻件一件件拿在手中把玩不已，爱不释手，他左右环视一番，不见人影，又不闻声响，就把一个小金耗子和一块翡翠般的玉石偷偷地放在衣兜里，然后，装着若无其事的神情，坐回到原来的椅子上，慢悠悠地抽着烟。袁世凯从客厅里走出来，几声笑后，连一句客套话没说。劈头便问蒋自立：“还满意吧？嗯！”蒋自立被这冷不丁的问话吓怔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在犹豫时，不料袁世凯把手一挥，冷笑声突然变成“哈哈”大笑，大声说道：“很好！你被录用了！”蒋自立在袁世凯身边当了几年保镖。袁见他办事倒有能耐，便派他当密探队的小头目。蒋自立领着几个密探、刺客到上海监狱送药毒死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又将从狱中“保释”出来的宋案的直接指使者应桂馨，秘密处死在北上的火车上，给袁世凯策划的杀宋一案灭了口。袁世凯派蒋自立暗杀黄兴，蒋自立因有日本人会坂西等的帮助，在袁世凯面前保证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但是，黄兴从上海乘上“第四云海”号货轮安全地到达日本。袁世凯把蒋自立找来大骂了一顿：“你说，黄兴这回是瓮中之鳖，陆宗舆来电也说，黄兴这回是网中之鱼。现在怎么样了？瓮碎网破，鳖溜鱼飞。”停了一会儿，他又奔到蒋自立面前，举手抓住蒋自立胸口上的衣服，命令道：“我命令你明日起程去日本，与陆宗舆配合，把暗杀队组建好，尽快把孙文和黄兴除掉。”蒋自立“唰”地一声，抬头立正“是！”袁世凯的话缓和起来：“你可在东京买座寓所设个办事机关，多在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活动，便可得知孙、黄的活动情况和他们的行踪。现在，我先授你个旅长军衔，命你为中华民国驻日特别队队长，事成归来，自当另有重赏！”“总统厚恩，没齿不忘。自立一定遵命，明日当启程赴东京。”蒋自立到了东京之后，便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头山满等为了对付“暗杀团”，便组织了一个“刺客击退团”，并派“刺客击退团”成员、年轻的平野等人担任孙中山的门卫。日本山本内阁虽然对孙中山居留日本默认，但他对蒋自立以中国驻日公使馆的名义组织“暗杀团”，不加干涉和制止。因此孙中山外出活动有一定危险。一天，孙中山带着既懂剑术、又会打拳，腰间还有一支手枪的平野来到中华革命党湖南会馆。会馆正厅空空荡荡，而边侧一排小房里，不时传出哀叹声。那里住着一些湖南籍革命党人，一些人在挨冻受饿。但有一间小房却传出一阵阵欢声笑语。孙中山好生奇怪，他走近门边，听到里头的人正在议论着他的事，收住正欲迈进屋门的脚，立在门边细听：“孙先生这次发起讨袁的‘二次革命’，算是彻底失败了。嗨！”“依我看，孙先生准是‘八字’不好，要不然怎么他的革命老是失败呢？连在握的总统大权竟白白地让给了袁世凯。可是，袁世凯一上台反过来又要捉他，要杀他，他又只好亡命东瀛了。听说现在他吃薯度日了，真是自作自受。这不是他的命不好又是什么？”“我会推算‘八字’，哪天有机会遇见孙先生，非得问问他的出生年月时辰，给他算算‘八字’如何，当真是‘八字’不好，还真不能再跟他干下去了。”“依我之见，诸位还是趁早离开他吧，不用算，他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个吸鸦片上瘾的人。他接着又说：“用不着看相算‘八字’，就凭孙中山办事的气魄就远比不上袁世凯。听说10月10日袁世凯举行大总统就职大典，那场面，喝，气势真大。光是来参加典礼的人就有好几百，政府文官一律穿新制的燕尾服，武官一律着笔挺军礼服，还有众多的穿着各色西装的各国公使，穿长袍马褂的清皇室成员代表，名流绅士，可热闹啦。听说，那天袁大总统穿一套钴蓝色的、缀满金丝银线的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乘坐八人抬的彩轿。轿子前头还有一队320名头戴全金线镶的军盔、身穿蓝色制服、腰佩军刀的卫士开路，在军乐声中登上太和殿。哼，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没有这种气魄。你们说说，跟着这种人干能有出头之日吗？依我之见，大家还是跟……”“周先生，你现在究竟是跟着谁干？”有人打断了公鸭嗓人的话问道。孙中山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气，猛地推开门，一抬腿跨进房门，环视房里的几个坐在那里的人，那个公鸭嗓的人见是孙中山，仿佛挨雷轰似的，苍白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发出虚弱的公鸭声：“啊！孙……”“败类！刚才你吹捧袁世凯的那番话，真是说得绘声绘色，神气十足。哼！你既然甘心认贼作父，就该有胆量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此躲躲闪闪，掩掩饰饰，倒像是一条癞皮狗。”孙中山说到这里，屋里的几个人已明白了几分，都瞪大眼盯着那人。忽见他心虚胆怯地把双手伸进长衫的口袋里，几个人警惕地一齐扑过去，抓住那人的双手，从他口袋掏出的不是手枪，而是两叠印了字的白纸：国民党员自首誓约身为华人，当爱中国，犯上作乱，天诛地灭。自首人——众人看罢，七手八脚把纸撕碎，揉成团，愤怒地朝那人脸上掷去骂道：“无耻叛徒，原来你是想拉我们去投降自首！”此人姓周名鳌山，原是同盟会员，临时政府成立时，为谋求一官半职，曾到南京去了一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上见过孙中山，后来通过一位湖南同乡的关系，派他到上海任个小职。“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周鳌山只好随着流亡日本的党人，逃到日本东京。在上海，此人吃喝惯了，又沾染上抽鸦片之恶习，到东京后过不惯亡命生活，哀声叹气，怨天尤人。这时正好袁世凯派蒋自立来东京，设立一个招降异党分子的机关。凡国民党员愿意投降自首者，只须在自首书上签名盖章，便可介绍回国做官，或发给留学官费。周鳌山闻得此消息，认为是个好机会，便悄悄四处打听，不久居然被他捷足先登，投到了蒋自立的门下，他在自首誓约上签了名，又自告奋勇为蒋自立当说客。他上午从蒋自立处领得一笔钱和一叠自首誓约书，到酒馆吃饱喝足后，又吸足了鸦片烟，才到湖南会馆，利用老乡、朋友的关系，煽动几个意志薄弱的国民党员去投降袁世凯，不料偏巧遇上了孙中山，他招来了几个党人的怒斥和殴打，吓得双膝跪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认错，求饶，爬到门边，立起身来，仓皇逃出会馆。孙中山对房内的几个革命党人说：“你们都宣过誓，参加革命党了，怎么还如此迷信？难道我的‘八字’不好，你们就不革命了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就是我的‘八字’！”这几个人承认错误，表示跟孙中山打倒军阀，继续革命。这时湘省支部长覃振来到这里，孙中山从衣兜里掏出一叠日元，交给覃振：“这点钱留给你们湘省支部，以解燃眉之急。仲恺正终日奔走，多方筹集，一有钱款，我会给大家送来。”孙中山和平野从湖南会馆出来，冒着风雪，沿着僻静的小巷往回走。路过一座中国式的寺庙，庙门紧闭，有人蜷缩在门外墙角，听到脚步声，急忙抬起头来。孙中山一看，是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单薄、有点像是中国人的青年人，孙中山见周围无人，便问道：“你是中国人？”那青年微微点点头，孙中山又问：“也是流亡来的？”那青年顿时瞪起警惕的眼情，沉默不语。孙中山立即解开和服，脱下里面的那件变成灰白色的旧西服，又从裤兜里掏出仅有的20日元，送给他，轻声地说道：“给你，青年人，快穿上吧，再去买点东西吃，找点工作做。……”平野怕耽搁久了出事，没等孙中山说完，拉着他便走：“快走！”两人一起回住所去了。这位青年便是同孙中山一起乘“信浓丸”海轮来到日本的林寒梅。不久，孙中山又增添了一位中国籍卫士，名叫马湘，是华侨后裔。袁世凯一日数电，催促驻日公使陆宗舆和蒋自立火速缉拿孙文等革命党要人。蒋自立虽然拼凑了一个“暗杀团”，可这帮人多是些只知吃喝、干不成大事的家伙，虽说他们也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了几个人，可有的不是国民党人，有的是普通的国民党员。而“暗杀团”的人马却被“刺客击退团”击毙了不少。“暗杀团”活着的人中，有的吓得开了小差，溜回国去了；有的东藏西躲，要钱花时，净谎报战功，前来领赏。花钱买来的一些国民党叛徒，虽然在自首书上签了名，立誓反水，可这些人领到钱，有的则找种种借口不肯卖命，有的则溜之大吉，跑到外国做生意、学技术去了。蒋自立当然知道，他所进行的这种策反和暗杀，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来说，虽然有一定的影响，但威胁不大，效果甚微。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又组织了讨袁军队，蒋自立更觉得在东京暗杀孙中山是十分棘手的事。他不敢像在国内那样放胆去干，而是时刻提着心，终日惶惶不安，唯恐被革命党人拎走了他的脑袋。所以，他平日极少出门，整天躲在寓所里，连大门都不敢随便开。有人来访，总是先开门上小窗，看过名片，认准了人，才让佣人、情妇、姘头开门。保镖出身的蒋自立虽然心虚胆惊，但他又认为自己探情报搞暗杀有一套，时刻幻想抓到孙文，返国在袁世凯面前报功领赏。这一天，蒋自立从驻日公使馆回来。正想开门下车，忽见寓所门边蹲着一个人，因为路灯昏暗，看不清那人的面孔，心里发怵，以为又一个手下人被“刺客击退团”给结果了，前天就有两个“暗杀团”成员被杀死后，把尸首摆在大门两边。蒋自立不敢开车门，眼睁睁地望着那个人。片刻之后，那蹲着的人，突然站起身子，急冲冲地朝小汽车奔来。蒋自立以为是“刺客击退团”的人，慌忙从腰间拔出手枪，正欲射击，忽儿认出那人乃是第一个登门自首的国民党叛徒周鳌山，蒋自立这才吁了一口气，开门下车。蒋自立抖起精神，摆出架势，傲慢地说：“又来要钱，对吗？孙文近来常外出活动，你怎么事先一点消息没弄到？”周鳌山支支吾吾回答不出话来。“好了好了，别啰嗦了。”蒋自立掏出几张钞票，递给他，又说：“告诉你，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听到孙文的行踪，及时来报告，等逮着孙文，我自然会给你一笔够你花一辈子的赏金。”说罢，头也不回地钻进家门，“砰”一声关上大门。一天早上，周鳌山又没钱花了，只好再到小石川町找蒋自立领钱。而蒋自立刚好接到袁世凯的密电，说是宋庆龄小姐已从上海私奔日本，日内可抵东京，孙文一定会前往码头迎接，令蒋设法乘此机会将孙杀害，事成赏花红银50万。蒋自立正在寓所犯愁，因为暗杀团的人前两天刚发饷，谁也不登门了，他自己是绝对不敢亲自出马的，他已被刺客击退团吓得心惊胆颤，惶惶不可终日。正巧这时周鳌山上门来了。蒋自立不把这事直接交给周去办，他要他到西久保去一趟，把这事交给住在那里的两个暗杀团的得力干将去执行。周鳌山听说事成之后有50万赏银，起了贪心，决定把这桩事拉过来，交给自己的好友去干。50万赏银，不费吹灰之力，起码可以捞到30万。周鳌山打着如意算盘，殊不知他的那两位朋友已在一个月之前参加了中华革命党。他们一听周鳌山要他们去行刺党的总理孙中山，当场把他捆了起来，搜出手枪、子弹和一叠日元，连人带物一齐交给了中华革命党湘省支部长覃振。覃振同他们一起商议对策，有人说：“我看，先把周鳌山毙了，再学刺客击退团那样，把周的尸首放在蒋自立的门前，警告警告那家伙。”覃振说：“周鳌山在我们手里，随时可以处决。可是蒋自立不除终归是个大祸害，对宋庆龄来东京一事威胁太大，何况孙总理还不明情况，万一去车站接宋小姐，很难保不出事。”大家同意覃振的看法。可是何人愿去把蒋自立除掉，却没有人敢答话。突然，窗外有人哈哈大笑。“谁？”覃振一惊，奔出去想逮那人，不料那人自己却泰然自若地走了进来。众人一看，是个青年，身上穿着一件破旧的灰白色西装，生得魁梧壮实。“你是谁？为何躲在窗外窃听？”“我叫林寒梅。是来投靠孙中山先生的，前些日子我在码头上找到一份工作，在跟工人交谈中，得知孙先生有时到各会馆开会，今天我是来寻找孙先生的。”“那你何以狂笑？”覃振问道。“我是笑你们胆小，你们连一个姓蒋的坏家伙都不敢去杀，还说要打倒袁世凯呢！”覃振心中暗喜：“看来你倒是个好汉，有勇气去行刺暗杀团头子蒋自立吗？”“怎么不敢！只是我想见到孙中山先生，听从孙中山的命令。”林寒梅答道。“当务之急是除掉蒋自立，待事成之后，我们一定领你去见孙总理。”“那我先加入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林寒梅见覃振微皱眉头而不语，便道：“怎么，你们不相信我？……”林寒梅便把自己的身世向众人介绍一遍。原来，这林寒梅是革命烈士之子，父亲在辛亥年保卫武昌的激战中牺牲。他也参加了革命，失败后从大陆逃到基隆，又从那里乘“信浓丸”海轮流落到日本，寻找孙中山先生。“好，我们马上给你办手续。”覃振马上叫人拿来一张入党誓约书，叫林寒梅填写，按上手模，吸收他加入中华革命党。覃振让人把从周鳌山身上搜出来的钱办一桌酒席，众人一起饱餐一顿。覃振又把蒋自立的住址、相貌口音等情况向林寒梅作了介绍，并给了他一张周鳌山的名片，最后又把从周鳌山身上搜缴的那支手枪交给他。林寒梅吃罢便向小石川町蒋寓走去。蒋自立的大门紧闭。林寒梅喊道：“开门！我是朽三派来送信的。”蒋自立听是自家人的暗语，又是周鳌山派人送信，准是与行刺孙文的事有关，便亲自出来，走到门边，问了声：“哪位周先生？”林寒梅便把名片从门缝里塞进去，并对着门缝往里瞧，见是一个彪形大汉，又操山东口音，断定此人是蒋自立，他一手握枪，两眼紧盯大门。等大门一开，林寒梅举枪对准蒋自立的胸膛“砰”的一枪，蒋自立即刻仰倒在地，林寒梅一个箭步奔到蒋自立跟前，对准蒋的脑袋又补了一枪，结果了他的性命。

