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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想改造北洋军，他认为北洋军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具有强健的体格，只是由于袁世凯自私自利，把北洋军造成为他的个人军队和政治资本，因此北洋军对国家不但没有贡献反而起着破坏作用。现在袁死了，应该是化私为公改造北洋军的良好时机。但是，袁氏虽死，袁的化身依然遵循着袁的轨道，把北洋军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工具，蔡的心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蔡颇受各方面重视。梁启超想留他在四川建立进步党的武装力量；一部分湖南籍的进步党人想请他到湖南“为桑梓服务”。蔡既不愿留四川，也不愿调往湖南，希望有一个较长时间医治疾病。他继续向北京政府请假辞职，北京政府给他两个月假。在重庆主持收编各路民军的戴戡，邀请他到重庆疗养，他没同意。他偕同蒋百里等由成都出发，经过重庆稍作逗留，即换轮船下驶。

蔡到宜昌时接到一个注明“沿途探送”的急电，是梁启超从上海发来的，电文仅有一句话：“此间破获贩毒巨案，涉及某公之贵介弟。”老师无端打来的这个无头无尾的电报，引起蔡的注意。蔡在宜昌会见了从四川逃出来的陈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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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鬯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陈准备带1师北洋军入湘，但这道命令立刻引起湖南军民的激烈反对。湖南人民刚刚赶走了北洋军阀汤芗铭，断然不能容许第二个北洋军阀接踵而来。因此，湖南各界推举年已七旬的刘人熙为湖南督军。刘曾做过广西藩台，与桂系军阀陆荣廷颇有渊源。刘通过陆荣廷，请桂军协助，共同抗拒北军，陆立刻表示予以支援，滇系军阀唐继尧也给予坚决支持。国民党人和进步党人也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北洋军再度入湘。

部分进步党人希望调蔡锷回湖南，国民党人则希望黄兴继任湖南督军，但黄、蔡两人都无此意。黄兴推荐谭延闿自代。谭是个介乎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人物，所以进步党也不反对。陈鬯得知湖南的风势不对，表示不就新职。

段祺瑞派他的内亲吴光新率领北洋军3旅接防岳州，并内定吴为湖南督军。消息泄露，湖南军民和西南军阀又一次表示激烈反对。北京政府不得不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

陈鬯在宜昌把他所率领的一个师的北洋军解散了。他的这一举动受到总统黎元洪的赞同，黎正在提倡裁兵。但陈鬯不清楚，黎与段祺瑞交恶，大权已由总统移于总理之手，他没有得到北洋派领袖段祺瑞同意，擅自把北洋军解散，是段痛恨的事。段决定等他到京，组织军事法庭审讯他，从他的头颅为自己立威。

蔡邀请陈鬯同轮往汉口。陈自己感觉到与蔡同行，一荣一辱，恰恰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便婉言谢绝了。蔡乘大轮到汉口，湖北督军王占元派楚信、楚义等巡防舰驶往武昌迎接，王又乘楚材舰来迎接，各机关、各团体也乘各种船只来迎接，武汉江面上布满了欢迎者的船只。蔡乘的大轮周围，被难以数计的欢迎船只从四面八方蜂拥包围。王占元热情地请蔡锷在武汉多停留几天，蔡坚辞谢，王只得在楚材舰上大张宴会，款待蔡及其随行人员。蔡并未登岸，当晚换乘江裕轮下驶。

事后得知，这是北洋派摆下的“鸿门宴”。原来长江上游经常有一些武装军人私带烟土。蔡来自成都，北洋军阀估计在他的随从中一定有人私带烟土，因此，王占元奉命假欢迎之名，用许多船只把蔡所乘大轮包围起来，如果在船中发现烟土，就借此毁灭蔡的盛名。蔡在北洋军阀眼中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梁启超给蔡锷发急电，是因为上海海关破获了一件贩毒案，北洋军阀无中生有地把案件牵扯到张耀曾的头上，梁暗示蔡防备北洋军的暗害。

蔡到上海，把自己隐藏起来，仅到梁启超的“礼庐”“相对欷歔，互道劳苦”。蔡又一次向北京政府辞职，请求东渡养疴。段祺瑞请梁启超转劝他到北京西山疗养，不必远渡日本。蔡没忘记以前袁世凯电召他到北京养病，从此成为袁的政治俘虏的往事。他推托说，北京繁嚣，不宜养病，段给假三个月。

陈鬯迟蔡一天到汉口，王占元开始对他还有些礼貌，随即派密探监视他的行动。随同陈到汉口的前四川军署参谋长刘一清，因私带手枪被捕。陈吓得躲在汉口租界不敢出来。

蔡在上海看望了黄兴，于9月8日动身到日本，在九洲福冈医院治病，11月8日逝世，年仅35岁。他生前吩咐蒋百里录写他的遗电：“国会、大总统钧鉴：锷病恐不起。谨口授随员等以遗电陈四事：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取有希望之积极政策；二，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人望者以道德爱国；三，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戴两君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四，锷以短命，未能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北京政府下令褒扬他再造共和的功绩，派驻日公使章宗祥照料身后事，并给予治丧费2万元。

黄兴也于10月10日旧疾复发。他奔走国事，操劳过度，饮食无节，曾患胃出血症。北京政府授黄勋一位，黎元洪聘他为总统府高等顾问，湖南省议会举为湖南督军。富贵功名逼人而来，黄均坚辞不受。31日，黄兴在上海福开森路逝世，年仅42岁。

12月22日，北京政府公布了国会关于国葬黄兴、蔡锷两人的决议案，全国各地纷纷举行“黄蔡二公追悼大会”。

中华革命军淞沪司令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的两个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成为要人，此是后话。

黎元洪就任总统后，调任农商总长张国淦为总统府秘书长。秘书有林长民、贾寿坤、雷豫钊、欧阳葆真、刘远驹、张则川、瞿瀛、郭泰祺8人；军事幕僚有哈汉章、金永炎、蒋作宾、黎澍4人。军事幕僚经常建议总统必须掌握兵权，他们认为：责任内阁制是指政治而言，而军事方面，总统既然是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就不能不管。黎元洪也觉袁世凯做总统何等威风，我这个总统虽然不集权，毕竟还是个总统，不能不管军事。但向有“段虎”之称、骄横跋扈的段祺瑞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他认为在前清时期，自己做过统制（师长）、军统（军长）和提督，署理过湖广总督，而黎不过是一个协统（旅长）。袁世凯当权时，他是北洋派首屈一指的大将，而黎不过是一个无权无勇的政治俘虏。袁世凯死后，是他把黎“提拔”到总统地位的。段要以国务总理的地位掌握全国政权，以陆军总长的地位掌握全国军权。

黎元洪不甘心做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总统，不愿做北洋军阀掌上的玩物，被人吆三喝四，只做一个盖印机器，于是，总统府和国务院无端生出许多事情来，这便是府院之争风波。

黎元洪经常与孙中山、黄兴、岑春煊、唐绍仪等文电往来，段对此大为不满：“原来这些反对我的人都是你的好朋友！”黎元洪指使幕僚，越过陆军部，直接给各省督军打电报，传达总统命令。段祺瑞指责哈汉章、金永炎、黎澍、蒋作宾为“府中四凶”。

段祺瑞的蛮横专制，不仅是黎元洪不能忍受，国会内许多议员也极为不满。国会中有一位反段的议员孙洪伊提出了“以冯制段”的策略来，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牵制段祺瑞。冯国璋原想取袁而代之，但没有做成总统，心想退一步得一副总统走着瞧倒也不错。段祺瑞也有他的小算盘：如果冯国璋到北京来做副总统，离开了他的地盘，反倒便于控制，这样北洋派的领袖就非自己莫属了。

冯国璋在10月30日被选为中华民国副总统。冯国璋向有“冯狗”之称，善于观测风向，他顶着副总统的头衔，依然呆在南京，静观政潮变幻。

黎元洪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总统职权，但他手无实力，所能依恃的只有与他继任总统地位俱来的国会，而国会并不统一，党派政争极为激烈。原进步党一面高唱“不党主义”，一面组成两个团体，一为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的宪法讨论会，一为梁启超、林长民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不久又合二为一，统称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国民党方面，有张继以国民党领袖资格出组宪政商榷会。内中又分客庐系、丙辰俱乐部、韬园系三系，后又由三系演变成政学会、益友社、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四派。不久丙辰俱乐部、韬园系合并为民友社。研究系完全支持段内阁；商榷会的右翼因为谷钟秀、张耀曾为内阁阁员，也倾向于维持段内阁；民友社和益友社算是“商榷会”的左翼，主张倒段，当时左翼占据国会优势。这样的情况决定了黎元洪的总统府与段祺瑞的国务院必然发生矛盾冲突；冲突的根本性质，是政治权势之争，却也反映了国民党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抗争。

段祺瑞的左右对黎也毫不尊重，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特别是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依恃段公然蔑视总统。他又专断越权，引起府方人员和许多阁员不满。

府院之争多发生在任免官吏问题上，黎、段在用人路线上有分歧，一般说来，黎倾向用新派人物，对帝制派分子坚决不用。而段祺瑞则乐于用旧派人物，排斥新派人物。时人评说：“府为新派所依恃，院为旧派之护符。”

一日，徐树铮不顾国务院调解龙济光部与李烈钧部武装冲突的决议，擅拟粤、闽、湘、赣四省讨伐李烈钧部的命令，到总统府盖印，遭到黎元洪拒绝。徐胆大妄为，径直以国务院名义电令四省会剿李烈钧部。及至江西督军李纯复电“无兵可调”，只能担任防守赣、粤边境等语，阁员们才知道徐竟私自擅发军事命令。内务总长孙洪伊当面指责徐越权，徐仍强辩。

孙、徐二人经常在国务院会议上短兵相接，几乎无事无时不冲突，致使孙愤而提出辞职。

黎元洪得知孙洪伊被迫辞职，异常气愤，特将孙召进总统府，温语慰留。孙洪伊得到总统支持，气势更盛。徐树铮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本来发生在徐、孙之间的争执，发展到内务部与国务院的冲突，又演变至府院冲突。双方冲突多日无结果，院方索性破釜沉舟，拟就“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由段祺瑞单衔副署，徐树铮送府盖印。黎见命令，不禁震怒，咆哮道：“你们说的话算话，我说的便不是话么！”

段祺瑞亲到公府，请黎在免孙的命令上盖印，黎仍拒绝。

段愤然宣称，如再不肯免孙职，即请总统免我职。

孙洪伊是“韬园派”首领。“韬园派”议员数十人在国会提出办徐树铮案，列举徐“蒙蔽总理”、“侮蔑元首”、“伪造文书”、“擅发院令”、“擅专军令”等七大罪状，还酝酿对内阁总理段祺瑞提出弹劾。政局出现一片混乱。最后由徐世昌等人出面调解。结果以孙、徐去职结束。

黎元洪和段祺瑞之政争终于在1917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程度。

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7年春已进入最后阶段。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强侵略中国，迄未参战的美国力图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英、法、俄等协约国曾诱使中国参战，因日本反对而作罢。现在美国企图抢先一步拉中国步其后尘，对德绝交，以便使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2月4日，美国照会中国政府，拉拢黎元洪，“希望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表示愿意借款给中国作参战经费。段祺瑞也力主对德宣战，他想利用对德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实力。段向日本政府表示均以“诚意”相接，日本政府对段深表满意。

黎元洪对美国素有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黎、段是反映美、日帝国主义不同利益的代理人。美国转而指使黎元洪抵制中国参战。段祺瑞率领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由绝交而宣战，再行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认为绝交、宣战，尚非其时。于是，段与黎展开了一场舌战。段以不耐烦的口气告诉总统说：“内阁已通过对德断交一案。”

黎声色俱厉地说：“根据约法，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

段冷笑一声：“总统既不要我负责，国会又要问我的责任，这样的总理我没法干下去了！”说罢扬长而去，当晚出走天津。

黎元洪只得让步，他请冯国璋出面调解，并表示说：“外交问题，就听段祺瑞的，但以国会的意见为准。”段回到国务院办公后，国会又以多数票通过与德国绝交案。

对德绝交案公布后，黎元洪对外交问题态度消极，抱定主意，依恃国会，冷眼旁观，一旦时机来临，即推翻内阁，段内阁一倒，对德问题即好解决。他设下“隔岸观火”计。

段祺瑞在对德绝交案通过后，积极推行对德宣战政策，但不久便遭到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通电反对。孙中山等电参众两院，反对加入协约国，国会议员马君武等3人通电各省，反对对德绝交、宣战。社会各流康有为等也通电反对。

协约国开始时承认中国参战的权利，但中国加入协约国后不久，中国提出的要求全成画饼。各国除同意中国停付对德、奥的庚子赔款外，其他要求均遭否决。

由于上述情况，国会对段内阁逐渐失去信任，对德宣战案难以在国会通过。段祺瑞一意孤行，他把各省督军召到北京来开会，会议议定，同意对德宣战。此次会议被称为“督军团”。段决定用督军团来压迫反对对德宣战者。

1917年5月1日，段用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段又急不可待地要总统黎元洪在参战案上盖印。谁知国务员程璧光向黎直言督军团倪嗣冲、张怀芝、李厚基、孟恩远数人闯进国务会议厅，疾言厉色地胁迫国务会议通过参战案。黎元洪对督军团冲击国务会议十分不满，令段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通过。

段祺瑞便模仿四年前袁世凯竞选总统时以公民团包围国会议院的办法，暗地里命令部下组织公民团。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时，数千名自称“公民团”的光怪陆离的队伍将众议院层层包围，他们要求当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出院。有的议员因不肯接受他们的“传单”，当场被打，田桐、邹鲁等十余人被打伤。议长打电话给总统府和国务院求救，黎元洪听了，气愤地说：“应该由内阁负责。”

段祺瑞不得不于晚7时半乘汽车来到议场，“公民”立即闪开通道，并向段摇旗欢呼，掌声雷动。议员们纷纷愤怒质问段祺瑞，并把段留在院，以为自卫之计。于是形成“公民”围困议员于院内，而议员则围困总理于休息室之奇观。

最后，因“公民”用瓦块袭击议场，一名日本记者被击伤，从而段祺瑞不得不派马队驱散“公民”。这些“公民”是陆军部次长傅良佐根据段祺瑞的意见，花钱雇来的流氓、乞丐和无业游民，段祺瑞的亲信陈绍唐、靳云鹏、段芝贵等均到场指挥。

第十八章　辫子军闹剧

“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章太炎均致电黎元洪，要求严惩暴徒。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程璧光等在阁议席上提议内阁全体辞职，段祺瑞置若罔闻。于是，阁员自行辞职。内阁原来人就不齐，这下就剩下段祺瑞和范源濂两人，而范又一直请假，实际上只有段一人在国务院办公。其实无公可办，北京政府陷于瘫痪，国会拒不议事，惟督军团大为活跃，大有包揽一切之势。冯国璋致电北京政府，对“公民团”包围国会事件不满，斥其为法律外之行动，这是北洋派内冯氏直系军阀第一次与段氏皖系军阀不合作的表现。冯国璋和西南各省把督军团内的代表撤回。

督军团一看国会拒不通过对德宣战，便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大怒，斥道：“简直是军人乱国。”恰巧国会呈请黎元洪免去段祺瑞的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职务。于是，黎元洪便通电各省，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以伍廷芳为代总理；任命王士珍暂代陆军总长。段祺瑞和督军团岂肯罢休？经过一番密议，决定前往天津进行活动。不但要解散国会，还要驱走黎元洪。段发表通电称：总统发布命令，按约法规定，必须有总理副署方可生效。而黎元洪的命令嵌入说德国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用来反对反映论，我段某未签署，因而无效。

段祺瑞的通电发表后，倪嗣冲立即宣布安徽独立。接着，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也纷纷宣告独立。不承认黎元洪免段祺瑞的命令。段祺瑞在天津成立了独立各省总统参谋处，以帝制要犯雷振春为总参谋长。

形势陡变，吓得黎元洪惶惶不可终日。他没有什么新招数，仍是一味地恳请北洋派元老徐世昌出来组阁，圆滑的徐世昌却坚辞不就。黎元洪又找王士珍，王则以曾劝黎辞职为嫌回绝。黎又请李经羲出来组阁，李经羲吓得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

黎元洪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张勋突然打来电报，表示愿进京调停。黎元洪喜出望外，立即复电张勋进京，并派出专车到徐州迎接张勋。黎元洪没有料到，张勋是以进京调停为名，要清室复辟。他接到复电，哈哈大笑。心想，黎元洪既然已经撤了段祺瑞，我再利用督军团赶走黎元洪，岂不就可以在北京扶幼主登基，恢复大清朝了吗？

6月6日，张勋立刻带领5000辫子军，坐火车直奔天津。黎元洪听到这个消息，莫名其妙：我让他来调停，他怎么带着大队人马来了？黎元洪立即派秘书长夏寿康到天津拜会张勋，弄清原委。

夏寿康来到天津和张勋见面后，说：“我奉总统之命，前来接您。但是总统一再嘱咐，请你简从入京。”张勋听罢，一拍桌案：“简从入京？哼！你回去告诉黎大总统，我进京调停的条件是：限3日内解散国会，否则，休怪我不负调停之责。”

西南六省纷纷表示反对倪嗣冲等独立各省军阀。孙中山于6月6日与章太炎发表联合通电，指斥倪嗣冲宣布独立为“叛逆”行为，并电促西南六省兴师讨逆。岑春煊与李烈钧自沪电粤，请即发兵讨逆。国民党系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通电各省取消独立，又与海军上将萨镇冰联名电告黎元洪：“海军全体拥护中央，惟总统之命是从。”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联络滇、黔、粤、桂四省，共谋防卫，保障东南，拥护中央。李烈钧自上海来到广东，拟联合西南各省，出师北伐，保障共和。李烈钧又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浩明联名发表通电，发起西南六省联盟，倡议公推陆荣廷为盟主，保卫约法，拥护共和，表示“一息尚存，决难坐视，只有效命，以求最后之解决”。在李烈钧的推动下，粤省已经制定了分三路北伐的计划。云南督军唐继尧也通电西南各省，建议在广州组织临时政府，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

但西南六省军阀，只限于口诛笔伐，并不打算真的出兵北伐，只有李烈钧和少数军官是真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誓师北伐，保卫共和制度。他们人少力单，左右不了西南大局。

黎元洪决定解散国会，拟好命令，邀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入公府副署。伍坚决不肯，道：“余法学士也，余未见宪法许总统解散国会。余决不与闻此举，宁死不从！”

黎派人去天津请李经羲副署，李答道：“我既未就职，更说不到副署。”再谦请段祺瑞副署，段拒不接见。张勋的辫子军的先头部队已开进了北京的天坛和先农坛。张勋所限3日已快到。王士珍见解散国会命令无人副署，张勋一旦翻脸，岂不大祸临头！于是收拾行装拟逃出北京。黎元洪闻讯，立即派江朝宗等奔赴王宅劝阻，王才未能脱身。

黎见距张勋所给时限还剩下几个小时，立即连夜召集会议。公府中空气凝固得似乎就要爆炸，忽有一人提议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江根本不是国务员，无人异议，江竟义形于色地慨然允诺，道：“我牺牲一身，替大总统担些干系吧！”

于是，黎元洪绝处逢生，一连发了准免伍廷芳代国务总理职、任命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解散国会三道命令。

避难到上海的国会议员不承认黎元洪的命令，他们联名通电说：“解散国会之命令，既总统、总理自认违法，当然无效。”

