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其时,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但他自动回粤,与邓铿通力合作,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东北方面包括惠州、韶州、增城、龙门四路,加上江门、香山,由邓铿负责;西南方面,分为南海、顺德、番禺、花县、清远、新会、高州、思平、开平、阳江、阳春五路,由朱执信负责。在朱执信、邓铿的周密策划下,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

1915年复,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命令陈其美、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总司令,在上海、青岛、广州、陕西三原建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司令部。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陆续回国。

居正在回国之前,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孙中山说:“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发展壮大起来。中华革命军讨袁,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基础不错,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虽有困难,也可取胜。你到山东后,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如果他能率团起义,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居正提出:“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还有困难。”

孙中山说:“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留起辫子,化装成中国老百姓,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以便待机乘隙而出。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

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

居正、许崇清等人回国后,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占据墨县、寿光、高密、潍县、青岛等地,司令部设在潍县。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购买军械、药品,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运回国内。

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

孙中山见到黄一欧,喜出望外。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孙中山双手捧着信,慢慢地念着,那苍劲有力的字,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热泪涌出眼眶。

黄兴的信,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袁将帝制自为,发难机会已到,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他告诉孙中山,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并已派李烈钧、熊克武、方声涛等潜抵云南,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另外,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三次革命”募集经费。1915年9月,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召开会议。陈决定返回广东,发动讨袁战争,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作了分工: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苏慎初负责高、廉、雷、钦地区,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邹鲁负责潮梅地区。

部署既定,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博罗一带招集旧部,组织讨逆共和军,计划10路同时起兵。1916年1月6日,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并以“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饮马沅湘,会师吴楚,直捣燕蓟,擒治元凶,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

朱执信、陆领等领导南海、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向佛山进军,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

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直挂云帆济苍海”,返回上海,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

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5月9日到达东京,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悲喜交集,从此和好如初。

第十四章 蔡锷反袁

在反对复辟帝制的大联合阵线内,有两个小联合:一个是以进步党、西南实力派为主的联合,称护国军;一个是以中华革命党和原国民党为主的联合,称中华革命军、讨逆共和军。两者在反袁大目标上是一致的。南方各省都督在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有两种结局,一是被袁世凯取消都督职,通电缉拿,如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等;二是继续留都督职,袁世凯待他的势力能够控制这些地区后,便把他们撤职调离、监视或逮捕。江苏都督程德全、自称为安徽都督胡万泰、福建都督孙道仁、湖南都督谭延恺、云南都督蔡锷、浙江都督朱瑞都是属于这一类。这些都督自动取消独立后,袁世凯开始表示宽大为怀,只要他们能够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是可以不加任何处分的。但当北洋军或其附属军的力量达到这些省区的时候,袁世凯就违反了诺言,把这些风吹两边倒的角色逐出了政治舞台。

程德全始终不敢回南京。胡万泰被调任一个不重要的位子,不久就被打入冷宫。袁世凯命海军总长刘冠雄率第4师第7旅旅长李厚基的部队,由海道开到福州,以编遣为名解散了湘军,随即在旧藩台衙放了一把火,把孙道仁吓跑了。

袁世凯派海军次长汤芗铭率领楚有等舰开到岳州,袁的虎将曹锟的第3师也奉命开到岳州,湖南已成瓮中之鳖。袁又用“借刀杀人”和“调虎离山”老计策,请黎元洪兼领湖南都督。黎“敬谢不敏”,袁又送他一个顺水人情篇是摘录外,大部分是全文。每卷卷末附有注释和人名索引。请他“荐贤自代”。

黎元洪知道汤芗铭是袁身边的一个红人。这个加入同盟会最早,而后来又出卖过同盟会,与国民党结下了不可解的深仇的“中将汤”,就是湖北名流汤化龙的亲兄弟。黎元洪要迎合袁的意旨,就推荐汤芗铭任湖南都督。袁世凯发布了汤乡铭为湖南都督、王瑚为湖南民政长的命令,并令谭延恺“入京待罪”,又将湘军师长赵恒惕押解到北京问罪。

谭到北京后,陆军部判处他四年有期徒刑。黎与谭有相当的历史渊源,又揣想袁对谭没有很深的恶感,因此便为谭说项,袁世凯便下令特赦。赵恒惕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由于蔡锷等具保,不久也得到特赦。袁世凯下了一道命令:“蔡锷准给病假三个月,着来京调养。调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派刘显世为贵州护军使。”同时打电报要浙江都督朱瑞到北京接洽要公。

朱瑞因旅程较近先到北京。他换了一身军服,在总统府承启处等候召唤。袁派一个承启官走出说:“总统吩咐,朱都督是自己人,不要拘形迹,请换便衣来见。”

朱瑞打算回去换便衣,被承启官阻止,引导他走进一间屋子,拿出一套狐皮袍子和马褂给他穿上。朱对着衣镜照了一下,增之则长,减之则短,像是量着他的身材裁剪一样。

朱瑞在承启官的引导下来到居仁堂,见到春风满面的袁世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袁世凯像熟人一样,请他坐下,海阔天空地同他谈话。

袁出其不意地问道:“介人,你若是反对我,就应该宣布独立,若是反对乱党,就应该明白表示,你宣告中立是什么意思?”

朱瑞曾担任过新军标统和江浙联军司令,他战战兢兢地回答不出一句话来,袁看出他很受窘的样子,马上用别的话岔开,而且脸上老是那样和善而亲切,好像对这个问题并不介意。谈到末了,站起身来说:“你应当早点回去,地方治安要紧。”

朱瑞隔了几天仍穿那套狐皮袍子和马褂到总统府,向袁世凯辞行。总统府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得非常严密。他走进居仁堂,见袁世凯身穿一套金边耀眼的大元帅制服高高坐在上面。未等朱瑞开口,袁世凯正颜厉色地说了一连串的话,“军人不可无纪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口气非常严厉,吓得朱瑞连头都不敢抬,浑身淌着大汗。

这就是袁世凯惯用的“怀之以德,临之以威”的戏法。这套戏法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只是把从古以来的奸雄驾驭“人才”的权诈之术搬来表演一番。

蔡锷在离开云南之前,将印信交给军长谢汝翼代管,没有和任何人告别,悄悄地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民政长罗佩金也随同他出境。过去袁世凯对云南鞭长莫及,此时他已统一了全国,就不怕云南一隅之地抗命造反了。

蔡锷来到北京,袁世凯仍然用对付朱瑞的那套戏法来对付他。但那套戏法用在头脑冷静和意志坚强的蔡锷身上,就不起作用了。袁发现这个瘦小个子是个不容易对付的人,便不放他回去,立刻派密探监视着他的行动。

袁早已布置好一道假情报,诬蔑蔡锷在云南有脱离中国版图、另建一国,自号为“大汉王”的叛国企图。袁在这个假情报上亲批“应查”两字,命内史归入档案。这个举动是寓有深意的:原来他已看中了蔡锷是个长于治军而又严肃不苟的人,很想收作奴才,随时可以抽出这个档案来加他一个“叛国”的罪名而置于死地。袁世凯看中蔡锷是个长于练兵的军事人材。蔡被袁骗到北京加以监视起来后,经常同湖南同乡杨度往来,通过杨的关系,与总统府内史夏寿田也有来往。

