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阅读本页时间：-
第三章 苏黎世联邦工学院，
1896—1900
莽撞无礼的学生
1896年10月，17岁的爱因斯坦考入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这所学院当时共有841名学生，主要是一所技术师范学院。它虽然名气不如附近的苏黎世大学以及日内瓦和巴塞尔的大学，这些学校都可以授予博士学位[直到1911年苏黎世联邦工学院（Eidgenössische Polytechnische Schule）更名为“联邦理工大学”（Eidgenöss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简称ETH）时才具有这一资格]，但在工程和科学方面却有着良好的声誉。物理系主任韦伯最近争取到了一幢崭新的大楼，由电子行业巨头（也是爱因斯坦兄弟公司的对手）西门子公司出资兴建。楼内有一批以精密测量而闻名的示范实验室。
爱因斯坦等11名新生接受了“数学和物理学专业教师”培训。他住在学生公寓里，每月从科赫亲戚那里拿100瑞士法郎的定期津贴。每个月他要从中拿出20法郎交给政府，这是成为瑞士公民所必须缴纳的费用。[88]
广告：个人专属 VPN，独立 IP，无限流量，多机房切换，还可以屏蔽广告和恶意软件，每月最低仅 5 美元
19世纪90年代，理论物理学已经日趋独立，欧洲出现了不少该领域的教授。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荷兰的亨德里克·洛伦兹、维也纳的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等人就是第一批理论物理教授。他们将物理学与数学结合在一起，为实验物理学家指明前进方向。因此，数学必定是爱因斯坦在联邦工学院的主要必修课。
不过，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直觉能力还是要强于数学。在探索新理论的过程中，他尚未认识到这两门学科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联邦工学院的四年学习中，他所有的理论物理课程都得了5分（满分为6分），而大部分数学课，特别是几何学，都只得了4分。他承认：“学生时代的我还不明白，更深入地理解物理学基本原理是同最复杂的数学方法联系着的。”[89]
这种领悟要到10年之后才能浮现出来。那时他正在为引力理论的几何学而绞尽脑汁，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一位曾经称自己为“懒狗”的数学教授的帮助。“我已经开始变得对数学充满敬意，”他1912年给同事写信说，“直到现在，我还愚蠢地将数学中比较精妙的内容当成纯粹的奢侈。”到了晚年，他在与一位年轻朋友彼得·巴基谈话时，也有过类似的悲叹。他说：“早先我以为一个成功的物理学家只要懂得初等数学就够了，但后来我十分遗憾地认识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90]
韦伯是这里主要的物理教授。一年前，爱因斯坦给这位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爱因斯坦没能通过联邦工学院的入学考试，他敦促爱因斯坦留在苏黎世听他的课。入学之后，他们在头两年里依然相互褒奖。韦伯的课是少数几门令他印象深刻的课。“韦伯讲授热学的技巧高超而娴熟，”他在第二年写道，“他上的每一门课我都很喜欢。”他“怀着极大的热情”在韦伯的实验室中工作，选修了他的十五门课（五门实验课，十门理论课），而且考得都很好。[91]
不过，爱因斯坦渐渐对韦伯失去了兴趣。他感到这位教授过分专注于物理学的历史基础，而不注重当下的前沿。“他不关注亥姆霍兹之后的一切东西，”当时有人这样抱怨说，“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它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