6月14日，张勋带着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万绳权从天津乘火车直达北京。

张勋率兵入京后，以北京政府“新主人”的姿态劝各省取消独立。6月16日，张勋换上清朝全套官服，陛见清室。

清皇帝仍居住在紫禁城内，保留着小朝廷的格局。13岁的逊帝溥仪听说张求见，师傅陈宝琛给他换上朝服，并把他引到养心殿，他在那里召见了张勋。

张勋诚惶诚恐地行跪拜大礼，赞颂溥仪如何圣明。溥仪大大地夸奖了张勋几句，赐给张勋不少珍藏的古玩字画。张勋跪拜出宫。

康有为从上海化装进京。张勋赶紧上前连连施礼：“康老夫子，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康有为是维新之后的保皇党领袖，念念不忘皇恩浩荡。张勋和康有为可谓臭味相投，他们的联系也是由来已久。张勋在徐州时就已经让万绳栻通知在上海的康有为，要他准备溥仪复辟的诏书。康有为把写好的诏书交给张勋，俩人又密谈了良久。诸事安排停当，张勋、陈宝琛、刘廷琛、张镇芳、雷震春等人于6月30日晚，鼠窃狗偷般溜进清宫，参加“御前会议”，决定当晚发动政变。深夜，张勋派辫子军占据车站、邮局等要地。7月1日凌晨4时，张勋指派梁鼎芬为清室代表，王士珍、江朝宗为民国代表，李庆璋为张勋个人代表，同到公府逼迫黎元洪退位，令其在已拟好的“奉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名盖印。黎元洪震怒，眼睛直视王士珍骂道：“毫无心肝，背叛民国。”又厉声对梁鼎芬说：“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余受国民付托之重，退位一举，当以全国公民之意为从违，与个人毫无关系。君欲尽忠清室，当为清室计万全，复辟以后，余对清室即不负治安责任。”一直交涉了两个小时，黎誓死不从，6时许，梁鼎芬等出公府。15时，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3人再入公府，要求总统退位，还政清室。黎元洪正颜厉色道：“当问国民，余不能私相受授”。这一天，张勋身穿朝服，率文武官员300余人拥入清宫，跪奏自己“代表22省军民真意，恭请我皇上收回政权。”溥仪按照师傅的嘱咐，先推辞一番：“不行不行。我年纪尚轻，无才无德，难当大任。”张勋领着众人一再磕头恳求，溥仪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溥仪被捧上皇位，即发布复辟诏书。张勋和康有为文武两圣以宣统名义，张勋副署，盖上“御玺”一连发了19道伪谕，宣布废除民国纪年，改用宣统年号，捏造黎元洪“奏还大政”之奏折，并大肆封赏，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为一等公等。整个北京一律悬挂龙旗。黎元洪坚决反对张勋复辟，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又电请冯国璋副总统依法代行总统职权。张勋逆历史潮流而动，他复辟清室，只有短短的12天，终于成为历史小丑。段祺瑞在天津接到黎元洪重新任命他为国务院总理的命令后，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他立即策动驻天津马厂的第8师师长李长泰和驻廊坊的第16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曹锟等部组织讨逆军，自称讨逆总司令。可巧，前司法部长梁启超也来到天津，运动段祺瑞讨逆，两人一拍即合。段祺瑞与众位将领商定进兵事宜后，又嘱梁启超代拟讨逆檄文。这时，冯国璋发来电报，愿与段祺瑞联合讨逆。于是，两人共同署名，发一通电，数张勋八大罪状。段祺瑞设讨逆军总司令部于天津造币厂，任命曹锟为东路讨逆军司令，段芝责为西路讨逆军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冯国璋又任命倪嗣冲为南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褫夺了张勋两江巡阅使和安徽督军的职务。讨逆军兵分三路攻京城。张勋决心要背城一战，可是那些复辟派大臣却都担心害怕。他们知道张勋的辫子兵只有5000人，而且战斗力差，不堪一击。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3人见此，出京逃生，统统被讨逆军截住拿下，就是康有为、万绳鲊也准备逃走，背张勋而去。7月12日凌晨，只听见北京城外“轰轰轰”，炮声连天。炮声响，辫子军闻风丧胆。张勋指挥3000辫子兵集结在天坛一带，讨逆军攻进城后，在天坛一带和辫子兵交战。张军寡不敌众，双方刚一交锋，辫子兵立刻就土崩瓦解、举旗投降。张勋一看大事不好，骑上一匹快马，直奔南河沿自己的公馆，带着家眷跑到荷兰使馆，自己躲了起来，托人把家眷送进德国医院。至此，讨逆战争结束，从7月6日至12日，历时6天，辫子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溥仪于7月12日宣布退位，复辟闹剧就此收场。7月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北京欢迎总理者，何等火炽！段一进北京，立即谒见黎元洪，表示慰问，并下令缉拿民国叛逆张勋、康有为、万绳栻等人。黎元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自己要去天津养病，从此以后，隐居家园，不再过问政治。黎元洪去职，冯国璋带领1师兵力任代理大总统。冯任命亲信将领李纯调任江苏督军，陈光远调任江西督军，作为树援。段祺瑞提出傅良佐出任湖南督军，请冯任命。傅乃段氏弟子，使他督湘，一是据住长江中枢，抵制李陈；二是控制岭南一带，抵制滇粤。冯为直隶人，称直系军阀，段是安徽人，称皖系军阀。直皖军阀为争夺权力又开始斗法。段祺瑞在梁启超的协助下，国务院顺利地通过了对德宣战。所谓对德宣战，并不是要真的出兵参战，而是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借款。用大借外债充作军饷，扩充实力，实行武装统一。财政总长梁启超颇为段祺瑞卖力，他见段对旧国会耿耿于怀，深不愿旧国会之恢复，在旧国会已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之际，建议召集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职权。这个建议深合段意。于是，国务院在致各省的敬电中说，国会业经解散，断无重新召集之理，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那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段祺瑞不以民主选举而由地方当局指定临时参议院议员的手段，造成一个由他个人控制的临时立法机关。这一做法，受到孙中山和西南各省军阀的反对，形成了护法斗争。孙中山在袁世凯死后，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表示愿与段祺瑞合作，特派中华革命党人萧萱和叶夏声到北京，征询段对处理反袁战争善后问题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收束中华革命党的军队。与此同时，孙中山电令国内各地中华革命军罢兵息战，实现国内和平，一切俟法律解决。他分别致电山东的居正和广东的朱执信说：“袁死政局一变，我宜按兵勿动，候商黎大总统解决。”孙中山确定了“召开国会”、“息纷争，事建设”、“固国体”的方针。国会在北京恢复后，黎元洪电请孙中山北上，并聘请孙中山为高等顾问，孙辞谢。孙中山对全党宣示今后方针曰：“约法既复，黎总统为依法继承之人，故相劝罢兵，示仗义者非为权利而动，至今后对于政府、国民监督指导，则其责任有不容逶避者。”当时，中华革命军分布在山东、福建、广东、四川等省，有一定的实力。中华革命军将领和一些志愿从事反袁的华侨，对孙中山立即结束军事行动并解散革命军队持有异议。但孙中山力排众议，一再发出立即收束的命令。对少数抵触情绪较大的中华革命军将领，孙中山甚至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他电告在山东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说：“各军如不依令解散，即脱离关系。”对于华侨战士，孙中山则反复劝谕说：“假如今日军队不解散，其数不过10万，华侨队不过千数百人，其力未必能谓之无敌。惟以心力护此共和，则效力远胜于武力。”孙中山还派廖仲恺、许崇清、蒋介石等人从上海乘轮船赴山东潍县，向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传达孙中山“罢兵”之意，与居正等人面商军队收束各事。孙中山命夏重民率华侨讨袁敢死先锋队从山东潍县撤往上海徐园。孙中山亲往徐园慰问华侨敢死先锋队全体同志，发表演说，并设宴为归国从军华侨洗尘，以表中华革命党酬谢诸君之热心。几百名敢死先锋队员需要一笔遣散费，而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又缺款。孙中山命廖仲恺向各方筹借款项，得南洋烟草公司经理简照南捐助3万元，孙中山又卖掉了自己的那部小汽车，才凑足此数，每人发300元遣散旅费。廖仲恺将加拿大的华侨讨袁敢死队员马湘荐给孙中山作卫士。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居正等赴济南，与山东督军张怀芝和北京政府代表商定编遣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事宜。不久，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潍县、高密、昌东等地交枪，由北京政府和山东督军派人编遣。在广东，中华革命军有3个军，数万人。孙中山多次致电朱执信遣散军队。数月间，广东的中华革命军烟消云散，想留在军中学习军事的华侨同志，也被孙中山劝回南洋各埠。陈炯明的讨逆共和军也被编遣。但陈明炯提出：“个人放弃兵权，部队不能遣散。”他是个久掌军权的人，深知保重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在交出军队时，谋取隐保军队之策，希望时机到来，再把军队拉出来，树旗立寨。陈炯明派亲信马育航、钟景棠等人去广州，与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谈判，以“军中多属粤省退伍军官，略事改编，即成劲旅，较重新征募训练，事半功倍”为理由，要求把讨逆共和军全部改编为正式陆军。朱是北洋派官僚，与桂系军阀素无交往，和南方国民党人却有些交情。而且他初到广东，毫无基础，需要拉拢地方势力，收编军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陈炯明的要求正好迎合了他的需要。朱庆澜将讨逆共和军汰弱留强，编为省警卫军20营，归朱庆澜管辖，分兵驻守东江各属。这样，陈炯明部队就借“警卫军”这一合法外衣保存下来，这支部队基本上仍在陈炯明的老部下洪兆麟、罗绍雄、熊略等人的控制下。到后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时，这支部队成为援闽粤军的基本力量。在四川、福建的中华革命军，也都结束了军事行动，并相继解散。不仅中华革命军完全收束，就是中华革命党，也宣布停止活动。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本部向各地支部发出通告，宣布不仅收束军事，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孙中山认为执法者已赞成共和，中国已具备了从事和平建设的环境，“破坏既终，建设方始”。孙中山为了向国人表示从事和平建设的决心，宣布从此不再过问国事。这和当时进步党人、国民党稳健派标榜的“不党主义”相仿。孙中山为了表示与北京政府合作的诚意，接受了黎元洪颁授的大勋位，并在上海寓所举行了正式接受大勋位的仪式。他多次鼓励在上海的国民党议员北上，以便组织一个好国会，制定一部好宪法。他在欢送国会议员北上的茶话会上，向全世界公开提出以“地方自治为建国基础”的政治主张。国会议员北上后，孙中山游历杭州、绍兴、宁波等地，行踪所至，无不发表讲演，鼓吹地方自治和直接民权。孙中山的这一救国方案，仍是以美国为模式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他认为，学习美国、瑞士等国家实行地方自治的制度，便能建设真正的共和，使民国名实相符。孙中山的这一设想，并不合中国国情，因为中国没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条件，所谓地方自治，只能是地方军阀割据和专政。孙中山密切注视着北京“府院之争”的演变和督军团祸乱以及张勋复辟的表演，看到了建立护法政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随着国会第二次被解散，中华民国名存实亡。奸贼当权，国家遭殃。而民主政治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国人不能容羿、浞、莽、操之徒窃据大位，时势迫亟，民国不可一日无主。他通电号召两院议员全体南下，自由集会，以存正气，以振国纪。并派刘成禺、符梦松北上欢迎，汪精卫则驻沪招待南下议员。孙中山曾一度考虑以上海为护法根据地。但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封建顽固势力集中之地，外交问题十分棘手；那里的政学会分子又是非不辨，不愿与他合作共事，复辟势力的暗流或隐或现，蠢蠢欲动；护法力量很难发展。因此，他毅然放弃上海而选择广东为护法根据地。孙中山在上海几次与海军总长程璧光磋商，希望海军也参加护法行列。程璧光原是孙中山的朋友，老兴中会会员，即表示愿同孙中山一起护法。程璧光在6月5日离开北京前，夜访伍廷芳，探询他对时局的看法。伍回答说：“国事至此，若图挽救，非一手一足之烈。孙中山、唐绍议、岑春煊三君虽在野，未尝一日忘国事，现皆居沪。君抵沪，必与计议，国事可为也。”程璧光于6月9日抵沪，拜会孙中山。孙中山促其即行出师讨逆，勿以经费为虑。2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岑春煊联名宴请程璧光于上海静安寺路哈同花园。27日，孙中山派人送银行支票30万元给程，以作护法军饷之用。7月4日，程璧光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的狼子野心，宣称即日出师，挥戈北上。孙中山即在上海召集重要会议，决定率领海军南下广州，建立护法政府。孙中山把西南六省看作是“民国干净土”，认为“默观时势，江河流域已为荆棘之区。惟西南诸省拥护共和，欢迎国会”。张勋在北京复辟期间，广东省长朱庆澜派人到上海邀请孙中山组织军政府，而驻粤滇军将领张开儒也通电主张迁都广州，认为“国都既陷，政无所出。维今大计，速迁政府，设置地点，广州为宜”。中华革命党讨袁军事斗争结束后，已停止在华侨中筹款，孙中山决定南下护法时，经济上极为困绌，为了进行护法斗争，孙中山于1917年6月19日以总理名义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就地恢复筹助军饷等工作。孙中山以个人名义向德国驻上海领事及上海德国犹太人、富商哈同借款140万元，解决南下广州护法的燃眉之急。7月6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率海琛、应瑞舰离沪赴粤，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同行。他们于10日抵汕头，13日，孙中山派章太炎先到广州接洽。7月17日，孙中山等到达虎门，旋改乘江固舰抵黄埔，广东督车陈炳筼、省长朱庆澜等前往江边迎接。

第十九章　护法军起兵

孙中山等到达黄埔，陈炳栻、朱庆澜在黄埔公园举行欢迎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揭穿了张勋复辟是北洋军阀所布置的政治圈套，他十分激动地说：“段祺瑞起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他指出，中国共和垂6年，国民未有享过共和幸福，是因为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希望海陆军为国民争回真共和，以贯彻吾人救国救民之宗旨。他号召各界同心合力，奋起护法。7月19日，孙中山出席广东省议会欢迎会，与陈炳焜、朱庆澜商讨邀请国会议员来粤，以便召开国会和组织护法政府问题。孙中山提议以省议会名义，请国会议员来粤召集国会，以决定大计。如果法定人数不足，可召开紧急非常会议，以决要政。朱庆澜表示赞成，陈炳焜态度暧昧，他以南方力薄、经济困难为辞加以推托。孙中山逐一解释，并希敦促陆荣廷东下合作。陈炳焜勉强同意。孙中山即通过津、沪各报邀请国会议员南下，召开国会，以行民国统治之权。他又致电程璧光，要他率海军舰队南下。7月21日，程璧光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舰队自吴淞口开往广东，有海圻、海琛、飞鹰、永丰、舞凤、同安、永翔、楚豫，过象山时又增加福安、豫章两舰，共10舰。唐绍仪、汪精卫等与程璧光同行。8月5日，海军舰队全部抵黄埔，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集会欢迎海军南下，到会者数逾数万，盛况空前。各界代表争先发表演说，淋漓慷慨，闻者咸为动容。国会议员应孙中山电邀，先后到达广州者150余人，但仍不足法定人数。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事宜。与会者认为，北京政府既已毁废约法，向护法各省用兵，中华民国名存实亡；为了对内团结护法各省，对外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必须在南方另行组织政府，议员人数不足法定，可采取法国的先例，召开非常会议。次日，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讨论召开国会及组织政府问题，决定采用“国会非常会议”名称，定于8月25日召开非常会议，并推举吕志伊、王有兰等7人为军政府组织大纲起草员；并通电东南各省，召开非常国会，“以谋统一，以图应变”。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开幕，国会议员150余人出席。会议由原任众议院议长吴景濂主持。孙中山及广东省长朱庆澜等到会祝贺。粤督陈炳焜仅派代表列席。会议通过《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国会非常会议到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军政府组织大纲由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并宣布。国会非常会议又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原预定选程璧光为元帅，但程派代表表示不愿居此名义，会议乃从缓议。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率议员数十人，乘舞凤舰到黄埔，举行大元帅授印仪式。吴景濂在致大元帅颂词中道：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悃忱未尽，复申是言。所愿我大元帅总辑师干，歼灭群丑，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继，不胜郑重期望之至。旋由王正廷代表授印。孙中山致答词道：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畔换，频繁不已，文不能救，自念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议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以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经孙中山提议，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任命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如下：外交总长　伍廷芳次长　王正廷财政总长　唐绍仪陆军总长　张开儒海军总长　程璧光内政总长　孙洪伊次长　居　正交通总长　胡汉民军政府若干军政长官名单如下：军政府秘书长　章太炎军政府总参谋长李烈钧军政府海军总司令　林葆怿大元帅府亲军总司令李福林大元帅府参军长许崇清军政府第一军总司令陈炯明大元帅高等顾问吴景濂川滇劳军使王　湘湖南劳军使林伯渠军政府卫戌总司令　方声涛大元帅府筹饷总办　李耀汉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鼓舞了各地反对北洋军阀黑暗统治的力量，护法运动的高潮随即到来。在四川先后宣布独立护法的有：1917年11月1日，四川川边屯殖使张煦在西昌宣告独立，并致电大元帅孙中山，表示“拥护真正之共和，扫除非法之政府，爰举十邑之地，卅营之众，遥承军府，近联滇黔，为国讨贼，虽死不避。”唐继尧将该部编为靖国军第7军，任张煦为总司令。11月3日，颜德基以“四川靖国军临时司令”名义，在绥定通电独立。12月14日，陈凤石在大竹县宣布独立，自任“四川靖国军招讨司令”。12月18日，川军第1师第2混成旅旅长王椅在合川通电护法，军政府任命他为四川靖国军联军川北总司令。1918年2月16日，川军第2师所属刘成勋、陈洪范两旅在乐山宣布拥护西南护法军。2月17日，川军1、3两师全体军官联名致电李烈钧，表示加入西南护法军。次日，川军1、3两师及刘成勋、陈洪范、汪可杰、舒荣衢各旅再次联名宣布与西南靖国、护法各军一致，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在湖北，拥护护法的有：1917年12月1日，鄂军第1师师长石星川在荆门宣告自主，组织湖北靖国军，电请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一致行动。电致孙中山，表示愿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孙中山复电祝贺，并派张伯烈、蒋文汉前往犒师慰问。同时，原鄂军第3师师长王安澜率旧部于鄂豫边境宣布独立。12月6日，鄂军第1师1团在黄州宣布自主。12月10日，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率民军攻克广济，次日占领黄梅，自称鄂军总司令。随后攻占施南、利川、咸丰、来凤等县。12月16日，黎天才通电宣告自主，就任湖北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决心跟石星川“誓同生死”。孙中山复电祝贺。陕西的护法运动发展广泛：1917年11月25日，焦子静等在白水通电宣布自主，筹建陕西护法军。12月4日，陕西龙驹寨驻军王明敏等以护法军名义，占据商县、洛南一带。12月11日，陕西警备军分统领耿直在西安发动政变，赶走陈树藩。12月21日，郭坚在凤翔通电宣布独立，就任陕西护法军西路总司令。1918年1月25日，胡景翼部营长张义安在三原独立。两天后，胡景翼、曹世英赴三原，组织陕西靖国军。胡景翼、曹世英为陕西靖国军左右翼总司令。2月17日，陕西靖国军占领西安。安徽的护法运动也有一定规模：1917年11月22日，程萌等宣布成立皖北讨逆军，次日攻占寿县。1918年3月12日，李雨春在含山县举义，攻占县城，释放政治犯。浙江的护法运动，又是一番新气象。1917年11月26日，宁波驻军通电独立，组成宁波独立军，推前督蒋尊簋为浙江军总司令，宣称“誓必荡除叛逆，兴复约法，还我国会，厉行自治。”同日，温州、处州、绍兴、台州、严州等地宣布独立。湖南的护法运动开展得最早。1917年8月，段祺瑞命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原湖南省督军兼湖南省长谭延闿回茶陵原籍“省亲”，并通电辞职，并悄悄化装后离开湖南。谭延闿在辞职前调湘军第1师第2旅旅长林修梅部移防衡山，并派刘建藩代理零陵镇守使，用意是集中力量，退守湘南，待时反攻。9月18日，林修梅在衡山、刘建藩在零陵同时宣布独立，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10月2日，宝庆守备第二区司令周伟、第5师3团团长宋鹤庚联衔通电宣告自主，声讨湘督傅良佐标榜实行“以湘治湘”的祸湘计划。11月9日，宁乡数百名护国军占领县署，宣布独立。此外，山东靖国军、福建靖国军、河南自主军相继起事。在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的烽火遍及十几个省份，纵横于大江南北，如火如荼，一日千里，皆以拥护中华民国军政府为名。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派胡汉民、汪精卫与广东省长朱庆澜多次密谈，希望朱庆澜把他过去收编的陈炯明部队20营警卫军移交给军政府。朱不仅曾收编了陈炯明20营，而且还收编了李福林的10多个营，以及未去海南岛而留在广州的龙济光部队。朱庆澜与桂系军阀陈炳焜有矛盾，桂系要求把省长节制下的40营警卫军交给督军统率，逼使朱庆澜交出兵权，并打出“省长民选”、“粤人治粤”的法宝，把朱庆澜挤出广东去。朱庆澜同意将20营警卫军交给孙中山，并提议由陈炯明担任省长公署亲军司令。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同意下，接受了朱庆澜的委派，朱庆澜把王德庆、李次皋、熊略等人的警卫军共20营，全部拨给陈炯明。可是，移交警卫军一事，遭到桂系军阀的粗暴干涉。陈炳焜竟然出动部队，包围了陈炯明的司令部，缴去关印，迫使陈炯明匆匆出走香港。桂系军阀头领陆荣廷亲自出马，导演了省议会的省长选举，陆保荐的李耀汉当选省长。朱庆澜无法与桂系抗衡，只好交出大印，弃职北上。陈炳焜轻而易举地把省长辖下的40营警卫军，全部收为己有。孙中山多次派人与陈炳焜交涉，要他把陈炯明的20营交出来，陆荣廷也打电报给陈炳焜，要他把20营亲军交出来，陈拖延敷衍，实际上按兵不动。陈炯明回到广州，只好赋闲家中。局势很快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令傅良佐率两营精兵进入湖南，命吴光新出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率重兵进驻四川。又命冯玉祥部队开往福建，威胁广东。段氏武力统一西南各省的声势，越来越咄咄逼人。桂系不得不缓和南方内部矛盾，以免后院起火。陆荣廷在梧州召集包括有孙中山代表胡汉民参加的各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把与广东某些方面势成水火的广东督军陈炳焜调离，由陆荣廷自兼广东督军，并由桂系的广东将领莫荣新代理。会议还决定：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讨闽军以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共同进攻福建。这样，陈炯明才接受了20营亲军。孙中山计划把各地分散的护法力量纳入军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具体方案是：由唐继尧统一滇、黔、川三省兵力，攻取四川，顺江东下；陆荣廷统一粤、桂及驻粤滇军援湘，协同程潜、刘建藩、林修梅夺取湘南，直趋江汉；黎天才、蔡济民攻占湖北，挥师北指；陈炯明、李烈钧率粤军攻闽袭赣，西上武汉；黄复生、熊克武北击祁山，东进荆襄；然后各路大军会师武汉，大举北伐，统一中国。1917年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决定：（1）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2）以滇军第3师援湘。（3）以滇军第4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4）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5）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了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决定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孙中山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组成5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一至五军司令。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约有40营兵力，1．5万人。孙中山派程潜来衡阳指挥，成立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程潜为总司令。开进湘南作战的是北洋军第8师和20师。傅良佐任命第8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20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第四军（粤军）司令马济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第一军（桂军）司令韦荣昌出三江，经新宁逼宝庆；第三军（桂军）司令陆裕光和第二军（桂军）司令林俊廷出全州，以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1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以及林修梅等人指挥，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三路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军开进湘南的主力第8师师长王汝贤和第20师师长范国璋发表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直督曹锟、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四督”通电响应。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王汝贤、范国璋在发表主和通电的当天，便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朱泽黄部和李传业部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州，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湘军第1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随之赶到长沙。次日，湖南各界公推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1917年11月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职，但桂系谭浩明立即反对，程不得不解省长兼职。12月12日，谭到长沙，宣布自己“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护法联军占领长沙后，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和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坚持响应“四督”停战主和的号召，反对进攻岳州，力求与北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因而前线陷于停顿状态，出现了不战不和、不进不退的微妙局面。以孙中山为首的军政府，主张乘胜追击，进攻岳州，会师武汉，直捣幽燕，将护法战争进行到底。鄂督王占元为自存计，从主和变为主战，北洋军阀开始向鄂西的荆、襄宣布独立的鄂军石星川师和黎天才师进攻。谭浩明电请北京政府停止进攻荆、襄，否则南军将进攻岳阳，以为报复。湘西军民纷纷要求开往鄂西，与湖北自主军战斗在一起。1918年1月上旬，湘军总司令程潜于新市连续召开军事会议，拟订攻岳作战计划，决定：湘军赵恒惕师第一旅和陈嘉佑之独立第3旅进攻托坝、西塘，为主攻；林修梅旅进攻筻口，为助攻；桂军韦荣昌部及陆裕光部各自佯攻坡塘和新墙、小桥岭，以牵制正面之敌；刘建藩部担负警戒通城方向，并相机策应赵恒惕的主力部队；吴剑学、李仲麟部为总预备队。定于1月16日分兵进攻岳州。湘军为解放故乡、保卫桑梓而战，士气大振。1月23日拂晓，护法联军开始五面攻击岳州。湘军右路和中路首先迎击当面之敌于托坝、后唐，然后乘胜推进到白湖瑕，威胁北军的防御重点乌江桥；左路林修梅旅攻战筻口、花山。守岳阳的北军总司令王金镜的第2师、李奎元的第11师、王汝贤的第8师、范国璋的第20师，都是直系主和派或亲近直系的部队，他们不愿与南军血战而毁灭自己，让皖系军队坐收渔人之利。24日，湘军集中兵力攻击江桥。25日，包围乌江桥，26日攻康王桥。北军不支，湘军长驱而入，直抵岳阳城下。王金镜命令放火焚烧后退出。1月27日上午，联军占领岳阳，俘敌1300余人。联军攻克岳阳，西南各省人心振奋，纷纷要求乘胜进攻武汉。湖北第1师师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第3师师长王安澜宣布独立护法后，他们彼此配合，共同成立湖北靖国军联军，公推黎天才为联军总司令。当时鄂省北军主力都集中在荆、襄，同黎天才起义军大战，武汉空虚。如果南军乘虚进取武汉，与黎天才护法军会师湖北，将使南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但桂系军阀不从大局出发，旋即与直系军阀秘密勾结，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夺取岳阳，各得其所，双方均应适可而止，转战为和，迅速召开和平会议，谭浩明下命严禁前线各军跨入鄂境一步，又把护国军第二路林俊廷部调回广东对付广东方面的国民党。这样进攻湖北、直捣京畿的大好时机，就被桂系军阀断送了。桂系军阀对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一开始就采取听其自生自灭的消极态度，后来更发展到公开进行破坏。广东代督莫荣新杀害了孙中山任命的潮梅前敌司令金国治，又诬指大元帅府卫队的连排长及卫士多人，任意枪杀。孙中山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的实力。莫荣新得到消息，通令各县指这些招兵人员为土匪，一律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个招兵人员被杀。孙中山在困难的环境下，想另求发展，准备自己带兵打福建，桂系又不肯给以物质支援。广州又有两个招兵人员被捕，孙中山立刻写信要求保释，莫荣新连信也不回就把这两个人枪决了。孙中山忍无可忍，决定不顾一切和桂系硬拚一下，把莫荣新赶出广州。