杨度早已看出袁对北洋旧将有所不满,并且有改造北洋派的决心,于是,与夏寿田里应外合地推荐蔡锷主持新的建军工作。这个建议正与袁的心意相符合,袁认为如果蔡拥兵在外,对他是不能放心的,把蔡圈禁在北京城,叫他主持建军工作,就不可怕了。但袁世凯是个猜忌心极重的人,他始终把梁启超当作一个政治上的假想敌人,而蔡锷又是梁启超的学生,他又不能不顾虑到梁蔡之间的密切关系。

杨度向袁世凯劝道:“师生关系并不是牢不可破的。梁启超就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而现在康梁分了家。如果总统结之以恩,蔡锷必然乐为总统所用。”

袁世凯向来是拿功名富贵拉拢人的,杨度这番话正与他的见解相符合。袁向夏寿田说:“小站旧人现在暮气沉沉。我对南方人没有成见,如果南方人不反对我,我未尝不可以重用他们。如果蔡锷靠得住,你就做他的副手吧!”

夏寿田是杨度的湖南同乡,又是同学,他做总统府的机要秘书又是杨度推荐的。袁世凯用人从来就是以门第为重,夏是豪门出身,而又具有办事殷勤和文思敏捷的优点,因此是总统府内史中的一个头等红人。夏虽不是军人出身,袁用人惯于采取监视制度,用夏做蔡的副手,是用他监视蔡的一种做法。

袁世凯打算先派蔡为参谋总长,以代替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蔡任陆军总长,以代不听调度的段祺瑞。蔡锷同意了这个计划。

袁世凯先后任命蔡锷为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经界局督办、昭威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等职,这些都是袁世凯“结之以恩”的做法。

但是,袁世凯身边有一个策士反对用南方人主持建军工作,他向袁进言说:“要完全解除北洋旧将的兵权是办不到的,只能逐步地削弱他们的兵权,使他们不致成为中央的后患就够了。用南方人主持建军也是行不通的,因为北洋派是一个有地方色彩的团体,要在军事上有所改革,也只能用北方人而不宜用南方人,对于这样一个有关国家安危的大问题,只能行之以渐而不能操之过急,否则祸变之来,可能不在将来,而在今日。”这个意见又恰恰打中了袁世凯多疑的要害,因此,用蔡锷来改造北洋派的计划就被搁浅了。

袁世凯便用王士珍代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是个刚愎自用之人,他没有掌握中枢大权之前,对袁百依百顺。随着职权的提高,对袁的恭顺态度日益减退,不甘心自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袁疑心他日益揽权是想在北洋派内组成一个小集团,进而篡夺他的兵权和政权。袁段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以致启用北洋“三杰”中不问国事回原籍的王士珍为陆军总长,解除段的陆军总长职务。

袁世凯一生从不以诚待人。他认为一手可以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作伪可以欺骗朋友,欺骗部下,乃至欺骗全国人民。可是受到欺骗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他自己。他每天所接触到的都是些寡廉鲜耻、阿谀争宠的私党,看不见一个真人,听不到一句真话。他自己惯于作伪,他的私党也就用作伪的手段来回答,把他封锁在消息隔绝、耳目闭塞的愚人世界里,用奉承话对付他。

袁世凯称帝后,即使是妥协派梁启超之流,也鼓起勇气来发动讨袁事业。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杨度请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汤觉顿、蹇念益去天津,同梁接洽。他们会见梁时,还没有来得及开口,梁就拿出写好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给他们看。

梁启超道:“我在动笔写文之前,写出了题目后,好几天都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我不能不顾虑到这篇文章发表后,进步党人会受到袁的迫害,像以前国民党人被袁乱砍乱杀一样。正在狐疑不决的时候,袁忽然派人到天津来,赠给我20万元,以10万元补祝我父亲的七旬大寿,以10万元作为我出国的旅费,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就非写不可了。”

汤、蹇看了文章,都吓得变了颜色,认为这对袁是一颗政治炸弹,同时对进步党也是一道催命符。梁启超把文章的语气修改得和缓一些,并托汤蹇带去一封给杨度的绝交信:“吾人政见不同,今后各行其是,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这一天,蔡锷也从北京来到天津拜访老师梁启超,他们在密谈中决定了发动反对帝制的全盘计划。

蔡在去天津之前,杨度劝他加入筹安会作为发起人之一,蔡借词推脱。蔡到天津时,杨请他以师生关系劝梁不要发表反帝制的议论。蔡回北京后,用“人各有志,不能相强”的话来回答。蔡锷为了避免袁党的猜疑,云南会馆将校联欢会发起军界请愿改行帝制时,他提笔签了头名。此后,他经常和杨度等在八大胡同饮酒看花,挑选云吉班妓女小凤仙作为他的冶游对象,因此,袁党渐渐地不把他当作一个有志气的人物。到了这时,蔡锷才开始布置军事反袁。

他电召卸任不久的贵州巡按使戴戡来京。戴与贵州人王伯群到北京后,即成为蔡与云贵将领秘密联系的居间人。蔡派王伯群携带密函先到昆明。蔡和戴戡、陈敬铭两人着大礼服共摄一影,留作“不成功即成仁”的纪念。

蔡锷又与黄兴取得联络,亡命东京的蔡的士官同学张孝准成了中间联络人。张孝准派了一个姓何的人到北京,将密电码一本交蔡收执。随后又派李小川持密函到北京,商量讨袁计划。蔡锷的住宅常有南方人往来,引起了侦探们的注意。一天,蔡刚起床,便听见门外大吵大闹,他的看门人说,这是蔡将军的住宅,不许你们检查;一个人粗暴地回答说,不管什么将军,我们一定要执行检查。随后一个北洋军的刘排长带领七八个如狼似虎的士兵冲进蔡的住宅,在各个房间里翻箱倒箧地搜了一遍,却什么也没搜查到。

直到他们呼啸而去,蔡才打电话找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讲话,雷未起床。等到下午,雷才回电话说:“这是一场误会,真是岂有此理!”后来雷向蔡说,他把刘排长枪毙了。但雷所说枪毙的刘排长,其实是一个名叫吴宝?的犯人。那位刘排长安然无恙。

袁从蔡那里搜不到任何证据,因而放松了对他的侦察。蔡从此经常请病假,不久借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机警地溜到了东车站。梁启超早已派老家人曹福买了两张三等车票,在车站等候着。直到蔡上了车,曹福才悄悄地把一张车票塞在他手里。他们两人在车中装作互不相识。火车到了天津站,曹福护送他到意租界会见梁,与梁会谈后,又护送他到日租界同仁医院预先订好的房间下榻。

黄兴派张孝准来天津掩护蔡锷脱险。张、蔡两人乘轮船赴日本神户。蔡锷派戴戡由天津启程到香港,为他作开路先锋。蔡锷变得像个戏剧性人物,他到了神户,用恭顺的言词写信向袁请病假,并说明东渡就医情况。他又写好了一张张明信片,请张孝准旅行日本各地,每到一地就给袁发出一张明信片,借以哄骗袁相信他仍在日本各地游览。蔡则经过上海、香港、河内回到云南去了。