韦伯在课上没有讲述的内容之一就是麦克斯韦的重大突破。从1855年开始，麦克斯韦提出了深奥的理论和优雅的数学方程来描述像光这样的电磁波是如何传播的。“我们企盼着能够讲讲麦克斯韦理论，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另一位学生写道，“爱因斯坦失望透了。”[92]
爱因斯坦向来直来直去，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受。韦伯则出于体面，对爱因斯坦愤懑的倨傲态度大为光火。到了第四年年底，他们已经到了几乎水火不容的境地。
韦伯对爱因斯坦的愤怒再次证明，爱因斯坦的科学和个人生活多么受制于那个施瓦本灵魂深处的东西，即习惯于挑战权威，不服管制，对公认的观点缺乏尊重。例如，他经常漫不经心地称韦伯为“韦伯先生”，而不是“教授先生”。
韦伯教授的愤怒最终还是胜过了赞赏，他对爱因斯坦的断言让人想起了几年前慕尼黑高中的那位气急败坏的老师。“爱因斯坦，你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可以说聪明过人，”韦伯对他说，“但你有一个大毛病：你从不听别人说什么。”这种评价不无道理。不过爱因斯坦将会表明，在世纪之交的那个波谲云诡的物理学世界，不去理会时下的流行观点不无裨益。[93]
爱因斯坦的无礼也冒犯了联邦工学院的另一位物理教授让·佩尔内，他负责爱因斯坦的实验课和物理实习。在佩尔内开设的“物理实验入门”课上，他给了爱因斯坦最低分1分，从而在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名声：他使爱因斯坦的一门物理课没有通过。爱因斯坦很少来上这门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根据佩尔内的书面建议，1899年3月，“由于对物理实习课不够重视”，爱因斯坦受到“校长的一次申斥”。[94]
有一次，佩尔内问爱因斯坦为什么要研究物理学，而不是医学或法律等领域，爱因斯坦回答说：“因为我在那些学科上的天资更浅。我何不在物理学上碰碰运气呢？”[95]
有那么几次，爱因斯坦终于光临了佩尔内的实验室，但他那独立的个性有时又会惹上麻烦。比如有一天，老师让他按照纸上的说明做一个特殊的实验。“凭借着一贯的独立性，”卡尔·塞利希说，“爱因斯坦自然将这张纸扔进了废纸篓。”他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实验。佩尔内问一位助手：“你拿爱因斯坦有什么办法？他总是不照我说的去做。”
“的确如此，教授先生，”助手回答说，“不过他的解答是对的，使用的方法很有意思。”[96]
终于，这些方法使他受到了惩罚。1899年7月的一天，他在佩尔内的实验室酿成了一次爆炸，右手“伤势严重”，不得不到诊所缝合伤口。这次事故使他至少在两周内难以拿笔写东西，小提琴就更没法拉了。“我的小提琴只能弃置一旁，”他写信给曾经在阿劳同台演出的一位女士说，“它肯定感到很奇怪，自己竟然再没有从黑匣子里出来过。或许它以为，自己遇上了个继父吧。”[97]不久，他又可以重新拉琴了，不过这次事故似乎使他更加热衷于当理论家而不是实验家了。
尽管他对物理的重视甚于数学，但给他最正面影响的教授却是数学家赫尔曼·闵可夫斯基。他是俄裔犹太人，当时只有30岁出头，方方的下巴，可以说相貌堂堂。爱因斯坦欣赏闵可夫斯基将数学与物理结合起来的方式，但却避开了他的课上最需要费心思的内容，这就是为什么闵可夫斯基称他为一条懒狗的原因：“他从不为数学操心。”[98]
爱因斯坦经常和一两位朋友一起学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个人的兴趣和热情。[99]他仍然自诩为“一个流浪者和不合群的人”，不过他也开始在咖啡馆里悠闲地消磨时间，和一些不拘于传统的兴趣相投者参加音乐晚会。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远离人群、对他物漠不关心的人，但在苏黎世，他的确与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的一生至关重要。
格罗斯曼便是这样一位朋友。他是一个犹太数学奇才，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在苏黎世附近开办了一家工厂。由于爱因斯坦不怎么去上课，格罗斯曼便为他做了大量笔记。“他的笔记甚至可以拿去发表，”爱因斯坦后来对格罗斯曼的妻子赞叹道，“当我准备考试时，他总是借给我那些笔记本，它们是我的救世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真不敢想象情况会是什么样。”