第二十章　炮轰观音山

1918年1月3日晚，孙中山率领亲信将领及少数警卫部队，亲登同安、豫章两舰，驶到中流砥柱炮台指挥开炮，向督军署所在地观音山轰击，同时命令朱执信促李耀汉、李福林等同时发难，许崇清、邓铿、罗翼群协助陈炯明响应举事。孙中山亲发数炮，又督促炮手续发70余发。除李安邦巡舰不时向长堤桂军机关扫射外，陆上部队全无响应。陈炯明认为此举“冒险”、“轻率”，按兵不动，袖手旁观。滇军虽经大元帅参议刘德泽运动，但因第4师师长方声涛、旅长朱培德、张维新等极力反对，亦不能行动。其他部队则表示中立，徘徊观望。莫荣新先得密报，接受其参谋长郭椿森的献计，采取“不理睬”政策，电令熄灭灯火，不许还击，同时打电话到海珠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迅速进行调处。程璧光一向反对广东内部破裂，他不同意炮击观音山。他接到莫的电话后，急忙派海琛舰向豫章舰、同安舰传达“停止炮轰，开回省城”的紧急命令。这两艘军舰起事后得不到陆军的响应，势孤力薄，又接到上级长官的命令，只得开回省城。炮击观音山的第二天，各界要人及国民党一些元老们，对这一事件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5个条件：（1）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2）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3）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4）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5）广东外交人员由政府任命。莫荣新表示，1至3条须向陆荣廷请示；其余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同意”。这等于一条也不接受，但是，莫荣新故作姿态，装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亲自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道歉问疾，并答应接济元帅府卫兵月饷2万元，又循孙中山之意，派罗诚为广东交涉员，且受军政府任命。1月9日，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招待军政及工商各界代表，说明炮击观音山的事实经过，揭露桂系的真面目，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致形同虚设，贻误讨逆战机。他表示这次炮击观音山，莫督军既未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时人称孙中山炮击观音山为“炮打莫荣新”，既打击了桂系军阀的嚣张气焰，也提高了军政府的威望。但是，军政府越来越陷入困难境地。陆荣廷和唐继尧采取“虚与委蛇，敷衍中央”手段，不愿就任元帅职务，以便把孙中山架空，让孙中山在广州有府无军，有政无权，当一个光杆大元帅，使军政府形同虚设；继而密谋策划另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分庭抗礼。1月15日，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在广州成立，推岑春煊为议和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20日，莫荣新等13人联衔通电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条例》。孙中山开始对陆荣廷、唐继尧等成立西南联合会议的目的并不清楚，后来才得知西南联合会议的幕后操纵者是蛰居上海的岑春煊。岑暗与冯国璋勾结，不仅插手南北和谈，而且暗以西南联合会具备南方政府之雏形。有了这个西南联合会，他就可以排斥孙中山而充当西南各省的盟主。李烈钧也密电唐继尧透露说：“岑意只好由联合会议推为军事总代表，将军政府无形取消。”这个独立于军政府之外的西南联合会议的出现，终于使孙中山逐渐清醒，表示反对。孙公开宣称联合会议于约法无根据，为“督军团”之第二。章太炎也通电怒斥岑春煊等为“倪嗣冲第二”。忠于孙中山的滇军第3师师长张开儒也指出：“组织名虽为联合会议，其内容实为合议政府。”由于孙、章等人的及时揭露，各省代表、非常国会以及各界有识之士的一致反对，加上伍廷芳、程璧光拒不受职，西南联合会议终于流产了。西南联合会议刚收场，改组军政府之议又起。在岑春煊的策划下，政学会国会议员杨永泰、郭椿森、汤漪等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联合吴景濂、褚辅成等倡议改组军政府。程璧光不明真相，表示赞同，并以调解人身份，在孙中山与陆荣廷之间极力疏通。但是，程璧光又被孙中山说服。陆荣廷看到，孙中山有海军总长的支持，想挤走他不易，于是密令莫荣新设法除掉程璧光。2月26日这天，正是龙灯会，程璧光在广州海珠码头被刺杀。4月10日，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出席者60余人，由于桂系和政学会议员运动的结果，赞成改组军政府组织案的达40余人。居正、邹鲁、马君武等反对改组，屡欲起立发言，均遭无理禁止。田桐在沪上书孙中山，报告在沪议员反对改组军政府，联名致电非常国会，提出挽留大元帅。次日，孙中山邀全体国会议员至军政府，发表义正词严的谈话，表示：“今日余个人对于改组一事根本反对，即于改组后有欲以余为总裁者，亦决不就之，惟有洁身引退也。”5月4日，国会非常会议召开，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者40余人，超过半数4票通过。孙中山当即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国会，并通电辞职。5月7日，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田桐等27人，通电要求挽留大元帅孙中山，不许其辞职，并要求延期改组军政府。但留粤国会非常会议竟于18日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法12条，变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20日下午，国会非常会议举行总裁选举会，出席议员120余人，选举结果，孙中山及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7人当选。随后，陆荣廷、唐继尧推岑春煊为主席总裁。孙中山眼见军政府实权已被西南军阀所篡夺，遂于21日在胡汉民、朱执信等人的陪同下离广州赴上海。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了。孙中山在赴上海途中，特意前往大埔三河坝粤军总司令部视察。孙中山寄望于陈炯明的援闽粤军。陈炯明率领20营粤军开到汕头后，便抓紧时机，招兵买马。对20营进行整顿，补充青壮，裁撤老弱病残，又收编了一些地方团队。孙中山派许崇清、蒋介石、吴忠信、蒋国宾等中华革命党骨干到该部任职，并绞尽脑汁地设法为部队筹款。经过三个多月的苦心经营，援闽粤军扩充为5个支队，2个预备队，共1万余人。在孙中山看来，在南方，唯一的出路是粤军在福建谋一立足之地，保留并壮大这一支护法军队。5月中旬，粤军进攻闽南，已迭获战果，攻占了闽南武平等地。孙中山甚为欣慰。孙中山对陈炯明面授机宜，劝他冒险进攻。粤军的主要军事负责人都从前方赶回司令部，听取孙中山的指示。孙中山还不辞辛劳，亲自去松口、梅县、潮安等地巡视慰问，勉励粤军将士牢记护法职责，奋勇杀敌，以完成革命事业。5月31日，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与谭人凤相遇于三河坝，适有捷音报到，永定已被攻下，汀州望风而降，下洋亦经占领，所得子弹甚多，同拍掌称快。孙中山到上海后派徐谦在广州代表他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唐绍仪也因不在广州而派陈策代表出席。岑春煊任主席总裁，实际上实现了以岑代孙的计划。岑春煊是桂系的代理人，改组后的军政府成为桂系操纵的傀儡机关。桂系不但要推翻孙中山的地位，而且要消灭在他的旗帜下的粤军和滇军。粤军远在潮汕一带，桂系一时无从下手，首先想解决在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张开儒任军政府陆军总长，曾以陆军总长名义在各县设立招兵机关，招收民军开进省城，编为陆军部警备队，桂系早已视为眼中钉。紧接着军政府改组案成立以后，莫荣新突然发表命令，解散陆军部警备队，通令各县解散陆军部所设招兵机关，并且诱骗张开儒来省接洽公务。张开儒在西村车站被捕。同一天，张开儒的秘书长兼陆军次长崔文藻也在西濠酒店被捕。当天张、崔就被枪决了。莫荣新胆敢枪决张开儒，也因为唐继尧有密电。唐曾经电调张开儒率军回滇，张开儒拒不奉命，唐继尧改派郑开文接任师长，张开儒又拒不交卸。国民党左翼议员在非常会议提出动议，指出广东督军莫荣新无权捕杀陆军总长张开儒。但另外一部分议员认为，督军有权惩办镇守使、师长。张兼任南韶连镇守使和滇军第3师师长。国民党左翼议员的动议不能成立。南军据岳州后，连扰郧阳、通城、蒲沂等处，声势甚盛，亟待援师。而此前，滇、黔、川护法联军占领重庆，赶走了四川督军周道刚和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北洋军阀决定命直系“虎变将军”曹锟为攻湘军总司令，皖系将军张敬尧为攻湘军副司令，率三路大军杀向湖南。曹锟又命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系山东蓬莱人，原是前清蓬莱秀才，流落京华，穷途末路之时投靠了北洋，依附曹锟，辛亥革命时已官升为标统。张勋复辟时，受命“讨逆”，任前敌总司令。这次南征之前，被曹锟任命为第3师师长。吴孚佩已露头角，他在未来10年内，对中国历史有较大影响。吴佩孚率领大军，所向披靡，一直攻下长沙。这次战争，皖系将领作战时屡遭失败，全赖吴佩孚一路向南挺进，若论功行赏，头功应归吴佩孚。可是段祺瑞竟任命了在征南战争中没有寸功的皖系将领张敬尧为湖南督军，时人称“直系打仗，皖系做官”。吴佩孚十分不满，攻克衡阳后，突然勒兵不前，第3师全体军官一齐向中央请假。曹锟本是直系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偏又是个“两栖动物”，他虽属直系又与皖系保持良好关系。他先前领衔与长江三督军联电停战主和，但后经皖系大将徐树铮的拉拢，并许以“副总统”尊位，他便一下子由主和派变成了主战派，并充当盟主，在天津曹家花园，与倪嗣冲、张怀芝共同主持了督军团会议，讨论并制定了攻湖南的计划。曹锟在会上表示：“我愿战至最后一个！”时人嘲讽曹锟，说他大人虎变，赠他一个雅号，名曰“虎变将军”。曹锟先前与冯国璋有秘约，待打下长沙，杀杀南军的威风后，即停战议和，而皖系允诺他做副总统之约，又成泡影。他攻克长沙后，向段祺瑞索饷。段祺瑞只好派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向日本大借外债，又与日本签了12条军事秘约，出卖国家主权，允许日本军队进驻我国东北地区。曹锟拿了钱，按兵不动。徐树铮认为布贩子出身的曹锟是无足轻重的，只要拉拢好吴佩孚，就不愁进兵了。1918年5月27日，徐树铮跑到衡阳拜会吴秀才。吴巧与周旋，并答道：“我是军人，上面如有命令，但有‘服从’二字。”徐树铮兴冲冲回北京向段祺瑞报告。段听了很高兴，为了拉拢吴佩孚，忙任命吴为“孚威将军”，与督军官阶相等。曹锟听说他的直隶督军一职奖励给徐树铮，便称病回天津调养。他在天津老站刚下车，便遇见了炳威将军陆建章。陆奔走赣、鄂，运动议和，他建议曹锟召集各省督军在天津开会，讨论西南和战问题。曹锟通电请各省督军到津会议。几乎所有主和派政客麋集天津，反对南北战争的呼声甚嚣尘上。徐树铮回到天津，发现陆建章在幕后活动，大怒：“如果我不能让这个屠夫闭上臭嘴，不久，所有的督军都会起来反对我们了。”徐树铮约陆建章到奉军驻津司令部谈军事情况，却暗中埋伏武弁，及待陆建章入内，用手枪当场把他打死。段祺瑞得知徐树铮擅将陆建章枪毙，且惊且喜，便下一道令，说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现已被徐树铮拿获枪决，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这边却恼怒了一代名将冯玉祥，冯乃陆建章外甥，听得舅父遇害不禁呜咽道：“舅父屈死在小徐手中，殊不甘心。小徐靠了老段，横行不法，暴戾恣睢，我若不为舅父报仇，如何对得住姻戚？但眼下我部下不过数千人，尚难轻动，不如从缓为是。”段祺瑞为促使曹锟出兵南征，任命曹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成为民国以来最大的地方官。但是，吴佩孚已在衡阳与南军将领暗中往来。9月26日，湖南战线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赴恒惕、林修梅、贲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发出联名通电主和。直系头子冯国璋代总统任期一年已满，理应卸职另选。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合法倒冯”闹剧便又紧锣密鼓。大总统改选之前，为排斥冯国璋，操纵新国会的选举，派徐树铮与政客王揖唐共商组织安福俱乐部，并取款80万给王做活动经费。不久，皖系一手经办的安福系议员为主体的新国会在北京开幕。安福国会以安福系的王揖唐、刘恩格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接近安福系的梁士诒、朱启钤为参议院正副议长。冯国璋感到欲连任总统不可能，但他也不愿让段祺瑞登上总统宝座，便暗中嘱使同党设法阻段。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及吴佩孚，隐承冯意，一再通电主和斥战，南方政府通电支持。段祺瑞感到南方未平，而北洋派内部又如此分裂，若把冯国璋逼下台，岂肯甘休？于是他决定不谋下届总统职位。最后采取折中办法，让比较超脱的徐世昌出来任总统，冯、段两人愿一起下野。10月10日，徐世昌正式就职，便按照冯、段预约，下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之职，任命旧僚属钱能训为国务总理。冯、段同时下野。冯国璋在与段祺瑞的斗法中，是个失败者，从此，冯回到老家河间，不再出山，不久病亡；段祺瑞名义上不做总理，当个参战督办，但照旧在幕后操纵政局。直系中的曹锟、吴佩孚逐渐成为代表人物，直皖斗争仍在激烈进行。徐世昌不甘心做个傀儡，他上台后，即以“文治”标榜，除了任用自己的一帮“文人”外，就是主张南北议和。英、美、日、法、意五国也出面“和平劝告”。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庆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麟、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王芝祥、王克敏、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启甫、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徐世昌是个善于用谋的军阀政客，他审时度势，乐得顺应国人所愿，以总统名义下了和平令。几经周折，终于在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北方代表有：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10人，以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代表有：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以唐绍仪为总代表。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又挂着参战督办的头衔，掌握着军事大权。北方议和代表们多系安福系人，他们出发时，段就嘱咐说：“和谈只许失败，不许成功。”南方代表团提出停止参战借款、陕西战事，取消参战军、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由于北方缺乏诚意，南方代表团遂宣布从26日起停止正式会议，改为谈话会。28日，唐绍仪向北方代表团提出要求陕西停战及撤换陈树藩等三项质询，限48小时答复。北方代表团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未得回答，于是于3月2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会议中断。吴佩孚与长江三督呼吁重开和谈，全国也出现了抢救和平之声。美、英、法、意四国公使，也联合劝告北京政府恢复和谈。北京政府只好回电慰留北方和谈代表。4月1日，陕西停战。4月7月，南北和谈重又恢复。重开和谈，争论的焦点是国会问题，南方代表要求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北方代表则要维持安福国会，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安福国会，于是北方代表从4月29日起，装病不到会。就在这时，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领导“五四”运动的领袖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第二十一章　“三大主义”