第七章　革命伴侣

1915年9月孙中山迁至青山原宿109号，这是日本朋友看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的工作日益繁忙，住房褊狭，不敷展布，才多方设法，为孙中山找到这处新居。青山原宿，地区开阔，环境清幽，这里有苍翠的树木，青碧的草地。到了春天，不用去上野，就可以观赏到一丛丛、一层层，绚丽万顷、溢彩流光的樱花。孙中山的新住宅房子比较宽敞，周围还有几间小房，可供刺客击退团的人住。日本朋友还在屋前的空地上围了一个小院子。这样既安全，又可种些花草。10月24日，东京晨曦渐消，旭日初露，天高气爽，秋意正浓。新近落成的东京火车站迂书北宋司马光著。宣扬天命论。主张“天者万物之，在湛蓝的秋日晴空下，显得十分巍峨。日本陆上交通枢纽的东京火车站雄伟壮丽、色彩斑斓。车站前面的那一片宽敞的广场，使整个车站更气势开阔。和往常一样，随着旭日东升，车站内外，万头攒动，旅客匆匆进出，一片繁忙景象。这一天清早，孙中山容光焕发，步履健朗，急步走进东京火车站，迎接从上海经神户来东京的宋庆龄。他站在月台上焦急地等待着从神户进站的列车。列车终于来了。宋庆龄穿着镶花边的西装和西式长裙，娟秀白皙的面庞，泛着红润，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在广东同乡朱卓文及其女儿慕菲雅的陪同下走出车厢，一眼就看到了孙中山。他们亲切地见面了，当宋庆龄挽着孙中山的胳膊走出东京车站时，碧空万里，阳光灿烂，真有点像是迎新娘的日子。这天晚上，宋庆龄在慕菲雅陪同下，住在赤坂灵南坂25号头山满的家中。翌日上午，孙中山和宋庆龄在牛込区袋町5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举行婚礼，由和田瑞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1）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2）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3）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孙中山、宋庆龄又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比孙中山小27岁。她的父亲宋嘉树，原名乔荪，字耀如。宋嘉树本姓韩，父亲叫韩鸿翼，生三子，宋嘉树是次子，原名韩教准，1863年2月生于海南岛文昌县。由于家境贫寒，年仅12岁就飘洋过海，到美国找舅父谋生。舅父姓宋，是旅居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经营丝茶生意的侨商，他没有儿子。韩教准被舅父收为养子，改姓宋，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CHARLES　JONES　SONG）。宋嘉树不甘心学徒经商而离家出走。他幸运得到了美国联邦海军军官查理?琼斯以及朱利叶斯?卡乐将军的青睐和帮助，终于进入美国高等学府的门坎。18岁时迈进达勒姆附近的圣三一学院。以后又进入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1885年10月毕业后被授予监理会见习牧师，并派往中国传道。他于次年1月回到上海，当上了一名“使灵光普照大地，让福音传遍人间”的传道牧师。宋耀如于回国的第二年便与倪桂珍结婚。倪桂珍虽是名门之后，但到了父辈已经家道衰落，生活贫寒。宋耀如每月只有15元收入，无法赡养家庭，宋庆龄出生时家境仍然是清贫的。后来宋耀如辞去了牧师职务，改营工商业，他成了上海第一个进口外国机械的代理商，他又学习安装这些机械（主要是面粉机、棉花机）。这样，他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转机，不仅在虹口盖了四开间的二层楼房（即后来的余杭路628号），又在西摩路等处置办了产业，形成了名震中外、影响深远的宋氏家族。宋耀如不是一个唯利是图、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商人，他热爱祖国，富于理想，在清廷专制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的形势下，他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渴望着献身革命。他与牛尚周、温秉忠、陆皓东等人成立了一个以“尽心爱国”、“开通民智”为宗旨，为富国强民而奋斗的“自由之子”社。但是，这四个人的社团是成不了气候的，于是，宋耀如便通过陆皓东的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宋耀如同孙中山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成了莫逆之交，俩人亲如手足，宋耀如的家成为孙中山革命的秘密据点，孙中山流亡海外时，他的家也是孙中山的秘密通讯机关。宋耀如不但在经济上积极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司库”，宋耀如开办的美华印书馆，为孙中山秘密印制大量的革命宣传品，这是要冒杀头危险的。宋耀如的妻子倪桂珍也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庆龄从小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文静好学，善于思考，在学习功课、观察事物、文艺表演上都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她通过父辈们言谈活动的影响，从幼年开始对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事业有了一定的了解和向往。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对幼年和少年时代的宋庆龄起了革命的启蒙作用，为她后来追随孙中山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宋耀如曾在美国生活、学习，受到西方进步思想影响，在对于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眼光远大，思想开通。他认为男女均应获得受教育的同等权利，并决心把他掌上的三颗明珠——三个女儿，都送到美国学习，把她们都培养成对国家有贡献的公民。宋庆龄先在马克缔耶学校学习8年，尔后同妹妹宋美龄乘满州号轮船，远渡重洋，赴美国学习。她先在新泽西州森密特城的一所私立补习学校学习，准备报考大学。她学习勤奋，从不贪玩，不但学好校内功课，而且博览群书。她是一位害羞、漂亮的姑娘，经常到市图书馆选择一些非常严肃的书来读。1909年，宋庆龄继姐姐宋霭龄之后，进入了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理公会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注册的女子学院。这所历史悠久、蜚声全球的女子学院，不但有一套很好的教育管理制度，而且环境幽美，是一个理想的读书场所。宋庆龄在这样好的学习环境中，努力汲取知识琼浆，博闻强记，使自己很快地成长。她虽然学的是文学专业，但对历史、哲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哲学、历史书籍。她在作文中、在辩论中，经常提出富有哲理的深刻见解，使教授们都感到惊奇，并深为赞叹。宋庆龄身居海外，心怀祖国，忧远思深，常从报纸上了解国内政治形势，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兴衰。她急国所急，忧民所忧。当她看到祖国在昏庸的清王朝统治下，神州大地正被帝国主义鲸吞蚕食，瓜分豆剖，人民倒悬，遍地呻吟，多少爱国志士在悲愤地呼喊：“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她痛心疾首，忧心如焚，对民族兴亡的关切，为国献赤忱的激情，一齐涌向心头。她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刊和该校文学杂志上发表，讴歌中国悠久的文化，歌颂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3年夏天，宋庆龄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她怀着报效祖国的瑰丽向往，抱着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坚定信念，踏上了归国的旅程。由于宋耀如是孙中山的挚友，孙中山被袁氏政府悬赏通缉，宋耀如怕受株连，只好全家出走东瀛。宋耀如长女宋霭龄在国内时，就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随父亲来到日本后，仍然任孙中山的秘书。8月29日，宋庆龄在日本横滨登陆，父亲宋耀如、姐姐宋霭龄等亲人到码头迎接，见到了分别多年的亲人，她多么高兴。9月，宋霭龄与孔子75代旁系裔孙出身山西富豪门第的孔祥熙结婚。宋耀如从8月中旬起，带病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他几乎每隔几天即到孙中山住处，有时待的时间很长。宋庆龄的到来，正好接替抱病工作的父亲，协助孙中山进行革命工作。9月16日，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在短短的10天内，宋庆龄去看望孙中山八次。随后，宋庆龄便留下作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了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从而使她多年来想追随孙中山革命的愿望得到了满足。她在给美国韦尔斯利大学读书的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起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的快乐，我唯一的快乐是与孙先生在一起。”“我对他大有帮助——使全世界甚至全中国的人民了解革命。”孙中山与宋庆龄对祖国命运的共同关注，在伟大理想下互相吸引，战斗的考验，思想的交流，使他们在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中，默默地相爱了。渐渐地宋庆龄产生和孙中山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真切地感到：我可以帮助他，他是需要我的。她从对孙中山的崇敬中萌生爱意，坦率地向孙中山表达爱慕之情：“孙先生，我已仔细地想了好久，我知道没有别的比为你和为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加快乐，我能帮助你做那种我已着手做过的工作，我能关心你，我喜欢这样从事于革命。如果我没有为这个伟大事业而生活，那么人生是要无意义而无中心的。我不求什么，但愿委身革命，别的什么都不能满足我，只要我于你有用，便在你这里……”在孙中山看来，宋庆龄是这样的年轻、美丽、迷人，洋溢着永无休止的革命热情。她是他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精神上的莫大慰藉，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伴侣，娶她做妻子对他事业是莫大的帮助，有她的温柔体贴，对他流亡的孤寂生活是多么大的幸福！但是他想到自己的年龄只比宋庆龄的父亲小3岁，且宋庆龄的父亲又是自己的挚友，他迟疑了。宋庆龄勇敢地表示：“我愿做你的妻子，永远帮你做革命工作，而革命是不管年龄的，革命需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孙中山觉得这样大的事，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坚定地说：“你必须得到你父母的同意才行，我不能对不起他们。”宋庆龄却反问道：“我们目前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政体下么？难道这种爱情我们还不能自己作主吗？”但是，宋庆龄为了顺从孙中山的意见，并取得父母谅解，她决定启程回上海。她的父母早已回到上海去了。孙中山不拒绝宋庆龄向他求爱，是因为他的妻子已经表示要他另娶一个妻妾。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曾给廖仲恺的妻子何香凝来了一封信，信中向何香凝倾吐了她对丈夫的思念，诉说了自己的苦衷，还希望香凝为她的丈夫在日本物色一位贤女。对于妻子写给何香凝的信，孙中山思虑万千：“慕贞啊，你不该给香凝写这么一封信。你说，我们婚后你一直未能守在我身边照顾我，反而让我牵心挂肠，让我孤独一人在异国他乡四处奔波。你说，你常为自己没能力帮助我，而感到万分痛苦。是啊，我听乡亲们说过，说你常在日出或日落时，领着孩子们站在后山上，眺望经过后沙海面的军舰和轮船，期待着我返里归家；我也看见了，就在你到南京小住的时候，就在你同我一起游览沪杭和上北京的时候，你也因为过不惯政界的生活而感到十分苦恼，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偷偷在房里哭泣。我明白你的心，你和我母亲一样，不满我的职业，你们是希望我从医行善，救死扶伤，积善积德，可是，你们不理解我的信念和志趣，我立志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实现三民主义。在南京的时候，在北上的时候，你曾两次对我提出，要我在外面寻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女子，要我纳妾娶小，我当时就对你说，这是办不到的！我主张男女平等，一夫一妻，怎能自食其言！当然，如此的家庭生活也给我带来痛苦，但我绝无责怪你之意，……”卢慕贞见丈夫不同意她的要求，便独自一人来到东京，当面和孙中山谈谈。卢慕贞慢慢地对孙中山说道：“打从我18岁那年来到你们孙家后，你一直在外面奔波。今年二月，孙眉哥哥病逝，我只好带着女儿去澳门，帮助料理后事。在家我尽到了做媳妇的责任，可就是没有能尽到一份妻子的心，让你只身在外，受尽苦难。你快50的人啦，还是孤身一人在海外四处奔走，没过上一天安然的日子，我想让你找一个合适的女子。”孙中山打断妻子的话说：“我明白了，我已经对你说了，这件事我是万万不会同意的。”卢氏噙着泪水说道：“是的，当时你是这么说的，可是，你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应该可以娶妾了，自大哥去世后，家里的事更多了，我实在离不开家，不能久在你身边，再说我也没有能力帮你分担忧虑和辛劳，你又不肯去干别的事，何况现在你亡命日本，想做别的事也不容你了。你就依我的心意去办，也好了结我这桩心事。”“你就别再说这些了，我是不会依你的。30年都这么过来了，还说这些干什么。”卢慕贞原以为，现在丈夫不当总统了，娶妾纳小不再会有人指责他了，况且，他又身处逆境，亡命异国他乡，他的党人中也有人娶了日本女子。现在宋二小姐在他身边当英文秘书，又是一个好女子，便向丈夫提出，要他娶宋二小姐为妾，但她没有料到，一提到这事，丈夫又是一百个不同意。她也曾想过，为了不拖累丈夫，为了让他安心地再娶，她情愿早早离开人世。但她又想，如果说出这些想法，他一定会责备她，其实她又何曾忍心去走那样的路呢！就连公开与丈夫离婚，她都难下决心，不忍开口。她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抽泣起来。最后，她还是下了决心，低声地对丈夫说：“家里事多，眉哥去世后，澳门嫂子那边的事还要我分担一份心，我决定在这里住两天就回去。我这次来，就是想看看你，想跟宋二小姐谈谈，既然她已经回国了，也不是三五天就能来东京的，我就不等她了。”卢氏说到这里，从手提箱内拿出红绸小包，递给丈夫，接着说道：“等宋二小姐回东京来，请你把这送给她，这是我送给她的礼物，是我一份心意。”孙中山接过红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广东人结婚时用的绣着一对鸳鸯在荷花池嬉游的大红缎子被面，被面上放着一个精美的首饰匣子。这个匣子是孙中山同卢氏结婚时，哥哥孙眉送给卢氏的礼物，匣子内装有一条金项链和两个镶有蓝宝石的金戒指。孙中山把手上的东西慢慢地放在桌子上，径直走到窗前，背着双手，默默倚窗而立。他的思绪纷乱，沉默了好一阵后，才转过身来，对妻子说道：“慕贞，你怎么还是这样想呢？你真不应该这样想。你要知道，宋小姐少年时就立志献身于改造中国，变革社会的事业。她大学毕业后，只身从美国来到日本，来到我身边工作，正是为了实现她为中国几百万民众效力的远大抱负。再说，宋庆龄年纪还轻，而我已年近半百，膝下有儿有女，更何况如今我是亡命之中，袁世凯拿着50万元赏金四处缉捕我，买我的头，她怎么会委身于我呢！”“不不，宋二小姐不同一般女子的见识，她是非常希望在你身边工作的。在南京时，我没敢叫你休我，只是劝你娶个小的，那一是因为我舍不得你，二是因为那时你母亲和眉哥健在，我怕他们为此事想不开，怕伤他们的心。我这次来东京，就是想让你另娶一房。不过，你一再表示不愿娶二房，我也不强迫你。我想，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分手吧！你的生活和你的工作，都是非常需要像宋二小姐这样贤慧、能干的女子，在你身边帮助你。宋二小姐也十分乐意在你身边工作，如果我们不离婚，你和宋二小姐长期在一起也多有不便，外边人也会有许多闲言碎语，这对你、对宋二小姐都不好，就是对我也不好啊！我想过了，为了你的生活和事业，为了宋二小姐，也是为了我，我必须这样做，你答应我吧！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我也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里过日子，把家维持好。”孙中山呆呆地站着，眼睁睁地望着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宋庆龄回到上海，向父母说了自己的想法，遭到父亲，特别是母亲的坚决反对。由于宋庆龄聪明、美丽、听话，母亲从宋庆龄小时就最疼爱她，没想到在终身大事问题上，这个最受疼爱的女儿出了这么个大难题。母亲非常生气，坚决地说：“庆龄！你疯了，你简直疯了！他已经有两倍于你的年龄，是你爸爸的同辈人，又是你爸爸的朋友，同时又是一个结过婚的人，我决不同意这件婚事！”宋庆龄的态度也同样是坚定的，她一再说明她已倾向革命，与孙中山结合是为了革命事业，恳求父母同意这门婚事。倪桂珍脸色阴沉，语气坚定地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谈话陷于僵局。父亲为了缓和一下，就说：“庆龄，此事得等待一下，让我们再考虑考虑。”宋庆龄只好等待，一等就是三个月。她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写信给孙中山说：“你看！你叫我先告诉父母，后加以决定的办法，是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我现在只是为了父亲，才留在这里，你是认识他的。同时你也知道他既然叫我等待，那是我不得不等的，但是等可是苦事，是非常苦的事，如果讲到我母亲的见解，那么等待完全是白费功夫。”当宋庆龄得知父亲的态度已有一些弹性，特别是知道孙中山的态度变得坚定，已与卢慕贞办了离婚协议书之后，她采取了果断的态度，冲破父母的“软禁”，离家出走。她在离家出走前，给妹妹宋美龄的信中说：“在前几封信上，你大概已经知道，我早就希望回到日本去，而父母却表示反对的事了，母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反对孙先生，而父亲所以不许我去，是因为他要我详细地考虑而要我得到相当的把握！我已经等了好久，可是母亲的意志，仍旧不会改变。而父亲的心，在我表示有了把握后，早已同意了。……美龄！你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恐怕已经到了日本，而和孙先生在一起。我走时是那样的迅速、秘密而又不会通知任何人。”宋庆龄在上海的房子又大又好，拥有许多现代化设备，有许多卧室、浴室和盥洗室。她决定离开富贵、文明、优越舒适的家庭生活，选择革命道路，以双十初度的芳龄，自愿嫁给年龄比自己大一倍多、已结过婚、正在过着艰苦流亡生活的孙中山。这绝不是美人一时冲动爱英雄，而是建立在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共同革命信念思想基础上的纯真爱情。性格倔强、作事果断的宋庆龄在朱卓文、慕菲雅的陪同下，偷偷离开了家门，离开上海，东渡扶桑，到东京的第二天便与孙中山结婚。