蔡擅自到日本就医,不能不使袁动疑。袁这个老奸从来就是会做戏的,他一面派人代理蔡的职务,一面在给蔡的信上批准给假,盼望他早日痊愈回京供职。云南2师1旅和警备队40营的中级军官邓泰中、杨蓁、董鸿猷、黄永祉等,劝云南将军唐继尧发动讨袁,唐假口各方情况不明,极力劝他们不要操之过急。

黄兴派李烈钧、方声涛、熊克武、龚振鹏等早些时日到达昆明。蔡锷偕同戴戡、殷承?、刘云峰等来到昆明,王伯君早3天到达。早在蔡到达香港时,袁世凯已接到密报。袁立即用参谋部名义致电唐继尧,如果蔡到云南,请即予扣留。两天后,袁直接电唐,如果蔡锷、戴戡来滇,可以便宜行事,就地正法。唐回电说,蔡在云南的旧部虽很多,但已妥为移置,中下级军官都是服从本人的,不致被人煽惑。蔡化装由滇越路经过阿迷州投宿旅店时,知事张一鹍想下毒手暗杀他,幸而得到铁路警察救护,没有遭到毒手。

蔡到昆明,使云南人心更加振奋,但唐继尧对云南军与北洋军的力量对比存有很大顾虑。蔡向他谈了北洋大将冯国璋、段祺瑞都反对袁世凯,大大消除了唐的顾虑。唐继尧于1915年12月22日召集军事会议。蔡锷在会议上发表沉痛动人的演说,主张即日兴师讨袁。他说:“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我们所争者,不是个人的权利地位,而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

参加会议者一致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断头而死,不可屈膝而生。唐继尧建议“先礼后兵”,首先劝告袁取消帝制,如拒不接受,然后通电讨袁,众人不便反对。会议推唐继尧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坐镇后方;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云南军改称为护国军。次日,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通电劝袁取消帝制。25日,唐继尧、任可澄、蔡锷、戴戡联名通电宣告独立。

袁世凯顿足大怒,先是电责蔡锷“潜行至滇,胁诱唐任”,后又下令褫夺唐继尧等人的官职,并派云南军第1师师长张子贞代理将军,第2师师长刘祖武代理巡按使,要他们押解蔡、唐等人到北京治罪。这些命令由英国公使朱尔典令云南领事转交给刘祖武和张子贞,刘祖武据实上报未受处分,张子贞隐匿未报被撤职。袁的离间计没有得逞。

讨袁战争开始时,与蔡锷正面作战的,是与他有结盟关系的陈焜。蔡陈在北京时经常相互来往。陈鬯由北京往四川时,蔡介绍三个湖南人雷飙、马贶生、王某做他的属员,陈就任命雷飙到川军第2师担任旅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王某为军务科长。

袁世凯派陈鬯督理四川军务时,在北洋军中抽调李炳之、伍祯祥、冯玉祥三个混成旅随同陈鬯入川。陈在启程赴任前,曾到总统府请袁面授机宜。

袁说:“我想,四川自古以来称为天府之国,明朝藩王的殿址仍然存在,你去很好地把它修葺一下,也许我将来叫克定到四川来,你去和克定一谈,你们当自己弟兄看待。也许我将来叫你负更大的责任。”

不料袁克定这位皇太子的眼睛生在额角上,陈鬯去看他,十分扫兴地想要退出来,忽然看到袁的一个老家人飞步跑进来,向袁克定说:“总统传下话来,叫大爷和陈大人换帖拜把子。”袁克定便立即改口称陈鬯为二哥,并且换了一副极其亲热的样子,请他坐下密谈。陈问到袁克定的兄弟们,他皱着眉头说: “别提他们了,都不是好东西!”

陈鬯启程的那天,北京文武长官纷纷到车站送行,汽车排成一字长蛇阵,沿途军警密布,铁路两旁和月台上人山人海。陈鬯乘坐的火车到了武汉大智门时,湖北文武官员排队到站欢迎。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的段芝贵和帮办湖北军务的王占元,特备大红请帖把陈和他的随员都接过江去飨以极其丰盛的筵宴。陈换船过沙市、宜昌时,都受到了隆重的欢迎。

陈到成都后,每天忙于督修皇城,仿照北京宫殿式,朱甍画栋,壮丽夺目。有人问他为何重视这个不急之务,他说:“我是替袁总统的老大当差的,老头子有立爱不立长的意思,我想老五袁克权最有希望。”那人又问:“太子到四川,将军将往何处去?”他答道:“我以前由四川到云南,我想我会走上这条老路线。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开路先锋。”陈鬯是袁的重要爪牙之一,但他与袁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当他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全权办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张联芬做他的参谋长,陈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云南起事后,袁世凯派曹锟督师入川,事先并未征求陈的意见,陈知道即使打退了护国军,四川将军一席必然落入他人之手。这些不满和不安情绪,使陈对战事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蔡锷曾电劝他响应独立,他用“事权不一,环境困难”为由拒不接受,但他在电文中从来不骂蔡,对蔡始终保持有一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模棱态度。

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下设3个梯团,梯团司令由刘云峰、赵复祥、赵锺岳分别担任。蔡的作战计划是:他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这是进攻四川的主力;第二梯团向贵州毕节出发,到毕节后,或者北向进攻沪州,或者东下贵阳而将矛头指向湘西;第三梯团作为入川的后续部队,预计一个半月以后,再集中开到四川。

陈鬯把川北的伍祥祯旅调到叙州布防,守沪州的是川军第2师熊祥生旅,第2师师长刘存厚和第2师的另1个旅长雷飙则驻沪州前方的纳溪县。冯玉祥旅驻内江作为叙、沪之间的策应队。伍祥祯、雷飙都是蔡锷的旧将,与蔡的关系很深。熊祥生专为个人的权利地位打算。冯玉祥既不愿效忠袁,又不肯为陈鬯卖力,他想等待机会把队伍拖到陕西去,他的舅父陆建章为陕西将军。蔡的前敌司令韩风楼又是陈鬯的得意门生。护国军进入叙州城外时,伍旅仅仅表面上作了些不重要的抵抗就撤走了,护国军便占领了叙州。

蔡锷派戴戡率部经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王伯群则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络当地黔军。这两人都是有声望的贵州人,又是跟随蔡奔走反袁的活动家。蔡锷、唐继尧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采取一致行动。刘是个保守持重的地方军阀,他既不满意袁的不平待遇,又慑于北洋军力量的强大,很想保持中立。但是,贵州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等劝刘下决心讨袁。王文华就是王伯群的兄弟。由于贵州的兵额很少,团长一级的倾向具有很大影响,而且贵州人民反袁情绪高涨。

贵州巡按使龙建章是袁派来监视刘显世的。他为了缓和贵州军民的反袁情绪,电请袁召集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问题。袁回电驳斥,并令他离职进京。袁为了讨好刘显世,派他的兄弟刘显潜署理贵州巡按使。龙建章化装逃走。刘显世等袁汇军饷30万元后宣布贵州独立,这时戴戡已率云南军一营抵贵阳。袁世凯下令查办刘显世,派贵州军团长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这个分化政策未有效果。