爱因斯坦和格罗斯曼经常在利马特河畔的大都会咖啡馆（Café Metropole）一边抽烟斗、喝冰咖啡，一边讨论哲学。“总有一天，这位爱因斯坦会成为伟人。”格罗斯曼向父母预言。后来，这个预言果然成真。在这一过程中，格罗斯曼功不可没。他为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且在数学上帮助爱因斯坦将狭义相对论发展成广义相对论。[100]
联邦工学院的许多课程似乎有些陈旧，爱因斯坦和朋友们开始自行研读最新的理论。“我经常逃课，在家里怀着神圣的热忱研究理论物理学大师的杰作。”他回忆说。这些在业余时间里阅读的内容包括基尔霍夫的辐射理论、亥姆霍兹的热力学理论、赫兹的电磁理论、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等。
他也受到了一位不太出名的理论家奥古斯特·弗普尔的著作的影响。1894年，弗普尔写出了一部名为《麦克斯韦电学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Maxwell's Throry of Electricity）的通俗著作。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所说，弗普尔书中的许多概念很快就在爱因斯坦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场。书中有一章名为“运动导体的电动力学”，开篇就对“绝对运动”概念提出了质疑。弗普尔指出，运动只能相对于其他物体来定义。然而他进而考虑一个有关磁场感生电流的问题：“到底是电路静止，磁体在附近运动，还是电路运动，磁体静止，这是否是一回事？”在1905年狭义相对论论文的开头，爱因斯坦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101]
在业余时间里，爱因斯坦还阅读了法国人庞加莱的著作，他对爱因斯坦的影响后来成了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庞加莱博学多才，他几乎已经发现了狭义相对论的核心思想。1897年春，爱因斯坦在联邦工学院的第一年行将结束，这时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数学会议，庞加莱本应到场讲演。虽然他最终没有出场，不过会上宣读了他的一篇论文，其中包含有这样的著名宣言：“绝对空间，绝对时间，甚至是欧几里得几何，这些条件都不应强加于力学。”[102]
人性的一面
一天晚上，爱因斯坦在女房东家忽然听到有人在附近弹奏莫扎特的一首钢琴奏鸣曲。他问这是谁弹的，女房东说，这是一位教钢琴的老太太弹的，就住在隔壁的阁楼上。爱因斯坦等不及穿戴整齐，抓起小提琴就冲了出去。“您不能这样，爱因斯坦先生。”女房东喊道。他没有理会，径直冲进了邻居的房子。那位钢琴教师惊讶地抬起头看着他。“请继续演奏吧。”爱因斯坦恳求道。没过多久，屋子里就回荡起小提琴为莫扎特奏鸣曲伴奏的乐声。后来她向邻居打听，这位伴奏的不速之客是谁。邻居安抚她说：“只不过是一个学生，并无恶意。”[103]
音乐一直令爱因斯坦心醉。对他而言，音乐与其说是一种逃避，不如说是一种关联：它反映了宇宙背后的和谐，体现着大作曲家的创造天才，任何感受到这种无法言传的愉悦的人都会心绪相通。和谐之美使他对音乐和物理学满怀敬畏。
苏珊娜·马克瓦尔德是苏黎世的一个小姑娘。她的妈妈举办了不少音乐晚会，演奏曲目多以莫扎特的乐曲为主。她弹钢琴，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他对我出的纰漏非常宽容，”她回忆说，“他顶多会说，‘你卡在这了，就像驴子（困在了）山上’，然后会用琴弓指着我应当在哪里进入。”
爱因斯坦欣赏莫扎特和巴赫音乐中清晰的结构，这种结构使他们的音乐似乎是“决定论的”，一如他最喜爱的那些科学理论像是直接来自于宇宙，而不是编创出来的。爱因斯坦曾说：“贝多芬的音乐是创作出来的，而莫扎特的音乐则纯洁非常，似乎向来就存在于宇宙之中。”在另一则报道中，他将贝多芬与巴赫进行对照：“我听贝多芬时感到不舒服。我认为他过于个人化了，几乎是赤裸裸的。还是让我听巴赫，多听些巴赫吧。”