第八章　强任大总统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在1913年7至12月，先后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龙济光为广东都督、李纯为江西都督、张勋为江苏都督、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段祺瑞为湖北都督、刘冠雄为福建都督。除了川、黔、滇、桂四省，他基本上占踞了中国南部，使自己走向了统治的顶峰。袁世凯为了让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还暂时保留着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议员的年俸为5000元，于是，这批国民党员贪恋着议员的地位，仍然留在北京，与进步党合作议订宪法。国民党议员中虽然也有人主张运用国会和法律来倒袁，而有不少国民党议员，已被袁世凯收买。大权在握、不可一世的袁世凯，对那些有反袁情绪和反袁嫌疑的国民党议员，开始了血腥镇压。他授意军政执法处，以“串通乱党”为词，逮捕8名国民党议员，即参议院议员朱念祖、丁象谦、张我华、高荫藻、赵世钰，众议院议员刘恩格、褚辅成、常恒芳。这8名议员多半是皖籍议员，而且都与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相识，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兼宪革会委员。国民党不仅少了8名记员、宪革会4席，而且在大捉大捕压力下，一夜之间，袁世凯又用重金拉走了10余名国民党参议院议员，为他竞选大总统，铲平道路。军政执法处直接受袁世凯领导，由袁的心腹陆建章任处长、霍占一任侦探长。军政执法处设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附近，为北京著名“四大山宅”之一。军政执法处的职权没有限制，也不受法律约束，捉多少人，杀多少人，捉谁，杀谁，均不呈报，将人秘密处死，也不通知死者家属。对革命党人和国民党议员监视、逮捕、禁闭、杀戮，无所不干。所以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一提起军政执法处，一提起处长陆建章，就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国会议员们视军政执法处为罗刹鬼国。一日，陆建章饮酒正酣，监狱看守忽来报告：天热牢窄，囚徒很挤，怎么办？陆建章听了，命令把花名册拿来，然后用红笔圈了几页，交给执法处进行枪决。有一个叫王剑魂的人，自南方来到北京，遭到逮捕，由陆建章亲自审讯，照例先问人犯姓名、年龄、籍贯。王答名“剑魂”，陆建章听了，立即拍案大喝道：“不用再问了，拉出去枪毙，凭你这个名字，就该枪毙！”在袁世凯的淫威下，众议院提议先选总统，后制宪法，以213票对126票通过这项法案，参议院也照样通过了。于是，宪革会便先制出大总统选举法，作为将来宪法内容之一部分，提前公布，以便大选之进行。袁世凯仍然不放心，特用金钱收买，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公民党”，充当威逼国会选举总统的打手。那黎元洪积极配合，会同19省都督、民政长致电参、众两院，胁迫其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同心协力，编制宪法，先订总统选举之一则，即从选举总统入手。同时指挥进步党与公民党相配合，压迫国民党议员接受先选举总统后订宪法的方案。黎元洪致电进步党负责人梁启超、汤化龙，明确表示：“揆察现状，似须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公意如以为然，即请急力主持。”他又致电参、众两院，催促快速选举总统，甚至指名推举，属意于袁世凯，盛赞袁“雄才伟略，卓绝一时。再造共和，易如反掌。岂惟元洪信仰，即环球各国当无异词”，要求两院“速定大计，举行盛典，浃旬之间，期于竣事”，表白自己已急切得“终日绕床，觉总统一日未定，俨若祸在眉睫者”。10月6日，举行大总统选举，选举前，袁世凯顾虑重重，根据大总统选举法规定，须“以选举人总数2A3以上之列席，用无记名投票行之，得票满投票人数3A4者为当选”。这次选举，国民党籍议员至少有350人以上，他们大都是坚持不选袁世凯。万一第一次、第二次得票不满法定数，以致会议延期，国民党议员就有可能以不出席相抵制，使选举会一再延期，不但夜长梦多，而且对袁世凯来说，也有失体面。就在袁世凯为难的时候，梁士诒来到总统府，袁世凯忙问：“公民党人怎么样？”“大总统放心，我皆个别授意，他们都心领神会。”“我担心进步党人也靠不住。”袁世凯又提出疑问。梁士诒道：“进步党也没有问题，最棘手的是国民党人，而且国会里国民党人也最多！为了预防万一国民党人发难，我已做了安排，大选之日自有公民团在选举会场外面助选！”袁世凯听到这里，脸上始有了笑意，他赞许地点了点头，抬起手搔了搔头，连声道：“很好，很好！”6日清晨，宣武门内外，添了许多岗哨，而且都是双岗，还有军队荷枪实弹，往来逡巡。选举会场在众议院会场。几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打着“公民团”的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喊：“今日非将公民所瞩望的总统选出来，否则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众议院院长汤化龙主持选举会议。各党派议员，到会选举人为759人，超过2A3法定人数很多。以投票人数的3A4计算，得票为570票者才能当选。汤化龙预料投票三次，检点人数、发票、填票、投票、开票、唱票一次约需要4个小时，三次投票共需要12个小时，所以，一天的功夫是完不成的，至少需要两天。可是，众议院外有几千人“公民团”守候着，从上午8时起，重重包围会场，许进不许出，四面围墙，也站满了军警。选举开始后，院外任何人不准进去。院内的议员们想跨出大门，即遭到呵斥逼令退回，有顽强者硬要出去的，轻则遭受到“公民团”的破口大骂，重则拳脚相加，使议员们抱头跑回选举会场。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刚过半数，离法定票额相差太远。这时已中午时分，主席宣布休息后再继续投票。这时，籍忠寅、田应璜、张汉、廖宗北、彭邦栋等议员，嗜吸大烟，瘾发了，涕泪满面，哈欠连天，想出门去吸几口，然而守门的“公民”不准。这些烟徒们抓耳挠腮，捶胸顿足，扯发撕衣，洋相百出。进步党本部派人送来两担面包点心，守门的“公民”们大声喝道：“干什么的？”“送饭的！”“不行，快滚回去！不选出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我们是进步党！”“进步党？什么党也不行！”“进步党是拥护袁总统的！”送饭人道。“那就进去吧！”于是，“公民”们这才放行。国民党本部也送来食品，守门的“公民”们听说是给国民党议员送饭，便破口大骂道：“饿死也是活该！三天选不出袁大总统，就饿他三天！”于是，国民党议员们挨着饿又继续投票选举。第二次计票，袁世凯得票较第一次多了若干票，但还是不到法定票额。这时，天已经黑了，又不能散会，于是，主席汤化龙宣布，根据大总统选举法第二条：“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之，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当选”之规定，请大家就得票较多的袁世凯、黎元洪二人投选其一，此外投选任何人，以废票论，不唱被选人姓名。这个限制被选人的办法，使袁世凯和黎元洪并列起来，虽然贬低了袁世凯的身价，但是，国民党议员本不愿选，又不得不选，因为另选别人，选票不起作用。于是会场中响着嗡嗡的窃窃私语。国民党议员们，一天没吃一点东西，饿得头昏眼花，手脚发软，胃里一阵阵痉挛，心里一阵阵发慌。有的人意志仍然非常顽强，私下议论说：投黎元洪！饿死也不选袁世凯！也有的人的意志开始软弱下来。而且会场外的“公民团”的叫喊声一阵又一阵地传进会场：“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议员们听到外面的叫喊声，一阵阵心烦意乱。尤其是那些烟徒们，涕泪满面，哈欠连天，痛苦百般地在会场乱窜，到处寻找国民党议员，在国民党议员面前苦苦哀求，让他们放弃自己的意愿，放弃自己的信念，赶快选出大总统，好早早地散会。烟徒们又是拱手，又是敬礼，向国民党议员乞求。而国民党议员们饥饿、疲惫，也打起哈欠、流涕泪、神色近似麻木了。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到了晚上10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于是，主席汤化龙大声宣告：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届大总统。代表们鼓掌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国民党议员们不鼓掌，进步党中的老者、病者、饥饿者、发烟瘾者，疲极无力，也不愿意鼓掌了。会场外的“公民团”听说选举完毕，也不欢呼万岁，而是一轰而散，各自回家睡觉去了。次日继续选举副总统，因为昨夜折腾得很晚，有许多人病倒在床，出席的人少了许多，又因议员们吸取了昨天挨饿的教训，不想再折腾12小时才出结果，一次投票黎元洪便被选为副总统。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就职宣誓仪式与开国纪念同日举行。袁世凯宣誓就职，效仿前朝做法，选择在太和殿举行大总统就职典礼。上午举行就职典礼，晚上9时30分在石大人胡同外交部大楼举行茶舞会。规定参加典礼的文官，一律穿燕尾服；武官将军，一律穿军礼服；参加舞会时，一律穿晚礼服。上午10时，320名卫士列队走入大殿，他们戴全金线军盔，穿蓝色军服，佩带军刀，分两排站在距东西席前约十数步处，形成了一个警卫的胡同。两文两武四位官员分别乘坐四座4人抬彩舆，彩舆至大殿前落地后，走出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书夏寿田。