陈独秀于1915年6月中旬从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楼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团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陈独秀等设宴洗尘。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青年杂志》出版。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苦苦的沉思、求索，所获结论是：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这是他办杂志的原因。1916年9月1日，陈独秀将杂志名称改为《新青年》。陈独秀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他“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他提出6项标准，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6项标准的主线是科学与民主。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所谓民主批判了黑格尔之后的整个德国哲学，第一次全面地阐明了唯，它的对立面便是封建专制，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1916年秋冬，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积极发动了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主将是陈独秀，急先锋便是留美学生胡适。胡适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仑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博士学位。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来往，便成了好朋友。陈独秀同胡适建立联系，是通过老朋友汪孟邹的帮助。汪与胡是同乡，1915年10月6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12月13日，汪再次写信给胡适，重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1916年2月3日，胡适写信给比他大12岁的陈独秀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胡适认为，国语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而白话则是一种活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文学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为大能事。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课余之暇，为《新青年》多译那些短篇名著，以为改良文学之先导。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给陈独秀的信。胡适在这封信中提出了文学改革的8条意见。陈独秀虽然表示赞同，但觉得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不够坚决。因此他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新青年》。胡适接信后，对8条意见略加修改和阐述，命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立即把它发表在《新青年》上。胡适从此便成为全国文学改革的著名人物了。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到北大担任文科学长。他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个偶尔的机会，去年11月26日，陈独秀为了募集资金，使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并为公司，共同发展文化出版事业，同汪孟邹同车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馆。他在琉璃厂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学主唐诗的教授沈尹默，由于昔日陈独秀曾讥议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书法，终于成为一代书法泰斗，由此两人得以相识。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入北大任职。蔡元培刚刚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求才若渴，到校后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请有真才实学的人协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曾在1905年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活动。此后虽多年不相闻问，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与责任心，对他有一种不忘的印象。现在又看到陈独秀主编的10余本《新青年》，决意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月薪为300元，允许他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陈独秀白天四处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来看他，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陈，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而陈只是个秀才，蔡礼贤下士风度诚然令人敬佩。陈独秀起初不想受聘，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当他看到蔡是那样的诚恳待他，又答应把《新青年》搬到北大办，便答应回沪稍稍整理即来北京。陈独秀在携眷去北京之前，对原岳王会友人岳相如说：“我从没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3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返沪。”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学长夏锡祺已辞职，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的消息传出后，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说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任文科学长了。蔡元培对于这些攻击，态度鲜明，驳斥有力。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学有专长，过去连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陈独秀就职后，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同年7月，胡适毕业回国，陈独秀立即推荐他到北大任教，经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不久，陈独秀的好友李大钊也来到北京大学。李大钊在1916年5月从日本回国后，暂留居上海。他经常到陈独秀那里，策划新文化运动。8月，李大钊应汤化龙的邀请，前往北京主编《晨钟报》。汤化龙原是李大钊的校长，又资助他东渡留学，但汤与袁世凯勾结，支持袁世凯同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为世人所不耻，后来才转变了态度，跻身讨袁护国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钊接到汤化龙邀请他去京创办报纸之时，不愿从命，经同学白坚武一再劝说，才决定利用报纸，为再造青春中华大造舆论，出任主编之职。《晨钟报》是宪法研究会的喉舌，社址位于丞相胡同，紧挨着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庙的一个大院里。李大钊经过紧张筹备，创刊号终于出版了，李大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公开申明《晨钟报》的宗旨是：唤醒民众觉醒，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李大钊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他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晨钟报》刚刚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当权者，汤化龙对此不满，说李大钊把《晨钟报》办成了一份过激党人的报纸，要求李大钊改弦更张。李大钊不肯违背信仰，决定辞职，在《晨钟报》上发表了辞职声明，便扬长而去。从此之后，他被《宪法公言》聘为撰稿人，继续著文，抨击黑暗的时弊。1917年元月，章士钊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钊寓所，请他出任编辑。李大钊且喜且忧，喜的是他又有了一个阵地，很想立即去供职；忧的是老友章士钊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使他犹豫不决。于是他便问章士钊：“行严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击腐败的时政？向甚嚣尘上的孔家店投枪？”章士钊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复辟，我赞成；对于政府的黑暗之处，阁僚们的私下争斗，我也是深恶痛绝。”经过一番交谈，李大钊终于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马上任！”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章士钊怕李大钊激进的文章惹麻烦，建议他改写国际问题的论文。李大钊便写国际述评，向读者介绍俄国革命，并指出：“平心论之，俄国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我国历次革命之影响。今吾更将依俄国革命成功之影响，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势力。”李大钊的文章，暗示中国先进分子向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学习。北洋政府要缉拿宣传革命的李大钊，章士钊立即掩护李大钊逃离北京。李大钊仓皇出京，南来上海，寄住友人家中。旧地重游，万端思绪一齐涌上心头，便作诗一首：英雄淘尽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画楼。一代声华空醉梦，十年潦倒剩穷愁。竹帘半卷江天雨，蕉扇初迎海外秋。忆别江山无语句，只应共泛五湖舟。李大钊在上海继续研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17年底，李大钊接到章士钊的来信。章士钊已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他约李大钊北上，代替他继任图书馆主任一职，并声称得到了蔡元培校长的认可。李大钊喜出望外，即日北上。李大钊在北大即任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坚决反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余地。他请提倡新文化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请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学说的夏元瑮作理科学长。胡适、李大钊、李四光、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鲁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后来到北大任教。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陈独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针是“教授治校”，有关校务大事，由校评议会讨论决定，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由校长、学长、主任教员等自行互选组成，任期1年。陈独秀被选为评议员，此外他还担任北大入学试验委员会副会长（会长是蔡元培）、北大附设国史馆编辑处纂辑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编辑等职。陈独秀上任后，他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为文科延聘名教授，于是，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专门论述教育方针的文章，指责中国教育的弊端，阐明他的教育主张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动的、灌输的、虚文的、单独的脑部教育。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于一般教育，应当以研究学理为主。陈独秀对北大文科教学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1）扩充文科，增设德、法、俄语新系，并在哲学、中文、英文系设立研究所。（2）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学校四门大开，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3）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是许德珩，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4）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为了约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进德会，作甲种会员。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3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议员2戒；丙种会员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3戒。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较随便，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当时虽不足为奇，但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加入进德会后，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北大的改革、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冲破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对学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科学与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青年学生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积极干预国家大事。李大钊又于1918年冬组织起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使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北大传播。原由陈独秀1人主编的《新青年》，于1918年1月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7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编委轮流编辑，每人一期，周而复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地点常常在陈独秀的寓所，陈独秀的家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编委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其中钱玄同又是老同盟会员；鲁迅（周树人）曾参加光复会，并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他在教育部任职，公余时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时遇钱玄同组稿，便于《新青年》发生了关系。受《新青年》的启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随感录、政论、新诗和译文等。陈独秀对鲁迅很敬重，说他“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为《新青年》创作小说，并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他借狂人之口愤怒控诉数千年的旧礼教是吃人的礼教，这是篇讨伐封建礼教的战斗檄文。《新青年》的影响迅速扩大，创刊时发行不过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万份，而且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但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用。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陈独秀、李大钊议创《每周评论》。1918年11月27日，陈独秀、李大钊和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适等在北大文科学长室开会，讨论创办《每周评论》问题，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编辑所设在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12个专栏。《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刊物，与《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公开亮出文学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起来，明确地提出“三大主义”的革命口号，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封建国粹派由恐惧慌乱，变为疯狂的咒骂和反对，以林纾为代表的“桐城派”、以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最为猖獗。于是，钱玄同托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反对文学革命、为封建文学辩护的《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刘半农以记者名义写了一篇《复王敬轩书》。通过这出“双簧戏”对复古思想、以及对文学革命的各种非议，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抨击，取得了极大的成功。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对3年来所作的宣传，做了总结，从根本上反击了顽固派的进攻。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的战斗，便在《每周评论》上进行。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安福国会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缔《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否则国会将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特辑了全国14家报纸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为标题，刊登在《每周评论》上。这14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看透了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上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顽固派早就想把陈独秀等驱逐出北大。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上海《申报》登出北大教员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4人被驱逐北大的消息。这些谣言一经刊出，读者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战。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4月8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育长。为封建恶势力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被排挤了。

第二十二章　五四圣火

陈独秀在“五四”前夕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20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这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科学社会主义。前面说过，李大钊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是第1人，他在1918年下半年即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赞扬马克思、列宁的业绩。李大钊、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和《新青年》上发表的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文章或译文，主要内容有3个方面：一是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二是摘译发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三是报道国内劳动状况，如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半年多，但紧紧地跟上来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陈独秀、李大钊不仅通过办刊物来宣传革命，而且还在实践活动方面，积极组织青年人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在北大创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为园地，吸收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何孟雄、罗章龙、朱务善、赵尔康、秦君等青年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参加向绝对的逐步深化的过程，真理总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向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北大学生许德珩、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成立了《国民》杂志社，聘请李大钊为顾问。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便宣告成立，并创办《新潮》月刊。《新潮》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杂志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读者对象主要是中学生，它的宗旨是“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它的发行数量大，影响面广，时人美誉它是《新青年》的卫星，《每周评论》又是青年人欢喜无量的明灯，仅在北京一地就发行5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以上几种刊物，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指导作用。1918年5月21日，北大、高师、高工等校学生2000余人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活动。这次游行请愿活动虽然没有结果，但学生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于是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并派出许德珩、易克嶷等人南下联络。他们与天津的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工专学生马千里、张传琦、马骏、郭隆真（女）、谌志笃有限的自我的“人格”之外，另有无限的上帝的“人格”存，武汉的恽代英，九江的方志敏，南京的林祖列，上海的张闻天等爱国学生建立联系。学生救国会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了。1919年3月，邓中夏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39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他们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巴黎和谈。1918年11月，大战结束，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曾经宣布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也属战胜国之一，北京政府遂派外交总长陆征祥及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5人为全权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无理要求：大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及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无条件让给日本。袁世凯曾以日本支持他称帝为条件，接受亡国的“二十一条”，其中便有山东问题。段祺瑞为了武力统一全国，大量向日本借款，派章宗祥和日本政府交换了“中日军事秘密换文”。日本代表在和会上便以“二十一条”和“中日军事秘密换文”为借口提出无理要求。英、法、美等国首脑不顾中国代表的请求，答应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部让予日本，并写进《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中去。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国人大为震惊，全国上下奔走呼号，沸沸扬扬。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同仁”，当爱及夷狄禽兽。主张“为主之道”重整纲纪。收入，怒火中烧。陈独秀分析了巴黎和会后，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他的言论非常符合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紧紧地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的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罗章龙、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等各院校青年学生，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积极的作用。1919年5月2日，北大2000余名学生举行集会，抗议巴黎和会。3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4日童心初为“穿衣吃饭”、“趋利避害”的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说国内的南北和谈会议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和会各帝国主义重在本国的权利，这是两个分赃的会议，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5月4日，北京十几所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为解决山东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0多个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30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投入斗争。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5月9日晨秘密离京。陈独秀在沪上的好友料到他在京必多危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6月3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170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是北大学生。4日另一类以讲述教育中的根本问题为主，兼述各个流派的不同，又有700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了拘留所。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文章虽不满100字，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且富有哲理。其文曰：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便像普通的战士一样，直接行动起来。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北京市民宣言》印在一页纸上，上半部为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即：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6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陈独秀提出罢免官职的那6个人，其中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人是卖国贼，曹曾任外交次长、总长，时任交通总长，是“二十一条”签约的代表；章宗祥时任驻日公使，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陆宗舆时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他是驻日公使，也是日本人的一条忠实走狗。学生在五四游行时，队伍冲向赵家楼，找曹汝霖算帐。正巧，曹汝霖、章宗祥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曹汝霖越墙逃走，章宗祥被学生捉住打得鼻青脸肿，趴在地上苦苦求饶。学生们未抓到曹贼，心头怒火难消，便纵火烧了曹宅赵家楼。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3个人都操有重兵，是段氏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罢免这3个人，对皖系军阀，便是釜底抽薪。《宣言》印好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他和高一涵一起到中央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吃茶的人到桌子上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陈独秀又约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邓初等北大教员，分别到香厂新世界附近和城南游艺园散发传单。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衣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捕。当晚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了陈独秀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四处搜检，拿去信札多件。陈独秀被提讯时，他编造了一套供词，使案件成为无头案，警方无法再去捕人。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6月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相继报道，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孙中山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便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他做了好事，国人足以相信他。你们不敢把他杀死，死了1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北洋政府逮捕陈独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活动的有各阶层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其中包括旧派人物如刘师培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以及安徽省长吕调元、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政府当局迫于舆论压力，先是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又下令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国务总理钱能训也被迫辞职。在陈独秀被关押了98天后，将其释放。陈独秀获释后，北大学生为他举行了慰问欢迎会。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诗，欢迎陈独秀出狱。陈独秀还出席了国民杂志社的纪念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并说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不可与党派同日而语。98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钱能训辞职后，总统徐世昌本想让他的旧僚周树模继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欲让安福系幕后人王揖唐出组新阁。双方争持不下，最后任命财政总长龚心谌暂代国务总理，作为过渡。徐世昌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推荐陆军总长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是皖系要员，又是徐世昌的门生，还是羽毛已经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儿女亲家，也是直系头子曹锟的换帖兄弟。参众两院立即通过靳内阁案。10月，靳云鹏出组内阁。南北议和破裂后，段祺瑞清楚地看到，直桂两系在湖南战场上已结为同盟。他为了同直系争斗，便寻求与国民党合作的途径，改派王揖唐为南北议和代表，接替朱启钤，到上海和孙中山直接谈判。吴佩孚对此深为憎恶，立即打电报反对，从而使直皖两系的冲突完全公开化，吴佩孚便酝酿了一个重大计划。吴佩孚把他的“四大金刚”萧耀南、王承斌、董政国、张福来找来，道：“湖南向来是是非之地，以袁世凯的雄才大略，尚不能制服，何况段合肥？现在，北洋集团眼见得土崩瓦解，将来要重振北洋声威，就得靠我们这点力量，因此军事上应适可而止，不可把精力耗在这种徒劳无益的战争上面。”萧耀南吃惊地问：“师长是否有北撤之意？”吴佩孚坚定地说：“现在徐世昌为了箝制皖系，让靳云鹏组阁。靳表面上是段派中人，但因为和徐树铮不和，近来与老段也日渐疏远。现在他组阁，可以作为我们北撤的内应。”1920年1月，吴佩孚要求班师的电报飞向北京，电报结尾道：“战死者既作泉下游魂，生存者又为他乡之饿殍。”段祺瑞接到吴佩孚的电报，问计于徐树铮，徐道：“除非我们把他死死地堵在湖南，否则无异于放虎归山。”段祺瑞紧蹙双眉：“怎么堵？靠张敬尧的军队吗？”张敬尧督湘不到两年，把湖南搞得一团糟，他敲削脂膏，弄得老百姓一贫如洗。他的第7师纪律极坏，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湖南人冤声震天，把张督军称为“张毒菌”。徐树铮也知张敬尧无力阻挡吴佩孚北归，便道：“可借口河南督军赵倜纵容其弟赵杰卖官鬻爵，改派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把吴佩孚的去路堵死。”河南是吴军北归的必由之路，而赵倜是淮军系统，不听段的指挥。于是段祺瑞点头赞成。内阁成员多数是安福系骨干分子，国务会议果然通过了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的命令。靳云鹏作为总理，未能阻止这项任命，非常气恼，他决心运用手中的权力，与总统徐世昌共同阻挠。徐世昌与靳云鹏意见一致，道：“张敬尧摧残湘民，天怒人怨，我这里要查办他的电报就有100多件，他们为什么不去撤换呢？你去对段合肥说，河南易督之事，万万不可！”靳云鹏驱车到府学胡同向段祺瑞转告了总统的意见，并谨慎地解释道：“徐总统也是顾全民生，担心北洋集团分裂，希望各派力量不要存有意见，共同维持和平。”段祺瑞把靳的这一行为看作是背叛，他不直接回答靳的话，十分蔑视地说：“在我看来，一个见风使舵的人，是不适宜当国务总理的。”靳云鹏吃惊地注视着段祺瑞，过了许久，才低声地说：“既然督办认为我不能做总理，我马上辞职就是了。”靳云鹏向徐世昌递交了辞呈。徐世昌拍拍他的肩头：“你别走，我准你10天假，休息后回来再干。”段祺瑞也料定公府不会批准靳云鹏辞职，他和徐树铮密谋后，打密电给王揖唐，要他赶回北京主持倒阁运动。安福系阁员在王揖唐的纵使下，果然同时拒绝出席国务会议，并提出辞职，出现了内阁危机。吴佩孚闻讯，立即向北京政府发去电报说：“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措施，莫不违反民意！全国痛绝者保障之，全国景慕者排挤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矛头直指段祺瑞把持的北京政府。吴佩孚得到广州军政府60万元经费的援助，遂与军政府相约，吴军开拔时，湘军立刻来接收吴军的防地。吴佩孚又与南军密谋一个重要计划：共同组织“救国同盟军”，在推倒皖系以后召开国民大会，另组南北统一政府。5月20日，吴佩孚下令部队撤出防地。他率领第3师自衡阳北上长沙，序以每旅距离30里，水陆兼行，水上船舻相接，陆上列兵阵阵，好不壮观。吴佩孚又作“回防途”诗一首，令军士谱成歌，齐声高唱，以壮行姿：行行复行行，日归复日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我今定归期，天下一绒衣，船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周……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段祺瑞闻吴佩孚擅自撤兵北归，一面密电张敬尧，让他迎头截击；一面电令长江上游司令、其妻弟吴光新星夜南下，将长江上游军队集中在岳州，准备将吴佩孚消灭在洞庭湖中。但直系早有准备，湖北督军王占元已把他的北洋军两个师和鄂军两个旅的兵力，沿长江两岸和襄樊一带层层布防，使吴光新的部队受阻。张敬尧虽做了截击的准备，然而没有吴光新的部队支援，他不敢行动，却眼睁睁地看着吴佩孚的军队从他们的枪口下开过。吴佩孚的第3师到达武汉，受到湖北督军王占元的欢迎。王占元同吴谈了一个通宵，他发现吴确实是个栋梁之材，便慷慨地赠送给他60万元，其中40万元是王的个人财产。6月中旬，吴佩孚把他的全部军队带回了中原。吴佩孚回到保定，同曹锟密议，拟定对皖系的方针。直军撤防，湘军在谭延闿、赵恒惕率领下，立即占领祁阳、莱阳、衡州、宝庆等地。几乎像是南北两军的一场足力赛跑，湘军兼程推进，北军退得更快。湖南人民久处张敬尧的暴力统治之下，几年来呼号奔走，请愿驱张，都没有取得效果。湖南人民还提“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决心一定要把张敬尧打倒。张敬尧曾是北洋派驰名的骁将，他手下的北军已有7万人，但自己不敢身临前线，只得派他的弟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并任命他为第7师师长。张敬汤坐着八抬绿呢大轿出发，到了湘潭，听得一些风声，还没见到敌人的影子，就豕突狼奔地逃回长沙。6月11日，湘军又向湘谭、宁乡两路推进。晚上10时许，张敬尧下令将军火库放火焚烧，长沙城内顿时腾起一片火光，轰轰隆隆地响起了炮弹爆炸声。张敬尧在火光和炮声中逃走。赵恒惕、谭延闿先后来到长沙，在此后的20多天内，湘军把北军完全驱出湘境。北军在逃跑途中，一路抢劫财物，逢人便杀，轮奸妇女，妇女被奸后还被断头剖腹。张敬尧和张敬汤逃到湖北。王占元逮捕了张敬汤，处以死刑。张敬尧见势不妙，从汉口逃走。