第十五章 四面楚歌

贵州独立后,戴戡率领贵州军8个营的兵力由遵义向四川方向出发。贵军进入四川后,蔡锷将护国军第一军分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总司令,不久改派参谋长罗佩金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领临时编成的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开辟的湖南方面的战线。护国军第1军第2梯团由毕节通过永宁进攻沪洲。在进攻之前,约驻纳溪的旅长雷飙起义响应,并且使用反间计授意四川反袁派人士李宪文向师长刘存厚投递一封匿名信说:“我是四川人,我是成都将军署的一个职员。我从北京方面得来一个秘密消息,袁世凯疑心你暗通蔡锷,将指使你的部下对你进行暗杀。”刘存厚接到信后,即于第3天通电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由于熊祥生愿为袁效力,刘存厚便率领自己的1旅(雷飙旅)去打自己的另外1旅(熊祥生旅)。熊祥生撤走,护国军占领沪州,贵州军熊其勋部攻占了綦江,重庆大受威胁。袁世凯派3路人马合攻护国军,第一路由第6师师长马继增统率,计有第6师、第8师1旅和河南唐天喜的第7混成旅,共2万人。从湖南常德、芷江一带西进。第二路由张敬尧担任司令,计有第3师、第7师和第8师1旅自己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加上冯玉祥的第16混成旅,计约2万人,攻打川南的护国军。第一路第二路的总司令是虎威将军曹锟。第三路由广东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云南。最使袁感到困扰的是,他身边没有一个大将替他主持征伐护国军。他不得不把打入冷宫的段祺瑞请出来为他分劳,他既要做中华民国大总统,又要做中华帝国大皇帝,实在太忙。为了讨好段祺瑞,他又把段的亲信、自己最讨厌的徐树铮提拔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但段还是假口“宿疾未愈”不肯出来。袁世凯又想到了冯国璋,想把冯调到北京来,任以总参谋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冯也装病不出。袁派蒋雁行以探病为名到南京,冯实没病,他抓住蒋的手痛哭流涕地道:“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了!”袁接到蒋的密报,知道冯所患的是政治病,便又走马灯似的派阮忠枢、荫昌、田中玉到南京疏通,暗中却指使蒋雁行勾引江宁镇守使王廷祯就近篡冯位,王廷桢却不上当,原原本本告诉冯国璋,冯亦恨袁。袁又想电召冯到北京,解除他的督理江苏军务一职,以泄心头之恨。尚未发出,消息已传遍,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发电,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袁只得作罢。袁世凯还想起张勋,打算组织辫子军十营作为第二批征滇军,便叫阮忠枢到徐州探张口气,然见面阮尚未开口,张勋便道,全国局势紧张,他的兵力不够,请转达总统,准其招兵十营。阮无法,返京归报老袁,老袁又沉不住气,即令马龙标以帮办军务名义去徐州,分张之兵权,张勋亦毫不客气拒绝此令。袁世凯才知道北洋军已非昔日之北洋军,心里惶急得不行。北洋军到了这个地步,实是袁世凯所至。一天,张勋和冯国璋在南京碰头,张勋多喝了几杯老酒,忽然情不自禁地向冯说:“老头子打了一个密电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冯听了并不惊异,也从身上拿出一个电报给张看,并说:“我也接到老头子的电报,叫我监视你的行动。”袁世凯疑人之深,在派员监视之外,又采取了一种互相监视的办法,真是花样翻新、无奇不有。1916年2月下旬,北洋军陆续开到四川和湖南前线。开到四川的北洋军主力集中在沪州一线,计有第3师吴佩孚旅、第7师张敬尧部,此外还有四川军周骏之一部、熊祥生旅;蔡锷所属护国军3个梯团约3000多人,刘存厚部队号称4000人,临阵却不见一人。由于众寡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路,而在泸州、纳溪一线采取守势。但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蔡锷请唐继尧每月补充兵力500到1000人,声称如果这样,逆援虽众,不足平也。但唐始终没有满意的回答,军饷也同样得不到接济,护国军衣不蔽体,食无宿粮,只得向地方人民有息借款。由于战线长达200里,后面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够分配,只得退出沪州,在纳溪与北洋军隔江相峙。2月下旬到3月初,护国军与北洋军进行20天的激烈战斗,张敬尧的9000兵只剩下5000兵,吓得北洋军躲在战壕里不敢出击。但由于护国军兵力太少和饷械两绌,也只能多张疑兵,以分敌势,俟有隙可乘,然后分头击破之。由于北洋军的援军第8师王汝贤旅开到,刘存厚的部队首先溃败下来,影响到全军士气,蔡锷还咬紧牙关主张坚守阵地,但罗佩金、刘存厚等都认为弹竭兵疲,主张退守,终于不得不退出纳溪。冯玉祥见熊祥生夺回沪州,他便乘势由内江开到前线,攻入纳溪。袁世凯破格封熊祥生为二等男爵,冯玉祥为三等男爵;又加张敬尧为陆军上将,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为陆军中将。护国军右翼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湖南方面北洋军周文炳师攻占麻阳。特别使袁世凯喜出望外的是,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川军统领杨起元率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由江驿过江进抵芝麻口。袁授给他勋五位,发表命令盛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袁世凯为了鼓励前方士气,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彩缎、贡绸、金银用具、时计、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送往前线,分别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勋章的人,每年可领取年俸3000元、2000元、1000元、500元、250元不等。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打了几次胜仗,而人民对他们的仇恨越来越大,湘西护国军在人民的支持下,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各条战线上的北洋军越发处于四面皆敌的孤立地位,除了保守几个据点外,在战区附近的广大地区内,到处受到人民武装的袭击,或者遇到人民的消极抵抗,使他们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上,感受严重困难。于是他们就用更加残酷的手段报复人民,到处滥捕滥杀、强派捐税、勒索物资、拉走壮丁、奸淫抢劫、杀人放火,犯下无数滔天罪行。张敬尧是北洋军内替袁最卖力者,他的第7师蹂躏人民最为凶恶。蔡锷写信谴责他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护国军退出纳溪后,经过十几天整顿,又于3月17日开始反攻。仅有几天内,势如破竹地占领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綦江等县,张敬尧逃回沪州。这时广西陆荣廷又宣布独立反袁。陆荣廷对袁世凯早已不满。陆荣廷与广东的龙济光原来都是一省提督,而袁世凯却任命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命陆为宁武将军,已引起陆的厚彼薄此之感。后袁虽晋授陆为耀武上将军,但又封龙为一等公爵,进而晋封郡王,陆则仅得侯爵,陆大为不满,他不许属员向他道贺。袁世凯派出高等特务王祖同任广西巡按使,并加上一个“会办广西军务”的头衔,王祖同到广西就任时,陆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待,便向袁请假以示反抗。袁对各省军阀采取了以子为质的办法,使他们不敢跳出他的手掌心。这些作为人质的小将军们,大多被袁任为公府武官,表面说让他们有学习军事和学习公府仪节的机会,以便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当陆荣廷托病请假,并以侍疾为由打电报召回在京为质的儿子陆裕勋时,袁世凯则派人将途经武汉的陆裕勋毒死。陆对袁的仇恨更大,但他并不形诸词色,而袁也装出十分悼惜的样子,派员照料丧事,双方都唱起骗人的假戏。国民党军人派的偶像首领、前清两广总督岑春煊极力劝陆荣廷参加讨袁,陆又是岑提拔起来的。陆素来仰慕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而梁也一再函劝陆树起讨袁的旗帜来,陆荣廷便决定倒袁。1916年1月,陆荣廷派唐伯珊、陈协五两人到上海邀请梁启超到广西协商讨袁计划。梁启超在送走蔡锷之后也偷偷离开天津来到上海。他接见了陆派来的密使,接受陆的邀请,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乘“黄滨丸”到香港。然后换乘“妙义山丸”到越南的海防,沿途自有人妥为照料。他白天躲在舱位下层锅炉旁,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上甲板透一口气。3月15日,日本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妙义山丸”抵达海防附近产煤地洪屋时,又有日本友人横山携带两个日本妇女预先在此等候,乘着天黑夜雨的机会,掩护梁偷偷上了小艇。为了避免关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16日夜间8时到达海防。梁由此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梁启超经过曲折离奇的冒险旅行,躲过了袁世凯密探的眼睛,来到广西。