他也欣赏舒伯特“表达感情的超凡能力”。但在一份亲笔填写的问卷中，他对其他作曲家提出了批评，从中可以反映出其科学旨趣：亨德尔带有“某种浅薄”，门德尔松虽然表现出了“很高的天分，但却缺乏某种深度，以至于往往流于平庸”，瓦格纳“缺少一种结构，我视之为颓废”，里夏德·施特劳斯“虽有禀赋，却没有内在的思想体系”。[104]
爱因斯坦还喜欢在苏黎世附近的阿尔卑斯湖驾驶帆船，这是一项更加孤独的追求。“我依然记得当湖面上的风不再扬起，船帆如枯萎的树叶一样低垂下来时，他会拿出自己的小本子开始涂写，”他房东的女儿马克瓦尔德回忆说，“不过只要风儿吹起，他又会立刻驾起船来。”[105]
他从小就有的政治情感——蔑视一切权威，厌恶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尊重个性，鄙视中产阶级的消费和炫耀财富，向往社会公平——受到了在阿劳对他如父亲一般的房东约斯特·温特勒的影响。在苏黎世，爱因斯坦也遇到了一个类似的政治导师，他就是温特勒的朋友——古斯塔夫·迈尔。他是一位犹太银行家，曾经安排爱因斯坦第一次造访了联邦工学院。在温特勒的支持下，迈尔创建了伦理文化学会瑞士分会。爱因斯坦是迈尔家举行的非正式聚会的常客。
爱因斯坦还与当时正在苏黎世学习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儿子弗里德里希·阿德勒结为好友。爱因斯坦后来称他为自己见过的“最纯洁、最热忱的理想主义者”。阿德勒试图劝说爱因斯坦加入社会民主党，但爱因斯坦从不习惯于把时间浪费在组织机构的会议上。[106]
那些后来使爱因斯坦成为心不在焉的教授的偶像式特征在其学生时代就已经表露出来，比如在举止上不拘小节，装扮上随随便便，衣服也磨损得厉害，有时会忘性大发。他在旅行期间常会忘记拿衣服和手提箱，甚至记不住自己的钥匙在哪里，这已经成为女房东的看家笑话。据爱因斯坦回忆，曾经有一次，他拜访了家人的一些朋友，“我离开时忘记拿手提箱了。主人对我的父母说，‘那个人将不会有任何出息，因为他什么也记不住’”。[107]
虽然学生生活无忧无虑，但父亲生意上的接连失败却为之蒙上了一层阴影。父亲不听爱因斯坦的建议，执意做生意，而不像雅各布舅舅那样在工厂工作，能够拿到稳定的薪水。1898年，当父亲的生意再次濒临破产时，爱因斯坦万分沮丧地给妹妹玛雅写信说：“如果我坚持己见，爸爸也许两年前就找到有薪水的工作了。”
这封信所表现出的绝望非同寻常，按照父母当时的经济状况，实际情况可能不至于如此糟糕：
也许这一切都只是源于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忧惧。无论如何，他的父亲似乎像往常一样乐观地挺过了这场危机。到了来年2月，他获得了为米兰附近的两个小村庄安装街灯的合同。“一想到父母现在已经克服了最严重的困难，我就高兴起来，”爱因斯坦给玛雅写信说，“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生活，小说这种文体就不会发明出来了。”[109]
爱因斯坦不拘于传统的新生活和自我专注的天性使他与玛丽·温特勒（即他在阿劳寄宿的家中那位既可爱又有些反复无常的女儿）的关系不大可能继续下去。起初，他还邮寄给她几篮要洗的衣服，她会在洗后寄回。有时虽然连一张便条都没有附，但她仍会满心欢喜地试图使他开心。她曾在一封信中说，自己“冒着瓢泼大雨穿过森林”到邮局寄回洗净的衣服。“我迫不及待地找寻着小小的便条，但一无所获，不过只要看上一眼你写地址时留下的可爱笔迹，就足以使我感到幸福了。”
当爱因斯坦说打算来看她时，爱情的力量使玛丽感到头晕目眩。“阿尔伯特，你要来阿劳，我真是感激之至。不用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会扳着手指头过的，”她写道，“自从你可爱的灵魂活跃和游走于我的灵魂中，那种感觉是多么幸福啊，我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只能说，我永远爱着你，宝贝。”