第二十三章　直皖烽烟

皖系军阀段祺瑞虽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内有各省皖系军阀为其政治资本，但由于他采取的卖国外交和武力统一的政策不得人心，他所建立的军事独裁政府早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直系军阀自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又有“后起之秀”吴佩孚在直系阵营中忽然崛起，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都唯曹锟的马首是瞻。因此，直、苏、鄂、赣4省是直系的势力范围。羽毛丰满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结盟共同反对皖系，奉系有东北三省地盘；河南督军赵倜完全倒向直系一边，曹、张向他许下河南不易督的诺言，他更是有恃无恐了。这样直奉便有8省同盟。徐世昌也因为和段的矛盾，不满徐树铮，而成为8省联盟的支持者。吴佩孚回到保定与曹锟一起，同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举行军事秘密会议。直皖两系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徐世昌想找出一条避免战争的妙计，电告曹锟、张作霖和江苏督军李纯进京商议。李纯称病不到，曹锟借口直军回防须加布置，无法分身。只有张作霖以“调人”姿态单独应召来京。张下车后，先访徐世昌，次访靳云鹏，后访段祺瑞。他满面春风地表示此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来说几句公道话。其实，张作霖兵精粮足，早有觊觎关内的心事。他提出以靳云鹏复职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为调停方案，徐世昌请他到保定征求曹锟意见。张作霖偕同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思溥、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及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到保定。当天举行会议，提出5项条件，请张带回北京：（1）解散安福系。（2）靳云鹏复职。（3）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4）罢免安福系三总长。（5）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辖，罢免徐树铮。张作霖带着保定方面的条件，来见段祺瑞。段对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张同他一连谈了3天，段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让步。徐世昌知道直皖火并已迫在眉睫，决心促成这场战争，用战争根除皖系在中央的势力。6月27日，他在公府召见段祺瑞和张作霖，提出一个调停方案：请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免去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委为远威将军。内阁由周树模担任总理，靳云鹏继续留任陆军总长。段说话最少，对这个方案没有表示反对。段祺瑞回去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徐世昌的方案，徐树铮认为不应过分示弱，否则，我辈今后就抬不起头来。段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这番话，就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让一步！”段祺瑞便向张作霖表示：“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你们如果一定要罢免徐树铮，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7月1日，曹锟、吴佩孚发表《直军将士告边防军将士书》，声明要铲除徐树铮和安福系。3日，曹锟、张作霖、李纯联名通电，声讨徐树铮，宣布其6大罪状，斥他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权柄、破坏统一、以下弑上、以奴欺主。7月4日，徐世昌不顾段祺瑞反对，直接下令裁撤边防军总司令，免去徐树铮西北筹边使，调任他为远威将军，今其留京供职，所部归陆军部接收管辖。徐树铮再也忍耐不住，他带着卫队，入逼公府，迫令徐世昌罢斥曹、吴。徐世昌没有办法，被迫罢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褫职留用。7月5日，段祺瑞下令边防军总动员，并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命徐树铮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8日，段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吴。会后给徐世昌一份呈文，声讨曹吴的罪行：“曹锟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4省，再则恳求增兵4旅，挟势邀常，不获不休。”“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60万元，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曹锟勾结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曹锟宣布讨伐段、徐，将直系军队称为讨逆军。曹锟自任总司令，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7月13日，吴佩孚通电斥段祺瑞为卖国汉奸。张作霖由京城回到沈阳，先致电段祺瑞：“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作霖忍无可忍，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后致电曹锟：“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遂将奉军第27师、28师开进关内天津北仓一带。直皖两军在京汉、固安、京奉三线相互对峙。7月14日，直皖大战终于在京汉线上爆发。开战后，吴佩孚设下诱敌之计，令部队稍加抵抗便后退，部队退出高碑店后，他率一部分直军绕到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设下地雷阵。定国军第1师师长曲同丰率部猛袭吴佩孚的军队，一举攻陷涿州、定兴，直军退出高碑店，皖军立即占领，大有鲸夺保定之势。但当这路大军进到松林店，地雷齐鸣，皖军被炸得血肉横飞，直军乘胜追杀，皖军伤亡惨重。直军北逼到涿州、琉璃河一线，便将曲同丰及其司令部高级官员全部俘获。皖军徐树铮部追赶直军到北仓、李家嘴一带，奉军突然杀出，直奉两军合力，打得皖军人仰马翻。7月20日，徐树铮等少数人化装逃回北京。曲同丰被俘后，在保定光园向曹锟举行献刀典礼，通电皖军反戈。南方护法军政府又发出讨段檄文，支持直系。段祺瑞四面楚歌，厚着脸皮去见徐世昌，自请罢免官职，并撤销定国军。7月23日，直奉两军先头部队开到北京，分别接收了南北苑营房。这场酝酿了将近2年的直皖战争，只消几天工夫就结束了北京政府重新作了调整后，立即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通缉徐树铮、王揖唐、段芝贵等十大祸首。并明令罢免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湖北督军王占元未等这道命令到达，便把吴光新逮捕判刑。虽然徐树铮等逃往日本，但皖系作为一种政治势力，从此一蹶不振。直皖战争后，曹锟被任命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吴不注重虚名，他认为，一切都得靠军事实力，他率领第3师进驻洛阳，成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署。他在那里潜心练兵，韬光养晦，准备有朝一日争夺天下霸权。直皖战争后的北洋政府，表面上是徐世昌为总统，靳云鹏为国务总理，但实权在曹锟、张作霖手里。直奉两系的矛盾又渐渐显露出来，中国大地上酝酿着直奉战争。孙中山由广州回到上海，他心情虽然十分痛苦，但并没有向恶势力屈服，而是发愤闭门著书，总结奔走国事30余年的经验，以此来启发国民，唤起新社会，到异日时机成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五四运动发生后，孙中山深受鼓舞，他指示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邵力子、廖仲恺等人负责创办理论宣传刊物《星期评论》、《建设》杂志和《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以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输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这3个理论宣传刊物分别于1919年6月8日和8月1日创刊出版。3个刊物除了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外，还刊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或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文章。孙中山较早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并认为他的三民主义可举政治革命。朱执信较早地对马克思及其学说作过一些介绍，1906年他曾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以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和“十条纲领”。孙中山曾经称赞马克思“苦心孤诣”撰写《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使原来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系统之学理。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中国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认识到，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戴季陶和胡汉民都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戴季陶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胡汉民的研究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们俩都发表过不少文章，在客观上，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但是，他们不是马思主义者，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以便重新创造一个国民所有的新国家，便于1919年10月10日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制定了《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了“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最高革命原则。陈独秀出狱之后，主持《新青年》编委会议，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问题，并发表《本志宣言》，目的是统一同人的意见。陈独秀被捕后，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是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他发表文章说，国内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李大钊立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他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就此开始分化。陈独秀的《本志宣言》，标明《新青年》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也开始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1月，陈独秀应汪精卫、章士钊函邀，秘密离京南下上海，同他们一起筹办西南大学，广东军政府拨款100万元作为筹办西南大学经费。陈独秀刚到上海，又接到湖北省教育厅长李汉俊的邀请，去武昌参加文华大学的毕业典礼。陈独秀于2月2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他到达汉口时，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这位名震国内的革命者。陈独秀来鄂的消息传出后，武汉人士盼望一睹陈独秀的风采言论，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他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上作了《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文华大学第4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了《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讲演。又应汉口青年会邀请，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作了《新教育之精神》讲演，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接着他又到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会数百人。除此之外，陈独秀还应邀参加了几个小型座谈会。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4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报》美誉陈独秀的演说“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所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于8月乘车北上返京。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离京讲演，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陈在《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中，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1）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虚荣心。（2）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者苦，有产的安享。（3）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北京警察厅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派警察在陈的北池子寓所门前站岗。高一涵得知这个消息，便同李大钊商议，派人先到西车站，把陈独秀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由他护送，万无一失。阴历年底，正是北京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李大钊便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脱去西服，穿上王星拱家里厨师的衣服，油迹满衣，光着发亮，头戴毡帽，坐在骡车里。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从朝阳门出走南下。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出口，恐怕漏出南方的口音。他们一路上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畅谈了如何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走向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他们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怕火车站有警察“恭候”，便让陈独秀换上西服，摆出教授派头，送他上外国轮船。陈独秀紧紧地握着李大钊的手，说道：“后会有期！”陈独秀踏上外轮，说着一口流利的英语，俨然是一位高等华人。他在2月19日到达上海，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不醒目的惠中旅店。由于连日奔波，他受了风寒，休息五六日，便朝五马路踱去。他来到亚东图书馆，老友汪孟邹一见到他突然出现在面前，惊叫一声：“仲甫兄！”俩人立即上楼细谈。陈独秀从惠中旅店搬到亚东图书馆楼上居住。北京警方似乎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他便在上海搞起政治活动。2月27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3月20日，陈独秀在青年会发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演说。29日，在江苏省教育会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的千余人。4月21日，在中国公学讲演《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请他发表演说。但不久，他的演说对象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劳苦工人。陈独秀仓惶离京，家眷尚在北京，他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住所，接来家眷同住，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北京迁来。汪孟邹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和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那里去？“于是，陈独秀便在4月份搬进了座落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的柏公馆。这是老式石库门房子，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4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4幅。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3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140平方米。这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的办公室。陈独秀积极参加和领导工人运动，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4月2日，他出席了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16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18日，他参加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7团体召开的联席会议，演说劳工要旨。被推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为五一劳动节编辑了《劳动节纪念号》，共400页，内容丰富新颖，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题字。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2A3的篇幅是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的《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两篇文章。另外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以及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日本、协约国各国与中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5月1日，陈独秀组织了规模较大的五一庆祝活动。这是上海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

第二十四章　南陈北李

上海当时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星期评论社出版《星期评论》周刊，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和李汉俊，撰稿人有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觉悟社出版《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是清末举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左派邵力子；三是研究系张东荪等人组织的共学社，出版《时事新报》。三股力量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建立了联系，陈独秀的住所变得热闹起来。经常坐黄包车来的是《国民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邵力子住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5号，离陈独秀的住所不远。陈独秀在《觉悟》上发表过文章，与邵力子是“文友”。住在三益里17号的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也是陈独秀家的常客。李书城是老革命党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对军阀混战和国民党退让深感失望，与外界往来甚少，整天在家看书，但对陈独秀颇友好。比李书城小9岁的李汉俊，12岁东渡日本留学。他极为聪明，不仅日语讲得很好，而且精通英语、德语、法语。他在日本拜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精通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与陈独秀自然是志同道合。《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原与陈独秀在日本相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他每期必读，现在也是陈家常客。《星期评论》的另一位编辑沈玄庐程。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但，曾担任过清朝云南知县、知州、省巡警总办，因帮助同盟会发动河口起义，无法在国内立足，而流亡日本，他在日本钻研社会主义理论书籍。1916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不久便担任浙江省议会议长，又为《新青年》撰稿，是陈独秀的好友。《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与陈独秀有旧，故常来叙谈，他写得一手好文章，也读过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不论是陈独秀、张东荪、戴季陶，也不论是邵力子、沈玄庐，都曾在日本留学，程度不同地都懂得些马克思的学说。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已成新潮。1919年8月，年仅19岁的张闻天，竟在《南京学生联合日刊》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文末节录了《共产党宣言》第2章的10条纲领。然而护君主立宪政体，是一个民族自由主义者。主要著作有《耶，《共产党宣言》的全译本由于翻译难度大，一直没有人能够完成。戴季陶是较早筹划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的人。他把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带回国内，曾想翻译它，但细细看后，便放下了。翻此书不但要有相当高的中文修养，而且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邵力子向戴季陶举荐一人，即杭州的陈望道。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进修英语，准备去欧美留学。但未能去欧美，却去了日本。他在日本主攻法律，兼学经济、物理、数学、哲学、文学。1919年5月回到杭州为“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孟子进一步加以发挥，认为王，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常为《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撰稿，成为邵力子的密友。陈望道与浙江第一师范语文教师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倡导新文学、白话文，人称“四大金刚”。戴季陶给陈望道寄去了日文版《共产党宣言》，还给他寄去了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翻译时对照之用。这本英文版是陈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弄来的。陈望道带着这两本《共产党宣言》和《日汉辞典》、《英汉辞典》回到义乌县农村的家里，躲进柴屋，搭起铺板作书桌，又找来一盏油灯，日夜不停地翻译起来。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寄给戴季陶。这时，他接到《星期评论》编辑部邀请他到上海担任编辑的信，便提着皮箱来到上海。《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已交给了李汉俊，由李汉俊和陈独秀校阅译文。陈望道住进了三益里《星期评论》编辑部，即李汉俊的家里。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了《共产党宣言》，再经陈望道改定，准备发表，这时突然发生意外，《星期评论》被当局查禁而停刊。陈独秀邀请陈望道来渔阳里2号，编辑《新青年》。于是，陈望道便成了陈独秀的助手。公开出版《共产党宣言》可能会有麻烦，陈独秀决定出版单行本。初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印了1000册，不胫而走，紧接着又印了1000册。成立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必然产物。李大钊在用骡车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时，两人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当时只是提出北京由李大钊负责，上海由陈独秀负责。从此，他们两人各自留心，物色人物，创建共产党。李大钊在天津送走陈独秀之后，没有立即回北京，他在天津设法与苏俄友人取得联系。他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章志、南开中学学监姜般若、南开中学学生胡维宪等一起到天津原帝俄租界，会见苏俄友人伯特曼，相互交谈了对中国革命的看法。伯特曼是苏联共产党派来了解中国情况的。由于敌人监视甚严，他们的会见被密探发觉。次日，天津《益世报》上登出“党人开会，图谋不轨”的消息。李大钊急忙通知与会者注意防范，随后即搭车返回北京。李大钊和伯特曼交谈的情况，很快传到了苏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3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列宁对代表团下达3项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维经斯基的妻子），马马耶夫和妻子马马耶娃以及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马戈庄人，他童年入私塾，16岁因家贫而失学务农，不久成了亲，19岁那岁，妻子病逝。村里有人去闯俄罗斯，他在苦闷之中，便随人去海参崴。海参崴原本是大清帝国的领土，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从此那里便成了俄国的领地，并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控制东方”。因为那里原是中国领土，居民中有1A3是华人。杨明斋在那里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俄语。以后又进西伯利亚做工，并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杨明斋组织华工参加红军。不久，他被派往海参崴，公开身份是华侨联合会负责人，做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占领之下。1919年秋冬，海参崴被苏联红军占领。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向俄共（布）中央报告，成立俄共（布）远东局，作为俄共（布）专门负责同远东各国革命者联系的机构。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并在海参崴成立分局，要求海参崴分局派遣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杨明斋在中国长大，既会中文，又会俄语，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被选入代表团。5位代表团成员都带着《生活报》记者证，于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向他们推荐陈独秀，请他们去上海找陈独秀，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来到上海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他们举行了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开始在陈独秀的家里，后来便在戴季陶的家里。通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决定先组织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是陈独秀。维经斯基和代表团成员先是住在大东旅社，为了便于联系，便迁往法租界霞飞路716号，又在英租界爱华德路挂出了俄国《生活报》记者站的牌子。中国共产党发起的事被列入了日程，首先吓跑了张东荪。张是研究系的首领之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术”进行研究，而要他参加共产党，便是介入了政治活动，那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研究系是“不过问政治”而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张东荪退出后，便有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参加。俞秀松和施存统都是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即陈望道的门生，他们和其他同学一起，在五四运动后创办了《浙江新潮》，主编是俞秀松。这个刊物刚出版两期便被警察查封。俞秀松在《浙江新潮》被查禁后。于1919年底来到北京大学，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参加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在北大哲学系旁听。1920年3月27日，他离京回沪，找到了老师沈玄庐，便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这时施存统也来到上海。在讨论起草党纲时，决走由戴季陶起草。戴很快动手写好纲领草案，交给陈独秀，由陈独秀拿给大家讨论。这时戴季陶宣布退出，他说：“孙先生在世一日，我不能加入别党。”戴季陶是国民党的主要干部，孙中山需要戴季陶协助他工作，反对戴季陶参加组织共产党。戴季陶离去时声言：“我无论如何一定从旁赞助，现在暂时退出。”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走了，杨明斋租下了这所房子，搬了进来，这里便成了维经斯基召集各种座谈会的场所。不久，座谈会又增加了一员，即从日本归来的李达。李达，号鹤鸣，是湖南零陵县一户佃农的儿子，在1913年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去日本学理工科。他在留日学生中，是留学生救国团领袖人物之一，曾在1918年5月率100多人回国抵达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学生一起向政府示威请愿。这次请愿没有取得多大效果。李达回到日本之后，便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他译出数十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计有：《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他成了中国早期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理论有较深了解的人物。李达回国后同陈独秀见过一次面，陈独秀便邀请他搬到他那里去，帮助他编辑《新青年》。李汉俊着手起草党章。由于在起草党章草案时有些问题需要讨论决定，陈独秀便写信给李大钊和张申府，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申府说：“这种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6月间，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选举陈独秀为书记。7月19日，再次举行筹备会议，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最初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邵力子、俞秀松、施存统、李达、陈望道、陈公培、赵世炎、林伯渠、李季、袁振英、周佛海、沈雁冰（茅盾）、杨明斋等，稍后又有李启汉、刘伯垂等人参加。但是有些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发起活动之后，不久便离开上海：周佛海、施存统先后去日本继续留学；陈公培和赵世炎先后到了法国求学，李季稍后又去了欧洲，刘伯垂到了武汉，林伯渠、袁振英、沈玄庐到了广州。这些人到各地后，大都成为各地党组织的发起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陈独秀、沈玄庐、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叶天底等人在上海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聚会。维经斯基作为苏共（布）远东局代表、杨明斋作为翻译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陈独秀指定21岁的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杨明斋、袁振英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先进青年中发展青年团员，他们吸收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王一飞、许之祯、傅大庆、柯庆施、周兆秋、梁柏台、卜士奇、袁达时、彭述之、廖化平等人为团员。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积极指导全国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上海党组织决定把《新青年》改为党的公开理论刊物。9月1日，《新青年》便以崭新的面目，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李大钊发表了《俄罗斯革命之过去及现在》，李汉俊、杨明斋、袁振英、陈望道、李达、沈雁冰等人都发表了有关俄国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译文，如列宁小传及其若干著作的介绍，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等。新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的著作。如李汉俊译的马尔西：《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柯卡普：《社会主义史》，恽代英译的考茨基：《阶级斗争》等。11月7日，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创办了党内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主编是李达。陈独秀为《共产党》创刊号写了《短言》，作为发刊词。《共产党》月刊发行量达5000份，通过各种渠道撒向全国，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20年暑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举办了外国语学社，目的是培养干部。社址设在渔阳里6号，社长杨明斋，秘书俞秀松；俄文教员是杨明斋、库兹涅佐娃，以及王元龄，王是张作霖驻莫斯科公使李家鳌的外甥女，思想十分进步；日文教员是李达，法文教员是李汉俊，英文教员是袁振英。有时陈独秀也去讲课。学员大都是各地革命团体选送来的，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潮影响，自己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投奔陈独秀或《觉悟》副刊邵力子，被送进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学员少时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这些学员毕业之后，一部分人被送往苏联学习。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干部，如刘少奇、任弼时、彭述之、任作民、柯庆施、罗亦农、肖劲光等。陈独秀在发起成立共产党上海小组前后，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8月15日，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创办《劳动界》（周刊），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等。10月10日，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伙友》（周刊），主编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南方上海，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宣传马克思主义，十分红火；而李大钊在北方的北京第一个热烈响应，这便是“南陈北李”携手建党。最初，北京的共产党员只有李大钊和张申府两人。7月中旬，张国焘受全国学生联合会委托去南洋募捐，路过上海，找到陈独秀。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京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陈独秀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9月间，张申府因迎接罗素而来到上海，住在陈独秀的家中。他们对建党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把能入党的人，最好都吸收到党内来，由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张申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立即把陈独秀的意见告诉李大钊。李大钊决定立即发展党员。这时，女学生刘清扬同张国焘去南洋募捐刚回北京，李大钊和张申府把她找到北大图书馆主任室谈话，准备吸收她入党。但刘清扬说，她要出国留学，不想立即参加。于是便吸收了张国焘入党。这样，便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即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10月，张申府离开北京，前往法国里昂大学教书，北京党组织由3人变成了2人。李大钊便做黄凌霜的工作，黄是北大学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但是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6人加入了北京小组。紧接着，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了北京小组，扩大为10人小组。罗章龙和刘仁静都是北大学生，罗章龙来自湖南，刘仁静来自湖北，他们又是李大钊领导的北大马克思研究会的成员。6名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不久便发生分歧，11月间退出北京小组，他们主编的《劳动者》周刊由罗章龙等人接办。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组织之后，又有一批先进分子加入北京党组织，他们是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李梅羹、宋介。除缪伯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太雷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宋介是北京中国大学学生外，其他人都是北大学生。11月底，北京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