袁世凯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抗议北洋军假道广西。袁便劝陆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军饷械两绌为由加以谢绝。后来袁世凯忽然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命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龙觐光与陆荣廷是儿女亲家,龙的儿子龙运乾是陆的女婿,由至亲来假道,不会引起陆的猜疑。陆荣廷果然不拒绝龙觐光父子假道广西,他电请龙觐光多带军械、少带士兵,行军沿途可招募新兵。刚好龙济光忙于对付广东境内陈炯明、朱执信的中华革命军,不能抽出更多的兵力,仅仅抽调4000兵,打算在沿途招募4000新兵。龙觐光至陆荣廷的老家武鸣访陆,陆正在老家装病请假。两个亲家见面,一个热情到极点,一个却冷淡到极点,陆表示什么事都懒得过问,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两人当然谈不出个所以然来。袁世凯电请陆荣廷派兵协助龙军进攻云南,陆出人意外地毫不推辞,派他的儿子陆裕光带队前往协助龙军。陆对袁的态度也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对他的将领称赞袁的许多好处,这些消息传到北京袁的耳朵里。袁虽是老奸巨滑,但认为陆荣廷态度的改变,多少受了龙觐光到广西以后的影响,北洋军在四川又打了胜仗,陆见风使舵也是人情之常。因此,袁又请陆进兵贵州,开辟对云贵两省的另外一道战线。陆荣廷也不推辞,他要求拨发步枪5000支和军饷100万元,以便动员出发。袁思虑再三终于分批照发。袁任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第1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袁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的行动,如果发现有可疑之点,可在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陆又向袁索饷100万元。陆荣廷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就与梁启超及广西军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限于24小时以内答复。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通电宣布广西独立,自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长。在此之前,龙觐光已把司令部移驻百色,龙军已占领剥隘,龙觐光的另一个儿子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地方团队的三路暴动,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军前锋李文富团已进入到土富州附近。龙觐光没有料到,陆荣廷派来协助他的陆裕光却忽然从内部动起手来,把他的全军缴了械,并把他和他的儿子龙运乾扣留起来。龙运乾不敢直接和丈人通电,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放他们父子一条生路。回电说,政见虽不同,亲戚究竟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他的兄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不敢不从。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也被驻蒙自的刘祖武师扑灭。四川督军陈鬯派代表胡鄂公到南京与冯国璋联系,胡在冯的女婿陈之骥的陪同下去见冯,表示:“陈鬯完全唯上将军之马首是瞻,如果上将军同意四川宣布独立,我在这里发去一个密电,他就宣布独立。”冯国璋开始并不表态,过了一段时间,他情不自禁地说:“老头子不把我当作自己人,他的手下都是些狐群狗党。老头子不到几个月就要完了,癞虾蟆难过端午节。你的电报拿来,我照发好了。”冯国璋又发密电给与他有密切联系的各省北洋军阀,建议联名发出一个压迫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回电愿意列名。冯觉得五人联名声势不够大,便用五个人联名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将军列名。直隶巡按使兼将军朱家宝向袁告密,袁看到这个密电,吓得几乎晕倒过去。袁世凯把智多星杨士琦找来问计,杨劝道:除非立刻取消帝制,否则危险将不可避免。袁世凯合眼长叹,罢了,罢了。袁世凯召开公府紧急会议,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出席;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铃、梁士诒、倪嗣冲等参加。袁世凯向众人说要取消帝制,众人也表示除此之外,别无办法。独那倪嗣冲圆睁双眼:“君主政体中国几千年都是,什么人敢以取消要挟大皇帝,臣嗣冲誓死扫荡而后已!”袁世凯忙劝止说:“丹忱,你看”,把冯国璋等五将军密电拿给他看,倪当即无话。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徐推三阻四不肯。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肯帮忙谁来帮忙”的话,徐勉强应下。会议决定:(1)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2)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3)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请他仍任外交总长。(4)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5)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以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为优待条件,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次日,袁世凯申令撤消承认帝制案。隔一天,又告令所有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乃以本年为中华民国5年。袁世凯从称帝起至取消帝制,总共只有83天,是个短命的皇帝。但他又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西南护国军拟推岑春煊为总统,北军全体将领将被撤职的谣言,以诱骗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致电陆荣廷、梁启超、唐继尧、蔡锷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袁又用黎、徐、段三人名义向护国军提出议和条件6项:(1)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2)三省治安由三省长官负责维持。(3)三省新兵一律解散。(4)三省派往战地的兵士一律撤回。(5)三省自即日起,不准与官军交战。(6)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护国军见此口吻真是逼降,便亦提6项议和条件:(1)袁退位后贷其一死,但须逐出国外。(2)诛帝制祸首杨度等13人以谢天下。(3)大典筹备费及用兵费6000万,应查抄袁及帝制祸首13人的财产赔偿之。(4)袁子孙三世应剥夺公权。(5)依照民元约法,推举黎副总统继任大总统。(6)除国务员外,文武官吏均照旧供职,但关于军队驻地,须接受护国军都督的指令。孙中山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朱执信及其副手邓铿,在澳门设立指挥机关,中华革命军在广州附近十几个县,或沟通军队、或联络土人,此仆彼继,再接再励。李烈钧率领的护国军第二军开始向广东进发,3月9日抵达广南。陈炯明的共和军已占领数县,他还收编了东江地区的部分民军,有部队1万余人。徐勤的广东护国军以及林虎、魏邦平等人组织的反袁部队、李福林的民军等各种反袁力量遍布广东,龙济光已成瓮中之鳖。陆荣廷又率桂军向广东杀将而来。龙济光陷于四面楚歌,迫不得已于4月6日,在得到袁世凯“独立拥护中央”的密电后,宣布广东“独立”。5月18日,护国军在肇庆成立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权,并推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梁启超、蔡锷、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发表宣言,否认袁世凯总统资格,主张依民元约法由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因“黎公今方陷贼围”,所以组织此军务院代行国务院职能,指挥全国军政。浙江军队各部酝酿联合反袁。驻省旅长童保暄劝浙江将军朱瑞宣布独立,朱是个畏袁如虎的懦夫。外间纷纷传说,朱拟诱杀童以除心腹之患。童遂于4月11日先动手进攻将军署,朱瑞这个在浙江搜括多年、宦囊已饱的骑墙将军从后门溜走了。第二天,童保暄召集省城各界代表推举浙江都督,袁世凯所派的高等政治侦探、浙江巡按使屈映光被推选为都督。屈宣布浙江独立。屈宣布独立,并不讨袁,外间传言“粤浙二光两面光”的讽刺话,意思是说龙济光和屈映光都是假独立。屈给袁世凯发密电:“突有军民拥至军署,将军失踪。次早,强迫映光为都督,誓死不从。……固辞不获,始行承诺。”袁世凯将这份电报全文公布出来,对屈大加称赞,使他露出马脚。浙江各界纷纷通电痛数屈称臣劝进和首鼠两端的罪行。不久,嘉湖镇守使吕公望到杭州,屈被迫辞职,吕公望继任浙江都督。