而爱因斯坦却想断绝这种关系。他到苏黎世联邦工学院之初写的一些信就建议他们不要再彼此写信了。她回复说：“我亲爱的，你信中有一段话我不是很明白。你写道，你不再想与我通信了，可是为什么要如此呢，宝贝？……你这样粗鲁地写信，想必是在生我的气吧。”接着，她试图将问题一笑了之，“不过等着瞧吧，待我回到了家，看你是怎么挨骂的。”[110]
爱因斯坦的下一封信愈发不友好了，甚至因为她送了一个茶壶而大发牢骚。“至于我送给你那把笨拙的小茶壶这件事，你高不高兴都无所谓，只要以后你能用它沏些好茶就行了，”她回信说，“现在你该满意了吧，请不要再在信的字里行间对我怒气冲冲了。”她说，她教的学校里有一个小男孩长得很像他，“我非常爱他，”她说，“有时他一看我，就把我完完全全抓住了，我总以为是你在看你的小宝贝哩。”[111]
然而接下来，任凭玛丽一再恳求，爱因斯坦却不再写信了。她甚至给他的妈妈写信，请她帮忙想办法。“这个小淘气现在懒得出奇，”保莉妮回信说，“眼下我就苦苦等了三天，但依然杳无音讯。只要他一露面，我肯定好好数落他一番。”[112]
最终，爱因斯坦在一封给玛丽妈妈的信中，明确宣布他们的关系结束了，而且在放春假期间不会回阿劳。“由于我的过失，我已经给这个可爱的小姑娘造成了太多痛苦。倘若我以新的痛苦换取几天的欢乐，那就太不值得了。”
然后，他内省式地评论了自己如何避免因感情承诺而导致痛苦，以及如何通过回到科学来回避那些“纯个人的事务”：
在我们看来，爱因斯坦对玛丽的冷漠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十几岁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旁观者很难说清楚。他们显然非常不同，尤其是在思想上。玛丽的信往往有些唠叨，特别是在心里没底时就更是显得语无伦次。“我写了不少无聊的废话，是不是？结果你甚至连一遍都懒得读完（不过我可不相信）。”她曾在信中这样说。在另一封信中，她说：“我不去思考自己，宝贝，这确是事实，但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什么都不思考，除非碰到了一个极其愚蠢的演算，那时为了调剂一下，我需要比学生们知道得多一些。”[114]
毫不奇怪，无论责任在谁（如果有的话），他们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段经历结束之后，玛丽的精神相当消沉，她经常怀念那段教学的日子。几年以后，她嫁给了一个表厂的经理。而爱因斯坦则从这重关系中解脱出来，投入了一个与玛丽迥然不同的女子的怀抱。
米列娃
米列娃·玛里奇的父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塞尔维亚农民。米列娃是长女，也是他最疼爱的孩子。他参过军，婚后生活开始富裕起来。他希望这个优秀的女儿能够在由男性统治的数学和物理学界取得成功。米列娃的童年基本是在诺维萨德度过的，当时这个塞尔维亚城市还在受匈牙利统治。[115]她转过几次学，学校的质量也越来越高，无论在哪个学校，她在班里的成绩都名列前茅。最终，经过父亲的一番努力，萨格勒布只招收男生的古典高级中学（Classical Gymnasium）允许她入学。在以优异的物理和数学成绩从那里毕业后，她考入了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成为爱因斯坦班上唯一一个女生，这时她即将年满21岁。
她比爱因斯坦大三岁有余，先天性髋脱位使她备受折磨，所患肺结核容易发作，情绪也比较容易低落。米列娃的名气既不在于容貌也不在于个性。她在苏黎世的一位女友曾经这样描述她：“思维敏捷，严肃认真，娇小柔弱，深色头发，其貌不扬。”
但她也有着吸引爱因斯坦的气质，至少在他浪漫的求学期间是如此：对数学和科学富有激情，喜欢沉思冥想，能逗人开心。她眼睛深陷，深邃的目光让人久久不能忘怀，脸上带有一丝迷人的忧郁。[116]时光荏苒，在爱因斯坦的一生中，她将分别扮演灵感源泉、同伴、恋人、妻子、厌恶对象以及对手的角色，而且会为他营造一个平生最强的情感场。这个场对他时而吸引，时而排斥，其强大力量是这个纯粹的科学家永远也琢磨不透的。
1896年10月，他们双双考入联邦工学院，但关系的推进尚需时日。根据他们的书信或回忆录，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在第一学年还只是同学关系。不过，1897年夏天，他们决定一起去徒步旅行。那年秋天，米列娃从爱因斯坦那里“得到的新感觉让她有些惴惴不安”，她决定暂时离开联邦工学院，去海德堡大学听课。[117]