这两位文官皆穿燕尾服；侍从武官长荫昌、军事处参议代理处长唐在礼，这两位武官皆穿钴蓝色军礼服，戴叠羽帽，佩参谋带。接着，袁世凯乘着8人抬彩轿至。袁世凯身穿钴蓝色陆海军大元帅礼服，下轿后，由梁士诒、夏寿田、荫昌、唐在礼文武四官拥护前行，他那大元帅礼服上的金线装饰熠熠闪光。袁世凯登上主席台入座后，赞礼官程克引吭赞礼。袁世凯应声而起，面向议长议员席宣誓：“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谨誓。”誓毕，向议长议员席鞠躬。文武百官高呼“万岁”，袁世凯脸上挂着笑意，沉醉迷恋的神色，舞于眉间。赞礼官继续唱礼，由大礼官黄开文呈上就职宣言书，袁世凯又重行起立，宣读，宣读声激烈、低沉有致。读完，再行礼，礼毕，开始接见各国公使以及清皇室代表。其余一干人等，则由招待人员引至武英殿茶点。袁世凯午睡后，乘二人肩舆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段祺瑞、王士珍、荫昌、段芝贵、唐在礼等大员陪同参加阅兵仪式。2万余人军队集结在天安门广场上。将军们结队登上天安门城楼谒见袁世凯，汇报受阅军队情况。袁世凯向将军们训话，尔后将军们下城楼归队，分别传达袁世凯的训辞。阅兵仪式开始。由于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袁世凯没看几眼阅兵仪式，便回去休息，陪官们也一轰而散。开国纪念阅兵仪式的阅兵台上，空寂无人，但士兵们仍然冒雨按照程序行走着。袁世凯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后，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过河拆桥，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占去一半多，如果不把国民党和国会搞掉，不仅袁世凯复辟帝制很难通过，就连他巩固大总统的位置也十分困难。怎样搞掉国民党和国会？袁世凯想来想去，想起了他所操纵的熊氏内阁。原准没有好‘八字’。”一个公鸭嗓子的人说到这里，猛咳几声，吐了口痰，听得出这是请他来京组阁。因为张謇认为国家前途黯淡，予以婉辞。袁世凯仍然敦促，张謇不得已，就推荐熊希龄担任内阁总理。张謇认为，熊希龄在唐绍仪内阁任财政总长时，办理大借款，颇得袁世凯赏识，认为一荐即准。袁世凯对熊希龄，本来是很器重的。唐阁变更，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热河都统。熊希龄到热河就任，扔下都统公署旧址，迁入珍宝堆积、美女如云的承德避暑山庄里办公和居住。熊希龄住进避暑山庄后，就安排他的心腹与同乡杨显曾任公署总务科长，委托他清点庄内的宝物，并把这些宝物收为己用。熊希龄不但自己受用这些宝物，还随意送人。一日，姜桂题来访，酒足饭饱之后，总不免带着姜桂题去观瞻他那些珍宝，临别时，将一把乾隆皇帝喜用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也是袁世凯的心腹，历来忠于袁世凯，他为了进一步讨好袁世凯，以表忠心，就暗中将这个古物转交给袁世凯，作为密报，以待立功。袁世凯顺水推舟，事先没有征求熊希龄的意见，便发表了由熊氏组阁。熊希龄在避暑山庄悠哉乐哉，突然得到由他组阁的消息，已是措手不及，无可奈何，惆怅入京，他感到前途黯淡，不愿上任，但命令已经下达。袁世凯多次敦促他组阁，他都一再拖延。当他知道是张謇推荐他为国务总理，便向袁世凯提出，非张謇入阁而不组阁。他猜想，既然张謇不干国务总理，也决不会干什么总长，张謇若不入阁，他也就能辞掉国务总理，回承德去尽享富贵去了。袁世凯为了达到让熊希龄组阁，就派专舰迎张謇入京。张謇觉得既然力辞了国务总理，就不便再让袁世凯下不来台，于是，随舰入京。张謇在江北经营了许多农业和工业，与袁世凯讨价还价，答应任农工商总长一职。他任这个职务，一箭双雕，既遂了袁世凯的愿，又能利用职权，发展他在江北的工农业。张謇入阁，熊希龄于9月11日发表组阁。袁世凯表面上重用熊希龄，暗地里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河，查办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便布下挟制熊希龄去解散国民党、破坏国会的圈套。袁世凯把熊希龄约到总统府，与他寒暄两句，便去接见外国公使，让熊希龄在他的办公室稍候片刻，说是应酬一下洋人就来。熊希龄独自一人在袁世凯办公室内踱步，突然看到袁世凯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的避暑山庄盗宝案卷。因为他刚从避暑山庄来京，不由自主地向前跨进一步，翻开案卷，看见“熊希龄盗宝”几个字，双腿瘫软，脸色煞白，冷汗如雨。又往下看行文里皆是熊希龄这个，熊希龄那个，他的脑袋立刻胀大，再也看不进去，惊慌失措地合上案卷，踉跄地倒回到沙发前，跌坐在沙发上。袁世凯见过外国公使，传熊希龄到外间谈话，熊希龄仿佛腾云驾雾地来到会客室。袁世凯见熊希龄形态，知他已入圈套，便用亲切的口吻道：“秉三，你昨晚因公务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难看？”熊希龄支支吾吾，不能对答。袁世凯严词厉色地道：“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气愤。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除掉，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销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秉三，你看如何？”熊希龄早已恐惧万分，见袁世凯一再指责国民党，对他的事一字不提，便明白了袁世凯要他戴罪立功之意，于是，他便听由袁世凯摆布。见袁世凯发问，忙不叠地点头道：“应该如此，早应如此！”袁世凯即将已准备好的命令，让熊希龄签署。熊签署完毕，袁世凯立即传令，让等候在邻室的其他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命令借口在南昌李烈钧官署查获国民党议员与李往来密电数十件，而解散国民党。令既出，袁世凯派出军警300余人，包围了广安门内大街国民党北京支部，令代理事长吴景濂不得外出，闹了整整一天。晚上，又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家里，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得300余件，接着又搜缴了以前曾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尔后脱离组织并参加了其他党派的议员们的证章和证书，共计438件，这样一来，因议会人数不足，造成国会瘫痪。残余的议员们对此非常气愤，并提出质问，熊希龄因有把柄握在袁世凯手中，只好为袁世凯辩护。袁世凯又下令宣布国会完全解散。这个国会自4月召集，完成了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任务后，到12月份被解散，只存在了9个月。袁世凯、黎元洪当选为正副大总统之后，袁世凯先后四次电邀黎元洪进京，但黎元洪深知有兵才有权，有地盘才有势力，所以一再推拖，不肯离鄂一步。袁世凯电邀他到京参加大总统就职典礼，他回电拒绝。袁世凯除自己直接电邀外，还拉拢黎元洪身边的人为他作说客。黎元洪对饶汉祥言听计从，袁世凯便极力拉拢饶汉祥去说服黎元洪进京，但黎却抱定了老主意，坚决不肯去京。饶再劝他，他索性令饶代表自己进京，与袁面议一切。袁见黎不肯就范，决定破釜沉舟，一面把饶汉祥打发回鄂，转达他的盛意，仍欲黎公亲自到京；另一方面想出一个“霸王请客”的办法，特派心腹大将段祺瑞到武汉劝驾，露出武力胁迫的象征。12月8日，段祺瑞到鄂。黎元洪邀集少数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决定以都督府参谋长金永炎代行都督职，作早日回鄂的准备。在段祺瑞的催促下，黎元洪匆忙地对参谋长金永炎作临行前的部署，即于9日晚乘专车赴京，随行人员有饶汉祥等十数人。段祺瑞到鄂并不公布来意。黎离鄂时，对下属公布段北归。段和黎一起上了火车，段反下车，黎遂北上。黎的亲随想上车送行，被陈宦所派人“持令不准入”。10日，任命段祺瑞署湖北都督的大总统令下，此时黎元洪还在路上。时人讥评此事谓：“陈宦押解黎元洪进京”、“饶汉祥、陈宦把黎元洪卖了两百万元。”11日晨，黎元洪一行人到达北京。事先，袁世凯派文武大员二人赴保定迎接。到京时，总统府军事处总、次长，侍卫武官、承宣官、全体国务员及各部8名部员到车站迎接；车站周围200步以内派军警守护，不准闲人入内；又派拱卫军一营列队迎候，极为隆重。黎先入总统府拜谒袁世凯。黎戎服佩剑，行最肃之军礼，态度极为谦谨。袁则殷勤特甚，仿佛极尊严之长辈见一极可敬之少年，两人久久未语，隐含着袁、黎原非一家，貌合神离。袁告黎以段督鄂之令已下达。黎唯唯。中午，袁大摆筵宴，招待黎元洪，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全体国务员作陪。宴罢，黎被引至事先安排好的住所——南海瀛台，这是当年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的地方，为避嫌，更名为“小蓬莱”。黎的随行人员则被安置在东厂胡同将校俱乐部下榻。黎元洪离鄂赴京，大有失魂落魄之感。他在《致鄂中父老》的电文中，承认了自己作为袁世凯政治俘虏的地位。一种哀怨凄惋之情敲击心扉，流露于字里行间，发出“遥望汉江，不禁泪下”的悲叹。黎元洪到北京后，家眷亦于12月11日起程来京，均住在南海瀛台。瀛台位于新华门总统府内东北部，四面环水，非舟楫不能通过，实在是软禁政治傀儡的理想处所。黎元洪感到自己处境的危殆，整日忧形于色。而袁世凯对黎内行羁縻而外示怀柔，表现出一副亲密无间的姿态。黎居方数日，袁世凯便托人说亲，要与黎氏结秦晋之好，结果议定黎之次女绍芳配给袁之九子克玖为妻。又规定给黎月俸1万元，公费2万元，合计月支3万元。黎每日除散步、读书、阅报、写字外，无公可办，这一笔俸金算是够充裕的了。黎成了名副其实的寓公。袁世凯为了监视黎的一言一行，经常派唐在礼到瀛台探望。