第二十五章　驱桂定粤

陈炯明率领粤军，经过浴血奋斗，夺取了闽南26县，建立了以漳州为中心的“闽南护法区”。粤军终于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从而暂时避开了桂系的锋芒，有了独立发展的机会。粤军从广东出发时，仅有警卫军20营，兵额不过5000，枪支仅3000余，经过各战役，缴获北军大批械弹，沿途又添招士兵。粤军迅速增加到2万余人，拥有马步枪4500杆、各式炮3000门、机关枪22挺。陈炯明对部队进行整编，将粤军编成两个军，自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以许崇清为第2军军长，邓铿为总参谋长。陈炯明在闽南致力于“刷新政治”计划，兴办学校，提倡新学，聘请广州文化名人梁冰弦到漳州，担任教育局长，提出“一乡一校”口号，极力推行普及教育。又设立了闽南师范学校，创办女子简易师范，培养师资。还开办了商业学校、外国语学校、工读学校、平民夜校、航空学校、妇女政治讲习所、公路讲习所等，并挑选一批优秀学生赴法、美、日、英等国留学。陈炯明推广新文化，开办“新闽学书局”，采办国内出版物数十种之多，《新青年》、《新潮》、《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通过新闽学书局在闽南传播。还设立了自明书社、儿童图书馆等儒家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提供传播新文化的场所。又先后创办了《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闽锋周刊》、《闽南新报》等报刊，致力于新文化的传播，宣传社会主义。陈炯明还主办演讲会，促进学术交流。许多名流学者纷纷慕名而至，如林森、胡汉民、汪精卫、居正、吴稚晖、李石曾、邹鲁、陈嘉庚等，都先后访问过漳州，发表演说。孙中山给陈炯明极大的支持和赞助，先后派朱执信、廖仲恺、许崇清、戴季陶等，前往漳州，协助陈炯明工作。尤其是朱执信，多次赴闽，与陈炯明等高级将领讨论学术，注意新思想的发展，还经常对学生和士兵演讲。新政的许多措施，如开书局、办报纸、刷新教育、聘用新潮人物等，都是朱执信建议的结果。孙中山还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援助，不仅筹拨盐款，以充粤军之需，甚至连在上海的房子，也先后两次由廖仲恺经手抵押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对，所得款限全部支援驻闽粤军。广大华侨从人力、物力上给漳州建设以无私的援助。陈炯明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闽南经济。陈炯明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使其“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顿时，僻居一偶的漳州，名声大震，俨然成为国民党政治、军事的中心。而陈炯明本人也由此获得“社会主义将军”的桂冠，跃居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人物。戴季陶声称：“马克思主义大学和理论刊物如《共产党》月刊等都可在漳州创办，闽南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北京大学学生考察漳州新政后声称：“共产时代当亦不过如此，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美国公使在提交政府的报告中说：“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也均引以为荣。”英国驻香港陆军参谋高罗氏，参观漳州后，称陈“真不愧为中国革新人物”。1920年4月29日，俄国波达夫波夫将军在上海会晤孙中山之后，带着列宁的亲笔信抵达漳州。列宁给陈炯明鼓励，希望他发动群众，开展农民运动。如果需要的话，拟将储存在海参崴的军械提供粤军使用。朱执信代陈炯明给列宁写了回信，赞扬列宁为了全人类的解放，用坚强的决心和顽强的毅力来消灭人类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陈炯明好谈社会主义，动辄以打破私有制度相号召，但陈炯明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者，他所宣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以社会伦理为中心，以中国固有之文明为基础的适合于礼运小康之治，是一种带有封建纹记的社会主义。陈炯明提倡社会主义，欲以供其利用也，非以图社会主义自身之发展，故阳奉之而阴违之，其结果必至惹起反动，而自身乃见弃于社会。陈炯明后来的实践，便充分暴露了他的假社会主义面目。1920年初，滇、桂军阀为争夺驻粤滇军兵权而发生内讧，两军大战于粤北，桂军的巢穴十分空虚，孙中山一面致电唐继尧、李烈钧、刘显世，号召出兵讨桂，一面希望陈炯明能早日决心率粤军回粤，以收渔人之利。孙中山派徐绍桢为讨贼军总司令，回粤主持讨伐桂系，又派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邹鲁等到漳州，敦促陈炯明回师驱桂，并答应饷源接济可由上海国民党本部承担。但陈畏首畏尾，朱执信虽为陈炯明的“师尊”，他的话陈炯明也不听了，结果坐失良机。7月，与桂系有勾结的直系战胜皖系，助长了桂军的嚣张气焰，加上林葆怿所属海军又与桂系合作，内外形势都对桂系有利。于是，陆荣廷便决定，以军政府名义下令进攻闽南粤军。8月11日，陆荣廷以沈鸿英为总司令，分兵3路，以桂军刘志陆为中路司令、浙军吕公望为右路司令、靖国军方声涛为左路司令，林葆怿率领海军前往诏安配合作战。陈炯明不得不回师驱桂，以寻求生路。此时福建督军李厚基因皖系失败，桂系紧逼，亦感到自身地位岌岌可危。若不联合陈炯明共同抵御桂系，将有唇亡齿寒之虞。于是李厚基按段祺瑞的指示，提供粤军军费50万元，子弹600万发。陈炯明既充实了饷械，又免去后顾之忧。此时孙中山在桂军后方组织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在他的精心部署下，7月中旬，李绮庵、陈策、徐绍祯、周之贞、何克夫等在江门、新会一带举行武装起义，组织救粤军。广州省河江防舰队江大、江固两舰逃出广州，加入讨桂行列。前省长李耀汉、潮梅镇守使莫擎宇也策动旧部响应、拟与陈炯明粤军里应外合，讨伐桂军，从而揭开了驱桂战争的序幕。在这种形势下，陈炯明于8月12日率领粤军在漳州举行回粤誓师，兵分3路，向广州方面挺进。左路军由邓铿指挥，以洪兆麟、丘耀西等部组成，自诏安直趋韩江下游，以完全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标。中路军由陈炯明率领，以李炳荣、熊略、梁鸿楷、杨坤如等部组成，由小溪、平和，进攻饶平、平原而出高陂。右路军由许崇清第二军全部组成，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以完全肃清韩江上游，占领梅县、兴宁为目标。又以张酆村为兵站总监，留守漳州，担任后方勤务；而邹鲁、姚雨平等，则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潮梅镇守使刘志陆的饶光、罗兼柔、余鹰扬等部内应。粤军士兵久驻闽南，屡受桂军挫抑，思乡心切，积愤在胸，广大士兵都以破釜沉舟之志，作背水一战。因此，攻势凌厉，战斗力很强。左路军自诏安出发，直奔黄冈、澄海，桂军抵御不了粤军的强大攻势，纷纷溃退。刘志陆属下卫队发生哗变，要求汕头独立，以抗莫荣新。刘部炮兵营长余鹰扬，早受粤军运动，也乘机宣布独立。刘志陆见势不妙，仓皇逃往海圻兵舰，赶返广州。邓铿率左路军攻占汕头，驻汕头方面的桂军统领周辉甫、魏耀奎各率所部，投降受编。许崇清率左路军由永定向大埔、三河坝方向进击。先后攻克大埔、蕉岭、梅县、兴宁，锋芒直指尤川、河源、兴梅，刘达庆部纷纷向龙川的黄田、义合撤退。陈炯明指挥的中路军，先后攻克梅子岭、饶平，进至高陂、丰顺一带，但遭到桂军卓廷贵部六七千人的顽强抵抗，激战数天。后因桂军伤亡惨重，而潮汕已下、韩江上游也为粤军攻占，卓廷贵部始溃退。接着，中路军进占潮安，旋准备向紫金进击。广东督军莫荣新惊闻丧师失地，忙从后方调拨马济第一军全部、林虎第二军大部、沈鸿英第三军一部、李根源海疆军一旅等大队兵马，直赴惠阳、河源前线，图作孤注一掷。陈炯明除留了30余营留守潮梅一带外，其余兵力均集中向惠州方向追击。许崇清率领的右路军一马当先，首先向老隆出击。老隆为龙川重镇，南抵河源、惠州，北达连平、翁源，地势十分重要。若老隆失守，将危及河源，威胁惠州。因此，桂军投下了不下30营的兵力死守老隆。8月底，两军交战。许崇清军虽然人数少，但士兵们士气高昂，英勇善战，激战数天，桂军终于抵挡不住，落荒而逃。许军占领老隆，旋下龙川，指向河源。莫荣新抽调驻琼崖的李根源部，开赴河源。但是，李根源的海疆军早受粤军运动，加上士兵对欠饷积怨甚深。因此在粤军的凌厉攻势面前，倾刻溃不成军，许崇清军攻克河源。败退的桂军旋又纠合增援的马济、林虎部的10营兵力，向河源反攻。许军未及布阵，于是便在城廓遍布地雷后，诈败后退。桂军不知是计，直冲城内，引起地雷爆炸，伤亡无数。许军乘机反攻，复占河源。中路军和左路军也先后攻克永安、相铺、蓝塘、横沥、三多祝。战局重心移到惠州。莫荣新集中了40营兵力，企图凭借天险，死守惠州。陈炯明以蒋介石代替染病的许崇清，率领右路军，并集中左路军邓铿部和中路军熊略部等，合围惠州城。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终于在10月22日，攻克惠州城。粤军节节取胜，离不开孙中山直接领导和帮助。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滇军唐继尧、湘军谭延啣、赵恒惕都从军事上给予粤军以有力的支援，唐继尧、谭延?与陈炯明彼此通电，订结盟约，以期三方并进，攻取两广。朱培德、张怀信、杨益谦、鲁子材各部滇军，奉唐继尧命令，进袭桂边，侵扰全县的黄沙河，牵制了桂军的部分兵力，桂军惊闻后院起火，惊慌失措，忙抽调贲责克昭旅率师前往防守。谭延闿部也在孙中山的催促下，在北江一带寻机出击。皖系军阀也暗中予粤军援助，10月间，徐树铮将25万元汇至上海银行，兑付给陈炯明，以补充军费。两广周围诸省，除江西的陈光远保持中立外，都站在粤军一边。桂系军阀以奉直系为靠山，但是两广地处西南，鞭长莫及，难以调兵支援桂系，且供应饷械的许诺，由于多方的截留、阻难，而难以兑现。一度投靠桂系的方声涛、林葆怿、陈肇英诸部，战争伊始，竟不战而退。孙中山派朱执信等人到广东策动民军起义。9月11日，救国军第四军总司令黄明堂，召集旧部，在雷州起义，各路民军纷纷响应，声势浩大。驻香山的魏邦平部第五军副司令郑润琦，举兵起义。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也在朱执信的策动下，起义反正。五邑清乡督办兼护国军第二军副司令陈德春，也宣告独立。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广州珠江南岸率部独立，共同致函莫荣新，促其解除军权，以粤省治权还之粤人，率师回桂，俾息兵祸。但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嫉恶如仇的革命战士朱执信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9月21日，朱执信为调停虎门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在虎门遇难，年仅35岁。陈独秀对朱执信的去世，有挽联曰：“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各地的起义，为粤军攻克广州，创造了条件。10月23日，陈炯明在惠州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进攻广州的战略：右路军扫除增城之敌，向龙门埔前进，至南村附近集中，进攻广州西北；中路军扫除石龙之敌，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附近，进攻广州之东；左路军扫除东莞之敌，沿广九路左方前进，至东陂、东圃附近集中，进攻广州东南。10月26日，虎门要塞派飞机在广州上空盘旋示威，并在观音山投下几颗炸弹，负责卫戍的李根源立即逃走。次日，飞机又去示威投弹，岑春煊离开了广州，莫荣新也在半夜里狼狈出走。留下来的马济、林虎两员大将，也于28日率部队逃走。11月2日，粤军进入广州，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以中国国民党总理名义，委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2日，在上海的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举行会议，3人决定偕同到广州重组军政府。他们于25日由上海动身，28日到达广州，邓铿、许崇清、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蒋介石等到码头迎接。当天晚上，国民党要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和粤军高级将领许崇清、邓铿、魏邦平、李福林等举行盛大欢迎宴会，为孙中山等人接风洗尘。陈明炯野心勃勃，孙中山南下，打破了他独霸广东的计划，他曾极力阻止孙中山南下。现在孙中山等抵达广州，他托病不出。宴会上，十几名报馆的新闻记者围着孙中山，争先采访。一位记者问：“孙先生，吾国必须统一，您将如何统一全国？”孙中山沉思片刻，道：“惟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非不得已，不宜轻用。此次归来，即本斯旨，于广东实行建设，以树全国之模范，而立统一全国之基础。”另一位记者问：“孙先生，听说你这两年在上海研究过苏俄革命，请问您对此有何种看法？”孙中山毅然答道：“俄国革命，实行社会主义，遂酿成一种良好风气，而此种风气传到欧洲，欧洲各国竟莫能抗。苏俄革命在我之后，而成功在我之上，其中经验，值得借鉴。”次日，孙中山举行第一次会议，重建军政府。会上推定各部部长：孙中山兼内务部长　唐绍议兼财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　唐继尧兼交通部长陈炯明兼陆军部长　李烈钧为参谋部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　徐谦为司法部长马君武为秘书长当天，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军政府4总裁联名发表宣言，宣布护法军政府继续执行职务。孙中山南下广州时，一些国会议员随着来到广州。护法军政府原来的7总裁，现在只剩下4个，继续支撑护法军政府的门面，有很大困难。孙中山看到南北军阀如一丘之貉，要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靠护法的旗帜，断断不行。他在国会议员的支持下，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政府。这个决定遭到陈炯明的反对。1921年1月上旬，孙洪伊在非常国会首先动议选举总统。陈炯明闻讯后，除即唆使军警袍社社长魏邦平、副社长洪兆麟反对外，自己也直接出面反对，借口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2A3以上出席，才能进行总统选举，而现在到广东的国会议员仅有220余人，不足法定人数，护法者不能自身陷于违法的地步。2月10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讨论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孙中山主张成立正式政府，又遭到陈炯明的反对，他声称：“但要自己内力充实，外人之承认与否，不必过问。”陈炯明又找议员谈话：“我不忍见孙先生失败，故不赞成速选总统。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要藉口来打，是真自树目标，使人攻击。”孙中山决心一定，他对汪精卫、张继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200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孙大炮！”粤军共有两个军，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兼任第1军军长，许崇清为第2军军长。陈以前属国民党派军人，并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许则为中华革命党员，因此，许被称为孙中山的嫡系将领。军政府改组后，孙中山改任许崇清为国防第1军军长，委任黄大伟为国防第2军军长，这两个军都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陈炯明的粤军第一军所辖原有第1师师长邓铿、第2师师长洪兆麟，陈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3师师长。因此陈炯明的军事实力大。孙中山为了扩充实力，设立了不少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解散。陈炯明兼任陆军总长，却从不出席军政府政务会议。他以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孙中山为了削减他的实权，划广州为直辖市，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的管辖。为早日成立民国政府，4月4日，孙中山在宴请国会议员时，发表演说，指出：外交团不肯交付关余给军政府，北方徐世昌又假总统名义行使职权向外借款。因此力主广东应迅速成立正式政府，选出总统，以谋对抗。如果国会不同意，我将离开广州。4月7日，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议，由参议院院长林森主持，会议通过了周震麟提出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1）大总统依本大纲行使职权。（2）总统应由国会非常会议选出，须得选举之半数始得膺选。（3）总统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海陆军，任免文武官吏。（4）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5）设各部分掌部务，由总统任免。（6）本大纲自宣布日起生效。（7）本大纲施行之日，军政府组织大纲废止。接着进行大总统选举，出席会议的议员222人，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陈炯明并不甘心，他集合部下秘密会议，议决劝孙文勿即日就职，甚至唆使洪兆麟部，拆毁庆祝彩棚数次。但是，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毕竟反映了民心所归，国内各阶层人民热烈拥护。海外华侨悉孙中山当选总统，纷纷来电祝贺。孙中山在4天内就收到纽约、加拿大等地华侨团体的贺电200余封。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发布对内、对外宣言，宣布施政纲领，随后又任命了正式政府军政要职：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　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孙中山对陈炯明仍然采取妥协态度，不但没有削减他的权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职权，他一身而兼4职：陆军总长、内务总长、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在孙中山的说服下，他加入了国民党，并被任命为国民党广东支部长。

第二十六章　共产党人

孙中山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对北洋军阀政权统治是一个沉重打击。北洋政府利用桂系军阀，充当其急先锋，于5月20日下讨伐南方令，命令陆荣廷为两广边防督办，出兵攻粤。陆荣廷公开宣布取消独立，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设署梧州，以“先入粤者任粤督”为诱饵，鼓动桂军向粤桂边境进袭。同时催请北洋政府3路出兵，支援桂军。6月13日，陆荣廷正式下令攻粤，以陈炳焜出梧州，进窥郁南、罗定；以沈鸿英由怀集袭粤北；由申葆藩攻高、廉。同时派杨永泰在高雷、钦廉一带，策动粤军改编的桂军残部起事，以配合桂军的进攻。孙中山来广州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消灭桂系的残余势力，以免留后患。陈炯明顾虑自己出兵广西，广东将归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偿失，不愿进攻广西。孙中山曾经打算身加“大元帅”头衔，自己带兵打广西。但陈炯明又顾虑到孙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仍须由广东负担，对他有害无利，加以阻挠。孙忿怒之下，几次想要削减陈的权力，或解除其省长兼职，使之不能继续掌握财权（财政厅由省长管辖），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是汪精卫之流又从旁劝阻，孙才放弃自己的主张。现在在桂军的猖狂攻势面前，陈炯明才不得不进行反击。孙中山和他讨论讨伐桂系问题，才暂趋一致。粤军以陈炯明为总指挥，兵分3路，迎战桂军。中路由叶举指挥，下辖警备游击第一路杨坤如部18营，陆军第3师魏邦平部6营，陆军第二独立旅熊略部6营，江防司令魏邦平部舰艇30余艘，水兵1000余人，由肇庆进击梧州。左路由翁式亮指挥，下辖陆军第一独立旅翁式亮部8营，警备游击第一路丘耀西部4营，警备游击第六路余六吉部3营，警备游击第七路罗绍雄4营，陆军独立团黎生部3营，由高州南路出发。右路由许崇清指挥，下辖许济、谢文炳部16营，陆军第1师邓铿部10营为总预备队，集中四会、广宁进攻贺县、平乐、桂林。在粤军的进攻面前，桂军节节溃退。23日，三路部队齐临梧州，25日粤军占领梧州城外的金鸡炮台。在兵临城下之际，桂军心惊胆颤，陈炳焜部的刘霸寰却通款粤军，率部反正。刘震寰一面亲率一旅，由双木袭取梧州，一面用电话伪报军情，假称粤军多路袭围梧州，使桂军韦荣昌四面迎敌。刘震寰乘机率部队攻入梧州。桂军阵脚大乱，全军尽散，陈炳焜仓皇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后，陈炯明将总司令部移至梧州。陆荣廷悟急令沈鸿英部进攻英德、三水；黄业兴部由高州北进，既威胁广州，且断梧州粤军后路。但沈鸿英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便不战而退，自任“救桂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黄业兴部在高州抵御不了粤军，退向郁林。粤军由梧州出击，6月28日围攻浔州。驻守浔州的刘达庆见桂军元气大伤，军心涣散，陆荣廷又派其子陆裕光赴浔实行监视，引起刘达庆反感，刘遂宣布独立，与陆荣廷脱离关系。粤军占领浔州后，迅即拿下贵县，向南宁追击。此时桂军将领贲克昭、秦步衢、韦荣昌、韩采凤、黄培桂等纷纷倒戈。翁式亮左路军一下郁林，再下永淳。旋会合中路军，向南宁挺进。陆荣廷迫于形势，不得不通电解职，8月4日，陆荣廷、谭浩明等由南宁逃往龙州。次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许崇清右路军先后攻克怀集、贺县、平乐，锋芒直指桂北重镇桂林。已宣布“反正”的沈鸿英又勾结桂林守将秦步衢，企图借桂林以抵抗。与此同时，唐继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广西，贵州卢焘的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军队拨给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向桂林、柳州方面进军。联军和许崇清部相互配合，向桂林展开猛烈攻势，8月13日，桂军被逐出桂林，逃往全州，并向湘东逃窜。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随后即向南宁退走。孙中山任命陈炯明全权办理广西军事善后事宜。8月8日，陈炯明到达南宁，成立了广西全省善后处，以降将韦荣昌、黄培桂为军事善后督、会办，同时组织以马君武为省长的省政府。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北洋政府当权人物靳云鹏等无法出兵援助，只能接济一批军火。但这批军火由小山丸装载出口，不料还没有开出上海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皖系扣留。这是皖系同国民党合作的又一次具体行动。陆荣廷、谭浩明等在粤军的攻势下，于10月1日向越南河内逃走。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又准备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陈炯明在李烈钧、唐继尧、卢焘等赣、滇、黔联军的配合下，在孙中山的督促下，率领粤军顺利地占领了广西。但是，陈炯明采取了报复主义手法，给无辜的广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陆荣廷是武鸣人，陈炯明率粤军一入武鸣，照例先把东西抢得干干净净，然后纵火大焚，把城厢内外数千家，烧成一片焦土。居民多半是被火烧死，有从火中逃出的，亦即予枪毙，虽90老翁，也不能幸免。他杀小孩的办法，尤为新奇特异，不用枪打，不用刀割，只把棍子削尖，由肛门插进去然后排列地上，好像学生站队一样。被刑的幼孩，有的即死，也有号哭数小时，犹死不了。粤军贩毒包赌，滋事扰民，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些已经暴露了陈炯明正在蜕化为军阀的面孔。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长沙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父亲是位普通农民。毛泽东从9岁起在偏僻的山村读私塾，13岁时便辍学务农，一直到17岁，他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不到一年，便转往长沙，先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了半年书，辛亥革命爆发，他决心参加革命，当了兵。半年后，毛泽东从新军退出，到湖南省一中读书。半年后，他觉得自学更能增加知识，便退学，在定王台下的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半年后由于父亲的干涉，他进入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并入第一师范，一直在第一师范学习到毕业。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已是25岁的青年，有着浓厚的爱国热情，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共同活动，他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有同学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21人参加。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在这年暑假过后，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向长沙各学校散发《征友启事》，应者虽寥寥无几，但其中的罗章龙和李立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新民学会会员从学校毕业了，出路何在，毛泽东立志向外发展。1918年8月，毛泽东去北京，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他通过不久前调往北京大学任教的原湖南一师老师杨济昌的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因而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识，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年3月，他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赴法勤工俭学学员从上海坐轮船去法国后，毛泽东返回长沙。他一面在长沙修业小学当教员，一面创办《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他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掀起驱张运动。并在1920年1月28日，在京组织示威游行，到总理府请愿。他当着靳云鹏的面，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数十罪状。他在北京期间，同李大钊有着密切的联系。5月5日，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这时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正着手筹建共产党，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多次会晤，除了讨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外，还讨论了在湖南建立党组织的计划。毛泽东回长沙后，立即办起“文化书社”，代售《新青年》和其他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有蔡和森、肖子升、李维汉、蔡畅、向警予等18人。蔡和森到法国后大量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心胸豁然开朗。1920年8月中旬，毛泽东刚刚从上海回到长沙便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在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刚刚诞生。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立即拿给比他大17岁的一师同学何叔衡看。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他虽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母仍挤出一点钱来供他上学。何叔衡学习十分努力，在26岁那年考中秀才。他不设法去衙门做事，而是在家乡当私塾教师。37岁那年，他居然去报考湖南第四师范，因此是毛泽东年长的同学。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何叔衡与毛泽东相知日深。何叔衡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相互影响，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和何叔衡看到蔡和森的信后，赞成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召集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会议，讨论用社会主义改造祖国问题，赞成者12人，不赞成者6人。陈独秀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后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小组。于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便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起初只有6人，后来发展到10人。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夏曦、陈昌等。陈独秀在1920年秋让共产党员刘伯垂回湖北，找董必武、张国恩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刘伯垂是湖北鄂城县人，在清末年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陈独秀在日本与他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从广州回湖北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为共产党员。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文件回到武汉，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陈独秀的意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湖北黄安县人。他17岁那年考中秀才，2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见到孙中山。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革命活动，1918年3月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次年春天，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枪杀。董必武逃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此时，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租了一处房子作会址，并邀请董必武、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张国恩便在这所房子内住下。张国恩（又名张眉宣）是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和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从鄂西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遇见了詹大悲，詹大悲住在他们斜对面，詹与他们早就相熟了。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同在渔阳里居住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谈马克思主义，谈列宁，谈十月革命，谈社会主义。董必武从此也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并转向社会主义。1919年秋，董必武和张国恩回到武汉，准备办报，因资金困难未成。董必武遂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办起了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张国恩回武汉后，担任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监，他以前曾在该校当过教师。张有律师资格，又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茶馆相会后，便着手建立党组织。董必武、张国恩在当年夏天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两人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陈潭秋曾积极支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被董聘为英语教师，担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是董必武的密友。陈潭秋是湖北黄冈县人，祖父是清朝举人，16岁考入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年毕业后，他通过同班同学倪则夭的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倪是董的同乡。包惠僧也是湖北黄冈县人，湖北第一师范毕业生，是张国恩的学生。他在1917年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于是他改行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到过上海、广州、北京。陈独秀在1920年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向陈独秀进行采访，作过一些交谈，因而相识。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参加。他们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建立党组织后的活动计划，最后，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众人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了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不久，便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张国恩由于忙碌于律师工作，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党组织成立3个月后退出。1921年春，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离开武汉去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之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在离开武汉时，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在武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恽代英，他从五四运动直到武汉党支部成立，一直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他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该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进步书报杂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对中华大学学生有很大影响。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党支部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也曾同恽代英交换过意见。1921年夏，利群书社召开大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共存社。1921年冬至1922年春，恽代英、林育南、卢斌、项英、李求实等大多数共存社成员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山东济南最早传播新文化的是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山东比较活跃的人物，曾代表山东省议会前往上海，吁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1919年冬，王乐平开办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传播马克思主义。王乐平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位佃家的儿子，12岁才进私塾读书，20岁来到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刚刚来到济南不久，便遇到了五四运动，他代表山东学生会去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对外联系的罗章龙，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通讯员。这使王尽美的思想发了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他的叔父是清朝进士，在山东做县令，写信要他来济南读书。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第二十七章　南湖船头