她给爱因斯坦的现存的第一封信是在到达海德堡后几周写的，它隐隐显示出了爱情的召唤，但她那种自信的冷漠也表现得很突出。她用德语中正式的“您”来称呼爱因斯坦，而没有用更亲切的“你”。与玛丽·温特勒不同，她戏称自己并不迷恋对方，虽然爱因斯坦此前给她写过一封罕见的长信。“收到您的信已经很久了，”她说，“我本想立即回复，以感谢您不辞劳苦写了长长的四页，也表达一下您在旅行中给我带来的快乐。不过您说过，倘使有一天我感到无聊，就该提笔给您写信，而我是很听话的，就一个劲地等待无聊出现；然而时至今日，我的等待仍是枉然。”
米列娃与玛丽的另一点不同是，她在信中表现出了相当的思想力度。在第一封信中，她对菲利普·勒纳德正在讲授的运动论课程表现出了极大热情。勒纳德当时是海德堡大学的副教授，这门课讲的是气体性质如何源于数百万个分子的相互作用。她写道：“哦，昨天勒纳德教授讲的课真是太清楚了。他目前正在讲气体的热运动论，结果竟然得出了氧分子以每秒400多米的速度运动的结论，于是这位可敬的教授算了又算……终于得出这些分子虽然以这种速度在运动，但所走过的路程只是一根头发丝宽度的1/100。”
在当时，运动论还没有被科学界广泛接受（甚至原子和分子的存在都没有得到肯定），米列娃的信表明，她对这一领域的了解还不深。顺便说一句，勒纳德将会成为爱因斯坦早期的灵感来源，但后来却成为他最为憎恶的反犹主义者之一。这种讽刺着实令人悲哀。
针对爱因斯坦在前一封信中提出的人在理解无限方面碰到的困难，米列娃也做了评论。“人不能把握无限，我认为这不应当归咎于人脑的结构，”她写道，“人可以想象无限的幸福，他也应当能够把握空间的无限，我相信这要容易得多。”她发现想象无限空间要比想象无限幸福更容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和了爱因斯坦所说的——摆脱“纯个人事情”的束缚，逃入科学思考的避风港。
不过从信上看，米列娃也在以一种更加个人的方式想念爱因斯坦。她甚至同自己所仰慕的、呵护自己的父亲谈起过他。“我爸爸曾托人捎给我一些烟草，要我一定当面交给您。他很想使您对我们的强盗小国垂涎三尺。我已经向他谈起过您的方方面面。哪天您无论如何都要与我去一次，你们俩一定会有许多东西可谈！”与玛丽的茶壶不同，烟草也许是爱因斯坦钟爱的礼物，不过米列娃却逗他说自己还没有寄出，“不然您必须为它上税，那时您会诅咒我的”。[118]
这种亦庄亦谐、有张有弛、若即若离的风格（其实在爱因斯坦身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必定吸引了他。他敦促米列娃快点回苏黎世。1898年2月，她终于做出了这个决定，他为此激动万分。“您一定不会为此而感到后悔的，”他写道，“您应当尽快回来。”
爱因斯坦向她透露了每位教授上课的一些细节（他发现有一位教几何的教授“有些让人捉摸不透”），并且保证用他和格罗斯曼做的课堂笔记帮她补习功课。不过有一个麻烦，她也许不能继续住在膳宿公寓那间“舒适的老屋”了。“活该，您这个逃跑的小姑娘！”[119]
到了4月份，米列娃终于回来了。她寄宿的房子距爱因斯坦的住所只有几个街区。现在他们俨然已如夫妻。他们共享书籍，热烈地交流思想，互相袒露隐私，住所也可以共用。有一天，爱因斯坦又忘带钥匙了，他被锁在了门外，便找米列娃借物理课本。“请不要怪我。”他在留给她的便笺中写道。时隔不久，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他在便笺中补充说：“如果您不介意，今晚我就去您那里和您一起读书。”[120]
朋友们感到无法理解，像爱因斯坦这样一个几乎能让任何女性一见倾心的英俊小伙子，怎么会迷上一个身材矮小、相貌平平的塞尔维亚人，况且她还有些跛足，时常流露出多愁善感。“倘若一个女人并非完全健康，我肯定不敢娶她。”一个同学对他说。爱因斯坦则回答：“但她的嗓音无比动听。”[121]
爱因斯坦的母亲喜爱玛丽·温特勒，她对这位取代玛丽的深色皮肤的知识分子也有类似疑虑。1899年春假期间，爱因斯坦到米兰拜望父母时给米列娃去信说：“您的照片给了我的老母亲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她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的时候，我还心领神会地说：‘是呀，是呀，她简直就是一个聪明的小滑头。’为此我已经不得不忍受相当多的讥笑。”[122]