第九章　帝制复辟

国民党被解散，在党议员资格被褫夺，国会被解散。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作为御用的咨询机关。政治会议由80名官吏组成，其中袁世凯指派10人，国务院派4人，各省各部各派2人。这些人大多是旧官僚或者封建名流如杨度、杨士琦等，还有革命党的变节分子，如孙毓筠等，袁世凯命李经羲为政治会议议长。熊希龄在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设立政治会议之后，他的使命也就完成了，被袁世凯抛弃。袁世凯不再需要这个进步党总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阁来供使用和点缀。熊氏内阁仅存在五个月，就寿终正寝。袁世凯曾企图把政治会议直接变为造法工具，但作为咨询机关的政治会议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便建议袁另组造法机关，定名为“约法会议”。1914年1月26日，袁公布了约法会议组织条例此，消除哲学的误解和混乱并不需要象维也纳学派所主张的，约法会议便由此产生。从此，约法会议即本“修正宪法而以拘文牵义为戒”的原则，成为推翻《临时约法》，重新炮制袁氏独裁所需新约法的专门机构。约法会议组成后，很快按照“隆大总统之权”的原则，一部给袁世凯以独裁总统权力的《中华民国约法》（又称“新约法”），在袁的授意下，公布施行。袁世凯撤销了国务院，设立政事堂，选任前清遗臣徐世昌为国务卿。国务卿以下，设左丞、右丞。左丞是杨士琦，右丞是钱能训。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把他的公馆搬进中南海居仁堂。总统府、政事堂、统率办事处都设在中南海。袁世凯又成立了参政院，解散政治会议。参政院73个成员，均由袁世凯亲自指定。尔后袁世凯又公布了官秩令，把政府官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各省都督改称为将军，民政长改为巡按使。并且规定各省将军传人改用令箭，求见者需递手本，新任命大员要行觐见礼等等，一切又都恢复了前朝制度。约法会议于12月28日又通过新的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人名写在嘉禾金简上，藏于金匮石室。选举总统时，拿出来唱和一下，就算通过。金匮石室设在中南海居仁堂右侧。经过1914年袁记新约法的公布和实施，特别是修正后的大总统选举法的公布，使袁无论在事实上和形式上，已成为终身制之独裁元首。到了1915年8月，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成立了筹安会。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大造恢复帝制的舆论。8月下旬，由于筹安会的鼓动，全国已有8个省以“公民代表”名义，向参政院投递了改革国体的请愿书。9月19日，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发起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发动更大声势的改革国体请愿。这伙人所鼓吹的“改革”，就是复辟。正当袁世凯策划的帝制运动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之际，袁氏营垒中开始有人产生异议。一日，袁世凯试探黎元洪道：“近来有许多人要我做皇帝，亲家，你看怎样？这些人当然是胡闹。”黎元洪道：“革命的目的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亲家，如果你做了皇帝，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帝制运动高涨后，杨士琦等帝制派官僚密谏袁世凯道：“中华议改帝国，副总统黎元洪驻瀛台，观感有碍。”建议令黎迁出南海，袁从其言。于是，袁身边之人大肆散布“新皇移居内，三海将来须让归宣统居住”等语。黎闻言，即以夫人多病，医嘱“须择幽畅和暖地区居住，庶几病体可以挽回”为由，要求迁出南海。于是，袁世凯花10万元购买东城东厂胡同一座宅院赠黎。此宅为明太监魏忠贤之遗园、清中堂荣禄故第，民国后改为将校俱乐部。黎携家眷迁于此宅。此后，黎元洪闭户养疴，有宾客谒见者，概行谢绝，对政事装聋作哑，不予闻问。外界甚至传言：“黎副总统欲入佛教会，安心研求经典”。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黎元洪装聋做哑，以为韬晦之术，一以避祸，二作消极抵制。10月28日，全国各省开始国体投票，结果全部“赞成”君宪制。黎元洪不得不提出辞副总统、参政院长、参谋总长全部职务。社会上对黎元洪将来的出路作种种猜测，黎元洪也深知自己的处境的危殆，惶惶不可终日。孙武来京谒见时，黎竟与其相抱痛哭。黎元洪还暗中派人到湖北察看，打算购买宅第，准备还乡隐居。袁世凯为了稳定人心，一再笼络、慰藉黎元洪，在袁的诞辰日前，对百余名官员奖以嘉禾章，唯黎元洪一人获一等嘉禾章，又扬言在武昌给黎建铜像，以嘉其光复时之功绩。还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及政事堂左丞杨士琦前去黎府慰留，以国体即有变更，仍请其担任政务，以济时艰，决不可遽萌退志。袁世凯对心腹大将冯国璋更加施恩惠。袁任命冯国璋为江苏都督，冯带着一大帮北洋军去镇守南京。袁世凯便把家庭女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作继室。女教师姓周名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士，其父曾任前清内阁学士。周道如自幼随父入京，毕业于天津女子师范学校，不幸父亲早逝，因母亲无傍，她便发誓终身事母不嫁，不觉过了韶华年纪，可是家中不裕，又有一幼弟待养，只得给大户人家当家庭教师，以为养家之策。周道如字写得好，文章做得好，而且爱读兵书，与三国时孙夫人相仿佛。袁世凯听了周道如这女才子的名，便派人把她请来当女教头，教习袁世凯十几个煮不熟熬不烂的女儿，几个年轻的姨太太也乘便求书问字，其中三姨太金氏与周道如要好，朝夕相处，无话不谈。一天便说到周道如身事，三姨太笑道：“姐姐你虽然30出头，可看起来亦不过20来岁，又是有红有白的容颜，为啥甘心辜负了这副美貌一辈子寂寞呢？”“以前为了老母亲和幼弟，我是不暇问此，如今母亲已经过世，我却也老了，还想什么婚嫁呢？”“这话有点不对了，男婚女嫁自古皆然，况且太夫人已经过世，姐姐你孑然一身，将来依靠什么呢？”周道如叹息一声，脸色微红，便低了头。三姨太知说中心事，便道：“咱俩有如姐妹一般，我当替你留心。”金氏便把话转告袁世凯，袁大笑道：“你倒会做好人！”袁世凯答应留心，有了合适的便作介绍。但急切没有对象，便放下了。可巧冯国璋从江苏都督任上进京述职，在总统府偶然瞥见这白嫩且丰满的周教师，不觉眼睛盯住了她，袁世凯猛然想起一件妙事，便道：“这是宜兴周女士，在我这里教导孩子们，却也是个女才子，老弟丧偶有年，我给你做个媒人如何？”冯国璋欠身道：“总统的好意，国璋很是感激，只是我正室虽丧，还有几位小妾，儿子也长大了，我也年将半百，恐怕委曲了人家。”袁世凯捋着胡子笑道：“这周女士也快40岁了，你俩相差不大，你有这个态度，我就去让内人跟她商量，再作计较。”冯国璋走后，袁世凯让三姨太去问周道如，如此这般的一个上将，你愿意否？周道如无话，三姨太便报袁世凯妥了妥了。袁世凯即致函冯国璋，请其践约。冯国璋大喜，返报如命，且择定良辰，筹备婚礼。袁世凯即派长子袁克定及三姨太率领周家近亲，还有主婚人等，送周道如南下成亲，是嫁女儿的格局。江宁铁路特备花车迎接，沿路排列兵士，过江轮渡码头，悬灯结彩，扎有松柏牌楼，上悬一匾：“大家风范”，两旁分列楹联，上联是“天上神仙，金相玉质”，下联是“女中豪杰，说礼明诗”。渡过江去，各乘大轿，进入南京，却以鼓楼前交涉局为坤宅，门前亦有松枝牌楼，五色灯泡，亮出“福共天来”。宅中陈设很是富丽，环列武装士兵，室外又有警察布篷岗位几十个，进进出出的侍者，亦是军服，与那当年东吴招婿孙夫人的武装一般。时当吉辰，冯国璋着上将礼服，佩挂勋章，摆开全副仪仗，由迎亲人等与袁世凯代表同至坤宅，行迎亲礼。过一小时，便由送亲人等陪着花车到都督府。司礼员高歌赞歌，请冯都督出来，又请新娘降车，便见一位盛装丽人缓缓而前，身披丈许粉红婚纱，还有少女两人曳着纱角，进入礼堂，与冯国璋并肩，听袁世凯的代表致颂词，照结婚仪式行礼，夫妇礼成，管乐齐鸣，送新人入洞房，宾朋至客厅欢宴。冯国璋与周道如煞是欢爱，对袁大总统感激不尽。袁世凯分批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借以窥探他们对恢复帝制的态度。冯国璋首先应召进京，袁见他对帝制似有微词，便另作表演。冯国璋道：“外面传说大总统欲改帝制，请予为秘示，以便着手布置。”袁世凯拍着冯的肩膀回道：“华甫，你我这么多年，难道不懂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一则，外国人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二则，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是改革国体之先声，想那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这种权利？那是些无中生有之词。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我现在的地位与皇帝有何区别，所贵乎为皇帝者，无非为了子孙计算。可是我那大儿子克定身有残疾，二儿子克文想做名士，其余则年幼，岂能付以天下之重？何况帝王家从无善果，我即为子孙计，亦不能贻害他们。”冯国璋见袁世凯说得有理，便道：“是啊，南方人言啧啧，都是不明了总统的心迹，不过将来中国转弱为强，到天与人归的时候，大总统虽谦让为怀，恐怕推也推不掉。”袁世凯立即瞪起眼睛道：“什么话！我有一个孩子在伦敦求学，我叫他在那里购置薄产，倘有人再逼我，我就到那里去定居，从此不问国事。”冯国璋回到南京不久，即已听说，鼓吹帝制的“筹安会”在京宣告成立，冯国璋气得直跳：“老头子真会做戏！这哪里是把我当作自己人！”筹安会是杨度发起成立。杨度是袁克定的太子党，与袁克定早就在谋划帝制。一日，总统府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告杨度说，上头打算让你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马上一腔热血冲上来，便与夏寿田去见袁大总统，即谈君宪。杨度道，拟组织一个机关研究君宪，并反复陈词，袁世凯道：“你可与孙毓筠等谈谈。”杨度退出总统府，即赶忙联络孙毓筠，策划建立筹安会组织。这筹安会必得找几个名流列名发起，杨度找梁启超不成，便设谋拉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加孙毓筠和他自己，共六人，时人称为“六君子”，其中孙、李、胡、刘皆是同盟会变节分子；杨度曾留学日本，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依附袁世凯，并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杨度虽然为袁世凯恢复帝制策划，但袁死后，他的思想开始转变，并投向孙中山，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以后又帮助和掩护共产党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严复此人政治上的变化似乎与杨度相反。即前期进步，后期反动。严在1879年从英国留学归国，至辛亥革命前，较有系统地翻译、介绍和传播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他在辛亥革命后，政治上主张复辟帝制，文化上提倡尊孔读经。晚年反对民主，厌倦科学，诋毁五四运动。这六人联名通电各省，发表组织筹安会的宣言，不惜大声疾呼道：“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安。”接着，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又连续作文鼓吹帝制。杨度在《君宪救国论》中道：“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且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变乱，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此文由夏寿田呈送袁世凯，袁阅后赞赏不已，交徐世昌、梁士诒等传阅，并亲笔写下“旷代逸才”四字，制成大匾一方送给杨度。又把杨度的奇文寄给段芝贵，叫他在湖北秘密印出，分发给各省军民长官看阅。“六君子”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以及各公法团体派遣代表到京，共商国体。杨度等决意为天下先，即在15天内正式成立筹安会，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为理事。各省将军巡按使看出杨度等亮相，等于是袁氏父子亮相，多半派出代表入京，且填写志愿书加入筹安会。加入筹安会自然都是些主张君宪制的人，于是筹安会发表了第二次宣言，道：“中国而行前日之真共和，不是以求治，中国而行今日之伪共和，更不足以求治。计惟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如此猖狂的筹安会引起举国舆论抨击，肃政厅也觉不安，呈请袁世凯将筹安会迅予取消，以靖人心。但袁世凯对筹安会不仅不予取缔，而且悉心保护，派出军警到筹安会和杨度等私宅守口站岗，荷枪实弹，盘查出入；袁世凯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国体研究会、治安会等等，则设法不准立案。筹安会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又通电全国；各省及各团体代表已经投票议决，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又张罗“各省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且派出专员到全国各大城市联络。筹安会哪里还是什么学术研究团体，它是道道地地的政治机关。此番劝袁称帝，倒叫杨度占先，一旁急坏了梁士诒，再不动手，便要与帝制大业无干了。此时梁士诒所领之交通系正遭大祸，再不振作，形势不妙。原来数月前，都肃政史庄蕴宽等提出弹劾案，弹劾津浦路局局长赵庆华贪污舞弊，袁见交通系尤其是梁士诒恃功而骄，自立门户，便想警告他们一下，令赵停职交平政院审讯，平政院院长周树模立即呈复，此案与交通次长叶恭绰有关，袁又令叶停职待审。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与叶恭绰皆是交通系首领，又牵涉下面五大铁路局长。袁召梁见面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划去了。”梁士诒遂醍醐灌顶，幡然有悟，明白自己是戴罪立功之人，然所长仍在筹集帝制用费方面，其中一大财源便是烟土，遂着人去上海，把沪粤关栈存鸦片6000箱卖出，共得2700余万元，悉数供为帝制经费，收买各方，策动各色请愿团，一夜之间便冒出“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等等花样，皆向参政院递交请愿帝制书。梁士诒推进帝制有功，深合袁世凯心意，果然把那五路大参案化大为小，不了了之。杨度等“六君子”也甚急切，以为君主国体既定，必须推行宪政，遂改组筹安会为“宪政促进会”，以为再次争先夺魁之举。梁士诒手快，立即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凑成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需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且向参政院再呈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世凯于年内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之妥善方法。”袁咨复道：“国民会议议员复选，定于11月20日举行，俟各地方复选报竣，当即召开会议，以征求正确之民意。”梁士诒认为，袁世凯称帝，以1916年元旦为开国登基典礼为佳，时间紧迫，所以他即让“全国请愿联合会”的代表再向参政院请愿，要求另设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的机构，解决国体。梁士诒又以参政资格，联合一批参政起草《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由参政院通过，咨请政府予以公布，袁世凯即批示公布。《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一经公布，便有许多省份雷厉风行，把代表选了出来，当然，这些代表都是清一色的袁党人物。11月20日，“国民代表大会”代表1913人，全体投票赞同君主立宪。“国民代表大会”又发出推戴书：“谨以国民公意，推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基，传之万世。”参政院于12月11日向袁世凯恭上“总推戴书”，不用咨文而改用奏折，请“我圣上”上登一步，万世不易也。袁世凯于当天下午将推戴书发还，在回文中摆开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架势。谓“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这是袁想当婊子的言词，即他同意当皇帝。但他又说：“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可无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这是袁要立牌坊了。但这却也难不倒筹备帝制诸人。参政院于当日下午5时再次开会，讨论回文，孙毓筠建议再写一篇推戴书，全体赞成。参政院立即把2600余字的第二次推戴书送出。此篇推戴长文称颂袁经武（编练新军）、匡国（杀灭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平灭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与日本办外交）五大功烈。歌颂之词，无以复加。对于袁世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疑虑，写道：“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霖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当初向参议院宣誓发扬共和，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仪式之一，今日国体已变，民国元首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推戴书把袁世凯为难之处一概洗尽。袁世凯阅后焉得不悦，便于次日发布告示，引述推戴书全文之后，便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极，登极之前，大批授爵封王，先是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命陆征祥率文武官员去黎宅道贺。黎元洪道一声：“无功不敢受爵”，众人鞠躬而退。当天下午，袁又命人将一套王服送去，黎亦拒不接受，并谓：“我非亲王，何须制服？”袁封清室逊皇溥仪为懿德亲王，位在诸侯王上，令溥伦为参政院院长以代黎元洪，并赏食亲王全俸。袁发表“旧侣、故人、耆硕免予称臣的命令”，旧侣黎元洪、奕劻、载沣、世续、那桐、锡良、周馥7人；故人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4人；耆硕王闿运、马相伯两人均免称臣。新朝用五色国旗，上端加绘红日一轮，表示“五族共戴一君”。原大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又准备御座御案、龙袍、平天冠等，玉玺金印也即治好，仅此数项，花费2000万元。12月21日，袁世凯下令大封文武：龙济光、张勋、冯国璋、姜桂题、段芝贵、倪嗣冲为一等公；汤芗铭、李纯、朱瑞、陆荣廷、赵倜、陈室、唐继尧、阎锡山、王占元为一等侯；张锡鸾、朱家宝、张鸣岐、田文烈、靳云鹏、杨增新、陆建章、孟思远、屈映光、齐耀琳、曹锟、杨善德为一等伯，余为子、男，共128人。其余师旅长、镇守使授轻车都尉70余人。正当袁世凯大批授爵封王之际，大批对复辟帝制不满的官员辞职或请假离京。袁怕这些人出京将有不利，即令军警便衣去东、西两车站，禁止官员擅自出京。使袁世凯万万料想不到的是：12月23日平地一声巨雷，云南护国军起义了。