广东是新思潮传播较早的地区之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广州引起了强烈反响。1919年春，一个叫郑苍生的人在广州建立了“共和工党”，出版《共和工党》月刊，虽然这个组织在1921年秋停止了活动，但其主要成员后来参加了广东党的早期活动，有些人加入了共产党。五四运动爆发后，广州组织了学联和进步团社，出版进步书刊，涌现出一些群众领袖，如彭湃、杨匏安、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等。杨匏安是最早在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杨匏安是广州香山县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由于揭发校长贪污学款，遭到校长忌恨，而被诬入狱。他出狱后为寻求真理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接受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在澳门教书，不久到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1919年7至12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唯物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等十几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10月，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从北京经上海回到广州，他们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学生。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曾任广西提督，因参加反清活动于1907年被捕入狱，辛亥革命后任省议会议员、都督府军事顾问，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方面的训练，擅长写作、武术、骑马，身强力壮。他从15岁起学习英语，在父亲入狱后，他靠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父亲担任省议会议员时，陈公博刚刚20岁，居然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同父亲一荣俱荣。但是，父亲要求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儿子去求学，他便在父亲去世后担任两年教员，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同陈公博在北大同一宿舍的广东老乡谭平山，比陈公博年长4岁，俩人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谭平山看上去比较老练，且具有名士风度，充满浪漫气息。谭植棠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7岁。他朴实无华，忠诚待人，也是1917年考进北京大学的。这3人回到广州后，便和阮啸仙、刘尔崧、周其鉴等取得联系，创办了广东《群报》，并把《群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3人回广州的十几天以前，有两个俄国人来到广州，一个叫米涅尔，一个叫别斯林。他们以苏联政府代表的名义，在广州设立了罗斯塔（塔斯社前身）分社。他们到广州前，先到北京大学找李大钊，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黄凌霜带他们到广州来，介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刘石心、梁一余、梁雨川、谭祖荫7人与他们见面，俄国人同他们交谈了几次，他们欢迎俄国人帮助他们搞革命活动，于是，他们创办了《劳动者》周刊，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并且建立了广东共产党组织。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没有参加由7个无政府主义者和两个俄国共产主义者组成的共产党，他们认为：这个广东共产党，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1920年，广州好戏连台。粤军攻克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民国政府，担任省长的陈炯明于11月写信给陈独秀，邀请他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去广州的问题。李大钊认为，领导广州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1）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2）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希望，认为广东有革命的光荣传统，很想去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于是，他向陈炯明提出去广州任职的3项条件：（1）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2）以广东全省财政收入的1A10拨充教育经费；（3）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陈炯明答应陈独秀的条件，并电促他来粤。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前，把上海发起组书记职务交给李汉俊代理，于12月17日乘船去广州，同行的有袁振英、李季等人。12月25日，陈独秀等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他首先和米涅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同梁冰弦、区声白等7位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开会，研究党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拿出来讨论，7位无政府主义者见内有无产阶级专政等观点，表示不愿接受。虽经陈独秀再三说明，他们仍然反对。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开的，联合起来，会因活动手段、策略不同，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开，各走各的路好。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共产党，北京、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了共产党组织。已在广州的3位学生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在陈独秀出现在大东酒店时，便赶来欢迎。陈独秀对他们办的《群报》很是称赞，要他们不尚空谈，切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踏实的工作，并和他们商谈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在无政府主义者退出党不久，他们重新建立了广东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陈独秀不久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2楼，他在门口贴着上书“看云楼”的白纸。陈独秀在“看云楼”安营扎寨，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以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推荐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委托陈公博办宣传员养成所，培养革命骨干。宣传员养成所不久改为宣传员学校，陈公博任校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是一所培养具有初步共产主义理论知识，向广大工农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校。广州党组织的成员除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外，从上海来到广州的原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李季、袁振英等也参加了广州支部的活动。1921年5月，李达、李汉俊派包惠僧到广州，要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包惠僧也暂时留在广州，参加支部的活动。在留洋学生中，除参加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成立日本小组外，张申府在留法学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从1919年春到1920年底，中国有1600余名青年涌入法国勤工俭学。他们中间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刘清扬、周恩来、陈公培、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傅钟、萧三、陈延年、陈乔年等等。张申府在1920年秋加入北京支部后，同蔡元培一起来到法国。张应里昂中法大学校长吴稚晖的聘请担任逻辑学教授。张申府在法国发展了刘清扬入党，并结为夫妻。张申府、刘清扬发展了周恩来入党。周恩来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他的祖父周殿魁因为当师爷，由绍兴来到苏北淮安，晚年在淮安府山阳县做过知县。周恩来出生于淮安。他刚1岁时，父母将他过继给病危的叔叔当养子，不久叔父病逝。周恩来4岁时，嗣母就教他识字；5岁起便送他进私塾读书。1904年，6岁的周恩来随同父母亲、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并到外祖父家的家塾里读书。1907年夏，母亲病逝，次年7月嗣母病逝。两个母亲去世，家里债台高筑。父亲经别人介绍，去湖北谋事，周恩来带着两个弟弟回到淮安，尽管他只有10岁，却不得不管理家务，因为他的另一位叔父从年轻时就偏瘫在床，家里的事都要周恩来出头。周恩来不但承担了这一切，还到东门附近表舅家的家塾里读书。周恩来12岁时被伯父接到沈阳读书，伯父在那里担任职员，他没有子女，又十分喜爱周恩来。1913年，伯父调往天津工作，周恩来也随着来到天津，并考入南开学校读书。4年后毕业，前往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时回到天津，组织了觉悟社，与李大钊联系，成为天津学生领袖。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在狱中度过半年铁窗生活，出狱后去法国留学。1921年春，有两名青年手持陈独秀的介绍信找到张申府，参加巴黎小组的活动。他们是赵世炎和陈公培。这两位留学生分别在1920年5月和7月由北京经上海赴法国，他们在上海与陈独秀会面，经陈独秀介绍入党。这样一来，巴黎小组便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5人组成，张申府是小组负责人。既然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以及旅日留学生、旅欧留学生都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1921年2月，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给李汉俊，李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他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并寄给陈独秀。陈独秀看后，大发雷霆。他们两人本来就有分歧，现在的关系更加恶化。但陈独秀的威信远在李之上，李无法与陈抗衡，于是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党的工作交给了李达，李达便成了上海党组织的代理书记。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极为关切，1920年8月，根据列宁的推荐，共产国际委任马林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于1921年3月从莫斯科动身，取道欧洲赴上海，当年6月3日到达上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可尔斯基也来到上海。此时维经斯基已回俄国。马林、尼可尔斯基立即同李达、李汉俊接头。二李都能讲英语，李汉俊还会讲德语，马林会讲英语。他们通过交谈，认为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各地党小组各派代表两人来上海开会。马林拿出带来的经费，寄给每位代表路费100元，回去时再给50元。李达分别与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得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同意后，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学生中的党组织或党员，通知他们各派2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至于法国留学生的党组织，因路途遥远，已经来不及，故未通知。北京党组织接到通知后，立即开会讨论谁去上海的问题。李大钊本是当然代表，但他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北大教授，又是北京8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去上海。会议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李大钊指定张国焘参与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张国焘会后便动身南下。张国焘途经济南时停留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济南党员，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确定王尽美、邓恩铭为济南党组织代表。长沙党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由于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人身安全没有保证，毛泽东、何叔衡不得不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武汉党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李达、李汉俊在5月中旬派包惠僧去广州。包惠僧当时已无固定职业，陈独秀就通过友人把他介绍到报馆工作。陈独秀接到上海来信要他本人和2名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召集广州党员在谭植棠家开会。陈在会上说：“第一，我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我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我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公博很想去上海，他当时有点中暑，很想转地疗养；他在上海结合了一个学社，也想趁此机会去办个手续；再者，他去年和李励庄结婚正在戎马倥偬之时，没有度蜜月的机会，正想在暑期中补度蜜月。陈独秀要他去上海开会，正中下怀。陈独秀年长，又是其他人的老师，他讲的话，众人都同意了。于是，陈公博便偕妻子由广州出发，经香港转赴上海。包惠僧则从广州乘海轮直赴上海。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周佛海，于7月中旬到达上海。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李汉俊。各地代表干7月23日前都来到了上海。因上海负有发起之责，又是开会所在地，所以，李达、李汉俊承担了会议的联络、筹备和会务工作。李达交代他的妻子王会悟安排代表住宿的地方。王会悟在上海女界活动中，结识了法租界博文女子学校校长黄兆兰。因博文女校离开会地址较近，行动方便，博文女校师生因暑假均已离校，代表住在那里便于保密。王会悟就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名义，向黄兆兰租借了房间。外地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在大东旅社外，均住进了博文女校。代表们住在陈设简单的房间，有的房间内有简易木板床，有的没有床铺，便在地板上铺了草席。他们寄宿在这简朴而清静的校舍内，开展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工作。中共“一大”会议的地址选择在李书城的公馆里。李书城与李汉俊兄弟已由三益里17号迁往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106、108号，这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106、108号内部打通，共用106号斜度较大的大楼梯。上楼之后，便是李汉俊的房间，朝西走，则是李书城的卧室。李书城此时在湖南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军务。会场设在楼下客堂中间。1921年7月23日晚8时，出席会议的代表三三两两来到会场，他们是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广东代表包惠僧、陈公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日本留学生代表周佛海，共13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可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45岁，其次是马林，38岁，董必武35岁，李汉俊、陈公博、李达31岁，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5岁，周佛海、张国焘24岁，王尽美、尼可尔斯基23岁，邓恩铭20岁，刘仁静19岁。代表们围坐在一张长形餐桌的四周。因陈独秀、李大钊未能出席会议，李达、李汉俊虽然做了会议准备工作，但他们都不喜欢交往，是学者型的人物，不轻易附和别人，爱坦率地表示自己的不同见解，喜怒形于色。他们与马林之间关系不太融洽。马林毫不客气地要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又要他们的工作计划和预算。他们便坦率地表示：中国共产党还未正式成立，是否加入共产国际，还没有决定。共产国际如果支持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按实际情况自由支配。二李与马林差一点吵了起来。张国焘虽然比二李小7岁，但显得圆滑，他既与马林谈得来，又与二李亲密，他成了马林与二李间的协调人。虽然二李为中共“一大”做了筹备工作，张国焘来后，反客为主，筹备工作便落到他的手里，他被推选为会议主席，毛泽东、周佛海为记录。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和会议的议程，提出应讨论的具体问题。接着马林、尼可尔斯基热情地致词，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工作情况，并交流了经验，讨论和起草党的纲领，明确了党的奋斗目标，讨论党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的方针、任务和方法，制定工作计划。7月25日、26日休会两天，由会议选出的起草纲领和工作计划委员会委员董必武、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利用这两天时间起草会议文件。7月27至29日，集中讨论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文件草案。7月30日晚，继续举行会议，但不料发生了意外事件。7月30日晚上的会议刚刚开始，一个身穿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从那扇虚掩的后门，突然闯入会场，朝着室内的人环视一周。众人对这个陌生人的闯入，感到诧异。房主李汉俊问这个不速之客：“你找谁？”“我找社联王主席。”那人答道。附近有一个“社联”，但那个组织没有人姓王，也不设主席。李汉俊颇警觉：“这不是社联，社联也没有什么王主席。”“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哈了哈腰，然后匆匆退了出去。马林具有秘密工作的经验，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这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马林用手猛击桌子，桌子“砰”的一声。马林站起来果断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代表们立即站了起来，纷纷离开。房子里只剩下李汉俊和陈公博。他们两人上楼，在李汉俊的书房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的神经过敏，还是真有包打听的密探作祟。十几分钟以后，果然有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国兵、三个翻译进入室内。侦探和法国兵横眉怒目，像是马上要拿人的样子。先将李汉俊、陈公博监视起来，接着翻箱倒柜地搜查，足足骚扰了两个钟头。只是查到了一些社会主义方面的书籍，抽屉内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字迹模糊，又涂改得很乱，未引起他们的注意。搜查之后，总巡开始询问：“你们开什么会？”李汉俊以房主身份用法语作答：“没有开会，是我请北京大学几位教授和学生，来此商谈编辑新时代丛刊问题。”“为什么家里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是教师并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这些书是作为研究参考用的。”“有两个外国人是什么身份？来这里干什么？”“他们是英国人，北大的外籍教授，暑假来上海谈谈学术问题。”法国总巡得知这是李书城的公馆，而且又未发现他们的活动证据，气氛缓和起来。总巡又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大概有某种政治企图，但现时中国教育尚未普及，还谈不到什么举动，希望你们今后专在教育上下功夫，不要参与政治活动。”说完，便带着一伙人走了。但是，他在四周布下了暗探。代表们离开会场之后，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便穿过小巷，来到渔阳里2号，那是陈独秀的住所，现在住着李达夫妇和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他们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见外面没有异常动静，牵挂着李公馆究竟如何，包惠僧自告奋勇前去打探。包惠僧来到李公馆，李汉俊、陈公博简要地向他介绍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包惠僧临走时，李汉俊要他多转几个圈子再回去。包惠僧返回渔阳里2号，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李达提出：“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众人赞同。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智果寺去开会，他曾在那里住过，愿作向导。但众人觉得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李达的妻子王会悟道：“我有一个主意：我是浙江桐乡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南湖环境幽静，游人不多，湖上有游船可以租，而且距离上海较近。到南湖开会比去杭州更为适宜。”众人称善。当即决定，会议不应拖延，要抓紧进行，明天就去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当晚，王会悟去上海车站，了解次日开往嘉兴的客车班次与时刻。

第二十八章　叛逆之谋

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上海车站。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分两批乘车南行。第一批由王会悟带着几位年纪较大的代表，先乘早班车出发，第二批由李达带着，乘后一趟列车续行。马林和尼可尔斯基因为过于引人注目，不便去嘉兴，李汉俊因受到监视，也就留在上海。陈公博先在李汉俊寓所受了一场虚惊，从那里出来时又有暗探跟踪，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把“尾巴”丢掉，回到大东旅社睡下，次日黎明，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发生了一起骇人的凶杀案，把他夫妇吓得魂不附体。早上5点多钟，陈公博从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个女人凄厉悲惨的呼叫。被谋毙者为一衣服华丽之少妇。大名鼎鼎的大东旅社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立即引来好几位新闻记者，但那杀人凶手早已远飏。7月31日晚发生了法国巡捕搜查“一大”会场事件，31日晨又发生了大东旅社杀人案。一夜之间两次受惊，吓得陈公博不敢再在上海停留，31日晚即与妻子一起乘车去杭州。所以，陈公博也未出席南湖会议。上午10时左右，代表们先后来到嘉兴车站。王会悟在南湖附近的鸳鸯湖旅馆，为代表们开了房间，让众人洗脸，吃粽子，暂且歇息。她托旅馆帐房先生代租画舫。王会悟又与李达、张国焘等人来到南湖烟雨楼观察周围环境，选择画舫划行的合适路线和停靠地点。准备工作就绪后，王会悟领着众人来到湖畔，通过摆渡的小船，登上了事先租好的画舫。这是一艘比较华丽的游船，雕梁画柱，陈设考究。在宽平的船头上搭有凉篷，便于遮阳挡雨，观赏风景。后舱是供游客休息和船工夫妇住宿的。为了会议安全，众人带着乐器和麻将牌，并在中舱备有酒菜，以游客的身份作掩护。王会悟则装扮成歌女模样，在画舫前舱放哨。众人围坐在中舱的八仙桌四周的太师椅上。八仙桌上放着一套宜兴紫砂茶具。沏有龙井绿茶，将麻将牌摆在八仙桌上，若有别的画舫从近处经过，众人便拿起麻将。11时许，下起了小雨，游人渐渐散去，湖面上更为清静。会议开始了。这次会议讨论通过纲领和决议、党的成立宣言，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党的纲领和决议，已在前几次会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因而获得一致通过。在讨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时，对南北政府的看法有分歧和争论，便决定把成立宣言交即将组成的中央局处理。最后选举中央领导机构。众人认为，全国党员人数不过50人，各地组织尚不健全，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总书记，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陈独秀未出席会议而被选为总书记，一则因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并在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起了主导作用，享有很高的声望；二则列宁要马林向中国共产党传达他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点。下午6时左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当晚，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中共“一大”闭幕以后，马林多次提出要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回沪任总书记，又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请他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陈独秀在广州还同汪精卫、戴季陶等人一起兼任政务员职务。他南来广州，目的是推进广东革命事业，现在需要他回上海，他立即致函陈炯明要求辞去职务。陈炯明从广西桂林回电，极力挽留，并劝陈独秀：“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退志为要。”陈独秀辞职不获，只得借口医治胃病请假离粤。9月中旬，陈独秀回到上海，仍住在渔阳里2号。从这时起，他就没有谋生的职业，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党组织只能发给脱离生产的共产党员每月30—40元生活费，这点钱当然不够陈独秀一家开销的。他虽然经常给党刊写文章，可给党刊写稿是没有稿费的。商务印书馆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当时商务印书馆招聘的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的，但陈独秀表示：“月薪不必多，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我的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最后确定：陈独秀月薪为300元。但不久，陈独秀因党内事务而辞去名誉编辑。他经济上常常发生困难。陈独秀到达上海的第二天，便同马林见面会谈，他们在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争论，马林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制定。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必要国际的经济援助。因此，谈了几次都谈不成。有一次，马林的翻译张太雷跟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不能例外。”陈独秀出人意料地一拍桌子，道：“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罢，拿起皮包出门要走。张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请他坐下来谈。陈独秀不理，很气愤地走了。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平时和同志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砸茶碗，发作起来，过后才觉得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他的作风生硬粗暴的老毛病，在担任中共总书记后，时常爆发。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李达的批评未免偏颇，但陈独秀的粗暴作风，确是一大缺点。在中央工作的只有他和李达、张国焘3人，别无工作人员。3人聚会常在陈独秀的住所楼下的客堂间或统厢房里。他们商定宣传工作，仍以《新青年》为公开宣传刊物，由陈独秀自己主持。李达编辑《共产党》月刊，作为秘密宣传刊物。张国焘主持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中央局还决定成立人民出版社，出版15种共产主义读物。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位“白相人”突然从陈独秀的前门闯了进来。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加以阻拦，那3人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甚是惊疑，想从后门出去，但见后门已有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来了两部汽车，随车来的巡捕把陈独秀、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共5人逮捕，《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来到法租界巡捕房后，陈独秀报了假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名。

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去陈家访问时也立时被捕。褚辅成到巡捕房后，一见陈独秀在就拉住他的手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们拉到这儿来了。”这下陈独秀暴露了身份。巡捕房查清邵力子、褚辅成的身份后，即释放。第二天会审，公堂审问，说包惠僧等4人是陈独秀的党徒。陈独秀说：“他们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妇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与客人无关。”法庭将高君曼释放，其他4人仍关押在狱中。陈独秀对包惠僧说：“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可能要判七八年刑。我打算坐牢，你们出去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李达为了营救陈独秀，通报各地组织派人到上海来，并电请孙中山先生设法营救。孙中山打了电报给上海法租界的领事。各大报纷纷登载陈独秀被捕的消息，闹得满城风雨。10月7日，褚辅成和张继等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但得随传随到。10月9日，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也被保释出来。马林请了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10月19日，法庭判决：除陈独秀外都获释。26日，法庭结案：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陈独秀等出狱以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5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这才顺利结案。马林与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使陈独秀这位很重感情的人，顿时增进了对马林的感情。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以前的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解决，从此，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的支援。陈独秀加大马力工作，他签发《中央通知》，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各区，到明年7月以前发展党员30人，成立区执行委员会；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须超过2000名，中央局宣传部必须出版共产主义书籍20种以上；全力组织全国工会。上海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后不久，即在北京、武汉、湖南、广州、山东设立了分部，分部负责人分别是罗章龙、邓培（北京），包惠僧、林育南（武汉），毛泽东（湖南），谭平山、冯菊城（广州），王尽美（山东）。1921年底，蔡和森、李立三等从法国回到上海，立即被批准吸收为党员。陈独秀留蔡和森在中央工作，派李立三到湖南从事工运。孙中山在平定广西后，为了北伐大计，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他自己于1921年10月17日乘军舰出巡广西，来到梧州。他在梧州接连召开了几个军事会议，并召驻节广西首府南宁的陈炯明来梧州商讨北伐事宜。但陈炯明竟托词拒召，使孙中山出巡广西之行，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孙中山委曲求全，立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会商北伐问题，要求陈调粤军40营参加北伐，并供应北伐军饷。陈既不敢公开抗命，也不作明确承诺。孙中山对陈耐心开导，提出或者派陈为北伐主帅，自己留守后方作支援北伐的工作；或者是自己率军北伐，陈炯明留守后方支援北伐。陈炯明表示愿意留守后方，每月接济北伐军50万元。孙中山返回梧州决定先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然后取道湖南大举北伐。陈炯明则回广州主持广东政务。孙中山于12月4日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此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与孙中山会面。孙中山与马林先后会谈了3次，马林向孙中山介绍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红军的政治训练等情况，并向孙中山建议：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表示欢迎，虽然他当时只想同苏俄建立非正式的联系，但这次会见增强了他对共产国际和苏俄的了解。会见后，孙打电报给广州的廖仲恺等人，说他见过马林，心里非常高兴。孙中山又介绍马林到广州同廖仲恺等人会面。送走了马林，孙中山倾全力于北伐的准备工作，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整饬云集在桂林的5万大军。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下令北伐，以李烈钧为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兵分两路；李烈钧率滇、黔、赣各军为第一路进攻赣南和鄂东；许崇清率本部粤军为第二路联合湘军，出湖南，直攻武汉。