为什么米列娃会对爱因斯坦有如此强烈的亲和力，这其实并不难理解。身为局外人，他们都感觉自己在求学期间很孤单。这两个知识分子都对中产阶级的前程有些绝望，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既是恋人，又是伙伴、同事和合作者的人。“我们深切了解对方的隐秘灵魂，也都喝咖啡和吃香肠，等等（etcetera）爱因斯坦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爱因斯坦能够设法使“等等”一词听上去有些无赖。他在另一封信的结尾说：“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等等，尤其是后者。”在分开数周之后，他列出了希望和她一起做的事情：“我很快又会回到我的小宝贝身边，吻她、拥抱她、煮咖啡、责骂、用功、说笑、闲逛、聊天……数也数不清！”能够共享这些俏皮话使他们颇为得意。他写道：“和往常一样，我还是那个老无赖，总是异想天开，行为粗鲁，喜怒无常！”[123]
爱因斯坦能够爱上米列娃，最重要的是因为她的心智。“有个小博士做我的心肝宝贝，我会有多骄傲呀。”他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科学与浪漫在这里似乎水乳交融。1899年，在与家人度假期间，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向她悲叹道：“当我第一次阅读亥姆霍兹的著作时，倘若您不坐在我的身旁，我无法想象我还能做到，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改变。我喜欢一起工作，那样既给人以安慰，又不至感到乏味。”
事实上，他们之间的通信大都既有绵绵爱意，又包含着对科学的巨大热情，而且通常后者更为重要。在一封信中，爱因斯坦不仅预示了他那篇关于狭义相对论的伟大论文的标题，而且预示了其中的某些思想。“我越来越确信，目前这种动体的电动力学是不符合实际的，它能够通过更简单的方式表述出来，”他写道，“在电学理论中引入‘以太’这个术语已经导致了这样一种介质观念，其运动可以被描述，但却无法被赋予物理意义。”[124]
虽然这种理智与感情并存的伙伴关系令他着迷，但他还是会不时想起玛丽·温特勒所代表的那种更简单欲望的吸引。带着一种他以为是诚实的乖巧（或是为了恶作剧式地折磨别人的欲望）他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米列娃。1899年暑假过后，他决定带着妹妹玛雅报考阿劳中学，而玛丽就住在那里。他写信向米列娃保证，自己绝不会与前女友在一起很长时间。但也许是存心的，这个保证写得非但不能让人宽心，反倒更加令人不安。“我不会常去阿劳，因为我四年前曾经狂恋过的那个女孩儿就要回家去了”他说，“自从有了以内心镇定为基础的坚固堡垒，我通常感觉相当安全。不过我知道，要是再见几次这个姑娘，我肯定会发疯的。我对此相当确信，我怕这件事就像怕火一样。”
不过让米列娃高兴的是，这封信接下来写的是他们在苏黎世见面后将要做的事情。在这段文字中，爱因斯坦再次显示了他们的关系为何如此特别。“我一回到苏黎世，我们就马上爬于特利贝格山（Ütliberg）。”他说。这座山位于城外不远处，在那里能够“轻松愉快地放飞我们的记忆”回忆以前的几次徒步旅行经历，“我已经能够想象我们将会拥有的快乐”。最后，他带着一种只有他们才能心领神会的得意口吻宣布：“然后我们将开始研读亥姆霍兹的光的电磁理论。”[125]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的通信变得愈加私密和热烈。他开始称她为“多莉，（Doxerl）、“我放荡不羁的小无赖”和“我的街头小淘气”；她也称他为“乔尼”（Johannzel）、“我邪恶的小心肝”。到了1900年年初，他们终于用亲密的“你”来称呼对方了，这一转变始于她的一个短笺，它是这样写的：
送上千百次的吻，你的
多莉[126]
毕业，1900年8月
在学业上，爱因斯坦也是一帆风顺。在1898年10月的中期考试中，他的平均分为5.7（总分可能是6分）在班里名列第一。名列第二的是借给他数学笔记的朋友格罗斯曼，他的平均分为5.6。[127]