第十章　秀才光气

在亡命日本的人流中，有位曾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他于1914年7月来到东京进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陈独秀字仲甫，号实庵，原名庆同，考秀才时叫乾生。后来写文章、办报纸时，取故乡的独秀山名为名，安徽安庆人，1879年10月9日生。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生有异姿，束发受书，天性最厚，亲友困乏者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教书为业，讲究实学，慷慨有大志，但屡困场屋，一辈子不得志，是个穷秀才。1881年10月7日，陈衍中在苏州教书时死于疫疾，是时陈独秀还不满2周岁。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是一个很能干而疏财仗义、好打抱不平的女丈夫，但往往又包容奸恶，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她常常教育子女，不要看不起穷人，不许骂叫化子。她虽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教育子女考科举，起码也要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陈独秀兄弟姐妹4人，他排行第四，有兄长和两个姐姐。兄长谱名庆元，官名健生，字孟吉便可与天地为一体。编入《阳明全书》二十六卷。，长陈独秀8岁，府学贡生。陈独秀5岁时，便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做嗣子。叔父陈衍庶妻子早亡未生育，续娶谢氏及侧室邵氏，都没有给他生一个儿子。陈衍庶便当了陈独秀的继父。陈衍庶于1875年考中举人。初任知县，因治河有功，而步步高升，由知州、知府、直升到府级以上省级以下的道员，真是官运亨通，一路顺风。他在东北怀德、柳河、辽阳、新民等地做官时，爆发了日俄战争。日本和沙皇俄国为重新分割东北和朝鲜，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起来。战争的双方都需要马匹，中国商人乘机贩运以获取暴利。马匹经过陈衍庶的管辖地，他便抽牲口税。这种临时性的税收，勿需上缴国库，谁收谁得，自然是大部分都落入了他的腰包。到1908年前后，他觉得腰包里有了以万计的银两，又看到天下乱哄哄的，大清江山靠不住了，便挂冠而归故里。陈衍庶在安庆有市房铺面近10家，在城里南水关自建住房一座，主建筑有五进三个天井，一个前院，两个中院和一个后院但认为这种发展的动力是由于人先天具有的“自我完善能，宅前宅后都有花园，是当时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大门楼有一丈多宽，高悬魏体字“窦宅”木牌。陈衍庶在北京开设崇古斋古玩铺，投资白银1万两，在奉天还设有分店，又在辽宁省彰武县置地200余亩，在安徽贵池县置地800亩。自此，陈家由一个小户人家一跃而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陈独秀自幼由祖父陈章旭教他读书。陈章旭是候补知县。他精明强干，学问极其深醇，为人亦极其慷慨。陈章旭对后辈极严厉，他有个绰号，叫“白胡子爹爹”。当孩子们哭时，一说白胡子爹爹来了，便停声不敢再哭，这位白胡子爹爹的严厉可怕便可想见了。陈章旭恨不得要陈独秀一年之内把四书五经都读完。陈独秀背书背不出，祖父便气得怒目切齿地，动手打他。幼小的陈独秀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母亲为陈独秀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她总是用好言劝独秀道：“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权威。陈独秀见母亲流泪倒哭出来了。母亲一面替他揩眼泪，一面责备他道：“你这个孩子真淘气，爹爹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母亲的眼泪，是叫他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一次，白胡子爹爹又毒打小孙子，孙子仍旧不哭。祖父越打越有气，孙子咬紧牙关，以沉默相对抗，就是不哭。最后，祖父没有力气打下去了，才算结束这场“战斗”。祖父气得没法，好似从小孙子的沉默中悟出了什么道理，后来他对乡人说：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陈独秀自幼便形成了不畏强暴的个性。他的个性鲜明，有棱有角，既刚烈又温情，既包含了祖父的个性，又包含了母亲的个性。他嫉恶如仇，却又不尽然如是，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他待人处事，胸怀坦诚，但脾气暴躁，喜怒形于色，也难以容人。凡是他认准了的目标，就执着不放，奋不顾身地去追求。他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陈独秀的个性不适合搞政治，但历史却把他推向政治斗争的漩涡。他不愧是一代风流人物，气质刚强，目光锐利，富有革命开拓精神。凡是他认为看准了的政治方向，就勇住直前，义无反顾；而当他一旦走入歧途之后，他那刚强的个性便一变而为刚愎自用，是很难回头的，因而缺乏政治家的灵活性，尤其厌恶玩弄权术，却又不懂政治谋略。他的优点和缺点都是外露的。陈独秀待人接物，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他固执己见，每当辩论的时候，他会声色俱厉地坚持他个人的主张，倘若有人坚决反对他，他竟会站起身来拂袖而去。他从不耍阴谋诡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一语道破陈独秀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1889年，陈独秀的祖父逝世。此后，家里给陈独秀请过好几个塾师，他都不满意。到十二三岁，陈独秀便由大哥教他读书了。大哥的脾气与祖父恰好相反，是个老好人。他了解弟弟的脾气和爱好，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除教他研习经书外，就教他读《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是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编选的一部大型诗文总集。陈独秀初读《昭明文选》时，也有点头痛，但没多久就读出味道来了。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唯一的“正道”是走科举道路，考秀才，中举人，会进士，点状元，然后做官当老爷，发家致富，光宗耀祖。但凡走这条路的人，必须把四书五经读得滚瓜烂熟，和学会做八股文，因为科举制度的第一级秀才和第二级举人的试题，都以四书为限，答卷必须用八股文的格式撰写。由于母亲严命不喜欢八股文的陈独秀学习八股文，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直到陈独秀17岁时，在县考前的一两个月，大哥才硬着头皮对弟弟说：“考期已近了，你也得看看八股文章罢！”可是弟弟心里想的还是《昭明文选》。大哥对这位难说话的弟弟，实在无法可想，只好听其自然了。县考，府考陈独秀都通过了，但名次都考得很低，剩下最后一关是院考，院考及格以后才是秀才。陈独秀为了敷衍母亲，要去考同他格格不入的四书，还要做一篇他看不起的八股文，本来想必将是名落孙山，然而结果却完全相反。到院试时，发下了卷子，陈独秀一看试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便马上决定对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文选》上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的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陈独秀回到家里，把文章稿子交给大哥看，大哥看完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小时一声不响。他看见大哥这种失望的情形，才觉得有点难受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连陈独秀自己也没有料到他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师。院试结果，他中了第一名秀才。他为了了却母亲的心愿，便着实准备乡试，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一番。18岁的陈独秀同大哥一起离开母亲，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这时正值夏日炎炎。乡试共3场9天，陈独秀在大哥带领下，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从人丛中挤进考棚。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10多丈长的号简，都有几十个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警察的岗棚大小，棚顶很低，高个子站在里面要低头弯腰，科举出身的人都要尝尝“矮屋”的滋味。“矮屋”的三面砖墙砌得七齐八不齐，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的，考生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晚上睡觉也在那里。这年南京奇热，大家都把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起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空气不流通，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呆看了一两个钟头。陈独秀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象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发表的文章有些道理。这一连串的联想便使陈独秀的立场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方面去。这次乡试，陈独秀名落孙山，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梁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自此，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陈独秀关心国家大事，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陈独秀的这篇文章7000余字，他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渚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明显地看出陈独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热爱祖国之心。许多富户人家托人说媒。安庆统领高登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高晓岚，小女儿高君曼。将长女晓岚许给陈独秀。1897年冬，18岁的陈独秀和21岁的高晓岚结婚。按照封建婚姻的观点，这对夫妻可谓是门当户对，文武相亲。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出身将门，却目不识丁，她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一双小脚，总是穿着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子，宽大的裤脚管，用细绳子扎得紧紧的，很少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她自从嫁到陈家，再也没有回过娘家。她是一位普通的旧式妇女，虽然没有文化，但很有教养，善良温和，孝敬公婆。她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延年，次于乔年，三子松年。陈独秀和高晓岚本是包办婚姻，如果说他们婚后有一段时间的爱情的话，而过了这段时光便发生了动摇。平时家庭不和，多口舌之争。后来陈独秀东渡日本留学时，欲借夫人10两重镯作为游资，夫人坚决不肯，故此时常吵嘴。陈独秀结婚的第二年，即1898年，就被嗣父陈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陈独秀得知生母生病，便同大哥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1901年，陈独秀到达日本东京自费留学，入东京专门学校。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陈独秀一到东京，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当时留学生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专门译载欧美政治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陈独秀是很爱读这些名著的。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励志社的社员分为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即革命党。陈独秀和张继等参加了励志社，但不久便脱离了。1902年春，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了安庆。这时安庆的一些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日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传，闻者兴起，陈独秀是演说的首倡者，为当局所忌恨，他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1902年9月，陈独秀到达日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学习陆军。这年冬天，陈独秀和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人发起成立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陈独秀这时已由康梁派转向革命派。1903年3月的某日晚，他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等人，闯入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学监姚惕的住宅，他们对姚阻挠留学生学习军事不满，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他们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事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3人于4月间被迫返国。陈独秀同潘赞化回到安庆后，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人，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革命运动。陈独秀在演说会上高声说道：“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参加演说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约300余人。演说会群情踊跃，气象万千。陈独秀提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定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7人立时起草社章。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126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得有了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演说会举办一周后，安庆知府桂英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盅惑人心”。陈独秀等则不予理睬，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多，参加演讲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10余人，封闭了藏书楼。安徽巡抚聂缉椝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往上海。这时章士钊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陈独秀便协助章士钊办报。陈独秀和章士钊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他们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也不浣。后来，章士钊回忆他和陈独秀这段往事。赋诗一首：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国民日日报》，致使报社经费困难，出版了3个月23天后，不得不停刊。1904年初，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庆，初到故乡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同校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他们3人便商定创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由陈独秀自任之。《安徽俗话报》于3月31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科学图书社。不久，陈独秀独自一人来到芜湖，住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办起报来。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陈独秀在那里默默地做着工作。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安徽人听听，免得众人蒙在鼓里；其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11月，陈独秀应章士钊邀请去上海。杨笃生、章士钊、蔡元培、蔡锷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该协会的革命计划是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陈独秀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爱国协会，天天同杨笃生、钟宪?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在试验室练习和聚谈。11月19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被查抄，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留了一个多月，于1905年返回芜湖。万福华行刺失败后，革命党人在北方的暗杀活动仍在继续进行。陈独秀参与了密谋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的事件。1905年9月，陈独秀决定到安徽公学任教，《安徽俗话报》自动停刊。安徽公学是清末民初安徽中等学校之最著名者，以培养革命干部、散发革命种子为教育宗旨。担任教授的，皆为革命领袖人物。除陈独秀外，还有刘申叔、陶成章、周震鳞、柏文蔚、张伯纯、苏曼殊、冷?、谢无量、江彤侯等。一时各地的革命领袖人物荟萃于芜湖，吸引着不少青年，轰动了芜湖社会。安徽公学成了当时长江流域中部的革命运动的中心，也成了长江流域中部地区的文化运动的总汇，大江南北志士几无不与芜湖互通声息。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与柏文蔚、宋少侠、王静山、方健飞等游历皖北各地，遍访江湖侠为之士。陈独秀同柏文蔚以及安徽公学师范班的学生常恒芳于1905年夏发起建立岳王会。岳王会总部设在芜湖，由陈独秀任会长。不久又在南京和安庆设立分部，柏文蔚任南京分部部长，常恒芳任安庆分部长。1906年暑期，陈独秀和苏曼殊一起去日本，暑后便回国，到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同事中有章士钊、刘师培等。不久，苏曼殊也来皖江执教。陈独秀在芜湖图书社联络党人，进行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巡抚恩铭欲穷治之，羽书连下，陈独秀被迫于1907年春又到日本东京，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陈独秀在学习期间加入亚洲和亲会。亚洲和亲会是由中印在东京的革命志士联合组织的团体，中国人加入和亲会的除独秀之外，有章太炎、张继、刘师培、何震、苏曼殊、陶冶公等等，会长是章太炎。亚洲和亲会的宗旨是：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1909年9月间，陈独秀回国，居杭州，于次年初在陆军小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这时，他与江南著名文人刘季平（刘三）、沈尹默（沈二）结识，他们在杭州时常做诗，互相观摩。陈独秀除做诗，总要每天写几张《说文》上篆字，始终如一，还研究甲骨文。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过《说文引申》一文，这是他的初步研究成果。