陈炯明却勾结吴佩孚，反对北伐，又联合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他在“库储支绌，亟须统筹收束”的借口下，一次裁兵达20营之多，这对北伐无异于釜底抽薪。陈对于接济北伐的承诺，以两面派的手法，加以抵制。时近半年，汇至桂林的款不足10万，子弹未送一颗。

粤军参谋长兼1师师长邓铿，早已倾心孙中山，北伐军的军饷全靠他和廖仲恺合力筹解。陈炯明对邓十分恼怒，3月21日，他派人去广州火车站暗杀了邓铿。邓铿被害，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孙中山立刻召开大本营紧急会议，决定变更北伐计划，下令在桂各军改道江西，为避免陈炯明的阻挠，秘密返粤，继续北伐。不料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接到命令，却派人向陈炯明告密。陈炯明秘密调去驻浔州一带的叶举、杨坤如部50余营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1、2师加强戒备，企图以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粤。

4月9日，北伐军行抵濛江，即遭到防守该地的陈炯明部的阻拦。孙中山下令不得阻止北伐军的行程，否则武力对待。陈军因兵力尚未集中，只好作罢。孙中山率北伐军抵达梧州，电召陈炯明来梧面商北伐问题，却遭陈炯明的拒绝。孙中山再派廖仲恺到广州力劝陈炯明赴梧州与孙中山面商北伐问题，陈炯明不但拒绝前往，而且以电辞本兼各职相要挟。孙中山准陈炯明辞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部总长之职，保留其陆军总长一职，令其先返海丰家中休养，以示警告。陈炯明即调动部队，令叶举、熊略、翁式亮诸将抛弃广西，尽调率所部回粤，又令省垣各将积极备战，力拒北伐军东下。但是，广州城的部队为1、2师，1师师长梁鸿楷以邓铿死事可疑，2师将士以师长洪兆麟在沪态度不明，都拒绝陈炯明的调遣，3师师长魏邦平则倾向孙中山。叶、熊、翁诸部在桂又为驻梧北伐军所拒守，难以返粤。陈炯明无力抵抗，遂于4月12日深夜退走惠州。

蒋介石等力主进攻石龙、惠州消灭陈炯明，然后回师广西消灭叶举所部。他向孙中山说：“先生，如果不彻底解决陈家军问题，将来后患无穷，我也只有辞职而去。”孙中山以陈炯明叛迹未彰，粤军在桂奋斗数年，尤须保之，对蒋介石的意见未加接纳。他主张对陈炯明施以殊恩，当能感奋。蒋介石便回浙江奉化给母亲守制去了。他在离开广东时给陈炯明写一封信，劝曰：吾公如能深信中正之言，采纳一二，勿听细人之谗，勿堕宵小之计，服从总理，共图北伐，则中正虽守制未终，尚思待罪疆场，执鞭以从，聊供指臂之助。4月23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即委任陈炯明为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并向陈炯明表示：“不生异词，必当倚任如前。”他又派伍朝枢、古应芬、居正、廖仲恺、马君武、汪精卫、程潜等到惠州、敦促陈炯明回省城。许崇清、魏邦平、梁鸿楷、李福林、黄大伟、李云复、徐军雁等粤军将领，致电陈炯明，劝其返穗。

但陈炯明拒绝出任北伐军第一军总司令，声称“自今后，息影田庐，躬耕养母。”

孙中山以极其恳挚的言辞，给陈炯明发去了电报：“革命既无半途而废之理，十年患难道义之交，一旦相弃，纵弟不求谅于人，兄则何忍为之。望兄速取消退隐之志，投袂而兴，终始国事，庶几执信、仲元得以瞑目。”陈炯明表面上造成放刀成佛、卖剑买牛的假象，暗地里却积极筹兵备械，图谋不轨，设下“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诡计。他从广州退回惠州时，就从广州兵工厂、永济火药库及汕尾兵工厂带走大批枪支弹药，并在一个月内，添募40余营新兵，为发动叛乱积极作准备。

孙中山对北伐抱着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精神，于5月6日从广州赴韶关督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他举行北伐誓师大会，发布总进攻令，北伐军分3路6防线，向江西发起进攻：李烈钧任中路总指挥，以滇军朱培德三旅、黔军谷正伦三旅、赣军李明扬一旅为中路第一线，曾昭所部滇赣联军10营为中路第二线，进攻大庚、南康；黄大伟任右翼总指挥，以本部一旅，李福林8营、赖世璜一旅为右翼第一线，又以梁鸿楷所部全军为右翼第二线，进攻三南、信丰；许崇清任左翼总指挥，以粤军关国雄、吴忠信等二旅为左翼第一线，又以边支炳所部全军为左翼第二线，联络湘军，攻仁化、汝城等。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直系军阀陈光远弃城而逃。随后，北伐军进据吉安，直逼南昌。正当北伐军跃马挥戈、节节胜利之时，陈炯明发动了反革命叛乱。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于5月18日率部进入广州，设总指挥部于白云山郑仙祠。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各职，并罢免伍朝枢、胡汉民、蒋尊簋、廖仲恺、谢慧生、程天斗等人之职，革除许崇清军长职务，粤军全部归陈炯明管辖，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孙中山始终动以至诚，采纳汪精卫的建议，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仍以两面派的手法对付孙中山，表示：“愿竭能力以副委任。倘有不听吾命令而反对中山者，吾惟有自杀以谢国人”，暗地里却加紧筹饷，并密令叶举诸部接收兵工厂，占领石井军火药库。在粤汉铁路沿线布防，在新街铁路站以南一带抢修碉堡和战壕。

叶举诸部盘踞广州，向财政部闹索饷风潮。孙中山令廖仲恺筹款清还军饷。他们领取军饷后，又故意向省银行强迫兑现，造成挤兑风潮，引起社会秩序的混乱。乱云飞渡，形势日益险恶。廖仲恺为了稳定广州局势，电请孙中山返穗坐镇，震慑邪气。6月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致电陈炯明速来省共商大计，陈炯明拒不应命。陈炯明加紧与吴佩孚勾结。北洋政府自直皖战争结束之后，形成了直奉两系联合执掌政权的局面。但是，由于靳云鹏内阁倒向直系，奉系则暗中联络皖系的残余势力，并与反直各派力量结成联盟，总统徐世昌亦对直系的专横不满，意欲引奉系为己援，遂应张作霖要求，准靳云鹏辞去内阁总理之职，任命梁士诒为内阁总理。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反对梁士诒，而吴佩孚这时已成天之骄子，他通电痛诋梁士诒媚日卖国。梁士诒在舆论的攻击下，请假去天津，张作霖则通电为梁氏辩护。吴佩孚发出反奉通电：“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梁士诒出走后，国务总理由外交总长颜惠庆暂代。

1922年4月初，吴佩孚偷偷地派人去广东，与陈炯明联系，要陈炯明武力反对孙中山北伐。4月中旬，奉、直双方都布好了阵，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奉军号称镇威军，设总司令部于落垡，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分3路出兵。4月29日，直、奉大战爆发，双方在东路马厂、中路固安、西路长辛店展开猛烈战斗。这次战争只打了6天，奉军损失惨重，死伤3万多人，被俘4万多人，可谓损兵折将。

老官僚徐世昌自觉失算，他没料到奉军会败得这么快，只好下令通缉战争祸首梁士诒、叶恭绰（梁、叶已逃往日本）。吴佩孚对此不以为然，对记者说：“不惩办张作霖，誓不罢休。”

徐世昌不得不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张作霖尚有东三省地盘，遂宣布东三省独立，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此时，吴佩孚又秘密派人与陈炯明密约，吴佩孚在北方驱逐徐世昌，陈炯明在南方推翻孙中山，然后南陈北吴携手，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共同主宰中国政局。其步骤是：以黎元洪复位为第一步，藉黎之昏懦，利用废督裁兵，打倒曹锟以下各省督军，不成，则黎受其祸，再利用国会，急选总统，有机会则吴、陈出场，机会未熟则或举伍廷芳、蔡元培文人为正副总统，为吴、陈暂时之过渡。曹锟也想夺取最高统治地位，一统南北，成为全国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他和吴佩孚在铲除徐世昌问题有着共同的目标。于是，他们用“恢复法统”之名，恢复旧国会，让黎元洪复位。暂时过渡一下，然后再由旧国会把他们捧上台。

吴佩孚发出恢复旧国会的通电，旧国会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吴景濂等立即在天津设立第一届国会议员通讯处，5月24日，又成立了“正式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一些直系军阀根据曹锟、吴佩孚的旨意，纷纷发表通电，要求北南两总统同时退位。旧国会众参两院议员203人于5月31日发表宣言，宣布即日行使国会职权，取消南北政府，另组合法政府。徐世昌见大势已去，决意辞职，于6月2日下令，由国务院摄行职务，自己乘车去天津。吴佩孚不失时机地发出通电，曹锟也领衔10省督军、省长联名发表通电，称徐氏既退，请黎元洪复职。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拥戴”下，于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组内阁，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一上台，陈炯明便遵约配合吴佩孚，加紧策划推翻孙中山的活动。

第二十九章　祸生肘腋

黎元洪一上台，立即下令撤销对孙中山的通缉令，并电邀孙中山入京筹商国事；内阁组成后，黎元洪和一些内阁成员分别发电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并电邀唐绍仪、陈炯明、岑春煊、谭延闿等来京共商大计；与此同时，吴佩孚等直系军阀除要求孙中山下野外，也分别电请孙中山、伍廷芳、李烈钧等北上共谋国是。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造成“全国统一”的气氛。

南方人士已看出这是虚伪的表示，加以拒绝，被邀人士无一北上。其中，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职，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职。伍廷芳发出通电，认为黎元洪复职没有法律根据。李烈钧态度更为强硬，联名发表通电，斥骂黎元洪叛国，说他和旧国会都是直系军阀的傀儡。结果，黎元洪拉拢西南人物入阁的计划落空。

陈炯明秘密策划推倒孙中山，但他的兵力不足，北伐军兵力逾4万人以上，他的兵力不满1．3万人。利令智昏的陈炯明于1922年6月13日跨出了最后的一步，召集叶举等人在石龙秘密召集会议，讨论叛乱军事部署。他们认为，要阻止孙中山北伐，就要断其财源，拘捕廖仲恺，锁住“孙大炮的荷包”。

6月14日，陈炯明给廖仲恺打来一封电报，假称请廖到惠州领款及协商要事。廖虽然感到陈炯明居心叵测，但为了争取陈炯明悬崖勒马，于15日如约前往惠州。他刚抵石龙资产阶级哲学学说和派别之一。产生于19世纪上半期，创始，陈炯明就密电将廖仲恺扣留，旋将廖囚禁在广州西郊石井兵工厂。同日，叶举在白云山调动部队，作好炮击观音山总统府和粤秀楼的准备。孙中山接二连三接到报告：“陈家军将谋不轨，请暂作回避。”但孙中山认为，“竞存恶劣当不至此”。直到16日晨2时，又有一军官向孙中山报告：“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2时出发，并声言备足20万，以为谋害总统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3日。”

16日3时，总统府的粤秀楼上已听到敌人出发的号音，于是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辎重队长陆志云催促孙中山立即离开。孙中山才化装成医生，出粤秀楼，几经周折，到达海珠海军司令部，旋乘小艇到白鹅潭，登上楚豫舰。叶举指挥陈家军分兵3路向总统府和粤秀楼发起进攻，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敌人一面用步枪、机关枪、大炮向总统府和粤秀楼狂轰乱射，用煤油烧毁粤秀楼到总统府的栈桥，以断孙中山的退路；一面派兵埋伏于总统府四周民房内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意大利德拉F沃尔佩（Galvano，以便孙中山乘车出总统府时，加以狙击，企图置孙中山及总统府警卫队于死地。50多名总统府警卫队员在团长陈可钰、营长叶挺、薛岳、卫士队队长姚观顺等人的带领下，对敌人的围攻，展开了顽强的反击，多次击退叛军的轮番进攻。上午10时左右，警卫队伤亡过多，被迫放弃粤秀楼。叛军放火焚烧粤秀楼，孙中山的著作手稿及珍贵藏书，都被大火吞没。警卫队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孙中山脱险，同敌人激战，到下午3时，叛军仍然无法攻克总统府。4时，叶举请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派出军使马毓藩与警卫队团长陈可钰讲和。正在谈判间，叛军乘警卫队毫无戒备，不顾信义地冲开总统府前面的两层铁门，一轰而进，大肆抢掠总统府的枪弹、财物。

警卫队只好撤退出总统府，为掩护孙中山而留守在总统府的宋庆龄，也在叶挺和孙中山的副官马湘、黄惠龙等人的护送下，脱离险境。孙中山脱险后，率领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7舰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据点发炮轰击。叛军巡河兵舰也向军舰炮击，静谧的白鹅潭，硝烟弥漫、恶浪滔天。双方激战多时，孙中山才因陆上没有支援，只好率舰退回黄埔。

6月18日，孙中山电告在宁波的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26日，蒋介石风尘仆仆地赶到黄埔，一见孙中山单膝跪下说：“先生，我来迟了！”孙中山连忙扶起他，感慨万端：“难得你这样忠诚，不畏艰险。当初，你因为我不肯讨伐陈炯明，便弃我而走，现在想来，倒是你有先见之明。”遂将海上指挥大权交给了蒋介石。

陈炯明见武力威胁未逞，便指使亲信利用省议会名义，强迫各社团，联名电促孙中山下野。他又致电伍廷芳：“切劝孙公，敝屣尊号，示天下无私。”伍廷芳不为所动，以总统府外交总长的身份，照会驻粤各国领事，严守中立，勿助叛军。7月1日，陈炯明派钟荣光持函到永丰舰虚伪地向孙中山表示：“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但他最后仍要孙中山下野，离开广州。孙中山对陈炯明严词痛斥。陈炯明不惜重金，诱贿海军，以分化拥护孙中山的海军力量。心怀异志的海军司令温树德在陈炯明的诱迫下，秘密地与叛军签订了议和条件。他在7月8日晚接受了陈炯明的26万元贿赂后，擅自率领海圻、海琛、肇和3大舰息灯起锚，离开黄埔，驶出莲花山河面。叛军以为3大舰离开黄埔后，孙中山的座舰永丰舰等就完全暴露在鱼珠炮台的火力监视之下，黄埔后方的海心岗水深仅有6尺，军舰难以通过，后路已绝。鱼珠炮台封锁前路，永丰舰等或困死于黄埔，或葬身炮火之中。

但孙中山早有准备，他事先派人测得新的航道，永丰舰等从容地摆脱敌人炮火封锁，移碇新造村河面与马伯麟驻守的长洲要塞互为犄角，陈炯明谋害孙中山的阴谋再次破产。不料，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率部反戈，7月9日长洲炮台为敌人占据，停泊在新造河面的永丰舰等，顿失屏障，处境险恶。孙中山于10日拂晓，率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璧等舰，开足马力，驶向白鹅潭。沿途遭到叛军猛烈的炮击，永丰舰连重6弹。孙中山命令各舰还击，迅速压制叛军的炮火，舰队终于冒着纷飞的炮火，穿过叛军的层层封锁，驶入白鹅潭。

白鹅潭紧连沙面租界，叛军不敢向舰队开炮。但英国粤海关税务司却派人到永丰舰，以白鹅潭为通商港口和毗邻沙面租界为借口，无理要求孙中山撤离白鹅潭。孙中山严词痛斥：“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决不受无理之干涉。”陈炯明再次图谋谋害孙中山，派人在永丰舰下布下水雷，幸好潮水退落，永丰舰刚刚掉转船头，未造成伤亡。陈炯明一计不成，又设一计，他派人在江门装修钢板小轮船32艘，招募敢死队300名，偷袭舰队。又计划贿买孙中山舰队士兵，发炮轰击沙面租界，造成纠纷，嫁祸于孙中山。

孙中山曾在陈炯明叛乱的第3天电令李烈钧、许崇清等北伐军回师广东，讨平叛逆。6月23日，北伐军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迅速回粤靖难。26日，粤军第二军、滇军、福军之全部及粤军一师回师广东，李烈钧等部留守赣境，以作后援，但是，粤军一师梁鸿楷在回师途中率部擅自脱离队伍。7月2日，北伐军到达粤境，决定兵分数路向韶关、翁源叛军发起进攻。陈炯明抽调叛军翁式亮、杨坤如等几十营兵力，并利用有利地形，密布铁丝网，构筑防御工事，布置2道防线。7月10日，双方展开正面交锋。由于叛军防御工事十分坚固，双方鏖战多日，成相持局面。7月17日、18日，北伐军向翁源展开猛烈进攻，叛军虽然死命防守，终究抵挡不住北伐军的锐利攻势。北伐军遂于18日进占翁源城外诸高山，翁源城内4000余叛军退出城外，埋伏在战壕里，当北伐军乘胜攻城时，伏军突起。于是，两军在城外展开血肉相搏战。深夜，北伐军派出飞机在英德附近沙口地方，抛下炸弹。翁源叛军恐后方被包抄，赶紧退却，北伐军占据翁源。是役，双方阵亡不下千人。

陈炯明要求吴佩孚派兵夹击北伐军。吴佩孚调沈鸿英部由湘南配合蔡成勋部，会攻留赣的北伐军。李烈钧部被迫退回粤境。陈炯明调动叛军多部增援翁源。两军在翁源苦战多日，直到7月26日，叛军锐气渐挫，全线开始向韶关退却。北伐军一直追击逼近马坝车站和韶关车站。不料，投敌的梁鸿楷师于28日赶来，与连续苦战的北伐军作战。北伐军已疲备不堪，遂退回火山一线，在以后的几天内，继续后退。8月3日，北伐军在南雄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东西两路撤退。许崇清、李福林等部经江西入福建，李烈钧、李明扬、赖世璜等部经湘南进广西，继续讨逆。8月9日，坚守在白鹅潭的孙中山得知北伐军回师失利，他已是孤军无援，决定离粤赴沪。下午3时，他乘英舰“摩轩号”到香港，次日，改坐“俄国皇后号”赴沪。

陈炯明对与孙中山有联系的国民党人，下令“剪草除根”。于是广州叛军，对于民党党员，大行屠杀，凡与民党稍有关系者，格杀无论。李烈钧、许崇清、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等在广州的居处财产，也被叛军洗劫殆尽。孙中山的家乡香山也遭叛军洗劫。叛军在香山的残暴凶淫，有史未见。8月15日，陈炯明由惠州回到广州，僭任粤军总司令。8月18日，何香凝来到白云山找陈炯明，要他释放廖仲恺，并说：“仲恺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们说仲恺帮孙先生筹款，难道仲恺没有帮助过你吗？你在漳州两年多，帮助你的不是仲恺吗？”陈炯明考虑到贸然公开杀害廖仲恺，于己不利，便下手令释放廖仲恺。何香凝估计陈炯明要派人暗杀廖仲恺，动员廖仲恺立即离开广州。19日凌晨3时，廖仲恺同何香凝坐小船到白鹅潭，再转大轮赴香港，然后赴上海。

上午10时，陈炯明派士兵去抓廖仲恺，结果扑了个空。退往上海的孙中山发表讨伐陈炯明的宣言，历数陈炯明的罪行。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决定利用直系与皖系的矛盾，与皖系合作，利用段祺瑞的势力驱逐投直的福建军阀李厚基。

10月，孙中山将驻扎福建的北伐军改为讨贼军，任命许崇清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黄大伟、李福林为第1、3军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讨贼军在驻闽皖军王永泉的配合下，多次打败了李厚基及增援的直军唐谟部，迅速占领了福州，并计划取道闽南进攻潮汕。孙中山又派邹鲁以特派员名义驻香港，负责策划与驻广西的滇、桂军及驻西江的粤军联系，组织滇、桂、粤军联合的西路讨贼军，东下讨贼。林直勉、邓泽如、廖湘芸等，也奉命入桂，进行策反工作。陈炯明对孙中山无日不在戒备之中，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福建的讨贼军，派叛军尹骥、李云复、黄风伦、翁式亮、钟景棠各部，配合直军进攻北伐军。叛军在闽南肆意抢劫财物，污辱妇女，被暴军强奸致死的良家妇女，竟以数百计，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许崇清讨贼军迅速地击溃了叛军，叛军溃退潮汕。人怨甚深的李厚基和直军，同样在惨败之余，退出闽境。

陈炯明把广西方面交给桂军名将林虎，指令桂军第1师刘震寰部和粤军四师归林虎管辖。刘震寰久想取得广西总司令的地位，因而对陈炯明不满，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香港同邹鲁密谈，表示加入讨陈队伍，孙中山委任刘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最有势力的沈鸿英部，也不满于陈炯明扶植林虎的作法。孙中山通过岑春煊的关系，将沈鸿英争取过来，委任他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中山又把滇军张开儒部争取过来，委任掌握实权的张开儒部将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