为了毕业，爱因斯坦不得不完成一篇研究论文。起初，他向韦伯教授提出用实验来测量地球在以太（使得光波能够在空间中传播的假想的物质）中穿行的速度。根据当时流行的看法（他后来会用狭义相对论推翻它）如果在以太中穿行的地球靠近或远离光源，那么观察到的光速就可以检测出不同。
1899年暑假，他在造访阿劳期间同母校校长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来研究物体相对于以太的运动是否会影响光的传播速度。”他在给米列娃的信中写道。他认为可以建造这样一个仪器，其中有一些成角度放置的镜面，“使得从一个光源发出的光可以沿两个不同方向被反射”，光的一部分沿着地球运动的方向发送，另一部分则垂直于它发送。后来，在一场关于他如何发现相对论的讲演中，爱因斯坦回忆说，他的想法是将一束光分开，沿不同方向反射它，看看是否会产生“能量差，这取决于该方向是否沿着地球在以太中穿行的方向”。他认为，这一想法可以“用两个热电堆检验它们当中产生的热量差”来实现。[128]
韦伯反对这一建议。爱因斯坦自己并不知道，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做过类似的实验（其中也包括美国人阿尔伯特·迈克耳孙和爱德华·莫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令人困惑的以太实际存在着，也没有人发现光速会随着观察者或光源的运动而发生改变。在与韦伯讨论之后，爱因斯坦读到了此前一年威廉·维恩提交的一篇论文，它简要介绍了已有的检测以太的13个实验，其中也包括迈克耳孙-莫雷实验。
他把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纯理论论文寄给了维恩教授，希望他能够回复。“他会通过联邦工学院写信给我，”爱因斯坦向米列娃预言，“您若在那里看到给我的信，可以将它取来启封。”
可惜没有证据表明维恩曾经写过回信。[129]
爱因斯坦的下一个计划是研究不同材料的导热性与导电性之间的关联。韦伯显然同样不喜欢这个想法，于是，爱因斯坦不得不（和米列娃一道）完成一项纯粹关于导热性的研究，而这是韦伯最擅长的领域之一。
爱因斯坦后来称自己对这篇毕业论文“毫无兴趣”。韦伯给了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班上的两个最低分，分别为4.5和4.0，而格罗斯曼则得了5.5。不仅如此，韦伯还说爱因斯坦的论文没有在正规的稿纸上书写，所以强令他将整个文章重抄一遍。[130]
尽管论文得分很低，但爱因斯坦的毕业总评还是勉强得了4.9分，在班里的五个学生里名列第四。虽然他的中学数学不及格这一动听神话已为历史所颠覆，但有趣的是，他大学毕业时的确在班里是倒数。对有些人来说，这多少也算个安慰吧。
总而言之，爱因斯坦毕业了。他的4.9分刚刚能够拿到毕业文凭，1900年7月，文凭正式下发。然而，米列娃只得了4.0，几乎是班里的最低分，所以无法毕业。她只得来年再试一次。[131]
的确，在联邦工学院的那些日子里，爱因斯坦最令人难忘的就是将自己自豪地塑造成一个不服从者。一个同学回忆说，“有一次，他的独立精神在班上表现了出来。教授提到了校方刚刚出台的一条不算严厉的纪律条例”，爱因斯坦表示抗议，他觉得教育最基本的要求是“思想自由”。[132]
爱因斯坦终生都对苏黎世联邦工学院有较高评价，不过他也指出，他并不喜欢由考试制度所带来的纪律。“当然，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他说，“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畏缩不前，以至于通过期终考试之后整整一年，我对思考任何科学问题都提不起兴趣。”[133]
实际上，这既不是事实也不可能是事实。他几周之内就打起了精神，最终带着基尔霍夫和玻尔兹曼的教科书等科学书籍，在那年7月底与妈妈、妹妹一起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过暑假去了。“我一直在读很多东西，”他在给米列娃的信中说，“特别是基尔霍夫关于刚体运动的那些著名研究。”他承认自己对考试的愤恨已经平息了不少。他说：“我的神经已经镇静下来，因此我又可以幸福地重新开始学习了。你怎么样？”[134]