第十一章　钊钊相知

1911年春，陈独秀又同妻妹高君曼结婚。高君曼略识文字，思想新颖，与陈独秀颇相得，关系渐趋亲密，进而发生爱情。他俩人同居，结为伉俪。这引起了全家的反对，嗣父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比陈独秀干革命还难以容忍，骂他败坏门风，扬言今后不许他俩踏进陈家大门。高家也认为两姐妹同嫁一人为礼教所不容。陈独秀和高君曼却不顾家庭的反对和舆论的指谪，决然自行成婚。陈独秀在1907年至1911年9月的将近5年时间内，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也没有发表政论性的文章。他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学问，写了许多篇古体诗，有不少诗在报刊上发表。1911年12月，安徽临时议会选举孙毓筠为都督。孙抵达安庆就职，正式成立安徽军政府，并电召陈独秀返皖任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返回安庆。孙毓筠是少爷出身，任都督后，不大理政事，在都督府内问事最多的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的事更重要。但他过于急躁就会阉割这一学说的活的灵魂。，常为改革的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还总是坚持己见。他主张改善人民生活，反对任用旧官僚，要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但是，他的政治抱负没能施展。1912年4月，陈独秀主动辞去秘书长职务。他在安徽大学堂旧址，重办安徽高等学堂并任校长，后因陈独秀再次担任都督府秘书长，便聘马其昶任校长，自任教务主任。次年因学生闹事，被赶出学校。由于安徽形势复杂，孙毓筠无法维持。陈独秀于1912年6月去浦口，劝柏文蔚回安徽。柏文蔚回安徽接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长，任命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他们将行政机构加以充实、整顿，尽量安插革命同志，以保存行政之纯洁性。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委任孙多森接任皖督。陈独秀坚决拒绝与孙多森共事，在孙来上任之前即请辞职，未待批准，留书径去。书中有旧病复发，迫不及待等语。所谓“旧病复发，迫不及待”，是指封建专制势力的复辟，不可一日与居之义。7月中旬，陈独秀离开安庆去上海。几天之后，二次革命爆发，柏文蔚再任安徽都督，并宣布独立，兴兵讨袁。陈独秀也由上海返回安庆，再任都督府秘书长。柏文蔚的部下龚振鹏驻军芜湖，残杀无度，且将讨袁计划密告袁氏大将段祺瑞。陈独秀等到芜湖时，因当面痛斥龚振鹏，均被龚绳绑，拟即枪决。陈独秀临危不惧，怡然自处，很从容地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后幸有张永正旅长以兵力相救，才免遭毒手。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缉令，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20人，陈独秀被列为第一名“要犯”，陈独秀旋即逃往上海。陈独秀逃往上海，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逃至乡间躲避。军警便抓走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并抄了他的家。陈独秀逃到上海后，本拟闭户读书，以编辑为生，但书业销路不景气。寒士卖文为生，已为天下至苦之境。而今卖文也无以为生。他急欲学习世界语，为日后谋生之计，写信给日本的章士钊，问他能为觅一良教科书否？191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陈独秀编辑的《英文教科书》和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前者销路不好，后者更是学术专著的冷门货，这两本书所得的稿费并不能使他摆脱生机断绝的困境。1914年7月，陈独秀又东渡日本，进东京的雅典娜法语学校学习法文，同时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他穷得只有一件汗衫，其中无数虱子在内存活。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对旧学很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才思敏捷，笔锋犀利，长于政论文，但不善演说。他虽然多年飘泊他乡，可乡音未改，操浓重的安庆口音。亡命东京的革命党人章士钊、熊克武、李根源等人，都不愿加入孙中山新创立的中华革命党，他们于1914年8月间另组一团体“欧事研究会”，参加该会的还有李烈钧、胡瑛、殷汝骊、林虎、程潜、程子楷、陈炯明、李书城、沈钧儒、张耀曾、柏文蔚等，陈独秀也加入其中。欧事研究会没有进行什么活动，倒是《甲寅杂志》产生了很大影响。《甲寅杂志》的主编是章士钊，发行人是王?生，主要撰稿人除章士钊、陈独秀外、还有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李大钊，以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梁漱溟、苏曼殊等人。陈独秀以文会友，也就在这时结识了李大钊、高一涵和易白沙，他们后来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士，李大钊又成为同陈独秀齐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字守常，原名耆年，字寿昌。1889年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那里是广阔的冀东平原的东端，濒临着浪涛澎湃的渤海，紧靠着改道前的滦河。李大钊家的住宅座落在村子中间的高地上，远眺着一望无垠的田野。李大钊的父亲是一位读书人，早年患了肺病，23岁就去世了，留下怀孕的妻子。李大钊的母亲因感伤过度，在生下他以后不到16个月，也相继逝世。李大钊自小孤苦伶仃，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无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也是一个读书人。他在东北长春、万宝山一带开过杂货铺，有90多亩地，因为没有儿子，将侄儿任荣，即李大钊的父亲过继为嗣子。李大钊出生时。他已经70多岁了，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孙儿身上，他对孙儿既十分宠爱，又管教非常严厉，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能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在祖父的督促和教育下，李大钊从3岁起，就学着认字，祖父白天教，晚上问。四五岁时，开始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李大钊从小读书异常勤奋、刻苦，学习见长，幼儿时代便以才思敏捷、能文善诗著称于乡里。李大钊7岁时，祖父送他到本村谷家的学塾跟单子鳌读书。李大钊跳过了蒙学阶段，直接读“四书”。李大钊读了3年书后，单子鳌便向他的祖父提出：“这孩子学业优良，我已经教不了他，请另请明师吧！”祖父便把李大钊送到本村赵家书馆跟秀才赵辉斗读书，又转至井家坨的举人宋家读书。李大钊10岁那年，祖父给他完了婚，妻子叫赵纫兰，长李大钊6岁，以大姐的身份操持家务，看管大钊读书。1905年，李大钊考入永平府中学。他原是报考秀才的，赶上清朝政府改良教育，废除科举，兴办学堂，他便上了新学。李大钊在永平府上了两年学，祖父去世了，家里的财产被姑母和一个本家叔叔挥霍殆尽。他本打算到通都大邑继续求学，但不仅难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又面临着失学的危险。井家坨宋举人见他将来必有大造化，表示愿资助他到外埠深造。但李大钊见宋举人因做官而得到不义之财，断然拒绝他的帮助。妻子赵纫兰辛苦艰难，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上学。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那里上了6年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举办人是汤化龙、孙洪伊。在教师中有革命党人，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是史地教员白亚雨。白亚雨是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重要成员。他学识渊博，待人热情诚恳。他认为，一些立宪派人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是与虎谋皮，无济于事。每慷慨陈辞，歌荆轲易水之歌，其声郁抑苍凉，听者皆涕泣相向。他的革命思想不但影响了李大钊，也团结了一批有革命倾向的青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京津和滦州、张家口一带奔走，从事运送军火、联络新军等活动，终于发动了滦州起义。他领导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被捕，就义前义正辞严地说：“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李大钊深受感染，立意革命。为求索新的救国之途，他于1913年冬去北京，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交谈，毅然加入中国社会党，并负责组建天津支部，为中国社会党评议员。李大钊在学校里担任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在《言治》创刊号上发表的《大哀篇》中，感慨激愤地抨击袁氏政府的“共和”，仍旧是“以暴易暴，传袭至今，敲吾骨，吸吾髓；北洋军阀拾先烈之血零肉屑，涂饰其面，傲岸自雄，不可一世，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民之受其患也重矣。以致农夫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1913年夏，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应邀赴京城创办《法言报》，同时考察、观注中国时局的变迁。袁世凯当时疯狂地镇压京城的革命势力，强行解散社会党，并枪杀了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逮捕一切社会党人。李大钊闻讯潜出京城，避居故里乐亭县祥云岛。他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因钊字一解为勉励，一解为“燕之北郊”。他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勉励自己与时俱进，担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并在《文豪》等文章中写下了不畏艰厄、矢志革命到底的雄心。正当李大钊大声疾呼“中士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欲“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之时，北洋法政学校举办人汤化龙、孙洪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欲在学校中挑选李大钊等三名优秀的毕业生，送往日本留学。李大钊历经深思熟虑，遂决定东渡求学，继续寻求拯救祖国的出路。他告别了年长的妻子和顽皮的儿女葆华和星华，在海河畔的码头登上东去的客轮，涉过大海，在日本横滨港登陆后，驱车直奔东京。李大钊在东京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他住中国留学生青年会公馆，在留学生中结识了许多朋友，时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问题，探讨对宇宙和人生的看法。于是，由李大钊发起，成立了中华学会，学会既是学术组织，又是政治团体。李大钊与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三年级留日学生司徒复兴结为好友，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兴不衰，司徒复兴向李大钊感慨地介绍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司徒复兴参加了孙中山在东京召开的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会后，他秘密地向李大钊宣讲旨为“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的党章，并征询其愿否入党。李大钊以先深研各国政情、求索各种主义，后决定救国之途为词婉言谢绝了。李大钊在日本读书之余，研究了不少主义、学说，但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又深感所研究的主义、学说，不能解救中国于危厄之中。自从20世纪初叶，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辛德秋水翻译《共产党宣言》，在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已经开始研究、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并公然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理论武器。李大钊在国内参加中国社会党，已接触了中国社会党创始人江文虎的无政府主义，但他不相信无政府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时，李大钊已熟练地掌握了日、英两种文字，他出于强烈的求知欲望，从图书馆内借来了辛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欧洲其他的社会主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埋头攻读。李大钊又通过司徒复兴的介绍，认识了早稻田大学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河上村夫。河上村夫又是日本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多年来，他和孙中山的忠诚朋友宫崎寅藏相交素笃，并与黄兴、宋教仁为挚友。他在教学之余，支持宫崎寅藏创办的《革命评论》，配合同盟会机关报大造舆论。清廷退位之后，他被宫崎寅藏不惜倾家荡产，为孙中山讨伐袁世凯筹募经费、招聘人员购进武器的义举所感动，自己主动为孙中山讨袁从日方刺探有关情报，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民族革命。河上村夫同样热情地接待李大钊。他握住李大钊的手，兴致勃勃地说：“欢迎，欢迎！我真诚地欢迎中国第一个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生来做客。”河上村夫简单地询问了几句，已经知道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不甚了了，需要给以启蒙式的帮助。当李大钊把读《共产党宣言》记下的疑难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发出提问时，他又感到这位初次相识的中国留学生态度严谨，不是仅仅背诵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崇尚空谈的书呆子，而是一位学以应用，时时、事事联系中国实际的人。几经交谈，河上村夫教授喜欢上了这位中国留学生，他断定：李大钊将是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徒和传播者。于是，便把自己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日文书籍送给李大钊阅读。袁世凯敲响复辟帝制的紧锣密鼓之后，在留学日本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反对复辟帝制的留学生义愤填膺，公开串联，主张在留学生中间发起一场革命行动。他们为了唤醒中华民族的魂灵，主张写出激昂的文字，司徒复兴对发起革命行动有兴趣，他也很有组织能力。李大钊则赞成河上村夫的见解，他赶写了一篇富有政治远见的讨袁檄文——《国情》，并投寄给《甲寅杂志》。《甲寅杂志》主笔章士钊从邮件中突接这篇论文，读之，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他既不识其人，朋游中亦无知者，不获已，撰言复之，请其来见。章士钊寓居东京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书斋兼卧室，如有亲朋相访，自然又要充做会客之地。室中布置得很合主人的身份——淡雅、幽静。章士钊的妻子叫吴弱男，出生于望门大户，清末民初的上层官僚、政客，尤其是自袁世凯而后的历届北洋政府的阁僚，几乎无人不和她家有瓜葛。其父吴保初，与谭嗣同等人齐称海内四公子；其叔父吴长庆曾官至广东水师提督之职，在率部庆军渡海驻朝鲜之际，曾一手提携事后成为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吴弱男长于名门望族之室，自幼在三从四德的桎梏下长大，虽精于文墨，且又和反清的名士联姻，但仍然恪守封建伦理道德，终于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倡导者。这天，陈独秀不宣便直进章士钊的寓所。章士钊匆忙起身，热情地请陈独秀落座。他们两人一见面便谈起孙中山发动讨袁“三次革命”，陈独秀冷然作笑，说：“中山先生书生气十足！起初，双手把辛亥革命果实奉献给袁大头，现在又想把这个独夫民贼从大总统宝座上拉下来谈何容易？这不正应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句俗话了吗？”章士钊表示赞同陈独秀的意见。他顺手把李大钊的《国情》一文递给陈独秀。陈独秀仅仅看了标题《国情》二字，便抬起头淡然地问：“是写何国之情？”章士钊旋即把《国情》一文的内容概述一遍，并表明自己赞同《国情》一文中的观点。陈独秀沉痛地说：“打倒了皇帝，争来了多少民主？又得到了多少自由？没有！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民主，就不会有进步，更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中华民族落得了这般愚昧、无知的地步，怎能不亡其国？！”陈独秀把《国情》文章往桌上一放，情绪低沉、颇有些悲观地说：“行严，此类稿件我不看了，你赞同就发吧！说句极而言之的话：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还不如亡了的好！”遂起身告辞，怏怏不快地离去了。陈独秀刚刚离去，李大钊便轻轻地叩门。章士钊把李大钊迎进门来，客气地问道：“先生，您是……”“李守常。”李大钊谦虚地答道。章士钊十分高兴地请李大钊落座，并向李大钊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吴弱男。历经短暂的交谈，双方都打消了初见时的拘束感，很快就进入了十分融洽的交谈。当章士钊知道“守常”是李大钊的字，他沉吟片刻，甚是疑惑不解地问：“《国情》一文，你为何不署其名，而用其字？”李大钊听后面带难色，他看到章士钊那种诚挚神态，方说出真情：“先生名曰士钊，我投文《甲寅杂志》，何敢与先生钊钊齐名。”章士钊见李大钊敦厚、纯朴，又有着真知灼见，更加有了好感。他称赞《国情》一文的观点，说李大钊是行文的高手，又指出《国情》文中具有政治家的远见灼识，说到此文结束处：“求国情于外人，窃恐此憾终难弥耳。”他有些兴奋地说：“这就把美国人古德、日本人贺氏著文的本意，袁大头复辟称帝的野心昭然于天下了！”李大钊有些惶恐不安，他十分谦和地说：“先生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痛感国情之危难，民族之厄运，说了几句坚持共和，反对帝制，以及唤醒国民，共同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话而已。”“这就很了不起！因为你是首次撰著论文，向国人发出警告的有志之士。”章士钊又问：“守常先生，昔日，你是同盟会会员吗？”“不是！但一直在追求孙中山先生所践行的革命理想。”“在这个问题上，你我是不谋而合的！”章士钊讲了自己虽和孙中山先生情好极笃，但因个性持重，不适于从事群众运动，未曾参加同盟会。章士钊接着说：“最近，中山先生提出谨防日本政府趁欧战之机，借口对德宣战，侵占我国的领土主权。对此，你以为然否？”“我赞成中山先生之说，但是我认为更要提醒国民，防止袁世凯借机卖国，达到他复辟帝制的目的！”“所见极是，令人顿开茅塞，望你余暇多多为《甲寅杂志》写稿。”“先生过谦了！为国为民，我自当尽力。”“先生心胸豁达、敏捷，今后希望常来舍下叙谈救国大事。”从此，李大钊同章士钊建立了友谊，李大钊也成了《甲寅杂志》的主要撰搞人。

第十二章　狂人求师

李大钊在读书之余，如饥似渴地寻求新知识、新主义。一年多以来，他在河上村夫教授的指导和帮助下，逐渐地接受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一块磁铁牢牢地吸着他那颗救国救民的心。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济南和胶济铁路一带地方，日本侵略者还向袁世凯政府提出21条款，作为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交换条件。李大钊奔走呼号，愤笔疾书，积极组织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企图灭亡中国的21条。中国留日学生成立了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选为文牍干事，负责起草讨袁、反对复辟帝制的战斗檄文。李大钊强烈地呼吁国人团结一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危亡中的祖国。正在这时，李大钊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同窗挚友、同盟会会员俞德也亡命东京，同李大钊会面，向李大钊全面地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李大钊将留日学生总会委他写的《警告全国父老书》递给俞德征求意见。俞德一面仔细地阅读，一面又不时地发出几句评论：“好！这几句尤为深刻：中国等于自缚之春蚕，列强如争食之饥虎。……”俞德到达东京之后，矢志不渝，继续追随孙中山革命，他除学习外，天天忙于筹借讨袁经费致死于狱中。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概论》、《技术哲学》、，暗自购买讨袁军火。

1914年11月10日，《甲寅杂志》发表了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这篇文章约4000字，结构严谨，文笔洗练，观点鲜明。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章士钊说：“读者大病，愚获诘问叱责之书，累十余通，以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

那么，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中说了些什么呢？陈独秀说：“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这些话自然能被一般读者所理解。关键是陈独秀对爱国心和自觉心的分析和阐述尽性儒家伦理原则。指充分发挥自己及人与物之本性。，以及由此而得出的结论。陈独秀说，中国人把国家看作与社稷齐观，爱国与忠君同义，而人民不过是那些缔造大业、得天下者的“牺牲”品而已，并无丝毫的自由权利与幸福。欧美人看待国家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国家看作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人民之所以要建立国家，其目的在保障权利，共谋幸福，这才是立国的精神。所谓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爱之也愈殷，其愚也愈深”，爱国适以误国。所谓自觉心，除了懂得立国的目的，还要了解自己的国家在当前世界政局中所处的情势，不知国家的目的而爱之者，如是时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人、日本人，他们的爱国心乃为侵犯他人之自由而战者也，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帝国主义、侵略主义。不知国家之情势而爱之者，如朝鲜人、中国人等，皆是也。

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而中国本身却法日废、吏日贪、兵日乱、匪日众，财日竭、民日偷，群日溃，政纪至此物，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一般说来，它反映了革命阶级和，夫复言。即使换一批官吏上台执政，取而代之者，亦非有救民水火之诚，则以利禄毁人如故也，依然是敌视异己，耀兵残民，漠视法治，紊乱财政，奋私无已，殆更有甚焉。总之，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