第十六章 魂断“皇帝”梦

陕西在此气氛下,民军纷纷起义反袁,陕军旅长陈树藩与各路民军暗中联络,曾引起陕西将军陆建章的猜疑,把他由陕北调往陕南。陈在三原宣布独立。陆建章的长子陕军第1旅旅长陆承武自告奋勇,率部向三原进击,在富平一役被陈部营长胡景翼生擒,陈把他当作人质,要挟陆建章宣布独立,否则请他自动离开陕西。陆建章曾做过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是个屠杀人民血债累累的大刽子手,他既要保全儿子的性命,又怕人民清算他的血债,因此愿意离开陕西。陈树藩率部队和平开进西安。陕西独立,陈树藩任陕西都督,让陆承武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陆建章离开西安时,把他在陕西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几十箱内带走,走出城外,就被陈树藩的部队拦路劫去。后来陈树藩替他追回了一部分,并派兵护送出境。冯国璋自五将军密电泄露后,又发一电报给袁,表示对袁的政策不满。那些北方军阀中见这面旗帜已经竖起,便有不少人通电劝袁退位,袁的火气闷在肚里八十九个学案,三个学略。每案先列一表,列举师友弟子,以,装着不知冯已有异心,却派阮忠枢南下,请冯联络未独立各省军民长官,联名发出一个拥护定居总统的通电,以加强北洋军的团结。袁又去电叫冯会商各省,迅筹调停之法。冯国璋默筹甚久,自道不若将计就计,即准备联合未独立各省在南京举行会议,成立临时政府,选出临时总统,然后完成南北统一,召开正式国会,产生正式总统,他冯国璋再以东道主与盟主身份把总统争过来。冯国璋便打电报给张勋、倪嗣冲,三人联名发起召集南京会议,电请未独立各省派遣代表参加。张勋立志复辟清室,从未更改主张;那倪嗣冲打算对袁效忠到底,三人各怀异志,凑在一起,自然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全国各方面都提出以袁退位为解决时局办法。到沪国会议员256人联名通电,声明背叛国家的人没有与西南议和的资格。唐绍仪通电骂袁丧尽廉耻。张謇写信给徐世昌,叫他劝袁退位以平民忿。伍廷芳劝袁退位以求灵魂的安乐。除了极少数帝制派和主战分子外,甚至北洋军阀也纷纷电请退位。袁只能借口保持国家安全,先筹善后办法类文明是性爱受压抑的产物,人的性爱因遭受压抑,无法满,退位与善后则到南京会议上去解决。参加南京会议的有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福建、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15省区和上海、徐州、蚌埠等地区的军阀代表20余人。山东代表丁世峄在会议上首先提出袁氏必须退位,冯国璋暗中支持,河南代表陈裔时首先附和,各省代表都没有相反意见,虽未提付表决,但已占有极大优势。不料倪嗣冲当天晚上忽然带领卫队三营赶到南京,他奉袁世凯密令来监视会议。次日,倪出席会议首先发言,主张维持袁的总统地位。丁世峄表示反对,湖南代表陈裔时、湖北代表冯国璋、江西代表何恩溥先后发言,都站在丁的一边。倪回过头来问丁:“你是不是靳将军的代表?靳将军是拥护中央的,你为什么却私通南方?”陈裔时代丁解释说:“不是不拥护中央,君子爱人以德。”冯筼、何恩溥也都随声附和说:“主张退位并不等于反对总统,而是为袁总统着想。”倪嗣冲气得脸上青筋暴起,和他们争吵起来。张勋的代表万绳栻也支持倪的意见,反对袁退位,因此,以前同意袁退位的代表都不敢发言。冯国璋声明:“关于退位问题,本会无权表决,应召集国会来讨论决定。”大家一致赞成。关于备战问题,倪和万绳?询问各省能出多少兵,山东、江西和两湖代表都不发言,同样无法作出决定。当南京会议发生争吵的时候,四川将军陈?宣布独立。四川的北洋军将领都不肯替袁卖命,因而士气异常低落。冯玉祥两次派人和蔡锷接头,表示响应起义,愿联络在四川的北洋军采取一致行动,他主张倒袁后推举冯国璋继任总统。蔡叫他先劝陈?宣布独立。张敬尧有信给蔡,表示他决不为项城一人争总统。蔡同样劝他宣布独立。袁授意陈?与蔡锷进行地方性的停战议和谈判,陈见冯国璋态度日趋明朗,曾公开打电报要袁退位。蔡锷又一再劝他宣布独立,以取得护国军与民军谅解,形势逼人,陈叫秘书起草独立电报,一连换了三个秘书,起草了三份电报稿,总觉不当己意,不肯发出。不料四川民军已等不及,联络18路人马进攻成都,枪声震耳,陈鬯才取出最后那份电稿,亲笔加了一句,发了出去。电文道:“项城先自绝于川,?不能不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人民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陈?入川之前抱住袁氏之腿,恳请早登大位,当时就有人道,陈?此举正是与袁有异心,抱腿属非常之举,正要结袁氏欢心,使他不疑,他日陈?必反。固陈鬯无耻,亦是袁世凯待人以奸,人以待袁以诈,不得不然耳。袁世凯接到陈鬯电报,竟然气得晕了过去,待醒来时,脸色涨紫,两眼热泪盈眶,万般悲痛,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字。袁氏发一道申令痛骂陈鬯,怒骂陈?背信弃义,又令陈?入京,以重庆镇守使、川军第1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曹锟督办四川防务,张敬尧加将军衔,帮办四川军务。却是想叫四川军人赶走陈,而以在四川的北洋军为监督。后来周骏果然打着崇武将军的旗号进攻成都,护国军救援不急,陈鬯弃城而逃。时隔数日,湖南将军汤芗铭依样宣布独立。湖南民军纷纷而起在各县暴动。陆荣廷电劝汤芗铭独立,汤长兄汤化龙亦从上海派人去长沙劝其起义,反戈一击立功自赎。汤惧湘西有北洋军4师之众,那倪嗣冲的弟弟倪毓芬又率安武军15营到达岳州。汤能指挥的北洋军只有一个混成旅,一旦宣布独立,必成俎肉,遂观望不定。后广西护国军向湘边移动,永州镇守使望云亭不能支,向汤请示,汤即示以“独立求自保”,望云亭遂改所部为湘南护国军,宣布永州独立。广西护国军继续向衡州移动,湖南民军声势更大。汤芗铭请袁撤退湖南境内北洋军,首先撤退岳州的安武军,才能避免南北两军在湘作战,湖南以中立姿态出现,可作缓冲地带,对北方有利。