陈独秀对国家进行了分析，对中国腐败的政府及其官吏进行了一番鞭挞之后，得出结论说：“盖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也何居？”他不赞成“恶国家胜于无国家”的观点，认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失国之民诚苦矣，然其托庇于法治国主权之下，权利虽不与主人等，视彼乱国之孑遗。尚若天上焉。”谓予不信，试看中国的大地上，惟租界居民得以安宁自由。固此，一旦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这并非是没有爱国心，而实在是国家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自觉心所排而去尔。亡国“无所惜”，“亡国为奴，何事可怖。”李大钊看到陈独秀的文章后，便写了《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批评陈独秀悲观厌世的论调，李大钊说他有一位朋友初读陈独秀的文章时，认为“伤感过甚”，等过了一段时间，这位朋友看到许多专制残民的事实以后，又说“曩读独秀君之论，曾不敢谓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觉心自觉也”。李大钊认为“世人于独秀君之文赞可与否，似皆误解，而人心所蒙之影响，亦且甚巨。盖文中厌世之辞，嫌其太多，自觉之义，嫌其太少”，致使他的朋友“欲寻自觉关头，辄为厌世之云雾所迷，此际最为可怖”。李大钊对陈独秀的批评是相当委婉而温和的。他还给《甲寅杂志》主编章士钊写了封信，希望能约见陈独秀面谈。章士钊收到李大钊的文章《厌世心与自觉心》，忐忑不安地说：“这位少年气壮的李大钊，竟然批评起一代狂人陈独秀来了。”陈独秀看见李大钊的文稿，刚刚阅读了个开篇，漠然地问：“李大钊系何人？”“就是写《国情》的李守常，是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的学生，这是他写给我的信，想约见你谈谈。”章士钊把李大钊的信递给了陈独秀。陈独秀接过信，连同李大钊的文章一起放入公文包里，笑了笑说：“嚯！著文相讥不够，还要打上门来当面训斥，好！有胆识，我要带回去仔细地研究研究。”陈独秀通过章士钊约定时间，同李大钊面谈。陈独秀比李大钊年长10岁。他见到李大钊，趋步近前，望着面带拘谨神色的李大钊，主动地伸出双手，用力握住李大钊的双手，有些激动地说：“您就是李大钊，真是文如其人啊！”李大钊不善辞令，更不习惯表现自己，一时不知该对这位在政坛早已是鼎鼎大名的陈独秀说些什么，只好被动地点头称是。陈独秀落座之后，感慨地说：“大钊先生！我从你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一位很有文才的年轻人，为师者不在年高，你就是一位比我年少的师者。”李大钊有些惶恐地说：“独秀先生过谦了，钊实不敢当，实不敢当。”“不，你是受之无愧的。我感谢你那篇文章，使我丢弃消极的情绪，代之而起的是乐观主义精神！它使我茅塞顿开，犹如在茫然中又觅到坦途。今天，我是为求教而来的，望先生多多教我。”李大钊无限感慨地说：“独秀先生真是一位十分豁达、开明的有志之士。我们知己相见，倍感亲切。”他们初交，简单地谈过文字之争的是非后，李大钊便介绍了他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体会，建议陈独秀读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尔后李大钊很有礼貌地说：“仲甫先生，您对救国教民有何宏论高见？”“当今的中国黑暗到了极点，我思之良久，惟有科学、民主，才是驱散中国大地沉沉黑夜的两盏明灯。没有民主，就没有进步，也没有革命；没有科学，就不能生存，就要亡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民主与科学已经荡然无存！剩下的是独裁和愚昧！”李大钊赞成陈独秀的观点：“如果4万万同胞都明白了民主与科学的重要意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帝制的思想！”“我准备近日回国，针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卖国行径，办一个杂志举起科学与民主这两面大旗。告诫人民，政治的反动，乃是一时之事，惟有文化的反动，则会坑害一代、多代青年，那才真会扼杀和阻碍中国的革命！要用民主与科学唤醒青年，让青年自觉地充当革命的主力军！”“仲甫先生，不知您回国以后，准备开创一个怎样的提倡民主、科学的杂志？”“我想创办一种新型的杂志，名字暂定为《青年》。大钊先生，届时，你可要撰文支持噢！”李大钊应允。章士钊提醒李大钊说：“守常先生，你那篇文章是否要发表？”陈独秀抢先回答说：“要发！我的文章在社会上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应刊载大钊先生的批驳文章以正视听。我想这样做是民主的，也符合科学的精神，更不会影响我们今后的友谊。你说对吗？大钊先生。”李大钊被陈独秀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感动了，很是动感情地说：“我赞成你的做法。文字的论争和私人的友谊是两码事，我一向反对因观点的争论而伤其私谊。”1915年6月，陈独秀和易白沙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砖木结构的楼房内。他立即着手创办杂志，通过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的介绍，杂志由群益书社的开办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承担印刷和发行，每月出一期，编辑和稿费200元。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创刊号正式发行。次年9月，《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杂志改名的原因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周报《上海青年》，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期约100页。《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青年人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一场思想大革命由《新青年》引发出来。李大钊仍然在东京留学。他的思想飞速转变，迅然地从旧民主主义者，朝着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化；从进化论的观点，逐渐地朝着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转化。面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政治形势，他不像他的朋友司徒复兴和俞德那样愤然而不知所措。相反，他却采取了冷静、客观的态度，思索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以及预测着未来中国的革命前途。司徒复兴和俞德只知报国，不知主义，他们被袁世凯称帝所激怒。驻日公使陆宗舆又发出警告：对于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留学生，即日起停放官费留学生金，并用武力押解回国。有部分留学生在这种压力下，倒戈过去。司徒复兴和俞德立意用热血擦亮这部分留学生的眼睛，洗掉他们心灵上的污秽。他们在留学生会上发表演说。司徒复兴慷慨激昂地说：“同胞们！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人民，被专制的皇帝，被腐败的官吏，被这些留着真辫子、假辫子的奴才们害苦了！辛亥革命的鲜血，换来了共和制的民国。可是，烈士们用鲜血换来的胜利果实呢？又被袁世凯这个独夫民贼窃夺去了！他为了登上龙廷宝座，与日本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21条，取得了洋爸爸在身后撑腰，实现了他甘心做儿皇帝的美梦！而神州大地变色，4万万同胞受苦。你们说我们能答应吗？”因集会内有陆宗舆派来的武装打手，留学生们惶恐不安，面面相觑。俞德猛地举起手枪，对着天空“啪，啪”放了两枪。接着，他又愤怒地大声问：“你们都必须回答！在场的留学生，谁想做袁大头的奴才、做中华民族的败类，我就当场打死谁！”留学生吓得心慌意乱，全身抖颤不已，小声地答道：“不，不答应。”司徒复兴无比悲痛地大声疾呼：“同胞们，一个人的生死荣辱是无关重要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兴亡，则联系着每一个庶民百姓。10年前，也是在日本东京，曾经出现了一个愤而蹈海的民族英雄陈天华。他在《绝命辞》中，曾经谆谆告诫留日学生，为了中华必须奋起抗争！今天，我也想告诫诸位同胞：一个失掉灵魂的民族，决不会有富强的祖国的！若想建立真正的共和制的中华民国，必须奋起斗争！振奋中华民族的灵魂！同胞们，我要用满腔的热血，擦亮你们迷失方向的双眼；我要用年轻的生命，唤醒中华民族每一个昏睡的灵魂！”司徒复兴说到这里，抓着自己的衣扣，奋力一撕，“嚓”的一声撕开了黑色的内衣，露出胸脯，旋即举起手中的匕首，向腹部刺去。俞德欲步司徒复兴之后，举枪自杀，恰巧李大钊飞身向前，抓住俞德的手腕，“啪”的一声，子弹飞向长空。袁世凯复辟称帝，司徒复兴欲自杀殉国，极大地撼动了留日学生的灵魂。李大钊和俞德等人四处奔走，八方演说，终于又把动摇不定的留日学生，从袁世凯的走狗——陆宗舆那里拉回来，团结在留日学生总会周围。李大钊以中华学会负责人的名义，同乙卯学会负责人易象商量，将两会合并，改名为神州学会。中华学会和乙卯学会都是著名的革命团体，对入会的资格规定都比较严格。1916年1月30日，神州学会正式宣布成立，拥有会员100多人，设干事部，下设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工商科。另设总评议会，推李大钊为评议长。林伯渠原是乙卯学会成员，在合并工作中，活动积极，被推选为干事部干事。他们俩从此建立了友谊。神州学会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一些学术讲演和出版刊物。李大钊讲演了《联邦与邦联》、《颜之学说大旨及其劳农主义》等；易象讲演了《礼运?大同篇》。会员集资印行，办起了《神州学丛》会刊。频繁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探讨，提高了会员的思想水平。李大钊闻讯蔡锷首先由云南起事讨袁后，立即召开留学生总会紧急会议，一致决定为护国军筹募军饷，并选举李大钊为文事委员会主任，在东京开展宣传活动。李大钊为联络反袁活动，返回上海。他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可谓是畅谈不厌，万言嫌少。陈独秀询问李大钊何时毕业回国，李大钊沉思片刻说：“还有一年，写出学位论文，答辩一结束，即可回国参战。”陈独秀深感孤军作战，力不从心，他多么想请李大钊和他共同出版《新青年》杂志，但他又不便直接说出，沉吟有顷，以商量的口吻说：“你在写作学位论文的同时，可否对国内思想疆场上的战斗策应一下？”“可以，我想为青春中华的诞生高声呐喊，策应您所开创、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李大钊回到东京之后，就开始构思划时代的雄文《青春》，为了这篇文章早些时间脱稿，他决定从青年学会公寓搬出，迁到东京郊外幽静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那里舍外是荒芜的小园，后面有凭假山而建的古刹，假山前池塘边，错落地种着梅花和樱花。李大钊在那里终于完成了《青春》的写作。李大钊的一些友人陆续地回国参加护国运动了，李大钊在送友人林伯渠等人回国时，口占一绝：壮别天涯未许愁，尽将离恨付东流。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河上村夫教授一心要把李大钊培养成为中国第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博士，他又把厚厚一摞不同版本的书籍交给李大钊，兴奋地说：“大钊同学，这是我给你找来的参考书，你带回去用心阅读，我坚信不疑地认为，你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取得理想的学位头衔的。”李大钊回答道：“谢谢恩师的关心，我不准备参加学位考试了。”河上村夫惊愕不解地问：“为什么？”“我想回国。我的祖国的命运和前途正在危难之中，列强们正在瓜分我的祖国，压迫我的同胞，灾难更加深重。”“祖国解放是漫长的，个人取得学位是短暂的。放弃就要取得的学位，而去追求漫长的祖国解放，我是不能理解的。”“我东渡求学的目的，是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不是为了考取学位。祖国被列强们瓜分了，灭亡了，我考取了学位又有何益呢？”李大钊深切地思念着祖国和人民，写下了诗句：斯民正憔悴，吾辈尚磋跎。故国一回首，谁堪返太和！作为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河上村夫，他希望能早一天把马克思主义送到中国去，他不止一次为李大钊绘制学业上的蓝图，也曾设想通过李大钊回国后如何开展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大钊突然废弃学业，他不去准备写论文，而是把课下写的《青春》拿来请他批阅，他无可奈何地把他精心为李大钊挑选的参考书，分门别类地放回书橱里。当河上村夫读完李大钊的《青春》全文，情不自禁地连声赞曰：“妙文神笔，好，好，好！”他不由自主地读起《青春》中自己特别喜爱的文字：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李大钊在河上村夫的赞同下，将《青春》寄给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河上村夫教授终于同意李大钊回国了。他希望李大钊回国后做一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并赠送给李大钊一箱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

1916年春，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建立了革命友情。林伯渠，名祖涵，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1886年生。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但终生未曾入宦，一直赋闲乡里。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也常常是入不敷出。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不久便颇有名声，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林伯渠的母亲李氏，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略通文墨。林伯渠童年体弱，在10岁之前，一直没有正式入学也。”孔子主张以义为立身标准，认为“君子之仕也，行其义，由母亲教他识字，《三字经》、《百家姓》，他都背得滚瓜烂熟。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这小兄弟俩很要好。林修梅从小爱读书，并酷爱习武，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一天，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将菩萨推翻，闯了大祸。父亲得到消息，急忙赶回家来，将儿子责打一顿，向村中父老陪情，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父亲决定让他上学，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林伯渠生性颖异，学习进步特快，不到两年，四书五经养浩然之气的精神修养途径。另阐述伦理学与认识论相统一，便已授完。父亲把他带到身边，亲手编成一套《励志文选》、《励志诗选》、《励志词选》、《励志曲选》，严加教授。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不得有半点差池。林鸿仪治学，素以严谨著称。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每每夜阑人静，他总是秉烛临案，反复讲授“三统”、“三世”的理论。1902年，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被学校开除。覃振被开除后，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死里求生》，同学们争相传抄，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吸引了不少读者，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俩人友谊日趋加深，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并遭到通缉。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秘密捐资，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父亲不幸早逝，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要林伯渠提前结婚。林伯渠的这桩婚事，本是指腹为婚。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城里人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两人一向友善。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令。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一日，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席间，司马夫人一旁作陪。酒过三巡，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笑着对司马瀚说：“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又是黄金甲第，又要新添贵子，可喜可贺！”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回敬道：“小仙兄过奖了，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司司马瀚接过话头：“当真？”林鸿仪不语，表示默认。于是，司说来，直是上苍有眼。小仙兄若不嫌弃，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亲上加亲。贱内如果生个女儿，将来就是你林家的；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那就是我司马家的人！如何？”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也便欣然应允下来。不巧，司马家生了个女儿，林家也生了个女儿，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司马家的女儿细凤5岁时，林家伯渠出生了。那时当地有句俗话：“女大两，黄金日日长，女大三，黄金堆成山。”女比男年长5岁的婚姻也是有的。于是，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就这样铁定了。细凤和林伯渠结婚，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林家六口，全靠几石薄产过活，常是入不敷出，细凤日夜操劳，家境也难改善。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报考官费留学，名列第一。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博、谈吐不凡，而且有爱国之心，竭力推荐，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覃振亡命日本，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格外高兴。覃振与黄兴、宋教仁等关系密切，经覃振介绍，林伯渠很快同黄、宋熟识起来。1905年8月，林渠伯应黄兴邀请，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会后，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要求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代表同盟会总部，接纳林君入会。”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黄兴主盟，宋教仁、覃振介绍，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1906年初，林伯渠和刘道一、秋瑾、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林伯渠抵达上海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回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民报》的发行工作。为了掩护身份，林伯渠一回到长沙，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规模不大。这年秋天，刘道一、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黄兴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联络绿林。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陈仙舟、林武等1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1909年，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马贼”建立联系。这支“马贼”拥有四五千支枪，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里，东西约300里，引起同盟会注目，认为这支“马贼”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最初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不料立足未稳，被清军发觉，使命受挫，只好撤回东京。在林伯渠、廖仲恺的争取下，东北“马贼”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使他悲痛欲绝。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积极兴办新学，名声大振。因为常到各处查学，1909年，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俩人一见钟情，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便于1910年春结婚。1911年8月，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从吉林赶赴上海。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他把妻子、女儿安顿好，便前往常德。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因此，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在武昌首义前，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10月23日，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余昭常为总参谋长，前往常德招抚。杨任、余昭常等抵常德时，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并献牛酒，常德遂告光复。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焦达峰被杀，谭延?任都督，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异常愤慨，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前往南京、上海。林伯渠来到上海，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湖南宣布独立，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二次革命失败，林伯渠、林修梅被通缉，不得不离开祖国，亡命日本。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还常到日华、国英、东亚等学校听讲。他坚信“过人者，学力之过人耳”，一刻不肯虚度时光。林伯渠在读书期间，不忘革命，他在一首诗中说：沉沉心事向谁说，袖手层楼看雪霏。远水如云欲断续，寒鸦几点迷归依。欺人发鬓垂垂白，列眼河山故故非。独抱古欢深不语，明朝有意弄晴晖。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他站起身来说道：“诸位，我来讲几句！”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微微吃了一惊，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当然，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但作为革命党，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要么是志同道合，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要么就是无组织、无纪律，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后来竟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反对孙先生，支持袁世凯。我觉得，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总不能群龙无首吧！打手印宣誓，总比乌合之众好。我愿跟孙先生革命！”说罢，在誓约上签名，打手印。林修梅紧接着说：“我宣誓服从孙总理，共图拯救中华大业！”同样在誓约上签字、打手印。孙中山对人说：“林氏兄弟，一文一武，将来必定大有作为。”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他赶回上海，被派到汉口、长沙等地活动。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他认为有志竟成。他说：“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即使及身而不能成，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毋怯也！”他还说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孙中山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黄兴、李烈钧、张继、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其势力如日中天，须缓待时日，待机而动，被称为缓进派。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是抱反对态度的。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陈炯明等人，曾指令邓泽如、郑螺生、李源水、区慎刚等南洋同志，向李烈钧、陈炯明等进行规劝，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进行分裂活动。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派员赴各埠筹款，声言办邮船，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习飞机，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反对孙中山。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声言：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现在惟有各行其是，尽力办去，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目的达到，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他们还说：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其实精神如一，将来得以倾袁，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林虎、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欧事研究会”，假借世运，掩饰内讧，另树一帜，与中华革命党对抗。1915年1月，林虎、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2月，黄兴、陈炯明领衔通电，再次辟谣，该电以停止讨袁、一致对外为基调，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表示：“癸丑7月之役，固自弃于国人，然尚有他途，国政于以修明，兴等虽被万死，又何足惜？”二次革命失败后，“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他们声明：“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二十一条签订后，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指斥袁世凯“外交失败，丧权蹙国”，“其所以然，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此后，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覃振、周震麟等人，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孙、黄趋于一致。

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居正、许崇清、胡汉民、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等各部部长，廖仲恺、邓铿、杨庶堪分别为财政、军务、政治部副部长。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民国杂志》，胡汉民任总编辑，居正为发行人，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朱执信、苏曼殊、邹鲁等人。

陈其美、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辛亥、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勿视北方，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进行“培养根基”的工作，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

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革命党人的机关、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余者寥若晨星，或操业以自给，或任教授以糊口，或为谋生活计，于国事竟不闻问。

陈其美、戴季陶到大连后，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鼓起他们的勇气。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团体。随后，又继续发展，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