汤暗示陆荣廷,北洋军一撤,即宣布独立,请勿进兵过速。袁世凯果然令安武军撤走。此时,汤化龙通过谭延与国民党军人派取得联络;国民党承认乃弟汤芗铭为湖南都督,保证不算旧帐,由国民党军人协助汤芗铭收编民军,改成湘军3师。汤芗铭见有了保障,遂通电宣布独立,汤不好意思痛骂袁氏,措词温柔,引起护国军不满,疑其为假独立,真拥袁,汤又补发一电,道:“公即取消帝制,不负为国法之罪人,芗铭虽有知遇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云云。袁接汤此电,气得语不成声,原就病累不堪,遂卧床不起,召集有关人员举行榻前会议,令公布“帝制始末案”,道:“即今日之反对帝制者,当日亦多在赞成之列,尤非本大总统之所能料及,此则不明不智无可讳饰者也。”袁又召蔡廷干道:“听说各国使馆认为我应该或者将要辞职?”蔡见老袁面容黯淡无光,惟眼中一点火星尚未熄灭,便委婉答道:“大家都认为您十分需要休息,政府财政前景非常不好,困难与日俱增。”一位法国医生和一位中医负责为袁治疗,诊断为尿毒症,已经不能排尿,遂决定从后背导尿,但只导出一滩血水,在场诸人一阵惊惶,老袁亦知病情严重,即召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至榻前,对诸人略作点头,却已无力,只道得:“约法”两字。守在一旁的袁克定忙补了一句:“金匮石室。”法国医生给袁打了一针强心针,袁慢慢醒过来,微有叹息之声,道:“他害了我。”说完气绝身亡。有人说,袁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二陈是指陈树藩、陈,汤是指汤芗铭。袁死后,众人打开“金匮石室”一看,总统继承人写着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个人的名字。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镇芳便讨论谁继任总统。众人无法开口,都推徐世昌表态,徐世昌道:“据约法,该以副总统继任。”徐世昌这个老官僚的精明之处,不言新旧约法,因为新约法是西南护国军所反对的,旧约法又是北洋派所不满的,但言约法,就能够做到两面讨好。无论根据新约法或者是旧约法,黎元洪都有资格继任总统,利用黎来收拾残局,利用这个政治俘虏为北洋派服务,对北洋派来说是当时最好的打算。徐怕他的主张堵塞了段想做总统的出路,于是瞟了段一眼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最好还是总理决定。”段祺瑞左手端着烟斗,右手往身后一背,心想,如果我当总统,不仅西南护国军不会答应,就是冯国璋也不会同意。冯在反对袁世凯帝制活动中,形成了在袁与护国军之间的第三种势力。如果让徐世昌当总统,他是袁的金兰密友,而且是北洋军阀“团体精神”的主要塑造者,和袁两人共同造就了北洋军阀,而且此人足智多谋,是不好驾驭的。想来想去,只有让黎元洪出任总统才比较妥当。一来让黎出任总统,名正言顺,能摆平多方关系;二来黎手里没有兵权。就让黎元洪当一个傀儡总统,大权仍操在我责任内阁总理手里,岂不更妙!段祺瑞沉默良久,便道:“很好!”黎元洪继任总统遂定。梁启超早已提出以黎代袁的主张,而且得到护国军的赞同,那老袁在未死之前,对护国军公开提出由黎继任大总统,对黎是否会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十分担心,对黎防范甚严。他特派步军统领江朝宗监视黎的行动,江密令黎私邸之守卫队长:“无论如何不可使黎出东厂胡同一步。”黎元洪不顾一切,竟在宅中放置一口空棺,以示其处境之险恶。黎的左右亲信都认为,黎居虎穴,长此以往,实难保证安全。于是秘书瞿瀛、郭泰祺等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北京社长井上一叶,同日本公使小幡西吉,策划了一个协助黎元洪出京到南方行使大总统职权的计划。办法是:黎宅与刘钟秀宅一墙之隔,将墙凿穿,让黎易服钻洞入刘宅,再由日人一叶驾同仁医院病车,扬言刘有急症,须送医院,遂驰车送黎疾驰东交民巷。即由小幡从东交民巷使馆陪同黎元洪乘专车出京去天津,再由天津上船南下。黎元洪同意这个计划。不料出走前消息走漏,东厂胡同黎宅附近军警密布,出走计划告吹。黎出走的消息,是他的家人向袁克定告密的。黎向妾危文绣流露将要出京之意,危文绣诘问何往,元洪未明答,只说:“将来再派人接你。”危文绣早已受袁克定收买,因她与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员胡朝栋之妻为“手帕姊妹”,胡又与杨士琦过从甚密,从而接近袁克定,袁克定知胡妻常到黎家,特托付胡妻持价值2万元的珍珠赠黎妾危文绣,使探黎动静。危文绣得知黎元洪欲出京消息后,即告胡朝栋,胡又告杨士琦、袁克定。黎元洪出走不成,并不十分懊恼,反而说:“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洞,岂不失了体统!”袁世凯气绝后,段祺瑞三往黎宅,劝黎根据约法代理总统。黎初闻袁死,将信将疑,先派长女绍芬去袁家探视,绍芬回报后,方信袁死。他对段祺瑞说:“项城聪明一世,不意竟有今日。”遂从私人存款中拿出10万元赠袁家属,为袁治丧。袁曾以10万元购买东厂胡同宅邸赠黎,黎以这种方式归还。对于接任总统一事,黎最初推辞不就,继而又表示无力维持秩序。段毅然道:“公为副总统,当然继任。公出,北京秩序,祺瑞当一人负责。”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在东厂胡同宅邸前宣誓就职。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宣言,要求政府恢复约法,尊重国会,即要求恢复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把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起来。西南军务院抚军长唐继尧也于6月10日通电北京政府,提出恢复民元约法,召集旧国会,惩办帝制祸首,将抵制护国军之军队撤回原地,召集军事善后会议等4项条件,声明北方如同意此条件,即可撤销军务院和取消西南各省独立,云云。

段祺瑞对孙中山及西南护国军的要求偏偏不理。又有国会议员孙洪伊、谷钟秀等,在上海自行召集议员250多人,联电致段祺瑞,要求恢复旧约法。段祺瑞接此电报后,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情,与幕僚们研究对策,几天来都拿不出应付的办法。作为总理,他主张责任内阁制,而袁世凯的新约法的主要内容则为总统制,与他的愿望相背;旧约法的主要内容则是责任内阁制,对他甚是有利。但恢复旧约法,国会也将随之恢复。老袁非法废止旧约法,非法解散了国会,国会问题同约法问题,乃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要责任内阁制,就要旧约法和国会,国会之中,国民党人占多数,一旦恢复,他想个人军事独裁便行不通。在南北双方就新旧约法问题之争陷入僵局时,不料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率海军宣告独立,声明如不恢复《临时约法》,不恢复国会,不新组织责任内阁,海军就拒不接受北京政府的命令。此时北洋集团内部中,江苏将军冯国璋、河南将军赵倜等也主张恢复旧约法。

段祺瑞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重大压力,感到有点难以支持,不得不于6月29日接受南方条件。

于是,黎元洪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说:“共和国体,首重民意,民意所寄,厥惟宪法。宪法之成,专待国会。我中华民国国会自3年1月10日停止以后,时越两载,迄未召复,以至开国5年,宪法未定,大本不立,庶政无由进行。亟应召集国会,速定宪法,以协民志而固国本。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3月11日公布之临时约法,至宪法成立为止。”

黎元洪还发布命令,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复会。并下令裁撤参政院、肃政厅、北京军政执法处等机关。关于约法问题和国会问题,段祺瑞虽然被迫屈服,但是惩办帝制祸首问题,段又与西南各省争执。

西南方面提出惩办的帝制祸首有: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所谓的“六君子”,和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所谓的“七凶”,合起来称为十三太保。事实上,参加帝制活动的岂止“十三太保”,除了不计其数的政治流氓称臣劝进的而外,还有为袁家皇帝摇旗呐喊的各省北洋军阀在内。西南方面,认为如果牵涉面过广,可能会影响与北方的和平解决,因而只提出这些人,其余不究,希望北京政府惩办,以便对全国人民有所交待。所谓的十三太保,不但是护国军所指出的“内乱重要罪犯”,应当“明正典刑以谢天下”,而且也是通国皆知的洪宪王朝的罪魁祸首,应说是绝对没有逃避罪行的余地。

但是,段祺瑞等与不少帝制祸首具有血肉相联的关系,就替他们说话。北京政府在研究这批祸首名单时,首先袁克定从彰德打来急电,为雷震春、张镇芳乞情,这两个人就从名单中剔出;随后冯国璋为段芝贵乞情,李经羲又力保严复和刘师培,说他们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上又剔出了这三个人;黎元洪认为李燮和、胡瑛都是老同盟会会员,为了对国民党表示善意,通缉祸首的名单中不宜罗列与国民党有关的人物,因此这两个国民党变节分子也可逍遥法外了;袁乃宽因与袁世凯有同族之谊,段也把他的名字剔出了。这样,“六君子”剩下“两君子”,“七凶”剩下“三凶”,合起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了“五太保”。还有人替梁士诒乞情,说他与银行界具有深切关系,留着他替政府筹款也是好的。但黎元洪大不以为然,他说:“那么,我们不下这道命令倒还好些。”因此梁“财神”仍然榜上有名。

由于祸首的人数越研究越少,北京政府自己也觉得交代不下,才又补进了并非首要分子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于7月14日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将这八人“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北京政府在惩办令发表之前,预先示意榜上有名的人赶快离开北京,因此,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从容不迫地由北京搬到天津,又由天津南下到上海、香港一带,有的则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北京法庭自然也就没有捉到一个祸首。

虽如此,西南护国军也就满足了。7月14日,护国军抚军长唐继尧、副军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南方各省诸首领,联名通电,撤销军务院,取消独立。至此,南北实现了统一。

北京政府在下令恢复旧约法的那一天,黎元洪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发表:

唐绍仪为外交总长许世英为内务总长

陈锦涛为财政总长段祺瑞为陆军总长

程璧光为海军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

孙洪伊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

江大燮为交通总长

唐绍仪未到任前,派陈锦涛代外交总长。

7月12日调任孙洪伊为内务总长、范源濂为教育总长、许世英为交通总长,7月31日改派谷钟秀为农商总长。

8月1日,国会议员们重集北京,召开了国会。汤化龙、陈国祥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王家襄、王正廷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黎元洪向国会宣誓就任总统。

北京政府又发布命令,各省将军、巡按使改名为督军、省长,任命名单如下:

奉天督军张作霖兼署奉天省长

吉林督军 孟恩远省长 郭宗熙

山东督军 张怀芝省长 孙发绪

河南督军 赵 倜省长 田文烈

山西督军 阎锡山省长 沈铭昌

江苏督军 冯国璋省长 齐耀琳

安徽督军 张 勋省长 倪嗣冲

江西督军 李 纯省长 戚 扬

福建督军 李厚基省长 胡瑞霖

浙江督军 吕公望兼署浙江省长

湖北督军 王占元省长 范守佑

湖南督军 陈鬯兼署湖南省长

陕西督军 陈树藩兼陕西省长

四川督军 蔡锷兼四川省长

广东督军 陆荣廷省长 朱庆澜

广西督军 陈炳焜省长 罗佩金

云南督军 唐继尧省长 任可澄

贵州督军 刘显世省长 戴 戡

直隶省长 朱家宝兼署直隶督军

黑龙江省长 毕桂芳兼黑龙江督军

甘肃省长 张广建兼署甘肃督军

新疆省长 杨增新兼署新疆督军

又任命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李烈钧授以勋二位和陆军上将衔,着即来京另候任用。

第十七章 府、院相争

陈鬯被川军师长周骏困在成都时,蔡锷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制止周骏攻城,一面派护国军往成都。陈鬯因力不支而逃离成都,后被黎元洪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署湖南省长。川军师长周骏喊着“四川人不打四川人”的口号,用以诱惑护国军方面的将领熊克武、刘存厚等,熊克武等并未受到诱惑。当蔡锷动员打周时,刘自告奋勇愿为前驱,周部团长刘湘等也都弃周而加入护国军。刘存厚师进入成都,周骏逃走。蔡锷被北京政府任命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后又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患有严重的喉结核病,又是个事必躬亲的人。在艰苦作战时期,他不但忙于指挥军事,还要亲理文书,因此病情日益恶化,服药后毫不见效,肿痛更甚,饮食难进,体温高达39度。他接到任命他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公报后,通过梁启超请求北京政府负责偿还半年内护国军欠资200万元,同时请求卸职养疴。

但军中会议力加阻止,四川各方面也纷纷欢迎他赴任。蔡认为这是“恶作剧”,使他“失却自由之身”。他不止一次电请梁启超传达北京政府准其辞职。他又电告唐继尧说:“侪辈中果有三数人身先引退,飘然远翥,实足对于今日号称伟人志士英雄豪杰一流直接下一针砭,为后来留一榜样”。“我辈主张,应始终抱定为国家不为权利之初心,贯彻一致,不为外界所摇惑,不为左右私慝所劫动,实为公私两济。”他除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外,还讽示唐继尧不要听信那些狗头军师们的鬼话,想把四川纳入云南的势力范围。

北京政府接到蔡的辞职电,认为是一种表面文章,只批准给假一月,叫他就近调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